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学楼：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林惠祥和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

华水

每当路过厦大校园中相对比较朴素、沉稳的博学楼，我就会想起陈嘉庚先生书赠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创办人、我父亲林惠祥的那一行字：“对于轻金钱 重义务 诚信果毅 嫉恶好善 爱乡爱国诸点 尤所服膺向往 而自愧未能达其万一 深愿与国人共勉之也。”。

坐落于芙蓉湖畔的博学楼，是一座陈嘉庚式早期建筑，三层西式洋楼，建筑面积2551.92平方米，平面呈双角楼内廊式布局，墙体为花岗岩条石砌筑，双坡西式屋顶，上铺红色机平瓦（即所谓的陈嘉庚瓦）。陈嘉庚先生1921年开始创办厦门大学时，第一期修建的是现今大运动场（当年的演武场）映雪、群贤楼群，而博学楼及抗战时期被日冠焚毁、拆除的化学楼、生物楼是第二期建筑，是第一期建筑群向东南方向的延伸，据说是1923年我国著名科学家、教育家刘树杞博士在担任厦大第一任理科主任及教务主任时主持修建的。

图1.林木掩映中的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

身为厦大化学系的老人，我对刘树杞先生还是有点了解的。作为“厦大百年校庆出版物”的《化学化工学院院史》①介绍说：“刘树杞博士早年就读密歇根大学化工系本科，后进哥伦比亚大学深造，1919年获博士学位，毕业后先后被聘为培根化学实验室、法国驻美化验室、美国窦法化验室化学师和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系讲师，在电化学和制革学方面有深入研究，是我国熔盐电化学的先驱，1921年初回国到厦门大学任教，先后出任理科主任、首任化学系主任，短短几年就建成化学楼、生物楼和制革厂，化学楼内各种实验室设备齐全，为化学教学和科研打下坚实的基础。…1927年1月辞职离开厦门大学，先在湖北省任教育厅厅长，后任武汉大学筹委会主任、校长，再后任北京理工学院院长，行政、教学、科研多副重担使他积劳成疾，1935年病逝于北京。…1 936年厦大理学院创立刘树杞奖学金，以纪念刘教授在厦大初创时期付出的艰辛。”化学化工学院院史中他主持修建的厦大建筑竟漏掉了博学楼，可能是认为博学楼与化学没什么关系，而学校网頁介绍化学化工学院和刘树杞教授时明明白白将博学楼列入他主持修建的建筑物名单中。

　　博学楼建成之后，据大部分文字记载，主要是用作最早期的学生宿舍，后来也作为教职工宿舍，直到1953年王亚南校长将它划归人类博物馆使用（开始是一楼及二楼部分），“博学楼”的楼名人们较少提起而直接称之为“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换句话说，若有游客问路“博学楼在哪里？”，许多厦大人（包括在学学生和教职工）会茫然地摇摇头，而问“人类博物馆在哪里？”，百分百能得到准确的答案。

　　其实，博学楼的“履历”并没那么单一，它还曾经当过小学教室。1928年，7岁的杨振宁跟随时任厦门大学算学系教授的父亲杨武之来厦大，就读厦大附属模范小学（即演武小学前身）。1995年8月，杨振宁先生访重返厦门大学，时任校长的林祖庚教授陪同他在校园漫步，当走到人类博物馆时，他指着博物馆入门右边第一个房间右侧墙说这就是他小学時的坐位。虽然在厦时间不长，但给杨振宁的一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动情的说：“到现在我还有极好的回忆。美丽的海，美丽的天，是我人生历程的一部分。”当走到不远的白城沙滩时他还风趣地说，孩時在这里捡贝壳后來到大洋彼岸捡了一个大“贝壳”（诺貝尔奖）。这么说，厦大博学楼尤其是白城海滩对希望达到人生巅峰的访客应该是必去的福地了。

　　抗战期间厦门沦陷，日本兵占据厦大群贤楼群及博学楼作司令部及军营，其余楼房几近焚毁，其中包括化学楼和生物楼，钢铁构件被运到台湾铸造枪炮，花岗岩条石用作构筑工事的材料。1948年厦大通讯第八卷第一期林惠祥所写《战后校景巡礼》一文记载了此事②。1945年抗战胜利那年，我的老师田昭武院士是刚进厦门大学的大一新生，他还看到投降后等待遣返的日本兵在群贤楼教室黑板上用粉笔书写斗大的字：“二十年后再回来” ③。这些事情，作为厦大人，作为中国人，永远不能忘记。

