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拾零忆母亲

杨 莊

我的母亲去世于2015年，生前她是一名中学教师。她生于1924年7月21日，今天是2023年7月21日，是她诞辰一百年的日子。前天晚上做梦，梦见了我父母亲，母亲坐床上问我：“我几岁啦？”早上想起晚上的梦，翻开手机中的信息储存，才猛然明白21号就是母亲一百岁的生日！

因为我正在外地旅游，早饭后，联系了在老家的小妹妹，嘱她买个箱子，里里装上衣服鞋袜和元宝钱币，代表我上个坟。有道题不会的话。是江河相遇一滴水，人生相聚一世情，缘份结下一生情。说迷信也好，说信仰也好，父母亲的养育之恩怎么能忘怀？

我六虚岁时从乡下来到住城里的父母亲身边，是乡下的大姑妈与嬸娘送我去的。她们告诉我因为父母亲工作忙，幼时把我“奶”在乡下，现在长“大”了，应该“回家啦”。她们还带我去拜见了西隔壁的我父亲的姑妈，嘱我叫姑婆。由此，我认识了姑公及姑公的几个子女，我要叫他们“叔叔”“姑妈”。

我来城里了，父母亲很高兴，当天，母亲带我到南大街，给我买了新衣服，全套的“海魂衫”，海军帽子的后面有两根黑色的飘带。我曾经在年画上看到过海军服样式，挺神气的。

母亲还在大钟楼旁边的一家大商店里买了男孩子喜欢的机关枪、飞机。机关枪是木制的，外表涂了油漆，做工逼真；飞机是铁皮零件组装的，外表银光闪闪，飞机肚皮下有两个轮子，机肚子里有齿轮机关，按住飞机用力一推，飞机就嗖地一下滑出去了。那几天，我一会儿玩机关枪，一会儿玩飞机，比过年还高兴！-

母亲曾经在武进的郑陆镇、横山桥镇的乡下小学当老师，因为我尚未到读书的年龄，只能在办公室或学校附近玩耍，但有时也跟了母亲去“上”音乐课，这是因为她不大放心我一个人玩耍。

那时候的村小班容量小，一个教室才二十多个学生，常常有多余的课桌板凳，我就坐教室后面的“空”课桌。母亲用脚踏风琴教学生们唱歌，她唱一句，学生跟着唱一句，唱的什么我听不懂。

听得不耐烦了，我就悄悄地趴到长板凳上，一会儿又钻到板凳底下，先两手抱住板凳面子，再两脚钩处板凳的另一头，侧过脸看教室前面——那是许多双脚，有穿布鞋的，有穿橡胶鞋的，还有赤着脚的。待小臂胳膊发酸，我悄悄地重新坐回到板凳上，我知道：只要不发出大的响声，母亲就不会管我。

最快乐的是傍晚放了学以后，母亲有时会带了我去村上学生家“家访”，这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学校的一种制度。有的家长看见老师来了，会拿出炒熟的瓜子、蚕豆请老师吃，当然也少不了我，甚至抓上一大把就往我衣袋里塞。作为老师的母亲一般不吃，她要跟家长谈话，我却是不客气地享受了这“教师待遇”，运气好的时候，还能吃到又香又脆的炒花生呢！

有一次，学校所在的村上来了电影放映队，学校免了老师们的晚办公。听说晚上有电影看，我兴奋得连吃晚饭都心神不定，随便扒拉几口就丢下饭碗催促母亲早点出发。

那年代农村放电影是一年之中难得的“大事”，四邻八村的人都会赶来看电影，各路小贩也会象赶集市那样闻讯而来。卖瓜子花生的，卖炒米糖糕的，吹糖人的，卖棉花糖的，还有架起炉子油炸“铜锅饼”的，各式小摊摆在电影场的周围，等着生意上门。

