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违的姊妹相聚

new 毛伢

族姐 启蒙老师浅记

亦师亦姊金凤凰，

且困且扰匿光芒。

历史长河顺风浪，

繁花落尽是沧桑。

回老家总是有许许多多堂兄族弟、亲戚乡邻来看我，家长里短、海阔天空地聊，说起族姐金叶姐，讲到她身体不太好，风湿性关节炎腿疼，现居家休养。我知道她上了年纪，又几十年没有真正见到过面（就算有偶尔路遇也是匆匆打个招呼就各奔东西），我立刻想到要去她家看看她，好好跟她说说话儿。



我老家的屋场离姐姐家不远，走小路有两条，一条很陡，翻过一座小山就到了她家，一条比较平坦，但要绕过两座山坡和一个山洼。那都是我很熟悉的通往我两位姑姑家的小路，也是我上小学一、二年级天天要走的路，我从两三岁就开始走它们，一走就走了几十年。

这两条路现在已经没有人走的，早已杂草茂盛、荆棘丛生了，我不敢冒险（要是年轻的时候就全不怕困难，绝对要不顾一切超近道走的），只好舍近求远走第三条大道——村级水泥公路了。



一路走，一路看，一路想象，一路回忆……

记忆里的山水和人情变得越来越清晰，眼前的一切好像都不认识了：

目睹被一茬又一茬的大火烧得光秃秃的山，曾经是松杉树林、杂木深藤的天下；原来春夏秋季栽种水稻，冬季种草籽显得绿油油的农田，而今变成了满满枯草的山野；还有石井河，汛期暴发大洪水接近或没过路面，呼哮而下的轰鸣声与山野、忙人形成比较和谐的共鸣；马槽河、电站蓄水池，大集体时一二十人到八斗丘插田，一些热闹的景象好像还在眼前……我停下脚步，这冬季里满眼一片荒凉寂寥的感觉！



公路上时不时遇到小车和摩托车，少有人步行。车上人有在外返家的，有串门的，有办年货的，大多是后辈，我不认识他们。遇到有认识的人停下车跟我打招呼，我却叫不出来他们的名字，显得有些尴尬，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这人间就像日出日落、四季更替一样，十年一山水，十年一茬人。

金叶姐家叫百罗湾，公路已修到她家门口，我走了半小时左右就到了。但我记不清楚她家是哪家，因为他们有老兄弟三人，三家房子都建在了一起。于是便询问了一个不认识的女士，她很热心地把我带到了姐姐家，并喊姐姐的儿子和儿媳的名字，说：“你们家来人了！”



我见到了金叶姐姐和她的夫弟詹老师，见到她的儿子和孙辈，见到了我小学一年级一起念书的老同学。

姐姐起先有些惊讶，她说没有想到我去看她，她非常高兴，逢人就说我是专程来家看望她的。



姐姐快八十岁了，她1944年生人，比我父亲小七岁。她16岁上太湖师范学校，一年多后因为政策变化又转成医学护理专业，还没毕业又因上级指示“学工学农”，她被时代带领着前进。

1960年代中后期，她被安排在我们乡一个村庄当医护，因为被某种神密的力量大大惊吓到了，身体便出现了问题，只能在家休养一段时间，1969年乡村安排她勤俭办学——在韩家屋的一间吊脚楼（下面是牛栏，上面是课堂，楼板高低不平，还有一块是活动着的）教授山上面五六个村庄的孩子，我是她的第一届学生。



那时，课桌是从各家端来的条桌，凳子也是学生自备的，一张桌子、一条凳子上坐三到四个人；课堂里有一面黑板，一两支珍贵如金的粉笔，教材只有金叶姐姐王老师手里有一本，她教我们用毛笔在我们自备的草纸上写字，用铅笔在她“化缘”来的32开的一张白纸上（正反面都用）做算术题，她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教我们念书、写字、做人。

我是那个班里年龄最小的。我不是适龄学童，我是跟着堂哥哥们愉愉地来到王老师的学校报名的，她毫不犹豫地收下了我，只是告诉我要好好学习、遵守纪律、团结同学，做个好学生。



