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大卫

德華

　　丁大卫，1969年生于美国克里夫兰市，毕业弗吉尼亚威廉玛丽大学，来到中国后选修古典文学，后爱上教师职业，并投身我国教育。1994年在广东珠海私立小学-恩溢国际学校任英语教师，月工资3000元，他了解其他老师才1000元出头，主动找校长降薪，同时，要求和大家住一样宿舍。校长说：你是外国人，待遇应该好一些。但大卫坚持不搞特殊化，校长只好妥协。

　　在恩溢教了几年英语后，他当上了校长。在一次招聘中他发现录用的6位教师，其中5位来自西北。他了解到西北教育落后，决定去如西北。第二天，大卫辞职要去西北。其他教师挽留他，但大卫说：“当老师就应到最需要的地方。”在简历爱好一栏中他填“为人民服务”，从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学院等高校中，他选择西北民院，他认为这里最需要人。

　　西北民院开出每月1200元，他了解工资比其他老师高，找到校长说：“900元就行了。”校长说：“外教都是这么多。”他说：“不能超过1000元”，最后校长开950元。在大学里他认出所教过的每位学生，所以上课从不点名。只要环视一周，就知道今天谁没来。为此，学生不敢旷课。大卫说：“如果你们交作业，我没有认真批改，只是打个勾，下次就不用写了，因为我没尽到责任。”严谨认真的批改作业，是他的职责。

　　在西北民院，大卫了解到东乡族是全国成人文盲率最高的民族，高达82.63%，文化程度相当于小学三年级的程度。大卫向校长提出辞职，领导知道原因后，说：“你疯了！”大卫说：“东乡的基础教育实在太差了，那里比这里更需要我。”2002年大卫来到东乡，东乡平均海拔在2610米，交通闭塞，荒凉至极。县教育局将他聘为教育顾问，每月工资500元，过了几年，工资涨到700元。CCTV主持人崔永元问他：“这么点钱，够花吗？”大卫说：“三、四百就够了。我不喝酒、不抽烟，除了吃饭，就是给爸妈写信，打电话，500元足矣。”

　　东乡条件十分艰苦，宿舍里仅有一张破床和一张旧桌子。他1.93米，床小又短，睡觉时他只能蜷成一团，或把腿悬在床边，时间久了，腿麻了，醒后再换个姿势继续睡。大卫在那里学会生炉做饭，平时吃牛肉面或炒面片，才花两元钱。

　　大卫舍不得买衣服和鞋，一直穿着旧衣裳，有人问他：“你为啥长年穿着这件墨绿衣服啊？”大卫说：“这是妈妈送的，毛衣是韩国朋友给的，帽子是巴西朋友送的，裤子是兰州女士买的。”冬天他也不穿袜子，脚都冻坏了。他说：“从小就不穿袜子，习惯了。”他省吃俭用，给家境差的孩子买营养品，给孩子买体育用品，还给学生买文具和书籍，他说：“一些学生连一支钢笔都没有。”大卫还给老师送礼物呢！

　　大卫坚信只有教育才能改变命运，他总爱趴在窗户上数教室人数。“今年只有32个，去年是43，人数降了。”为此，他挨家挨户走访，经常嘴皮子磨破了也无动于衷。一次、两次、三次……很多家长禁不住大卫的软磨硬泡，最后只好让孩子上学。

　　上学的孩子多了，教室却不够用，大卫就四处奔波，希望朋友施舍一点，企业赞助一些，公益组织支持一下，终于“尹家小学”诞生了。在东乡16年支教期间，他让“文盲村，无校村”有了11所学校，并且有若干个运动场和图书馆。为了用好每笔捐款，大卫把花销都记好，并做成三份，一份给教育局，一份给学校，自己留一份。很多人问他：“又没人要求你这样，何必多此一举。”他说：“别人信任我，把钱递到我手里，不交代清楚怎么能行？”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教育需要交流，以便学习别人的长处。但交流需要花钱，大卫为了省钱，他随身携带一个《铁路旅客列车时刻表》，并把列车时刻表背的滚瓜烂熟，以便知道哪里转车更省钱。

　　大卫快35岁了，但还没结婚，这是父母的心病。有学生问他：“你这么大不结婚，是否女人不喜欢你？”大卫很想结婚，但他说：“我没房、没钱，哪有姑娘愿意跟我过苦日子。”2004年学校组织一次棒球比赛上，他认识青海外语学院，外教Stacy。Stacy也是美国人，他们志同道合，一见钟情。2005年暑假，两人举办了婚礼。从此，Stacy跟大卫过上了夫唱妇随的艰苦生活。

　　在中国从事教育工作这么多年，他的全部家当：一顶他喜欢球队的棒球帽，一本装有亲朋和学生的相册，一个全家福相框，两套换洗衣服，装有牙刷、剃须刀的口杯，一双破旧的运动鞋，一面五星红旗。

　　大卫说五星红旗让他知道在中国，要多练习汉语，并提醒他是一位中国教师。这让我们想到领袖曾称赞的“雷锋”。大卫虽不是党员，却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热心，他是一位深得我们热爱的“洋雷锋”。他扎根中国20多年，在最艰苦的地方支教，初心不改，令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