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马金戈撼沙场 雪域丰碑戍边陲

胡山

纪念西藏和平解放，崇高致敬铁血英勇十八军将士。

贺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

谭冠三

1951年10月26日

汉将班超斗敌顽

拯民水火戍边关

卅载忠心护西域

定远侯名万古传

茫茫雪山疆域宽

祖国版图岂容奸

驱逐英帝和匪叛

进军宜早不宜晚

大军西进一挥间

二次长征不畏难

数月艰辛卧冰凌

世界屋脊红旗展

男儿壮志当报国

藏汉团结重如山

高原有幸埋忠骨

何须马革裹尸还

西藏，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地方，是拱卫祖国西南边陲安全的前沿屏障。近代以来，英国先后于1888年和1904年发动两次入侵西藏的战争，图谋占领西藏。

1949年1月31日，西柏坡，毛泽东会见米高杨。下左起：叶甫根尼·科瓦廖夫(翻译）、周恩来、师哲(翻译)、米高扬、伊万·科瓦廖夫（苏联铁道部副部长）

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西藏解放事宜提上日程。1949年2月，毛泽东在西柏坡秘密会见斯大林特使、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化名"安德列也夫")时指出：

(中国)大陆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

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因为:

(1) 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也较多；

(2) 民族问题，尤其是受宗教控制的地区，解决它更需要时间，须要稳步前进，不应操之过急。

1949年3月，毛泽东根据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全面胜利的形势指出，待解放的地方按照“北平方式”和平解放的可能性在增加。

中共领导人深知，解放西藏，绝不能简单地沿用“军事解决”的惯性思维。无论是从历史上，还是从地理位置上，西藏问题都有其复杂性和特殊性。

新中国成立前，从康定、西宁骑马或步行到西藏拉萨，一般行程均在三四个月。除了交通困难外，西藏的社会民族宗教问题也非常突出。西藏人民信奉藏传佛教，宗教不但是一个信仰问题，而且关系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占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要解决西藏问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但国际国内局势暗流汹涌，波诡云谲。

英国曾先后于1888年和1904年发动了两次入侵西藏的战争，图谋占领西藏。在中国人民反抗下，英国未能达到目的，但一直没有放弃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企图，同时西藏内部也产生了脱离中央谋求“独立”的势力。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元朝中央政府正式将西藏地方纳入中央行政管辖之后，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辖就逐步规范化、制度化。西藏的主权归属事实确凿，西藏分裂势力试图改变西藏自古是祖国一部分的事实，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1949年4月，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政府即将覆灭。早就觊觎西藏的帝国主义势力，加紧了策划分裂西藏的步伐。

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代处长陈锡璋与噶厦官员，右一为陈锡璋

1949年7月8日，噶厦(藏语“bkav-shag”音译，即原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向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代处长陈锡璋提出最后通牒，西藏地方政府以“防止共产党混迹西藏”为借口，下令将国民党政府驻藏办事处人员及相关人员驱赶出西藏，制造了“拉萨七八事件”。

“拉萨七八事件”之后，英美等国家的无线广播电台借机大肆宣扬西藏并非中国领土。英国路透社于7月27日称：

英国从未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并受中国管辖的说法。

8月10日，美国合众社宣称：

西藏当局利用中国之困难，可能完全脱离中国名义上的宗主权。

“拉萨七八事件”发生一个月后，拉萨街头出现了两个用电影摄影机拍摄沿途景色的美国人，这在当时的西藏显得格外惹眼。这两人是父子俩，父亲劳尔·汤姆斯公开的身份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实际上他们到西藏的目的意在了解情况、搜集情报。

汤姆斯以“无线电报员”的身份到西藏进行特务活动，探寻“华盛顿给西藏以可能的援助”问题。回国后，汤姆斯父子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

美国就要担负起维护西藏独立的责任。

后来他们又向国务卿艾奇逊建议:

要美国给西藏以更多的现代化武器，帮助他们抵抗进入西藏的中共军事力量。

美国报刊发表文章说:

“美国已准备承认西藏为独立自由”的国家，并支持它加入联合国的请求。

汤姆斯公开要西藏地方当局组织一支有技术的游击队伍后，西藏地方当局给美国政府写信，提出要求美国给他们十亿美元的援助和大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武器。

毛泽东高度关注着西藏高原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他已经敏锐地看到了英美等国的意图。

形势风云变幻，中国政府必须有所反应。

《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社论

1949年9月2日，中国共产党授权新华社发表题为《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的社论，指出:

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分割。这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坚定不移的方针。

9月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号召西藏人民团结起来，迎接解放。

汤姆斯的间谍活动和狂妄谈话，说明美国帝国主义对西藏的图谋也日益加紧，他们的间谍行为刊在1949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上，遭到中国严厉斥责。

当时在西藏颇有声望的藏族学者喜饶嘉措也在西安发表谈话，谴责帝国主义策划拉萨当局进行所谓“独立”的阴谋。各地的藏族同胞纷纷呼吁早日解放西藏。1950年初，藏族农牧民、青年、妇女和民主人士代表百余人在已经解放的兰州集会，要求解放西藏。

中国共产党经历了28年的艰苦斗争，终于建立起了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1949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在首都北京隆重举行。下午3时许，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军乐团高奏《义勇军进行曲》，广场中央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广场上，54门礼炮齐鸣28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艰苦奋斗28年的光辉历程。

毛泽东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第1号公告。

开国大典原始彩色视频

朱德总司令在阅兵总指挥聂荣臻陪同下，乘敞篷汽车检阅受阅部队。

回到主席台上，总司令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指出：

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新中国的成立，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鼓舞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

西藏被压迫人民也热切盼望翻身解放。

毛泽东和彭德怀(1944年)

由于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1949年10月底前全部解放，战争已结束，解放西南的战役正在激烈进行，加上从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比较平坦，班禅行辕又在青海等原因，毛泽东考虑改由西北局为主担负解放西藏任务。

11月2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

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就现在情况看来，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任第二位的责任。……

毛泽东明确指出:

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

彭德怀接到毛泽东11月23日的电报后，即派野战军政治部联络部部长范明对西藏情况和入藏路线进行调查。一月之后，范明交出一份调查报告。彭德怀据此于12月30日报告中央并毛主席：

据调查由青海、新疆入藏困难甚大，难以克服。由打箭炉分两路：一路经理塘，科麦。一路经甘孜，昌都。两路入藏，较青、新二路为易。如入藏任务归西北，须在和田、于田、玉树屯垦囤粮，修筑道路，完成入藏准备需要两年。且由南疆入后藏，及由大河坝入前藏，二路每年只有四个月(五月中旬至九月中旬)可通行，其余八个月，因大雪封山，不能行动。另兰州、西宁两处，现有约三百人的藏民训练班，如入藏归西南军区担任，藏民训练班将来可能争取部分送二野随军入藏。

在英美唆使下，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亲善使团”分赴美、英、印度等地，以表明“独立”事宜。

为了应对国际严峻局势，1949年12月，毛泽东赴苏联访问，途经满洲里时，给中共中央并西南局写了一封信，指出：

印、美都在打西藏的主意，解放西藏的问题要下决心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否则夜长梦多。”

从“不应操之过急”，到“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足见毛泽东对解放西藏工作的格外重视。毛泽东果断调整“先解放台湾后解放西藏”的战略规划，把解放西藏提前，并列入1950年的战斗任务。

《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人民日报》《解放日报》1950年1月1日头版)

新华社1949年12月31日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欢庆1949年所获伟大历史胜利，提出1950年光荣的战斗与生产任务:

1950年的新年来临之际，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向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致热烈的祝贺，祝贺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在1949年内所获得的伟大历史胜利。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将士忘我的努力和全国人民积极的支援下，在1949年内已经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国大陆，歼灭了敌军260万人。由于这个伟大历史胜利，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已被永远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已被巩固地建立起来。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在1950年的光荣战斗任务，就是解放台湾 、海南岛和西藏，歼灭蒋介石匪邦的最后残余，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不让美国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我们的领土上有任何立足点。

随着战争的胜利结束，中国人民已经可能并且必须把主要的力量逐步转入和平建设工作。中国人民在1950年需要医治战争创伤，克服战后的财政经济困难，恢复工业生产和交通事业。在这些方面，应该获得比1949年更大的成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相信，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全国人民解放军和全国人民必能胜利地完成自己的伟大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万岁！

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49年12月31日

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抵达莫斯科车站时，受到苏联党政领导人布尔加宁（右1）、莫洛托夫（右2）等的热烈欢迎。右4为王稼祥

1950年1月2日，毛泽东由莫斯科致电中共中央、彭德怀并转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将进军西藏任务赋予西南局：

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

既然由西北入藏每年只有五月中旬至九月中旬共四个月时间可以通行，其余八个月大雪封路不能通行，则由西康入藏之时间恐亦相同。……应当争取于今年五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十月以前占领全藏。为此，建议:

(甲) 请刘、邓、贺三同志于最近期内(例如一月中旬)会商一次，决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

(乙) 迅即占领打箭炉，以此为基地筹划入藏事宜；

(丙) 由现在(一月上旬)至五月中旬以前共三个半月内，被指定入藏的军队，应争取由打箭炉分两路，推进至西康、西藏的接境地区，修好汽车路或大车路，准备于五月中旬开始入藏； 

(丁) 收集藏民，训练干部；

(戊) 闻西藏只有六千军队，而且是分散的，似乎不需要我在上次电报中提议的三个军，而只需要一个充足的军或四个师共约四万人左右的兵力，即已够用，惟需加以特殊政治训练，配备精良武器；

〈己〉入藏军队可定为三年一换，以励士气。

进军及经营西藏是我党光荣而艰苦的任务。西南刚才占领，西南局诸同志工作极忙，现又给以入藏任务，但因任务重要，且有时间性，故作如上建议。……

1950年1月2日，毛泽东主席题词：

进军及经营西藏是我党光荣而艰苦的任务。

(下图)《解放西藏进军政治动员令》1950年2月15日发布

刘伯承、邓小平1月7日电报毛主席、党中央，同时发给当时尚在成都的贺龙：

一、毛主席及德怀同志关于西藏问题的两电均收到。经我们考虑后，完全同意于今年即九月占领全藏。根据敌情，尤其交通经济条件说来，在兵力派遣上先以一个军去，惟在开辟时，则准备以另一个师给予加强之。在康藏两侧之新青两省及云南邻界，各驻防兄弟部队如可能时予以协助。

二、拟定以二野之十八军担任入藏任务，以张国华为统一领导的核心，已指令该军集结整训，并召张及各师干部速来重庆受领任务，解决进军西藏中的运输诸问题。

三、拟请由十八兵团在经营西康之部队中指定一个师随同十八军先期进入西康之西部。如需要时，则由张国华统一指挥参加藏东作战，任务完成后，随即归还西康。

西南局决策层认为，18军这支部队英勇善战，作风顽强，在军、师领导层中，有一大批老红军、老八路、老新四军干部，能够承担起这一重大任务。

1月7日，已经接受了接管川南这一任务的18军在行军路上接到刘伯承、邓小平的急电：就地待命，军领导及各师一名负责人速赴重庆受领新任务。

1月10日，第二野战军电告第五兵团：18军直属野司指挥，脱离五兵团建制。

1月10日，张国华、谭冠三乘船赶抵重庆。当晚，在重庆曾家岩西南局临时办公地，刘伯承询问部队简要情况后，即传达了毛主席电报精神。13日、14日，第18军参谋长陈明义、供给部部长赖荣光、第52师政委刘振国、第53师师长金绍山、第54师师长张忠等陆续到达重庆。　　

15日一大早，刘伯承接见张国华一行。一进屋，他见张国华表情凝重，就问：

国华同志，二野所有部队你任意挑选3个主力师，组成3万人的一个军，你的意见如何？

张国华不假思索地回答：

昨晚和谭政委商量过了，我们还是带第18军，自己带的部队熟悉，我们也了解干部的能力。

刘伯承用舒缓而又庄重的语气说：

这次是交给你们一个非常重要、非常艰巨、非常光荣的任务。西南局和西南军区准备报告，由你们第18军担任解放西藏的任务。

刘伯承一连用了三个“非常”，此时神态已变得既严肃又庄重。大家都明白，这次任务非同寻常。同日上午，刘伯承和邓小平在西南局驻地接见第18军师以上军政主官，并主持召开第18军师以上干部会议，正式向第18军授予进军西藏的任务，部署进藏工作。邓小平对张国华说：

去西藏不容易哦，派你去，是让你做新时代的班超。

张国华、谭冠三进行解放西藏战前动员

刘伯承在进军西藏18军动员大会上说:

