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年

唐克雪

　　年夜饭，烟花夜，人声歌声声声入耳，烟味火味味味暖心。年年岁岁情相似，岁岁年年景不同。旧岁虎尾兔首，疫情汹汹；今年兔尾龙头，股市暴跌。天灾人祸，阻不了过年的激情，回家的人们，像一股股山隔不断的溪流，穿山越岭，走过风雪，跨过坎沟，汇聚家乡。

千百年来，徐夕夜，一家人团聚，做一桌可口饭菜，是中国人辛苦一年的愿望。

我特意将今年同去年的年夜饭做了对比，十菜一汤，一个主菜，整鸡高汤，绕着鸡汤，十个佐菜，多了我特意加入的家乡酿豆腐。桌旁人，少了陪新婚媳妇回新疆过年的大儿。

饭后到小区广场放烟花，品种应有所不同，但抓在手里的，蹿上空中的，声响与色彩，看不出有什么不同，欢呼声也相似，略有不同的，去年点火者是大儿，今年是儿他妈。我的角色没变，端着舍不得换的小米老手机，给沉浸于斯的家人拍图留念。

初一，接过岳父岳母的新年利市，给孩子们发昨晚忘了的压岁钱，通过微信与远在新疆的大儿子视频，不知他如何发现我这当爸的脸色多严肃，我问是吗，告知：我在考虑，这个年，该不该给大儿子发红包，你长大成家了。又让他请出儿媳，与家公互道过年新禧，还用同样语义，说你们长大了，就没得红包啦，准备下个春节，带孙子回家拜年再领压岁钱吧。

初一，到岳父岳母得政府红利分来的公租房，吃了个午餐和晚餐，回来晚了，没放烟花。

初二，天晴了，有了阳光，脚有些痒了，在小区里跑了一圈，早餐后带俩小朋友去鱼塘钓鱼，花了五百元，也花了一整天时间，仅小儿钓上不足一斤的鲈鱼。

今儿初三，早起，继续在小区小跑，早餐后，岳父陪小儿下棋，午后，妻带俩小朋友去看电影，我忽地意识到，年很快就又过完了，有些感动，更多感慨，牵神扯骨的。

过年！过年！过年！

　　“过年”是民间提法，官方称为春节假，放假五天，通过调休，同国庆节一样，达到七天，让上班的人拥有一个完整的假期，从徐夕，到初八，与家人团聚过年。

我懂得“过年”的时候，“春节”从农历十二月就开始了。一进入十二月，除了生产队里的正活，家里的副活，像准备过年灶里烧的，火塘取暖用的，我们这些孩子也得参与。周末，我经常扛着锄头，到后山挖柴兜，砌到阳台上；晚放学，到溪边谷地找猪菜，为猪圈那头过年猪准备最后的晚餐。

大约在十二月中旬，某个凌晨，猪绝望的叫声划破黎明前的黑暗，被叫醒的我们一个激愣，跳下床，直奔地坪，那头朝夕相伴的过年猪，这时已躺在地，大人往它身上泼滚水刮毛破肚……

这头过年猪，通常在三百斤左右，家里大概留个五分之一或更多一些，其余拿到二塘墟卖。卖得的钱，除了一年的开销，就得计划着过年时，给一家人穿新衣、戴新帽、穿新鞋。

当然，从这一天开始，我家地坪的竹竿，挂上一串留待过年的腊肉。肉上的猪油被太阳晒得滴落坪子，石灰地上油渍斑斑，没有邋遢感，满满的幸福，因为某日砍柴回来晚了，匆匆饭后，还得上山干活，我妈就会在饭面上蒸一块腊肉，饭熟，揭开锅盖，满屋都是腊肉香，切成薄片，伴些许晒好的豆酱，对于我们这些平常日子几乎与肉绝缘的农民孩子，这几乎就是过年了。两片薄肉下肚，下午的活再苦再累，都值的了。

