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神论在大院遇上有神论——党校里的传教士墓园

至简

北京市委党校大院 滕公栅栏墓地

北京市委党校大院，一般人进不去也看不到，大院里是什么样的景致，一般人也无从得知。如果小编告诉您，大院里有一个“滕公栅栏墓地”，这块墓地是西方传教士在东方安息的一个最为集中的所在，明朝传教士利玛窦入葬于此后，清朝相继有邓玉函、罗雅谷、龙华民、汤若望、南怀仁、郎世宁等数百名著名传教士、科学家、工程师、画家安葬于此，您一定会张大了嘴巴，什么？传授无神论的共产党的干部学校里会有传播有神论的传教士的墓地、教堂？您一定不相信吧，且听小编慢慢道来……

西二环出官园桥西行是一条宽阔美丽的大道，高大的泡桐树护卫在两旁，花开时节，清香沁人心脾。今天的人们顶多只知道北京市委党校位于这里，却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有一处埋葬了数以百计的西方传教士的墓地。

在苍松翠柏和黄杨柔枝交相掩映下，灰色低矮花墙护围着一大一小两块墓园毗邻立于校园中央。墓碑林林总总，厚重深沉，这就是闻名于世的滕公栅栏墓地，外国人称它为“Chala”或“Shala”。

乍看起来，一处古老的墓地，小小的一方院墙，几十尊斑驳错落的墓碑，400年的历史，在中国绝算不上文物中的珍品。和它们相连的一些外国传教士的故事，似乎也与我们距离甚远。

其实，了解这段历史，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群特殊的“旅行家”，从遥远的欧洲，闯过九死一生的海上劫难，长途跋涉，来中国来北京，充当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的角色。可以说，明末清初，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之行旅中国，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更是文化意义、心灵意义上的行旅。
编外语

一般人去世之后都会葬回故土，为得是落叶归根，为什么这些传教士要葬在中国的土地上呢？

原来依照明朝的惯例，客死中国的传教士必须迁回澳门神学院墓地安葬。1610年5月利玛窦病逝于北京后，其他传教士和利玛窦受洗的教徒都希望可以得到皇帝的恩准，让利玛窦安葬于北京，籍此来认可教会和天主教在中国的合法存在。为此，耶稣会士庞迪我神(DidacedePantoja)向万历皇帝上呈奏疏，希望能破例赐地埋葬利玛窦。虽然朝廷中有人反对，但该事在内阁大学士叶向高等人的多方努力下，还是很快得到了万历皇帝的照准。1611年，由徐光启主持，皇帝赐物利玛窦安葬于平则门外二里沟的滕公栅栏，教会无需付款便可拥有这份产业。
听听从小生活在北京市委党校内“大院人”的故事无神论在大院遇上有神论作者：吴彤

市委党校大院礼堂

<strong data-brushtype="text">一抔黄土掩沧桑

我从小生活在北京市委党校内，有一个铁锁紧扣的墓园，只有当西方政要或是游客前来观光时才打开，我曾趁机偷偷溜进去，作为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我对墓地没有恐惧，只有好奇，更多的是久而久之的漠然。随着年龄增长，它与历史课本上那个意大利传教士的名字连在了一起，他叫Matteo Ricci，中国名字叫利玛窦，表字西泰。

曾经的西方传教士墓园

如今，生活在院子里的人几乎对墓地熟视无睹，从来不曾听谁讲起它的故事。偶尔有远方的人献上一束白菊在墓碑前，也悄悄枯萎。院子里的野猫在墓园边安了窝，常见一只黑猫轻巧地从碑首一跃到院墙上。墓内西墙根的一棵小槐树，当时约碗口粗，如今已参天挺立，并被圈在墙外了。

直到读了大量史料，并且实地采访，我才意识这一墓地的不平常，那么多从遥远的欧洲扬帆而来的文化使者长眠于此。当我再次伫立在这块熟悉又陌生的墓地前，一切仿佛又回到了故事开始的那一天——