在厦大早期的建筑中，比较有名的当然是几个主要建筑群：雄踞演武场的群贤楼群、傲視鹭江出海口的建南楼群、环抱芙蓉湖的芙蓉楼群，而处于这三个建筑群中间点的博学楼，就显得有些孤单。和它这种形单影只处境相符的是它的“前世”很少被提及（“今生”正是本文所要写的），文献资料（包括校档案馆、校图书馆）大都片言只语。也许正是这种不太引人注意的存在，1947年3月，在它的二楼215室，中共（闽西南）厦大临时支部秘密成立。临时支部成立后，带领师生掀起爱国民主运动新高潮，在抗议“五二零”惨案、“六二”反内战运动中发挥重要领导作用。这是博学楼的光荣历史。

　　1950年陈嘉庚指示照原貌修复化学、生物两座楼。这两座与博学楼属同一时期的建筑，风格基本上是一致的，以花岗岩条石砌成，双坡面红色机平瓦屋顶的西洋式三层楼，与其它嘉庚式建筑红砖绿瓦、飞檐斗拱有明显的区别。陈嘉庚先生直言不讳地指出博学楼的局限：“关于学生宿舍，博学楼面积近一万尺，墙壁多曲折，虽略美观，而工费加多，且间幅大小不一，将来分配住宿亦有不便。房间以外只有屋内通巷，无其他疏温呼吸及曝晒阳光余地。囊萤、映雪两楼第三层尚有露天阳台，博学楼则全无之，于卫生上不无缺憾，一误不容再误。” ④

看来，宿舍楼做不成，博学楼注定成为厦大人类博物馆的馆址了。

图2.博学楼东北侧。

从空中俯瞰，博学楼平面是一个东西走向拉长的“工”字（其实是王字，只是中间那一横太短。）。工字的上下两横正中是正门和后门，西边正门上下每层都有一内廊。楼内部结构与一般筒子楼无异，还算宽的通道两侧是房间。一楼的通道是光滑的花岗岩石板，房间地板铺的是红色的大方砖。印象最深的是二、三楼的地板是砖木结构—簿簿的木板架在圆木上，再以泥、红方砖铺就，走起来有点上下晃悠，小时候很喜欢在二楼、三楼的、房间、通道上来回奔跑，但立刻被制止，因为展品的玻璃橱柜会随着我的脚步“咯咯咯”震动起来。多年后经过几次装修改造后，楼板换成了钢筋混凝土。在工字的南边腰上正中的房间有一大门，出门下了两三级石阶便是一个小花园，因为旁边是东大沟（从东边社山上至生物楼通到海边的排洪沟），这里成为附属人类博物馆的独立小天地，现在辟为碑廊。

图3.博学楼西面大门处的内廊。

如果每个人都有自己童年时光的“百草园” （見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那么博学楼和它的周边就是我记忆中这样的乐园。小时候有时坐在父亲的自行车后座上跟他去上班，这种机会并不多，因为父亲总是早出晚归全神贯注于博物馆，母亲怕他没有太多精力关照我们。一到博物馆我总是从一楼到三楼（当时二楼部分和三楼还是教工宿舍）、从前门到后门、边门都跑“透透” ，每个展室（房间）出入无数次。那时博学楼的北边的芙蓉湖还是东边社农民的菜地，种植着包菜和出名的“顶澳仔油菜”，这里是我们追蝴蝶抓草蜢（蚂蚱）的好地方。而楼南边的东大沟，宽有丈余，作为厦大校园内主要的排洪沟，东接东边社山脚，西出生物馆脚下出海口。在厦大生活了大半辈子，从来没见过山洪暴发，倒是遇上天文大潮海水倒灌，沟中或有海鱼螃蟹出没。沟里常年流淌着五老峰巨石缝中滲出的涓涓细流，有小鱼和青蛙在水草中悠悠然游戏，不过多年后污染严重以至成臭水沟只能盖上混凝土板成了阴沟。父亲逝世（1958年）后母亲成为小楼里的工作人员，我更加频繁在前门后门出入，后来上大学时就住在楼旁的芙蓉一（化学系的男生宿舍），工作后更是天天上下班从它身边经过。所以博学楼的每个角落我都很熟悉。

　　博学楼中我最熟悉的地方当属一楼东南角那个118房间，那是父亲当年的办公室，我在四处“野”过之后，就会到这里缠着父亲要回家吃饭。其实父亲很少呆在办公室，更多的是和同事在各个展室里“干活”。在办公室主要是会见许多来访的重要客人。

图4.林惠祥亲自动手制作猿人模型。

图5.林惠祥和同事在猿人模型展室合影（左陈国强、中吴汉池）。

父亲在办公室会见的重要客人中有一位是厦门大学创办人陈嘉庚先生。当年父亲的助手陈国强教授（时任人类博物馆秘书，后为第三任馆长，第二任是叶国庆教授）的文章《陈嘉庚和林惠祥创办华侨博物馆》⑤回忆道：1956年厦大建南大礼堂兴建期间，陈嘉庚每周都有一天会从集美渡海到厦大工地视察，曾多次到这间办公室和林惠祥教授商讨创办华侨博物院的事情。有时自己及随员来，有时厦门市副市长张楚琨和厦大党委书记、副校长陆维特陪同前来。每当这种时候，陈国强就把自己座位让给陈嘉庚先生坐，让他和林惠祥面对面交谈。

