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西昌田坝村．找寻红军长征的足迹

阿静（拒私聊）

拍摄地点：西昌田坝村

拍摄时间：2024.2.20日

我们一行四人从北京来到西昌，今天风尘朴朴来到西昌田坝村，寻找红军长征的足迹。

穿越历史的风尘，循着红色的足迹，行走在礼州镇田坝村，时间仿佛回到那个烽火燃烧的激情岁月。青灰的砖墙、斑驳的红窗、漫卷的红旗以及陈列在红军长征广场上的纪念碑，无不向我们诉说着革命先辈们的丰功伟绩，歌颂着这片英雄的土地和人民。

红色，是礼州镇的底色。1935年5月，红军巧渡金沙江后挥师北上到礼州，在礼州镇田坝村住了6天，并在此召开著名的“礼州会议”，确定了北上陕北的长征路线，成就了“彝海结盟”的佳话，为胜利强渡大渡河奠定了坚实基础。如今，红军长征过礼州留下的革命历史文物、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也成为了礼州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红军在礼州期间，还帮助村民打了一口水井，水质很好，被村民们称为“红军井”。此后，这口井成为了村里的日常取水点，并且一直用到了现在。

礼州边家大院，当年红军经过礼州时，毛泽东在田坝村的边家大院住了6天，临走时留下了一枚银元。如今，这座大院仍然保存完好，今年，经过修缮后，面向公众开放。而这枚有着特殊意义的银元，也成了边家人的“传家宝”，一代代保存下来。

“田坝村过去的名字叫土官庄，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战会理、取德昌，机智绕过西昌城，挥师北上进驻礼州。5月21日，中央军委在礼州镇土官庄边家祠堂召开了军事会议，确定了北上抗日的行军路线，并于当日下午六点发出万万火急的改道命令，史称‘礼州会议’。红军所到之处纪律严明，深得拥护，老百姓和红军情深谊长的感人故事传颂至今……”

1935年5月19日，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四川西昌市礼州镇，在这里住了6天。礼州镇是中央红军在西昌境内停留时间最长、驻军最多的乡镇。毛泽东等中央红军领导人居住在礼州土官庄（今田坝村七组）边家大院。5月21日，中革军委在礼州土官庄边家祠堂内召开了著名的礼州会议，确定了通过彝区和强渡大渡河的军事战略，作出了泸沽分兵的军事部署，并首次正式提出“长征”一词。会后，朱德以中革军委名义，于21日下午18时发出“万万火急”的改道电令。

会议背景及经过

礼州位于西昌城以北25公里，红军长征时为西昌县分县，是西昌至冕宁必经之地。红军大部队都住在礼州。红军九军团接军委决定向滇北进军，控制了金沙江边的会泽，在巧家和会理之间与敌人周旋了两个星期，完成了掩护红军主力的任务以后，也奉命于5月21日赶到礼州与中央红军主力会师。红军先后在礼州住了六天。5月19日，先遣队司令刘伯承、政委聂荣臻率部从礼州出发，20日拂晓到达泸沽。红军第一团在杨得志、黎村率领下已先期到达待命，并派出侦察组到前面侦察。由泸沽到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条是经登相营、越西到大树堡，由此过河，对岸就是富林，这是通过雅安的大道;另一条是经冕宁、大桥、拖乌到安顺场，是崎岖难行的山路，尤其是通过一段被汉人视为畏途的彝族聚居区。中革军委20日原电令红军主力要向登相营越西前进，但当刘、聂到达泸沽听了红军侦察组的汇报和中共冕宁地下党派来的同志汇报冕宁党组织的情况以及从泸沽到大渡河两条道路的里程、敌情、民情和给养等详细情况，了解到当时在大渡河布防阻截红军的是川军廿四军第四旅守泸定至安顺场一线，第五旅守安顺场至富林一线，川军廿一军王泽竣旅增援富林，即日可达;在通往雅安的大道沿线，驻有刘，湘的重兵。恰好这时，红军又截获了敌人的“重庆17日专电”:由大渡河上溯至富林驿大树堡，北可通汉源、南可达越西、形势上是可控制雅安宁属各县。刘伯承根据各种情况判断，敌人显然是认定红军将走泸沽至富林大道，把富林作为防守的重点，我军如果从大树堡渡河到富林，正遇敌人主力，不易成功，便与聂荣臻商量，建议军委改变原定行军路线，主力走冕宁到安顺场这条小路，让左权、刘亚楼率第五团往越西佯攻，迷惑敌人。聂荣臻同意刘伯承的意见，立即电报军委。当时红军主力却在礼州至月华一带，毛泽东等领导人住在礼州以北五里路的土官庄。5月21日上午，军委接到刘、聂发来的电报，迅速在礼州土官庄的边家祠堂内召开了军事会议。会议完全同意刘、聂关于改道的正确建议，决定红军主力改由冕宁经大桥拖乌在安顺场一带抢渡大渡河。会后，军委即向全军发出改道电令，并要求绝对保持改道秘密，在泸沽至冕宁道上严禁被敌人发现目标、挂露天标语;上午七时半至十时半，下午三时半至五时半严禁部队行动。各兵团应在冕宁礼州之线补充粮食，离冕宁时带足三天，粮食。

