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萨克斯坦“突厥语国家一体化”构想与实践研究

敢夫

一、引言

“突厥语国家一体化”是指土耳其、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主体民族使用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语言的国家以共同的行为准则影响地区进程、参与全球政治的举措。2021年11月12日，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The Cooperation Council of Turkic Speaking State，又称突厥语国家理事会）更名为突厥语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Turkic States，简称OTC），在国际上被广泛认为是“突厥语国家一体化”进程加速的标志。各国媒体以及评论家随即针对“突厥语国家一体化”对欧亚地缘政治可能产生的影响及发展前景展开了讨论，且唱衰者居多。突厥语国家组织则试图以学理性研究揭示组织的活力，为“突厥语国家一体化”构建理论依据。目前，围绕“突厥语国家一体化”的研究虽然众多，但由于不同国家、不同阵营研究者的视角和立场差异，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对其内涵、作用、前景的分析及评价的分歧也较大。

哈萨克斯坦向来致力于在“突厥语国家一体化”构想下构建地区政治秩序，是“突厥语国家一体化”的倡议者，也是主要参与者。关于哈萨克斯坦与“突厥语国家一体化”倡议关系的研究还比较少见。哈萨克斯坦学者阿尔扎诺娃（Ж.А.Альжанова）强调，哈萨克斯坦在促进“突厥语国家一体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突厥语国家组织成立后，土耳其安卡拉欧亚研究中心智库分析员特奥曼·埃尔图鲁尔·图伦（Teoman Ertuğrul Tulun）称，哈萨克斯坦是突厥语国家组织的创造者。但他们的研究均停留于大事件梳理，未做深入阐述。目前国内外学界尚未有就哈萨克斯坦积极倡议“突厥语国家一体化”的动机及历程展开研究的成果面世，而系统梳理这一问题对理解“突厥语国家一体化”发展现状、把握其发展方向、了解泛突厥主义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对哈萨克斯坦“突厥语国家一体化”构想提出的前因和实践进程进行梳理，在明晰其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对哈国宣传“突厥语国家一体化”并参与相关实践的深层政治逻辑进行学理性分析的过程中不仅要避免西方学界以及突厥语国家自身话语体系的影响，也要避免对相关问题的简单化、模糊化处理。

二、纳扎尔巴耶夫“突厥语国家一体化”构想

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被称作“突厥（语）世界的长老”。在苏联解体后的巨大政治真空地带，他提出“突厥语国家一体化”构想并一直奔走呼吁突厥语国家要认清共同的文化历史命运。纳扎尔巴耶夫认为，突厥语民族，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可作为平等的主体影响到地缘政治，参加到世界文化关系中。

（一）纳扎尔巴耶夫“突厥语国家一体化”构想的产生

苏联解体后，新晋独立的哈萨克斯坦遭遇了诸多难题。首先，哈萨克斯坦需要尽快参与全球政治体系，摆脱独立后国家有可能陷入孤立的安全困境。其次，苏联解体后各加盟共和国原有的经济联系全盘改变，计划经济的退出使国家经济陷入短暂的混乱状态。哈萨克斯坦经济自独立开始急剧下滑，它需要找准自身在全球经济范畴内的定位，制定并调整地缘经济策略。

随着苏联解体接踵而至的，还有苏联意识形态在中亚地区突然退却以致哈萨克斯坦出现意识形态真空，各种思潮在中亚地区拓展自己的范围。其中颇具影响的是重新兴起的泛突厥意识形态。使用突厥语的民族重新开始了对泛突厥意识形态的讨论，并发起了一系列新的行动。当时的土耳其大力推行以泛突厥主义为基石的外交政策，并将其视为联合使用突厥语民族的工具。彼时的泛突厥主义多由土耳其基金会以及宗教机构推动，它不仅呼吁“突厥部落”（Turkic tribes）的（半想象的）历史和语言纽带作用，也呼吁被压制的伊斯兰身份“重新觉醒”。而且，土耳其还希冀在苏联解体后的中亚政治真空地带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针对哈国困境，土耳其适时为其提供了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土耳其是最早承认哈萨克斯坦独立的国家，为哈国参与世界政治提供了必要帮助。土耳其政府和企业在哈萨克斯坦各行业、各领域投入大量资金，成为哈萨克斯坦主要投资国。

