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鲁巴的形成与发展

吉祥如意

格鲁派是宗喀巴（公元1357～1419年）大师所传出的藏传佛教流派。宗门形成于明朝初期，以戒律和严格护持戒体的行止而立宗，以宗喀巴大师所著诸论为宗要，构建了先显后密、显密并举、次第有序、学修并重的宗门学修体系。就其宗门次第而言，密法内容也同其他教派一样列于高阶次位置，但从后世门人学修状态来看，格鲁派门下也有单学显宗教法的弟子。因此，学术界称其“显密并举”可谓贴切。从格鲁派完整的次第结构而言，将之法统称作“完整的藏密学修体系”也符合其存在形式。　　

明太祖洪武年间，噶举、萨迦等教派在发展过程中，因为争夺地方行政权均显现出严重的颓败之象。这些教派的僧人不择手段博取世俗利益，力图增强自身教派实力去争夺地方政治权力，所行所想已成为其宗门上层的主导思想和价值取向。由此直接导致各教派戒律松弛且胡作非为的现象，使域内佛教正风难以为继，宗门威仪荡然无存。宗喀巴大师对此深感不安，决定进行一次旨在加强戒律的宗教改革。此后，他在佛教界力主加强戒律行持，缘此得到掌握地方政教权力的帕竹噶举阐化王“扎巴坚赞”和广大僧俗四众的积极响应与支持。宗喀巴大师的佛教修为在当时已名噪十方，初期他进行宗教改革时，随众僧团没有形成与其它教派抗衡的实力，所以未引起其他教派的敌视和强烈反对，因而宗教改革获得巨大成功。作为一代宗师，宗喀巴大师彻通显密元微、尽得了义旨趣，而且一生中著述颇丰恒利有情众生，所以被门人称作“第二佛陀”。他在将戒律奉为行持根本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发展了噶当派教义，从而创立了持戒精严门风高峻的格鲁派。　　

一、宗喀巴大师之学修圣迹

明太祖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时年十六岁的宗喀巴大师来到卫藏地区，他先后在 “京俄·曲吉杰布”“贡却杰布”“堪布·扎西僧格”“益西僧格”“绛贝仁钦”“丹巴索朗坚赞”“仁钦朗杰”“班钦玛德巴”“仁钦南迦”“萨桑玛德班钦”“却勒朗杰”“顿珠桑波”“南喀桑波”“仁达瓦·循努洛哲”“觉莫隆”“达宇哇”“洛札·南喀坚赞”“松巴德钦却吉贝”“却吉杰布”“喇嘛·益西坚赞”“德钦巴却贝”等四十多位极为稀有的释门大德法驾前，精进学修了噶当派、宁玛派、萨迦派、达波噶举、香巴噶举、夏鲁派、觉朗派等各大宗门的众多共与不共教法。《缘起法》《慈氏五论》《文殊》《胜乐》《觉朗传承六支瑜伽》《阿毗达摩俱舍论》《释量论》《释量论广释》《现观庄严论》《大手印》《中观五论》《集菩萨学论》《戒经》《入中论》《入菩萨行论》《四百论》《阿毗达摩论集》《善说大海》《律经》《时轮金刚》《那诺六法》《时轮根本略续·无垢广疏》《时轮根本续广释》《金刚鬘灌顶教诫示意·精要妙音》《金刚心要释》《集密》，旧译密法的许多大师弘法笔记和《寿命主》《马头金刚》等众多经论和注疏及相关实修之法，包括四部医典和声明诗词文学等内容，皆在宗喀巴大师当时的学修之列。止贡梯寺、聂塘杰哇寺、德哇坚寺、纳塘寺、萨迦寺、桑普、泽当、孟域（后藏普兰县以西、印度克什米尔东部地区）等众多殊胜之地均留下了宗喀巴大师刻苦学修的圣迹。期间，明太祖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宗喀巴大师在雅砻南结拉康于楚臣仁钦、西绕贡波、索南多杰等大德法驾前如法受持比丘戒。可关于宗喀巴大师受持比丘戒的时间，史料中还有其他不同记载。在卫藏地区游学过程中，密法大成就者巴俄多吉曾帮助宗喀巴大师翻译了诸多经论，彻底解决和消除了宗喀巴大师在中观见、密法、法相学等方面，以及无上密（无上瑜伽部）的要点和集密五次第的顺序等方面疑虑。他在游学于卫藏期间，基本将藏传佛教所有流派的教法全部系统地学修了一遍。宗喀巴大师博闻强记和领悟所学之能绝非寻常可比，在卫藏等地精进学修过程中，他曾在桑普、萨迦、泽当等地，以《量释论》《现观庄严论》《中观论》《戒律本论》《俱舍论》等内容立宗，与各地名僧进行辩论时人天诸众无不敬服。由此可见，此时的宗喀巴大师已是成就非凡的释门伟器。他不但深研显宗教理，还广摄各教派新旧译密法，将诸派法统精要尽纳于心，为之后开宗立派积蓄了法藏势能。明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三十四岁的宗喀巴大师已遍学显密教法，声望也越来越高。据说此前的两年中，他在前后藏为无数寺庙僧侣讲说佛陀教法，还曾在布达拉宫讲经。他不光能熟练讲说《中观五论》《弥勒五论》《集菩萨学论》《戒经》《量释论》《入中论》《入菩萨行论》《四百论》等十七部经论，并且为四众讲说诸论时，既不相互掺杂，又无所遗漏，思路清晰言所毕至，释门诸众均对之异常敬佩。　　

