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熔炉—华北人民革命大学

鹭岛邮学

作者：陈成聪（福建 泉州）

图1 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校门

新中国成立前夕，为做好新中国的治理和建设，妥善安置旧社会中具有较高知识水平和服务经验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及原国民党政府人员等，经中国共产党中央提前谋划，在华北、华东、西南、中南、华南、东北几个大型行政区先后成立了数所革命大学。革命大学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短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锻炼，强化和改造有志于为新中国建设贡献力量的人才，转变其旧社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统一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观念，因此这些革命大学被誉为"革命熔炉"，而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下文简称“华北革大”）就是其中最大的一所。虽然建国前后由我党兴办的此类具思想培育与改造性质的革命学校均称为“革命熔炉”，但华北革大与该称谓尤其贴切，据记载校部大楼的门楣上挂有“革命熔炉”的牌匾，校刊亦以《熔炉》命名。 一、办学背景：临危受命筑“熔炉” 1948年全国解放战争已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和组建新中国管理机构任务的日趋繁重，我党面临越来越严峻的革命干部和人才缺乏的难题。同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指出为了“适应大军挺进、干部跟进、开辟建设新区的形势需要”，需准备约5.3万左右的从中央局到区委一级的各级干部，其中华北区分配了1.7万名干部的培养任务。为完成上述干部培养任务，1949年2月1日，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由华北政治局批准以华北政治局党校为基础，建设华北区的革命大学，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时任华北政治局第三书记刘澜涛任校长，时任华北政治局党校副校长胡锡奎担任主持校务的副校长。 随着全国解放序幕的拉开和国民党政权的垮台，国统区的政治腐败、经济凋敝和社会动荡，造成大量失业/失学的知识分子、职员、学生等社会群体，有识之士积极寻找适应新天地和融入新社会的途径，因此在华北革大开始对外公开招生时，第一期即招收学员1万人左右。图1是笔者收藏的一张宣传画片，展现了当时各界学子为投身新中国建设，积极到华北革大参加革命教育学习的热烈场景。当然，这些学员中有的是身怀革命理想和为人民贡献的热忱之心，有的只是为了谋求个人职业出路或满足“镀金”、“镀红”私心。为此，华北革大提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中心，结合学生思想实际，把学校作为‘思想战场’或‘政治工场’，系统的进行马列主义最基本的理论与思想教育”的教育方针。 办学之初，学校设立四个部和一个天津分校，校部位于北京西郊西苑，其中第一部在北京城内原中国大学校内，办学性质为党校，主要延续原华北政治局党校职能培养党员干部，而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则在北京西郊万寿山下的西苑校部办学，生源以平津地区为主，公开招生。 　　二、办学成绩：艰苦历练铸英才 华北革大校部所在地西苑原在清朝时就是皇家禁卫军的兵营，北平沦陷后又被日本帝国主义当做集中营，抗战胜利后也曾被当做国民党的兵营，因此，华北革大办学时，其校园也是军队营房模样。在北方刺骨的寒风和黄沙中，在没有像样的教学设施和住宿条件下，华北革大的艰苦的办学条件让“熔炉”的名称变得更加真切。著名电影艺术家谢晋曾在华北革大学习，其在日记中写到“革大的校园里没有草坪，也没有树木，只有二三十幢灰色的两层楼房，每层楼有五六间屋子，布局完全像军队营房。校园里有一个光秃秃的大操场，用来上露天大课和平时的集训。没有绿色树木的校园弥漫着尘土的气息，在阳光的照射下，黄色的尘埃粒粒可见”。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自1949年2月至1952年2月，华北革大“共训练了四期青年知识分子，办了三期政治研究院，一期行政学院，初步地教育、改造了各种类型的旧知识分子2.2万余名”，为新中国的建设培养了大批理想信念坚定的干部队伍。