圆6.博学楼一楼东南角118号房间为当年人类博物馆馆长办公室。

在118室交谈时，陈嘉庚先生曾对父亲说：“你 1931年创办厦门市人类博物馆筹备处，1951 年献给国家，这种精神很好。”父亲感谢陈嘉庚先生的鼓励，随即提出能否为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建一馆舍，使博物馆能更适合陈列，保护文物，并传之永久。陈嘉庚先生回答：“我捐给厦门大学兴建的房子，都由厦门大学安排，不便指定专门给哪个单位。”他接着说：“办人类博物馆很好，很重要，我赞同你办人类博物馆的主张。办博物馆是教育民众的一个好办法、好途径，通过实物的展览，使民众受到教育，提高文化和知识。博物馆与大学培养学生一样，可以向广大社会群众进行教育。”“我拟办个华侨博物馆，设在厦门，地皮申请市政府拨给蜂巢山的西边，紧接厦门大学，请你帮助订个计划。要办成国内有代表性的，因为厦门是通商的港口，有的华侨只回到厦门及附近，不能到北京等地。我希望你能支持帮助我，以办理人类博物馆的经验创办一家全国性的华侨博物馆，既代表全国研究华侨的学术水平，又可让归国华侨参观接受教育。人类博物馆也可纳人这个计划中。”

图7.1956年，林惠祥在人类博物馆的办公室与来访的陈嘉庚先生交谈。（右陈嘉庚，陈国强摄）

据陈国强教授回忆，在几次商谈中，林惠祥教授提出了仿效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办法，建议办个“华侨博物院”，院内分设五个博物馆。这个计划经过讨论，得到陈嘉庚先生的賛同。即在华侨博物院内设资源博物馆(矿石、地质）、动植物博物馆、人类博物馆、华侨和南洋博物馆、社会主义建设博物馆。其中，人类博物馆即将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并入，动植物博物馆也并入厦门大学生物系标本室等。

图8.林惠祥和同事在博物馆门前合影（左1吕荣芳、2庄为玑，右1陈国强）。

　　记得有一天上午，我正好跟父亲去上班，来了几位气度不凡的客人，他们在办公室交谈没多久就和父亲动身去华侨博物馆，我自然也跟着一起乘车去。乘什么车记不起来了，只记得华侨博物馆在装修中，还没对外开放，里外有些乱。我被大门旁一个水缸里的大海龟迷住了，完全没注意大人们在谈什么。过后也没有人告诉我这是什么客人，多年以后看到陈嘉庚先生的照片，记忆中的人物形象才渐渐清晰起来。

　　有次会见中，陆维特书记告诉陈国强，中共福建省委已批准陈嘉庚先生创办“华侨博物院”计划，也批准林惠祥教授担任“华侨博物院”院长。陆书记要陈国强参加讨论中多关心、促进林惠祥教授支持陈嘉庚先生以办好“华侨博物院”。

陆维特书记作为厦大的领导，代表厦大对校主陈嘉庚先生要创办华侨博物馆表示全力支持。而父亲作为校主倾家兴学的第一位受益者，平生对校主极为敬佩，而且他的人生轨迹是与校主紧密相连的，对校主托付的事情岂有不尽心尽力的道理。

图9.林惠祥在校科学讨论会上做学术报告，

为何说父亲林惠祥是陈嘉庚先生倾家兴学的“第一位受益者”，这要从“厦门大学第一号毕业证书”以及父亲一生的经历说起。

父亲1901年出生于福建省晋江县莲埭乡（今石狮市蚶江镇莲东村）一个商人之家。蚶江镇临海，是历史悠久的对外商埠。鸦片战争前后，父亲的曾祖父前往台湾经商，事业有成，家境殷实，后至其父时家道中落，仅为小商贩，谋生艰难。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强占中国台湾，强迫当地居民改隶日籍，全家人即被隶为日籍。

父亲自幼聪颖好学，9岁入读私塾，11岁进入福州日本人创办的东瀛学堂读书。他学习刻苦，成绩常列全班榜首。15岁时，他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台湾遗老曾组织一文会，出题《韩信论》征文，他试投一文即被评为首选，其时年仅18岁。这是父亲“史论”方面的处女作，2006年被原全国台联会长汪毅夫教授查明发表于《台湾文艺丛志》第八号（1919年8月1日发行）（图10）。东瀛学堂校长欣赏他的才学，欲引荐他去日本商行做事。因对日本侵略行径深恶痛绝，他拒绝校长邀请后，转入英文私塾学习，并很快考入以英文讲授课业的青年会中学。第一学期结束，他考试即得全班第一名。然而，因父亲生意经营困难，无法再负担他的学费，加上他觉得学校教学进度太慢，遂退学在家自学。

