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二十年前的今天，正是2003年大年初一（2月1日），按惯例我给秦川打去电话拜年。不料从电话那一端传来了秦川儿子的低沉声音，悲痛地说他父亲已在三天前（1月29日）病故。惊闻噩耗，我呆如木鸡般地拿着话筒，说不出一句话来。悲伤之余，我连写两首题为《马年岁末，惊闻秦老逝世，诗以悼之》的小诗：</h1><h1> 一 </h1><h1> 电话声咽诉噩耗，马年岁末逝秦老。</h1><h1> 一代诤臣飘然去，谁继遗愿主公道？ </h1><h1> 二</h1><h1> 天降暴雪折青松，鞍马劳顿坠英雄。</h1><h1> 忧党忧国满腹言，忌贪忌恶两袖风。</h1><h1> 纵论形势音犹在，指点时局意未穷。</h1><h1> 十载关爱情何重，叹我无以报秦公。</h1> <h1> 秦川曾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董事长，其时我正任职于该公司总经理。他与我既有上下级的工作关系，后来又结下了忘年交的深厚友谊。</h1><h1> 从百度上查阅秦川生平说：</h1><h1> ……1973年后，任北京工业大学党委书记。</h1><h1> 1977年11月至1982年3月，任《人民日报》核心小组副组长、副总编辑。</h1><h1> 1982年4月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h1><h1> 1983年11月至1985年12月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曾任国际文化出版公司董事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三届副主席。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曾任全国记协第一副主席。</h1> <h1>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单就其名字来说，就是一个十分诱人的“钓饵”，更何况这个名字是由原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亲笔题写的，堪称一块金灿灿、响当当的金字招牌。再则这家公司居然有一个由雷洁琼、费孝通等国家领导人为顾问、秦川为董事长的声势显赫的董事会，董事会二十余位副董事长全是人所仰慕的各界精英。</h1><h1> 在前任的眼里，这种名誉性的董事会好像似有若无，似乎是挂在门口借以炫耀的大红灯笼而已，因此一直被束之高阁，从未有效地发挥作用。然而当我接过董事会的联络图后却是如获至宝，试想人的一生中能有幸碰上其中几个名人？而如今却群贤毕至，每当召开董事会时，至少半数以上顾问、董事都会如邀前来。每次在会上听了我的工作总结后，与会者总会认真地提出表彰、批评或建议，这么多见多识广的硕彦名儒，成了我也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的好参谋。而在会见海外来访的各界外宾时，请来自不同领域的董事出场，更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h1> <h1> 一位朋友在与我谈起人生感悟时说：一个人的幸运是遇对了三个人——好老师、好伴侣、好领导。回味这深含哲理的总结，感到精辟到位。是啊！在求知成长年岁需要好老师，那是培育幼苗的沃土；在结婚成家之后需要好伴侣，那是抚慰心灵的港湾；在创业拼搏时期需要好领导，那是提供庇荫的大树。其实在人生旅途中，这三个人并不是机缘巧合，能够得以萍水相逢者，更多的是上帝的赐予。</h1><h1> 在我从科技到出版的职业生涯中，幸运地遇到两位从天而降的好领导——秦川和原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达。解放前他们一在西北战斗，一在东北征战，各自都有一段不平凡的光荣革命史。解放后又都身负重任，一在宣传部门，一在教育战线，也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业绩和口碑。而在大是大非尤其在错误倾向面前所表现出来的正气、骨气、胆识和勇气，使他们成为我终生敬畏和仰慕的楷模。还有一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生活小事：两位大干部在乘车外出时，总是坐在前排司机的右边，而不是一个人坐在宽敞的后排。生活细节看人品，足见他们那种人无贵贱、平等待人的作风。