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过茶马古道 可你见过赶马帮的人吗

馨香一片

　　杨忠，生于1930年10月5日，云南大理太和村人，1952年年底跟随着下关茶厂的马帮队，带着一队马从下关茶厂走到勐海，用一双脚，丈量过勐海乃至西双版纳山山水水，用一个大大的“人字“书写了一个马帮人投身勐海茶叶生产建设的情怀。1973年底，调任县总工会任主席，直至退休。其妻杨春葵，勐海茶厂红茶车间职工。（本文根据杨忠讲述整理）

在我动念准备访谈茶厂的老茶人时，我曾经问过父亲，要找到勐海茶厂比较早，现在依然健在的老人访谈，我该找哪些老茶人了解情况呢？父亲提到过的老人中有杨忠伯伯，恰好通过郭应芬阿姨征得了杨伯伯的同意，我们在景洪见到了杨伯伯。不知怎的，从第一次和杨伯伯见面，就有一种莫名的驱使，就是想天天听他讲那过去的事情，一个九十多岁高龄的老人，回忆往事平静而淡然，娓娓道来没有任何一点的报怨，更没有一点揽功，让我在他这本故事书里听了还想听。

　　我决定从杨伯伯的访谈开始记录，并不是为了跟风追逐那茶马古道的噱头，而是从2021年7月开始，我先后五次找到杨忠伯伯，在他清晰的回忆中，那些尘封的勐海茶厂和茶人的往事一篇篇被掀开……

杨伯伯是一个靠脚力吃饭的赶马人，之所以跟着马帮队从下关到勐海是因为1952年8月下关茶厂、凤庆茶厂等受省政府的安排要求组建马帮队，尽快赶往勐海、勐库、景东等地，把已经停顿几年未收购的茶叶收集起来交下关茶厂加工以供西藏之需。马帮是当时西南边垂千家万户贸易和运输的主要依靠，解放初期及以前，马帮铃儿响叮当，盐巴针线花布匹，茶叶贸易和药品，全靠马背篓上装。马帮队此行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留在勐海帮肋恢复茶叶生产。当时大家一听到了勐海，就必须留下，心里很是发怵，那时流传着一句话，“要过九龙江（今澜沧江），先把婆娘嫁”担心再也回不了家，很多的赶马人有老婆孩孑，家景又非常困难，自然不愿意出远门，军代表为此还到厂里做了动员，大家不得己下了保证。1952年底他们21个人赶着一百多匹马从下关出发，汇合凤庆茶厂组建的马帮队经景东、景谷到达普洱（今宁洱）休整，在普洱，中茶普洱支公司专门召集他们开了座谈会，并把西双版纳建州在际，需要供应一些盐巴，要求他们先上磨黑，帮助盐厂运输熬制锅盐的柴火。待他们抵达勐海时，锅盐已运到西双版纳了。到达勐海的第一件事就是被安排将盐巴送往巴达、布朗山、勐满关双等地老百姓和驻军。接下来他们开始了此行的主要任务，要把因战乱停顿收购的茶叶收购回勐海，交给代中茶公司加工紧压茶的茶庄生产。同时还把不知哪年加工的在老百姓的手里或在茶庄生产存放的沱茶一一收购打包，那些茶叶掰开看都已经星星点点长满了金花。

当时的茶厂叫佛海茶厂（曾更名为西双版纳茶厂），规模很小，断桓残壁，洋铁皮屋顶上的草排七零八落，茶厂的一头是窄窄的街道，曾经30多家茶庄林立，也变成一片凋零。刚刚到勐海的他们听不懂当地的傣族话，无法沟通和交流，政府安排了谢宝珍、周美珍、刀美英、周光祥等四个人到中茶公司，帮助翻译并配合他们收茶叶，条件的艰苦，超乎他们的承受能力，马不停蹄收完茶叶后，已临近春节，大家纷纷动摇要求回家。负责恢复重建茶厂的唐庆阳厂长以及当时的军代表召集大家座谈，恳请大家留下，但最终只有杨伯伯和两位工友信守出发前的承诺，表态愿意继续留下，凤庆马队也只留下了王席林伯伯等5人。