进军西藏是一件非常光荣也非常艰巨的任务，就其政治意义的重大、自然条件的艰苦等方面讲，都不亚于二万五千里长征。

军长张国华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

解放西藏，去西藏建立党组织，完成祖国大陆统一大业，是件很光荣的事！

如果西藏被帝国主义分割出去，我们的西南边界后退到金沙江，恐怕我们在四川也坐不稳了！进军西藏确实很苦，以解除人民痛苦为己任的解放军能眼看人民苦难而不管吗？

1950年1月18日，邓小平起草了关于进军西藏部署并成立中共西藏党的领导机构向中央的报告：

我们近日召集十八军师以上干部来重庆，讲清入藏任务并商谈具体准备，大家对此光荣任务的接受，尚称愉快。

我们大体确定于二月底完成准备，三月初出动，三月底主力集结甘孜地区，四月底集结德格地区，五月间占领昌都。占领昌都就会震动全藏，促进内部分化。

再者，关于西藏党的组织，我们拟成立西藏工作委员会，以张国华(军长)、谭冠三(军政委)、王其梅(军副政委)、昌炳桂(副军长)、陈明义(军参谋长)、刘振国(军政治部主任)、天宝(藏族干部、全国政协代表)等七人为委员。张国华任书记，谭冠三任副书记。请予审查批示。

1月24日，中共中央复电批示：

同意即成立西藏工作委员会，以张国华为该委员会书记、谭冠三为副书记，再加王其梅、昌炳桂、陈明义、刘振国、天宝为委员。此外请西北局考虑是否还有其他人可以加入此委员会，望西北局提出意见。

毛泽东主席决定：

以西南局和第二野战军为主，在西北局和第一野战军的配合下，解放并经营西藏。

至此，由第18军担负进军西藏部队的主力(配合以西北军区部队一部)，以张国华为统一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委员会(简称西藏工委)的组建，均经中共中央批准，正式确定了下来。

1950年1月26日，18军党委在军部驻地召开扩大会议，要求层层传达党中央、毛主席及西南局、西南军区首长关于进军西藏、经营西藏的决策、方针、政策和部署，统一全军指战员思想。

受领进军西藏任务之初，全军机关干部思想波动较大。有的认为去西藏山高路远，天气寒冷，语言不通，生活艰苦；有的担心去了西藏，路途遥远，难以回乡，家庭困难，无法照顾；部分年龄大尚未成家的同志担心婚姻问题难以解决等等。已下到地方的个别干部则不愿归队。

18军党委针对各种思想反映，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这些思想问题虽非主流，但应引起各级党委特别重视，必须从正面讲清道理，引导干部战士树立全局观念，做到愉快接受进藏任务。军党委主要成员张国华、谭冠三、刘振国等分别到各部队，指导和亲自做思想动员工作。

1950年2月1日，军党委发出《进军西藏工作指示》，要求全军立即从政治动员、物资准备、组织整顿三方面着手，做好进军西藏的各项准备。

2月6日，邓小平为进藏部队题词：

接受与完成党所给予的最艰苦任务，是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军人无上的光荣。

2月19日，刘伯承题词：

精细研究藏族同胞物质的思想的具体生活情况，切实执行共同纲领民族政策。

贺龙之后也为进藏部队题词：

发扬革命英雄主义，为巩固西南国防而奋斗。

西南军政委员会首长贺龙（前左1）、王维舟（前左2）检查进藏部队武器装备

广大指战员受到极大鼓舞，深深感到进军西藏这一艰巨任务已历史地落到自己肩上，必须不折不扣坚决完成。经过一系列政治学习和思想动员，指战员们纷纷写决心书，个人和单位挑战应战，掀起立功竞赛活动，很快出现了人人争取进军西藏，各个单位落实进军准备的热潮。

2月15日，西南局、西南军区、第二野战军联合发出《解放西藏进军政治动员令》。

2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宣布正式成立。贺龙任司令员，主管进军西藏工作，邓小平任政治委员。第18军即直接归西南军区指挥。

新中国成立后，大家渴望安稳太平生活。但是，张国华和谭冠三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指示，毫不犹豫接受了进军西藏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开启了人生中“第二次长征”。

党中央把这个光荣的历史重任交给18军，是党中央、毛主席和刘、邓首长对我们的最大信任。但是，现在看来，我们的一些同志，特别是在少数领导干部中，有过安稳太平日子的思想，有个别的甚至抵触情绪还很大。

我作为政治委员，应该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为了国家这个大家，为了西藏人民的解放，我们只有舍弃小家，舍弃儿女情长的挂牵，以我们的实际行动去感染和教育全军将士，率领他们去完成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一一 谭冠三

正当第18军紧锣密鼓地进行准备工作时，情况突变，川西一带匪患猖獗。从成都到雅安的公路、桥梁都被严重破坏，沿途的镇子、村庄全被土匪占领，粮食征不上来，原计划组建先遣支队先期到达康定、甘孜的计划只能暂时搁浅。　　

面对这种情况，刘伯承、邓小平指示张国华，返回新津后，指挥第18军在荣雅公路两侧和眉山地区展开剿匪，并以西南军区名义建议党中央推迟进军西藏。3月2日，中央即批复同意，但特别指出1950年入藏的计划不能动摇。　　

张国华、谭冠三制定了进军西藏的具体计划。一是成立军前进指挥所，由副政委王其梅负责，并带领前指先期进到康定、甘孜地区。二是成立北路先遣支队，由第52师师长吴忠率第154团前进。三是成立南路先遣支队，由第53师副政委苗丕一率第157团进发。两个团的前期目的地是金沙江边。　　

匪患肃清后，西进康藏进入实质性阶段。第18军拟制的《对西藏各种政策的初步意见》报毛主席批准。该意见为团结争取西藏上层人士的支持、指导西藏和平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央命西南军区和西北军区，以18军为主，加上云南军区一个团、青海骑兵支队、新疆独立师，在西南军区统一指挥下，于1950年3月，分别从西康、云南、青海、新疆，四路进军西藏。

第18军指战员在张国华、谭冠三的带领下，克服重重困难，一边筑路一边进军，用生命和行动书写了“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的豪迈篇章。

18军进军西藏誓师大会，政委谭冠三(上图)发表讲话；军长张国华提出让自己的夫人、孩子随军进藏

1950年3月7日，18军在四川乐山(海棠公园)举行进军西藏誓师大会。军长张国华在会上宣读了进军西藏的誓词，之后又做了进军动员报告，他说：

进军西藏，解放西藏人民，不准帝国主义侵略我们伟大祖国的一寸土地，保护和建设祖国边疆，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决策。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交给18军完成，是毛主席、党中央和刘、邓、贺首长对18军的最大信任，也是全体干部战士的光荣。

1950年3月十八军在乐山召开进军西藏誓师大会，谭冠三在誓师大会做动员

全军指战员、全体共产党员，要深刻认识进军西藏的伟大政治意义，响应毛主席号召，紧急动员起来，从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做好充分的准备，做到一声令下，立即出动，坚决消灭敢于阻挡进军西藏之敌，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誓把五星红旗和八一军旗插到喜马拉雅山上！

(图1) 18军52师在五通桥召开进军西藏干部动员大会；(图2) 军长张国华检查52师进藏先遣支队武器； (图3) 乐山乌尤寺法师隆果为进藏指战员教授藏语；(图4) 1950年在乐山组建的18军子弟校

组织准备: 为适应进军西藏工作需要，经中央军委批准，配齐18军领导班子。53师政委王其梅升任军副政委，52师政委刘振国升任军政治部主任，二野司令部作战处处长李觉任军第二参谋长。中央军委根据西南局要求，立即在全军物色藏族干部，如天宝、协饶顿珠、平措旺阶等，到西藏工委和18军工作。另从西南军区部队和地方的通信、机要、医疗、外事、公安等专业部门，对口调来一批干部。已下到地方工作的200余名干部收回部队。根据刘、邓指示，二野三兵团各军共选调精壮新解放军战士9000名，加入18军。1950年4月，18军随营学校改称西南军政大学第八分校，并在川南、川西等地吸收一批青年学生参军入学，培养基层干部和医务、文艺等专业人员。

金绍山（1915-1957），湖北大悟县宣化店镇人。第十八军53师师长，1952年起任西藏军区后方部队司令员， 西藏军区副政治委员，其间荣立一等功两次。十八军进军西藏途中，金绍山组织参加川西剿匪战斗、抢修甘孜机场、修建康藏公路，一直忙于建设西藏、巩固西南边防的任务。1957年，因终年劳累倒在工作岗位上，举行公祭时，彭德怀元帅亲自为其灵柩执绋

行军备战: 为适应高原地区行军作战要求，上级改善了18军各部队武器装备，把老式的、笨重的武器换成比较新式和轻便的武器。这些武器，除由重庆的兵工厂赶制外，均由二野各军选调解决。1950年1月13日，刘、邓、张、李电示二野各军支援18军进藏，决定从每个军抽调千匹骡马，组成辎重队；调92步兵炮12门，卡宾枪、汤姆式冲锋枪各300支。新任18军第二参谋长李觉于2月22日赴任时，带着一个60余人的测量队及30辆满载新出厂的无后座力炮、重机枪和各式电台等武器装备的汽车队，由重庆到达乐山。

开国将军慕生忠（1910-1994），陕西省吴堡县人，曾任西北军区进藏部队政委，西藏运输总队政委，西藏工委工交部长等职。1951年8月出任西藏工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兼进藏支队政委，率领1663人，经过4个月的艰苦跋涉，最终到达拉萨。1953年，幕生忠率粮草队从格尔木出发，先后两次进藏。1954年，青藏公路通车，从此结束了西藏不通公路的历史。幕生忠将军被后人称为“青藏公路之父”

民族政策教育: 为动员教育部队和向藏族群众进行宣传，1950年3月21日，18军政治部发出学习民族政策的指示，要求全军认真学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特别是关于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的内容；学习上级颁发的解放西藏的有关文件，行动上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约法八章，尊重藏族同胞的风俗习惯，从思想上提高对政策的认识，理解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重要性。由西藏工委委员天宝主持制定《进军守则》。为帮助指战员了解藏民族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学习藏族语言文字，特别邀请乐山乌尤寺法师隆果为进藏指战员教授藏语。

开国将军李觉（1914-2010），山东省沂水县人，十八军第二参谋长，后任西藏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兼后勤部部长、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二机部九局局长等职。1950年，李觉向刘伯承、邓小平主动请缨，要求参加进军西藏，协助指挥昌都战役，参与康藏公路、青藏公路的修建。图为李觉与夫人魏霞在进藏途中留影

后勤准备: 为支援18军进藏，川西各县均成立了支援委员会。西南局、西南军区尽最大可能解决进军所需的粮食、被装、副食品、药品、通信、工兵装备以及骡马等。由于运输补给困难，西南局、西南军区“确定18军入藏部队以3万人为最高限度。因之你们应以此标准将部队彻底整编，一切不健壮之人员，应全部清理下来交川南接管”。18军据此进行精减，至4月底，共精减2979人。

1950年初，金绍山（右）与张忠（中）、顾草萍在重庆领受进藏任务

与此同时，18军在乐山建立驻川留守处（位于现城区泊水街乐山市机关幼儿园，1953年10月迁成都），管理留在后方的单位，安置不能随军前进的干部、家属、子女，并负责解决前方部队委托办理的事务，以减前方部队的后顾之忧。

1950年3月7日第18军解放西藏誓师大会、1950年8月1日新疆军区“进藏先遣连”出征阿里高原誓师大会珍贵视频

1950年的青藏高原不仅没有一公里现成的公路，张国华手里连一张准确的地图都没有。他命令部队组织人员把凡是带“藏”字的图书资料都搜集来，找到一本1930年版的《西藏始末记要》，上面记载着一位探险家对西藏的地理描述：

山有千盘之显，路无百步之平。乱石纵横，人马路绝，艰险万状，不可名态。

当时部队进藏的最佳路线就是沿着千年来古人踏出来的茶马古道行进。

(上图)进藏先遣支队18军154团在牛咡桥召开誓师大会，团政委杨军领誓；3月29日乐山军民欢送18军先遣部队出发进藏； (下图)巴塘藏民欢迎南路先遣部队

1950年4月3日，18军南路先遣支队由五十三师副政委苗丕一率领一五七团向康区进军，4月6日到达雅安，后部队又到达康定。7月4日南路先遣支队由康定出发，沿途跋山涉水、修路架桥，并与当地的土司及头人交朋友，同时做寺庙及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经过艰苦行军，于8月2日到达巴塘。

新疆骑兵师 进藏先遣连

1950年，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川、青、滇、新4路进军西藏。

1950年5月，彭德怀决定新疆军区派出小部队进军西藏阿里，配合解放西藏。根据侦察情况，这次进军阿里的艰难不亚于长征。新疆军区司令员王震决定在和田成立独立骑兵师，何家产任师长兼政委，田星伍任副政委，肖林达任政治部主任，隶属于新疆军区并由驻扎喀什的二军就近代管。独立骑兵师开始着手进军西藏的各项事宜。7月，先遣连的筹建工作进入尾声。当月中旬，王震司令员根据独立骑兵师、喀什军区党委意见，正式批准骑兵师第一团第一连为进藏先遣连。

“进藏先遣连”番号为解放军第2军独立骑兵师1团1连，共139人7个民族战士。骨干为起义改编的原国民党骑兵第4旅8团，另抽调来党员骨干20多人。每人配1支步枪，每个班6挺轻机枪，第4排配6门迫击炮和2挺重机枪，179匹战马、35峰骆驼，当时能提供的两件皮大衣、一条毛毯等最好御寒装备。

