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下乡生活点滴

难忘知青岁月

作者：王德瑞

前排右一为本文作者王德瑞

我1968年10月随上山下乡的洪流到绥中县西北山区的王家店公社骆杖子大队张庄生产队插队落户，直至1978年12月考入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十年的下乡生活留给我很多回忆，虽时隔三十余年，有些人和事仍历历在目。在离校40周年之际谨以此篇献给母校、老师、同学、子女，让我们共同重温那段蹉跎岁月。

抬 重

下乡第一年的秋天，张庄的梨果大丰收。一天，我们青年和社员们正在场院热火朝天地选梨装箱，这时队长张文江叫我：“德瑞，山尖生产队没了个老人，他们队里一个月已经没了两人。按老风俗，属相不合或者之前抬过重的人不能再抬，他们队就再找不出适合抬重的人啦。现在老人已经入殓，正愁没人抬重呢。山尖的张队长来求你们小青年，看能不能帮个忙，把老人发送了？”我当即和点里的男同学商量，大家一致同意“我们应该急人之难”。随后我们随张队长来到那个去世的老人家。

一进院门，老人的儿子“扑通”一声就给我们跪下磕头，我们赶紧扶他起来说：“别这样，谁都有为难的时候，这不算什么，我们青年不忌讳这个。”接着，我们就按当地发送老人的风俗听凭人家指挥。发给我们每人一条白布，扎在腰间，一张白纸条，贴在脑门。来到寿材前，人们正忙着绑抬重的扛子。

记得抬重一共八个人，前四后四。我被安排在后面左侧。当时一位老大爷对我说：“外甥，抬重时一定要把腰挺起来，起灵时动作要快，不然重量就向你这边倾斜。”我记在心里。“起灵了！”一声吆喝，八个人忽的一下抬起了“寿材”，谁都怕起晚了挨压。

喇叭响，哭声起，出灵了。灵幡迎风猎猎作响，纸钱随风漫天飞舞。老人的墓地离村子约一公里，在山坳里，根本没有路，贴着山坡走。抬重的人就遭罪了，那天活该我倒霉，一路上，我始终处在坡下位置，灵柩的重量全偏沉过来，脚下的石头、荆棘遍地，我只能咬紧牙关一步一步挪动。汗出来了，腿发软了。听天由命吧，快点到吧，心里默念着。

终于到了，放下杠子，我一屁股坐在山坡上，一个劲地喘着粗气，根本无心去看下葬。回到村里，洗手漱口后，开始吃饭。黄澄澄的苞米碴子，黑忽忽的炒咸菜。别说，吃得还真香。那年月吃这就不错了，再说也累了饿了。

临走时，老人的子女千恩万谢，送我们到村头。

疤 痕

1969年，下乡两年了。和农民朋友一起贪黑起早，摸爬滚打，赶车、打场、推碾子磨米、扬粪、扶犁、撒种、铲地、给果树剪枝，刮皮、打药、修梯田、打眼放炮，样样农家活都干到了。

说实在的，人一旦适应了环境，干起活来也蛮有乐趣的，也确实受到了磨炼。

这年腊月的一天，早饭后大家到队部等派活。队长说：“今天放树。”

于是每人拿一把斧头到了沟里的一片山林。山坡上长着几十棵柞树。这种树每年长的新枝都被当柴砍掉，年复一年，只留下一棵树桩。

这天的任务就是砍掉这些树桩子。干吧，一人一棵，砍完这棵砍那棵。为了多出活，中午也没回家吃饭。一连气干到了下午两点钟。只累得大伙腰酸背痛。

“收工！一人扛一根回家。”队长一声令下，大伙有了精神，每人扛起一根就往山下走，我也同样扛了一根。这根有两米长，25公分粗。

很快，十几个人一溜烟似的就下到了沟底，沿着沟底大车路往山下走。走到葛阳沟口，发现从沟里流出的一股山泉，漫过车道流入河沟里，时值腊月，在车道上形成一个水面，水面没冻，底层结冻。

我没当回事一脚踩了上去。哪知道前脚着地，后脚却沾在了冰上，扛根大木头，头重脚轻，一使劲哧溜一下滑倒，一头磕在冰上。头部着地，右肩头大木头一压，好家伙，眼冒金星，天旋地转。