天黑了以后，有的小贩挂出了马灯照明，也有的会拿出一个铁罐子，倒入一点水，铁罐的盖子上有个竖起的小铁管子，接近口子的部位略略弯曲，划根火柴凑近铁管子的上口，白亮亮的火苗窜了出来，十分耀眼，常常吸引得好奇的孩子们七嘴八舌地猜测铁罐子里是什么东西，有的说是水，有的说是油，也有的说是气。

五十年代初的时候，农村基本上不通电，学校老师晚上点了煤油灯办公，俗称“美孚灯”。长大了才知道，小贩点亮的叫“电石灯”。我催母亲早点出发一是想抢个前面的位置好安放从学校带去的板凳，二是有那么多好吃的东西，还能不给我买一两样解解馋？

每逢星期六放了晚学后，我们会回到常州去过一个短暂的星期天。有次不知什么原因离校晚了，从奚巷小学去往戚墅堰火车站，才走到半途天色就暗了下来，幸亏后来月亮升上天空，象一盏大灯照亮了大地，才能看清道路。母亲见我走得累，生怕耽搁了夜班火车，就把我背了起来，紧一脚慢一脚地赶路。

下了火车以后，因为我们俩还没吃晚饭，母亲就在站台上的食品小车那里买了一个素鸡给我充饥。这是用百叶经过卤制的一种食品，那时候的素鸡就象是把一个鸡腿压扁了的形状，用玻璃纸包着，玻璃纸上面有几个红颜色的字，味道十分鲜美。

我小口地咬，慢慢地咀嚼，就象是品尝从未吃过的一种美食。母亲只买了一个素鸡给我，她自己没有，我最饿也不能狼吞虎咽。出了火车站，因为是晚上的八、九点钟了，母亲叫了一辆黄包车把我们拉到了城里体育路大观弄的家。这些事现在想起来眼前就会浮现当年的情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啊！

每年的寒暑假，我们都会回常州住一两个月。我们的住地是个大四合院，里面住了八、九户人家，大热天常有瓜农挑着整担的西瓜进院子，只要听到吆喝声，总会有住户出门买西瓜。母亲喜欢吃甜的，会酿甜白酒，烧菜也喜欢加进点白糖或者红糖。听说卖西瓜的来了，他叫上会挑选瓜的父亲一起去，在西瓜箩筐前，父亲用手拍拍西瓜，再用手指在瓜皮上弹几下，听弹击的声膏就知道哪个瓜熟了。

有时瓜好，我们会一下子买上七、八个，瓜农乖巧地把瓜送到我家门口，我就把瓜一个个滚进大床底下。我们住的房子铺着木地板，为了保持清洁，每天都会用拖把擦一遍，木地板干燥不易受潮，西瓜可以储存一个星期左右。每到母亲跟我说“去拿个瓜来”，我就麻利地钻到大床底下，滚出一个西瓜来。然后去院子里吊上一桶井水，把瓜浸在水里面，一个多小时后取出剖开吃，一口咬下去那爽甜冰凉的滋味直达心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瓜那才是真正的生态瓜呢！

大约在我七岁的时候，我父亲从横山桥中学调到了武进南夏墅师范任教，我母亲也调到了南夏墅的都家桥小学，在那里我开始上一年级。这是个“完小”，即从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有班级。校舍布局呈“口”字形，校门朝南，东、南、北三面都有教室，办公室在东南角，西面有教师宿舍与教工小食堂，东北角有个小门，出小门是长满了小茅草的小操场。

“口”字形的中间有花园与太湖石砌成的假山，那里是我玩耍的乐园。 放了晚学后，我常常去爬假山，有时坐假山石头上装动物园的猴子，有时干脆躺在平整一点的石头上假装睡觉。为了抓蝴蝶或蜻蜓，我会在长了刺的月季花长长的枝条丛中穿过。于是乎有一次一条毛毛虫挂在了我后背的毛衣背心上，直到吃晚饭的时候被我母亲发现才清除掉。