故此，纳扎尔巴耶夫选择将使用突厥语的各民族塑造成历史文化共同体，以“突厥语民族”（Turkic peoples）认同为哈、土两国走近彼此的身份认同来回应土耳其，扩大与其交往，“突厥语国家一体化”构想应运而生。纳扎尔巴耶夫称，“突厥语民族”在历史上经历了殖民奴役的掠夺和极权主义的重压，而在苏联解体前后“突厥语民族”追求独立并建立自主国家，开始平等地参与现代历史。纳扎尔巴耶夫“突厥语国家一体化”构想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泛突厥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思想倾向，但其功用主义底色更为强烈。他在论及“突厥语国家一体化”时强调，泛突厥范畴内的合作应当是经济的、人文的和政治的，要尊重每个国家刚刚获得的独立和主权，以此彰显国家本位意识。

纳扎尔巴耶夫“突厥语国家一体化”构想也是整合中亚各国的尝试。在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作为苏联一部分的哈萨克斯坦与邻国联系密切，如南哈萨克斯坦州的电力需要从吉尔吉斯斯坦获取。苏联解体切断了哈萨克斯坦各地与周边地区的经济联系。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摆脱经济孤立的方向之一即是重建与中亚国家的联系，修复业已成形又断裂的苏联计划经济遗产。纳扎尔巴耶夫在思考哈国命运的同时，也在思考中亚地区的发展方向。他认为，中亚地区面对苏联解体后军事、政治和经济独立的新形势与困境，需要在合作中寻找出路。纳扎尔巴耶夫声称，无视地区的普遍利益，只会破坏中亚的战略平衡，因此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家们在制定国家战略时，应以尊重所有中亚国家的民族利益为基础。

（二）纳扎尔巴耶夫“突厥语国家一体化”构想的阻力

哈萨克斯坦“突厥语国家一体化”构想，对其“国家民族”建构有一定负面影响。“突厥语民族”认同无法在哈萨克斯坦彻底推行，其引入对哈国是种冒险。“突厥语民族”认同在哈萨克斯坦生长的历史土壤迥异于土耳其。19世纪末20世纪初，泛突厥主义在中亚地区与土耳其以超国家形态出现，但是走向了相悖的结局。在土耳其现代化过程中，“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决定建立以土耳其民族为基础的地域性民族国家”。“突厥语民族”认同与奥斯曼土耳其民族认同趋于一致，逐渐转变为土耳其民族国家认同。而哈萨克斯坦的现代化与土耳其不同，由于20世纪上半叶中亚民族分化、整合的交替进行，未能完成民族国家化。十月革命后，中亚精英积极推进“大突厥斯坦”构想，并与土耳其联系，开展巴斯马奇运动（Basmachi Movement），引起布尔什维克党的注意。随后，为了应对不断猖獗的泛突厥主义，俄共逐渐建立了地区自治共和国，并进行民族识别、民族划界运动，将中亚原有的多个族群划分为若干民族共同体，彻底击碎了“突厥语民族国家”在中亚成立的可能性。在这一过程中成立的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以及后来以加盟国形式确立的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强化了哈萨克斯坦人的民族身份。因此，“突厥语民族”认同不再是独立后哈萨克斯坦实现自我认同的首选。在某种程度上，“突厥语民族”认同与哈萨克斯坦民族国家身份之间还出现了矛盾。

首先，在民族关系方面，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是典型的多民族国家，民族成分复杂，因此“突厥语民族”认同并不能被一致接受。俄罗斯族是哈萨克斯坦第二大民族，其与哈萨克斯坦主体民族哈萨克族之间的矛盾长期影响着哈萨克斯坦社会稳定。针对这一问题纳扎尔巴耶夫曾表示，要塑造新的哈萨克斯坦公民（认同）以完成政治统一与公民团结。因此，哈萨克斯坦若坚定推行“突厥语民族”认同，其暗含的使用突厥语民族统一性，会刺激哈萨克斯坦境内非突厥语民族，进而损害到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民族关系。