1601年1月，一个身穿中国衣裳的外国神父和几名随从，悄悄地走进了北京的朝阳门……从那以后，渐渐地，这个封闭帝国的封闭的都城居然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数以百计的西方传教士来到这里，生活在这里，甚至死在这里，葬在这里。

传教士们不远万里，背井离乡来到中国，本意是弘扬宗教，却无意中散播了西方文化的种子，就像原为觅食的蜜蜂，无意中传播了花粉一样。传教士不是传递科学的最佳使者，有的科学知识由于他们的宗教偏见而被隐瞒了，有的则被歪曲。但当时只有他们做了这件事，所以，传教士不应该仅仅在中国和天主教世界内部享有荣誉，而应该在所有同意“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人们中间享有荣誉。一块墓地，跨越欧亚两大陆的万里空间，在京城一角，记录了人类文明相交的历史足迹，显然值得我们一探究竟。

<strong data-brushtype="text">栅栏墓地探秘

栅栏墓地碑林的名望虽不及北京城内孔庙碑林，但作为北京地区墓地碑刻集中地之一，以其历史久远、数量众多、艺术风格独具特色而成为北京文人士大夫游吟凭吊之处。

这些墓碑本身就是中西文化交融的产物，碑文以汉、满、拉丁两三种文字同刻于一碑之上，极具特色。石碑的装饰艺术中，也处处可见中西文化艺术的和睦相处。代表天主教的拉丁文缩写标志，各类花型拼成的十字架以及三钉楔状纹，雕刻在碑首下方的中央，烘托出浓浓的宗教色彩；环绕其上的蟠龙似乎在昭告人们，西方宗教已经得到皇权的庇荫，只有获得中国皇权的恩准，西方天主教才能够在中国存在下去。

我们从碑文了解到来华传教士在宫廷如何“鞠躬尽瘁”、“恤死报勤”、“勤敏监务”、“德业兼著”。碑文依中国书法传统从右至左竖书，或笔力娟秀，或骨力遒劲，线的艺术美在曲直运动和空间构造中表现了情感和气势，与整齐划一的横书拉丁文形成鲜明对照。

碑座题材广泛，内容丰富。这些浮雕描绘了山川、云涯、海洋、森林、走兽、飞鸟、花草等，对于传教士，当时人们有很多不解和疑惑，当他们摆脱尘世去见天主后，人们多从佛家理论出发，认为是现世苦难的终止，于是为他们设计了充满中国艺术特色的“天堂”图，因而十字架下，佛教花纹和隐喻坦然并存。

栅栏墓地堪称龙的世界，保存至今的有石门4条，小园26条，大园240条，共270条。远远望去，蟠龙高耸于松涛林海之间，威仪森严，这在所有西方传教士墓地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奇观，并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走近小墓园，耸立南端的石门左右照壁上，前后两面各镌刻一条独具明代特色的飞龙，龙首昂扬，龙尾由凤尾形图案构成。

小园内，倒品字形立着3块墓碑，利玛窦墓碑居中，汤若望和南怀仁的墓碑伫立于左右两侧。利玛窦碑，碑座四周为祥云图案，清新雅丽，碑身四周长方形镶边上，雕刻着飞腾于祥云之间的10条小龙，这是对利玛窦的一种特殊礼遇，加上碑首4条蟠龙，利玛窦碑通体共有雕龙14条。

大墓园的60块墓碑碑首，饰以祥云、瑞草或是蟠龙、游龙图案。碑座图案或龙形飞腾，或如意花草，或松梅瑞兽，或神话传说，构成了墓地完整统一的艺术佳景。

栅栏墓地体现了中外人士对彼岸世界的认同，更有以超越时空界域的冲动和广阔无边的想象力而创造出的墓地艺术美。如今，传教士们的身躯早已化作一抔黄土，融入中华大地，留下的是推进人类文明的可贵精神。耸立在这精神之上的一通通厚重墓碑，记录了在科学文化方面中西方曾经共同做出过的努力。