这支由新疆于田至西藏阿里的进藏一路，承担着解放阿里地区31万平方公里的任务。

1950年7月31日，时任新疆军区司令员王震任命李狄三同志为总指挥兼党代表，以独立骑兵师第1团第1连为基础，由汉、回、藏、维吾尔、蒙古、锡伯、哈萨克等7个民族136人组成进藏先遣连，曹海林任连长，李子祥任指导员，全军特级战斗英雄彭清云任副连长。

1950年8月1日，先遣连作为解放军四路进藏部队之一，从新疆于田县普鲁村誓师出发向藏北进军，目的地是西藏阿里地区首府噶大克（噶尔县）。王震亲自送行，先遣连指战员群情激奋、热泪盈眶，高呼“不怕艰难险阻，解放藏族同胞!”李狄三率领英雄部队高举“进军西藏”的红旗，踏上了进军阿里的征程。

这支部队在所有四路进藏队伍中，率先开始向西藏进军。

新疆和西藏被万山之母的昆仑山脉阻隔，由新疆进藏，要翻越多座海拔在5000米以上的达坂，沿途万古荒原，气候异常恶劣，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地的一半，植被稀少人迹罕至，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 。

以起义的国民党军骑兵第四旅改编的独立骑兵师，在编的时间不长，但出了一个名闻全军的骑兵连队，进藏骑兵先遣连，这个连以该师一团一连为基础，由二军加强部分军政骨干组成，总指挥李狄三，于1950年八一建军节誓师出发，打着一面“向西藏大进军”的战旗，开向藏北高原。

骑兵先遣连共136人，每人两匹马，身着四皮：皮帽、皮大衣、皮裤。皮靴，西北军区特级战斗英雄、先遣连副连长彭清云回忆，为了进藏，二军把家底都端出来了。

王震上将、郭鹏中将、王恩茂中将、何家产少将

老首长王震送来了四支盘尼西林，是在西柏坡时毛主席给他的。军长郭鹏拿出了随身使用多年的望远镜和指北针送给彭青云，政委王恩茂随手脱下身上的皮大衣，并将二军领导们的皮大衣和翻毛皮鞋都收上来给先遣连，独立骑兵师师长何家产送了自己的坐骑。

在当时仅有的一张地图上，藏北一带是一片空白，没有多大用处，只能靠自己探路。骑兵先遣连从新疆于田的普鲁出发，踏入终年积雪的昆仑山，高原缺氧、雪盲相继袭来，连队即开始减员，历尽艰辛，终于到达扎麻芒堡，连队又开始长时间断粮，当时有严格规定，不能向藏民筹粮，当地藏民也很少，只能靠打猎为生。

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环抱的西藏阿里高原

这条“天路”比长征还可怕，要翻越海拔6420米的昆仑山脉、7615米的冈底斯山脉，走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无人区。先遣连战士在没有路、没有氧气设备、没有后方补给恶劣困难情况下行军艰难难以想象。

当先遣连来到库克阿大坂（冰峰）下时，很多战士出现了高原反应，李狄三下令宿营，讨论解决办法。李子祥说，他们夜晚宿营时遭遇大雪，早上走出帐篷看到眼前都是冻死的驴子，几乎无法从中穿过。次日，先遣队开始了攀登大冰山的战斗。冰山上空气稀薄，坡陡无路，战士们的胸口闷得慌，心脏好像要从嘴里跳出来，头痛得脑袋要开裂，马也张着嘴喘着粗气。有的战士用手绢把头紧紧绑住，有的拉着马尾前进，有的倚着马坚持走。高原反应严重者，几乎昏迷过去，体质较强的同志搀扶着体弱的。

8月15日，先遣连在没有地图，没有向导，全凭惊人的毅力，克服雪盲，挑战高山缺氧，历经艰险，于第9天翻越了海拔6000米的界山达坂，进入了藏北高原，成为四路进藏部队中最先到藏的部队。这也是我军军史上难度最高的一次进军，难度超过红军长征。进藏后，先遣连走进一片草甸，看到一群野马吃草，战士们给该地起名“野马滩”，该名至今沿用。

除了高原反应，战士们还要和雪盲症作斗争。在烈日白雪中行进，大多战士得了雪盲症，眼睛红肿得像鸡蛋，疼痛难忍，泪流不止。卫生员徐金全把眼药水都拿了出来，大量使用但是不见效。李狄三雪盲症很严重，他睁不开眼，看不见路，就这种情况下和战友们研究办法。彭青云回忆：

有一天，刚走了不到5公里，全连竟找不到一个能睁着眼睛带路的人了。

有的战士用雪球擦眼止痛，炊事班战士抹锅底灰也有所见效，马上推广了这个办法。一位蒙古族战士用马尾编眼罩遮挡雪光，大家都跟着做了一批“土雪镜”。指战员群策群力克服雪盲症，部队才得以继续向前。

官兵们拽着骆驼的尾巴上雪山

严酷的高原反应下，骑兵先遣连牺牲惨重，在行军途中和驻扎麻芒堡期间，先遣连共有63人殉难，曾经一天开过11次追悼会，第二年副团长安志民带领二梯队上来时，地窝子里躺的全是奄奄一息的伤员，身边就叠放着战友的尸体，已经没有力气去埋。

彭青云回忆：

我们被吹得东倒西歪，周围都是雪，什么东西都看不到。最大的威胁还不是冷，而是高山反应。我们都开始出现头疼、恶心、呕吐、心跳加快、呼吸困难等症状。

有些马开始流鼻血，来自甘肃天水的33岁战士刘进吉因高原反应牺牲，他是先遣连牺牲的第一人，这种非战斗减员只是刚刚开始。为了解决食物成立打猎组，蒙古族战士巴力祥子任组长，但白肉汤实在难以下咽，因为早已没盐了。一日，巴利祥子打猎未归，战友找到他时，他坐在背风处已经冻成了雕像。先遣连走的基本都是不毛之地，很多地区至今仍是无人区。

彭青云回忆，有的战士发起了牢骚：

我们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可这里连个人影子都找不到，我们解放谁啊？

先遣连粮绝。王震下令：

要不惜一切代价接通运输线！

独立骑兵师进藏先遣连进藏路线示意图（1950年8月-1951年8月）

后方曾组织三批驴马骆驼牦牛运输队前送补给，还没有翻过雪山即全部倒毙，最后，只有一个维吾尔青年赶着两头牦牛到了，只送来七个馕（维吾尔族传统食品，一种烤制的面饼），几斤盐和半麻袋信，付出如此大的代价效果甚微，先遣连电告上级，要求停止输送给养。

为了在昌都战役后顺利展开和谈，王震下令：

先遣连停止向纵深发展，就地迅速转入过冬备战，自力更生，坚持到春季会师。

他们坚决执行纪律：寒不进住寺庙，饥不购买民粮。就这样先遣连在扎麻芒堡270天，这里海拔4517米，冬季最低气温零下40°。

冬季的藏北高原，寒冷的连骆驼也无法生存下去。李子祥带着战士王兴才返回多木运粮，在野外过了一夜，他的5个手指被冻掉，王兴才也残废了2个指头。

藏语翻译乔德禄沉痛地说：

战斗中牺牲并不是一件难事，但先遣连的战士没一个能够痛快地死去。出现浮肿后不能吃东西，几天功夫浮肿会蔓延全身，肿得眼睛都睁不开。最后皮肤迸裂出黄色的液体而死亡。一个又一个先遣连战士重复着这个痛苦的死亡过程。徐金全让患病的士兵隔离，天晴时到地窝子外晒太阳，但没有效果。不久，徐金全也魂魄归兮。

战士不断遭遇非战斗死亡，一天，先遣连举行了11次葬礼，有战士倒在埋葬战友后返回营地途中。这就是生死芒堡。

1951年1月，先遣连向独立骑兵师发电报：

现在这里作战现象是不存在的，就是病号多、病马多、死马多，我们没办法制止这个问题发生。

王震在给西北军区发电报两次为先遣连全体官兵请功，称先遣连“历尽我军长征以来最大之不幸，最重之苦难”。

2月5日，先遣连被授予“进藏英雄先遣连”称号，每人记大功一次，并授予“人民功臣”勋章、“解放大西北”奖章各一枚。

独立骑兵师一团一连李狄三、彭清云及全体同志：　　

你们奉党中央毛主席之命，先行进军阿里后，在藏北高原上历尽千辛万苦，模范地执行了党的政策、纪律。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发扬了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不怕艰苦，不畏牺牲，团结了藏族群众，打击了阶级敌人。官兵团结一心，战胜了高原上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出色地完成了党和人民所赋予你们的各项任务，为后续部队进藏创造了条件。你们是党的忠诚战士，军区党委决定授予你连“进藏英雄先遣连”荣誉称号，并为全体同志各记大功一次。　牺牲的同志们永垂不朽!　　

中国共产党西北军区委员会　　

1951年1月30日

自1927年解放军建军以来，这是唯一一支每人记大功一次的建制连队，在军史上仅此一例。但在当日又有两名战士血液不再流动。

1951年5月，独立骑兵师第二团团长安志明率后续部队增援到达扎麻芒堡，先遣连才从死亡威胁中挣脱出来。总指挥和党代表李狄三，却在这时永远闭上了双眼，成了先遣连牺牲在扎麻芒堡的最后一人。

根据家人描述绘制的李狄三烈士画像

李狄三的通讯员曾自修回忆，在李狄三病危的时候，党支部决议要他使用仅有的1支盘尼西林。李狄三说，恳请大家不要形成决议，以免让我临死还背上个不执行决议的名声。曾自修整理他的遗物时，看到李狄三写于1951年5月7日的最后一篇日记：

连队到扎麻芒堡不久，我就病倒了，工作没有做好，请党宽恕……。

李狄三他生前没有照片。李狄三的遗书读之令人动容：

曹海林（先遣连连长）、彭清云（先遣连副连长）同志：

我可能很快就不行了，有几件事需请二位同志帮助处理。

1.两本日记是我们进藏后积累的全部资料，万望交给党组织。

2.几本书和笛子留给陈（信之）干事。

3. 皮大衣留给彭副连长，他的皮大衣在行军途中垫在沼泽里了，早已没有穿的，把我的这件大衣送给他；茶缸一只留给郝文清（先遣连战士），几件衣服留给炊事班的同志，他们的衣服烂得很厉害。

4.金星钢笔一支，是南泥湾开荒时部队发给的奖品，如有可能请组织上转交给我的儿子五斗（斗儿），让他以后好好读书。还有一张狐狸皮（是一位叫日加木马本藏族头人送的）请转给我的母亲。

谢谢。再见了，同志们！

进藏先遣连高举红旗向西藏阿里挺进（执旗者为彭清云）

有63名官兵长眠在这里，他们用生命铺就了一条天路。为了防止被阿里地方政府发现我军大量减员，所有逝者都不立坟包、墓碑。

1951年 5月，先遣连在扎麻芒堡会合后续部队后，继续前进，跨越海拔7600米的冈底斯山东君拉达坂。

1952年8月3日，先遣连到西藏阿里地区首府噶大克（噶尔县）。晚晴时清廷对西藏已失去控制，民国在西藏没有一兵一卒。先遣连进藏后，和阿里地方政府率先签订《五项协定》，在东边昌都战役还没有打响时，骑兵们首先在西藏插上了八一军旗。8月3日当天下午，先遣连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至此，经过368天的艰苦进军，先遣连用血肉之躯完成了“挺进藏北，解放阿里”的任务。曾自修回忆：

我们行进至一个坡顶时，终于看到噶大克。那时已经是下午，远远望去，小城只有十几座石头房子，百十人的身影。

他环顾左右，看见那些疲惫的战友衣衫褴褛，没有人掉下一滴眼泪。

胜利完成了进军藏北、解放阿里的任务，随后改编为阿里骑兵支队，进驻中印边境。

青海骑兵支队

为了配合西南军区进军西藏，按照西北局的部署，青海方面，一是组织部队赶修青海通往西藏的道路，对进藏部队给予后勤保障；二是组织骑兵支队南下玉树，准备参加昌都战役；三是护送第十世班禅返藏。

就在赶修青藏公路的同时，第1军抽调骑兵团700多名干部战士，组成了青海骑兵支队，由孙巩任支队长，冀春光任政委。1950年6月18日，青海骑兵支队与玉树干部大队及班禅行辕的10余名工作人员共计900多人从西宁出发，向玉树开进。

历经一个月的艰苦行军，队伍来到了玉树通天河畔。在直门达渡口，当地群众用牛皮船帮他们渡河。

到达玉树后，青海骑兵支队驻扎在水草丰美的巴塘草原。他们每天坚持骑马射击、斩劈等技术训练，为向西藏进军做好准备。

1951年1月14日：毛泽东关于青海骑兵支队配合十八军入藏问题给邓小平的电报。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四日）小平同志：

张宗逊一月九日的电报你是否已看到，他提议以七百五十人及一千匹马的青海骑兵支队，携带一个半月粮食，配合十八军入藏，到拉萨及日喀则以后供给问题全由你们负责解决。你们是否同意此项提议，望考虑电告。