图10. 汪毅夫查获的1919年《台湾文艺丛志》上林惠祥史论方面的处女作。

　　1920年，父亲前往菲律宾谋生，在一家米厂内任书记员。1921年，他从报纸获悉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捐资兴办的厦门大学可为入读学生免除学膳费用，当即渡海回国，以同等学力报考。由于回国时己逾期，勉强补考，中、英文过，数理科分数不夠，只能旁听成为一名预科生，第一学期结束考试成绩优，第二学期改为特别生。第二学年补考数学及格，于是改为文科社会学系正式生。学业优异的他大学期间曾两获甲等奖金，还曾兼厦门中华中学史地教员。期间，他经多方努力毅然退出日籍，复原为中国国籍。

1926年，林惠祥以优异成绩从厦门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后被聘为厦门大学预科教员。这第一届毕业生36人，文科毕业生仅父亲一人，其余为商科、理科、师范生等，于是他的毕业证编号顺理成章为“厦门大学第一号”。出于对人类学和考古工作的兴趣，此后一年时间，他除登台授课外，还积极参加学校考古文物展览会的筹办工作。

图11.厦门大学第一号毕业证书。

1927年，林惠祥进入菲律宾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系，师从美国知名学者、精通考古学与民族学的拜耶教授（H.Otler Beyer）。求学期间，由于没有奖学金，各项费用需自己承担，为省钱读书，他时常以冷水配面包度日，生活十分艰苦。因学习刻苦成绩优异，一年后他获得该校人类学硕士学位。

图12.1928年林惠祥（Thomas Huisiang Linn）获得的菲律宾大学人类学硕士学位证书。

1928年，林惠祥回国后，被“大学院” （教育部改称）聘为特约著作员，不久，“中央研究院”成立，又出任蔡元培兼任组长的民族学组助理研究员，成为院长蔡元培最为器重的中国民族学田野调查学者。

图13.1928年林惠祥被蔡元培聘为大学院特约著作员的聘书。

　　1929年，林惠祥受蔡元培先生委派以为父奔丧为由装扮成商人深入台湾岛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一个多月的行程里，受到日本警察当局的怀疑，派人跟踪盯梢，此外高山族的猎头遗风也带来极大的危险。他同一些高山族人结成朋友，采集了大量民俗标本，这些标本都成了人类博物馆最早期的一批展品。我印象深刻的是摆在博物馆走廊那艘樟木独木舟，据说当年父亲为了把它从高山族人的社区中运出来，险些连人带物坠落深涧。

图14.林惠祥在台湾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

图15.林惠祥在台湾与高山族人合影。

图16.林惠祥在高山族社区。

从台湾回京后父亲用书面向蔡院长汇报，还在上海举办成果展览，当时被南京中央广播电台请去报道，《申报画报》还出了特刊。蔡元培院长当即将他擢升为专任研究员。在台湾期间，他认真调查了台北圆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和高山族文化遗俗。回到上海后，他很快写成《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一书，于1930年出版（由中央研究院印行）。这是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也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台湾少数民族文化的著作。而他也成为我国调查研究台湾高山族第一人。

1930年，父亲受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聘为历史社会学系副教授，之后升为教授并兼任系主任。這一时期父亲还完成了《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神话论》《世界人种志》《中国民族史》《罗罗标本图说》（罗罗即今彝族）等经典专著（商务印书馆出版）。

《文化人类学》是我国第一部被列为大学通用教材的人类学专著。《中国民族史》提出的民族分类法被后来的学者称为“林惠祥分类法”，该书是当时中国民族学专著中最完整详尽的一部著作，受到国内外民族学界的重视与引用，对后世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影响深远，并被日本学者中村、大石合译成日文，日本书报文章论及中国时经常引用该书。日本学者井东宪还将张其昀、林语堂及父亲的书各取数篇章合为一本取名《我民族》，意为中国人描述自己的民族。此外，《民俗学》《世界人种志》《神话论》等专著，为奠定中国研究人类学有关分科基础作出重要贡献。

1935年父亲再度冒险进入台湾进行高山族文化调查，采集了大量文物、标本。

图17.1930年林惠祥被厦大校长林文庆聘为副教授的聘书。

1937年夏天，父亲自费到闽西考察，发现龙岩武平县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和印纹陶等文物。这是我国东南地区最先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他从武平新石器时代文物的研究中，推断石锛、有段石锛和印纹陶，是东南古越族及其先民的遗物，具有我国东南地区古文化的特征。这些新见解，为他后来的考古发现所证实，也得到其他考古学家认可。

