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那浓浓的年味儿

潘作成

童年，那浓浓的年味儿

潘作成

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东北特别流行郭颂的歌曲，尤其是过大年的时候，像《看秧歌儿》《瞧情郎儿》等，都带着满满的喜庆，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让人听了，从心里往外感到新年的快乐，生活的美好。

　　那时候，对于普通农民来说，过年，是一年中特别重要的事儿。尽管庄稼日子，都过得不那么宽裕，但大家对生活的热爱和幸福感，对更好日子的追求和期望值，却一点儿都不比现在逊色，甚至比现在更加强烈。这一点，通过对新年的准备上，从每一年过年时那种庄严、神圣和隆重的气氛中，都可以非常充分地表现和感觉出来

　　每年一过了腊八，人们就开始陆陆续续地置办年货。开始是到村里的供销社，还有就是利用偶尔去街里的机会，零星买一点过年的东西；到年关近了，供销社就跑得勤了，甚至还要花上一两天时间，特地去一两趟铁力街里，专门置办年货。那时，交通条件差，从我们村到县城，有10几里路远，却既没有现在这样的油漆马路，更没有大大小小的各种车辆；有的，只是一条覆盖了冰雪的泥土路（砂石公路是七十年代上半叶才修的），再就是人们终日都闲不下来的两条腿。去趟街里再走回来，真是会累得两腿酸疼。因为是置办年货，就还得拉上个爬犁。凑巧赶上队里有马车上街，搭个“顺风车”，会感觉非常幸运。那时候，父母亲都在，我家年货都是由老爹去置办，二哥和我还小，基本上不参与。

说起年货，其实多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只有极少情况下，才可能有比较“奢侈”的高档商品。所谓高档商品，自然是指当时的“四大件”：一块“上海”手表，一台“蜜蜂”缝纫机，一台“永久”（也可能是“孔雀”或“大金鹿”）自行车，一台“东方红”收音机——这些东西，必须赶在年成好、生产队分红多的年头，才有可能置办上一件两件，而且全村一百六七十户人家，一年内，大概也只能有那么十几或二十几户人家，因为家里劳动力多，挣的工分多、分红多，所以才买得起。应该特别提到的是，我们那个生产队（福兴大队第一生产队），当时在整个铁力县来看，都是收入比较高的。每个劳动日按10个工分算，核成现金，最多时达到2.35元，平常年景都在1.6元到1.9元上下，不记得有1.5元以下的时候。要知道，那个年代，县城里正式上班的，每月打底工资只有31.5元。生产队每年年终分红，都有一些人家开回一千多元，甚至有开到两千多元的。但即便如此，在我们那个村里，直到七十年代中后期，这“四大件”也还远未达到家家都有。多数时候，办置年货都是前两类，即节日用品和日常生活用品。

　　尽管家里的钱很少，今年和去年的年货也差不多，可是上街办年货，毕竟是喜兴事，每年去办年货，一家人都会很高兴。去办置年货的老爹高兴，我们在家等着的也都高兴。下午老爹从街里回来，买回一领新炕席，给家里每人买一双新胶鞋，买一大梱粉条儿，买一大块冻猪肉，还有几斤咸鱼、几挂鞭炮、几张年画……每一件新东西，都聚焦了一家人的火热的眼神，被一家人愉快的心情包围着。当然，因为钱少，看着眼前办回的年货，想着商店里、市场上，还有那么多的好东西，有的家里还非常需要，却又无力去买，也都会感到非常遗憾。于是，只好年年都再盼着来年，就像郭颂歌里唱的：“今年就比往年好，来年更比今年强。”那时有句俗话，说是：“穷汉子盼一百个来年”，大概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吧。

当然，除了置办年货，每年的杀年猪，淘黏米，竖灯笼杆儿，这些腊月里的活动，也都充满了浓浓的年味儿。那时，我家人口比较少，没有闲人采猪食菜，自然喂猪和杀猪的年头较少，所以，猪肉，几乎成了年货中最重要的东西。父母亲在的时候，过年最多时买过一角子肉（一个猪肉半子的一半），少时则只买个几斤或十几斤，也有时会有一个猪头。那时买猪肉和现在不一样，为了多带点油，都是挑最肥的。到七十年代父母相继去世后，家里只有二哥和我两个人，买的肉就相对更少一些。

　　而淘黏米和竖灯笼杆儿，都是每年一次的“保留节目”。淘黏米，父母亲在的时候，是父母亲来做；而二哥和我，则主要负责推磨。一般是在过了腊八之后，㧟出三十几斤或四十几斤黏米（以前是用黏谷磨的米，叫“小黄米”，后来是用糜子磨的米，叫“大黄米”），再按照一定比例，㧟出相应数量的大碴子（为了切实保证比例，常常都用秤约一下），分别淘洗干净后，泡上。然后，再㧟出一定数量的大芸豆（有时也用红小豆），同样淘洗干净，放到锅里烀熟，用酱杵子捣烂，再攥成一个个小圆球，拿到屋外冷冻，备用。等黏米泡好，上磨磨成糊状，将其中的水淋出去，将黏米面用大盆发好，就可以把豆馅拿回来，开始包豆包、蒸豆包了。一锅一锅的豆包蒸好，拿到外面冷冻，然后收到屋外棚子的小缸里。一般也留一些生的，同样放在外面冻好，放进缸里。以后什么时候吃，就去捡一些回来，放在锅里一熥，就可以吃了。老妈蒸的粘豆包特别黄，非常筋道，好吃。