二、纠革时弊开宗立派　　

元朝中央在西藏施行“政教合一”制度后，世俗巨利的诱惑，直接导致各教派僧团之间产生争夺地方行政和教务权的战争，僧团生活和宗教行持也相应发生可悲变化。克珠杰也曾言那时的大多数红帽僧（格鲁派以外的僧人）不论什么时候都喝酒，不论什么时候都进食，到处玩耍之余还沉湎于歌舞浪迹之中。一些个只修某一种密法的僧人则称戒律是为小乘僧人而设，自己根本无须什么戒律，所以他们不仅贪婪成性，恣意淫荡，还经常酗酒，甚至还有僧人公开娶妻生子。各种资料表明，其间僧人之间的战争，已经使域内人民受尽离乱之苦。他们为世俗中的地方行政权力和物质利益相争，使世俗中的人们对佛教义理产生了极大怀疑。戒律废弛及僧人的腐化堕落，也直接加剧了寺庙僧人与民众之间的矛盾，严重动摇了佛教信仰在雪域藏地传播和存续的基础。而此时在明朝中央统治下的西藏地方行政，仍与蒙元时期一样基本以寺庙僧人为依托延续，故而行政层面也受到佛教界颓败之风的严重影响。所以，宗喀巴大师纠革时弊的宗教改革举措，得到帕竹噶举之阐化王（时为西藏地方行政长官）扎巴坚赞的倾力支持。　　