记得有一年学校请了南夏墅照像馆的师傅来学校为老师们拍集体照，老师们分成两排站在花园的假山前。我偷偷地从假山上爬到老师们的身后边，从他们的脖子空档处看安放在三脚架上的照像机，结果照片发到母亲手上后，居然很清淅地看到了我睁大了眼睛的小脸。对于一个看云入迷、听雨入眠的孩子来说，我的顽皮没有受到母亲的批评，为此我暗暗得意了好几天。

据说清朝太后慈禧曾写过《祝父母诗》：“世间爹妈情最真，泪血溶入儿女身。殚竭心力终为子，可怜天下父母心！”此诗说不上慈禧有何文才，但“可怜天下父母心”却是言之切切情之殷殷。听说将蛤蟆的尿掺在热水中给孩子洗澡，可以光滑皮肤，夏天不生痱子，于是我母亲托人抓了几只蛤蟆养在一个小瓦罐中，几天以后按照别人介绍的方法让我在浴盆里洗澡，过几天又洗了一次。现在想起来，我暑天很少长痱子，几十年一贯如此，至于是否是那几只蛤蟆的功劳，我本人说不清楚，但我母亲笃信不疑。

男孩子总是贪玩的，看到别的同学玩滚铁环，我也跟母亲嚷着要买铁环。母亲说：“星期六跟你爸说。”果然，星期天我们从常州乘汽车返回南夏墅后，我父亲带我去了南夏墅街上的铁匠铺子，在通红通红的炉火中与叮叮当当的铁锤声中，铁匠师傅为我打制了一副铁环——一个用箍木桶的扁铁条打制成的圆环，还有用来钩住铁环使之往前滚动的钩子。

那阵子每当放了晚学，我就在学校的小操场上玩滚铁环，后面跟着几个想玩我铁环的同学，大家轮流玩，玩得满头大汗。也有的时候几个带了铁环的同学同时玩铁环，在操场上你追我赶，把别人的铁环撞翻在地上算赢，我的铁环圈子有小水缸口子那么大，份量重，因此胜家常常是我。

上了二年级以后，也许母亲见我玩的“不是正路子”，她给我买了一副木质的乒乓板，下了课我就与同学们玩乒乓球，放了晚学后就跟老师们学打乒乓球，也许我比较灵活，脑子不笨，很快就学上了手。三年级的时候学校组织学生乒乓球赛，我第一次参加比赛就得了个亚军，给了母亲一个大大的惊喜！

上世纪1957年秋季开学前，我跟随父母亲到了奔牛，父亲在奔牛中学，母亲先在奔牛小学，后来也调进了奔牛中学。在这里我读完了小学、初中和高中。到奔牛后在体育老师的指导下，我的乒乓球技术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曾获得奔牛区小学组单打第一名，奔牛区初中组单打第一名。若不是母亲引领我自小就学打乒乓，基础打得早，怎么会喜爱上乒乓球？

　　云山苍苍，江海泱泱，时光荏苒，岁月匆匆。父母亲相继去世了，我在烟火人间，他俩在渺渺天国，相隔路遥十万里，所幸有时尚能与他们梦中相见，聊慰思念之苦。回望远去的路，人生是一张毫无退路的单程票，我从少年到老大，从幼稚到成熟，如今我也是七十多岁的小老头了，“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情怀早已淡去，但岁月的流水洗刷不去我儿童时代的记忆。

在母亲身边那无忧无虑的许多往事依然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日，往往一件小事就会勾起我的儿时思忆，戚戚感念母亲对我的关爱，有时还会泪盈眼眶。梁启超曾说过“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大概这是上了年纪的人的“通病”吧！

浮生如梦，花草亦悲秋，人生常慨叹。今天，在母亲诞辰一百岁的日子里，我写下这篇文章，以表达对母亲深深的敬意与怀念。

2023年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