前排右一杨忠，后排左一戴汝豪，左二周崇益，左三杨朝先

杨忠伯伯至今珍藏的中国茶叶公司云南省公司发给他的徽章。

二排右二谢宝珍，右三周美珍，右四刀荣芳，二排左二杨青云

　　留下的杨伯伯与同伴一起，开启了在勐海的一双草鞋，一双手，一盏马灯、一队马的走马生涯，也开启了勐海马帮运输的新篇章。杨伯伯年轻肯使劲，捆驮子，上驮子，一走就是十几年，下驮子，抬驮子，从来都是臂下夹一只驮子，手提两只驮子，一个顶俩。他们远到澜沧景迈、勐腊的易武、景洪的攸乐山，大勐龙等地收购茶叶，有一次在大勐龙还遭到国民党残兵的哄抢。走穿了家乡带来的鞋子，只能用当地编的比较粗糙的草鞋替代，双脚被磨得生痛到麻木到布满老茧。另一方面他们配合大理下关请来的木工师傅，加紧运输修复茶厂物资。那时西藏的马帮队也间或驮着藏药等物资，把茶庄代中茶公司生产的紧压茶驮运回西藏。

佛海茶厂的修复在紧锣密鼓的进行时，生产的恢复也在同步筹备中，1954年，唐庆阳厂长，向中茶公司申请还从下关茶厂调来了王子刚、王军、杨以达、杨以益、杨华、戴汝豪、周崇益、曹振兴等师傅来到勐海，在生产没有正式恢复前，他们指导着当地招收的茶叶收购人员，在村寨收购毛茶，马帮队负责把毛茶运送回厂，做生产前的准备。

马帮队深入西定、巴达、勐满、景迈、布朗山、勐宋、南糯山等山区，还承担了勐海贸易小组的很多运输，去的时候驮着贸易小组供应的盐巴、百货针线布匹等，回来的时候带回勐海茶厂26个红茶初制所和27个青茶初制所生产的茶叶以及24个收购组收购的茶叶、笋叶、竹篾、榄皮绳，同时还附带运输贸易小组收购的粮食、豆子，两头都不空，四季都不歇。1959年，部分坝区挖了公路，伯伯他们又购置了100多匹马组成马车队，内地的汽车也时不时能开到勐海，马车、汽车，运输力量增强不少，直到60年代中后期交通条件逐步改善，马车队才渐渐退出了运输的舞台。岁月渐行渐远，但杨伯伯一谈到怎样训练头马、二马起驮时先转火塘再转驮子再转人的场景时，就特别的自豪，特别的开心，因为那代表一个马锅头的本事和能力，而他训练的马队自然了得。我拿着两张不怎么清晰的一队人马的照片给伯伯看，他依稀记得那是大跃进时晚上组织机关人员去曼恩拉茶叶回厂里时拍下的。

　　走进杨伯伯，我才知道小时候看着妈妈车间的阿姨们手不停歇的，把秤好的茶倒入一个隔成4个小方形的木屉子，然后上汽蒸、放入铅锭，压制成四个砖茶的木屉子，是有很大的来历的，这与杨伯伯有着直接的关系。以前勐海的青毛茶以及茶庄生产的茶叶，大多运往下关，必须按照下关茶厂的标准和样式，做成心形沱茶，而且还必须有一个类似果蒂的小揪揪，否则西藏同胞就不接受，当时做这个心形沱茶，完全要靠巧匠才能团成型，还需要一个人在一个类似木凳的简易机械臂上，一次又一次坐下去，身体还必须坐在杠杆上耸一耸，才能把产生的力量把茶叶压制成型，看似简单的工艺，却非常不容易做到，团茶揉茶成型的师傅，手上到处是伤口，坐着压杠杆的那个人，屁股、大腿全是青於，而且三天两头还必须请假休息，生产的速度，产量远远达不到需求。六十年代末，马帮队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厂里准备安排杨伯伯到布朗山接替同乡杨以达的收购组长工作，为此将他安排进党校学习了半年，而他又被党校安排辅助党校管理工作，一年多后才回到厂里，此时文革已蔓延到边疆，茶厂生产没人抓，党员又少，紧压茶车间70多个职工，妇女占三分之二还多，多半数还闹不团结，很多人经常生病请假，生产陷入停滞状态。茶厂向县上申请安排车间主任负责车间的生产，一贯表现好的杨伯伯被推荐出来，他担任车间主任后，做思想工作，交心谈心，消除隔阂，把保障职工的身体健康作为解决职工困难的切入点，根据职工意见把改进生产工艺再一次提上议程。之前茶厂已组织过三次改制试验，不是茶叶压不紧就是焊接的锤经常容易断，声音还挺吓人。那时他天天在车间里琢磨，下到车间找师傅商量，找到有文化，点子多的杨森伯伯、张绍彬叔叔一起谋划，一起摸索，拿出方案向职工征求意见，组成了一个研究制造小组，重新开始摸索制造，但是方案换了几次，都没有成功。由于之前经常到南糯山，突然他想到了在南糯山看到的，解放前留下来的日式条茶机生产时有一个中轴带着四个机械臂工作的一幕，马上精神一振，就告诉杨森伯伯是不是可以参照那个日式条茶机来进行改造？杨森伯伯在过南糯山，一提到这个机器马上就心领神会，正好条茶机已闲置不用，他们就请示领导，上山把条茶叶拆下来不停的研究，然后带着机器到思茅茶叶机械厂，请机械厂按照他们的思路和想法，一次又一次改进，总之不知跑了多少趟思茅，改造试验了多少次，终于在1965年研制成功了勐海茶厂第一台紧压茶机。木工对应四个机械臂加工赶制了能一次性压四块砖茶的木蒸屉，让机务车间的杨克鲁，李永安、资志富等人管理机械负责电力，保证机械臂慢慢压下后，停顿数秒，再慢慢的提起，恰到好处的达到把茶叶压紧的效果。

