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少年的“文革”记忆 （一）

平和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文革”中度过的。

1966年暑期开学，我就是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了。我的假期生活是愉快惬意的，但是来到学校，感到似乎有点不对劲。老师们神情严肃，带着红卫兵袖标，绷着脸不说话，墙上贴满了大字报，这标志着一场政治运动已经开始。假期里教师们集中办了学习班，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判斗争教育队伍中的黑帮分子。首先受到批斗是一位姓Q的老师，他曾经在这所小学当过教导主任，在教学上还真有两把刷子。在学习班批判斗争三十多天里，在他脸上涂墨汁，低头弯腰喷气式，批判口号不停地喊。经过多次揭发检举，他并没有“三反”的言行，顶多就是工作中有着简单粗暴的毛病。这样造反派无奈，就暂时放过他一马。这个Q老师性格倔犟，咽不下这口气，就在全校大师生大会上，诉说自己悲惨遭遇。他手拿稿子念得声音挺大，吐沫星子直飞。可是事与愿违，这回把他定性为右倾回潮，重新遭到批斗。他从此以后变得蔫巴了，像一个泄了气皮球。

我们小学有个毕业班，这个班级并没有升入初中，留在学校就地闹革命。那时候学校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有红色造反团、反修造反团、全无敌造反团和卫东彪造反团。卫东彪造反团就是毕业班女生成立的。这些学生既不升学，也不上课，就得琢磨点事，于是她们把注意力放在一个姓F的老师身上。这个老师家庭出身是富农，他是单身，个子小，有一只眼睛是失明的，装着假眼。他穿着大皮鞋，留着分头，平时走路步幅很大。他很少和别人交流，身体外边就像有一层盔甲，将自己严实地包裹着。这些女同学给F老师贴了一张大字报，说他是富农子弟，对贫下中农子女有着刻骨仇恨。并画了一张像，有句顺口溜：“F某一只眼，狡猾毒辣又阴险”。本来就胆小怕事的他，这下子整懵了。那时候学校响应号召到大风大浪里去锻炼，集体去松花江游泳。松花江北岸那段地势比较平坦，水下都是沙地，走出六七十米，江水才能到达胸部。可是意外发生了，这位F老师却在深水处淹死了。至于是意外溺水，还是自寻短见，只有逝者知道，留给这个世界的将永远是一个迷。

我们班主任有五十来岁，看来是老成持重，是个念过私塾的人。他每天都来班级动员学生写大字报。这时候我想起来了，前几天我去公社卫生院给父亲买药，看见一张大字报，是用报纸写的，报头有领袖戴领章帽徽的像，也写上了字。我问老师这是不是错误？老师说是，你要是不写，就是对伟大领袖的不忠。我写大字报的全文是：“我看到你们卫生院有一张大字报，把伟大领袖的像也写上了毛笔字，这错误必须改正。”过了几天，我去公社卫生院给父亲买药，那个年纪大戴眼镜的中医，他和我家有亲戚。他说：你给大伯写了张大字报呢！对于这件事我非常悔恨，我本应该用其他方式告诉本人，不应该用大字报的形式对其伤害，这是我一生无法挽回的错误。

过了一段时间，乔殿文老师担任我们班主任，乔老师让我当班长。我当班长不怎么费劲，因为班级几个淘学生和我关系都不错。我爱看课外书籍，有时候他们围着让我讲故事。乔老师对政治运动不感兴趣，班级管理上也没什么大事。他经常与我交流，要我努力学习，不要跟潮流，长大做一个有用的人。这样我逐渐改变自由散漫的习惯，注意约束自己。乔老师在七十年代初，和家人们迁移到同江县，在一个乡镇任文教助理。前几天我给打了电话，年逾八十了，身体非常好。

接着农村大队的运动也开始了。我们大队造反派首先是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大队干部们都靠边站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副书记被游街示众。他们穿着纸糊的衣服，头上戴着纸糊的高帽，手里敲着铜锣，后边有一群人在高呼着口号。大队书记纸帽子上带有两只纸糊的牛角，表示是牛鬼蛇神。大队副书记是刚上来一两年，他的特点是不怎么管事，他的纸帽子就像豫剧演《七品芝麻官》中牛得草扮演的县令那样，两个帽翅煽忽着，帽子上面写着“逍遥王”三个字。这制作工艺是出自当年一位土改时期积极分子之手，时隔多年，他仍然技艺在身。对那些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全都进行了批斗。我有一个本家是个小地主，是属于我爷爷辈份的。他口挪肚攒的，给自己弄了个地主成份。别看他平时好像傻乎乎的，给大家逗乐子，实际上他比谁都精明。运动开始，他和那些地主富农一样，被游街批斗了。他身后披着供奉多年的宗族家谱，游街结束了，家谱也变成碎片随风飘散了。这个人为了免遭皮肉之苦，发挥了自己能说会道的特长，主动坦白交代，讲自己是如何接受改造的。公社把他做为坦白从宽的典型，要给摘去地主份子的帽子。让他在全公社有线广播上讲，本人原来是如何反动，后来怎样悔过自新的。接着有人领他到临近大队去现身说法，他也自愿当起了“运动红”。到后来他越讲越玄乎，嘴没有把门的，当讲到他原来想反攻倒算变天，有“先杀党，后杀团，然后再杀贫农老社员”的想法时，主持人立马让他打住，以后也没给他摘帽。这顶四类份子的帽子，一直戴到他生命的始终。邻村有位姓江的富农，因为害怕批斗，他躺在生产队送粪的牛车轱辘底下，拿着鞭子吆喝牲口把自己压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