王老师经常表扬我学习认真努力，说我是个好学生，长大了会“有出息”，我特别高兴，就骄傲、得瑟，王老师发现了就教育我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我好哭、好惹祸，姐姐就批评我娇气，骂我“没出息”，搞得我心里很不爽，于是就跟她儿子王和、侄子余和骂架，结果是引起我们屋一帮人跟他们屋一帮人打得不可开交，金叶姐王老师知道了，首先批评的就是她的儿子和侄子，再批评我们屋的几个，罚我们这些打架的在教室后面站着。

我的几位堂兄、侄兄很调皮，上课不听讲，还在路上的土塘里游泳、玩水，被人举报到王老师那里，她严加惩罚：让他们把衣服脱了站在教室里，用教鞭（她自制小竹棍）抽他们的腿脚，打他们的手，要他们保证下不为例。



我念书口齿清楚，但胆小不敢大声，王老师就经常点名让我站起来朗读、带同学们读，还时时让我到黑板上写字、做算术题。

当我取得进步时，她就肯定我，表扬我，还发给我她自制的奖状和她很不容易弄来的16开白纸、粉笔等奖品。我特别开心，跟人炫耀，自信心爆棚。



二年级时，因为王老师生病，她的夫弟詹老师那时正好上初中三年级，就替王老师代课教我们，一二年级同堂学习。

詹老师那时候青春正好，意气风发，活力满满，上穿白色的衬衫，下着蓝色的裤子，脚踩白色的帆布鞋，震撼得同学张口结舌、羡慕异常，我们很多人的衣服是缝缝补补甚至是破破烂烂的，哪里见过他这样的穿得那好又帅气的翩翩公子？我也暗暗下决心要跟詹老师一样成为令大家羡慕的人。



我们在王老师门下念完二级就转到石井小学念三年级了，姐姐的学校从百罗湾又搬迁至白石矶。

姐姐命运多舛，教过几年书后，又被组织上安排到村当妇女主任，跟汪书记和我父亲共事，在汪书记的领导下，石井村成为当时刘畈乡的典范。那时候的干部是任劳任怨，从不讲个人利益：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工作十几年后，她和我父亲就被光荣“退休”了，没有一分钱的“补偿”。



好在党和政府后来没有忘记姐姐的贡献，前些年追寻一些“老革命”们的工龄，给他们发了一点点“退休补助金”，我父亲每月90多元，姐姐现在每月能领到一百多元。

我父亲（生前）很知足，很感谢党和国家对他们的肯定，姐姐也是这样的。她说国家需要花钱的地方多，考虑不到他们的事情也可以理解的，她节约惯了，不怎么需要用钱，子孙后辈也孝敬她，这一百多块钱够用了。姐姐和我父亲这辈人，是多么难得的真正优秀的党员和干部啊!



姐姐和我聊天一点都不违和，既像老师又是像母亲一样的大姐姐。她说她很想见见我，看看我的样子，可是总是事不凑巧，每每失之交臂，每当她在听说我回老家时，却都是在我离开家乡返回北京的之后了。

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她知道我回家了，知道我在老家呆的时间长，她就想去见我，也是要送我父亲最后一程。可是，她的风湿病犯得严重了，疼得移不动脚步，她仍咬着牙坚持走到去往我家的麻龙岗山脚下，实在走不得，最后还是放弃了。



因为金叶姐王老师家里要做喜事，我知趣地适时离开，姐姐坚持把我送出村口，我体惜她腿脚不方便，不让她相送，可是她说“不碍事儿，腿疼好多了呢！”

王老师是我比较亲的族姐，也是她那个年代我们乡村念书最多的女儿家，她是金枝玉叶，是金凤凰，她的学识、聪明才智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是值得后辈们记住和颂扬的。



时代的大潮滚滚向前，我们每一个人在浪潮中都十分渺小，有时比一滴水都不如。

人生也无常，看似个人有选择权，回过头来看却发现往往是不由自主，冥冥之中自有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