就在赶修青藏公路的同时，第1军抽调骑兵团700多名干部战士，组成了青海骑兵支队，由孙巩任支队长，冀春光任政委。1950年6月18日，青海骑兵支队与玉树干部大队及班禅行辕的10余名工作人员共计900多人从西宁出发，向玉树开进。历经一个月的艰苦行军，队伍来到了玉树通天河畔。在直门达渡口，当地群众用牛皮船帮他们渡河。到达玉树后，青海骑兵支队驻扎在水草丰美的巴塘草原。他们每天坚持骑马射击、斩劈等技术训练，为向西藏进军做好准备。1950年10月2日，青海骑兵支队由巴塘草原出发，配合解放军西南军区部队直插昌都以南，阻止藏军南窜，出色地完成了解放昌都的战斗任务。

昌都的解放，打开了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大门，为和平解放西藏奠定了基础。

中共西南局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军事进攻的同时，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十项政策，力图采取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

但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西藏地方政府仍然一意孤行，继续搞分裂活动。1950年初，西藏地方当局指示派往北京的和谈代表有意滞留在印度，暂不赴京，拖延谈判。他们还用西藏“外交局”的名义致电毛泽东主席，声称:

西藏是一直享受着独立自主的权利的“国家”，不要让军队(指人民解放军)越境直入西藏领土。

他们还散发所谓“十三世达赖遗训”，对共产党进行诬蔑。3月15日，西藏当局的非法“亲善使团”代表竟致函中国驻香港领事馆，要以西藏“外交使团”的名义，在香港与我谈判“西藏独立”问题。在中央人民政府复函揭穿西藏地方当局及其支持者的阴谋后，西藏地方当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采取了武力对抗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

解放前西藏农奴悲惨生活

1950年上半年，美印达成协议，一批美国武器经印度的加尔各达运往西藏。英国也派间谍为西藏地方当局作军事谋划。

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西藏地方当局加紧军事准备，征粮、征饷、征兵，将原有的14个代本(注：“代本”为藏语，清代乾隆年间设立正规藏军，始设代本一职。民国时期，西藏地方政府扩军，而代本统兵建制，相当于一个团)的藏军扩充为17个代本，并将12个代本的兵力布防于昌都、那曲一线，同时守住金沙江以西的险要地段，企图凭险拒守，把住关隘，阻止解放军进藏。

同时，他们向我青、康人民政府和我驻在甘孜的军队发出信件称:

过去国民党政府与西藏就是以金沙江为界的，“中藏应保持过去疆界和好。”

1950年1月，中共中央西北局派张竞成等同志进藏说服西藏地方当局放弃分裂活动，和平迎接解放军进藏，但受到西藏地方当局的阻挠、刁难，无法开展工作。同月，青海省各寺院也组成赴藏劝和代表团去拉萨做说服工作，也受到刁难。

格达活佛遗像和追悼活动现场

政治交涉

甘孜白利寺的格达活佛被中央人民政府视作和平的希望。当时，他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前往昌都游说，进而准备前往拉萨说服西藏政府同意和平解放。

格达活佛早在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过甘孜时，就与中国共产党进行过接触。到了1949年，中国共产党胜利在望时，格达活佛便派出4名使者绕道甘肃、青海前往北京去拜见朱德。朱德对格达的使者给予了热情接待，并让他们回去时捎信告诉格达活佛：

人民解放军很快就要到甘肃了，西藏解放指日可待。

1950年7月24日，格达活佛到达昌都会见了总管拉鲁，他劝说拉鲁:

中国共产党反正都要解放西藏，故宁愿采取和平的方式而不应诉诸武力。如拉萨政府企图与共产党抗争，不但会生灵涂炭，还会导致佛教和寺院的毁灭。

他带来了中央人民政府三点和平建议：

1. 西藏必须承认其为中国的一部分。

2. 西藏与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的边境地区必须部署人民解放军。

3. 西藏须断绝同帝国主义国家一切联系。

拉鲁把这些和平建议提交给拉萨当局，拉萨方面回复说“可以考虑这些建议”。

1950年7月，活佛格达为求祖国早日统一，不顾个人安危，赴拉萨向西藏地方当局说明中共和平统一祖国的主张，却被西藏地方当局阻挠，不幸中毒身亡。

另一方面，西藏各界人士则坚决反对西藏地方当局阻止解放军进藏和搞分裂活动，要求解放军进军西藏。1950年1月18日，赴京的和在京的藏族知名人士集会，热切要求解放军进军西藏。夏克刀登、邦达多吉等西藏知名人士派代表赴京，向中央人民政府表示:

藏族同胞渴望解放西藏，尽一切人力物力支持解放军进军西藏。

西藏广大群众坚决要求解放西藏，实现祖国统一。但少数分裂主义分子是西藏上层统治者，握有政权、军权、宗教权，十分顽固，决心使用武力与人民解放军对抗，试图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

西藏地方当局一意孤行，分裂祖国，是因为其手中有搞分裂的“资本”――藏军。

在经过多方面做工作仍然无效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只有进驻西藏，才能挫败分裂势力，有效维护祖国统一。民心所向，不容迟疑。毛泽东主席作出决定:

发起昌都战役，消灭藏军主力，然后乘胜进军西藏。

和平解放西藏进军路线图；昌都地形；昌都战役中，我进军部队；迂回昌都的南路大军横跨怒山山脉海拔5000米雪岭

攻克昌都 解放西藏的“淮海战役”

昌都市，位于西藏东部、横断山脉南段，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中上游，扎曲河和昂曲河在这里交汇成澜沧江。东以金沙江为界，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隔江相望，北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交界，东南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接壤，西南、西北分别与林芝、那曲地区相邻，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市区海拔3200米，境内自然景观雄浑秀丽，历史文化积淀深厚，青藏高原悠久历史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是茶马古道的物资集散地、连接藏川滇青的枢纽和西藏通往祖国内地的重要门户，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我们参战的有第二野战军五十二师全部，军三个直属营（工兵、侦察、炮兵），五十三师一个团，五十四师一个炮兵连，第一军一个骑兵支队，第十四军一个多团（第二军一个先遣连进至阿里，对昌都战役起配合作用）。

1950年9月13日，18军党委发出昌都战役政治命令，要求部队:

恪守政策纪律，团结藏族人民，发扬吃大苦耐大劳精神，严格节约粮食，保证“战役在军事上政治上的全胜”，“为西藏人民立下第一功”。

面对藏军大规模、全方位的兵力配置，张国华、谭冠三反复研究战斗打响后藏军的作战路径，判断藏军退路一是经恩达、类乌齐西退至拉萨；二是经邦达、八宿再西向拉萨或沿河谷南下退往察隅。

为打破藏军南北两线兵力部署，实现战役目的，18军大胆提出千里迂回，切断藏军后路，分割包围歼灭的作战构想。党中央、中央军委从青海、云南等方向调兵，配合和支援第18军作战。

根据党中央指示，西南军区9月22日批准18军制定的昌都战役方案，确定歼灭藏军主力于昌都及以西之恩达、类乌齐地区，占领昌都，为解放西藏奠定基础。

10月初，我军参战部队完成战役展开。直接参战的6个团又3个营和各种后勤保障分队，共约2万人，各种火炮57门，部署在北起青海玉树，经西康境内邓柯、德格、巴安，南至云南德钦，沿金沙江700公里的宽大正面上，对昌都地区藏军形成了蹄形包围。

一场以打促和的战役拉开帷幕。

突击队追击包抄敌人；2700余名守卫昌都的藏军自动放下武器；战役起义藏军第9代本排以上军官合影；昌都市江达县岗托村18军行军雕像

1950年10月6日，解放军打响昌都战役。时任52师副政委阴法唐将军回忆：

原西藏地方政府在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支持怂恿下，把藏军大部（4500余人加民兵3000余人，共7000多人）部署在金沙江以西，昌都周围。北重南轻，像个葫芦一样，昌都周围像个葫芦头，南面像个葫芦把。　　

我们参战的有第二野战军五十二师全部，军三个直属营（工兵、侦察、炮兵），五十三师一个团，五十四师一个炮兵连，第一军一个骑兵支队，第十四军一个多团（第二军一个先遣连进至阿里，对昌都战役起配合作用）。

根据藏军的情况和中共中央和西南军区的战役基本命令，十八军决定采取正面进攻与大迂回相结合的战役战法，集中主要兵力于北线，迂回包围恩达及澜沧江以东之藏军。右路以五十二师一五四团，师骑兵侦察连、炮兵连，及第一军的青海骑兵支队（以下简称骑支）组成，由我和师参谋长李明指挥。中路由五十二师一五五团、一五六团、军直炮兵营组成，直取昌都，由师长吴忠、副师长陈子植、政治部主任周家鼎指挥。左路，由军侦察营、工兵营、五十四师炮兵连组成，由侦察营长和军直政处主任指挥。　　

南线由五十三师一五七团自巴塘渡金沙江，攻歼宁静藏军，直出邦达、八宿，切断藏军西南退路，藏军九代本起义。　　

昌都战役自1950年10月6日发起，至24日结束，历时19天，共计毙、伤、俘藏军及民兵5700余人。

昌都战役后，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主任王其梅在原噶伦府会见阿沛·阿旺晋美。开国将军王其梅（1913-1967），湖南省桃源县人，第十八军副政治委员，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西藏军区副政委

战役大小战斗21次，歼灭昌都边使总署和藏军主力9个代本。一部分藏军投降，一部分藏军起义，其中由主官德格、格桑旺堆率领的第9代本成建制起义，受到解放军的欢迎和优待。10月19日，昌都解放，拉萨已是唾手可得。

刘少奇同志说:

昌都战役就是和平解放西藏的淮海战役。

五星红旗在西藏高原迎风飘扬。昌都的解放粉碎了西方分裂势力企图阻止西藏和平解放和分裂祖国的阴谋，打破噶厦政府最后一丝幻想，打开进军西藏的大门，拉开解放西藏百万农奴的序幕。

昌都的解放，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了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促进了和平谈判的进程，促成了“十七条协议”的签订，奠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基础，开启了西藏历史的新纪。

昌都战役后俘虏的英国人福特

英国人福特Robert Ford，1923年出生，1945年到拉萨工作，同年被派往锡金的甘托克。1947年回到拉萨，受雇于西藏噶厦政府，成为西藏第一个有官职的外国人，1949年被派往昌都，去建立昌都和拉萨之间的无线电通讯联系，并为藏军在昌都地区发展防御提供帮助。1950年，拉鲁请他培训无线电学员，训练藏军使用枪械。昌都战役后被俘。1954年底被审判，判刑十年，1950至1955年，在中国的监狱里服刑。1955年被提前释放并被驱逐，回到英国。

云南二野四兵团陈赓司令员派出的14军126团团长高建兴率部于1951年10月1日進驻察隅

“支援和平解放西藏义不容辞”

“支援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上世纪50年代初，维西县解放不到一年，德钦、中甸县解放一个多月，三县就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支援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的热潮。”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市委书记杨梓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不无自豪地说，“在当时无公路、生活困难、工具落后的条件下，三县群众战胜重重困难，以巨大的爱国热忱和火热的激情投入修路、运军粮、盖军营、修仓库的战斗之中。全靠人背马驮，将百万斤军粮及物资送到解放军进藏一线，修筑巨（甸）德（钦）马路至德钦县境，修筑人马驿道几百公里，为过境部队提供了数十万斤马草及柴禾，为解放军夺得昌都战役胜利和进军察隅等地贡献了力量。”

为支援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三县共出动人力累计14.6万多人次，几乎等于三县当时总人口数，派出干部3000多人次；涌现了大批英雄模范人物，其中因公伤亡8人，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以中甸、德钦、维西三县男儿为主的14军藏族骑兵队有十多人在“援藏”中又立新功；有十多名热血青年参军进藏，参加了解放昌都的战役，后在云南参军到西藏平叛中光荣牺牲的就有10人。

进军之初，刚刚解放的云南人民还没有摆脱贫困，许多地方的老百姓还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但为了和平解放西藏，全省县县出干部、出民工、出粮食、出骡马、出物资，参加抢建兵站、马站，架设溜索、电话线等，迎着风雪、向着雪山、踏着险途，浩浩荡荡地走向西藏。

1950年11月初，保山畜力运粮大队在德钦羊咱渡口运粮的日日夜夜，一包包军粮满载着军民团结、民族团结的盛情溜过江北。保山运粮大队4600匹骡马、1500多赶马工接踵而来。这个只有79户人家的小村，村口江边架设了10根竹溜索，同时向对岸过溜，全村45个壮劳力全在渡口服务。村里有编溜技术的仅20人，忙得很难喝上一碗热茶。

1950年12月7日，维西县党政机关、中小学、42师前进指挥部、师部医疗站、丽江四大队民工共2500人在维西小学的山坡上召开庆功大会，给受表彰的73位维西、丽江运粮民工戴上大红花。接着，机关、学校、部队表演文艺节目。随后，各族民工手牵手跳起民族舞蹈，熊熊篝火映红了天空，也映红了人们的笑脸。直到深夜零时，联欢会在“我们一定要解放西藏！”“各民族大团结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中结束。

谈到三县之所以出色完成“援藏任务”，杨梓江认为：“这得益于军民之间的鱼水情谊；得益于领导干部高度的责任心和担当精神，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公仆精神；得益于三县各民族团结互助、奋力拼搏的精神；得益于各族群众对西藏同胞血浓于水的手足情谊。”