<strong data-brushtype="text">墓碑为何伤痕累累

义和团运动中，墓地遭到洗劫，墓碑被推倒、砸碎，墓穴被挖开，建筑被毁坏。1901年，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出银1万两，重修了栅栏墓地，并且在墓地南侧兴建了马尾沟教堂。除了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龙华民、徐日升、索智能等6人的墓碑单独立起外，剩下的77尊墓碑被嵌入新建的马尾沟教堂外墙。

到了“文革”，红卫兵又让三天之内必须拆掉墓碑，当时在党校负责房管的一名工作人员急中生智，提出将利玛窦等人的墓碑埋起来，令其“永世不得翻身”。学生们认为这个想法很有创意，于是利玛窦墓地虽然消失了，但墓碑却被保存了下来。1973年，在那个“科学技术是粪土，外国人是帝国主义，天主教更属反动”的年代里，马尾沟教堂被拆除，从此墓碑和那块耻辱碑散落在院中各处，有十几尊就在这个时期下落不明了。

1979年，挖出“破四旧”时埋入地下的三位神父的墓碑。利玛窦的正面被钻了若干不深的小洞，汤若望、南怀仁的碑是断裂的，于是，将利玛窦的碑正面磨平后重刻，汤若望、南怀仁的碑分别用树脂胶粘好。历时一年，利玛窦墓地修复。

1984年，党校出资扩建了传教士墓地。在利玛窦等三人的墓地东侧专辟一院，将散落在院中的60尊石碑重新竖立起来。就这样，墓地先后经历了两次大毁，两次大修，历尽风雨侵蚀，一尊尊斑驳陆离的墓碑，静静地矗立着，涅槃重生。

<strong data-brushtype="text">这块墓地该何去何从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西郊日渐繁华。在阜成门外仅2公里的地方保留这处墓地，显得不合时宜。1954年，市委党校筹建，看中了这处距离市区不远而又安静肃穆、郁郁葱葱的地方。市政府将西郊西北旺一块土地辟为新的天主教墓地，以换取这处地产；10万元购买了山字楼和口字楼两栋建筑，安置了部分无业神职人员的生活，酒厂迁至石景山重建。

对于墓地的处理，党校与北京天主教爱国会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党校主张将坟墓全部迁走，而教会认为，这样做会伤害教徒的感情，影响团结。据当时党校负责基建的老同志回忆，是周总理亲自做出决定，将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三人的墓碑仍在原址保留，龙华民、徐日升、索智能三人的墓碑移至教堂后院，其他800余个墓碑迁至西北旺。教堂不仅保留，而且还照常举行宗教活动。

于是，传授无神论的共产党的干部学校与传播有神论的教堂和平共处，相安无事。每逢礼拜天，钟声一响，远近教民熙熙攘攘地聚在教堂里，唱圣歌，听布道。党校学员每每路过这里，好奇地隔窗张望，或者干脆走进教堂，观看这些信男信女如何崇拜他们的主。

<strong data-brushtype="text">党校大院“口”字楼和“山”字楼的沧桑

墓地南行约50米有一座平面图形似“口”字的建筑，墓地西行约150米有一座平面图形似“山”字的建筑，三者遥相对应，呈鼎足之势。

“口”字楼，1903年建，作为法属遣使会修道院。1926年，“口”字楼里创办了“文声大修道院”，来自北京和华北地区的修士，在这里攻读哲学、神学，这里成了培养中国籍司铎的高等学府。到解放前夕，修道院有学生100多人，负责管理和教学的外籍神父8～9人。1948年，国民党军队将口字楼修道院变成了一座军营，他们在这里挖战壕，修道院曾被置于火线之上。