首先，宗喀巴大师遍学尽修显密教法，一直严护戒体，而且要求门下行人也必须严格遵守戒律，无论是显宗还是密宗，无论是出家人还是在家修行的行者，都必须以严守戒律为基础学修佛法。尤其是做为人天师表的出家人，如果在生活与日常行止方面不遵守佛教戒律就与世俗之人没有什么区别。为了将佛教戒律奉持为第一要义，他从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起，便开始戴黄色僧帽，旗帜鲜明地以此来标志自己继承了说一切有部戒律，以及对外明示自己严加守护戒体的决心。这，便是宗喀巴大师革新藏传佛教标立宗门之始。其次，他在严格要求随事诸众守持戒律之外，还勤加提醒他们要时时观察照知自己的身、口、意在行持诸种作业时有无过患，如果发现自己已犯过患，无论是哪种情形，都应当立即修持忏悔之法予以净治。自明太祖洪武二十九年（公元1396年）起的五年中，宗喀巴大师多次举行了专门宣说《律经》等诸多强调戒律的法事，期间讲解了许多戒律方面的教法和净治罪业的忏悔之法，以及严护戒体等论说。他也曾为来自各地的信徒宣说在家、出家诸众理应严格持守的各种戒律内容，以及斋戒和皈依方面的各种律仪。他在聂迈僧格和冈琼等地举办供养等法会时，均曾重点宣说了戒律和如何持守戒律等各方面学修内容。自明惠帝建文初年（公元1399年）起的两年中，他开始更加频繁地举办宣说和倡导严持戒律的各种法事活动，还曾在布达拉宫为僧众宣说比丘戒。频繁举行法会广弘戒法同时，他又针对已入大乘道的无数僧众，开始广为宣说大乘戒律。无论是讲说小乘戒或包括密宗戒律在内的大乘戒法，他总会在法会上将僧人严格守持戒律的必要性、重要性、原则性，于正式宣说戒法内容之前进行百般强调。针对密宗行人过去轻视戒律和持戒法行中存在的各种流弊，宗喀巴大师更是广泛引用密教典籍，如法标立了学修密法之人必须严格遵守戒律的学规。如是种种法行，一时间终使藏地精严持守戒法的行止蔚然成风，令雪域之释门情景焕然一新。宗喀巴大师施行的宗教革新思想和相应举措，使戒律在藏传佛教中的根本性地位得到重新标立。“格鲁”即为“善规”之意，可见如法守持戒律才是宗喀巴大师开宗立派之根本，是宗门所奉持的第一要义。总体而言，宗喀巴大师在格鲁派教义方面，全面继承和发展了噶当派义理。明惠帝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宗喀巴大师在热振寺弘法期间，根据噶当派三士道义理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巨著《菩提道次第广论》。此二十四卷构成的大论即为格鲁派最具影响力的祖师著作。次年，他便应扎巴坚赞之请，到德庆顶寺为数百僧人宣说《菩提道次第广论》。明成祖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他又完成了另一部著作《密宗道次第广论》。这两部大论构成了显密佛法次第学修的完整思想体系，为宗门标立和进一步发展，构筑了坚实的法统理论基础。次年，宗喀巴大师与扎巴坚赞决定于明成祖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在拉萨举行传召祈愿大法会。明成祖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宗喀巴大师又相继著就了《中论广释》和《辨了不了义论》。这些论著均在当时得以广泛传播，成为宗喀巴大师宣说佛法的重要教学内容。如《菩提道次第广论》著成后，次年便开始在热振寺、德钦顶寺、绛巴林寺等众多佛教丛林进行广泛弘扬。明成祖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宗喀巴大师著就《密宗道次第广论》之后，随即又在强巴林寺为数百僧人宣说。明成祖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宗喀巴大师曾为六百多僧众宣讲《中论广释》《菩提道次第广论》《辨了不了义论》《密宗道次第广论》《四百论》《密宗十四根本戒》等显密教法。同年秋，宗喀巴大师再次应阐化王扎巴坚赞（帕竹噶举之第五代法王）之请，与五百余僧众赶赴拉萨河下游的仲布隆地区，为诸多寺庙中的千余名僧人宣说了《菩提道次第广论》。