其次，在外交政策方面，哈萨克斯坦在与东西方交往中奉行多元平衡外交政策，尽可能保持自身在国际政治体系中的灵活性，不至于挑战俄罗斯的欧亚一体化政策与中国西部边疆的稳定。故此，纳扎尔巴耶夫一早就警惕土耳其向中亚地区输送泛突厥意识形态。他提到，无底线地依赖土耳其、接受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意味着放弃刚刚获得的独立，割断与邻国的传统关系，用另一个‘老大哥’取代这一个‘老大哥’，让其骑在自己的脖子上”。

总体而言，纳扎尔巴耶夫“突厥语国家一体化”构想的底色是在哈萨克斯坦国家独立背景下，从民族主义视角为新独立的哈萨克斯坦寻求发展新路径，具有强烈的功用主义色彩。纳扎尔巴耶夫对历史的态度是：“历史是伟大的导师，但不能因此而永远蜗居在这个境界里。”纳扎尔巴耶夫对哈萨克斯坦国家主权的重视一直高于“突厥语国家一体化”蓝图。他对“突厥语国家一体化”进行解释时宣称：“我们在文化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我们长期以来是相互分离的。我建议文明地恢复业已失去的联系，尊重每个国家刚刚获得的独立和主权。”纳扎尔巴耶夫又从哈萨克斯坦面临的困境与全球化趋势角度指出，需要在自愿、谅解、信任的基础上建立世界共同体成员间的伙伴关系，以摆脱困境。独立的哈萨克斯坦民族国家利益是其“突厥语国家一体化”构想的出发点和底线。在此基础上，纳扎尔巴耶夫开展多边合作，以对使用突厥（语）民族历史的缅怀与对突厥（语）世界的热情为切入点，构建了为哈国外交提供多元化选择和回旋余地的政治术语。这也奠定了日后哈萨克斯坦对“突厥语国家一体化”一直持机会主义与功用主义态度的基调。

纳扎尔巴耶夫的“突厥语国家一体化”构想迅速得到了回应。时任阿塞拜疆领导人阿布法兹•埃尔奇贝是一个坚定的泛突厥主义者，对土耳其以及哈萨克斯坦的“突厥语国家一体化”构想积极响应。此外，就政治关系而言，哈萨克斯坦将阿塞拜疆视为通往土耳其和欧洲的桥梁，反过来哈萨克斯坦也为阿塞拜疆提供了通往中亚和中国的道路。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是中亚地区的使用突厥语国家，尽管对突厥语国家一体化的相关内容与举措存在消极态度，但出于其面临的政治、经济问题，依然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纳扎尔巴耶夫的“突厥语国家一体化”构想。这三国独立后在政治、经济上面临着与哈萨克斯坦相似的问题，且相较于哈萨克斯坦，三国的经济局势更加严峻，经济潜力更为有限。它们开始寻找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新模式，并通过寻求新的国家、宗教身份认同以解燃眉之急。故此，在苏联解体后的亚欧中心地带，以哈萨克斯坦为纽带，土耳其、阿塞拜疆以及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一同在“突厥语国家一体化”构想下，开始构建新的地区政治秩序。

三、哈萨克斯坦“突厥语国家一体化”构想实践

“突厥语国家一体化”制度化尝试在苏联解体后即已展开。1992年10月，哈萨克斯坦、土耳其、阿塞拜疆、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安卡拉成立了突厥语国家元首论坛（The Forum of Heads of Turkic-Speaking States），作为突厥语国家对话平台。但是新晋获取独立的各国外交方针不统一，各国内部民族成分复杂，元首论坛收效甚微。

1993年，突厥语国家选择在语言、文化范畴推进一体化，成立了“突厥文化国际组织”（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Turkic Culture，TURKSOY），将其打造为突厥语国家之间在科教文领域开展合作的平台，以及向外输出“突厥（语）世界”价值观的平台。2008年，突厥语国家议会（The Parliamentary Assembly of the Turkic SpeakingCountries，TURKPA）成立，为突厥语国家间沟通提供了新的渠道。该机构是议会外交（parliamentary diplomacy）的体现，为成员国在“突厥合作”（Turkic-cooperation）框架内互助协作提供了立法支撑。上述两个组织均是在哈萨克斯坦直接倡议下组织创建的。