“山”字楼，1910年建，作为法国圣母会总院。楼南建了葡萄酒厂，专门生产做弥撒用的葡萄酒，还有位居住在这里的宗教人士提供副食的菜园和菜窖。

于是，栅栏墓地逐渐发展成了一处以墓地为主，包括有教堂、神学院、教会学校等多功能的天主教教会产业，葬入这里的中外籍神父、修女以及非神职的外国人也越来越多了。

2002年一个夜晚，由于一个住户电热器使用不当，口字楼着了一把大火，屋顶被烧毁，所有住户搬了出来，后经修复，只做教室用……

记得20世纪80年代，我曾随家人先后住过口字楼和山字楼，踩起来吱吱作响的木质楼梯，狭长昏暗的走廊，一家一户的煤气罐，炒菜时整个楼道的油烟，10平方米局促的房间，高耸开阔的天花板，水房内水泥砌的池子，简陋潮湿的公共厕所，时间凝固住的钟楼，被爬墙虎占满的窗户……这就是我全部的居住记忆。

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党校幼儿园曾经安置在口字楼一层，口字形建筑包围起来的四合院里有滑梯、秋千、转椅、龙船、跷跷板……我们这群职工子弟就在那个100年前曾经是聚满信徒手捧圣经的院子里戏耍着度过了童年，而那个乐园也在记忆中一片梦呓般的日光中渐渐隐去。

老房子的“过去”

老房子为我们的视线提供了奔跑的场所，晴朗的夜晚，月光透过彩色玻璃窗射到地板上，随着时间的变化在地板上悄悄地爬行，教友们都来到了圣堂，他们手持蜡烛，燃着乳香，气氛隆重而肃穆，悠扬的管风琴伴奏声中圣灵降临……我试图在想象中复原房屋里的一切，所有的装置都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但在这样市井气的老房子里，这样的想象显得有些步履维艰，那些贮藏在老房子里的宗教气息早已经偃旗息鼓。
老房子的“现在”

如今，这里的生活显然与老房子的精致古雅无关，这里仅仅是一个栖身之所。再次走进老房子，爬上楼梯，楼道里嗅到煮饭的芳香令我想起小时候。我小心翼翼地走进人们的生活空间，唯恐这种光顾超出主人们的心理尺度。有人用驱逐的方式来维护自尊，也有人努力清理出一块地方，让我们坐下，这使我们有机会打量他们的生活。简易的家具用最紧凑的方式罗列着，像一堆未经推敲的词语，笨拙地搭配。潮湿的墙壁长了黑色的霉斑，墙皮一层一层地脱落。在这里，审美变得有些无关紧要，房屋与生活以一种简单生硬的方式黏接着。

人口塞满所有房间，此时的修道院已经成为集体宿舍，它仅能作为实用的居所存在，而所有与实用无关的事物均显得多余和奢侈。在这里，修道院早就开始被迫接受肮脏隐晦、混乱不堪、拥挤拮据的生活，尽管这里面也有欢乐、祥和以及邻里间的相互依靠，但是我们只能看到“现在”、“过去”都隐在角落，“过去”与“现在”彻底断绝了关系。我们站在一个点上，而不是一条延续的线上。我们四顾茫然，既不了解来路，也无法判定去处。

对老房子改造再利用，并不拘泥于历史遗产保护的严苛限定，而是通过对历史信息的尊重与自身特色的定位，从现状中寻求答案，来获得发展空间。老房子的存在跨越了不同的社会形态，适应了不同时期、不同使用者的需要。如何为它寻找恰当的用途，使它的重要性得以最大限度的保存和再现？
对老房子“未来”的建议

在老房子功能演化的过程中，与栅栏墓地相关的信息传递的缺失确是种遗憾。是否可以在老房子中辟出一部分空间作为陈列馆，或是小型博物馆，使得人们能够更全面地看到曾经在这里上演的一幕幕故事，我想值得大家探讨。

摘自《北京大院记忆》 吴勇 主编 学苑出版社

北京的党校里，

藏着中国最美的天主教墓地

北京西二环的官园桥西行是一条宽阔的大道，今天的人们顶多只知道市委党校位于这里，却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有一处西方传教士的墓地。　　

