元霄之夜的回忆

李谦和

李谦和《甲辰年寄语》（之三）

“元宵之夜”的无奈

四十年前，我在一家县级小报当副总编辑。当时年青，有上进心，想做好工作得到提拔，所以总是尽心尽力地干。元宵节过后的一天，县委办公室的一位秘书送来一件书记的书法作品，要求制版放在报眼位置。我一看，书法俊美，内容是首小诗，也可以，但题目“元宵之夜”不妥，就对来人说请书记改为“元宵”或“元宵节之夜”，重写一下。来人没说什么拿上走了。后再未送来，也未与我联系。我不明白是来人没把我的意见转告给书记，还是书记不接受我的意见拒绝重写。当时我心惴惴不安，想找那位秘书追稿，也想过直接找书记，但都觉得欠妥，于是便静静等待，结果书记的书法作品最终未能见诸报端。

此事过后不久，我在报上编发了一组县委对台办公室送来的表扬台胞的稿件。有人给我掏耳朵，说书记认为所表扬的个别台胞的事失实，批评对台办采访不认真，不准确，报社编发把关不严。我想这可能是“元宵之夜”的后溢效应，但我对谁也没说，只压在心底，继续如常工作。

我是一个近乎蠹虫的书呆子，虽不信仰孔子，但崇拜孔子。子路向孔子请教如何伺候君王，孔子说“勿欺也，而犯之。”翻译成现代话，就是“不要使用欺骗的手段啊！但是，为了当好臣子，可以实事求是地直率地讲一些在国君听起来不顺耳的话，或者做一些在国君看来不近人情的事。”我做县报副总编，自视自己为“臣子”，书记为“国君”，发现“元宵之夜”的不妥而“犯之”，这本是既顾及书记颜面，又对报纸水平负责的善举，却未被理解。我编发的对台办提供的报道台胞的稿件被“失实”以后不久，我因别的“违纪”问题被免去副总编职务。

“元宵之夜”的无奈对我刺激太重。从2003年开始，我请女儿协助我整理学习研究《论语》，到2010年完成长达33万字的专著《论语重编》全稿，请曾任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时任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的李玉明做了序言，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我书中对前辈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中的观点提出近百处商榷意见。我的马列恩师、原中共忻州地委党校已故老校长赵光清教授，一字一句研读并批阅了全书，在附录中发现一个印刷错字：把“弋”错印成“戈”了。我书出版后不久，我在网上看见，广西师范大学研究生部，也把我书列入国学研究生必读的十三部参考书之中。

“元宵之夜”那年，我的年柱恰值流年太岁，但我行善无咎，故未遭遇大害。分明太岁也会犯错。

现在回想起来，若没有“元宵之夜”的无奈，也许我就不会有《论语重编》行世。由此可见，应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因为任何经历都是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