众人赶紧过来把我扶起，还好能站起来，可鲜血却呼呼往外冒。好家伙，左眉骨处砸开一条4厘米的大口子，皮肉都翻开了，深见眉骨。

大家见我伤得不轻，赶紧去找大夫。杨国昌急得不行，一口气跑到2公里外的大队部，向在公社工作的陈素月打电话求救，陈素月又跑到2公里外的柳树沟找到了当年国民党的军医刘宇泽。刘军医骑上毛驴，陈素月背着药箱直奔4公里开外的张庄而来。

此时天已经黑了，刘军医到后立即缝合伤口。当时没有麻药，缝合的穿针声我听得真切，好在伤口麻木也感觉不出疼。

多亏了乡亲们和同学们，多亏了刘军医，我大难不死。

受伤了，来福了，不用出工了，在家歇着。吃点啥补养啊？那年月能有啥啊，副食各家送点咸肉，炒点咸菜瓜，主食最好的是苞米糊糊粥。还别说，就这苞米糊糊粥，两个月下来，我还胖了，体重增加了5公斤。

吉人自有天相，伤口没有感染，很快愈合，但留下一条永不消逝的疤痕。春节到了，这个样子怎么能回锦州呢？父母见了多心疼啊。干脆，撒个谎吧，找个理由没有回家。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外面和老农过了个春节。时隔三十多年，疤痕依然清晰可见，既是那个年月的见证，也是我人生一次永不忘记的回忆。

吃“平客”

按当地风俗，每逢年景好一点，秋后，生产队都要集体会餐，大吃一顿，即为吃“平客”。

这一年恰逢水果丰收，队长社员都高兴，队里决定吃“平客”。社员们一听说，乐得直蹦高，七手八脚忙乎开了。

这边一伙人去羊圈抓了四只羊，咩咩地叫声不断，那边叫人去搭锅台，支大铁锅，准备大炖羊肉。又派人去公社酒厂打酒。我负责温酒，在地上支三块石头，把装酒的大屁股铁壶架在石头上，底下烧劈材。外号“大脚丫子”的张叔负责杀羊、剥皮、“摘下水”。三下五除二，不大功夫，鲜嫩的羊肉块就放到了锅里，锅里羊肉咕嘟嘟的翻滚，锅下劈材烧得劈啪作响，热气带着肉香直扑鼻子。

会餐在小队部，两间房的大通炕一溜放了四张炕桌。肉熟了，酒热了，饭熟了，队长吹响哨子，高声大喊：“各家派一人开饭了。”

并不是所有人都来，每户只能来一名劳力，我们下乡青年特殊优待，全部参加。

喊声过后，只见人们陆续走来，每人手里端着碗筷，会喝酒的端个酒壶，进屋上炕，围坐在桌子四周，全队只有14户人家，连我们青年算在一起也就二十多人。

上肉了，每桌一大盆（脸盆大小）。白酒，每人先沏一壶，我们小青年就用二大碗。饭是小米干饭。

张文江队长站在炕沿下，端着一盅酒说：“今年水果大年，咱们又丰收了，宰四只羊，庆祝一下，没有别的，咱就干嘟噜的大块吃肉，随便造，会喝酒的管够，但别耽误了明天出工干活。来，干一个。”队长一饮而尽。

“谢谢队长!”话音一落，大伙接着就是狼吞虎咽，碰杯敬酒，边吃边唠，好个热闹场面。只一个回合，肉下去半盆。“再添肉!”队长喊道。“好嘞”，掌勺的边答应边一溜小跑，忙个不停。

我们青年边吃边饮边和老农闲聊，少不了要说些感谢之话：“来到张庄，多蒙父老关照，送粮送柴，指导农活，关心体贴，如自己父母”。

聊得兴起，免不了多贪几杯，加之年轻气盛，我一连喝了三碗白酒，直喝得叫尤钊义背回青年点，至于饭后如何收拾残局，全然不知。听说我喝醉了，可急坏了东邻张爷爷，70多岁，拄着拐杖来看我，拿着酸梨给我解酒。我硬挺着应酬，吃着梨不久便睡着了。