　　然后就到腊月卄四祭灶王爷。民间讲法，这一天灶王爷上天，向玉皇大帝禀报这一家人一年的善恶，以便玉皇大帝行赏罚。

窃以为，这其实是与过年密切相关的一个活儿。经过漫长的一年，乡下人家的灶屋，长年烟熏火燎，屋梁上挂满丝丝缕缕的灰网 ，灶台甚至正在煮菜的锅，冷不丁就会落下一块黑乎乎的积霉，过年了，总得打扫一番的。

那时左邻右舍的女人们，都会扎草结，戴头巾，将灶台上、屋梁下的烟灰，扫落。烟灰落到灶台、地面，扫进灶肚里，或用箕畚，装到地坪外的角落，连同地坪各个角落、阴沟、阳沟里打扫出来的垃圾，烧成灰，倒到粪屋的猪粪上，与猪粪混成来年种地的基肥。

从这一天开始，洗洗洗，成了每一家过年的重要活计。存放楼台一年的蒸笼和竹篮要洗，准备过年时蒸年糕做水浸粑；洗桌椅洗窗户，家里窗明几亮，明年财神才来；连床上的稻草，都新结的垫子，再破旧的被套，也用茶麸水煮过洗过，晚上睡觉，没了跳蚤，满屋新香。

这样，祭灶之后的几天，我们的日子虽然还在为年夜饭和大年初一做准备，但过年的氛围已然形成。

从这时开始，每个人都似乎进入最知礼的文明状态，大人讲话，虽还是大声大气，好像总怕别人听不到，但你读不到吼声后面的恶意；孩子们收敛好玩贪睡，尽最大可能做大人帮手，以便过年有一顿有肉的饱饭。

然后到徐夕了。这一整天，大人都在准备年夜饭，杀鸡宰鸭剖鱼，每家每户都热气腾腾，炊烟袅袅。袅袅炊烟下，常有孩童，手里拎一块带肉骨头，从巷北走到巷南，又从巷南晃到巷北，每一处有孩童玩的地方，都会啃着猪骨小站一会。他们一般舍不得一下吃完，会抓着这块骨头四处炫耀，直到把最后一点骨缝里的肉丝清理完毕，才依依不舍回家，当宝物藏到狗也找不到的地方。

　　在我家，我妈是主厨，我爸有缚鸡之力，但无杀鸡之武，因此他只负责做荔浦扣肉。我忘了我家杀鸡宰鸭或剖鱼这些活儿，是不是我妈做的，但我记得不敢杀鸡的我爸做的荔浦扣肉，削芋头、煮、炸猪肉，两片肉夹一块芋头，在特意调制的酱料里一裹，列队碗里，放年糕上蒸，年糕熟，扣肉也成了。我爸为彰显这唯一厨艺，一做就做十五碗，从初一吃到十五，每天一碗。有时来了客人，摆一碗上来，算是主菜。

不知是那年代缺肉，还是我爸的扣肉的确做得好，孩童时的年夜饭，我第一印象是我家迁入新居那年，我妈将一只子鸡塞进猪肚煮(这是我第一只吃猪肚鸡)，其次更为久远的，便是我爸做的荔浦扣肉了。

做年夜饭的同时，大人会腾出手来，让小孩帮着贴对联，贴门神、贴年画。我家的对联，是我父亲亲力所为。父亲是我们那一带非常有名的读书人，读了四年小学，就考上首届官办平乐中学，一手毛笔正楷，犹似刻印。徐夕这天，常常在地坪摆上八仙桌，研制墨水，先为自家写好贴上，再为左村右寨慕名而来的村民，常常写一幅对联，索联者便送一块腊肉，或给个一角两角不等的小红包。八十年代我读大学那几年，春节回家，为筹往返路费，跟父亲到二塘墟卖对联，父亲现场写，我现场卖。联子现场拟就，有大众喜闻乐见的，有以买者寨名或姓名开联而成的。卖了对联，凑够路费，有余，则买年夜饭家里没备但又必须的，像油盐酱醋，红糖腐乳，鱼、牛羊肉、红薯粉丝，乃至蒜苗、芹菜，使年夜饭更为丰富。

