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少将丁盛回忆人间自有真情在

至简

退出现役

据说,把我搞成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搞武装叛乱,连专案组也不同意这样搞,但是领导决定,有什么办法?1982年6月份定的,1982年7月31日,军区原干部部副部长,后来当了副主任的王永明来通知我:接总政治部通知,你退出现役。没有说开除我的党籍,退出现役,这是一句话。原来总政治部指示:待遇按一般干部待遇。王永明,我们请示,什么算一般干部啊？总政答复是:按团级干部待遇,每月给你150块生活费,看病要车辆保证,看病实报实销。这是王永明到我家里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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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82年11月份,专案组的一个人,组织部的叫段干事来通知:中纪委、军委纪委同意南京军区的报告,批准开除丁盛的党籍。原来我住的地方有两个兵看着我，从禁闭室放出来,在家里也是不自由的,不能出去的,人家也不能进来。之后,要把我赶出南京,规定丁盛不能在沪宁线,南京、上海、杭州,这条线不能待;广州不能去;北京更不要说了。安排到安徽的滁县,到那里安家。我说:我不去。天天这样吵。后来说到淮阴去,我不去,他们没有办法。后来又讲到扬州去,实在逼得我没有办法,反正是不能在南京的。后来我说到南昌去,江西老表嘛。这样很快就批下来了,地方就这么定了。定了就催我搬家,1984年7月28日到南昌,路上走了一天。

“八ー”节在南昌过的。南昌市老干局一个姓刘的副局长来接我们。那里干休所所长不在南昌。后来我分析,这时候她是到南京去了,专案组的人告诉她怎么办。当天晚上算是招待我们,吃了顿便饭。因为第二天过“八一”节,好多人在那里会餐喝酒,我们就没有份,冷冷清清吃这么一顿饭。吃饭后,就安排我们临时住在南昌军分区的一个招待所。住下之后，就带我去看我要住的地方。8月份,江西最热的天气,热得不得了。我们去一看,厕所没搞好,电灯也不行,南京来的那些人就希望我们赶快搬进去。我说:“没搞好怎么去?我又不是赖在这里。我们从南京来的时候连菜都带好了。”他们也没什么说的。

南京军区干部部的一个干事和另三个人送我们到南昌,押着我去的。那天交接班,就把我交给南昌市老干局。接受的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兼南昌市老干局长,谈什么待遇。我说是1930年参加红军的。他说:“不是,你是1930年参加的革命。"那时不知道在待遇上有什么区别。我说:“参加革命不就是参加红军嘛,还有什么其他地方可去?我又没有参加地方党,又没有参加游击队,就是红军嘛。”“不是,你是参加革命。”不承认我是红军。本来中央规定我们到南昌去可以带一个子女。我的女儿给他们讲了,回答说：“不行,不能带。”什么都没有解决。总政治部规定的那些待遇,到了南昌什么都没有。

里也是不自由的,不能出去的,人家也不能进来。之后,要把我赶出南京,规定丁盛不能在沪宁线,南京、上海、杭州,这条线不能待;广州不能去;北京更不要说了。安排到安徽的滁县,到那里安家。我说:我不去。天天这样吵。后来说到淮阴去,我不去,他们没有办法。后来又讲到扬州去,实在逼得我没有办法,反正是不能在南京的。后来我说到南昌去,江西老表嘛。这样很快就批下来了,地方就这么定了。定了就催我搬家,1984年7月28日到南昌,

“八ー”节在南昌过的。南昌市老干局一个姓刘的副局长来接我们。那里干休所所长不在南昌。后来我分析,这时候她是到南京去了,专案组的人告诉她怎么办。当天晚上算是招待我们,吃了顿便饭。因为第二天过“八一”节,好多人在那里会餐喝酒,我们就没有份,冷冷清清吃这么一顿饭。吃饭后,就安排我们临时住在南昌军分区的一个招待所。住下之后，就带我去看我要住的地方。8月份,江西最热的天气,热得不得了。我们去一看,厕所没搞好,电灯也不行,南京来的那些人就希望我们赶快搬进去。我说:“没搞好怎么去?我又不是赖在这里。我们从南京来的时候连菜都带好了。”他们也没什么说的。