第二天睁开眼，感觉被窝里叽哩咕噜不知什么东西，一看，天啊! 一被窝酸梨，都是咬了一口的。可想而知，昨晚我醉成什么“德行”。

本文作者王德瑞

扒货车

知识青年下乡后，想回锦州，又没有钱，常常扒火车，扒拉货的火车。这里也有学问，从绥中到锦州，要了解哪趟车在锦州站经停，不然就不知把你拉到哪去。要想知道这些，要问车站列检师傅。那时工人师傅很同情下乡青年，一般都会热心地告诉你。

下乡头几年，我可没少扒货车，有时坐平板，有时坐在装货车厢的空地，有时坐在机车里，有时坐尾车厢。坐车头尾车厢还好些，坐在平板上可就危险了，不能站着，只能坐着。任凭疾驰的列车带来的风沙吹打。要是冬季，一路下来，脸都被吹麻木了，所以一般情况下都不坐平板。

有一年秋后，从绥中回锦州非坐平板不可。为啥？我们几个青年带了十几筐水果（每筐百斤），坐平板搬运省事，从站台可直接放到列车上。记得那天把水果运到绥中车站后，车站熟人把我们送进了站台。熟人告诉我们，一会儿肯定有趟货车停在这个站台，但时间短，往上搬东西要快。

大约20分钟，一列货车进站，幸运得很，还真有一节是平板，而且没有载货。车刚停稳，我们几个人赶紧往上搬，两人抬一筐。刚装完，就听一位站里工作人员高喊：“小青年，太危险，下来!” “谢谢师傅了，我们一定小心。”我们话音未落，列车起动，悬着的心也落地了。

列车车速加快，风驰电掣般开始狂奔，免不了颠簸。水果筐底窄上宽，晃动起来，一但滚起来，没有车箱板挡着，非得滚下车去不可。这下苦了我们几个，一个人搂着三筐水果，还要用力气压住，坐不能坐，站不能站，半跪半蹲，也顾不上风沙吹打。车下路边还有人看笑话：“唉！哥们，水平不低啊！”我们自己也是哭笑不得。

终于挺到了锦州。车停后，赶紧卸车，搬到站台上的水果筐摆了一大片，车偏偏停在了客车站台上，非常显眼。

我们心想：一定要“坏菜”，非得挨憋。恰好过来一位师傅，“胆够大的弄这么一大堆，哪来的？”

我们赶紧说：“师傅，我们是下乡青年，从绥中带些特产回家看看。”

“啊，青年啊，我儿子也下乡了，不容易，但你们扒平板车，多危险哪，快点弄走吧，领导来了就麻烦了。”师傅没有为难我们。

“师傅您看这么多筐，您帮忙给弄台手推车吧”。

师傅还真就给我们推来一辆手推车，我们赶紧装车，在师傅指点下从车站的偏门出了站。

扒货车已成为那个年代青年的探家交通工具。

赶 猪

1976年，我已娶妻生子，建立小家庭。在那计划经济年月，城市的猪肉完全靠农民养猪供给，也就是政府向农户征收任务猪，每户一头。我有了家庭当然也不能例外。那时每家每户都自养一头肥猪，准备大年杀掉，作为下一年的油水，都舍不得上交。于是大家都想办法去买老母猪，它便宜，卖前再喂个大肚子也合算。我和妻舅一商量，决定去河北驻操营子看看。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出发了。从王家店到驻操营子不通汽车，只能走小路，为了抄近，出门我们就直奔山梁，山那边是河北抚宁县。

一路上我们手持树枝，既当拐杖，又可防蛇。呼吸着山林沁人心脾的空气，真是爽极了。不时还可尝尝山里的野果子，什么山葡萄啦、野梨啦，渴了还有甜甜的泉水，饿了啃几口自带的地瓜。

下了山，顺着河套向山外走，偶尔遇见农民的大车顺便搭一程。下了车，继续走，直到下午三点多钟，才到了驻操营子，30多公里的路程足足走了十个小时。

进村经老者指引，很快找到了卖猪人家。看了猪，讲了价，天色已晚，我们就在卖猪人家里借宿一夜。那家人十分热情，盛情款待，还给我们烧了洗脚水。脱下鞋，好家伙，脚板上起了多个大泡，用针一挑，疼煞人也。走了一天的路，实是累了，倒头便睡，一觉到天明。