图18.林惠祥（右5）在武平考古与当地有关人士合影。

图19.林惠祥在闽西进行田野调查。

父亲为了满足讲授人类学课程必须参读实物的需要，于1931年正式成立私人厦门人类博物馆筹备处，用著书的稿费收入在厦大西侧的顶澳仔购地盖了一幢砖木结构占地 74 平方米的两层楼房。楼上住家，楼下作为人类学文物标本展览室，展出文物三四百件。1951年父亲将所有文物图书捐给学校，之后同母亲商量说，文物都捐了，房间也空了，索性把房屋也捐献给厦大。这座楼房作为学校的财产现在还保存着。房契等文件现今还保存在厦门大学档案馆里（曾一度在校史展览馆中展出过）。父亲当年在楼前种了一株木棉树，如今木棉树仍高耸傲立于如今密集的房屋之上。

厦门大学文科最早招收的研究生、父亲的副博士研究生蒋炳钊教授在《怀念林师》⑥文中说过：“知识分子的有形资产主要是图书资料，对林教授来说还有大量文物，这些文物资料拌随着他四处流动。”

的确如此，1937年抗战暴发，父亲担心厦门沦陷，于是携带所有文物、图书举家避难南洋，先香港后新加坡。抗战胜利后回厦大，1947年曾于映雪楼举办文物展，1951年父亲将全部文物图书捐献给厦大，博物馆先布展于生物楼三楼，1953年王亚南校长将博学楼划归人类博物馆使用，人类博物馆正式于博学楼掛牌，文物资料最终有了安身之所。

　　在文物辗转迁徙中，最艰难困苦的是下南洋这十年时间。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 8.13”之后日本还攻占了金门。当时父亲曾征询过厦大校长萨本栋先生：“学校是否有内迁的计划？”萨校长说没接到这方面的通知（后来厦大内迁长汀），因担心当年放弃日籍而被清算以及为了标本、文物免遭敌手，同年秋天，父亲携带精心收藏多年的人类学标本、文物、图书等资料，举家迁往香港。在港逗留数月，正在盘算下一步迁往何方时，他接到前往新加坡参加“第三届远东史前学国际大会”的邀请，于是又转去新加坡。父亲在他的《自传》中是这样说的：“余来新加坡之目的，一因日人占厦，避免被逼作汉奸；二因欲研究南洋之人类学材料，盖新加坡素有“人种博物馆”之称，且有富于人类学材料之博物馆及图书馆，而南洋附近各岛皆多原始民族，其时正开远东史前学会，余亦应参加；三可服务华侨教育文化工作，及宣传抗战。第一项目的来后即达到。第二项亦达到一部分，除由博物馆、图书馆及耳闻目见增广知识外，并编译上述南洋民族志之书籍，完成福建武平新石器时代遗址研究报告。余前在香港避难时，曾在香港本岛山上大潭发现新石器，南来后又曾赴北马发见史前洞穴遗址一所，获得旧石器式之遗物颇多。至于第三目的则如上述从事教育及卖文等事，坚持学术报国之宗，故生活因难亦不改业。”

　　1938年1月，他在“第三届远东史前学国际大会”上宣读《福建武平之新石器时代遗址》一文，详细阐述了“中国南方史前民族及文化与南洋的关系”，轰动全场，引起国内外同行对华南史前文化的强烈关注。会议其间还会见他的导师拜耶教授，师徒多年不见相谈甚欢。此时他获得新加坡南洋女子中学教员聘约。在南洋女子中学任教员时，虽然生活环境困苦，但他仍坚持进行考古和民族问题研究，先后撰写了《马来人与中国东南方人同源说》《南洋人种总论》等论文，成为中国研究南洋人种和南洋考古的开拓者和倡导者之一。

　　1939年，父亲接到马来亚槟城钟灵中学教务长（该校不设校长）聘约。他在上任后立即着手聘请名师，修订校规，锐意改革。他领导全校师生积极投入抗日救国活动，不仅带头将自己任教的第一个月薪水全部捐献出来，还在槟城发起“寒衣捐”号召同学和周围民众一起捐款，支援祖国抗战。徐悲鸿先生到新加坡举办筹赈画展，捐款用于救助国内难民，父亲负责撰写宣传文字，二人结下友情、互赠诗画。他向徐悲鸿索画作为“寒衣捐”的奖品，得到了徐悲鸿全力支持。（1953年博物馆开馆之前还收到徐悲鸿题写的“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馆名及字幅“覌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且在开馆后数月收还收到徐悲鸿自己珍藏的《八十七神仙卷》、“五蟹图（齐白石画徐悲鸿题”及其他书画。）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9年9月至1940年12月，南洋华侨捐献棉衣700余万件、夏装30万套、军用蚊帐8万顶，另捐冬装款400万元。

