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暗时刻（上）

牧野静风

作者: 刘秀珍 那晚，父母的交流都在眼神里。吃完饭，父亲拉起小车出门了。 煤油灯，豆粒大的光，不时的闪烁跳跃。窗外，黑夜厚重，如巨大的窟窿。 母亲心神不宁，忽而摘耳细听，忽而凝视某个地方。我感觉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半夜，有人轻扣大门，母亲一溜烟的跑出去把门打开。只见铁拐李站在门洞，父亲两手扶着我家小拉车的车把。车上一条灰不拉机的被子，裹着一个看不清男女的人。 星星，在云的漏洞里闪出微光。夜，不算太黑。 父亲看到母亲，忙腾出一只手堵在唇上。母亲会意，她轻轻卸下门槛，父亲抓稳车把，拐进家里。 母亲凑到车边，帮铁拐李扶起车上的人，他连被一同抱起，一瘸一拐的往屋里走。 母亲轻步跑在前边。 铁拐李原名李长根，比父亲小。他的腿，在朝鲜战场上受伤，骨头被炸碎了，治不好，成了拐子。回到村里，人们都称他“瘸拐李”。后来他当了村书记，人们叫他“铁拐李”，态度上变得亲近了。 父亲看他们进了屋，抬高车把，冲我点头。 我明白，要把车轱辘挪开。我急忙附身钻到车底，撅起屁股推着不听话的车轱辘东倒西歪挪到窗前的柿子树下。父亲把车厢靠在墙上，关好门走到屋里。 整个过程没有人说一句话。 母亲知道会有这事。她紧张的脸松弛下来，引着铁拐李，进了堂屋东里间多出的耳房。把人放好，父亲赶到。 母亲掀开被子，里面包裹的是个女人，她骨瘦嶙峋！ 母亲有一瞬间的愣神，随即，她把女人的周围清理舒坦。 女人看上去和母亲差不多年纪。她脸色蜡黄，短发凌乱，嘴角还有没有擦干净的血迹。她努力睁着的眼睛黯淡无光。看着面前站着的三个人，她想抬头，却猛烈咳嗽起来。 “倒杯水。” 母亲说。父亲像灵猫一样转身出了耳房，很快就端着水进来了。母亲扶起她，让她靠在自己的身上，把破旧的军用茶缸凑到她嘴边：喝吧。 女人伸手接过：我自己能行。他们找不到我，会给你们添大麻烦。 母亲说: 千万不要这样想。都是队伍里的人，革命友谊牢不可破。你来我家，小李与老肖商量好的，先避避风头，他是村书记，信得过。 铁拐李和父亲急忙点头附和。 女人喝完水躺下: 恐怕他们会找我。 母亲说: 县城里戴上不好“帽子”的不止你一个，从城市里下放改造的也不止你一个。他们对哪个感兴趣了，就找哪个。放心，他们找不到这里。你别忘了，我们老肖家是红色革命家庭，保险着呢。 母亲说完，出去端来水盆，把她的脸和手擦洗干净。又把盆端走，拿来医药箱。把听诊器按在女人的胸口慢慢移动，不时的叫她使劲喘气再慢慢呼出… 听完，她眉头不展，低眉垂眼看着女人: 心肺太弱了。你可能长期没怎么吃饭。 女人点点头: 轮流开批斗会错过饭点，没有饭吃… 一阵沉默。 父亲怅然说: 这势头比打仗还难琢磨，你明明不是坏人，却有“帽子”按在头上。这让人摸不着头绪。开群众大会就像一场战斗，大喇叭嗷嗷响，恋战的一方表面上看，是没脱胎毛的小青年，你打又不能打，骂也不管用，只能经受考验。 铁拐李挠着头: 就是。这文革也好，运动也罢，它是全民参与的一场新领域的战斗…冲哪里下手，谁是敌人？你摸不准啊。 母亲眉头紧锁，眼睛好像要冒出火花。