即便是最穷的年代，我家的年夜饭，通常备有十二道菜，一个汤。汤一般是鸡汤，鸡炖出味后，整鸡捞出，先到庙里供神，再回家供神龛先祖。供完后，或重回汤里，或加上生姜八角焖成另一道大菜。这一汤十二个菜，我们盼了一年，但一半都吃不到，因为此前已吃多了年糕甜粑，甚至提前尝了爸爸的荔浦扣肉。因而，徐夕大餐，往往最隆重的，是饭后一边尝甜食，比如汤圆，一边等大人吃饱喝足，坐火塘旁，让孩子排成队领红包。

我记得领红包的情景时，我哥、我姐都已是家里的劳力，他们似乎不需要红包，或无须领红包的仪式。这种仪式，只针对我和我弟。我在前，我弟在后，站爸妈面前，先合掌作辑，三躹躬（好像还有过跪下磕头的），祝福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家里日子芝麻开花节节高之类，领得压岁利市，一角五分的不等。

　　然后是大年初一，起床穿上新衣服，洗脸早餐。初一的早餐通常是油茶、水浸粑、印子粑，水浸粑，碗底会压一块年夜饭上没吃完的腊肉或扣肉，咬一口，香上脑门；

接下来，我会带着我弟，到本家叔伯处拜年讨利市。这些利市，五分或二分不等。

初一晚餐，是徐夕年夜饭的继续，但会有一个新汤，一碗新菜。新汤一般是鸡肉汤里加一把蒜苗，新菜则是徐夕供神用的鸡或鱼，寓意鸡汤常青，年年有（鱼）余。

初三，孩子们就去外公家拜年，爸妈则在家里，等七大姑八大姨家的孩子来拜年。

最喜欢到石龙村外公那里拜年。外婆去世早，我没见过，外公身体不好，家里氛围不很融洽，但舅舅是师范生，楼上有书，吃饱饭，我就会爬楼上，读舅舅装进木箱子里的书，有时一直读到正月十五元宵节。元宵一过，大人们开始一年的忙碌，舅舅去沙江小学教书，把我送到石子埠，我走石子埠回家，舅舅则沿省道，回他的沙江小学……

当兵后，战士生命属于国家；成家后，春节属于父母妻儿。父母在，不远游，时光匆匆，春节也匆匆，六十甲子回头望，属于我的春节，寥寥无几。

　　其实，也是这两年，才知晓，中国人“过年”，寓意远比我理解的丰富。

去年过年，新冠疫情惊魂未定，不知在哪个平台读到一则有关“年”的解注，“年”是肉食类猛兽，年底，山中食物少，闯入村来。猎食人与牲畜。人兽斗智斗勇，人们忽地发现，“年”怕红色、火光、响声，于是徐夕日，便在门旁挂红色桃符，敲锣打鼓放鞭炮，“年”吓得跑回深山，人们则相互串门道福，通宵达旦，第二天更是耍龙舞狮，迎接新年首日。

还有种较为官方的解释，“年”来自农业，古时人们把谷的生长周期称为“年”，“年，谷熟也”。在夏商时代产生了夏历，以月亮圆缺的周期为月，一年划分为十二个月，每月以不见月亮的那天为朔，正月朔日的子时称为岁首，即一年的开始，也叫年，年的名称从周朝开始，至西汉正式固定下来，一直延续至今。

古时正月初一称为“元旦”，又名元日。元，万物之始；旦，元日第一缕阳光，元日与元旦同义。古人留下不少“元日”诗，最著名的恐数王安石的《元日》——

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

　　“元日”已知，爆竹，原指古人烧竹子时竹子爆裂的响声，用来驱鬼避邪，后来演变成放鞭炮；一岁除，指一年已尽；除，逝去；屠苏，指屠苏酒，饮屠苏酒是古代过年时的一种习俗，大年初一全家合饮这种用屠苏草浸泡的酒，以驱邪避瘟疫，求得长寿；桃，指桃符，古代一种风俗，正月初一人们用桃木板写上神荼、郁垒两位神灵的名字，悬挂门旁，用来压邪，慢慢演绎成后来的春联。可见我们现在的过年习俗，从王安石所处的北宋，便很清晰了。