南京军区干部部的一个干事和另三个人送我们到南昌,押着我去的。那天交接班,就把我交给南昌市老干局。接受的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兼南昌市老干局长,谈什么待遇。我说是1930年参加红军的。他说:“不是,你是1930年参加的革命。"那时不知道在待遇上有什么区别。我说:“参加革命不就是参加红军嘛,还有什么其他地方可去?我又没有参加地方党,又没有参加游击队,就是红军嘛。”“不是,你是参加革命。”不承认我是红军。本来中央规定我们到南昌去可以带一个子女。我的女儿给他们讲了,回答说：“不行,不能带。”什么都没有解决。总政治部规定的那些待遇,到了南昌什么都没有。

过“八一”,过中秋,他们干休所、老干局、民政局开茶话会,我不知道。我带着外孙女在院子里,天气热,在树底下玩,就看见他们的车来了,带着东西。后来老干局的一个书记,姓李,这个人不错的。他看不惯了,就出来招手,让我去,我去了。那个所长和民政局的人根本不跟我说话,连“你坐嘛”这句话都没有。那个女所长给这个送香蕉,给那个送水果。我呢,没人理。我也很有气,还有一个河南人,抗战时期的干部也有气,也不理她。后来我就走了,没什么打交道,因为我也没什么好求她的。看到这些情况,干休所同志们对我的处境,对这些领导的恶劣态度很反感。说“你们怎么能这个样子?太没有人情了嘛。不要说他过去是红军,不管是有错没错,他现在是干休所的一员嘛。”“你不管政治,你管生活嘛。怎么能这个样子呢?”这些老同志看不惯,抱不平。第二天给我们送来自己种的南瓜、玉米、花生。

8月份一个月,到9月18日,我心脏本来不好,就犯了心脏病。老伴孟文虹陪我去看病。我走在后面,在路上“啪”地一声,直直地倒下去,死了一样,什么都不知道。几秒钟之后才恢复了意识。怎么躺在这里地上?这时,有些人坐在树底下乘凉,看见这种情况就叫:“老孟,快来快来,出事了,出事了!”大家都来抢救。这次女所长不错,急得不得了,急急忙忙地叫车,赶快送医院,一直陪我们到医院。在医院门口停下来,我也不知道停了多少时间。为什么呢?为了决定住哪个病房,去请示啊,请示市卫生局,请示市里,不知还请示了什么地方,就这样刁难，没有办法。住抢救室,住了几天之后就住到楼上普通病房里。

我一个外甥陪着,因为老伴一个人,家里还有外孙女。老伴在家里给我做饭,送饭,那时可怜啊。我当时摔得很重,脑出血,上半身不能动,脑袋震动得很厉害,一动就吐。这个医院里没有脑外科,又去请示,让外面医院一个医生来诊治,没人答复。

住到10月初,过了国庆节,好一点了。我的女婿高瑞君从南京到了南昌。这时我提出来,儿女不在身边,我老伴照顾不了,请求回到南京和儿女在一起，看病啊，照顾啊，才有办法，不然怎么办呢?这样,市里又报告了,不知报告到哪里,批准了,“可以,你回去吧。”10月国庆节之后,我回到了南京。到南京之后不久,我又去住院,病得很重,住南京铁道医学院附属医院。

人间自有真情在

10月份,天津来人,把我们两人接到天津去了。在天津住了二十天,也就是过去的老战友,各家各户走走。在天津比较冷了,因为我们从广州去都穿得很薄,结果毛衣、棉衣、皮衣都送来。对我们非常热情,还照了相。当年我们打天津的时候,这些都是参加了天津战役的人啊。当年打天津时的副指导员负伤留下，离休了。他们也很困难。走的时候对我很同情，知道我们要走,每个人十块、八块、三块、五块,把钱凑起来给我。没有任何人给他们讲啊,干什么呀？表示心意,你买东西也可以,买什么也可以,反正是我们的心意。

他们收入很低的,连级干部嘛。我们在天津那批人,最高就是韩辰,是军级干部,后来到贵州省军区当副政委,其他都是团以下干部。我们各家去看了,吃了饭,照了相。到了金汤桥,民权门那个地方没有了,完全改了,形象都变了,我们在那儿照了相。11月份,我们从天津坐火车到了广州,到深圳,这是1990年。1990年,批条子也好,提要求也好,都没有一点反应。