突厥语国家合作与“突厥语国家一体化”构想在各国政府层面的实践以2009年为节点。是年，纳扎尔巴耶夫提议，在突厥语国家元首论坛基础上成立制度化机构。他表示：“我们需要一个有效的机制来制定和执行我们的共同决定。在这方面，哈方提议建立一个机构，该机构将具有政治区域协会的所有必要属性，具有一定的法律和组织地位。”

在他的提议下，2009年10月3日，在阿塞拜疆纳希切万举行的第九届突厥语国家首脑峰会上，哈萨克斯坦、土耳其、吉尔吉斯斯坦、阿塞拜疆四国共同签署了《纳希切万协议》（Nakhchivan Agreement），成立了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

2021年3月31日，在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特别峰会上发布的《突厥斯坦联合宣言》（Turkistan Declaration）表明，纳扎尔巴耶夫更名“突厥语国家组织”的倡议已经提上议程，相关工作已深入展开。该宣言宣布，支持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第一任总统、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名誉主席纳扎尔巴耶夫关于更改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名称的倡议，责成各国外长和秘书处准备有关文件。2021年11月12日，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第八届峰会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更名为“突厥语国家组织”，与会人员通过了《伊斯坦布尔宣言》（Istanbul Declaration）。

（一）“突厥语国家一体化”实践（2009—2019年）

成立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是哈萨克斯坦“突厥语国家一体化”构想的成功实践。“突厥语国家一体化”的性质也在纳扎尔巴耶夫提议下发生了转变，完成了组织化与制度化。突厥语国家以共同体行为准则及更接近平等主义的组织方式，建立了具有多边管理形式的地区组织。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的组织机构及运行方式为：元首理事会（The Council of Heads of States）是该组织的中枢，负责讨论重大国际问题和国家间交往问题，并审查该组织的活动；外交部长理事会（The Council of Foreign Ministers）负责监督该组织的活动，确定议程；高级官员委员会（The Senior Officials Committee）负责协调工作以及审议秘书处文件草案；突厥语国家长老理事会（The Council of Elders of Turkic Speaking States）是咨询机构；秘书处（The Secretariat）负责上传下达与对外联络。其中最主要的决策和管理机构是元首理事会，由成员国总统任主席，每年轮换。此外，该组织不仅关注安全等重大问题，也关心人口、教育、环境、资源等一般性问题。该组织的任务和目标如下：

加强成员国互信和友谊；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寻求共同外交立场；协调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贩卖人口、走私毒品等行动，协助实施控制麻醉类药品和精神类药品非法贩运的国际政策；促进政治、经贸、执法、环境、文化、科技、军事技术、教育、能源、交通、信贷、金融和其他共同关心领域的多边合作；为贸易和投资创造有利条件，进一步简化旨在促进货物、资本、服务和技术流动的海关和过境程序，简化金融和银行业务；通过在平等伙伴关系基础上的联合行动实现本区域全面和平衡的经济增长、社会和文化发展，以稳步提高和改善各方人民的生活条件；按照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规范确保法治和善政，保障人权和基本自由，扩大在科学和技术、教育、卫生、文化、体育和旅游等领域的互动；鼓励各方大众传播媒介和通信在促进、普及和传播突厥语人民文化和历史遗产方面的互动；促进各方在法律领域的互动、法律互助与合作。