“南线进藏部队”功不可没

关山万里，初心如磐。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在1950年1月下达了进军西藏的命令。3月，云南军区按照西南局和西南军区的统一部署，命令十四军组建进藏部队，十四军42师126团及125团3营奉命进军西藏。

经过数月准备，于8月6日从云南进军西藏，在鹤庆县辛屯镇分两路进军：一路由126团团长高建兴率领一营及部分团机关人员，经维西，越过高黎贡山，沿怒江而上，西进西藏桑昂曲宗（察隅县）门工，挥师北上碧土，参加昌都战役；另一路由团政治委员成泽民率领126团2营、125团3营及部分机关人员，经德钦，翻越梅里雪山，直逼碧土、盐井参加昌都战役。这支部队，当时被称为“南线进藏部队”。

由云南第十四军126团、125团组成的进藏部队，是配合十八军进藏的另一支有生力量。

1951年6月，十四军42师126团派出先遣部队前往竹瓦根，沿途宣传，了解情況。8月，126团团长高建兴、团政治处副主任王杰敏带领大部队由扎那出发，继续向察隅挺进。在进军中，部队翻越了海拔5000米以上的牛拉雪山、祖秀雪山、日秀雪山、泽马拉雪山，同风雪严寒搏斗，忍受高山病的痛苦折磨，风餐露宿，踏冰卧雪，终于在9月20日到达竹瓦根。竹瓦根距察隅（今下察隅日卡通）还有100余千米，沿察隅河而下，又是个地震多发区，墨脱大地震完全毁掉了原有的山道。为了在10月1日以前到达察隅，126团党委决定由团长高建兴率3连、部分团直人员带电台先行，沿途设法用背包绳拴到树上登山、砍倒树搭梯爬崖、用竹溜索过河等办法，于9月30日如期到达，成立了昂曲宗解放委员会，将五星红旗插在了察隅。

与此同时，由王杰敏指挥的其余部队，在战士们工具极端缺乏的情况下，发动群众开展了“出主意”“提建议”的劳动竞赛。群众想出用“火烧水浇”办法，爆破巨石，解决了没有炸药的困难。没有绳子就用山上的葛藤拉木料，没有锯子就用木箱上的铁箍做成锯子……就这样，一米米地向前修进。

察隅河两岸是悬崖绝壁，河面宽50余米，水流湍急，吼声震天。126团进驻察隅县后发现，从云南省的丽江到察隅要走47天，每人每天吃1斤粮食，国家就得拿出几十斤，运费相当于粮价的9倍多。为遵照“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126团组织干部战士，带头发展农业生产。部队官兵在生产中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从千年未动的荒坡中开垦出良田。

1951年4月，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代表团赴京谈判路经重庆，受到邓小平等西南军政首长及群众热烈欢迎

富有远见的毛泽东下令进军西藏后，在武力解决当中仍然贯彻和平、团结和尽可能争取西藏上层人士的方针，为以后的和平统一创造条件。

他指示解放军在进军西藏时，要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争取上层,影响和团结最广大人民群众，保护爱国守法的宗教人士和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风俗习惯。要亲密团结藏族同胞，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集中打击帝国主义及其忠实走狗――亲帝分裂分子。

即使是在昌都战役打响的情况下，毛泽东也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军事行动中，力争少毙敌，多俘敌，争取藏军和平起义。

根据西藏的特殊情况，毛泽东还提出了“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方针，进藏所需物资全部由内地供给。朱德也指出，进军西藏“要尊重藏族同胞的生活习惯,学会藏语，并且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和藏族同胞亲密相处”。

根据毛泽东和朱德的指示，中共西南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邓小平提出了“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进军西藏的指导原则。

昌都战役凯歌高奏，西藏代表团赴京与中央政府和平谈判留下珍贵视频资料。

和平协议谈判

1951年4月，在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政策的感召下，西藏地方政府派出的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5名全权代表到达北京，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及首都数千人到北京车站迎接。同月，班禅和堪布会议厅各负责官员45人也到达北京。他们都受到了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和各部委负责人的迎接。

1951年4月28日，周恩来总理、李济深副主席、陈云副总理、黄炎培副总理举行招待会，宴请西藏和谈代表。宴会上宣布了中央人民政府参加和谈的全权代表名单，李维汉为首席代表。周恩来在宴会上指出，和谈要以十条原则为准，十条基本原则是谈判的基础。这实质上就是要把西藏和平解放后实行不同于内地的制度这一基本精神，贯彻到谈判过程中，体现在最后的协议上。

1951年5月1日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班禅和阿沛，接受敬献的哈达。毛泽东对他们说:

很久以来，中国的历史，西藏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过去清朝政府对各少数民族实行羁縻压迫的政策，这是反动的，不好的。但是,清朝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维护了我们国家的统一，使西藏没有被帝国主义霸占去。这一点还是应该肯定的。

你们要好好谈，有什么问题都摆在桌子上。可以争论，可以吵架，但不要分手，都是一家人。家里的事要商量着办。要谈出团结，谈出进步来。

1951年5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开始谈判后，始终关注这次谈判的毛泽东注意到:

能否贯彻和平统一西藏原则的关键点，在于人民解放军能否进藏。

西藏代表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持不同意见。此前，印度总理尼赫鲁也在印度给西藏代表出主意说，可以承认西藏属于中国等条，不能承认解放军进驻西藏，要运用巧妙的办法同中共周旋。

有鉴于此，毛泽东在解放军进驻西藏问题上态度非常明确:

西藏地方政府不但要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进驻西藏，不能动摇。

周恩来向西藏代表团解释:

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的目的是巩固西南国防，防止帝国主义侵略。进藏的人民解放军保护西藏人民的利益，帮助西藏发展和进步，绝不会伤害西藏人民的利益。帮助西藏建设是中央人民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请你们放心，更不用害怕。

1952年8月15日，周恩来在致达赖的信中再次重申了这一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多方工作之下，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终于打消了疑虑，同意解放军进驻西藏。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1951年5月23日，历经昌都战役和反复谈判，原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和桑颇·登增顿珠与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在北京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朱德副主席、李济深副主席、陈毅副总理等出席签字仪式。

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在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上签字。右起：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

在旧西藏封建农奴制度下，《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明确将人分成三等九级，农奴主以野蛮、残酷的刑罚维护封建农奴制度。占人口95%以上的农奴既无生产资料，也无人身自由，完全依附于农奴主。

《十七条协议》的签订，宣告西藏和平解放，实现西藏社会的重大历史转折。它标志着中国大陆实现完全解放，新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地位得到完整体现，团结各方力量，维护西藏社会大局稳定，保障中国共产党民族、宗教、经济、文化政策在西藏的实行，为西藏社会发展改革打下坚实的政治基础，成为西藏社会发展划时代的丰碑，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西藏民族是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与其他许多民族一样，在伟大祖国的创造与发展过程中，尽了自己的光荣的责任。但在近百余年来，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了中国，因此也就侵入了西藏地区，并进行了各种的欺骗和挑拨。国民党反动政府对于西藏民族，则和以前的反动政府一样，继续行使其民族压迫和民族离间的政策，致使西藏民族内部发生了分裂和不团结。而西藏地方政府对于帝国主义的欺骗和挑拨没有加以反对，对伟大的祖国采取了非爱国主义的态度。这些情况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陷于奴役和痛苦的深渊。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打倒了各民族的共同的内部敌人——国民党反动政府，驱逐了各民族的共同的外部敌人——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此基础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的大家庭之内，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自己的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中央人民政府则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自此以后，国内各民族除西藏及台湾区域外，均已获得解放。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和各上级人民政府直接领导之下，各少数民族均已充分享受民族平等的权利，并已经实行或正在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为了顺利地清除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西藏的影响，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和主权的统一，保卫国防，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获得解放，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来，与国内其他各民族享受同样的民族平等的权利，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中央人民政府于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之际，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遣代表来中央举行谈判，以便订立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一九五一年四月下旬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到达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当即指派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于友好的基础上举行了谈判。谈判结果，双方同意成立本协议，并保证其付诸实行。

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

二、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

三、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

四、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五、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

六、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系指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及职权。

七、实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寺庙的收入，中央不予变更。

八、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

九、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

十、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

十一、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

十二、过去亲帝国主义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坚决脱离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仍可继续供职，不究既往。

十三、进入西藏的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同时买卖公平，不妄取人民一针一线。

十四、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并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邻邦和平相处，建立和发展公平的通商贸易关系。

十五、为保证本协议之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除中央人民政府派去的人员外，尽量吸收西藏地方人员参加工作。

参加军政委员会的西藏地方人员，得包括西藏地方政府及各地区、各主要寺庙的爱国分子，由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代表与有关各方面协商提出名单，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十六、军政委员会、军区司令部及入藏人民解放军所需经费，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西藏地方政府应协助人民解放军购买和运输粮秣及其他日用品。

十七、本协议于签字盖章后立即生效。

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

首席代表 李 维 汉(签字盖章)

代表 张 经 武(签字盖章)

张 国 华(签字盖章)

孙 志 远(签字盖章)

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

首席代表 阿沛·阿旺晋美(签字盖章)

凯墨·索安旺堆(签字盖章)

土丹旦达(签字盖章)

土登列门(签字盖章)

桑颇·登增顿珠(签字盖章)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于北京

“十七条协议”附件一：关于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的若干事项的规定

中央人民政府派遣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兵力为一个军左右。驻地为国防要点及交通要点。

进军计划及驻军部署，由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以命令行之。

人民解放军向西藏进军期间，西藏现有军队仍在原驻地或原驻地附近维持治安，待人民解放军到达后，由西藏军区司令部进行统一部署和必要的调整。

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之后，成立西藏军区。统一领导和指挥西藏境内一切武装部队。军区司令员、副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统由中央人民政府委任。

西藏现有军队，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编成为人民解放军及达赖喇嘛的警卫部队和一定数量的公安部队。现有各征调的民兵，得予逐步复员。

西藏现有军队既已同意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其所需武器，中央人民政府允许将昌都战役中人民解放军所缴获的武器予以发还，并酌予必要补充。

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的经费，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西藏地方政府应协助人民解放军购买和运输粮秣及其他日用品。为着国防建设的需要，修建飞机场、公路等需要占用西藏人民私有土地或寺庙土地时，中央人民政府酌予补偿。

十七条协议附件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执行协议的声明

关于西藏地方政府负责执行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声明

一、西藏地方全权代表声明：

(甲) 西藏地方政府及其军队负责执行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乙) 希望中央人民政府允许达赖喇嘛在西藏地方政府执行和平西藏办法的协议第一年内，如因某种需要，得自行选择住地。在此期间内返职时，其地位和职权不予变更。

二、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同意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之上项声明。

一一 来源：新华网

庆祝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签字宴会上，主席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班禅额尔德尼谈话

《十七条协议》的签订，使西藏形势发生根本变化。中央军委遵照中共中央关于统一经营西藏的决策，对原定进军部署作出适当调整。

1951年5月22日，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召集在京的西南军区副司令员李达、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张宗逊，并有张经武、张国华参加，研究下一步进军西藏的部署，拟定了新的进军方案。经毛泽东主席23日批准，25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进军训令，对进军部署、物资补给、政治、执行民族政策等都作出了详细的安排和要求。

张国华在离京前，朱德总司令给进藏部队以深情嘱托与鼓励:

要不怕困难，不怕险阻；要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大家动脑筋，大家出主意；要发扬人民解放军艰苦奋斗的精神，保持人民解放军纪律优良的传统；要尊重藏族同胞的生活习惯，学会藏语，并且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和藏族同胞亲密相处；要有长期建藏的思想，练好武艺，保卫国防，搞好生产，保证给养；要学会和严酷的大自然作斗争的本领，多想办法，多出主意，多种粮食，多养牛羊，用辛勤的劳动逐步地把高原变成沃土。

十七条协议签订消息传到18军

1951年6月17日，张国华返回甘孜，向谭冠三等军党委领导介绍了《十七条协议》签订的情，传达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对西藏工作的最新指示。18军全军指战员欢欣鼓舞，备感振奋。

接受任务后，作为军政治委员，谭冠三格外激动，也深深感到身上担子的重量！他立刻发电报通过总政治部，通知在河北省委党校学习的爱人李光明即刻赶来四川乐山。谭冠向她说明18军已接受了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百万农奴的光荣任务。

这位两万五千里长征女红军坚定地说：

我从四、五岁就给人家当童养媳，做奴隶的滋味我体会太深了。老谭，我支持你，我和你一同进藏解放被压迫的百万农奴！

谭冠三政委把她的心愿转达给党委，受到党委的一致赞许。

1951年翻越太昭雪岭进军拉萨 (艾炎摄)

遵照十七条协议，人民解放军继续向西藏和平进军。18军官兵翻越海拔4千米以上的大雪山12座，海拔6千米的大雪山4座。涉渡的冰河、大川、激流140多条。

途遇河流，进藏官兵拆卸汽车渡河

进军之路是极地天路，战士负重六七十斤，徒步穿越荆棘丛生的森林、峡谷，涉渡冰冷刺骨的江河，翻越高峻奇寒、气候多变的大雪山，粮食供应不上就挖草根、野菜吃，甚至打麻雀、挖地鼠充饥，缺氧、疾病、雪盲时刻威胁着官兵们的生命。有人用诗词形象描绘出艰苦行军：

