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记忆》作者：王德安

转身见虹

在我出生之前，‘九一八’事变后，我爷爷为了避战难，带领全家离开大都市上海来到偏僻的小县城江苏金坛、溧阳一带。据说当时我爷爷和父亲（王有坤）在上海谋业还有些积蓄，就买了一艘能载货18吨的木船搞水上运输为生，从此我们就开始了漂浮不定的水上生活。那时一艘木船上就有我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还有叔叔（王有根）婶婶，共有九口人，生活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幸好爷爷奶奶除买船花费外还有一些资本，做自买自卖的生意，不必帮别人运输货物挣运输费。现在的说法是个体户，小业主。

一家人生活还是殷实的。农历一九三四年腊月二十四日晨，我就在船上出生了。据说我爷爷带领船队，有多少船我也说不清，把加工好的糯米运往上海，经过昆山夜宿，本来第二天要起早，三、四点起航赶往上海，爷爷听说生了个大孙子，高兴的说；让他们先走，我们不着急。因此江苏昆山就是我的衣胞之地。因为我是腊月生的，属狗。说腊月狗命好一辈子不愁吃喝。我的名字是爷爷起的叫德安，说是要有品德，还要平安。

我哥哥叫海安，因为他是在上海生的。两年后我三弟荣安出生名字也是我爷爷起的，就是荣华富贵，取的第一字，图吉利吧。以后出生的弟弟按序为富安、贵安。为何没有华字，因为二爷爷家的堂叔有个男孩叫华安。当我记事时，我和三弟荣安跟着爷爷奶奶生活，我们四个人睡在房舱里，这是船上最好的住所，如同陆地上大家庭的上房，其他人都睡在船头、船尾的甲板上。

爷爷不仅自己经营稻谷、小麦等粮食，还和无锡一些商行长期合作（无锡的隆茂商行、金坛的鸿茂商行），组织船队，代办包运。就是粮行出资金（大老板）爷爷让船队帮助购买谷物。夏季麦子上市了就到金坛、溧阳农村一带收购麦子，冬季收购稻米，运往常州、无锡、苏州、上海等大城市，大老板获大利，船队获得比运输费要高的收入，成为二老板了。

我小的时候很少哭更不会闹，听大人的话，因此爷爷特别喜欢我。晚上跟爷爷睡一头，三弟和奶奶睡一头。爷爷只要船靠岸就要上岸，到茶馆喝茶，吃早点，当时茶馆也是商人谈生意的场所和朋友聚会的场所。

我经常跟爷爷一起去茶馆吃早点，一般南方茶馆里都有烧饼、油条，还有老大妈提着竹篮卖饭芽豆，就是把蚕豆泡出芽来再用五香煮烂，用小茶杯量着卖。记得有种特别的吃法，就是把油条扒开再把饭芽豆塞进油条里吃。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蛮有意思的。各城市都有不少的小吃，我记得当时无锡的小吃就有多味汤团，一碗三到五个每个馅都不一样，有鲜肉、豆沙、蔬菜等很好吃的、特别是朝阳楼的蟹黄包非常好吃。

有次爷爷带我到隆茂粮行，坐在客厅里，让我给他的大烟袋点火，我爷爷的烟袋可长了，有一米七、八左右，只要跟他出门，就由我拿着。粮行的老板出来称呼我爷爷为王先生或王老板，看到我说，小少爷也来了，爷爷让我向他们问好，然后就开始逗我玩，问我汤包怎么吃，我就做了一个动作，咬一口吸一口，逗的爷爷和老板哈哈大笑，我就不好意的躲到爷爷身后去了。

这时我四弟富安将近一岁了，现已有十二口人了，在这样一个狭小的船上生活，实在是太拥挤了。我父母和两个姐姐、哥哥和小弟另租一艘十八吨的船，比爷爷的船大一些，分出去单独生活了。我和三弟仍旧跟着爷爷奶奶在船上，这样正好分出去一半人口，感觉宽敞多了。

当时无锡有好多船厂（就是修造船的作坊）自己造船，也帮别人造船，还能修理被损坏的船只。自己造的船可卖，也可以租出去收取租金。船的大小不同，租金也就不同，我父母租的船每月要交两担大米相当三百斤（150公斤）。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华北、华东的大城市，相继被日军侵占，但一些偏远的小县城还未波及。但是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船不敢运货到大城市，只能做些短途运输。