在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组织框架内，哈萨克斯坦积极展开了“突厥语国家一体化”实践。2011—2019年，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共举行了7次峰会，其中由哈萨克斯坦主办的是2011年10月首届峰会和2015年9月第五届峰会。首届峰会主题为“经贸合作”，纳扎尔巴耶夫出席并主持了会议。除讨论了投资、经贸、人文等领域的合作前景之外，本次峰会的主要意义在于“标志着突厥语国家双边和多边关系与合作的发展进入了新时代”。第五届峰会主题为“媒体和信息合作”。在本次峰会期间，纳扎尔巴耶夫从两个方面部署了该组织的发展方向：一是组织国家内部需要深化合作，包括“突厥语国家一体化”共同基金（Common Fund of Turkic Integration）的创立、实施“突厥（语）世界”文化和信息发展战略、出版突厥文化遗产科学著作《祖先的传承》（Heritage of Ancestors）等；二是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在国际舞台上扩大突厥语国家的影响力。纳扎尔巴耶夫再次强调了尽早采取“突厥（语）世界一体化”概念的重要性，同时重点谈论了全球问题，包括中东以及阿富汗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合力对抗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等。

除上述两次峰会外，哈国还主办或承办了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其他合作会议，如表1所示。

除此之外，哈萨克斯坦还在其他峰会上为突厥语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合作建言献策。在第四届峰会期间纳扎尔巴耶夫提到，要加强突厥语国家整体经济潜力以及提高国际突厥学院（International Turkic Academy）的重要性。国际突厥学院原是哈萨克斯坦的国家机构，位于阿斯塔纳，旨在协调、支持与突厥语言，突厥语国家文化、历史相关的学术研究，为突厥语国家文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寻求学理支撑。在第六届峰会期间，纳扎尔巴耶夫提议举办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青年领袖论坛、学术会议和研讨会，并考察突厥语国家历史名胜，强调要为后世子孙保留文化和传统。突厥语国家工商会（The Turkic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TCCI）亦是在纳扎尔巴耶夫倡议下于2019年在突厥语国家商业理事会预备会议上成立的。

综上所述，在哈萨克斯坦的积极推动与参与下，通过10年的探索与运作，“突厥语国家一体化”构想完成了具象化与制度化，取得了一系列成就。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不仅成为突厥语国家间开展合作的主要组织平台，也完成了向具有突厥文化国际组织、突厥语国家会议、突厥语国家商业理事会（Turkish Business Council）、突厥国际学院、突厥语国家文化遗产基金会（The Turkic Cultural Heritage Fund）、突厥语国家工商会等突厥语国家间合作机制的综合性组织的转变。但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组织结构尚不成熟，该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合作也不够深入，尤其在经济层面，突厥语国家始终无法以一个相对整体的身份参与国际市场。伴随着国家地缘政治新定位与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哈萨克斯坦逐步将深入“突厥语国家一体化”实践提上议程。

（二）“突厥语国家一体化”实践（2019年至今）

哈萨克斯坦是“突厥语国家一体化”深入发展的重要推手。2019年，时值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成立10周年，纳扎尔巴耶夫强调要提升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的地位，加强“突厥（语）世界”（Turkic World）概念在国际话语中的分量。他认为，突厥语国家间加强合作不仅有助于提升各自的国家地位，更有助于在亚欧大陆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大陆安全体系。

哈萨克斯坦积极推动“突厥语国家一体化”深入发展，出于地缘政治与本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双重考量。自苏联解体以来，哈萨克斯坦奉行多元平衡外交政策，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提升了国际地位，并成功克服了原有经济联系中断带来的影响。但是，地区安全环境的变化，迫使哈萨克斯坦开始思考如何扩大对地区进程的影响；又由于其经济结构单一、过于依赖石油产业，投资环境较差等因素，哈萨克斯坦需要多方位寻求经济伙伴，在对外合作中完成经济结构调整。哈萨克斯坦第二任总统托卡耶夫上台后，充分利用多边主义政策所带来的机遇，通过扩大全球性战略合作拓展国家生存空间。托卡耶夫在区域一体化中采取中亚优先的外交政策，试图以更独立的姿态参与世界政治。同时，托卡耶夫也认识到哈萨克斯坦宏观经济畸形发展的弊病：哈国是能源型国家，丰富的矿物燃料、矿物油是其对外出口的主要商品，加工业处于弱势。对此，托卡耶夫尝试摆脱对石油矿产资源的依赖，进行经济结构改革。2021年9月，托卡耶夫在国情咨文中指出，经济多元化需要持续推进，要在2025年将制造业出口增加1.5倍，达到240亿美元，劳动生产率提高30%。出于上述目的，托卡耶夫也继承并践行着纳扎尔巴耶夫的“突厥语国家一体化”构想与实践。他表示自己将坚定致力于进一步强化突厥语国家间合作，并要将“突厥（语）世界”（тюркский мир）打造成21世纪最重要的经济、文化和人道主义空间之一。

