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到1976：中苏论战：九评苏共

难得糊涂

从1949到1976：中苏论战：九评苏共

导读：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时，赫鲁晓夫发布秘密报告，引发社会主义阵营地震。此后赫鲁晓夫推出“三和两全”理论，对资本主义实行投降主义，同时为资产阶级混进苏联权力中心创造条件，由此中苏“十年论战”开始，其后继任者勃列日涅夫继续执行这种路线。最终在1966年 3月中国共产党拒绝出席苏共二十三大，中苏两党关系中断。

时间轴：1956-1966

上世纪六十年代，老人家提出“反帝反修”。

那么什么是“反帝反修”？反帝是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反修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

老人家甚至称赫鲁晓夫之后的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那么苏联修正主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严格说来，苏联修正主义从1956年开始。

1956年 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秘密报告《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对斯大林的错误给予揭露和批评。

在上一章我们对赫鲁晓夫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赫鲁晓夫此举是为了其个人的政治目的，同时挟私报复斯大林。

赫鲁晓夫这一做法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现混乱和动荡，随后发生波匈事件，而西欧和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趁机掀起反共和反苏的潮流，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内部出现严重分化，大批党员退出党组织。

对此老人家表明了我们的态度，肯定的同时又否定。

肯定破除斯大林迷信的积极意义，同时指出这份秘密报告在内容和程序上都有严重错误。

1956年 4月和 12月，我们先后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就斯大林问题公开表明态度，不同意赫鲁晓夫采取的“全盘否定”的做法。

此举打破了过去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与苏共保持“完全一致”的做法。

至此，中苏分歧产生，中苏论战从此开始。

1957年，苏联停止对我们“156项重点工程”援建项目的投资，改为贸易方式，企图对我们施压。

1958年4月和7月，苏联由于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需要，先后提议中苏合作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妄图将我们变成其海外的军事基地，类似于美国在日本和韩国的做法。

对此，老人家断然拒绝了这种侵犯主权的行径。

1958年8月，苏联反对我们的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和马祖，理由是干扰了其苏联对美实施缓和政策的战略部署。

于是，单方面撕毁1957年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收回了向我们提供原子弹样品的承诺。

1959年中印边境武装冲突中，苏联发表了偏袒印度的声明，将中苏分歧向世界公诸于众。

赫鲁晓夫之所以这么做，当然是想遏制我们的发展，另一方面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就是老人家在国际上的声望正在提升，这将对他的地位构成威胁。

1957年11月2日，老人家应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的邀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并出席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这是老人家第二次访问苏联，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出国访问。

1949年，老人家第一次访问苏联时，送给斯大林一车皮山东大葱和一车皮江西蜜橘，这就是我们当时能拿的出手的国礼。

8年之后，老人家再次访问苏联时，带去的国礼是在苏联帮助下实行现代化进程的鞍钢全景立体模型，以及国宝级的“北海全景”牙雕。

在庆祝大会上，老人家一出场，全体与会者便起立致敬，讲话中掌声不断，讲完后全场再次起立，长时间鼓掌致敬。

老人家为什么能得到如此高的礼遇，因为之前的“抗美援朝”让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

当时老人家在国际上的威望就已经形成，而后来发生的各种事件更是震惊世界，六十年代他的著作红遍全球，即使老人家不出国，依然能影响世界。

如果老人家出访几次西方国家，估计以他的国际威望和个人魅力，将对西方世界形成巨大的思想冲击。

因为一个从山沟沟里走出来的领袖，在极短的时间里，便发展成为令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忌惮的国家，无疑会鼓舞那些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

出于对苏联利益的考虑，同时对老人家国际威望的忌惮，赫鲁晓夫对我们采取了打压的态度。

1959年9月15日，赫鲁晓夫访问美国，与与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举行会谈并发表了会议公报，即具有投降主义的“戴维营精神”。

访美结束后，赫鲁晓夫赶来参加我们的国庆十周年庆典活动。

然而，赫鲁晓夫在国庆宴会上对我们发难，竭力吹捧“戴维营精神”，声称这将为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带来缓和，并教训我们不要“用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

10月2日，双方会谈，赫鲁晓夫发泄了对老人家的不满。

他埋怨我们1958年炮击金门，是给苏联“造成了困难”，同时对我们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表示不满，要求我们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要求中国缓和对美关系。

说得直白一点，苏联要搞投降主义，那么我们也要跟着搞，而赫鲁晓夫的“三和两全”理论是典型的反马克思主义。

“三和”是对外搞投降主义，“两全”是对内搞修正主义。

“三和”所谓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看似缓和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妥协投降。