遗憾的是两位贵人都是我的影子领导，并非实际上司。</h1> <h1> 初见秦川，彪形大汉，觉得真有气吞“八百里秦川”的那种气概。然而秦川不是“秦川”人，但从“秦川”来，他是从延安走出来的新闻界前辈。秦川其实是贵州赤水人，对茅台酒的故乡充满深情。</h1><h1> 当董事长第一次出现在总经理面前时，仿佛看到我对眼前一幢“烂尾楼”心事重重，却并没有说什么激励士气的豪言壮语，而是讲了一段历史：小谢啊，我们公司成立时间虽然不长，但领导频换，业务不振。现在你担任了公司总经理，年富力壮，希望你能够开创一个新局面。这家出版社非同一般，可以说来历不凡。改革开放以后，党中央考虑到对外宣传的需要，决定成立两家机构，一是《人民日报（海外版）》，二就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而且由彭真委员长亲笔为公司题名。</h1><h1> 看似蜻蜓点水的一段话，却是画龙点睛，顿时令我感到肩上的担子既沉重又光荣，也使我攻坚克难的勇气和信心倍增。在我的人生经历中，见到过几个口若悬河、巧舌如簧的演说家，可以使任何一个听众在瞬间就热血沸腾，而那不是秦川。尽管长期从事宣传工作，秦川却是一位惜“言”如金、不善夸夸其谈的人。但语简意赅，说一句是一句，语气坚定，含义深刻，值得你好好咀嚼回味老半天。</h1> <h1> 在以后多年的频繁联系和接触中，我进一步感受到秦川的风格作风。对此我的总结是：小事大甩手，大事不含糊；无事不登门，有事必提前。他从不过问公司日常事务，一般情况下也几乎不来公司，但每当公司召开董事会以及有关重要活动，作为董事长的他一定提前到场，以便与我商谈和准备。</h1><h1>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的来访外宾即使称不上车马盈门，却也是三天两头不断。对于一般性的来访我尽量不烦秦川，而一些重要宾客光临或重要活动，则非得请董事长大驾莅临了。虽然秦川在这些场合下往往并非主角，主陪总是由公司总顾问程思远、黄华、邓力群等国家领导人担任，秦川不得不屈就其次，但他从不计较排位高低。</h1> <h1> 回想在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任职期间，我如同一个驾技蹩脚的司机，驾驶着一辆大客车，在没有道路的旷野上疾驰。而坐在我右边的一个教练，时刻注视着我一举一动的就是秦川。犹记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波发生前后，他几乎每夜与我通话，分析形势，交换看法，也因此使我比较稳重地把握方向盘，坚决阻止了部分员工的激进要求。在中港合资的星光公司解体前夕，合资的港方企图窃取我方拥有的《星光月刊》刊号，另起炉灶由港方在京城内自行办刊。他们通过国务院新闻办及出版署某些上层领导向我施压，公然扬言要把我撤职。在风雨满楼的关键时刻，身兼合资公司董事长的秦川挺身而出，严辞驳斥港方违反新闻法的无理要求，表示坚决不同意将国内刊号送交外方。港方以为有靠山而有恃无恐，甚至直接打电话给秦川要求其退位，而历经风雨、正气凛然的秦川毫不退让，最终使对方企图未能得逞。</h1><h1> 每当公司面临重大抉择时，我经常通过电话向秦川汇报讨教，时而也到他木樨地22号楼的寓所畅谈一番，他总是用简短的三言两语为我拨云见日。在他家客厅的墙上，曾挂有一幅由朋友送他的对联，联云：“茶为临泉试，松宜带雪看。”有人评价说：这副对联，宛若房主人的性格。</h1><h1> 尽管身为高级干部且是我领导，何况还有年龄的差距，然而他与我的交流毫无代沟和隔阂。每当我请秦川吃饭谈事时，他常会带来他的挚友、两位人所共知的名人：一位是原福建省委书记、中顾委委员项南，另一位是原中组部副部长李某，我把他们戏称为“三剑客”。三位老朋友一坐下就侃侃而谈，他们知识渊博，谈吐幽默，话题从古到今，包罗万象。特别是项南，一开口就妙语连珠，常常引得我捧腹大笑，与他们相聚真是一种享受。</h1> <h1> 在我接任后近三年中，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已经走出困境，实现了“四个突破和四个转化”。喜见新貌的秦川，在1992年3月的公司董事会听了我的工作报告后，高兴地说了几句话：一赞同和批准工作报告；二“国际文化”成立后的七年中，走的就是改革之路；三董事会的组织方式是好的，对的；四在“国际文化”成立十周年之前，应该给党中央写个报告。