新冠疫情导致全球经济形势恶化，能源型国家的劣势充分暴露。国际市场石油和天然气需求萎缩、价格下降，给哈萨克斯坦经济带来不小打击，哈国出口和实际国内生产总值（Real GDP）大幅度下降。根据世界银行的调查报告，哈萨克斯坦经济在2020年下半年开始复苏，但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仍低于疫情前。总的来讲，新冠疫情后全球经济形势严峻，哈国在金融领域与国际经济之间的交流互动存在困境。就哈国本身而言，减少对石油的依赖，意味着短期石油收入会有波动，这将对工业化造成阵痛。哈萨克斯坦想在经济结构性调整过程中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就需要寻求新的经济伙伴。土耳其是哈萨克斯坦重要经济伙伴之一，土耳其的出口结构与哈萨克斯坦进口结构互补。土哈两国领导人在双边外交活动中强调，希望未来的贸易额能够达到100亿美元。而且，相较于欧美商人，土耳其商人更具有文化和语言上的优势，对哈萨克斯坦的投资兴趣也较高。“突厥语国家一体化”宣传可以推动哈、土民间贸易交往先行。

基于上述原因，哈萨克斯坦进一步寻求“突厥语国家一体化”深入实践。2020年4月10日，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召开主题为“团结合作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Solidarity and Cooperation in the fight againstCOVID-19 pandemic）的特别视频峰会，讨论了疫情后经济复苏相关问题，强调了卫生、经济贸易、运输、海关和移民等方面的合作。与会人员共同通过了《突厥语国家特别峰会巴库宣言》（Baku Declaration of the Extraordinary Summit of theCooperation Council of Turkic Speaking States），强调要在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框架内加强防止新冠疫情的相关合作。

2021年11月12日，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更名为突厥语国家组织，该历史性事件标志着突厥语国家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合作进入了新时代。突厥语国家组织的机构设置与运作方式基本承袭了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但是在名称上，它们更强调“突厥（语）国家”，试图将语言维系的文化认同转变为民族认同，这是突厥语国家间合作不断深化的表现。在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第八届峰会期间，与会成员国还通过了由纳扎尔巴耶夫倡议编写的《突厥（语）世界愿景—2040》（Turkic World Vision 2040）。该文件从突厥语国家组织面临的现实问题出发，以政治与安全合作、经济与部门合作、人际合作和对外合作四大合作为基础，旨在规划一个蓝图，为成员国提供战略方针与思想。该文件还保证在不损害各成员国现有国际承诺的前提下，通过合作方式谋求组织的繁荣与强大。这也表明，突厥语国家正在寻求更有效益的区域合作，以应对“未来不可避免的危机和冲击”。

虽然《突厥（语）世界愿景—2040》从多个维度构建描绘了成员国间的合作目标，但就哈萨克斯坦自身而言，其一体化构想的重点在经济、文化层面，而非政治、军事层面。托卡耶夫在第八届峰会上提出了多项建议。第一，他呼吁各国一同建设水利设施。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地区唯一粮食出口国，托卡耶夫对粮食安全问题表现出高度关注。有效利用跨境水资源有助于防止哈国小麦产量下降。第二，托卡耶夫邀请各国将绿色债券积聚在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根据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哈萨克斯坦证券交易所的信息，债券市场总值达到了1亿美元。托卡耶夫还强调氢能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并认为哈萨克斯坦拥有成立氢能工业群的巨大潜力。第三，托卡耶夫呼吁在突厥语国家组织框架内成立现代科技中心，并提议在阿斯塔纳枢纽（Astana Hyb）国际互联网技术初创科技园举办互联网技术青年论坛，为创新和初创项目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第四，托卡耶夫强调了环境问题，呼吁组织各国为可持续发展共同努力。