机器研制成功，要让西藏同胞接受形状不一样的产品，也颇受周折，有统筹战略思维的杨忠伯伯一边安排按心形沱茶一致的拼配和重量压制茶叶样品，一边请办公室把为什么要改样式，改样式后，茶叶品质不变，茶叶质量不少，还方便运输等诸多好处，希望西藏方面将样茶，分送给平时喝茶销茶的有名人士品鉴认可等等写成函。而函要寄给西藏什么部门，让他们颇费了一番心思，最后为了稳妥起见，也不知道有没有西藏革命委员会政治部，总之他们按照这个地址寄了出去。样茶生产了100多公斤，但因当时航空限运只寄了3公斤。四、五个月后，他们接到了西藏写给中茶公司同意生产砖茶函的抄送件后才知道，西藏方面接到紧压茶车间的函后非常的重视，召集喝茶销茶的有名人士，把为数不多的样茶分送他们品鉴，进行宣传解释，并让他们宣传给更多的喝茶的藏族同胞，收集意见后，他们才慎重的复函中茶公司。至此勐海在第一个机械制造茶叶历史的基础上，迈上了自主研制紧压茶机的新台阶。一九六七年春，被捋光叶子的茶枝也慢慢恢复生机，茶叶收购量开始逐步增加，生产量也逐渐的增加。小时候我特别贪恋茶香，总喜欢跑到压制车间里，边闻着茶香边看着弥漫着蒸气和茶香的车间里，工人们有条不紊的秤茶，倒茶，装内飞，顺着铁皮滑道推送至蒸气孔，压茶师傅右手拉过蒸屉，放上四个铅块，机器孔一次性压成四个方方正正的砖茶，另一头，有两个男职工，拉过压好茶的蒸屉，熟练的敲下铅块，把茶叶放在烘茶架上，蒸屉从另一侧又推送回去，形成一个生产的小循环，生产效率大大提高，第一年就生产1万多担紧压茶，随着茶叶产量的增加，第二年生产6万多担，第三年生产就达7、8万多担，最大的限度完成了西藏边销茶的任务。当时四川雅安茶厂的领导还带着疑问前来勐海茶厂了解是如何做到让西藏同胞接受形状改变的，看到批文后，他们一脸的佩服。