　　灯笼杆，那时几乎是家家都竖。个别不竖的，也都会弄一盏灯笼点上——不管是纸糊的灯笼也好，还是点油的马灯也好，或者是水冻的冰灯也罢——总之是，大年夜家家院里都要点灯。竖灯笼杆的，一般是年前上山拉烧柴时，就弄好了一根根径五六厘米或七八厘米的小杨木站干，腊月二十几的时候，上东山上弄一个小的树头，回来用铁丝把树头绑在站干顶端。只要有时间，还要在树枝上粘上一些彩纸的小旗儿，以增添节日气氛。在灯笼杆上半部，钉上一个三角架，在三角架上安一个铁圈儿，将一根细麻绳穿入铁圈儿，以备将灯笼吊上杆去。这一切弄好，将灯笼杆立起，绑在木头障子上，下面还要堆上些雪，再浇上些水，将其冻牢固。到这儿，灯笼杆就算竖好了。

每到大年三十这天，还有一件事，那就是贴春联。贴春联有一个说法，就是要在大年三十的早晨贴，而且时间要尽可能早，为的是“抢福”。那时，家里的春联都是老爹从街里买回来的，也有时是求村里人给写的（过年为村里人写春联是我成年以后的事）。前些年，是在二哥和我都还没起来，老妈就已经把春联给贴好了；后来是老妈把浆糊打好，把二哥和我叫起来，叫我们两个去贴。先问好哪一张贴左面，哪一张贴右面，然后认真仔细地贴好。看着眼前红红的春联，心里的高兴劲儿，那就别提了！

年味儿达到最浓的时刻，也是人们心情最快乐的时刻，则无疑是每年的大年三十，尤其是除夕之夜。

　　东北人大年三十都是两顿饭。因为半夜还要吃饺子，所以晚上的“团圆饭”，一般都吃得早些，大都在下午两、三点钟就吃完了。“团圆饭”的菜，无疑是一年当中数量最多、质量最上等的。一般人口不多的家庭，怎么也得弄上十个八个的；那些人口较多的，会弄上十二甚至十六、十八个。而且，“团圆饭”的饭桌上，一般人家都是要求：必须有鸡有鱼（也有人家“团圆饭”不准上鸡，少数）。而且端上桌的鸡，必须有头有脚（爪）；鱼，必须有头有尾。那时，农村人平时很少吃肉，自然也很少吃鸡和鱼。可过大年，不管是生活怎么困难的人家，肉，自然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要吃饺子，又是大过年，总不能吃素馅的。当时有句俗话：“谁家过年不吃几顿饺子呢！”这几顿饺子，一般是指大年夜一顿，初一早晨一顿，初五（破五）早晨一顿，十五（元宵节）早晨一顿，二十五（老天仓）早晨一顿——这五顿饺子都是定不可少的。可见，过年吃饺子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除了包饺子要有肉，炒菜也不能不搁点肉。至于鸡呢，农村人家一般都自养个十只八只的，这些鸡一般每年也会有“趴窝”（孵小鸡）的，一窝鸡多的能孵20到30多只，去掉糟践一些，一般也能剩个十几只，其中也不会只有一只公鸡。所以，过大年的鸡，一般人家都不用花钱去买。而且一般的年，都不会仅有一只鸡可吃。即便某一年没有公鸡，也可以从下蛋的母鸡里面，挑出一只应该淘汰的，当做公鸡杀掉过年。至于过年为什么非得吃鱼，自然也有原因。那个年代，一般人家平时吃肉较少，吃鱼就更少。这是为什么呢？肉少原因自不必说，因为粮食少，喂猪主要靠野菜，采野菜要有人，有时间。而吃鱼少，和那个年代水产养殖业还未发展起来，致使鱼的价格还比较贵有关；而且因为，当时人们食用油比较少，而吃鱼比较费油。所以，人们平时要改善生活，更愿意买点肉吃，而不愿意去吃鱼。再就是，除了过年杀猪以外，过端午节和中秋节，村里都会有几户人家杀猪，一般人家都会去割上二斤肉，过节包顿饺子，吵两个菜。还有一点，就是过年都要讨个“口彩”，年年有“鱼”，也就是年年有“余”嘛！可见，过年“团圆饭”吃鱼，也是一种习俗。

　　吃完饭，母亲给孩子们炒瓜子、榛子、松子，悄悄请出老祖宗的牌位，在屋里僻静的地方摆上供品，点上香，斟上酒。这些都弄利索了，还要把饺子馅儿剁好，把白面和好，饧上，然后，才能一家人坐下来，磕着瓜子，吃着冻梨、瓜子、糖果，唠些家常嗑儿。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视机，有收音机的人家也不多，更没有后来人们过年离不开的“春节联欢晚会”。不过，在人们最熟悉的公共媒体——广播喇叭里，每年大年夜都会有连续很长时间的文艺节目。侯宝林的相声，刘兰芳、袁阔成的评书，听得人们如痴如醉；而最让东北人听不够的，也是东北人过年必不可少的，是郭颂演唱的东北民歌，唱得人们满心欢喜，心花怒放。