同时期资本主义何曾官方推出过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和平政策呢？

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大搞麦卡锡主义，何曾有过和平友好的态度？

资本主义的本质就决定了不可能和平，其剥削的本质，占领原材料市场和销售市场以获取更大的利益的本质，就不可能推行和平政策。

“两全”所谓的“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用“全民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用“全民党”来代替无产阶级政党，同资本主义一样无视阶级存在，由此为社会主义新资产阶级的滋生提供土壤。

在“两全”理论之下，将诞生特权阶级，掩盖新的剥削关系，这种理论制造没有阶级就不存在剥削的假象，但实际上资产阶级法权依然存在，即使按劳分配依然存在不公的现象，更何况这种修正主义的理论之下，更是助长了特权阶级的诞生。

这一点我们不妨看看苏联解体时，人民群众的态度就能反映出修正主义的危害性。

除了少数苏共党员在抗争，人民群众已经麻木，他们认为这个国家变成什么样子与他们无关，那么为什么如此呢？

因为分配不公，修正主义让阶层固化，官员的子女才能进入权力中心，人民群众没有上升通道，特权阶级占有国家大部分财产，在卢布比美元还高的时候，人民群众生活没有显著提高。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当苏联发生粮食危机时，人民群众便麻木了，因为饿死只存在于底层的劳动者，特权阶级不存在饿死的可能。

当然，苏联走到这一步之前，西方已经对其进行了深入思想渗透。

苏联昔日的领袖被批判，曾经的英雄被抹黑，西方的享乐主义在苏联盛行，大家不再谈共产主义信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被诋毁，人民群众再也没有为国家和民族牺牲奉献精神的支撑。

于是，当苏联这座大厦即将倒塌时，没有谁会留恋这个社会主义，人人都想着赶快变天，自己可以趁机捞一把，过上幸福生活。

然而，苏联的人民群众不明白最根本的一点，自己手里的卢布如果没有苏联这个国家赋予的强权，只是一张废纸。

如今苏联被修正主义颠覆，应了老人家那句“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预言。

回到1959年，在我们国庆时赫鲁晓夫却以盛气凌人的态度加以斥责，老人家自然给予了严厉驳斥。

他指出美苏合作违背中苏两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要求我们缓和对美关系，实际上是要求中国放弃本国利益，服从苏联的国际战略。

最终这次会议不欢而散。

然而，赫鲁晓夫回国之后，却在多个场合不指名地影射攻击老人家“像好斗的公鸡”，攻击我们的党是“冒险主义”、“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主义”。

这就是赫鲁晓夫的人品，一个大国领袖的为人处世却像一个怨妇。

1960年4月22日，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了《沿着伟大的列宁主义道路前进》，中共中央宣传部发表了《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等三篇文章。

这是官方媒体发表的文章，代表了我们的意见。

文章着重阐述了帝国主义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以及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指出高举列宁的革命旗帜、批判“现代修正主义”问题的必要性。

文章表面上是批判铁托和南共联盟，实际上是不指名地批评苏共领导人的错误观点。

此时，我们已经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在最艰难的时刻，老人家依然表达了对真理的坚持，绝不屈服于外界的压力。

赫鲁晓夫为报复我们的批评，在1960年6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苏共代表团向我们突然发难。

赫鲁晓夫组织一些国家代表团对我们进行围攻，污蔑我们“要发动战争”，是“疯子”，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是“纯粹民族主义”，理论上是“教条主义”，行动上是“左倾冒险主义”，对苏共使用托洛茨基的方式等等。

我们对此向会议分发《声明》进行反击，遵照老人家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方针，同苏共进行斗争。

此后，苏联从国家关系层面上施压，于1960年7月16日，突然照会中国，决定全部召回在华工作的1390名苏联专家，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的600余个合同、合作项目，并停止供应中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

不仅如此，苏联还在1960年11月，还在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前散发一封长达6万余字信件，粗暴地攻击我们，挑起激烈争论。

1961年10月17日，苏共二十二大召开。

这次会议对斯大林进行了空前规模的谴责，苏共还公开攻击了当时与我们关系密切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并多次出现影射性的反华言论。

对此，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总理在会上的讲话临时加了一段，指出：“把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争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不能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郑重的态度，这种态度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

由于会议期间不断出现对我们的指责，周总理决定提前回国，以示抗议。

1962年2月，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指责给予我们支持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是所谓的“反列宁主义行为”。

接着便开始做出多起令人不齿的事件。

1962年4月16日，苏联驻新疆的机构策动和诱骗塔城、裕民、霍城3县居民6万余人逃往苏联。

5月25日，苏联又策划了伊犁暴乱事件。

1962年下半年以后，苏联向印度提供大量经济、军事援助，支持印度发动侵犯我们新疆和西藏边界的战争。

1962年11月至1963年1月，在赫鲁晓夫的安排和影响下，在保、匈、捷、德、意欧洲五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上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同时影射攻击我们。

