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进凭谁论短长 ——悼念《当代杂文》创始人邵建华老师（十年前旧作））

竹影敲窗

　　清明时节，愁云低压，凄风微动，霏霏的小雨如泪珠洒满山岗，深沉而阴冷的天气，加重了生者对逝者的追思。长满野草的墓地，香烟袅袅，烛光摇曳，纸钱翻飞，黄幡飘扬，更是使人心情沉重。当此触景生情感慨万端之际，我的手机响起了清脆的信息铃声，打开屏幕，比眼前的景象更为悲凉：邵建华老师已于昨日辞世，家属定于6日上午9点半钟准时在东郊殡仪馆举行简单的告别仪式。民大有专车于8点20分到玉林街5号接载前往，恭请文友们尽量参加。看到这条“紧急通知”，一种莫名的凄怆涌上心头——令人尊敬的全国著名杂文家、西南民族大学（原西南民院）教授、永不磨灭的社会良知，就在这普天同祭的日子悄无声息地西归了。我脑海里的浪花剧烈地翻动，肃穆地伫立，向着成都方向久久地凝望，一种景仰怀念的真情从浪花里飞溅出来：噩耗飞来恸野岗，阴云惨淡草悲凉。苍天洒泪文星落，后进凭谁论短长？

由于对邵老人品、文品的敬重，尽管我已在远离成都的山野，还是决定急速返回，去送邵老最后一程。

我怕赶不上车，提前二十分钟到达指定的地点，这是邵老在民大的住处，也是《当代杂文》编辑部旧址。我满以为车已成队，人已成行，出人意料的是，车不见踪，人不见影，没有丝毫生离死别的迹象，不免使人有点匪夷所思而惆怅难抑。于是，我不得不胡思乱想：也许，是邵老的“投枪”“匕首”具有很强的杀伤力，把人得罪光了；也许，是邵老刚正不阿、宁断不弯而又不谙世事的个性，远离了人群。不然，怎么会走得如此孤寂冷清？

我形只影单走进老旧的小区院门，找人探明缘由，邵老临终前嘱咐家人：不通知单位，不通知亲友，不设灵堂，不举行任何仪式，送到火葬场一烧了之。后来，家人觉得不妥，至少要让他生前倾注全部心血而日夜牵挂的杂文学会知道。我收到的“紧急通知”，就是学会文友发来的。真是简简单单地来，简简单单地去，何其磊落旷达而洒脱！生不求人（自己的事），死亦不愿给人增添丝毫的搅扰。

邵老的生平我不太了解，但我知道他是因言获罪的右派，从武汉大学流放到新疆，五人同行，唯他一人生还。后来到了民大，也少有遂意，除了教书育人，就是默默地笔耕。他深知，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在退休之前，他决心创办四川省杂文学会，用会刊《当代杂文》报这块小小的阵地为民呐喊，让人呐喊，以宏扬真善美，针砭假丑恶。他到处奔波，经历了不知多少周折，才闯过了各种所谓的“关口”，同时，得到了马识途和李致等知名人士的大力支持，学会终于于1988年3月3日正式成立。由识途马老任会长（马老九旬之后由李致任会长），他任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具体负责所有事务。自此以后，他把全部身心投入到杂文事业上。

学会没有任何经费，他本人也只是个快要退休的穷书生，要建立《当代杂文》这块新生的舆论阵地，全靠他凭着自己的威望去拉点勉强能够维持印刷和微薄稿费（每篇20元）的赞助。二十几年来，他没有助手，全靠爱人高树帮忙；二十几年来，老两口没有拿过一分钱的报酬，纯粹的义务。尽管经费如此紧张，一年一次的年会是雷打不动的事，哪怕是求助个体老板也照开不误（其中，川报承办过几年，省文联承办过几年）。为了节约开支，他骑着自行车为成都市区的会员送样报，风雨无阻,寒暑不变。可以说，他完全把办报当成自己的私事，成为他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他生命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凡是知道的人，无不叹息地重复着一句话：“精神可嘉！精神可嘉……！”他这种当今社会少有的“痴傻”精神，感动了身边所有的人，毫不例外地感动了我。三年前的年会上（与邵老生前最后一次见面），我见年近八旬的邵老身体日趋衰弱，私下对他说：“你的人生经历很有特色，我想给你写篇报告文学，权当人物传记，希望有空能够接受我的采访。”他淡淡一笑，没有表示反对。只可惜，我忙于生计，一直没有兑现这个承诺。据遗体告别时相聚的文友说，他在快要油尽灯枯的情况下，蘸着自己的血和泪，赶写了一部二十多万字的自传体小说，名曰《生死之间》，凡读过的人，无不为之潸然。我听了之后，真是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我隐隐地感到，很可能是我这个“言而无信”的“鼠辈”触动了他，才拼尽最后的力气来记录自己命运多蹇的人生轨迹。因为我知道，邵老生性爽直，写杂文痛快淋漓，且视杂文为生命，从来没有写过小说。如果真是这样，我就只有惭愧和内疚到死了。