在我八岁的时候，大概是一九四二年，爷爷带领船队由金坛出发往丹阳运货的途中，我爷爷突发脑溢血，我深刻的记得那天早上爷爷在掌舵，还吃了一大碗蹄膀汤泡烧饼（爷爷最爱吃肉）不一会爷爷说头疼，接着就呕吐，赶快让爷爷进房舱里睡下，船行在金坛、丹阳之间的吴家桥小镇，赶紧找医生，小镇上没有医生只有一个乡间郎中，也就是中医。上船拿出针来在爷爷手上扎了一下，看了看出血，摇摇头说准备后事吧。

大人们都慌了，我爷爷已经不能说话了，只是伸出大拇指抹下胡子，大家也猜不出，后来有人说（不记得是谁说的）是要见大儿子和大孙子，还有他弟弟吧。爷爷点头了，等人都来了，爷爷已经昏迷不醒了，一家人都大哭起来，当时我也哭的很伤心，因为爷爷对我特别好。船到丹阳后，把运送的货物卸空，按传统守灵三日，买了一口大棺木入殓，处理完后事，将灵柩随船运往主坟地入土为安。

因为我爷爷第一位夫人去世早，我没有见过。我爸爸和叔叔都是前奶奶生的。现在的奶奶没有孩子，据说生过一个女孩夭折了。所以早前就在常州与宜兴之间一乡下小镇买了一块地，名叫“尤汤闸”记不清了，地名不准确，也不知道几亩地，我亲奶奶就安葬在那里。现在的奶奶主动把爷爷的棺木和前奶奶合葬。以后这地方就是我们家的坟地了。那里也有亲戚，是四姑奶奶家的人，常住在那里务农。由于抗日战争和蒋介石发动的内战，为了逃兵荒讨生活再没有回去祭扫过。

爷爷去世后，三弟荣安回到父母船上，我仍然留在奶奶、叔叔船上。那时叔叔已结婚七、八年了未生孩子，奶奶认为婶婶不会生孩子，打算把我过继给他们当儿子，因此奶奶、叔叔、婶婶对我也很好。一年之后我婶婶生了一个大儿子，一家人非常高兴，特别是我奶奶更加高兴。待小堂弟一周岁左右（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我父母感到没有必要再把我留在叔叔家了，让我回到了他们的船上和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在一起，为此我很高兴。

由于时局的动荡，爷爷去世后，叔叔撑起这个家。因为叔叔从小就娇惯，特别是奶奶她没有孩子，就把叔叔当自己的亲生儿子，养成了好吃，好玩的坏习惯。爷爷在世叔叔还不敢太过分放荡，爷爷过世了他掌大权了，奶奶也管不了他。

想想一个好吃懒做惯了的人怎么能经营好爷爷留下的一点家产呢。没有几年就把爷爷留下的有限资本败光了。到解放前把大船也卖了，换了一艘几吨的小船。解放后不久叔叔就去世了，什么病我就记不清了。留下奶奶、婶婶和幼小的堂弟、堂妹，（婶婶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孩）。照顾这个家的责任就落到我爸妈的身上了。怎么办呢？只好让哥哥到小船上帮助她们生活。   

 我们家虽不是书香门第，但对文化教育很重视，当年爷爷在世时就让孩子们从小要识字，三、四岁时每个小孩的衣袋里都要放一些大字块，就是用比较硬的纸，制成一寸见方的方片，再写上简单实用的字，比如一二三四……大人天下等等一二百张，当然不可能全装在口袋里，少放些经常换。  

爷爷教我们认字，也让我们不定时的拿出字块来问，答不上来，也不会把我们怎样，而是耐心的再教一遍，并说要好好记住，下次还要问你啊。由于重男轻女，姐姐们只能跟着我们学，爷爷也不反对，但她们上不了学，那时我哥哥就在金坛上过学，是私塾，那时的学校我们叫它洋学堂，我上学是在一个叫潘乃金伯伯家学的私塾。潘乃金伯伯是爷爷在上海收的大徒弟，也是为了避战乱来到宜兴小县城生活的。是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先生了，教三字经，百家性，千字文等，还学写毛笔字，大概上了三、四个月的学就回船上了。