步履踏千山，羚鹿为友伴，

累卧草毯，寒夜共月眠。

负重八十斤，一步行三喘，

饥吞生米，渴饮雪，

地鼠为佳餐。

《翻越泥巴山——18军向太昭进军》1951年9月(蓝志贵摄)

1951年8月7日，18军军长张国华与政委谭冠三按照西南局、西南军区的指示，报告进军方案，其中五十二师师直率一五五团及军炮兵营共约5610人进驻太昭、嘉黎、则拉宗地区，担任维护交通，采购粮食等任务。

解放西藏示意图

8月28日，张国华、谭冠三等率军指和西藏工委机关、入藏地方干部及军直各分队共2500余人，由昌都出发，取道“小北路”，经丁青、沙丁、桑达本贡、墨竹工卡向拉萨进军。

一五四团与军直同为第一梯队，取道“中路“，经嘉黎、太昭、墨竹工卡向拉萨挺进。

五十二师师部率一五五团为二梯队，进驻嘉黎、所宗、则拉宗等地。

这次高原徒步行军，长达近1200公里，军需、粮秣、物资除有限的骡马随队驮运外，大部由干部战士背负。为了多带粮食，必须加大携行量，战士平均负重七八十斤，最多的近百斤。官兵们负重前行，爬雪山，涉激流，风餐露宿，异常艰辛。

李觉在回忆文章写道：进军途中，军前指和五十二师部队先后翻越了10多座5000米以上的雪山，横渡金沙江、 澜沧江、怒江等大小河流数十条。爬雪山是异常艰难的，空气稀薄，严重缺氧，呼吸困难，胸闷头胀，每走一二十步就必须休息。我们在翻越5900米的碧如大雪山时，爬了一天，宿营山腰，已接近雪线。次日全天在冰峰雪地里行进。军领导的马匹，都用来给战士驮背包。国华军长、冠三政委的马驮了重病号。我们几个人步行了6小时才到山垭口。国华患有高血压，冠三年纪较大，因严重缺氧，他们的步履极为艰难，但坚持爬到山顶。我们到达山口时，寒风卷着满天大雪，使人看不清道路。张军长、谭政委和我们司令部的参谋们，坐在背包上，顺着风势，人畜一起滑下了雪坡。下山后，我去帮助辎重连的同志救护一匹滑入冰河的骡子，也被风雪卷进了冰河。

翻越这座雪山，为了在漫天风雪中探寻道路，先后牺牲了6名战士。

独立支队女兵，香日德向拉萨进军

进军的队伍中还有一千多名女兵，有许多还是豆蔻年华的少女。她们和男同志一样负重行军，爬高山、卧冰雪、涉渡冰河、忍饥饿，她们一路歌舞说唱为部队鼓劲，为藏族同胞演文艺节目，宣传党的政策，还一路为部队和藏胞医治病痛，保持部队战斗力，拯救藏胞生命。

笑吧 笑到西藏去

她们的身体受到了更多的伤害，到拉萨后有80%的女兵生理周期紊乱，有的一辈子失去生育能力。谭冠三政委的夫人李光明在进军的途中流产大出血，保住了生命。领导劝她返回，但她仍坚持跟队伍走到了拉萨，她是这个队伍中唯一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还不满30岁的她永远失去了再生育的能力。

开国将军范明(1914-2010)，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代表、西北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后任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西藏军区副政委等职

11月27日，由西北进藏部队司令员范明、政委慕生忠率领的十八军独立支队（西北西藏工委）11OO余人，经3个多月的艰难跋涉、长途远征到达拉萨，与十八军部队胜利会合。

1951年9月，王其梅、王先梅夫妇与张经武、乐于泓、噶雪巴夫妇拉萨合影

进军拉萨途中，很多同志得了高原心脑血管病、脉管炎、雪盲病等疾病。但大家克服了一切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坚韧不拔，勇往直前。

左起: 张国华、李觉、谭冠三、刘振国

1951年10月21日，谭冠三与军直部队到达德庆(今达孜县)休整数日。部队即将进入拉萨，当地贵族定出苛刻条件，规定每匹马在拉萨每天啃地面的青草，要付两元银元。为顺利进入拉萨减轻牲畜草料费用的负担，张国华与谭冠三等研究决定: 除军首长的乘马、骑兵通讯用马、驮载火炮的马匹外，所有骡马都集中起来，编成骡马运输队，留在德庆地区放牧，不得进城。军部规定入城注意事项，将士重温《入城守则》，整顿军容风纪，准备入城。

中央复电达赖喇嘛

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经过中央代表张经武、18军副政委王其梅反复做工作，于10月24日向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出拥护协议电报:

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

10月24日，18军和工委机关、部队乘牛皮船渡过拉萨河，进驻拉萨市东郊。张经武、王其梅前来看望问候，商讨入城仪式和入城后的工作。

10月26日，毛泽东复电达赖喇嘛:

你于1951年10月24日的来电，已经收到了。我感谢你对实行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努力，并致衷心的祝贺。

1951年10月26日，西藏和平解放

就在这一天，西藏地方政府在拉萨东郊举行隆重的欢迎18军仪式。

第一五四团部队以分列式通过主席台接受检阅，然后迈着整齐的步伐进入会场。

1951年，谭冠三政委（左三，左二为张国华）向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敬献哈达

张经武、张国华、谭冠三、王其梅、李觉、刘振国等人在主席台右边就座。欢迎仪式在军乐队高奏国歌声中开始。西藏地方政府官员首先起立，向进藏的解放军致敬。

西藏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入城式视频

10月26日欢迎18军仪式结束后，举行了盛大的人民解放军入城式。

拉萨市城区迎来一支精神饱满整齐雄壮的队伍。谭冠三和张国华走在队伍最前面。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部队在五星红旗和毛主席、朱德画像引导下，以军乐队、红旗队、腰鼓队为前导，《解放军进行曲》军乐曲雄浑嘹亮，响彻高原。

11月16日，《人民日报》“新华社记者集体写作”的《记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进入拉萨》，这样描述英勇的18军将士：

经过两个多月连续行军，翻越了千山万水，饱经风雪的战士们，个个精神饱满，整齐雄壮地通过检阅台前。西藏僧俗人民看到一列列新式轻重武器，和战士们雄赳赳地走过时，都表现无限的兴奋和喜悦，他们简直不相信这就是刚刚跋涉过千山万水的军队。士气如虹，军容严整，军长张国华有功，政委谭冠三同样有功。

西藏地方政府各级官员、三大寺的活佛、堪布、藏军以及各族各界僧俗群众两万多人夹道热烈欢迎。拉萨全城红旗招展，鼓号齐鸣，哈达纷飞，街道两旁，楼顶上下，人山人海，争相目睹这一盛大的历史场面。人民解放军高举五星红旗进入拉萨，实现了和平解放西藏，西藏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篇章。

张国华在布达拉宫前留影

入城仪式结束后，谭冠三与张国华等十八军负责人与西藏地方政府主要官员为庆祝西藏和平解放举行团结宴会。当晚，第五四团露宿色拉寺、布达拉宫之间的草坪上，工委机关、十八军直属队露宿于布达拉宫以南、拉萨河以北的广场上，显示出人民解放军、进军工作人员艰苦奋斗、严守纪律的文明之师形象。

西藏结束有边无防历史

一个月后，18军西北独立支队也翻过了终年积雪的唐古拉山，在范明、慕生忠率领下到达拉萨。为执行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的指示，进驻后藏重镇及边境要地，实现战略展开，一五五团一营于1951年秋进军则拉宗，1952年1月进驻山南隆子宗。一五四团在拉萨稍事休整后，除第三营留拉萨担负警卫任务外，由团长郄晋武、政委杨军率团直和第二营，副团长顾草萍率第一营，分别于11月15日进驻江孜日喀则。1952年4月，五十二师师直和第一五五团主力进驻墨竹工卡、太昭一线。7月，一五四团进驻亚东。

进军藏北部队将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

至此，18军胜利完成和平进军西藏历史使命，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喜马拉雅山。

1951年12月20日，进藏部队在布达拉宫广场举行胜利会师大会，18军军长张国华在大会上讲话。

驻藏部队举行西藏军区成立大会

1952年2月10日，西藏军区成立大会在拉萨河畔孜仲林卡举行，张经武在西藏军区成立大会上宣读中央军委任命西藏军区干部名单。

新中国第一位“驻藏大臣”张经武在西南、西北进藏部队会师大会上讲话

张国华为西藏军区司令员，阿沛·阿旺晋美为第一副司令员、朵噶·彭措饶杰（即饶噶夏）为第二副司令员、昌炳桂为第三副司令员，谭冠三为政治委员，范明、王其梅为副政治委员，李觉为参谋长，刘振国为政治部主任，陈明义为后方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西藏军区成立大会(1952年2月11日范石)

1952年2月11日，西藏军区成立庆祝大会在拉萨举行，用布幔和彩旗装饰的主席台上悬挂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巨幅画像。解放军驻拉萨部队近四千人和藏军近两千人参加了西藏军区成立大会。

张经武（右）与十世班禅合影

1952年4月28日，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及其堪布会议厅委员会全体人员从青海返回西藏，到达拉萨。张经武和人民解放军驻拉萨机关、部队、西藏地方政府各级官员、西藏地方部队，三大寺喇嘛、拉萨市僧俗群众等两万多人迎接。

1952年8月1日，谭冠三与阿沛·阿旺晋美参加西藏军区八一建军节庆祝活动

在此期间，从云南、新疆等地进军西藏各路部队也陆续到达。

张经武骑马经过布达拉宫

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以及昌都、太昭、江孜、日喀则、亚东、黑河、隆子、察隅、噶大克等重要城镇和各边防要地，完成进军西藏任务，实现了祖国大陆领土的完全统一，彻底结束了祖国西藏“有边无防”的历史。

《 再 唱 二 郎山 》

高高的二郎山

漫长的康藏线

古树荒草无人烟

一年四季雪不断

满山巨石把路拦

翻越二郎山

飞鸟也犯难 那一年

来了一队铁打的汉

高高的二郎山

漫长的康藏线

羊肠小道入云端

风餐露宿难入眠

缺衣少粮难御寒

化雪煮饭难下咽

他们都是 铁打的汉

工程兵赤心又忠胆

远赴千里排万难

冰雪地里扎营盘

发誓开通 康藏线

再苦再累再危险

从没有人来抱怨

工程兵忘我奋战

坚决贯通 康藏线

二呀二郎山 高耸入云端

为了打通康藏线

红旗插满二郎山

开山辟路找富源

哪怕把那血流干

也要誓死劈开 二郎山

再唱二郎山 人人笑开颜

打通了康藏线

无尽宝藏任开采

天堑变通途

前藏后藏紧相连

野岭荒山 变良田

革命豪气冲霄汉

绳子系在腰中间

悬空打炮眼 碎石炸漫天

誓死打通 康藏线

人民安居乐业 固防又强边

边疆建成大花园

描绘生活新画卷

康藏、青藏公路全线通车有感

谭冠三

1954年12月25日

康藏、青藏公路于今日全线通车，望浩荡车队奔驰而来，万众欢腾雀跃，彩旗迎风飞舞犹如七色彩虹将至，如梦如痴。此刻思筑路献身之壮士，万里坦途辟于世界屋脊，堪称世界筑路史上之奇迹，非我党领导下之军民所不能完成。几年来，我军民风餐露宿，涉险无数，其艰难困苦之程度，牺牲之壮烈，令人感慨万分！

恶水险山阻重重

万里坦途只梦中

壁立千仞堪峥嵘

江河澎湃岂容通

从来鸟兽愁攀越

人迹罕至原野空

而今五丁开山人

神兵天降奋奇勇

深山峡谷显好汉

怒江两岸出英雄

猛士身躯埋沟壑

天险从此变通途

壮志已酬无遗憾

万叠惊涛敬英灵

艰难困苦常铭记

扎根边疆更立功

修建进藏公路的部队动员大会

西藏和平解放之后，修筑康藏、青藏公路就成为当时亟待解决的任务。西藏军区（1952年2月10日成立，谭冠三任政治委员）联合当地组成西藏地方政治联合筑路委员会，谭冠三任主任。

军区当时主要负责筑路的工程技术，提供筑路工具，支付民工工资，并派第155团和军区炮兵营参加，带领民工施工。

早在此前的1950年夏，18军抵达二郎山下，经二郎山向西藏进发。“一边修路，一边解放”，为后续部队打通进藏通道，成了当务之急。

奋战二郎山，英勇的18军将士由此拉开了修筑川藏公路的史诗大幕。

开国将军张忠（1912-1982），安徽六安市人。第十八军54师师长，西藏军区筑路部队副司令员。1950年，解放昌都期间，张忠主要负责筑路、修机场、运输、支援前方部队的任务。图为进藏部队在高原试种的蔬菜获得丰收，张忠（前排左三）与大家喜笑颜开

