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公冶长》第二十五则，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钱穆《论语新解》翻译为，先生说：“说好话，装出好面孔，搬动两脚，扮成一副恭敬的好样子，求取悦于人，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亦认为是可耻。心怨其人，藏匿不外露，仍与之为友，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亦认为是可耻。”杨逢彬《论语新注新译》翻译为，孔子说：“花言巧语，满脸堆笑，屈膝以为恭顺，左丘明以此为辱，我也以此为辱。把怨恨藏在心底，表面上和某人要好，左丘明以此为辱，我也以此为辱。”这一则理解的难点是“足恭”。杨逢彬《论语新注新译》认为，《论语》里的“恭”全都是作褒义的理解，先秦汉语中，定中结构的“足某”未见，因此不可能是“十足的恭敬”；如释为“充足其恭敬”，又从未见以“恭”这种抽象名词做宾语的，所以只能理解为主谓结构，“足”即“手足”之“足”，而非“充足”之“足”。杨说可备一考。不过“巧言令色足恭”到底是“巧言”“令色”和“足恭”三者并列呢，还是“巧言令色”充当“足恭”的主语呢？杨逢彬没有展开讨论。他的意思大概是指前者。但是如果是前者，那么“巧言”和“令色”都是形容词修饰名词，“足恭”应该是同样的结构才对，为什么是主谓结构呢？杨伯峻《论语译注》把“足恭”翻译为“十足的恭顺”，李泽厚《论语今读》把“足恭”翻译为“过分恭顺”，我认为从语法结构上来说，比杨逢彬的说法更让人信服。《学而》第十则，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在子贡看来，“恭”是孔子获取知识的重要方法之一。《阳货》第六则，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恭则不辱”这里的“辱”可以参阅《学而》第十三则，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恭”因为“近于礼”，所以“不辱”。《子路》第二十则，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公冶长》第十六则，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行己有耻”和“行己也恭”都是对“己”的要求，“恭则不辱”。《泰伯》第二则，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恭近于礼”则“远耻辱”，“恭而无礼”则“劳”。可见“恭”是要受到“礼”的制约，才是作为一种好的品质而存在的。“足恭”就是“十足的恭顺”，“十足”就是失去了“礼”的制约，和“巧”“令”一样，形式大于内容，所以孔子才表示否定。“巧言令色足恭”无疑是孔子所不喜欢的三种情态，因为这三种情态的共同特点是“伪”。孔子的所有教育和为政理念都建基于一个“真”字。“修齐治平”的前提是“诚意正心”，即建立在“真”的基础上。否则花言巧语，文过饰非，虽然可以欺瞒一时，但是终将被识破，失信于天下，最后成为笑料，招来耻辱。“巧言令色足恭”和“匿怨而友其人”一样，都是虚伪，所以孔子和左丘明一样以之为耻。孔子当然明白像子路那样的率直容易得罪人，而宰予那样的巧言令色容易让人赞许。但是他旗帜鲜明地反对花言巧语，而主张刚毅木讷。孔子并不是反对对语言和行为的适度修饰，但是他坚持的前提是文质彬彬。如果能够兼顾内容和形式，两者相得益彰，那自然是最理想的状态，否则，宁可舍弃形式，也要保全真实的内容。“言”“色”和“恭”在孔子看来都是不容易学习的内容，颜回“终日不违”，“讷于言”，差点被孔子认为是傻子。至于“色”，孔子直言“色难”。“恭”也是一样，如果在这三方面能够做好，是非常不容易的，按照今天的说法，这三方面都是情商修炼的内容。孔子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在“言”“色”和“恭”方面做好，同时他又提醒学生不要走极端，要防止“巧言”“令色”和“足恭”。后世概括孔子的思想，指出重要的一点是“中庸”，非常准确。孔子的思想非常具有辩证法，他知道任何一样好东西，如果过了头，就走向反面。这就和我们今天所说的“真理往前走一步，就成了谬误”。所以，我们理解孔子和他的学生，不能只凭某一句话，或某个字句。单独的“恭”固然是“仁”的一部分，但是“足恭”就促成“恭”走向了反面，成为“非仁”了。孔子在这里引左丘明为同道，谆谆告诫学生，要懂得“听其言而观其行”，要避免把事情做过头，“仁”必须以“义”为内核，文质彬彬，而不是外在的形式的学习，无论是做人治国，修身还是为政，这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啊！原创 校长的文学世界 论语姜解</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