1935年5月，中央红军长征巧渡金沙江之后，继续挥师北上，向四川西昌挺进。红军在西昌播撒下双拥的火种，足迹遍及西昌的24个乡镇，所到之处，纪律严明，深得各族群众拥护。西昌儿女倍受鼓舞，一批优秀青年踊跃参加红军，壮大了长征队伍。据当地百姓回忆，仅仅是西昌市礼州镇田坝村的边氏家族，当时就有19个人报名加入了红军。

照片上的这一枚银元是礼州镇田坝村边家大院现在的主人边仕光老人无比心爱的“传家宝”，这是毛主席留给边仕光老人的爷爷边玉昆的。

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途中驻扎在礼州镇，毛主席当时就在礼州边家大院里生活了六天，在相处和交谈当中，边仕光老人的爷爷和毛主席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得知毛主席是湖南人，喜欢吃辣椒和抽烟，爷爷记在了心里，在红军离开边家大院的时候，爷爷特地为毛主席备了几串辣椒和一捆草烟，亲自送到毛主席手里，毛主席一直推辞，说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有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但在爷爷的坚持下，毛主席高兴地收下了辣椒和草，并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银元来给爷爷。爷爷坚持不要，说都是自家后院种的，不值几个钱，所以又把钱退了回来。可等到第二天一早，爷爷起床后才发现，在毛主席用过的办公桌上，多了一枚银元和一张纸条……

要知道，在那个窘迫的年代，这一枚小小的银元，就能够换到30斤左右的粮食。但爷爷一直告诫着后人：无论日子再苦再难，这枚银元都不能动。

这枚银元是红军和人民群众“军民鱼水情”的见证，它记录着红军长征驻扎在礼州镇的历史，也承载着红军对人民群众的感谢之意及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对红军的感激之情。



红军长征对大凉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红军长征穿越了大凉山，这是一段让红军永远难忘的历程。在这里，红军遇到了彝族人民，感受到了他们的热情和友好，并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红军进入四川大凉山之初，由于语言和习俗的差异，红军与彝族人民之间存在一些误解和隔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红军与彝族人民逐渐相互了解，并尊重和欣赏彼此的文化和生活方式1。这种相处方式，使得红军和彝族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互相扶持、共同战斗，从而成为长征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此外，红军长征期间发生的一些事件也留在了大凉山的记忆中。如红军战士生病时，当地彝族人民给予了他草药治疗；当红军面临敌人包围时，彝族老乡引导红军绕过包围圈。这些故事不仅体现了红军与彝族人民之间的深厚情谊，而且也是民族团结和友谊的生动体现。

新中国成立后，大凉山的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变化。尽管曾经保留了奴隶制社会形态，但随着共产党的努力，大凉山实现了脱贫致富，彝海结盟的精神得以传承。红军长征留下的红色印迹，为大凉山的发展提供了优势，使其成为红色文化旅游的热门目的地。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没有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创新、积极进取。我们要践行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继续发挥余热。

在红军长征礼州会议陈列馆里，我们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深深的被红军的无私、无畏、勇敢的精神所感动，并深刻的理解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虽然在长征的过程中，红军在礼州只居住了短短六天，但正是因为在礼州召开的礼州会议，才确定了北上抗日的行军路线，成就了时任红军总参谋长兼先遣军司令员刘伯承和彝族果基家支头人小叶丹歃血为盟的“彝海结盟”佳话。红军在礼州走过的足迹，是历史上不可磨灭、浓墨重彩的一笔。直到现在，礼州的大街小巷仍然传颂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领袖的故事。

“革命之地”是先辈们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遗产，“红色旅游”满足了游客铭记长征精神和文化的需求，而发展产业则是“革命之地”改善群众生活水平、提高自身造血能力、向着时代前行的必由之路。

人们在守望中求变。如今，昔日的农奴不仅翻身做了主人，生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如红军长征的“红色精神”一样在礼州土地上绽放的，还有不断发展壮大的花卉、葡萄、草莓等产业。

我们高兴地看到，现在人民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部分家的土坯房已翻建成一栋栋别墅，开上了小汽车，人们生活富足幸福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