在大院正中央，一大一小两块墓园比邻而立。墓碑林林总总，厚重深沉。这就是闻名于世的滕公栅栏墓地，外国人称它为“Chala”或“Shala”。

乍看起来，小小一方院墙，几十尊斑驳错落的墓碑，四百年的历史，在中国绝算不上文物中的珍品。和它们相连的外国传教士的故事，似乎也与我们距离甚远。

其实，了解这段历史后，我们看到一群特殊的“旅行家”——，数百人跨越四百年，从遥远的欧洲，闯过九死一生的海上劫难来到中国，他们既是天主教神父，又是博学多闻、学贯中西的学者。

意大利人利玛窦是明万历年间来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他学汉语、穿着儒服、行儒家礼仪，取汉文名字，号西泰。　

利玛窦是第一位能阅读中国文字、研究中国典籍的西方学者。除了传播宗教教义外，他还与徐光启合译了《几何原本》，将西方数学知识引进中国。　　

《几何原本》

利玛窦编制的《山海舆地全图》

汤若望出身于德国贵族家庭，也是耶稣会传教士中的菁英；他曾经与徐光启、李天经共同编成《崇祯历书》。

　　

汤若望

他受托监造西洋火炮，同时口述关于火炮铸造、保养、运输、施放以及火药配制、炮弹制造等原理和技术，被整理成《火攻挈要》和《火攻秘要》，这两本书是当时中国关于西洋火炮技术的权威著作。

公元1644年，清军进入北京，汤若望因为天文历法方面的学识受到清廷保护，受命继续修正历法。

汤若望以新法制地平日晷拓本

顺治皇帝与汤若望关系密切，他称汤若望为“法玛”(老爷爷)，并经常到南堂与汤若望促膝长谈。

汤若望《远镜说》附图

就像觅食的蜜蜂无意中传播了花粉，传教士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本意是弘扬宗教，却无意中散播了西方文明的种子。

这些墓碑本身就是中西文化交融的产物。碑文以汉、满、拉丁三种文字同刻于一碑之上。环绕其上的蟠龙似乎在昭告人们：只有获得中国皇权的恩准，西方天主教才能够在中国存在下去。　　

义和团运动中，墓地遭到洗劫，墓碑被推倒，墓穴被挖开。

1901年，清政府重修了栅栏墓地。　　

文革时期，红卫兵也想拆掉墓碑，

党校负责房管的一名工作人员急中生智，提出将利玛窦等人的墓碑埋起来，令其“永世不得翻身”，于是利玛窦墓地虽然消失了，但墓碑却被保存了下来。

1973年，马尾沟教堂被拆除。从此墓碑和那块耻辱碑散落在院中各处。有十几尊就在这个时期下落不明了。　　

这张老照片是1900年以前的汤若望墓旧影

汤若望墓碑拓片

1984年，党校出资扩建了传教士墓地，将散落在院中的60尊石碑重新竖立起来。就这样，经历了两次大毁，两次大修。历尽风雨侵蚀，一尊尊斑驳陆离的墓碑，静静地矗立着，涅槃重生。　　

自1610年利玛窦第一个入葬于这块墓地起，相继有邓玉函、汤若望、南怀仁、郎世宁等数百位著名传教士、科学家、画家随之静卧于此，墓地面积也不断扩大，成为明清以来西方传教士在东方安息的一个最为集中的地方。

现在墓地共保留了63名传教士的墓碑，其中葡萄牙14人，意大利11人，德国6人，法国9人，比利时2人，捷克2人，瑞士2人，奥地利和斯洛文尼亚各1人及不明国籍者1人，14位中国神父。

汤若望（德国）成了顺治皇帝的“洋玛法”，故宫珍藏着他精制的日晷。

南怀仁（比利时）用滑轮和绞盘把为顺治修建陵墓所用的巨型石料运过卢沟桥；视察京郊万泉庄河道，疏通河道灌溉稻田；重建北京观象台。

天文学家戴进贤（德国）为观象台制造了玑衡抚辰仪。

宫廷画师郎世宁(意大利)参与了圆明园内欧式建筑和园林的设计工作。

费隐（奥地利）主持重修王府井的东堂）

邓玉函（德国）《奇器图说》介绍西方机械

郎世宁作品：阿玉锡持矛荡寇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如今，生活在院子里的人几乎对墓地熟视无睹，从来不曾听谁讲起它的故事。偶尔有远方的人献上一束白菊在墓碑前，也悄悄枯萎。院子里的野猫在墓园边安了窝，常见一只黑猫轻巧地从碑首一跃到院墙上。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一本旅行 BTV这里是北京