图2 1951.4.9华北革大寄上海实寄封

图2是笔者收藏的一件由华北革大寄上海的实寄封，寄件人为华北革大第四期（1951.1-1951.12，政治研究院第三期）的一位学员单范平，收件人为其妻子。信封是华北革大政治研究院专用信封，但预印了“班、组”，可见并非教职工或学校公共事务专用的公函封，想必也是因为大量的学员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或“有头有脸”的人物，需要经常与外界交流，因此有关单位印制出来出售给学员使用的。其信笺也是预印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 部 班 组”的落款，这与相关记载中华北革大每部设10个班，每班10个组，每组约25名学员的组织架构相一致（后期生源减少后的数据不明）。政治研究院是华北革大中比较特殊的一个机构，其设立较晚，是在第三部的基础上成立的，主要的培训对象为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及解放前相关有头有脸的人物，即重点的“统战对象”。与图2寄件人同样是政治研究院第三期学员的兰州大学文学教授王秉钧在其回忆录中有一段关于政治研究院的描述，“（政治研究院）居校之南面，有简易二层楼数栋，学员三百余人，分四个大队，下分小组。每组二十人左右，同住二楼一大间，共学习、休息。每人有一小凳，报告会均在露天广场举行，学员坐听笔记，然后回宿舍座谈谈论”。政治研究院为文化届输送了大量的人才，如文学家沈从文先生、电影艺术家谢晋先生、历史学家兼思想文化学家何兆武等，也改造了一批前国民党政府高官，如曾受陈独秀委派代表其参加中共一大后脱离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包惠僧，在经过华北革大学习改造后，又历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研究员、国务院参事等职务。 当然，虽然办学条件艰苦，华北革大在校学习期间也不乏文娱活动，根据图2华北革大学员唐范平给妻子的家书中得知，“我们这里星期六是在学校礼堂里看电影或做话剧，话剧和大鼓、东北戏等都是学校里文工团演出的。是在晚上大约七时起，有时候要看到十一点多”，“这个星期日我又到颐和园去玩了”，可见当时学习之外的氛围是相对宽松和丰富的。图3是唐范平写给妻子的另一封家书，其中写到“五一大游行我已游行过，我们一早三点多出发……那一天共有六七十万人游行，很热闹，我们队伍站得远了些，毛主席没有看得很清楚”。相关文献及个人回忆材料均记载了华北革大在1049-1951年办学期间，每年五一均参加了在天安门举办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大会”，接受毛主席的检阅，说明华北革大的学生作为共和国的干部储备队伍，在政治待遇上是具有较高的认可的。 三、校园邮局概况

图3 1951.5.4华北革大寄上海实寄封

图4 1950.8.4北京革大改良日式邮戳信销票（来源：华宇拍卖）

图5 1953.6.18北京革大三格邮戳剪片（来源：华宇拍卖）

为满足学校万余名教职工和学生知识分子的通信需要，邮政部门在华北革大建校之后将原“西苑邮局”改为革命大学邮局。华北革大邮局使用过改良的日式邮戳（图4 来自华宇拍卖）和三格点线邮戳（图2-图3）。根据存世的相关邮品可以看出，1950年华北革大邮局使用的邮戳以改良的日式邮戳为主，1951年及之后以三格点线邮戳为主。但在1953年1月又发现有改良日式邮戳又有使用的情况，不知是否因原点线三格邮戳损坏、遗失而重新启用旧戳。图5（来自华宇拍卖）1953年6月的邮戳可以证明笔者的猜想，此邮戳与1951年使用的三格点线邮戳存在明显的不同。1953年7月1日，随着华北革大办学的结束，革命大学邮局恢复为西苑邮局。 　　四、落幕：圆满完成历史使命 1951年冬，随着第四期学员培训工作进入尾声，华北政治局决定以华北革大第一部为基础恢复华北政治局党校，而其他各部则未再招生，部分教师干部下放到地方锻炼或参加“三反”运动，部分则在副校长胡锡奎带领下并入华北大学组建中国人民大学。1953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正式宣告华北革大结束。华北革大这类短期的革命大学存在时间短、临时性强，且华北革大未被改制成常规大学，无缘于某某大学前身的殊荣，淹没于历史长河中，幸而邮品默默为我们留下些许记忆。

参考文献：

[1] 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系列辞典：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

[2] 吴起民，汪云生.“革命熔炉”是怎样炼成的——华北人民革命大学马列主义教学经验研究[J].党史研究与教学,2017,No.258(04):78-88.

[3] 彭辉."革命熔炉"华北局党校办学始末——回忆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片段[J]. 中华魂, 2014(16):4.

[4] 石川."谢晋日记"研究:华北革命大学的学习与生活[J]. 当代电影, 2016(2):6.

注：本文刊于《集邮博览》2024年第2期，并经作者授权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