在彰显宗门思想体系基础上，宗喀巴大师还倡导门人修苦行，并且特别注重次第修行，强调先显后密和学修并重的理念。可见，宗喀巴大师所造诸论，便是格鲁派开宗立派的法统思想体系。宗喀巴大师一生中著述众多，皆成恒利有情众生之妙宝，《菩萨戒品释》《圆满三学处仪轨等别解脱戒取舍略论》《律论释》《菩提道次第广论》《菩提道次第略论》《入中论善显密意疏》《密宗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论》《菩提道炬论注疏》《空性明论》《集密要义明论》《辨了不了义善说藏论》《文殊菩萨修法》《文殊金刚曼荼罗仪轨》《大威德所修法胜魔》《黑敌阎曼德迦修法》《内脉轮及阎曼德迦加行法》《胜集密教王五次第教授善显炬论》《集密生起次第》《事师五十颂》《降雨陀罗尼咒》《瑜伽实践法摄论》《呼金刚续及空行母曼荼罗修法》《六支瑜伽》《六支瑜伽释义》《圆满次第略要》《大轮现观曼荼罗仪轨》《那诺六法教授》《后禅定笔记》《曼荼罗仪轨续义明论》《中观应成派与自续派差别》《二谛论》《中观应成派八难笔记》等一十八函近一百五十部论说皆在其列。《菩提道次第广论》是宗喀巴大师所著的一部历史影响极为巨大的释门圣典。鉴于内地和尚摩诃衍那于吐蕃时期入藏所传禅宗教法仍然存在的巨大影响，宗喀巴大师为了纠正时人只重顿悟学修不务次第行持之实，而在《菩提道次第广论》中对摩诃衍那所传教法进行了论说和驳斥。他认为，堪布摩诃衍那等人的见修道颠倒分别，所以曾为此作言描述称，凡是分别，况恶分别，即善分别亦能系缚生死，其所得果不出生死；金索绳索皆是系缚，黑白两种云彩俱可障蔽虚空，被黑狗和白狗所咬皆生痛苦，所以唯有无分别住方是成佛之道；其施戒等为未能修如是了义愚夫所说，若已获得如是了义，更修彼行，如王为农得象求迹。他称和尚摩诃衍那曾援引八十种赞叹无分别经标立无分别。针对摩诃衍那全不思惟的无分别旨趣，宗喀巴大师也以此为据称其有破坏妙观察智抉择无我真实义的过患，会毁谤破坏佛教的心藏，所以堪布摩诃衍那的说教远离胜义道理，任何精进的修持最终也只是摄于奢摩他品，是倒见中的最下品。同时宗喀巴大师还言说莲花戒（嘎玛拉希拉）在顿渐论诤中以清净教理破除其见弘扬善道之事。随之也提到之后圣道将近隐没能如法判教的善者尽逝，所以虽然有略信正法之人但也慧力羸弱低劣，以致那时仍有轻毁行品持戒的现象，而在修道时舍弃这些的行止，其实就像和尚摩诃衍那所教而在修行。这些观点表明了宗喀巴大师在宗门见修方面对摩诃衍那所传教法的评判，同时也说明了顿悟教法在历史上存续的影响。宗喀巴大师还指出有一些舍弃观慧的人，也认为和尚摩诃衍那全不思惟的修法为善妙之法。以此种种意谓和尚摩诃衍那所传之法，未至究竟空性智慧。纵然说是在修空性，那么若称已得到无颠倒空性之义无修习，有修证的人也只是单修空，不修世俗行品或说行品不须执为中心多门修习，也违悖一切圣教之理。所以最后判定其“唯是违越正理之道”。对当时藏传佛教界的修法也曾概括道：“凡无分别，皆是修甚深空义之胜观，纯粹是支那堪布（摩诃衍那大师）修法”。很明显，宗喀巴大师在论中所持之义，侧重于次第渐修和精严持戒。所以他在《菩提道次第广论》卷十的开篇中便讲到了渐修旨趣，强调对于顿悟之理欲求成佛不能成办，而须进趣成佛方便，而且所乘方便法行必须没有错谬。因为在错谬的行持中任何精进修行的方式最终都不会有结果，就像是想要得到牛奶而不去挤牛乳却去扯牛角一样不能成办。这样即使没有错也终究不圆满，众多努力也不会有结果，亦如种子和水土诸事，缺少任何必要的一种因缘，种子都不会发芽成长。此理亦即《修次第中篇》所言“若于错因殷重修习，虽极长时终不能获所欲得果，譬如从角而构牛乳。若不修行一切因者，亦不生果，如种子等随缺一缘，亦不发生芽等果故。故欲得果，当依无错一切因缘”。为进一步标明宗趣，他又解说道：“若尔何圆满无错因缘耶？《毗卢遮那现证菩提经》云：‘秘密主，一切种智者，从大悲根本生，从菩提心因生，以诸方便而至究竟’。其中大悲如前已说，菩提心者谓世俗、胜义二菩提心，方便者谓施等圆满，是莲花戒大师所说。”因为论中对摩诃衍那在拉萨所传禅法及其对后世藏传佛教的影响程度评判较为深刻，所以《菩提道次第广论》也成为后世学者研究内地禅宗对藏传佛教影响的必备资料。　　