但她努力表现出镇定: 我们医院还好点儿，白天都认真上班。晚上开会，院长自动躲一边儿，小心翼翼。谁在他根前出谋划策，他都点头儿，说自己在自省，不好发表任何意见。那些急先锋的头儿，总争着上台讲话，风头盛，嘴巴厉害。我看这世道要变… 父亲表情凝重坚毅，话说直接: 共产党花大代价打下的江山不会变。这点儿，我绝对相信！ 又一阵沉默。母亲出去给女人熬粥。当夜，他们把耳房小门一关，说到天明。 自从我家来了那个女人，家里的大门就经常关着。还把门插换了个新的，上边打了一个小洞，用绳拴上一颗铁钉，把门插上，然后别上那颗钉子，结实得很。在外边，无论你拿多么尖的刀子伸进门缝也拨不开了。除非跳墙进来。我家的院墙恰好很高。 母亲看我懵懵的样子，音低色厉地说: 晓岚，她是你大姨，在外边不许和任何人说家里来了人。更不许再往家里带小伙伴儿。听到没？父亲黝黑的脸色像涂上了一层蜡，僵硬如木刻的看着我: 如果因为你出了事儿，看我非打死你不可！ 知道了。我漫不经心。 “正经点儿！”父亲的眼神像刀子。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我委屈，用子弹三连射一样回答。父亲无声的咧嘴一笑。 大姨？ 别蒙我，但我知道这事很大，大到人命关天。 姥娘家，我有两个舅舅，一个大姨，一个小姨，他们都在石家庄的山乡生活。父母也可以在石家庄生活。但，全国解放了，父亲身上有伤，就从部队转业回到地方。他不愿留在城市，选择回到冀中平原老家。他们在部队时就生了我哥哥晓晨，哥哥当兵去了。我还小，是父母跟前的调料包。 这个“大姨”我自然懂得那是虚构。她来我家是避难的。 深秋，天气有凉。“文革”已到第二年，闹得正欢。我们村，人多地盘大，是公社政府所在地。街道上的供销社、服装社、手工作坊属于公社集体管理。公社中学、小学都在停课闹革命。学生们不闲着，像着魔一样拉帮结派。派与派互相看不惯，打嘴仗，说急了，就进行派系战斗，恨不得把对方团灭。 父亲对此有些恼火。他总对着那些冲着老师和“黑五类”叫嚷嚷的小愣头青们大发雷霆: 一个个屁孩子，胎毛还没退净呢，懂个啥？不干正事儿，瞎跟着起哄。胡闹，散了散了！ 那些人，好像对父亲的态度恨得牙根疼，却又碍于父亲打过日本、打过国民党，还在朝鲜打过美国大兵。有军功章，还是公社安全联防队的队长，不敢把他怎样。 大姨没来我家前，我也加入了“红小兵”。跟着学哥学姐东跑西颠的游行撒传单，喊口号做演讲，参加各种批斗会，有时很热闹，心情飞扬；有时，台上被批斗的人，头上戴着纸夹糊上白纸的圆锥形大帽子跪着。帽子上，她（他）的名字打着大红叉，无论主持人问啥都不言语，掘得很。有不耐烦的人，上去就是一脚。那一脚就把不说话的人踹到了台下，高高的帽子从头上脱落滚到一边… 我害怕极了。回来跟父母学舌，父母的脸会变得难看。 没几天，父亲就不准我出门了。 我反抗：“我要革命！” “你割谁的命？” “革封资修的命！” “ 啥叫封资修，你懂不？” 确实，我不懂“封资修”是什么东西，就是愿意凑热闹： “革…反对革命的人的命。” 父亲斜眼看我：那就是割老子的命喽！ 我嘟囔：你又不反对革命…话没落地，父亲就打了我。我不再吭声，不然，他还会动武。父亲的格言就是：听话，都是打出来的！ 