1991年6、7月份,我们又出去,到武汉去了。我那天讲过,我现在出去是靠战友,武汉是一样的，也都是老战友,到他们家里去吃饭。那时候,天气很热,大家来看我。我到河南信阳的鸡公山,也是一批战友在那里,我们部队的,也有过去不认识的,鸡公山没什么事,就是避暑。之后,我们从武汉到了南京。到南京后我生病了,心脏病,就在南京住医院,江苏省工人医院,住了个把月。后来好点就出院了。医药费就要五千多块钱,哪折腾得久啊,我哪里有钱？就欠着医院的钱。我们没有钱,要找个担保的。

当时,我就给医院说:医药费你们开个收据,你们算一算。后来由南京到济南,到济南后好几个月才解决这医药费。后来南昌市老干局的罗局长讲,你在南京住院花了那么多钱。按道理说,你是没有那么多开支的。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才给你报销的。按规定是实报实销的,我是实报实销的嘛。他说:我们不知道。凭良心讲,他那个南昌市卫生局是很穷。有一次,我们去报个账,一百多块钱,转了一圈,没有钱,报不了,这也是实际情况。

到济南，在老战友家住。过去ー三三师的，六、七十岁了，离休了,来看我,又到他们家去。不知他们是怎么知道我在济南的,来了一百多人。有一位一三五师的干部,我下连当兵时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干部我不认识他,他说:我听说你啊,要来看看。在济南过了一个冬天,这是1992年冬天。1993年到南京,买不起软席票,坐的硬席卧铺,是最上的第三层。哪有这样的事情,这么大的年纪,也没有人和我们换位置,得爬上去,这样到的南京。孟文虹在最底下,底下人多拥挤,我就在上头。南京天气也热,因为热的关系,我的甲状腺发炎,影响到心脏。本来准备9月中买票回广州,但那天我很难受,孟文虹原单位军区俱乐部的一个医生利用关系,把我们带到军区“八—”医院。

一检查,医生就感觉我病很重,不能回去。医生是按医学观点讲话的,他不管你政治不政治。“今天不能走,住下!”我也感到很难受,就住下了。但他是俱乐部医生,我住院,他要办很多交涉,在这里磕头,到那里去讲。他讲了之后,医院也没这个权,也得往上面反映,往军区反映,后来答应了:住下。暂时住在急救室里。晚上孟文虹回去了,医生也回去了。这个医院是给战士连排干部治病的,病房里没有卫生间。我的病很重,身上没有力气,但要大便,不能不去呀。厕所是战士用的,是蹲在地下的,结果我解完大便就起不来了。

当时,我很明白,如果起不来,今晚就会死在厕所里,所以我拼命把脚往前蹭,猛一下抓前面的墙站起来了。我晕乎乎地往前走,在走廊里碰见一个护士。她说:你这种情况必须有人照看的。我也没有说话,回到病床上休息。第二天,孟文虹他们来看我,我说了前一晚的情况。她着急，就给军区报告 : 丁盛病重，我们的儿女都在广东，没人照顾,请求派个人来照顾一下,主要是上厕所的问题。过了一段时间,军区派了一个战士来。这里的好些护士是学校里去实习的,我也是处处遇到好人。

他们看到我的样子,不输液不行,就24小时看着，用心脏监护器。当时病很重，有死的可能，医生很重视,态度也还可以。孟文虹一个人忙不过来,每天要给我抹好澡,洗好脚才走,每晚11点还没有吃晚饭,回去还要通广州、深圳的长途,真是困难啊。幸好儿女们,亲友们都来看我,给我很大的安慰。10月份,我们就由南京到了广州和深圳。

1993年1月16日,孟文虹在住房里犯病,晕晕乎乎,我赶快把她扶着,人事不省。我赶快打电话给武警医院一个认识的医生。找不到,没办法,女儿去北京开会了。一直到晚上,我的侄孙女婿帮忙找到一个车,送到武警医院。后来知道是丁盛的老婆住院,他们请示警备区,请示广东省军区,才同意住院。他们不请示,就不敢接受。女儿毛毛去了,孟文虹吐得一塌糊涂,实际上她那天也可能死。毛毛不敢告诉我,怕我急病了。第二天我去看她,躺在那里,闭着眼睛,也不能说话。我想,这都是受我的株连啊,连看个病也要请示,这里批准,那里同意。

总算有了病房,氧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去看看了。但这个医院没能够对症地看她的病，也没有这个仪器来检査。我的女婿小高用车把她送到宝安一家医院作了“ CT”,才确诊为脑干炎,就是中枢神经发炎。这种病有可能死,有可能残废。这样必须要到红会医院看,因为那里有个专家门诊,是上海的专家轮流来的。这个专家很负责任,当时也不知道我的身份,后来一起吃饭他才知道:"噢,你是这么一个人!”