明成祖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正月初一至十五，宗喀巴大师在阐化王扎巴坚赞及内邬宗宗本的资助下，于拉萨大昭寺亲自主持了一场有万余人参加的大型祈愿法会，藏史称该法会为“默朗钦木”，亦称“传召大法会”。这就是拉萨传召大法会之由来。法会之后，帕竹噶举门人和当地贵族等众，均出资出力贡献诸物帮助宗喀巴大师兴起弘法利生事业，修建了格鲁派祖庭“甘丹寺”，宗喀巴大师遂成为甘丹寺的第一任法台（或称“赤巴”）。虽然宗喀巴大师自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便已改戴黄帽，但藏史却常以明成祖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为格鲁巴开宗立派的时间。　

三、格鲁派的初期发展　　

明成祖朱棣曾因仰慕宗喀巴大师，分别于明成祖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两次遣使到卫藏地区迎请宗喀巴大师进京面君，并为四众弘法。可宗喀巴大师因病体欠安和教务繁忙，两次驰表婉谢圣意。他虽未起行，却也在深深感念浩荡皇恩之余，于次年派驾前弟子“释迦益西”代表自己进京面君。永乐皇帝遂晋封释迦益西为“西天佛子大国师”。之后于明宣宗朱瞻基当政时，明朝中央又加封释迦益西为“大慈法王”。由此可见，宗喀巴大师创建的格鲁派已在当时得到明朝中央的认可和支持。明成祖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宗喀巴的弟子“绛央却吉”在内邬宗宗本南喀桑波的支持下，于拉萨以西的北山向阳南坡上，修建了举世闻名的哲蚌寺。明成祖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受封为大明朝国师的释迦益西依靠明朝中央赏赐的大量财物，于拉萨的一处山脚下修建了色拉寺。这三座寺院为格鲁派在卫藏地区的初期发展，提供了丛林保障。明成祖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宗喀巴大师圆寂于甘丹寺，法体被供养在一座银质佛塔中。格鲁派创教初期的十年中，不但建设了三座宏大寺庙，还迅速发展了数千名徒众，深刻体现了其宗门思想和行持方式在藏地并举的众多教派中存在的巨大优势。宗喀巴大师的亲教弟子们，均成为格鲁派初期发展的重要力量。下面就宗喀巴大师数位重要弟子及上、下密院历史进行一些介绍，以对格鲁派初期发展情况进行概括性表述。

