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与郭嵩焘，到底谁是晩清真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唐僧

他俩都是清末名臣，林则徐官至一品，郭嵩焘官至二品，都主张向西方学习。林则徐被称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但从某种程度上说，郭嵩焘才是晚清真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因为林则徐的向西方学习，局限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技术层面，基本上没有突破“中体西用”的范畴。

郭嵩焘的眼光早已超越坚船利炮，他说，“商贾、造船、制器”只是西方的“末”，而“朝廷政教”才是西方立国之本。他看到了西方社会是商业社会的本质，指出“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岂有百姓穷困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早在甲午中日战争爆发的前二十年，面对当时的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他就指出了洋务运动的无本之术，必将败于日本的全面改革。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惨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一些先进的中国人才后知后觉意识到这一点，掀起了维新运动。

郭嵩焘在当时士大夫中算得上一个“异数”，他总是比别人要先知先觉。当时早期维新思想家王韬曾说，中国不到百年，便可以用西洋之法走向富强。而郭嵩焘却认为，中国需要差不多三百年，才可能走出秦汉以来累积的弊病。他说，如果只看武器、机器，我们努力三五十年就能赶上世界，但百年树人，再百年树人心风俗，中国社会的全方位改变，没有三百年的努力，根本不可能。但是，历史不只有前进，经常还会曲折倒退，悲观来看，三百年也是未必。

林则徐和郭嵩焘，同样是主张向西方学习。一个停留在表面的技术层面，一个已经由表及里深入到制度层面。究其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因为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林则徐出生于1785年，郭嵩焘出生于1818年，林则徐比郭嵩焘大33岁。林则徐考中进士的那一年是1811年，是年郭嵩焘尚未出生。1839年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去广州禁烟，林则徐已经54岁了，当时鸦片战争还没有爆发，中国的国门尚未打开。郭嵩焘于1847年考中进士，也就是说郭嵩焘入仕做官的时候，已经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国门已经被打开，洋人开始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

第二：郭嵩焘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林则徐没有出过国。1875年，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在云南被中国人打死，并由此引发一场不小的外交风波，史称“马嘉理事件”。为了向英国赔罪，郭嵩焘被派遣至英国，成了清廷第一个正式的驻外公使。在英国的两年里，他像海绵一样吸纳西方文明，寻找这种文明的动力，并由此自我反思，感叹国家迟暮，将自己的思考记录在日记中，归国后整理为《使西纪程》一书。

他在见到英国议会政治后，曾发出“三代之治在英吉利”的感慨；他的见识与思想远超时代之上，认为洋务运动只是在追逐西方的“末”，而没有触及西方的“本”；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才是晚清真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郭嵩焘在当时的中国是属于“众醉而斯人独醒”之人，然而独醒者注定要充满“独醒之累”，由于郭嵩焘的超前，又导致了他个人悲剧的发生。超前的见识被同僚所不解，对于保守派来说，他学习西方的主张是“数典忘祖”，其曾经的幕僚、与其一同前往英国担任副使的刘锡鸿，大骂他为“汉奸”“卖国贼”，他的好朋友王闿运说他中了“洋毒”，同朝为官的何金寿弹劾他“有二心于英国”，他记录英国见闻与思考的《使西纪程》在众人的攻击下惨遭封禁，甚至其家乡人都差点烧了他的房子......

“独醒者”注定是孤独与苦闷的。先知先觉者总是被时代所不容，郭嵩焘一生郁郁寡欢，悲痛于时代的昏沉。然而，个人的悲剧，又何尝不是时代与国家的悲剧？直至今日，又有多少人的见识超过了郭嵩焘？

如果说林则徐是晩清“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那么郭嵩焘则是晚清“清醒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只是看到了西方世界的表面，郭嵩焘则看到了西方世界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