　　王安石是北宋改革派官员，官列宰相，从诗中能读到他新年的踌躇满志。他的同时代诗人晏殊的《壬午岁元日雪》，却是以新年元日的寒冷孤寂，衬托自己碌碌无为、壮志难酬之情——

千门初曙彻星河，飒洒貂裘润玉珂。

向兽樽前飞絮早，景阳钟后落梅多。

无声暗重琼林彩，有意微藏璧沼波。

三殿端辰得嘉瑞，不须庭燎夜如何。

　　诗以抒情言志，可见古代诗人们，在“元日”这种万众欢腾、耍狮舞龙的喜庆氛围之后，也有着现代人难免的欢喜苦恼。

　　年前，不知哪条神经起作用，想起装着过年印象的老屋。老屋门前是一条长长的青石板巷，巷子往北是小溪，向南也是小溪；往东是坐山的莫姓人家，向西的也是莫姓人家。我一户唐姓人家，插在其间，倍显孤单。尤其是大年初一，莫姓人家孩童成群结队走东家去西家，讲句恭喜发财，红包拿来。而我则要跨过小溪，到唐姓聚居的中央村，才能凭这句祝辞得个红包。

　　问我哥。我哥告诉我，这老屋是我们往上五代的太祖公从莫家先人手中买来的。我哥后来拍了我父亲写的家族小传，才发现，不仅我的太祖公是买得起房的财主，到我父亲这代，若不是我伯父趁我父亲到桂林读书时赌去他弟名下的三分之二田地，我家也肯定像文革时被民兵活活打死的小叔，划成地主。那么就不会有这篇回味过年的短文了。

到我知道过年有新衣有饱饭还有肉吃时，年过完后，吃饱穿暖的愿望，就是又一年的辛勤。那个年头，官家给乡村的指令是“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一户人家养几头猪，几只鸡，种多少菜，都给你计算好，菜园超出一寸，都当资本主义温床铲除，不听指唤，民兵就捆走当家的，游村批斗，严重者以投机倒把罪关进劳改房。那年头的乡村，交完公粮交双超粮，交完双超粮的农民，过年时暴吃几天，往往有三至五个月的青黄不接。

　　孩童时的过年记忆，是大办食堂后，革文化命前，官家给予乡村“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短暂的几年，到了“文革”，这一切都随“革命化春节”化为乌有。跟孩子们讲，我年轻时，除了过年，直到当兵到柳州兵站，才有饱饭吃的记忆。这一点，下一代不可想象，当然就无法理解。

　　随父亲到二塘墟卖对联过年凑返校路费，当然也是官家允许农村包田到户的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让我这样的农民后代，拥有一丝机会，通过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式的高考读大学，以个人能力换来命运一次改变。否则，即便为国家出生入死守边数载，我还是只能站家乡后山的黑土坡，遥望官家和他们的子弟，穿官袍大块吃肉，满屋灯红酒绿。

　　龙年之首，花甲之后，回首望，六十多个日出日落，虽然今天的太阳，并不比昨天的灿烂，但昨天阳光下的阴霾和明媚，以过年的形式，历历在目。

于是，便无比珍惜今天的拥有，担忧明日的晴朗。

于是，深感老祖宗们对人生的许多告诫，如儒家的“己所不俗，勿施于人”，又如道家的“道法自然”，国有道，道无为，法自然，社会自然会依最好状态，向前。犹似人们历经千辛万苦：也意无反顾回家，过年。

我甚至想，这些年许多不尽人意的事儿，或是老天所赐之非寻常礼物，告诫人们，生活不如意多，人会想法儿活好。

　　苍天有道，法自然为妙。

　　妙哉！妙哉！

是为过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