利玛窦与外国传教士墓地

修复的前前后后

作者：中共北京市委党校

（北京行政学院）退休干部 余三乐

今天，5月11日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伟大先驱——利玛窦在北京逝世整整410周年的日子。当我们大力倡导世界文明多样性和不同文化交流互鉴，和各国人民携手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懈努力的时候，纪念利玛窦是十分有意义的。我作为北京行政学院国际合作交流部的退休干部和利玛窦生平事迹的研究者，想就利玛窦墓地的变迁谈几件事。

利玛窦自从1601年1月24日来到北京，就再也没有离开。他在这里度过了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10年之后，于1610年5月11日倏然而逝。中国明朝万历皇帝鉴于他在诸如翻译《几何原本》等项“西学东渐”事业中所做出的杰出贡献，破例将他赐葬于北京城西这块叫做“滕公栅栏”的地方。从此利玛窦就长眠在这方土地上。滕公栅栏渐渐成了在京逝世的外国传教士的专用墓地，而闻名于世界。

20世纪50年代，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城市建设的发展，北京的西郊日渐繁华起来。在阜成门外仅二里的地方保留滕公栅栏这处墓地，已经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当时任北京天主教会主教的李君武神父也意识到这一点，他感慨地说：“阜成门城墙开了豁口，马路也修起来了，建了很多新楼。看来墓地也该搬家了。”

20世纪50年代中期，北京市人民政府与北京天主教爱国会协商，将墓地迁往西郊西北旺。当时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传达了“国务院领导”的决定，即将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三位尊重中国人民传统习惯并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较大贡献的耶稣会士的墓碑仍在原址保留。从此，利玛窦墓地就成为一处受保护的文物。1958年，北京市进行文物普查时，对这处墓地做了详细的记录。

1966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为避免利玛窦等人的墓碑遭到破坏，我校一名工作人员提议，将利玛窦等人的墓碑深埋。利玛窦等人的墓碑就这样被保护起来。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1978年9月，中国政府派许涤新先生率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代表团赴意大利参加“欧洲研究中国协会”举行的会议并进行访问。意方主人常常谈起利玛窦。一位在利玛窦故乡马切拉塔大学里讲授中文的柯拉迪尼教授，对许涤新团长说：上半年，他与任意大利交通部长和意中经济文化交流协会会长的科隆博先生一道访华时，了解到在北京的利玛窦墓地已被平毁。他转达了科隆博先生的一个愿望，即由意方用大理石镌刻一尊新碑，赠送给中国，希望能够在原处重新树立起来，以表达对这位曾对意中文化交流做出贡献的先哲的纪念。

许涤新回国后，立即向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写了一份报告，汇报了上述情况，并且建议对利玛窦的被平毁的坟墓，加以修复，保存中西学术交流的一个重要史迹。胡乔木阅后，表示同意，并随即上报给党中央主管领导李先念副主席。

我曾多方寻觅，终于在北京民政局档案室查阅到了这份报告的复印件。在报告的文眉间，不仅有李先念副主席圈阅的标记，而且，当时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另外几位最高领导人圈阅的标记也赫然其上。

得到了最高领导层全体的认可，中国社会科学院即于10月24日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一份题为“关于请修复意大利学者利玛窦墓”的函件。指出，此事已经“华（国锋）主席和四位副主席的批准”，“请批转有关单位办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将此项任务交给市民政局经办。