图20.1953年徐悲鸿赠送的白雄鸡图。

图21.徐悲鸿先生题赠的大字。

图22. 徐悲鸿在病榻中为人类博物馆题写的牌匾。

钟灵中学成为当地抗日宣传的重要基地，不仅是南洋出抗日英雄最多的中学之一，还是南洋回国投军和服务抗战人数最多的中学之一。学校华侨学生中不少人后来加入共产党，或成为抗日骨干分子。有些学生被英国殖民当局盯上，英国殖民当局派人进校抓捕，父亲都据理力争全力保护。有些学生被捕，他不但亲自与警方交涉放人，还利用声望发动华侨营救被捕学生，不少抗日进步学生因此得到保护。凡此种种，父亲被国民党视为异已。另外由于南洋侨界领袖陈嘉庚先生与国民党彻底决裂，其时国民党派大员吴铁城去南洋“倒陈”，槟榔屿的国民党开欢迎大会父亲拒不出席，而他还是陈嘉庚创办的学校的学生，被国民党势力把持的钟灵中学董事会于1941年3月解聘林惠祥。当时新马文化界聚会欢送他返回新加坡，徐悲鸿先生在会上发表演说支持他，斥责国民党的卑劣手段。

失业后一家人回到新加坡后，父亲开始还能“卖文为生”。他在新加坡《星洲半月刊》上陆续发表一系列的研究论文，如《马来人与中国东南方人同源说》《南洋高架屋起源略考》《南洋人种总说》《马来半岛的马来人》《马来半岛的最古土著赛芒人》《马来半岛的怪民族沙盖人》《苏门答腊阿齐人》《苏门答腊答搭人》《苏门答腊民南加堡人》《马来谚语》《古代的新加坡》《菲律宾石器发现记》等。这些研究为日后的南洋民族志专题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发表论文收入毕竟有限，1941年，前妻终因贫病交加去世。1942年新加坡沦陷后，家庭生活陷入极端困境中。

1942年日本人进攻新加坡时，为了躲避轰炸，靠亲友在政府设立的几个避难所之间不停地转移这些沉重的文物、图书，最后有人不干了，怒斥道：“到底是命重要还是文物重要？”父亲说：“文物比命还重要。”众人不予理睬，数度一哄而散。曾有个欧洲学者想趁机收购这些文物，自然遭到父亲的断然拒绝。日寇攻入新加坡后，进行所谓“全城大甄别”，发现可疑的人立刻关押、枪杀。当日本宪兵来家搜查时，打开了几箱文物，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而父亲不动声色地坐于一箱装满武器的箱子上（其中有多件日本武士刀），幸而没有继续查下去而躲过一劫。

当时，日本占领当局急需大批懂中、日、英语人才。日据军政部一调查室（实际上是特务组织）的一个日本民族学家慕名邀请他去工作；有个日本人办了个大农场，许予高薪要他去相助；日本人办 “兴亚学院” 的日本教官特地上门拜访，盛情邀请他到该学院任教。父亲均不为所动。父亲的这些举动自然引起日本占领当局的怀疑，曾派了两个华人便衣上门向他厉声质问为何不出来为当局做事。为了躲避日本人的纠缠，在城内东躲西藏后，一家人最终迁到一个叫“后港”的乡下。

此后，一家人的生活全靠父亲在那里搭寮垦荒务农，栽种粮食、蔬菜，甚至修理小物品摆地摊出售。在南国的烈日下，父亲努力耕作，赤裸上身，下着短裤，从早到晚总是汗流浃背，手上常常是血泡压血泡。但这些对父亲来说不算什么，真正的磨难是精神上的。一旦有陌生人过访，父亲就很紧张，怀疑是日本特高课的人。后港海边有一桥，桥下漩涡翻卷，深不可测，父亲曾对母亲说，如果日寇不战败投降，“终有一天我会从这里跳下去”，对日寇，他抱定以死抗争的决心。父亲1938年曾写过一首诗：

重阳日延谦先生芷园雅集感赋

佳节重阳客里过，归途何处奈风波。

情牵老菊家园瘁，目断哀鸿故国多。

填海未穷精卫石，回天伫看鲁阳戈。

飘零幸预群贤末，暂扫牢愁且放歌。

多年后，父亲加注：“时厦门沦陷，予方逃亡南洋，故触处生悲，不知涕之何从也。徐悲鸿先生见之，赞“填海”一联为警句，为作大字。后经日寇时期，犹幸保存勿失。”

此诗是父亲飘泊南洋时期心境的写照。诗中“延谦先生”即新加坡著名的华侨实业家陈延谦先生，代理过南侨总会主席，曾被陈嘉庚先生聘为厦门大学校董。

图23.林惠祥在新加坡乡下开荒种地。

图24.徐悲鸿先生题写的林惠祥诗句。

抗战胜利后，林惠祥参加陈嘉庚主持的有关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活动资料的整理、编辑工作，协助整理出版刊物，并参加陈嘉庚所著《南侨回忆录》《大战与南侨》 等书的编辑出版工作，为这两本书文字润色整理。