早饭过后，抓猪、过秤、付款、再喂一遍猪，一切妥当，谢过主人我们二人便赶着三头猪上路。赶着猪往回走就无法抄近路了，只能顺着山沟大车道走，但照样得翻山越岭。开始猪刚出圈，来到野外，很新鲜，刚吃饱，浑身是劲撒着欢，不时还乱窜，这边闻闻那边看看，走得很快。

但好景不长，没走二十几里路，其中一头猪就趴下不走了，走近一看：猪的两上蹄夹已经磨出血。这可糟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找车又没有，就是有也没钱哪。还得走哇，用擦汗的毛巾把猪蹄包上，勉强往前凑合吧。歇了个把钟头，赶起猪又上路。毛巾不抗磨，走一段又破了，只好路过村屯时向老乡要点破布，再包上。就这样，走一段包一次，勉强翻过了加碑岩乡的大横岭。

来到山下，猪实在走不动了，又有一头猪蹄夹磨出了血，天也快黑了，只好借宿。找到当地的大队书记说明了情况，大队书记大力相助，安排我们在一小学教师家吃住，还给喂饱了猪。

第二天还是不能赶着猪上路。无奈在大队往家打了个电话，中午时分，家里来车，把猪拉回了家。猪在家养了一个多月，收猪的来了，早晨起来温了一锅猪食，把猪喂得大肚溜圆上交。一过秤，按等级作价一算，还赚了好几十块钱。虽然买猪累点，但既完成了上级征购任务，又不亏本，心里也美滋滋的。

右一为本文作者王德瑞（摄于2023年8月）

我的回城梦

下乡容易，回城难，我的回城梦可谓曲折又漫长。起初，城里招工，不是受年龄限制，就是唯成分论，我年龄大，加之出身中农，无缘被招工。

1971年机会来了，招工数量多，我被推荐。但听公社青年助理说绥中县要留一批青年就地转为公办老师，我那时刚好在大队小学任代课教师，“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的观念早已有之。担心被招工就地转成绥中公办老师，于是将指标让给了其他同学。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那一年，绥中县一个青年也没留，全部回了锦州。唉，人算不如天算，我肠子都悔青了。

紧接着，公社又接到一个招工指标，就是在下乡的高中生里就地转为教师，公社征求我的意见，我又因为不愿意当教师回绝。1972年锦州铁路师范招生，虽不想当教师但迫于回城心切，我也动了心，绥中县文教局军管组长也同意推荐我。可谁知军管组长找到了公社党委书记指名要我时，书记大人一句“这是走后门，不行”，就把我给“毙”了。这真是一名好干部啊！

1973年，青年点剩我和杨国昌两个人。这时又有一招工指标，公社开会指定给骆杖子大队，就是我和杨国昌之中去一个。叫谁去呢？由大队决定，杨书记为难了，举棋不定。我和国昌从小就是同学，一直到下乡睡一个炕头。当时国昌家庭成份比我高，加上此时我的入党问题就要解决，我权衡一番，让国昌走，我再坚持坚持。这次机会又放过去了。

国昌走后，青年点里就剩我一个，接着我入了党，调到公社中学，这时有好些人都给我提媒，1975年我与当地贫农的女儿结婚，成家、生子、过起了“工农联盟户”的殷实日子。

回城的念头日渐淡漠，但机会反而真的又来了。全国恢复高考，1977年因超龄限报，1978年招生大撒网，我终于可以凭自己的能力去拼了。好在有些功底，我考入锦州师专，虽已经够本科分数线，但考虑到上大学没有工资，又要养活妻儿，只能打快拳，师专两年毕业就可养家糊口。1978年12月我终于坐在大学课堂里，总算是圆了回城梦。这梦一直做了十年。

左四为本文作者王德瑞（摄于2022年9月）

作者简介：

王德瑞，男，1946年3月生于辽宁省兴城，锦州一高中66届毕业生，锦州师专全日制大专毕业，中共党员，中级教师。1968年插队到绥中县王家店乡，1978年考入锦州师专，毕业后在锦州中学工作，历任教师、总务主任、政教干事。被评为市教育系统优秀党员，多次获学校金钟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