川藏公路原称康藏公路，东起西康雅安、西至西藏拉萨，全长2255公里。这条公路一路向西，翻越无数连绵起伏的山脉，沿线海拔4800米以上的巍巍雪山，就有二郎山、折多山、雀儿山、雪齐拉山等14座之多；而奔腾汹涌的河流，如岷江、青衣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雅鲁藏布江等更是数不胜数。除了高山河流，筑路工人还要穿过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涉过数百公里草原、戈壁与沼泽。修建这条公路工程的巨大和艰险，是我国公路建筑史上前所未有的。

神兵铁打汉 天路二郎山

二呀么二郎山，

哪怕你高万丈，

解放军铁打的汉，

下决心坚如钢，

誓把那公路，

修到那西藏……

每每听起这首雄壮激越的《歌唱二郎山》，很多知道那段英雄事迹的老一辈人总会感慨万千。

二郎山位于四川省雅安市天全县与甘孜州泸定县交界处，是川藏线上的第一座大山隘口，陡峭险峻，常年冰雪。在这里筑路，面对高寒缺氧、冰雪封山的困境和猛兽出没、地灾频发的威胁，更困难的是当时既无大型机械，又无后勤保障。因为交通不畅，大型设备无法运到现场。钢钉与大锤就成了战士们唯一能够依仗的“武器”。在近乎九十度的绝壁上，战士们唯一的安全保障，就是一根长绳。大伙几人一组，有的负责拉绳子保护安全，有的就把自己绑在绳子上，拿着钢钉和铁锤，爬到绝壁上施工。

战士们长时间在危险地带重复着高强度的劳动，那份辛苦可想而知。据档案资料记载：平均每修一公里二郎山公路，就有7名军人牺牲。

1950年6月26日，18军工程技术指导员经过8天长途跋涉到达二郎山，进行勘察，7月10日正式开工修筑二郎山公路，一共投入了3个营1000余人的兵力，每个营包干30里路段，要求9月1日初通。

据时任18军54师162团政委翟寿亭的女儿翟新利介绍，当时一无图纸、二无工程机械、三无技术人员。望着绝壁千仞的二郎山，官兵们纷纷喊出豪迈誓言:

天大困难像个豆，

好马崖前不低头！

天上没路修一条！

把五星红旗插在二郎山上！

虽然战士们拼尽了全力，但由于设备缺乏、人力不足，施工进度始终难以推进。司令员陈明义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修建川藏公路的第一大难题，就是打通二郎山。但这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既没有先进的设备，也没有充足的资金。战士们想仅仅依靠钢钉大锤砸出一条公路，可比登天还难。

为了保证1954年底通车西藏，陈明义如实向中央汇报了情况，请求增加对筑路部队的支援。看了陈明义提交的报告，毛主席格外重视。虽然当时需要建设的地方很多，但毛主席依然决定，集合全国最好的资源，送到前线最需要的地方去。

1950年11月，测量仪、钢索、开山火药以及一大批铁铲、铁锤甚至皮大衣、皮袄的大量物资，运到了二郎山下。战士们看到毛主席送来的物资时，一个个激动不已，不少战士甚至哭了出来。陈明义站在一块石头上，鼓舞大家：

这是党和人民集合全国力量给咱们送来的，咱有啥理由辜负党和人民的期待？

咱们现在只有一个任务，就算锤断了铁锤，挖断了十字镐，也要开出一条路来！

筑路官兵身绑粗绳吊在笔陡的峰楞上，手执铁锤钢钎在崖壁上打炮眼。他们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夜晚就“山坡架帐篷，睡在云雾中”。科学的施工调配，提高了施工效率。再加上战士们用火药开山，大大降低了施工难度。这样，施工进度快速往前推进。1950年8月25日，筑路官兵以战天斗地的大无畏精神，终于提前攻克川藏公路拦路虎——60多公里的“天路”二郎山段全线抢修初通。

1952年11月21日，康藏公路昌都段通车。

毛泽东主席题词:

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

朱德总司令题词:

军民一致战胜天险，克服困难，打通康藏交通为完成巩固国防繁荣经济的光荣任务而奋斗！

上述题词刊于12月1日《人民日报》。

以18军官兵为主力并有民工参加的十余万大军，在全社会的大力支援下，在高山阻隔、气候多变、地形复杂、条件落后、后勤保障非常艰难的条件下，勇士们用钢钎、铁锤，全凭人的力量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硬是用血肉之躯，建成了一条神话般的、称之为“天路”的川藏公路，期间涌现出无数像张福林烈士这样的英雄模范。

张福林烈士像

张福林是战斗部队中一位在500米内百发百中的机枪手。接受筑路任务后，他刻苦钻研开山放炮技术，曾创造两炮炸掉1000多立米的记录，提高功效26倍。(还涌现出在海拔5300米高度能连续打铁锤1200下的“千锤英雄杨海银”。）在打通崖儿山的一次任务中，张福林不幸被山顶滚下的巨石砸中。西南军区为他追记一等功，授“模范共产党员”称号。他的墓碑就竖在他牺牲的山坡上。

筑路部队许多牺牲的官兵都是非常惨烈的，谭戎生讲了几个感人的例子：

正悬在半山腰吊着绳子作业的某排官兵，脚下岩石轰然碎裂，一个排的战士跌入到滚滚江水中，排长指挥一个小战士抓住保险绳脱险了，排长自己却被巨浪掀入江水中牺牲。

正在“老虎嘴”施工的某排官兵，遭遇突然爆发的泥石流冲来，9名战士瞬间被泥石流卷入滔滔的江水中。

打通怒江天险(1953 年，蓝志贵摄)

怒江大桥是一个极富神奇色彩、我国唯一不准车辆停留、不准游客拍照的大桥。在当年修桥过程中，有一位战士因连续作业身体疲劳，不慎掉进10米高正在灌溉水泥的桥墩里，战友们想尽一切办法抢救也没有救出来，眼看着人体和水泥凝固在一起。后来建新桥时，其它桥墩都拆除了，只保留了这座桥墩。以示对这位战士的尊敬和纪念。

陈明义（中）与空军修建部队政委王建中、空军飞行师长韩林等在当雄机场等候陈毅元帅率中央代表团返京(1956年)

修建大桥最危险的工作，就是在悬崖峭壁上开凿山壁放置炸药。当时执行任务的一个排30多人，到大桥建成，只剩下排长一个人还活着，都牺牲了。排长不愿独活，毫不犹豫地纵身跳入滚滚的怒江激流中，和他的战友们相会去了！

所有路过怒江大桥的驾驶员，都会主动鸣笛向英雄烈士们致敬！

谭冠三将军为建桥英雄们题的词被凿刻在怒江岸边陡峭的山崖上：

高山峡谷显好汉

怒江两岸出英雄

1954年8月，张经武（前排右一）途经康藏公路施工路段时，受到十八军53师、54师筑路部队官兵的热烈欢迎

十余万军民经过4年多艰苦奋战，终于在高原“禁区”劈开一道连接川藏的生命线，甘孜高原和西藏的联系实现历史实破。

1954年 12月25日，被藏族群众称为“迈向幸福的金桥”的康藏公路(后改称川藏公路，起自四川雅安，终于拉萨，全长2255公里，平均海拔3000多米)，以及青藏公路(起自青海西宁，终于拉萨，全长2100公里，平均海拔4500米)，同时通车拉萨。

两条公路的建成，创造了人类公路建设史上的奇迹，西藏结束了没有公路的历史，开辟了交通运输事业新纪元。

毛泽东主席十分欣慰，题词祝贺:

庆祝康藏、青藏两条公路的通车，巩固各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

八路军时期的贺龙与夫人薛明

贺龙在《帮助藏族人民长期建设西藏》一文中指出：

康藏（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的通车，必然会促进西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康藏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也必然会随着祖国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而逐步改善和提高。

1954年12月25日，车队第一次开到拉萨

12月25日的两路通车典礼在拉萨布达拉宫前举行，谭冠三主持通车典礼大会并致辞。两条公路的通车，结束了青藏高原没有公路的历史。人民解放军和筑路民工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有3000壮士献出了宝贵生命。

习主席高度赞扬筑路军民的两路精神: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

毛主席指示：人民军队要为藏族群众做好事，做善事。谭冠三按照工委、军区分工，还兼任了许多领域的领导工作：他是西藏工委副书记、军区政委，同时还兼任纪（监）委书记、工委青妇委书记、经济计划委员会主任、藏干校校长、西线联合筑路委员会主任、体委主任等职，都做出了开创性的突出成绩。他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标准要求自己，并以实际行动践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治藏方略。驻藏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进军和贯彻十七条协议，为西藏人民做好事、善事，创造了西藏的两百多项第一，逐步创造和形成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得到中央领导的赞誉和肯定。

进藏建藏 史诗传奇

在和平解放西藏和建设西藏的征途中，以谭冠三为代表的的革命先辈和英烈们用生命和热血，铸就了不朽的传奇。

谭冠三组织部队指战员切实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尊重藏族群众的风俗习惯，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护群众利益，做到秋毫无犯。

向藏胞宣讲民族政策、背柴、学习藏语

将士们行军途中，严格保护沿途经幡，宁可在风雪中搭帐篷宿营，也不在喇嘛寺庙住宿。有借住民房的，帮房东扫地、背水、劈柴，向房东赠送茶叶等作为酬谢；免费为群众治病，得到沿途藏族群众的热烈拥戴。许多藏族同胞为部队运物资、送食品，军民亲如一家，传为佳话。

人民解放军各路进藏部队在完成进军西藏任务的同时，受到锻炼，增强政策水平和纪律观念，磨炼革命意志，培养艰苦奋斗作风，提高适应高原环境的能力，为长期建藏、保卫国防奠定了基础。

谭冠三（1908.1.31-1985.12.6），曾用名谭才儒、谭年春，湖南耒阳人。中共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卓越政治工作者，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秋收起义和湘南起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需处文书、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二军一纵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第三十四师训练队队长、第十二师特务连政治委员、第三十四团政治委员兼特派员、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兼三十六团政治委员、红三军第九师二十五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巡视员、陕甘支队第四大队政治部主任。

长征和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秘书科长、冀中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第一军分区兼七支队政治委员、南进支队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中纵队政治部主任、中共豫皖苏八地委书记兼分区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十八军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藏军区政治委员、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第二书记、监委书记、西藏政协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副院长、成都军区顾问。

贺龙元帅为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同志授衔授勋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他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拉萨八一农场将军纪念碑

1985年12月6日，一代雪山名将，解放军卓越的政治工作者、原成都军区顾问谭冠三同志，积劳成疾，在成都走完了他辉煌壮丽的一生。

老西藏精神

以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为核心内容的“老西藏精神”，从井冈山斗争的星火、长征队伍不倒的战旗、延安窑洞辉映的油灯、西柏坡赶考的脚步延续而来，是对“长期建藏、边疆为家”，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西藏建设者们精神品格的精炼概括。

谭冠三是“老西藏精神”的典型代表。浓烈老西藏情结拳拳之心，萦萦情怀，挥之不去的是老西藏情结。

谭冠三因长期在高原坚持带病工作，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损害。党中央了解情况后，决定让他回北京接受治疗，并安排他到最高人民法院工作。自此，谭冠三离开了自己为之奋斗奉献的高原大地。人虽去，情未了，在北京的他无时不在关心着西藏的建设发展，无刻不在牵挂着在藏战友及藏族同胞：

我身在内地，心在西藏，我想念他们啊！我不仅要看他们，我还要向中央申请重返西藏工作呢！

1977年7月，70多岁的谭冠三不顾每况愈下的身体和战友亲属的劝阻，毅然决然回到了这片他日思夜想的土地，看望他念念不忘的边疆军民，重返他曾辛勤劳动过的农场，抚摸他当年亲手栽种并已开花结果的苹果树。当年由他收容进农场的藏族流浪儿，如今已在农场安家立业，这次也带着妻儿赶来看望谭政委。曾经的流浪儿见到早已两鬓斑白的“父亲”，一边紧紧握住那双布满皱纹的手，一边眼泪直流，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1985年12月6日，在西藏这片热土立下赫赫功勋的谭冠三与世长辞。弥留之际，他向党提出了惟一的请求：

我死之后，请把我的骨灰运回西藏，埋在高原，我永远长期建藏！

根据将军遗愿，西藏自治区的干部军民怀着深厚的感情，在拉萨“八一农场”苹果园隆重举行了谭冠三骨灰安放仪式。

十八军进藏先遣支队进藏纪实

王其梅副政委夫人 王先梅

一

1950年10月，昌都解放。1951年2月，西藏地方政府派阿沛·阿旺晋美等到北京进行和平谈判，并于5月23日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

十八军以张国华军长和谭冠三政委为首的军党委，遵照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的指示，组成了由300多名藏、汉族同志参加的进藏先遣支队，由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任司令员兼政委，陈竞波任参谋长，顾草萍任副参谋长，林亮任政治部主任。西藏地方政府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和夫人阿沛·才旦卓噶，与进藏先遣支队同行。进藏先遣支队的任务是：担任先行，为主力部队进入西藏创造条件；模范地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模范地宣传和执行“十七条协议”。进藏先遣支队于1951年7月25日从昌都出发，9月9日到达拉萨，历时40多天，行程2000多公里。笔者也随丈夫王其梅参加了进藏先遣支队。