在今天看来，修复一处古墓，树立一尊石碑，是何等寻常的小事。然而在四十几年前，它确实惊动了党和国家的全部最高领导者。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圈阅许涤新同志报告的时间在1978年10月4日至24日之间。这还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夕。现在回想起来，在当时那种形势下，邓小平等领导人做出重建利玛窦墓地的决定，确实是极有政治远见和需要有极大魄力的。同时它也显示出中国的对外政策、宗教政策和科技文化政策将进行重大调整。这正是从一个侧面向世界发出中国将要发生历史性变革的信号。

历时一年，耗资一万元，原被深埋的利玛窦及汤若望、南怀仁三位外国传教士墓碑被找到，终于在原处，基本上以原样修复完毕。现在利玛窦墓地已经被正式列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和涉外旅游景点之一。1984年，在北京市文物局的协助下，北京市委党校出资扩建了传教士墓地。在利玛窦等人墓地的东侧专辟一院，将1900年以后嵌在原马尾沟教堂外墙，后来散落在院中的60尊石碑，重又树立起来。1992年，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局将位于党校南墙的原教堂的小石门移至利玛窦墓地的南面。这样，原“滕公栅栏”墓地遗存的文物就基本上都得到了修复和保护。

到目前为止，作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利玛窦与外国传教士墓地”共保留63名传教士的墓碑。其中14人来自葡萄牙，11人来自意大利，6人来自德国，9人来自法国，还有比利时2人、捷克2人、瑞士2人、奥地利、斯洛文尼亚各1人及不明国籍者1人。这些人中包括：担任过钦天监监正的纪理安、戴进贤、刘松龄，和参与“万园之园”圆明园设计的著名的画家郎世宁。

近年来，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滕公栅栏这处古老的墓地，作为一处记录了中外文化交流历史的遗址，也愈益受到各界的关注，前来观光、凭吊和进行学术考察的中外人士络绎不绝。一些国家的元首和政府总理、外交部长等官员、外国驻华使节，以及来华的学者、教授、宗教人士及旅游者也纷纷来此参观。其中有两位意大利总统、比利时国王、捷克总统以及荷兰首相、 葡萄牙总理、比利时首相等。

为了适应扩大对外交往的需要，北京行政学院长期以来对利玛窦等人和滕公栅栏墓地的历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我们与已故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所长马爱德博士合作编写了《“栅栏”：北京最古老的天主教墓地》一书，由澳门文化署以英、中、葡三种文字陆续出版。江泽民主席1993年访问旧金山大学时，亲切接见了马爱德博士。

从以上有关利玛窦墓地的二三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党和国家的几代领导人对利玛窦等尊重中国人民，尊重中国的礼仪与文化，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外国友人的充分肯定，对利玛窦等人“把欧洲的天文、数学、地理等知识传播到中国，给中华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的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为此，在中华世纪坛中反映五千年中华文明发展长河的世纪厅浮雕长卷中，利玛窦也占了应有的位置。

今天，利玛窦与外国传教士墓地与古观象台上的精美的天文仪器、几座历史悠久的教堂、圆明园西洋楼遗址及陈列在五塔寺北京市石刻艺术博物馆的法国传教士碑林等，一道成为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这是极其宝贵的历史文物。对于中国人来说，它可以启示我们：学习世界其他民族文化中的先进和科学的部分，是我们民族振兴的必由之路，从而增强实行对外开放的自觉性；对于外国人来说，它们可以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友好相处、平等交往的各国文化使者的肯定与友情，可以展示当前中国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大好局面，也显示了中国政府尊重历史、尊重科学，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各项开明政策。

400年多前，利玛窦等一批友好的外国人，和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共同架设了连接东西方文化的桥梁。今天我们纪念他，将把这座桥梁建设得更为平坦和宽广。

我是一位中国古体诗词的爱好者，谨以一首七律小诗表达我对利玛窦逝世410周年的纪念。

行院葳蕤草木间，

探访利翁四百年。

友谊曾栽长乔木，

文明互鉴存史笺。

新冠袭来同抗难，

一带一路心相连。

常忆利翁当年事，

山川异域颂新篇。

2020-05-11 19:39 ·席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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