我记得当时日本鬼子已经全面占领了华北、东三省大小城市，真正的小县城鬼子很少见，大部分都是伪军。汉奸当权对老百姓无恶不作，老百姓恨透了日本鬼子和汉奸。对老百姓统治非常严，搞保、甲制，十户为甲，十甲为保，发良民证，这样把百姓管的紧紧的，一点自由也没有。陆地上是这样，船上也不例外。那时无生意好做了，船都被日本鬼子封了，叫封船。把船都抓来集中编队，也按陆地上一样分甲保制，由甲长、保长管理，把日本鬼子由外地掠夺来的粮食、木材等物资，用船运到苏州、上海等地，再用大车，海运的方式运往他们需要的地方。许多物资都通过海运，运到他们日本本国去了。

那时日本侵略者已到了强弩之末之时，再加上南方广大农村都是新四军活动的地方，鬼子只能勉强在县城或乡镇某个据点里，不敢到外面活动。但是鬼子们越是在末日之时，越是疯狂的掠夺国内各种资源。我记得有一次船队有七、八艘船挂拖成一条长龙，并由日本武装压运，有一艘小炮艇上有十多个鬼子，有机枪、小钢炮。

本来轮船可以日夜航行，但晚上不敢航行，怕新四军截货只能白天航行。白天也不保险，那天下午航行到宜兴、无锡间的戴溪桥，这个地名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因为那时新四军游击队把护航的鬼子炮艇打跑了，不到半小时。当时听到枪声，船队就停靠在岸边，全家都很怕。

我妈和姐姐让我们几个小孩赶快下到后船舱底，脚板上还用棉被盖上后再浇上水，这样可以防子弹。大家都躲进舱里，不敢吭声。只听外面枪、炮声很激烈，待到枪声停止时，有人在岸上喊：“把船开进村去”。喊话的人可能是新四军游击队的领导，每条船上都有人引领航行到一个农村，船到村子天已晚了，村子不大，在山脚下。

这是新四军靠山就水打游击战的根据地之一吧。船靠岸后，让船上的大人小孩，所有的人都上岸进村里去，对我们很好还给我们做晚饭吃，还端来洗脸、洗脚水，让我们洗脸，洗脚，说话很和气。原来只听伪军和一些反对共产党的人造谣说被新四军抓去了就被打吓唬老百姓。这次见到新四军了，完全和敌人宣传的谣言不是一样，大家都感到新四军对老百姓很好。他们把货卸完让我们回到自己的船上去，有一个人对大家说：你们都是穷苦人，你们回到船上检查一下有没有丢东西，如果有就报告给我保证还给你们天亮就把船开回去吧，大家回到船上没有人说少东西，还给我们留了些口粮。从那时起新四军的形象就牢牢的印在我幼小的记忆里了。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全国人民高兴欢呼。那时我家船在无锡市北塘。北塘是大运河经过无锡市北汀外一条宽敞的河岸，大概有二、三百米宽，西岸是粮仓、栈房、货物集散地，东岸是市区，街道两边都是商店可热闹了。商店门牌上有彩灯，橱窗里还有鬼子投降的电动模型，各家都不一样，尤其是晚上灯光齐亮满街是人群。 抗战胜利了，我们的船也恢复自由了，可以继续做水上运输生意了。

记不清是47年还是48年，我又在无锡舅舅家上了半年私塾。一间房，一个从苏北逃过来的地主就是我的私塾老师。那时苏北是新四军掌管，进行土地改革把地主们的田地都分给农民，很多地主就跑到苏南来了。这个老师就跑过来的其中之一，每月交学费一斗大米，相当十五市斤。因为我以前上过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复习一个阶段就读新书，论语、中庸等古书，还有二、三年级的洋书，四、五、六册和算术。我的文化基础主要还是这次上学打下的。

大舅、三舅和小姨都在无锡北塘东岸陆地上居住。大舅、三舅在一起住（二舅在南京大船上打工）三间草房，都是穷人住的地方，因为东岸都是仓库栈房，是货物集散地，需要搬运工装卸货物，所以有好多穷人来这里卖苦力。那时大姐已经出嫁了，大哥又去帮助奶奶和婶婶她们，船上缺少劳力，家里经济已不富余，只好休学回到船上帮父母做事情，虽然只有十二、三岁干起活来也能顶大半个劳动力了。

以上是90后父亲写的童年记忆，纪念逝去的童年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