1993年这一年就过去了。我也去住了一个月医院,孙逸仙心血管病医院,有些不舒服,但没有什么危险。在当时情况下,一点小事对我来说都会很困难。1994年就好了,我的身体还好,她也恢复了。1994年4月,儿女们、战友们凑了些钱,我们回老家。飞机票，我们买不起的呀，五个人去，三个孩子，我们两个人,要千把块钱。到了赣州,住了几天,遇到一三〇师那些同志热情得不得了。“是老军长!”一定要看我,一定要吃饭,接待我。

交际处的范科长是五十四军转业干部。他把我们原来五十四军的许多同志召集来了,讲话呀,座谈呀,给我很大鼓励。我很高兴,对他说:你参军时,我已不在五十四军工作了。他说:你是不在五十四军工作了,但我一参军就知道你是老军长。讲部队作风,讲军事训练,都提到你呢,所以我们知道,但没见过面。这次就好了,见到了。当时他们问我:"能不能报销?”我说:"到哪里报销?到我的儿女处报销。"后来,吃饭没要钱,住房也少交了些钱。

回到我老家,在家里吃了一顿饭。女儿们不同意我在家里面住说:这儿没有医院,你生病怎么办?我的姐姐不让我走,要我多住一住。好可怜啊,瘦得像干柴一样,我姐姐当时已九十岁了。我给姐姐留了些钱,留了些药,就从老家到赣州住了两天，回到深圳。6月份，从深圳到桂林，一站一站选好的。1994年很快活，很高兴，战友们对我们也好。

那次,我对中纪委的人讲:你们说我身体好。对!为什么？从我本身来讲,对得起共产党,对得起人民,我没有做坏事,我问心无愧,理直气壮。我现在的生活是“三靠”:一靠老伴、儿女。老伴招呼我,儿女养着我;二靠组织。住医院,儿女们拿不起钱,住孙逸仙医院那次就是八千多块钱,我住院必须靠组织;三靠我的战友。出门靠我的战友,他们安排我的吃、住、行。平时,我的战友给我寄钱,一百也有,五百也有,一千也有,我让他们不要寄,他们说这是自己的心意。这是对我很大的鼓励,使我心情愉快。

战友们说:你不是坏人,你受委屈,总有一天会好。这三条,一条都不能缺。儿女养活我,谁能代替?老伴、儿女侍候我,谁能代替?我住院必须靠组织,我的儿女不能代替。我要出去转,儿女代替不了,组织代替不了,老战友给我安排。这三条是我的依靠,我不能少一条,每一条也不能互相代替,少一条我就没有办法。所以我给中央写信,要求把我的关系转到深圳来,就是这个道理。

去年,1995年）,我八十二岁。你们看看我,眼睛也快瞎了,不行了,单独不能生活。在江西举目无亲,没有人可以依靠,怎么办呢?中国人的习惯,人老了,就享天伦之乐吧。我不靠他们靠谁呢?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嘛,所以我要求把我的关系转到深圳来,必须靠近我的儿女。而且,深圳这个地方,军队就有一个干休所,这个干休所是团级干部的,现在还有十几套房子没有人住。他们那些人要求高，要三房，我哪怕有两房的给我几间就可以了。我自己和老伴一套,我的儿女还没有房子的,他们来住，就可以了，什么要求都没有。关系转过来更好，不转过来就给我房子也可以。

中纪委的同志讲:“到广州,到深圳,恐怕有些困难,还是要找军队。”他问我:“军队有什么熟人没有?"我说:“当然有了,他们当了大官了,不敢干这个事情,没有人管,要找军队,还是你们中纪委,你们去找为好,你们好商量着办。”中纪委这个人是办事的。他回去以后,中纪委可能和总政商量好了,总政愿意接收了。所以中纪委就发了一个文件给江西省纪委,纪委通知老干局,通知干休所,干休所就正式通知我:“军队愿意接收您了。”“还有什么内容?”“没有,就是个通知,告诉一下。”怎么办?不知道。住哪去 ? 他也不知道。这个所长很好，不是那个女的了,是干休所周所长,很实在地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