就在一家人唠着家常，吃着瓜子、糖果的时候，夜色也慢慢降临了。于是，二哥和我就会跑出去，把灯笼点亮，挂上灯笼杆去。在这美好的大年夜，平时漆黑的村子，变得一片灯火，璀璨绚丽。

　　一般到了晚上七点钟以后，老妈就开始揉面，领着一家人，一边儿听着广播，一边儿包大年夜和初一早晨的饺子。包饺子，一般是老妈揪剂子，老爹擀皮儿，然后老妈领着姐姐、二哥和我一起包。老爹擀的皮儿薄厚均匀，中间有个鼓肚儿，四边略微翘起，像个碟子形。老妈有时候也擀几个，和老爹擀的相近。但老爹从来不包。老妈包饺子，一是特别快，二是特别好看。面皮儿拿到左手上，右手拿起“扁食匙子”，在馅子盆里㧟一下，往皮儿上一抿，撂下“扁食匙子”，迅速地将皮儿合拢，两只手往起一捏，翻过来再捏一下，一个饺子就包好了。老妈包饺子速度非常快，不比饭店里师傅包得慢，而且馅儿很大，样儿也非常好看，摆在那，看着很精神。不像饭店里饺子，扁扁哈哈的。姐姐包饺子是人们通常的包法，从两头往中间捏。这种饺子也比较好看，包完了放在那，是站着的。但包起来比较慢。二哥是学老妈的包法，包得有模有样，速度虽然无法和老妈相比，但也不算慢。我也学老妈的样子，但一样的包法，包出来就不是那个样子了，速度也要差很远。

　　大年夜的饺子通常吃得比较早。一般从10点多一点，鞭炮就“噼噼啪啪”响了起来。到10点半、近11点的时候，周围就响成了一片，简直就是开锅一般，让人几乎分不清声音的大小和远近。直到12点前后，鞭炮声才逐渐稀疏下来。我家一般是在11点前点火。常常是饺子下到锅里，母亲就叫二哥和我，快去放鞭炮。二哥和我拿起鞭炮跑到外面，一般是先放“小鞭儿”，再放几个“麻雷子”，最后再放几个“二踢脚”。放完鞭炮回来，饺子早已出锅，摆在桌子上。母亲已经舀好了热水，吩咐姐姐、二哥和我洗脸，然后才能坐到桌前，和父母亲一起，开始吃饺子。那时候，二哥和我都不喝酒，老妈和姐姐更是从不沾酒，只有老爹喝一点，但也从来不多喝。下午那顿“团圆饭”，老爹也只是象征性地喝一点。在我们心目中，大年夜的饺子极重要，甚至比傍晚那顿“团圆饭”重要得多。只有吃上这顿饺子，才算是真正地过了年。

吃完饺子，将饭桌收拾下去，一家人又说一会儿话。到一点多钟以后，广播里的节目基本停了，姐姐、二哥和我也有些困了，便倒在烧得热乎乎的炕上，合衣而眠。

这一觉，年年都是要睡到第二天天大亮，母亲已经煮好了饺子，喊我们才起来。吃过初一的饺子，就东家西家去拜年。那时的我年龄还小，许多事都不太懂。说是拜年，其实就是跟着大些的孩子满村乱窜，这家吃两块糖块儿，那家吃几粒瓜子儿。过个年，一天到晚，嘴都不闲着。

那时候，生产队有团支部，每年都组织人扭“大秧歌儿”。“大秧歌儿”一般从初一就开始，初五达到一个高潮，十五又达到一个高潮，到过了十七才停。“秧歌儿队”在本生产队各个街道上扭完，还要到邻近各生产队去扭。其他生产队也是一样，实际就是各个生产队串着扭。所以，一般待在家里，就能把本公社的“大秧歌儿”看全了。那个年代，不光农村人扭“大秧歌儿”，城里也一样。商业、工业、教育、卫生……几乎各个科（局），都要组织“秧歌儿队”，上街去表演。一般情况下，各个科（局）和各个公社，都要选出最出色的队伍，参加全县的汇报演出和比赛。县里则会根据各支队伍的表现进行评比，为获奖的队伍颁发奖状，有时还会奖励实物甚至现金。

实行“联产承包”之后，代替了生产队的村委会，已经没有了生产队的凝聚力，专属于阴历年（包括元宵节）的“大秧歌儿”（在东北可以这样说），已经淡出了农民群众的生活。那饱含了童年幸福与欢乐的年味儿，也随着童年和“秧歌儿队”的远去，而渐渐地淡化和消散了……

出了正月的二月二，有时还热闹一下，可以算作是年的一种“余味儿”吧！

（本文已在黑龙江网络平台“陈年往事的记忆”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