出发之前，进藏先遣支队全体指战员认真学习了“十七条协议”，学习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的有关指示和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及第二野战军司令部联合发布的进军西藏政治动员令。动员令号召：“进军部队的全体指挥员和战斗员及全体共产党员，发扬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深刻认识进军西藏的伟大政治意义，并从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做好充分准备，发扬人民军队英勇顽强，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发扬团结互助的阶级友爱精神，坚决完成进军西藏的任务。”

二

从昌都到拉萨，要翻越横断山脉，跨过澜沧江、怒江等河流，所经之地，道路崎岖，人烟稀少，冰天雪地，空气稀薄。当时一无西藏地区的详细地图，二不明确道路状况，进藏先遣支队只能一边探索，一边前进。

在此，仅述说进藏先遣支队通过“穷八站”的片断：

从昌都到拉萨，西藏地方政府在沿途共设立24个驿站。群众称之为“穷八站，富八站，不穷不富又八站”。1951年8月13日，进藏先遣支队从察兰松多出发，到达俄朱格，休息两天，再往前，就进入“穷八站”了。因为“穷八站”条件异常艰苦，缺粮缺草，进藏先遣支队指挥部将部队分成3个梯队前进。从阿伦多到仁多约55公里，全是原始森林和深山峡谷，还要经过一段危险的栈道。栈道一边是峭壁，一边是20多丈深的悬崖，下面是奔腾的急流，路面只有一两尺宽，不少地方只有几根木头架在半空中的悬崖上，每段有一两丈长。有些栈道因年久失修，木头已经腐烂或松动。还有些山坡是坡陡弯急的石阶路，部队前面的人马就像行走在后面人马的头顶上似的，走一走，站一站，行进得非常缓慢。

8月19日，进藏先遣支队从仁多出发不久，就完全进入了无柴草的地区。在怒贡拉山脚下一个叫多洞的地方，据说原来有两三户人家，不知什么原因房子被烧光，居民搬进了深山。进藏先遣支队到达之前，当地老百姓听说解放军执行“十七条协议”，进军拉萨要经过这里，都自动地回来了。他们和附近村子的几户人家，主动组成运输队，从70多里外的山上砍伐来木柴，用牦牛运到路边上支援解放军。进藏先遣支队到达时，在废墟中发现了群众支援的木柴，大家对藏族人民的热情支援深为感动。

20日，进藏先遣支队翻越怒贡拉山。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石山，上山5公里，下山5公里，全是石头路，只听得山里汩汩的流水声，好像开了锅，却看不见流水，人马走在崎岖的山石路上，必须十分小心。部队快到山顶时，突然有一名20多岁的战士昏倒了。他呼吸急促，全身颤抖，面色铁青，而枪支、背包、干粮袋还在身上背着。王其梅同志得知后，立即跟随骑兵赶到出事地点，让警卫员把那名战士身上的东西尽快取下来，并给他解开领口，将其扶上马背，送下山去。

下山后，离宿营地还有一段路程。因宿营地没有柴烧，大家路经擦竹卡牧场的牧民帐篷时，每人又带上了一捆群众支援的柴火，然后向宿营地进发。高原的气候真像顽皮的孩子，喜怒无常。一会儿烈日当头，晒得人头昏脑涨；一会儿暴雨倾盆，淋得人像落汤鸡。部队正行进中，忽然狂风夹着黑云压顶而来，一阵冰雹猛烈地打在大家的头上、身上。人马都走不动了，只好站在路上，用背包、柴火挡住头部，接受无情的冰雹袭击。约半小时后，冰雹过去，我们又继续行进。部队在擦竹卡以西2.5公里处的一片草地宿营。每个班的同志均按出发前的具体分工，各司其职，有的搭帐篷，有的支锅煮饭，有的放马，有条不紊。

领导同志则召集司、政、后有关人员汇报一天的行军情况，总结经验，研究布置次日的任务。谁料，饭还未煮熟，冰雹又忽然光临，狂风呼啸，把搭好的帐篷吹得像汹涌波涛上的小船，摇摆不定。如果不是铁桩打得牢，绳索结实，帐篷就可能被吹走。冰雹打得草地、帐篷、铁锅噼里啪啦直响，仿佛在演奏大型交响乐。这天晚上，风把帐篷里的灯吹熄了，冰雹把锅灶下的火打灭了，一锅未煮熟的饭，被冰雹、雨水泡成了稀糊糊。地上一层厚厚的冰雹，将帐篷周围挖的排水沟填平。大家经过一天的行军，极为疲劳和饥饿，但因为冰雹、狂风捣乱，结果连热饭也没吃成，仅吃了几口糌粑，就摸黑睡觉了。

进藏先头部队行进康西草原(流萤摄)

三

进藏先遣支队经过艰难的行程，于1951年9月5日到达拉萨东郊的达孜。其时，张经武同志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代表，绕道印度，已先于我们到达拉萨。张代表派乐于泓和李天柱同志前来看望进藏先遣支队。

9月9日，进藏先遣支队进入拉萨并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全体指战员身着草绿色呢子军服，排成长队，几名年轻的战士抬着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走在队伍前列，继而是军乐队和腰鼓队。拉萨主要街道上红旗飘扬，军乐齐鸣，进藏先遣支队的指战员们个个精神焕发，队列整齐，气势雄壮。西藏地方政府搭起彩色帐篷，并派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成员凯墨·索南旺堆、柳霞·土登塔巴率文武官员、僧俗各界代表前来欢迎。僧俗藏胞身穿节日盛装，倾城而出，古城拉萨呈现出一片欢乐景象。进藏先遣支队领导人和噶厦的主要官员互献哈达。王其梅等先遣支队领导按照西藏的民族风俗，到各大寺庙发放布施，拜会达赖喇嘛和寺庙僧侣、政府官员等各界知名人士。西藏上层爱国人士也行回拜和宴请。

1951年10月26日，张国华军长和谭冠三政委率领十八军主力部队抵达拉萨，从此掀开了西藏历史的新篇章。

（王先梅，1924年生，安徽省萧县人。1938年3月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轻工业部老干部局办公室主任等职。2009年逝世）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

前身是晋冀鲁豫军区所属豫皖苏军区部队和中原野战军第1纵队第20旅。

1951年12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成立西藏军区，以第18军进藏领导机构组成军区机关，驻拉萨（属西南军区）。

司令员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参谋长李觉，政治部主任刘振国。

下辖：第52、53、54师，昌都警备区，日喀泽警备区，黑河警备区，第18军后方部队司令部及骑兵第1团、工兵第5、第8团、西藏军区干部学校、独立支队、班禅警卫营、第9代本等。

1952年2月10日，西藏军区在拉萨正式成立，3月17日，第18军改为西藏军区，第18军番号即行撤销。

2024年是康藏、青藏两路通车70周年。

半个多世纪以前，一群中华英雄儿女放弃了长年征战后和平生活的安逸和幸福，义无反顾踏上充满艰险危难的第二次长征征程，顶风冒雪，风餐露宿，劈山凿路，涉水架桥，不计艰险，一往无前，热血忠勇，披肝沥胆，马革裹尸，青山埋骨，为西藏人民送去幸福安康，给世界屋脊留下万丈吉祥霞光，为人类文明留下惊泣鬼神的壮丽诗篇。

崇高致敬为西藏解放和建设事业披肝沥胆、浴血奋战的千古英雄们！

崇高致敬一代又一代宣传继承、深度践行、发扬光大弥足珍贵之“老西藏精神”的后辈英雄们！

胡山(与张云逸大将之子张晓龙会长、谭戎生老师2023年合影)，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会员，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青年部部长，人民法治红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助理，苏联飞鹰寻访团副团长。原国家外经贸部干部、外交官，世界反法西斯和平文化中心倡建发起人。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0军118师师长、第38军军长邓岳将军后人李昆:

胡山，看完你写的18军解放西藏的美篇，深受感动。这是典型的苦难辉煌，太了不起。我以前对解放西藏亦略知一二，这次是大长知识，大开眼界。一句话，18军厉害！太伟大了！谢谢你！

毛主席胞弟毛泽民烈士后人曹立亚:

谢谢胡山汇集了这么多的图片和史料，重现了当年进藏、解放西藏、筑路川藏的背景和艰辛。我认识18军的老前辈，非常敬佩。也开车走过318国道，有亲身体验。美篇读后很感动！也将此篇转发了18军后代和驾车进藏的旅友。英雄的事迹和气概应该大书特书，代代相传！

十八军老兵、开国将军王其梅、王先梅后人王昌为:

胡山老朋友，你写的十八军进军西藏美篇，让我重温了那段难忘的激情岁月。

74 年前应党中央毛主席、西南军区刘、邓、贺进军西藏的命令，已任芦州军管会主任的父亲王其梅立即归队，着手组建十八军政策研究室收集有关西藏各方面的资料（如天文，人文、地理），担任进藏先遣支队政委为进藏做准备。

1949年1月母亲在河南鄢陵生下我，8天后父亲随十八军南下。一年后四川解放，父亲接管芦州并任芦州军管会主任，他给在河南的母亲写信：我已到芦卅，你可以带小扬（我的小名）来，我们可以在川南安家了。

母亲王先梅立即带着我随十八军留守处长王兴友伯伯往四川赶，边走边打土匪，40多天赶到乐山十八军总部时，才知道父亲已经接受进军西藏的任务。8天后父亲就率先遣支队出发进藏。母亲把我交给她新四军抗大同学陈岩阿姨家代管，（陈岩阿姨家爱人赵希忠叔叔是十八军电迅科长也随部队进藏了）。不久陈岩阿姨把我和她儿子赵小毛一起送糖场保育院全托成了首批留守儿童。几年后见到父母时，我只叫解放军叔叔阿姨。父母紧紧将我紧紧搂在怀里。

母亲安排好我，就进藏追赶父亲，她曾经跟我讲：因为生你没有赶上大部队南下，这次决不能落下，要当首批进藏女兵。所以狠心把1岁的你下。好长时间不能见到小孩，看到就想你流泪。母亲终于在昌都参加了父亲领导的进军拉萨的先遣队，（见你上面母亲的文章）。

母亲说：你父亲因在北平参加12.9学生运动被捕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受尽酷刑，留下腿部伤残。过雪山时腿病发作，他只能两只手分别抓住膝盖裤子往上提着走。我和警卫员就在身边，几步远都移不到他身边帮他一把。都大口喘气，我们也都自顾不暇了。那种情况真是难啊！想想父辈们的艰辛，舍家弃子。看到今天的西藏各族人民都过上了幸福生活、西藏人民也没有忘记十八军。他们值得了！

胡山，你收集了那么多资料，生动再现了十八军进藏史，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文章让我也了解了谭冠三伯伯和李光明阿姨及戎生大哥齐、峪姐他们四个兄妹那不平凡的经历。更让我敬佩谭伯伯和李阿姨他们这对老红军了。

我做为十八军后代，真心地感谢你！

1952年在成都留守时，十八军后代张小军（后左）、张小康和金坚（后右）合影；2019年三人在成都原位留念

十八军老兵、开国将军金绍山后人金坚:

1950年，第二野战军第18军奉命踏上了解放西藏的征途。我的父亲金绍山，作为18军53师师长，在进军西藏途中，组织参加川西剿匪战斗、抢修甘孜机场、修建康藏公路（即川藏公路）。在人生最后的岁月，他一直忙于建设西藏、巩固西南边防。1957年，因终年劳累，倒在工作岗位上，献出了宝贵生命，将一生献给了雪域高原。

谢谢胡山的美篇，为此收集资料，花了大力气！作为18军后代感谢你！实际上我们可以说都是18军后代，18军主要还是源自于咱们冀鲁豫和豫皖苏，当年18军各支前身都是驰骋于冀鲁豫、豫皖苏的劲旅，1949年2月成军后，即随刘邓首长，横扫半个中国，将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完成了祖国大陆的最后统一！前辈们的丰功伟绩当永怀不忘！

我母亲讲，1949年4 月渡江战役后某天，张国华军长爱人樊近真阿姨（时仼开封银行副长）来找母亲张文心（时任陈留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教育科长），说部队都南下了，咱们一起追部队去吧，要不会把咱们集中起来到xx地方（妈妈也不知到什么地方）。就这样，妈妈怀着我跟樊阿姨（怀着小军）一起踏上了南下之路。

过江之后天已很热，到了景德镇，妈妈可能不适应南方气候，患了虐疾（打摆子）发烧，准备不想要我了，但采取告种办法，我在娘胎里岿然不动 。

跟樊阿姨一起到了上饶五兵团部，见到杨苏等首长，母亲就提出不赶部队了，回河南把孩子生下再说。兵团王幼平主仼跟妈妈说：文心啊，不要回河南了，回山东吧，那里既有组织关系，还有亲人（我姥爷张耀南时任泰西专员），这样我们和老金在前方也放心！

这样妈妈和樊阿姨分别，坐火车经上海回到泰西肥城于10月份生下我。

樊阿姨于11月在长沙生下小军。

前些年小军见我说，当时他爸妈准备给他取名“进军”（寓意向西南进军之时），不想我先出生叫“进军”了（父去逝后，母亲将我们改了名）。

小军说，以后你又改了名，还不如我开始就叫“进军”呢！

我说，你比我小一月，叫“小军”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