在等待厦门大学“回续教职”的正式来函期间，父亲又编译完成了《苏门答腊民族志》《婆罗洲民族志》《菲律宾民族志》三本大书。作为厦大校主，陈嘉庚先生对父亲要回厦大任教非常高兴，立即给父亲一千大洋做路费，还将自己的两套西装赠送父亲。1946年8月，陈嘉庚将他1943年写的“避难爪哇时述志诗一首”及《南侨回忆录》中的一句话：“对于轻金钱 重义务 诚信果毅 嫉恶好善 爱乡爱国诸点 尤所服膺向往 而自愧未能达其万一 深愿与国人共勉之也。”用钢笔书赠父亲，薄薄四张普通稿纸集中体现了嘉庚先生嫉恶如仇、大公无私、爱国爱乡的“嘉庚精神”。陈嘉庚先生手迹父亲一直珍藏在身边。厦门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逮捕父亲时，幸亏父亲事先把它包在一本专著的厚封皮中，母亲将书藏起才得以保存下来。

图25.陈嘉庚先生用钢笔书赠林惠祥的字（共4张稿纸）。

1947年秋，父亲与陈嘉庚先生告别，同时推辞了新加坡莱佛士博物馆及当地几个企业家的聘用，带回离开厦门时及南洋考古得到的所有20多箱文物，全家人的行李仅五小箱，国外带回的“洋货”只有一台手摇缝纫机和一小罐咖啡。

回国后，父亲继续在厦大任教。由于父亲当过陈嘉庚先生的秘书（陈嘉庚先生是国民党反动派通缉的人），而且回国后父亲公开反对国民党的“戡乱”，支持进步学生的活动，在他举办的文物展览中有部分是地下进步刊物、书籍，因而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警告。厦门解放前夕（1949年10月15日），父亲被国民党厦门警备司令部以“共匪嫌疑犯”罪名逮捕，直到两天后厦门解放才从监狱回家。

出狱后父亲急切做出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厦门大学军事代表呈送《厦门大学应设立“人类学系”“人类学研究所”及“人类博物馆”建议书》（1949年 11 月)，并“恳转呈教育部”。

创办博物馆只是林惠祥为发展人类学计划的第一步，他在一份建议书中曾提到，将来待条件成熟，可以在博物馆基础上再办人类学研究所、人类学系，建立起系、所、馆的完整体系。

图26.1953年林惠祥被厦大王亚南校长任命为厦大人类博物馆馆长。

图27.林惠祥在博物馆的办公室（背后是徐悲鸿先生题赠的大字）。

图28.徐悲鸿先生题写的大字。

1958年2月13日凌晨，父亲刚完成论文《有段石锛》的英文摘要，不幸突发脑溢血离开人世。在31年的学术研究生涯中（从1927年发表第一篇论文算起），林惠祥为后人留下了18部专著和70多篇论文，可以说是创造了学术奇迹。他的这些论著，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类学知识的宝库，为我国人类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8年3月14日，厦门大学在风雨操场举行《林惠祥同志追悼大会》，校党委追認其为中共正式党員。中侨委，中共省委第一书记、福建省長叶飞上将、福建政协、中共厦门市委、市侨委及王亚南校長等团体或个人，在遺象前献花圈。会上还宣读了文化部副部長郑振铎、考古研究所所長尹达、夏鼐、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管理局王治秋、故宮博物院院長吴仲超、陆維特副校長等的唁电和唁信。会后林惠祥的骨灰在五老山安葬。

　　1984年，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厦门大学在人类博物馆的基础上，设立人类学系（后经过调整，现为社会人类学系）和人类学研究所。人类博物馆经过文革浩劫后于2006年5月重新开馆，只是展品与文革前比较少了许多。在学校领导重视、各部门积极配合下，几次精心设计、合理布展，近几年更是以崭新的面貌向全社会开放，目前设有5间展厅，其中3间为基本陈列展厅、1间为临时陈列展厅、1间为碑廊，“鸿蒙初辟一史前文明”展厅和“匠心凝聚一审美艺术”展厅位于展馆一楼，“向死而生—精神信仰”、“馆史溯源”、临时展厅位于展馆二楼，“泉州宗教石刻”碑廊位于一楼庭院。此外，博物馆还设有多媒体会议室、科教室、文物修复实验室等，供师生教学科研使用。

据国家文物局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结果，厦大人类博物馆8000余件文物被认定了5000余件，其中400余件属国家一、二、三级文物，涉及旧、新石器时代、商周、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的文物及民族风俗文物，还有从猿到人进化的模型和宗教石刻等等，位列全国高校前茅，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认定的著名博物馆。