贾曹杰（公元1364～1432年），亦称“达金钦巴”，后藏念楚河上游日塘地方人氏，法号“达玛仁钦”，是宗喀巴大师的著名弟子。贾曹杰天资聪颖，少年时便精通《般若经》《律经》等佛法内容，十岁时在乃娘寺出家后受持沙弥戒，于此在贝贡巴等大德法驾前精进学修《阿毗达摩俱舍论》《释量论》《量抉择论》《般若论》等显宗教法。二十五岁时，贾曹杰如法受持比丘戒，之后于十部大论的立宗辩论中驳倒了绒顿释迦坚赞和雅巴等萨迦派大德。贾曹杰未曾见到宗喀巴大师之前，也在宗喀巴大师的著名金刚上师“仁达瓦·旋努洛哲”法驾前学修各种教法，他以非凡的学识而著称一时，所以常有自傲轻慢之态，亦曾想与当时极具威名的宗喀巴大师辩经斗法一比高低。当他寻找到宗喀巴大师之时，宗喀巴大师正在一处寺庙为四众讲经，他直接进入经场，而且故意不脱帽行礼。随后他又在宗喀巴大师离座讲经之时，趁机坐在了大师的法座上。对此，宗喀巴大师及在场闻法的众多僧众似乎并未十分注意贾曹杰的举动，可贾曹杰在座上继续闻听宗喀巴大师讲法过程中，忽然觉得自己远逊于人，当即对宗喀巴大师生起由衷的敬信之心，于是脱帽下座无比真诚地依止于宗喀巴大师的法驾之前，先后恭敬承事二十年。宗喀巴大师应缘示寂前，将法衣和僧帽交给了时年五十六岁的贾曹杰（达玛仁钦），四众弟子们便知道宗喀巴大师要将“法台”（赤巴）之位传给他，也就一同祈请其嗣承法位。自此，贾曹杰成为甘丹寺第二任法台，从此得称“贾曹”（接替法王）之名号。他主持甘丹寺十三年，一直讲经、辩论、著述。一生中共著有《入中论摄义》《中观根本智论解脱》等中观解说和《量经释》《密集》等显密法类著作八函。其中贾曹杰所著的《能显解脱道论》和《释量论》注疏，成为后世格鲁派学制中的必修内容。六十八岁时，贾曹杰将甘丹寺的法台之位传于克珠杰。明宣宗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时年六十九岁的贾曹杰圆寂于布达拉宫。克珠杰（公元1385～1438年），后藏拉堆多雄之却沃地方（今西藏昂仁境内）人氏，法号“格勒贝桑”，亦为宗喀巴大师的著名弟子，也是格鲁派活佛转世系统中的第一世班禅大师。幼年时，克珠杰便在萨迦寺剃度出家，曾于“僧格坚赞”座前学修佛法，得受法号“格勒贝桑”。明惠帝建文二年（公元1400年），时年十六岁的克珠杰在昂仁寺与博东却列南杰等人辩经胜出，随之声名鹊起。此后，他仍回萨迦寺继续学修密法。他在后藏地区游学期间，也曾在巴郭却登寺“仁达瓦·旋努洛哲”法驾前精进学修《中观论》《因明》《般若经》《俱舍论》《律经》及密宗经典，并如法受持比丘戒。明成祖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克珠杰在仁达瓦·旋努洛哲的推荐下，正式成为宗喀巴大师的上首弟子，跟随大师学修佛陀教法十二年。期间，他曾参与了格鲁派阐述教理和制定学规以及寺庙管理规定的诸多事务。据说他在包括宗喀巴大师在内的诸多圣智法驾前学修过程中，已彻底精通了各类显密教法，而且在甘丹寺的辩经活动中，从未败给他人。成名后，他曾广游卫藏等地，为四众宣说《菩提道次第广论》和《密宗道次第广论》。因他曾在辩论中挫败过宁玛巴高僧“绒青巴”，所以被誉为宗喀巴大师的第二大弟子。贾曹杰圆寂后，克珠杰接续了甘丹寺法台僧职，掌持教务八年，成为该寺历史上的第三代赤巴（法台）。他任甘丹赤巴期间，广募资财，为存放宗喀巴大师真身银塔的佛殿，建造了西藏历史上第一座汉式建筑风格的歇山式金顶。他一生中写就了《宗喀巴传》《时轮注疏》《喜金刚注疏》《因明注释》 等八十余种著作。明英宗正统三年（公元1438年），克珠杰应缘示寂。后世中克珠杰被门人追任为格鲁派活佛转世系统的第一世班禅大师。“根敦珠巴”（公元1391～1474年），后藏萨迦之霞堆地方人氏，法号“根敦珠贝桑布”，是宗喀巴大师的著名弟子，也是格鲁派活佛转世系统中的第一世达赖喇嘛。少年时他曾长期牧羊。明成祖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时年十五岁的根敦珠巴在纳塘寺剃度出家，并受持沙弥戒，得受法号“根敦珠贝桑布”。当时，他在“珠巴西绕”法驾前精进学修《喜金刚》《宝帐怙主》《药师如来》《十万护法随许法》等教法。明成祖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根敦珠巴如法受持比丘戒，随后遵金刚上师之命尽学噶当派教法。此后，他也曾入昌珠寺跟随上师善巴钦布·贡桑布学修《释量论》《中观论》等教法。明成祖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学有所成且颇具名声的根敦珠巴随师谒见宗喀巴大师，应缘依止于宗喀巴大师法驾前勇猛精进地遍学尽修格鲁派教法。明成祖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时年六十三岁的宗喀巴大师涅槃于甘丹寺。此后，根敦珠巴又在贾曹杰法驾前深入学修了诸多显密诸论，自感所学所修非常得力，为此他曾对别人说自己在显教方面，于贾曹杰座前受益最大。克珠杰担任甘丹赤巴期间，根敦珠巴又于其座前深入学修了各种法要。此后他便长期在后藏地区宣说佛法，摄受了诸多四众弟子，广著论疏流注传承。明英宗正统十二年（公元1447年），根敦珠巴在日喀则地区修建了“扎什伦布寺”，据说历史上根敦珠巴住持该寺的时间长达三十八年。他的弘法著作有关于显教注疏、因明注释、律部、中观、传记等内容二十余卷，其中《戒经疏》《因缘集》《释量论小疏》《量理庄严论》和《根敦珠巴自传》等广为流传。明宪宗成化十年（公元1474年），时年八十四岁的根敦珠巴在扎什伦布寺圆寂。在格鲁派后期的发展中，根敦珠巴被门下四众追认为第一世达赖喇嘛。　　