他看着我:“就你这样一个女孩家，疯疯癫儿癫儿的，眼看着就要长大，不老老实实好好学习文化，像你妈那样做个有一技之长的稳当姑娘，将来谁娶你。” 父亲说话的语气软了。我急了: 爸爸说的是屁话！ 父亲上来抓住我的胳膊又扇了我两巴掌。我的屁股火辣辣的疼，哭了。跑到屋里关上门大哭。 父亲则跑到学校红卫兵红小兵联合指挥部，指着坐在那儿的几个年轻人厉声说: 我不管你们谁负责红小兵的事，我闺女叫肖晓岚，山岚的岚，在五年级一班当班长。把我闺女的名字，从红小兵的花名册里勾掉，不许再招她回来！如果她再出现在你们这里，我就把这里给你们全砸喽，我说到做到！ 我猜不到联合指挥部里的人，听到父亲的话是个什么样子，事后的所有活动，他们再也没有通知我。 后来，传出了父亲那天的态度被编出的一副对联：仗着吃老本为虎作伥，不立新功拖家人后腿。横批:洗心革面。 对于父亲，他们也只能干瞪眼的放个空炮。 我没有任何团体可参与，有种失落感。好朋友小莲告诉我：人家不敢接纳你，你父亲，还有你们一家又红又硬还很臭，他们对你们很仇视。 我更落寞。 大姨来我家后，父亲每天把大门一锁，提搂着我，跟着他不是去联防队就是去粉条作坊。要不就跟着母亲去公社卫生院。家里就跟没人一样。 我最不爱去卫生院，来苏水的味道让我老想呕吐。 晚上，母亲和我就睡在连着耳房的那间屋子，本来这间屋子是我自己的，大姨住在耳房，母亲也就过来了。 几天过去，大姨能走路了，面色虽然憔悴，精神却很好。晚上，她和父母一起说往事，似乎都很兴奋，就如小溪汇流到一条河里，潺潺流淌，浪花朵朵。从他们的聊天中，我知道大姨叫“张辉”，安徽人。她与我父亲同是华北野战军的战友，她是团政治委员，还负责战地医院的救治工作。 有一次，他们聊到太原战役，情绪激昂，聊的甚欢。他们管阎锡山叫“阎老西儿。” 爸爸说话的语气最得意: 那时的阎老西儿，以为太原城有巨大的地形优势，那城内外大大小小一万多个水泥碉堡就是铜墙铁壁。结果，他百密一疏，那些碉堡只能阻挡轻型武器，他没想到我们主战用的是火炮，这下把他打懵了，没几天，他就撇下败军逃到台湾去了！ 哈哈… 他们克制着极度的兴奋笑起来。大姨看着母亲说: 那时老肖还是小肖连长呐，带着战士们冲锋时，有一块炮弹皮钻到他裤裆里，战斗结束后，他被支前的民兵抬回来，就是我给他做的手术。当时我一看，我滴乖乖，弹皮不小不大，正好嵌在右边大腿根内侧，刚巧没有碰到动脉。弹皮歪斜着钉在那个小玩意儿上。差点要了他的小命根儿。 大姨说完，抿嘴笑了。母亲则放声大笑。这符合母亲的性格。父亲似笑非笑，扭过头去不做声。 大姨不说话的时候，她似乎在思考什么，神色幽暗，双唇微闭。灯光扑闪扑闪的照在她的脸上，忽明忽暗。 日子仿佛就这样过了，他们没有刚住进来时那样紧张，父亲让我留在家，陪大姨说话。 大门照样上锁。每当那“咔嚓”声传进我的耳朵，我就莫名的产生一种恐惧感。 大姨心细，她对我笑笑: 像监狱是吧。 我点点头：大姨，你害怕不？ 大姨说: 我不怕。我同你爸爸妈妈还有你李叔叔都是部队的人，他们都是勇敢正直善良的好人。 我说: 大姨也是好人。嗯…他们为啥把您从城市弄到我们县的棉麻厂，你做过不好的事吗？ 大姨微笑: 我不清楚。有人给我扣帽子，说我有做过不好的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