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故人郑厚锡先生

王天骏

郑厚锡先生是我中学同学郑绍基的父亲，我称他郑伯伯。郑伯伯是广东人，中等个子，瘦瘦的身材，有一种南方人特有的热情和朝气。说起话来，带着一种快人快语的亲切和人情味。据说他从四十年代起就是我们家附近的一家电影院的职员，五十年代调到文化系统的一个单位做事务工作。

1968年秋天的一个深夜，我母亲原来工作过的单位的某革命群众组织对我们家进行了一次突袭抄家。我在惊醒后从后门逃出，跑到附近的公安分局报案，然而当值班民警得知闯进我们家的可能是某组织后，就不敢管了，只是建议我留在分局等天亮后自己回去看个究竟。清晨五点我一个人走出了公安分局的大门，这才发现我是光着脚站在大街上，我的拖鞋早已在逃跑的过程中失落。

无奈中，我跑到住在附近的郑绍基的家去借鞋，出来开门的就是郑伯伯。我简单地讲了昨天半夜我们家发生的事情，郑伯伯没有多说话，马上四处忙着给我找鞋。我相信那天早上郑伯伯一定从我的眼里看到了恐惧和紧张，至今我还能清楚记得郑伯伯当时那同情的目光。

几个星期后，回武汉探亲的绍基要回新疆去了，我到汉口火车站去送行。就在我和绍基说话时，郑伯伯走过来对我说，等会不要走了，我有话要和你说。我诧异郑伯伯打招呼的举动，因为平常我到郑家去，碰上郑伯伯，一般并不深谈，今天郑伯伯会有什么事要对我说呢？

火车走了，送行的人群渐渐散去，这趟车是当晚的最后一班车，很快整个月台上就只剩下了我和郑伯伯。文革中的火车站管得很松，没人来催我们出站。那是一个冬天的夜晚，天气不算冷，月光把月台照得很亮。

我和郑伯伯在露天月台中央的一张长凳上坐了下来，郑伯伯的第一句话就是，听绍基说，你父母在这次运动中都被冲击得很厉害，你劝他们一定要顶得住呀。我听了这句话，心头一愣。因为1966年以来，我们家已被冲击了快三年了，这还是第一次听到一个“大人”以这样直截了当的方式关心我的家庭，并以这样的语气和我这个年轻人谈起“运动”。在那个人人自危的时代，即使是熟人，大家都会尽量回避正面提到“运动”。即使亲人受到冲击，自己家的人平常也总是保持沉默，一方面是“家丑不可外扬”，另一方面，因为无论你怎么谈，都有可能被加上个“心怀不满”的新罪名。

我心事重重地谈起我父亲，父亲情绪低落，令我十分担忧。郑伯伯说，你一定要多劝你父亲，咬牙再熬上几个月，运动总会过去的。他谈起了他自己，他说，我就是一个老“运动员”，多年来，只要一来“运动”，就有我的份，我的弟弟在香港打工，我有“海外关系”，文革运动以来，大会小会一直在批判斗争我，你知道我怎么办？我低头一言不发，别人的批判，我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一句也没有往心里去。回到家，我什么都不想，一门心思做我的家庭副业。我知道郑伯伯所说的副业，就是绍基父母带着弟弟、妹妹在家用旧报纸为食品店制作一捆一捆的糖果包装袋。

郑伯伯的讲话带给我一个看待运动的新视角，与郑伯伯不同，对于我们家在运动中所受的冲击，我从来都是用父母有罪的心态去接受，从来没有，也不敢用“本来就没有罪”的自信去思维。

那天晚上我们谈了许多，我越谈越轻松，几个月来抑郁的心情在一点点地消散，我感受着一种人性的温暖，欣佩郑伯伯的豁达和侠义。

和郑伯伯谈话后的那个周末，父亲刚回家，我就迫不及待把郑伯伯给我讲的话，一点不漏地告诉父亲，我对父亲说，难道你就不能也学一点人家绍基父亲对待运动的态度？

几个月后的一天，一个熟人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绍基的父亲自杀了。我不相信他的话，认为他肯定弄错了：如果说当时我的周围的确有许多人已经给逼到生不如死的境地，但最不会走自杀这条路的人，应该就是郑伯伯！然而郑伯伯自杀的消息很快就从其他的渠道得到了证实。

郑伯伯的死，是我刚刚开始的人生旅途的一道闪光：人在世上竟然可以如此脆弱，一个充满自信和理智的人也会被突来的命运瞬间摧垮! 心灵的震撼催人思索，我感觉自己突然长大了，从此内心的困惑和恐惧反而减少了。

28年后的1997年，我见到了已经移民香港的绍基，这是我们自1968年分别后的第一次见面。

我告诉他当年我在月台上和郑伯伯的对话，他告诉我郑伯伯受迫害的全过程：专案组用一份从别人那里“逼供信”得来的材料，指控郑伯伯为潜伏的特务，郑伯伯在隔离审查后，受到连续几个星期车轮式疲劳轰炸的审讯，他的神智变得恍惚，隔离中，他见不到自己的家人，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下，他用一条绳索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文革后，一切指控都宣告为子虚乌有，只是如此热情善良的郑伯伯无声无息地从人间消失了。

从1968年至今，五十多年过去了，我常想起郑伯伯，想起那晚的月台夜话.......希望那个时代不会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