面对苏联领导人的攻击，我们予以严肃反击，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阐明自己的观点。

1962年12月至1963年3月，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我们连续发表了七篇答辩文章（即“前七篇”）。

1、《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人民日报》1962年12月25日）；

2、《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人民日报》1962年12月31日）；

3、《在莫斯科宣言和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人民日报》1963年1月27日）；

4、《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红旗》1963年1月）；

5、《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同志》（《人民日报》1963年2月27日）；

6、《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红旗》1963年2月）；

7、《评美国共产党的声明》（《人民日报》1963年3月8日）。

为留有余地，当时文章没有公开指名批评苏共领导人。

面对我们的回应，苏共在我们发了四篇之后就坐不住了。

1963年2月21日，苏共中央来信建议停止公开论战，对于有分歧的问题，可以先通过两党会谈，进而召开国际会议来解决。

对此，老人家在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时指出，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是好的，但是苏共应当言行一致，我们保留应答的权利。

为了平息中苏论战，越南、印尼、英国、瑞典等兄弟党从中斡旋，提出召开各国兄弟党的代表会议，解决各党之间的争端问题，以加强团结。

为此，建议先召开中苏两党会谈。

于是，苏共中央于1963年3月30日来信，就两党会谈需要讨论的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提出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问题，企图把基于“三和”观点之上的总路线强加给我们和其他兄弟党。

此时，苏联经历了“古巴导弹危机”，赫鲁晓夫还在推行他的“三和”理论，可见其要将修正主义进行到底的决心。

对此，我们于6月14日复信给苏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即“二十五条”），建议现阶段的国际共运总路线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

我们在复信中表示，接受苏共中央建议，决定派代表团到莫斯科举行中苏两党会谈。

然而，当我们的“二十五条”发表以后，赫鲁晓夫和苏共却大为不满。

6月18日，苏共中央发表声明，称我们提出的建议是对他们的“攻击”。

6月21日，苏共中央全体会议作出决议，“断然拒绝”中共的各项建议，声称苏共要在会谈中“陈述和捍卫苏共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主要的原则性问题上的立场”。

7月6日至20日，中共代表团参加了中苏两党莫斯科会谈。

历时半个月无休止的争论，俗称“聋子对话”，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会谈期间，苏共中央于7月14日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信中就分歧的由来，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问题、民族解放运动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以及国际共运的团结等问题，全面攻击我们，同时将中苏两党、两国产生分歧以及进行争论的全部责任归咎于我们身上。

对此，我们于7月20日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刊载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同时发表了编者按，表示《公开信》是“歪曲事实，覆倒黑白。”

同时，我们陆续发表了苏共中央许多反华文章、讲话和决议，并希望对方也能将这些文章、讲话和决议发表，而不是对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实行封锁和蒙蔽。

为了系统回应苏共的攻击，阐明我们的立场和观点，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连续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即“九评苏共”）。

这九篇评论文章，批驳了《公开信》所涉观点，针锋相对地阐述了我们的看法，最终得出苏共和赫鲁晓夫已彻底变修的结论。

当我们发表“九评”之际，苏共在一年内又发表了三千篇反华文章和材料。此外，中苏两党还以互致信件的方式展开争论和相互指责。

至此，中苏论战进入高潮，两党之间开始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全面公开指名的大论战。

然而，这场论战还未结束时，苏共中央于1964年10月16日撤销了赫鲁晓夫的领导职务，勃列日涅夫就任苏共第一书记。

对于赫鲁晓夫的下台，我们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向勃列日涅夫发出贺电，并派出高级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庆典活动，希望苏共新领导人能够改变赫鲁晓夫路线，缓和两党和两国的紧张关系。

然而，这只是我们一厢情愿。

1964年11月5日至13日，周总理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纪念活动。

11月7日晚，在中国代表团参加的苏联政府招待宴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对贺龙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的榜样，把老人家也搞下台，这样我们就能和好。

今天我们看这段历史，觉得匪夷所思，一个超级大国的国防部长，竟然在公开场合说出这等卑鄙无耻的政治言论，可见当时的苏联已经从根上烂掉了。

这不是一个超级大国，而更像是一伙土匪山贼组成的匪窝。

对此，周总理当即向苏联领导人提出严重抗议。

在随后举行的中苏会谈中，苏共中央一方面重申苏共二十大以来的在党纲中固定下来的政治路线是不可动摇的，另一方面又建议通过召开国际共产党人代表会议的方式来解决中苏分歧。