宗喀巴大师的著名弟子杰尊·喜饶僧格，于明宣宗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在拉萨修建了“举麦扎仓”，意为下部地区弘传密法的地方。后世中的举麦扎仓便是西藏著名的“下密院”。明宪宗成化二十一年（公元1485年），有一个名为杰·贡噶敦珠的出家人因为禳解拉萨河水灾有功，得到了帕竹地方政权给予的“小昭寺”奖励。此后，他便长期住锡于小昭寺向四众弟子广弘密法。因为他曾在拉萨河上游地区弘法度化众生，所以后人便又称小昭寺为“举堆扎仓”，意即上部地区弘传密法的地方。后世中小昭寺也便由此成为拉萨地区著名的“上密院”。

阿旺扎巴，也是宗喀巴大师的著名弟子，但史料中关于其具体的生卒年份不明。他出生在后藏原古格王朝地界（阿里札达县境内），所以世人又称他为“古格·阿旺扎巴”。一生中他追随宗喀巴大师学法多年，后回到家乡广传格鲁派法统。他严格遵守格鲁派的教义和学规，精严持守戒律。古格王室的后裔扎西沃德、赤朗杰沃、释迦沃等人均曾于其法驾前学修佛法，亦曾请其担任后藏地区一座寺庙的堪布。此间，他在阿里树立了宗喀巴大师的宗规，其门下弟子也和他一道传播格鲁派教法，使宗门法统在后藏阿里地区也如前藏一般得到迅速发展。格鲁巴门人“堆·喜饶桑布”曾根据上师的教导和期望，于早期在芒域（今吉隆县境）修建了“达摩寺”，还动员其侄修建了“赤赛寺”。他们在这两座寺院广弘包括拉萨上密院法统在内的格鲁派教义和宗规。并且他所摄受的诸多弟子也以此为中心，修建了不少寺院。克珠杰的弟子“贡曲贝贡”“桑普巴·拉旺洛珠”也曾分别在朵香暮嘎尔地方修建了“曲宗寺”和“巴加寺”“理格寺”。据说当时有不少阿里地区的其他宗门寺院，也逐渐在此影响下改宗为格鲁派寺院。麦·协绕桑布也是宗喀巴大师的著名弟子。此人早先学修噶举派教法，后又在宗喀巴大师、贾曹杰、克珠杰、根敦珠巴等上师法驾前学修格鲁派教法。后期，他在康区修建了昌都寺，摄受有三千余僧人。　　

宗喀巴大师住世期间摄受的弟子多不胜数，在卫藏地区号称十大教灯之大德、所谓任运成就利他六菩萨，在家修行的优婆塞伽“任持修德大小二顶髻”，以及号称通解二语之二译师、博通经论之八掌教、讲说教理十难之论师、十位解持文义四难之论师等无数载于藏地史册的宗门著名传承者，皆在其列。　　

四、格鲁派见修　　

关于格鲁派见修方面的介绍，诸多史籍均有相关记载，而且介绍的方法也多是以格鲁派之前的教派见修为对比参照，逐一批驳后再阐述格鲁派的见修及其殊胜之处。总体而言，宗喀巴大师的确以宗门独特的观点阐发和重申了龙树菩萨的“缘起性空”思想。

格鲁派宗见认为，森然万法都没有实体的“自性”，所以并不是实有，故而有“未曾有一法，不是因缘起；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的说教。可若在时空彼此相对，此法彼法相对，没有破除无明之人，所在意识安立的事物中，的确在觉受中是一种“有”的体现。所以佛法为了广利有情，便因根器利钝而施法教，还为渐进开启行者的智慧，宣说了“世俗谛”。但这种世俗谛显现的“有”并不是真实的有。如时间、空间等事物，都是因缘和合而起现。事物相循也不过是因果相续的轮回而已，所以一切事物必须依靠众缘和合才能显现的本质，就是“无自性”的表现。然而无妄无以显真，缘起的“有”和自性的“空”都可成为所据教言演说妙理的载体。相悖？相辅？皆依方便而言。假如从世俗谛而言之，就会诸法森然在目。不过若是从胜义谛而言，则法法空寂全无自性。《菩提道次第广论》载言称：“……诸法缘起即是性空，何以故，是无自性故。诸缘法其性非有，无自性故。何故无性，待因缘故。若法有性，则无因缘亦互有，然非如是。故无自性，故说为空。如是我语亦是缘起，故无自性，无自性故说‘空’应理……”藏传佛教中持中观见的人很多，但是各派所持宗见各有侧重，并且在具体理解方面的表述形式也不尽相同。格鲁派宗见对缘起性空之理的讲述既深邃又易懂，言说“空”的时候，也同时强调“缘起有”。虽然缘起法都没有自性可言，可是二者却为一体的两个方面，不可偏废。故而《菩提道次第广论》言曰：“……若在自性不待因缘，若待因缘定无自性……”意即若有自性不需要等待缘起，若是缘起之有，就一定没有自性可寻。格鲁派行人认为，在佛教的中观见解方面，只有宗喀巴大师才能够在严谨的抉择之后，于教化和学修中阐发自如应用得当，断除偏误而为之独树一帜。所以 “且就见、修、行三方面全无少分错谬过失来说，雪地所有其他派别在这方面亦全无有能与格丹派相匹敌者，由此三种理门证成格鲁派实较一切宗派皆为殊胜。”　　

