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

静斋书生

小时候，我家住在一个大院里。这个大院是我老爷爷留给我爷爷兄弟四个的。最西边是我三爷爷家，第二个是我爷爷家，然后是二爷爷家，挨大门的是我四爷爷家。不知为什么，其他三家都是三间房，我爷爷却只有两间房（准确地说是一间半，堂间只有很窄的一道）。

记忆中，三爷爷的那三间是三爷爷的儿子住。三爷爷在村子西边还有一处院落。我爷爷的两间我们住。二爷爷，四爷爷自己住，当然还有他们没结婚的孩子。

我爷爷另外找了块地盖了三间窑房。我长大后才知道是为了我奶奶，因为我奶奶娘家村都是窑房。所以我爷爷是很爱我奶奶的吧？

我爷爷四个儿子，一个女儿。（据说原来三个女儿，其中两个饿死了)我爹是老二，却是第一个结婚的，所以那两间老房子便成了我爹妈的婚房。

我爷爷人送外号“大狼子”，我一直都很纳闷，我爷爷慈眉善目的，怎么会和凶残的狼联系起来？我爷爷是老党员，生产队队长。种地是一把好手。我爷爷人勤快，家里院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记忆中，爷爷还经常做饭。这在那一代人中是很少见的。所以我爷爷是很爱我奶奶的吧？

我爷爷院里有一棵李子树，还有一大片葡萄藤，地里还种“红姑娘”。我爷爷用独轮车推着卖李子，葡萄，“红姑娘”。

由于我爷爷是“大狼子”，我二爷爷自然就是“二狼子”了，我二爷爷是兄弟四个中最胖的，皮肤也最白。所以又叫“二白狼”。二爷爷除了老屋的三间房，还有一个大菜园子，种各种蔬菜。春天卖菜籽，卖菜苗，夏天秋天卖蔬菜。所以我二爷爷是最有钱的。二爷爷这一门也是人丁最兴旺的：二爷爷有六个儿子三个女儿。大女婿是乡镇书记，二女婿务农，三女婿是开旅店的，后来开发房地产当了大老板。

我还记得上初中时和二爷爷的大孙子金子哥去菜园子里摘西红柿吃。

我三爷爷“三狼子”是弟兄四个最后一个离世的，享年八十六岁。三爷爷也是卖菜籽，卖菜苗，卖菜，但规模没有二爷爷的大。三爷爷有一个儿子，三个女儿。儿子务农，大女婿是司机，给领导开车，二女婿是银行主任，三女婿是乡村教师。

我四爷爷自然是“四狼子”，但四爷爷还有个外号叫“四老捧”（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三个字），四爷爷最小，却是兄弟四个第一个离世的。肝癌。四爷爷是村里的大队干部，具体职务我也不大清楚。反正每年正月十六的“火把官”肯定是我四爷爷。正月十六放烟火，人们抬着一顶软轿。轿杆是竹竿，走起来一颤一颤的。抬轿的还要故意颤。没点儿胆量还真不敢做这个“火把官”。大概寓意就是做官如坐火，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意思差不多。

四爷爷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大儿子是木匠，二儿子是油匠，大女婿是木匠，二女婿是煤矿工人，三女婿是做服装生意的。

我小的时候，我老奶奶还活着，和四爷爷住一起。九十多岁的小脚老太太，经常会给我们这些重孙辈的一块糖、一个枣或是一片馒头片。

四爷爷院里种着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每年枣熟了的时候，我们便去“偷枣”，四爷爷的两个儿子是护枣员。这两个凶神恶煞的小叔叔就会吓唬我们，但我们照偷不误，因为我们吃准他们也不会真打我们。

由于我家和二爷爷三爷爷家挨着，免不了会有些矛盾。无非就是我家的鸡把蛋下到他家了，他家的猫偷了我家房梁上挂的肉了。由于本来就是一家人。所以大多能一笑了之。但有一件事，扩大了我家与二爷爷家的矛盾。那年，二爷爷要重起院墙。把原来的小土墙换成砖墙。新砌的墙越过了原来土墙的地界。我妈便去和二奶奶理论。我妈有没有动手我不知道，但二奶奶的三儿子用赶骡车的鞭子抽了我妈。我至今还记得我妈脸上那道划过眼睛的红色鞭痕。那道墙最后怎么砌的我不大清楚。但从那以后我家与二爷爷家结下了梁子，多年以后我妈说起这件事还是咬牙切齿。

其实小时候我们小弟兄辈的关系还是很好的。三爷爷的大外甥军子哥，二爷爷的大孙子金子哥，大孙女丽丽姐和我都是一年出生的。军子哥正月生的，金子哥比我大五个月，丽丽姐只比我大四天。丽丽姐虽然只比我大四天，但却十分关照我。当时她家开小卖部，她爸是工人，比较富裕，经常会给我一块橡皮，半截铅笔什么的。金子哥家是卖农机产品的，他也拿不出来。我爹当时是铁器加工厂工人，所以我能搞到铁。每隔一段时间就带些铁棒、铁锤之类的东西到废品收购站卖。卖了钱，买冰棍儿、糖葫芦什么的。军子哥的爹是开车的，他软磨硬泡，大姑父终于答应让我们几个坐汽车。那是我们第一次坐汽车，既兴奋又紧张。那是一辆吉普车，不知为什么叫212。当时汽车很少，“212”便成了军子哥读书时的绰号。

那个时候最期待的就是家族里有红白喜事儿。比过年还热闹：过年是各在各家吃，办红白喜事儿是大伙儿一起吃。当然办白事儿时大人会有悲伤，但对于我们这些小孩儿来说，能吃糕（我们这把办红白喜事叫“吃糕”，因为油炸糕是办席必备的)就是最高兴的。曾经有一个流传很广的笑话，说是一个小孩儿在另一个小孩儿的奶奶去世时去吃糕，然后对那个死了奶奶的小孩儿说等我奶奶死了也请你吃糕。

我们这一家族除了爷爷他们弟兄四个这一支，还有老爷爷的兄弟那一支，他们那一支在村东，我们这一支在村西，红白喜事相互走动。记得第一次吃糕就是打发东边儿一个大爷爷的时候，我们这儿把给死人办丧事儿叫“打发”。

那个时候办席还不流行下饭店，谁家有红白喜事儿时就占用左邻右舍的房子，自家请上厨子做席，帮厨的大都是邻居的女人们，端盘上菜的是家族里的青年男子，相当于饭店的服务员。由于我们还小，就只有吃的份儿。我们小孩儿一般会被安排在炕上，地下、堂间是大人席。军子，金子，我，还有表姑的两个儿子建军、建国，表大爷的小儿子亮亮，三爷爷的孙子星子，金子的弟弟二小等坐一桌。这个时候大人也顾不上管我们。我们吃糕，吃肉，甚至抽烟、喝酒。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有时做梦还会梦见小时候吃糕的情景。

后来我们盖了新房，就从老屋搬了出去。可是有好长一段时间，我老是回那里去看我的老屋。那里是我出生的地方，那里有我的童年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