此外，哈萨克斯坦还积极推动建立“图兰”经济区（突厥语国家联合经济特区），也是其为实现突厥语国家经济一体化而作的努力。2021年3月，托卡耶夫在突厥语国家组织非正式峰会中提到，增加贸易额应该是各成员国的优先事项，考虑到哈国突厥斯坦（Turkestan）丰富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本和旅游潜力，建议在该地建立一个突厥语国家联合经济特区。2021年11月，时任哈萨克斯坦国民经济部长伊尔加利耶夫出席土耳其与突厥语国家经贸合作国际会议时，再次表达了联合突厥语国家在哈萨克斯坦南部图尔克斯坦州建立“图兰”经济区的意愿。哈萨克斯坦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以激发突厥语国家组织各成员国在哈国建立高科技合资企业的热情，从而拓展国际市场。

2022年11月，突厥语国家组织召开了主题为“突厥文明新时代：向着共同的发展与繁荣”（New Era for Turkic Civilization: Towards Common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的第九届峰会。在本次峰会上，托卡耶夫强调了哈萨克斯坦在促进突厥语国家相互联系、促成突厥语国家联合组织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并针对突厥语国家组织架构、突厥语国家间经济合作与文化合作发表了观点。其发言释放了如下信号：哈萨克斯坦在依赖“突厥语国家一体化”组织框架参与全球政治、经济活动的同时，正逐渐增强对突厥语国家组织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首先，托卡耶夫对突厥语国家组织构架提出了建议。他提议，应当有效发挥目前已成立的突厥语国家间各组织和机构的效力，使相关工作系统化。为此，需要落实《纳希切万协定》第13条规定，即缔约方应根据其国家立法，任命其常驻秘书处的代表。托卡耶夫还强调，该组织以及成员国需要通过发掘共同的突厥历史文化以及采取一定的宣传手段，来提高突厥语国家组织的国际地位，以接纳更多成员。可见，托卡耶夫正积极推动“突厥语国家一体化”组织规范化，寻求以更有说服力的历史解释联络突厥语国家，并在国际舞台上展现自己。

其次，在突厥语国家合作方面，托卡耶夫着重强调开发、发展交通运输业和物流业。他不仅强调里海线路的发展，也强调突厥语国家内部的过境运输。这表明，哈萨克斯坦努力推动突厥语国家经济一体化，寻求突厥语国家组织利用地理位置优势，以相对整体的身份参与世界经济。托卡耶夫还建议在阿斯塔纳创建突厥语国家组织数字化中心，以持续深入发展数字经济。该数字化中心涉及突厥语国家的贸易、运输、水资源、信息安全和其他重要行业。哈方提议将其设在阿斯塔纳，除了考虑为本国招商引资外，也是哈萨克斯坦希望进一步提升其在突厥语国家组织内部地位的表现。此外，托卡耶夫提到突厥语国家间优先合作事项之一是发展“绿色经济”。这是哈萨克斯坦通过“突厥语国家一体化”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问题的回应，表明哈萨克斯坦正在借助“突厥语国家一体化”扩大对全球进程的影响。

突厥语国家组织是哈萨克斯坦“突厥语国家一体化构想”的进一步制度化，也标志着突厥语国家合作的深入。突厥语国家组织从最初抽象的语言、文化共同体，发展至稳定的联盟，关切着最广泛意义上的地区安全问题。纳扎尔巴耶夫在突厥语国家组织第八届峰会上展望突厥语国家组织前景时称，“突厥（语）世界的一体化将促进欧亚大陆的团结，并有助于巩固欧亚大陆的安全体系”。

对于哈萨克斯坦而言，参与突厥语国家组织意味着积极参与欧亚地区事务，并在国际合作中广泛寻求伙伴关系。但突厥语国家组织成员国目前尚无法组成强而有力的地缘经济力量。就经济层面而言，组织内部各国经济互补性不强，无法形成成员国之间的“内循环”，从而凝聚为独立的区域地缘政治力量；突厥语国家组织还面临着协调与欧亚经济联盟关系的问题，哈国在两个组织中都扮演着较为重要的角色，需要辅以一定的政治智慧，才能争取利益最大化。更重要的是，哈萨克斯坦与土耳其对“突厥语国家一体化”组织角色认知不同。在土耳其看来，突厥语国家组织本质上是施加“突厥语民族”认同的工具，但是哈萨克斯坦一直持机会主义与功用主义态度，对土耳其在中亚地区推进“泛突厥主义”较为敏感。