为了《当代杂文》，邵老奉献了自己的全部。值得他欣慰的是，这张四开的小报，在中国杂坛享有很高的声誉，并不亚于众所周知的《杂文报》，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他不畏权贵，不计得失，从来没有前怕狼后怕虎而枪毙一篇好稿。只要不对要人指名道姓（没有落马的），无论多么尖锐的文章他都敢发。北京的邵燕祥、南方周末的鄢烈山、河南的陈鲁民等众多全国知名的杂文家，只要有发不了的稿子都往他这里寄。我曾经写过一篇《谁为贪官撑的腰》，投过多家还算胆大的刊物，只给我好评，就是不敢刊发，最终，还是邵老义无反顾地予以登载。另有《婊子不必修牌坊》（照样无人敢用），自觉篇幅太长，怕《当代杂文》这张小报不好容纳，写成后一直尘封于电脑，六年之后，邵老听我说起，他立即叫我寄给他看看，结果，只去掉几句无关痛痒的文头就发表了。后来邵老打电话对我说，此文刊出，山东一位资深的杂文作家（没说名字）打来长途电话，说《当代杂文》办得太有勇气了，这样的文章也敢登，实在可喜可贺，可敬可佩。通过此事我才发现，尖锐不是邵老用稿的障碍，篇幅也不是邵老用稿的障碍，于是，我写稿再也没有篇幅长短的顾虑。“5·12”汶川大地震后，出于内心深处的义愤，写了一篇《谁给冤死的孩子说公道》，长达4000来字，要占小报的大半个版面，就是这样一篇挂在博客上都被删了六次的长文，邵老依然一字不少地照登。

当然，他这样有胆有识地选稿用稿，并不是一点麻烦也没有，只是他从不把麻烦推给别人，有事自己一揽子兜着。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邵老说，他发我《谁给“帽子”就怕谁》这篇文章，招来省委宣传部的质问，你们《当代杂文》是咋个导的向？邵老毫无畏惧，理直气壮地回答，你们要弄清楚，这是杂文，不是新闻，杂文的责任就是针砭时弊，激浊扬清。对方听了，无言以对。当时我对邵老敢于担当的那份感动，那份尊敬，实在是无以言表。平常少言寡语的文弱书生，在是非面前无异横刀立马的勇士，令人不肃然起敬都不行。每逢大家相聚，邵老都面带微笑地调侃说，就是这样一份经常惹得领导不高兴的小报，年年都被评为四川的优秀期刊。

毋庸讳言，《当代杂文》走到今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坦途。得罪了领导，他们不可能做到“宰相肚内能撑船”。《当代杂文》曾数度面临被取缔的危机，都是与某些仇视杂文的领导有关，全靠邵老多方努力和马识途、李致等知名人士的鼎力相助，才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劫难。尽管如此，《当代杂文》还是传出了不知多少不平的呐喊声，培养了一个又一个的斗士。邵老功不可没！

五年前，邵老自觉年事已高，且身体健康每况愈下，急切寻找一个能够担当此任的后继之人，最初，选中了刚退休的《达州晚报》总编刘秀品（杂坛骨干），后来，又选中南充市文化局的侯志川（亦是杂坛战将），都以远离成都为由而婉拒了。再后来，邵老找到我说，卓正昌，是不是你来担起这副担子？我说，谢谢邵老的厚爱，不是我不愿，而是我没法，我还要打工挣钱供儿子读书。邵老只是无言地笑笑，依然是以往那种平易近人的和蔼表情。拒绝了邵老的好意，还是有点心生愧疚，但实在是生活所迫而致的无奈。使邵老能够瞑目是，最后终于找到了比我们前几位都年轻的后来人——现在四川日报评论部的小周……

邵老一生坎坷，经历了九转轮回的生死磨难，但他并不悲观，而以《当代杂文》这块小小的阵地来弘扬正气为乐，以挥动自己的如椽大笔来呐喊为乐。老牛犹知夕阳晚，不待扬鞭自奋蹄。在他主编《当代杂文》的二十多年里，就写下了300多万字的著作，出版过《写作艺术谈》、《杂文创作谈》等专著和《叩问良知与社会责任》、《仰问苍天》、《百姓心声》等多部杂文集。尤其是邵老的杂文，与他作人的风格和选稿的风格并无二致，名副其实的“投枪”“匕首”，刚硬猛烈，痛快淋漓，大音稀声，读之，使人荡气回肠、舒筋活血。只是令人悲哉！痛哉！惜哉！一位正气凛然、疾恶如仇，追求民主、法治、自由的战士，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

我作过一首名叫《水调歌头·咏铁塔》的词，把上阙截下来，权且用来对邵老作个简单的人格描述：立地群山矮，敢笑太空低。铮铮铁骨高耸，宇内独雄奇。不畏雷轰电击，岂惧无端风雨，昂首看云驰。为架天堂路，百劫志难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