　　在抓革命促生产为主基调的特殊时期，茶厂也根据形势也分成了革命小组和生产小组。生产小组要谁来抓，才能让人放心，才能保证生产，保证县上的工资，这是军管会接管县里的工作后首要考虑的问题，他们与县委、茶厂老领导商量，又到车间里调查走访，基本上就认定让一心扑在紧压茶车间，带领职工搞机器改制，不受任何纷扰，群众基础好的杨伯伯担任生产组长，为此，军管会的政委和部长还专门找他谈话，从管一个车间到必须管一个厂的生产，他感到颇有压力，他提出他只任生产副组长，茶厂的生产没有老领导是不行的，唐厂长必须任生产组长。军代表召集全厂两派人员在红茶精制车间开会，到会的职工也顺从军管会的意见，没有办法他只能临危受命了，只是三个月后，唐厂长等老领导彻底靠边站后，他就一个人挑起了生产小组的重担。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生产组生产没有物质保证是不行的。他当时提出了几个要求。一是茶厂的周转资金必须保证60万元，否则没有资金收购茶叶，生产无从谈起，而近年因职工困难，厂里25万资金都被职工借出一直没有收回，必须硬性扣回；另一方面，茶厂的职工有120多人，人在县上，工资在茶厂发，这部分人也必须马上剥离出去，否则厂里承担不起。三是茶叶生产在即，但是茶叶生产、幼儿园、职工食堂需要的柴火一点都没有，必须马上解决，他提出亲自去找薪炭林茂盛的两百亩林地，请军管会出面协调解决，最后他在离茶厂八九公里远的曼拉附近找到了一片茂密的杂树林地，除了少量几个工人做车间的准备工作，他带着所有包括机关的干部职工都去砍运柴火。柴火砍完后，为了不让土地闲置，他安排整理土地，种谷子、包谷、黄豆，开始部分职工还有一些抵触，但谷子收了全厂工人每个人分了五斤米，花生收了分了花生还分一瓶花生油，职工有了实惠，干劲也更足了也更团结了，以至于革命小组每每准备对杨伯伯进行革命时，生产小组的工人们总是早早的把他保护好。

　　而对于我们孩子来讲，在那个物质条件极度贫乏的年代，对勐海茶厂最为深刻，最为盼望，最为自豪的就是每一年年三十前，勐海茶厂每一个职工都能在供应之外，额外分配到一公斤酒一公斤猪肉。那时候，我们一家五口人，一个月才有两公斤半猪肉的指标，一天就可以分到两公斤猪肉，怎能不让我们欢欣鼓舞呢！分肉分酒那一天，全厂宿舍区统一弥漫出一股浓浓的肉香酒香，东一群西一群舔着油噜噜小手吧唧着小油嘴孩子的欢笑声、追闹声此起彼伏，在茶叶生产任务重的那几个月，孩子们甚至熬夜或半夜被父母亲叫醒，还能吃上几口父母亲轮班加餐省下的面条和一碗扫尘的酸菜猪血汤，犒劳那缺少油水的肠胃。特别是那些年，粮食供应还必须掺杂面粉和玉米面，一天才能吃到一顿米饭的日子，让吃惯米饭的我们一见到馒头、摊饼就头晕难以下咽，后来我们可以背上面粉到厂副业队，每斤面粉交两分钱，过上两三天后，面粉就加工成干面条，我们只用去找到写着父母亲名字的晒面条的竹竿，把面条撸下，摊在白布上切断用篮子背回家，有这么好的待遇，也与杨伯伯担任生产组长后有直接的关系。

以前县里每年生产季要批给茶厂二三十头猪以及面条、米的指标给加班加点的职工改善福利，但是闹革命以后这些福利待遇县上也没办法解决了，组建副业队才能自力更生自给自足解决职工的待遇，为此，他亲自确定副业队菜地要在靠近有水源的地方，养牛、养猪、养鸡要在一个相对合理的区位，方便肥料运输，同时考虑到副业队工作性质早出晚归，必须就近解决副业队住宿的问题让职工安心等等。管副业队的人更需要热心、责任心强的，所以他力排众议一次又一次的让家庭成分高的左兰芳阿姨负责副业队，负责食堂的生活，把刘家强、王正保、王席林、张兴荣、谢丙超等骨干都安排到副业队。在谈到这一段往事的时候，杨伯伯还欣慰的说，左兰芳阿姨特别的负责任会计划，想着法和粮食、商业部门对接让职工改善生活，在蔬菜少的旱季，她早早的就腌下了几大坛酸菜，没有蔬菜时至少有酸菜猪血汤，有酸菜南瓜汤，让大家吃得饱，而且每月的伙食钱还能有点结余退给职工。职工生病，生孩子副业队能提供两只鸡，几个鸡蛋慰问。说真的，现在看来好像有些微不足道，可那时候却是我们很多孩子和职工的温馨记忆，我甚至还记得，我妈妈车间有一个叔叔，孩子多，家庭负担重，粮食随时都不够吃，我妈妈管紧压茶车间的互助金时，他经常找我妈妈借互助金，工资发了还上，马上又借出去，像他这样的单边户还有好几个，在杨伯伯担任生产组长的那几年，还动员办公室粮票有结余的干部每人每月拿出二两三两粮食的指标接济他们。

脚踏过实地，心自然能贴近心。杨伯伯虽在茶厂工作只有二十余年，但他却在特殊时期用心改进加工工艺，用情改善职工生产生活，践行了茶叶“精行俭德”之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