图29.人类博物馆的几件馆藏文物。

　　很遗憾我文物方面的知识为零，这里随意拍几件博物馆里的藏品，并非馆藏文物的代表（图25）。但我清楚的知道，厦大人类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并不一定是那些价值百、千万的古玩珠宝、名人字画，而是与台湾有关的文物。据曾任馆长的邓晓华教授说，厦大人类博物馆是大陆珍藏台湾文物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内容最权威，品质最完好的博物馆，分史前文物和民族文物两大类，基本上都是林惠祥于1929年和1935年从台湾采集来的。台湾专家学者参观了厦大人类博物馆这些文物后十分惊讶，连称“出人意料”。现台湾“中研院”文史馆展出的台湾史前文物，还特别标注是当年“中研院”研究员林惠祥收集的。 这里仅列举两件这类“出人意料”的文物： 1.林惠祥1950年在厦门购得一件国家一级的文物：手卷式 “清初彩绘台湾地图”（目前没有展出），地图的尺寸、地形和现在的军用地图相差无几，山水画风格，是当时的清朝政府绘制，它充分证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 2.原住民泰雅人头领在重要仪式性场合穿着的盛装—彩色贝珠衣，所辍的贝壳珠达6万多颗,每个贝珠由贝壳敲碎、打磨、抛光、穿孔成串再缝制于布，工艺复杂，特别具有台湾高山族服饰特色。流传在大陆的贝珠衣有几十件，绝大多数是当年林惠祥两次冒着生命危险到台湾收集的，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根据教学和研究的需要通过“教育部”进行分配到各校（如复旦大学等），中央民族大学就收藏有17件。 

图30. 台湾高山族贝珠衣。

而我心里认定的宝物是那几块很不起眼的石头，在父亲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曾经把它们放在案头，时而拿在手上细看时而陷入沉思，还为其中一个装了木柄，它们名叫有段石锛（图27），是父亲在台湾圆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在他最后的论文中，它证明早在远古时代，台湾和大陆便有着密不可分的同源关系，而且台湾的根就在大陆。

图31.1935年林恵祥采集于台湾圆山的有段石锛。

　　2011年7月16日的《鹭风报》为纪念林惠祥诞辰110周年以《厦大鸿儒 学术先驱》为题在《人物》专栏中作专题介绍： “他是厦门大学建校以来最早的文科毕业生。他于1926 年获得文科学士，毕业证号为厦大第一号。他名列厦门大学“三林”之一(其他两位是林文庆和林语堂），还是“三林”中与厦门大学结缘最久的。他一生不足58年的岁月，有25年时光在厦门大学度过。他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先驱，是中国人类学南派的奠基人。他是中国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台湾高山族的第一人,也是中国南洋民族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他是蔡元培先生最为器重的中国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先驱之一，是蔡先生发展中国民族学研究的理想人选,1930年被蔡先生擢升为中央研究院专任研究员。他一生与蔡元培保持着密切的交往。他是厦门大学建校以来以普通教授身份捐献最多的人，他所捐献的珍贵文物、标本和字画价值难以估量。他甚至还将自己辛苦用稿费修建的惟一一栋两层楼房都捐献给了厦门大学。他是以一人之力兴建专业博物馆的中国高校第一人，更是中国第一所专业人类学博物馆-—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的创办人。他就是林惠祥先生。” 

　　原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教授在《林惠祥诞辰110周年记念会》上的讲话，为林惠祥的生平作了最好的概括和总结： “林惠祥先生是中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博物馆学家和考古学家，也是厦大培养的杰出人才代表。他一生献身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不仅为学术界留下了18部学术专著和大量的学术论文，而且还培养了众多的人才。他仰慕校主陈嘉庚先生倾资办学的精神，倾资办馆，将个人含辛茹苦采集、收藏的大量珍贵文物、标本和图书字画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为创建新中国第一家专业的人类学博物馆—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是真正做到了大公无私、以校为家的人，为厦门大学人类学学科的建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作为一位著名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林惠祥先生留给我们的不仅是高山仰止的学术成就，还有他熠熠生辉的高尚人格。”

图32.父亲林惠祥。

落日的余晖透过高大的马尾松、棕榈树叶子在博学楼—人类博物馆花岗岩白墙上投下许多斑驳的的金色光点，在我眼前幻化成陈嘉庚先生铿锵有力的那段话的每一个字，这是最原汁原味的“嘉庚精神”。我想，父亲林惠祥不正是以校主陈嘉庚先生倾家兴学为榜样，在短短的人生中追随其后，努力成为他所“服膺向往”的人吗？

1.宋毅、谢兆雄主编，《化学化工学院院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21年。

2.章慧、叶频青等主编，《厦大故事》，厦门大学出版社，2022年。

3.林华水、吴亦纯等，《理念与情怀》，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年。

4.庄景辉，《厦门大学嘉庚建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

5.汪毅夫、郭志超主编，《记念林惠祥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

6. 蒋炳钊、吴春明主编，《林惠祥文集（上）》，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