显然，苏共的策略是以自己为中心，如果你拒不执行，那么就召开国际共产会议来逼迫你服从。

对此，我们提出会议的召开最好先由中苏两党进行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再定。

最终没有达成一致，会议不欢而散。

对此，我们表示在中苏原则性分歧基本解决之前，我们不会停止公开论战。

1964年11月 21日，《红旗》杂志发表《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的社论，把赫鲁晓夫的路线以及我们同他的斗争，作了一个总结。

文章指出：“赫鲁晓夫的垮台，是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决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伟大胜利，表明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大破产、大失败。”

“赫鲁晓夫虽然垮台了，但他的支持者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分子并没有死心。希望事情仍然按照赫鲁晓夫所规定的路线继续做下去，实行所谓‘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可以断言，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赫鲁晓夫的下台根本原因是政治地位不够。

他想借助批判斯大林来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却因此而导致波匈事件，结果反噬了自己。

东欧震荡导致其政治地位受影响，推行的“三和两全”理论遭到抵制。

在与美国实行投降主义时，却被美国背信弃义在欧洲部署导弹，在“古巴导弹危机”的较量中再失一城。

他从美国学来的经验，大搞玉米种植计划，却遭到了集体农庄庄员的消极抵制，最终彻底破产。

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将斯大林迁出列宁墓，更是不得人心。

这一系列的失误，最终迎来了逼宫，而这时候他早已将昔日的盟友也清除了，只剩下一个光杆司令。

赫鲁晓夫的垮台是必然，然而他的继任者勃列日涅夫不过是另外一个赫鲁晓夫而已。

勃列日涅夫和赫鲁晓夫都是一丘之貉，他们推行的都是修正主义，只不过是由谁来推行而已。

勃列日涅夫在同我们会谈之后，执意召开分裂性的国际会议。

1964年12月12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了《关于召开筹备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起草委员会的通告》，宣布26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筹备会议定于1965年3月1日召开。

1965年2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问越南途径中国时，先后同周总理和老人家会谈，试图使我们在三月会议问题上屈服于苏联的方针。

这种摆明了给我们宣判定罪的会议，我们当然不会同意。

3月1日至5日，苏共不顾我们一再反对，在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

在苏共领导规定需参加这次会议的26个党中，中国、阿尔巴尼亚、越南、印尼、朝鲜、罗马尼亚、日本等7个兄弟党均拒不参加这次分裂会议，最终参加会议的只有19个党。

3月10日，会议发表了《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的公报》。

对此，我们在3月23日由《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评莫斯科三月会议》的文章，对勃列日涅夫推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进行全面批判。

文章指出：“从本质上看，苏共新领导完全继承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衣钵”。

“他们换掉了赫鲁晓夫，只不过是换一块招牌，想用更巧妙的手法，更带欺骗性的花样，来更好地贯彻和发展赫鲁晓夫主义，更好地执行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系统化了的，用苏共纲领形式固定化起来的修正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总路线。”

1966年3月，苏共召开二十三大，邀请我们参加。

鉴于苏共领导坚持分裂的态度，坚持修正主义的立场，我们拒绝派代表团参加。

至此，中苏两党关系基本决裂。

赫鲁晓夫之后的继任者勃列日涅夫更是日后在中苏边界屯兵百万，制造了珍宝岛事件和铁列克提事件，甚至妄图对我们实施核打击。

中苏论战是不仅是我们对大国沙文主义的抗争，更是对修正主义的抗争，不仅是要不要坚持国家利益的问题，更是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今天有佞人称，赫鲁晓夫去美国谈判是投降主义，尼克松访华就不是投降主义，这是双标。

这个问题两者有本质的区别。

赫鲁晓夫搞的修正主义的本质就是社会主义外壳之下的资本主义内核，该修正主义路线之下诞生的特权阶级就是社会主义外壳之下新资产阶级。

苏联的本质已经改变，已经沦为社会帝国主义，与美国的谈判只不过是穿着不同的衣服，谈着如何瓜分这个世界的生意。

尼克松访华则主要是经济层面的合作，政治层面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合作，不存在国家变质的问题，我们的外交依然是独立自主的外交，不受任何国家的影响和控制。

尼克松访华时，我们连机场的标语都没撤，何来投降主义一说？

老人家为何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后享誉世界？为何他的著作能红遍全球？因为他的伟大不是靠嘴吹，而是靠战胜强大对手来证明。

回到上世纪五十年代，面对赫鲁晓夫停止对我们援建项目的投资，换做你是老人家做决策，你该如何应对这种施压呢？

如果你想了解过去那个时代的真相，请关注下一章《大跃进：狂飙突进》。

参考文献：

1、“中苏关系破裂原因”研究述评．栾景河．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7-11-252、

随毛泽东赴苏参加十月革命庆典．阎明复、朱瑞真．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14-06-16

3、中苏论战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研究．叶政．中共中央党校．2010-05-01

4、毛泽东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逄先知．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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