从外交政策的角度看，哈萨克斯坦希望在“突厥语国家一体化”框架内最大化自身收益，但同时尽可能保持自主性。这一点在以使用突厥语的民族为纽带建立的哈土关系中表现明显：哈萨克斯坦作为独立的行为体，主动以“突厥语国家一体化”话语体系塑造了与土耳其的交互关系，形成了利益上的相互联系，形塑了哈土相互依赖。然而，“突厥语民族”认同，既是哈、土两国走近彼此的身份认同，也是二者敏感性关系的来源。

独立30年以来，哈萨克斯坦逐步完成了国家民族的转型与国家民族意识的建构，重新引入更大的“突厥语民族”概念建构是一种冒险，而且哈萨克斯坦“突厥语国家一体化”构想的实用主义外交底色也不允许哈国欣然接受土耳其长期以来输出的泛突厥主义。因此，土耳其想进一步在哈萨克斯坦或中亚地区推进泛突厥主义，势必会引起哈萨克斯坦的担忧，进而导致“突厥语国家一体化”出现裂痕。此外，自哈萨克斯坦独立以来，哈土两国外交关系、文化教育领域的合作、军事合作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对于奉行多元平衡外交的哈萨克斯坦而言，土耳其是其最重视的合作伙伴之一。2022年5月，托卡耶夫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安卡拉会晤时商定，将两国关系提升至增强型战略伙伴关系水平。故此，除土耳其外，哈萨克斯坦没有额外的替代性伙伴关系来减弱或抵消两国关系的变化。同为突厥语国家组织成员国的阿塞拜疆等国不能提供等同于土耳其的经济合作援助；俄罗斯、中国则是大国，且不说与哈国没有如土耳其般深厚的民俗、语言联系，从哈萨克斯坦多元平衡外交的角度上讲，哈国也不会过于依赖某一大国。总的来讲，哈萨克斯坦与土耳其之间形成了高敏感性、高脆弱性的相互依赖关系。

因此，哈萨克斯坦与土耳其的相互依赖模式是哈主动塑造的，也是双方在苏联解体后哈国处于政治、经济真空时共同选择的。但是，哈萨克斯坦在继续形塑与土耳其的相互依赖模式时，会关注合作的相对收益，采取增加可替代选择等措施。哈萨克斯坦在“突厥语国家一体化”实践中不会放弃降低自身脆弱性及增强自主性的努力。

四、结语

综上所述，从纳扎尔巴耶夫的“突厥语国家一体化”构想到托卡耶夫在突厥语国家组织框架内展开的外交合作，哈萨克斯坦以“突厥”相关话语为切入点，一直努力构建大型公共关系。这种公共关系反过来可以在国际上为哈国提供身份支撑。本质上，“突厥语国家一体化”是哈国多元外交底色下具有实用主义性质的政治实践。哈萨克斯坦作为一个中型国家，需要尽可能使自身在国际政治体系中保持灵活性：不能脱离大国，也不能过于依赖某一大国，在保持平衡外交中谋求国家利益。就目前而言，“突厥语国家一体化”实践是哈萨克斯坦扩大对地区政治进程影响的条件之一，突厥语国家组织成员国是哈萨克斯坦经济结构性调整的稳定合作伙伴。

（责任编辑 胡巍葳）

来源：《俄罗斯学刊》2023年第6期原文链接：

https://elsxk.hlju.edu.cn/info/1175/2893.htm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2C6ioF1tvgWUSYiZGnkMTrvW6qEyABoWqUcQcil6pnW_NtpRLAsTY4ei5QA--TC4Rjn0OnlnlnCLl32JJgJiHOUW8k74YyV46IPsOgD7Sy7fcKShH0jrruu6CyOpNXFzsPmyUOaGyQg=&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