在修行方面，宗喀巴大师所著《菩提道次第广论》和《密宗道次第广论》等诸多体现次第修行思想的论说，可谓集藏传佛教次第学修理论之大成者，使藏传佛教在原有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更加完美和系统的次第修行思想体系。他在强调亲近善知识和思惟人身难得的前提下，将噶当派“三士道”内容阐述得更加具体。像下士道次第，先列出“思惟无常”，继而列出“思惟三恶趣苦”和“皈依三宝”及“深信因果”。中士道则参照“四圣谛”内容，依次列为思惟苦谛、思惟集谛、思惟十二因缘、思惟解脱正道。上士道则分为“发菩提心”和“修菩萨行”。另对修菩萨行有若干具体的度化和摄受以及修行止观法。在讲述三士道之后，还说明发菩提心者，亦可学修密乘教法。其次，行者生起“出离心”和“菩提心”以及“清净见”，也是《菩提道次第广论》中的重要内容。《密宗道次第广论》基本分为两部分，先是宣说如何学修佛法和得一解脱。之后讲述早期佛教、般若、密乘之间的异同及密教特点。然后宣说入修密法的不同法门和学修次第、方法、仪轨等内容。具体对密法中的事部、行部、瑜伽部、无上瑜伽部等内容与生起次第和圆满次第，依序进行了讲说。此外，宗喀巴大师关于密宗次第的说教，还著有其他论疏。这些论著都是格鲁派的重要宗门典籍。　　

另外，格鲁派对修行中“止”与“观”的认识和应用，提出二者兼修不可偏废的说教。并对如何学修及次第安排，止观二者正觉体验的界定，均做过详细解说。在持戒方面，小乘戒律属大乘和小乘行者共守之律，而小乘行者不持守大乘戒条。持戒是僧人行持的根本所在，所以将持戒奉为第一要义的格鲁派在戒律行持、守护戒体方面的要求异常严格，故而得名为“善规”。　　

格鲁派虽然是较晚形成的一支流派，然而却是后弘期藏传佛教极具代表性的一支。其宗门思想体系非常完备，著作极丰。　　

格鲁派是目前藏传佛教流派中最庞大的一支。在历史长河中，格鲁派曾对蒙古地区的政治及文化产生过巨大影响。同其他教派一样，格鲁派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在西藏各教派的相互斗争中，格鲁派也曾受到严重压制，其僧众亦曾被崇奉噶玛噶举的帕竹噶举摄政官仁蚌·措杰多吉从1498年起（至1517年）长期禁止参加宗喀巴大师创立的祈愿大法会。另外，明世宗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格鲁派的十八处属寺亦曾被迫改宗为止贡噶举寺庙。至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住世时期，格鲁派因与蒙古土默特部落首领“阿勒坦汗”在青海仰华寺会面而得其崇奉，宗门教法才迅速在蒙古地区传播开来。同时由此逐渐改变了格鲁派在西藏地区的艰难处境。格鲁派除了与诸如阿勒坦汗、固始汗等蒙古势力互利交好之外，还得到明清两代中央政权的认可和支持。尤其在清初，五世达赖喇嘛于之前取得的地方行政和教务大权，得到了清朝中央的认可和倾力支持。“政教合一”的地方行政体系及藏族地区的封建农奴制度，也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直至近代民主改革之后，西藏政教才结束了“政教合一”的“非政非教”畸形存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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