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意气 挥斥方遒

秋

——读《荒野上的大师》

本书分四部分，地质调查所、清华国学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这也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四座高峰。读书时不禁感慨学术大家的奉献与付出。他们生不逢时，身处乱世，在那个炮火纷飞的时代，他们绝境逢生。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以自己的名字开创新纪元。

《历史》七年上（人教版）第一课“北京人的发现”“这处遗址最先于1921年被发现，后来人类学家根据遗址中发现的3枚牙齿，将活动这里的古人类命名为‘北京直立人’或‘北京人’。1929年中国青年学者斐文中发现第一个北京猿人头盖骨，同年又发现用火遗址。”这是很多中学生的第一节历史课的内容，一段不起眼的话，开始人类历史的绵绵讲述。也许这段历史并不重要，不是课标，不是重点，不是中考内容，但如果我是历史老师，我会告诉孩子，1921年意味着什么，北京猿人的头盖骨已经丢失。

1919年“五四运动”，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直系与奉系结盟，1922年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入北京政府，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1924年第一次国内革命爆发，1925年五卅惨案......“北京人”的牙齿和头盖骨就是在这样的环境考古发掘出土的。1937年“七七事变”7月9日，周口店发掘宣告停止，二十天后北平沦陷。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哈里逊总统号”未能抵达秦皇岛，美军的秦皇岛兵营被日军占领，原本准备搭乘此船的两个箱子从此下落不明，而箱子里正是头骨化石。现存于北京周口店遗址博物馆的是复制品。也许老师可以让孩子希翼一下，未来的某一天，博物馆可以迎回他的主人。

头盖骨出土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裴文中。1928年24岁北大毕业生裴文中，来到周口店，由于成绩不好他只能做练习生。读大学时，他是一个蹩脚的地质系学生，对考古似乎没什么兴趣。决定性时刻瞬间而至，1929年12月2日下午4点，裴文中“顷得一头骨，极完整，颇似人”。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命中注定，他和考古的缘分。由于战争，裴文中离开周口店，1935年前往法国留学，他只用了一个月就掌握了法语，用两年时间取得博士学位。几十年过去了，消失的五个“北京人”头骨再没有重现人间。62岁的裴文中仍然在周口店主持考古发掘，1966年一块枕骨与一块额骨相继出土，裴文中发现这两块人骨碎片与1930年出土两块颞骨模型能够拼合在一起，它们曾属于一个主人，或许冥冥之中，千万年前的祖先于心不忍，给了裴文中最后的眷顾。

1936年49岁丁文江在湖南去世，“出山要比在山清”是先生一生的写照。具有剑桥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动物学和地质学双学士学位的丁文江，1912为买到一本《徐霞客游记》穿越了半个中国，并深深被打动，并以现代徐霞客自居。他与大他十岁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地质学系的章鸿钊、毕业于比利时鲁汶大学的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翁文灏并驾齐驱，为中国地质学界奠定了基础。

在工作中丁文江发现自己随身携带的中国地图，竟然是康熙时代传教士留下的版本，错漏极大，他决心为中国重新绘制一份可信的地图，1924年正式启动绘制计划，毕九年之功，于1933年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联合出版《中国分省地图》，我们可以想像一下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大地是一个怎样的情景，这个地图背后是多少中国人的付出与心血，是多少中国人不屈的理想与信念，又是多少中国人深深的爱国情怀。1950年中印边界谈判时，中国政府以此图为谈判依据。丁文江热爱地质、热心地质，为开创中国地质学培养了众多人才，“学不孤闻不寡”是他的感叹，也是他的骄傲。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为你负重前行，有人为你披荆斩棘，为政务消耗大量精力的丁文江，为清华研究院奔走的吴宓，为史语所殚精竭虑的傅斯年...他们就是那个人。

认识梁启超很多人是从1898年戊戌变法开始，更多孩子是从《少年中国说》开始的“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1925年53岁著作等身的大家梁启超受聘于清华研究院，同样受聘于清华的有瓜皮帽后面依然倔强地拖着一根辫子的王国维，此时距离清帝退位已经十三年，这位研究领域涉及文学、美学、历史的思想新锐学人，却一直以清朝遗臣自居，也许这是王国维一生的心结。1927年王国维投湖自杀，一代大师去势决绝，终不回头。两年后平生著述千万字的梁启超然而去“至临终时，无一预遗嘱”。

1928年10月13日董作宾主持下殷墟第一次发掘正式开始，之后许多人、许多中国人、许多中国文人投入到这场发掘中，1929年第二次发掘由李济主持，尽管其与董作宾理念不同，两人强强联手，董作宾主攻甲骨文、李济负责其他出土文物。1934年久病复出梁思永主持了第十次发掘，直到1937年史语所考古组共进行十五次发掘。“大龟四版”及海量甲骨在安阳殷墟重见天日，尘封的光华跨越三千年用它的余温慰藉着后世的人们，也将中华文明的信史向前推进了数百年。

《营造法式》是梁思成一生的骨血，北宋元祐六年（1091年）成书，公元1103年由李诫重新编修成书刊印，公元1919年《营造法式》重现人间，朱家钤意识到他的独特价值，此为丁氏家族的钞本，错漏较多，之后又出“陶本”。刚出版不久，梁启超将书寄给了长子梁思成。遥隔千年，相距万里，李诫的书笔，朱启钤的搜寻，陶湘的考证，梁启超的希望，最终汇聚到梁思成的骨血里。《营造法式》梁思成认识纸上的每一个汉字，但他读不懂，它们以匪夷所思的方式组合在一起，像是另一个世界的语言。而在“天书”的扉页上父亲梁启超“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梁思成、刘椁桢、林徽因及他们的助手莫宗江、陈明达，开始不辞辛苦的上下求索之旅。“明天，又明天，又明天......一切都限定了，谁还说希望，——便使是做梦，在梦里，闪着，仍旧是这一粒孤勇的光亮”

他们大多是读四书五经长大，长大后接受西方现代学术训练，他们的思维却未被束缚，用广博的视野、扎实的素养、博广的胸襟、坚毅的精神、先天下的勇气与胆识，使中国文化达到新的高度。他们不再以十年寒窗苦，一朝题名时为奋斗目标，他们将所学、所见、所知奉献给了他们热爱的事业，奉献给了中华民族，奉献给了生养他们的祖国。

“饮冰十年 难凉热血”梁启超、“出山要比在山清”丁文江、“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陈寅恪、“刨坟掘墓”李济、“人生过处唯存悔”王国维、“兼容并包”蔡元培、......他们身上有着中国文人高风亮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精神、报效国家的赤胆忠心、他们用自己学识与拳拳赤子之心挺起中国脊梁，在硝烟与战火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