</h1><h1> 有负秦川期望的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在成立十周年前，并未给党中央写汇报，但却举行了一场盛况空前的庆典，前来参加的嘉宾如云，档次之高为出版界所罕见，正如当年曾在上海开明书店从业过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发行部主任王久安所说：“老谢，你们这种场面和档次，只有当年的开明书店才出现过啊！”《人民日报》（国内版、海外版）、《光明日报》、《中国日报》、《新闻出版报》等中央大报以及《北京日报》、《解放日报》等省市报纸，都对庆典活动做了报道，新华社则向海内外媒体发了通稿。</h1><h1> 但真正令秦川没有想到的是，庆典的大幕刚刚落下，欢腾的余热还没有完全褪去，我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做出了提前退休的决定。没想到在我退休之后，董事会再度被废弃，董事长秦川也就“赋闲”了，而即使还挂着董事长的虚名，倘若没有一个志同道合的总经理，也就很难有作为了。</h1> <h1> 我与秦川的联系在此后不但没有中断，反而在轻松悠闲的心境下往来更加频繁。2000年我的第一套文学作品处女作《江南佳话》付梓，秦川应我邀请参加了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在认真阅读新书后他对我说：“小谢，这五本书中，那本《古越醉话》写的最好，可见你对家乡感情很深啊！”老作家、《解放日报》文艺部主任阿章嘱我提供一篇书评，但要求作者是名人，于是我想到秦川。秦川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为《解放日报》写了一篇《吴越文化的一股新风——读《江南佳话》》。</h1><h1> 秦川对于没有什么意义的公关社交很是反感，有时碍于情面只好勉强参加。记得一次我邀秦川同去参加在北京西郊举办的一个活动，但作为贵宾的他感到活动了无新意，不值得捧场，就走下主席台，走到我面前对我说：“小谢，没意思，我们走吧！”秦川就是这么一位观点立场十分鲜明的老革命。我们走出会场，秦川在停车场寻找专车，却不见车与司机踪影。在等待片刻后，他挥挥手说：“小谢，不等他了，我们打出租车走吧。”对于秦川来说，有车没车都挡不了他的行动。</h1><h1> 再一次，应绍兴市文化旅游公司请求，我邀请了秦川和吴冠中夫妇参加当地的祭禹大典，并电话约定各自乘车于赴绍那天在首都机场碰面。秦川听错了时间没有按时来到，不过我想大概还是与他不想参加这类应酬活动有关，只是对于我的诚邀不好推脱罢了。</h1> <h1> 在与秦川相处期间，从未听他对过去的光荣历史提过片言只语，实际上，他在文革之后，坚定地站在正确路线一边，以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的职权，在平反冤假错案中起了很大的作用。</h1><h1> 在1977年10月7日粉碎“四人帮”一周年时，人民日报发表一整版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纠正过来》，一文震动举国，揭开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序幕。报社在一个月内收到了一万多件群众来信。秦川带领读者来信部和国内政治部的同事，日夜加班处理这些来信，编出内参《情况汇编》报送中央。</h1><h1> 在总书记亲自指示下，人民日报以“本报评论员”的署名，继而在头版头条用通栏标题刊出第二篇文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还在第二版同时发表《不能无动于衷》、《首先要清理组织人事部门》等五封读者来信，直接挑明了落实干部政策的障碍，首先是“有些主管组织工作的同志和有些组织部门”。文章受到多方的责难和质问，人民日报对此都拒绝作出解释。最终这些螳臂挡车的挑战，都成了一片秋风落叶。</h1><h1> 正因为秦川的坚持真理，特别在为陶铸、陆定一、刘少奇等人恢复名誉的斗争中做出积极贡献，并且保护了一些被错误批判挨整的知识分子，从而使他得到一个“秦大侠”的雅号。</h1> <h1> 秦川逝世之后，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我随老岳父赵进同车前往。曾在延安度过革命岁月、解放后在中宣部工作的岳父，与秦川是相识已久的老朋友。礼堂内挤满了前来送别秦川的各界人士，其中有几位是与我曾有一两面之交的著名学者。</h1><h1> 在低回的哀乐声中，我随着瞻仰遗容的队伍走到秦川面前，向在党旗覆盖下的老董事长脱帽鞠躬致敬，喃喃自语：秦老，请您一路走好！</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