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涩年华（二）

HSF

　　上山下乡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产物。现在的年轻人多半不知道此事，但对于我们过来人而言，这四个字则是刻骨铭心。

按当时的政策规定，上山下乡是指年满十八周岁的城镇初、高中毕业生，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些学生称为知道青年，简称为知青。四十多年前我作为知青，曾投身于上山下乡的大潮。虽然那段历史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但当时的有些情景却不时地还会在脑海中回放，那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那蝉鸣、蛙叫、鸡啼、犬吠，还有那一个个人、一件件事……

　　1975年7月，我插队回到老家刘公庙新屋村。父母弟弟一起把我送到乡下，安置在祖屋中居住。到的当天，妈妈与生产队长等同宗族的亲戚商量好了一些具体的生活细节，第二天趁我出早工时他们就都悄悄地离开了，当我收工从田间急匆匆回到祖屋时，一见那空荡荡的屋子，立即泪如泉涌。父母他们不辞而别也正是担心大家都难过落泪。妈妈心细，怕我小小年纪又孤单一人，刚开始生活会有困难，已经安排好吃饭暂时先寄在一家人口少且经济条件相对稍好的宗亲家，住宿则是在祖屋，但请生产队长家的两个女儿来陪伴。过渡不到一个月我就自己一人吃住了，不久又来了个知青与我一起住，其父曾经是公社书记，与生产队长有点交情，所以就把女儿也插队到新屋村来了。早一年前村里还来了四个上海知青，两男两女。

老家的祖屋颇大，分前后厅，各有一个天井，这是过去设计时釆光的需求，房间里则是没有窗户的，可能与农村的生活习惯有关，认为白天的活动都在前后厅，所以厅要亮堂，而房间只是晩上睡觉用的，反正会点灯，所以没光线也无所谓。前厅是吃饭和睡觉的地方，后厅是厨房加牛栏和猪圈，鸡笼在前厅的一侧，对了，还有楼上，得爬竖着的活动梯子上去，上面用来存放各种粮食和杂物，公公在世时鸽子也养在楼上。现在真难以想象人畜不分的居住方式怎能接受！当时我还不理解，拥有这样的“房产”，怎么还是贫农成份？父亲解释道：一是这房子是婆婆的前夫留下的，婆婆的前夫是被当地一个恶霸打死了，然后公公才入赘来的，；二是伯父在解放前昔参加过剿匪，并立了功，政府授予了功臣之家的牌匾；三是父亲在土改时参加的革命，当时跟在区长身边当通讯员。看来划成份时公公是沾了两个儿子的光，不过按土地算也的确应该是贫农，公公除种点自家的薄地外还给别人打工养家糊口。

我下乡时正是农忙双抢季节，所以赶上最辛苦的时候，用披星戴月来形容当时的劳动强度一点都不夸张。为了提高劳动效率，队里开始实行承包制，即规定每个劳动力一天要收割多少亩稻子，要栽种多少亩秧苗。这种农活对农民来说是不在话下，但对于我则显然力不能及。记得第一次接受任务时，看着眼前金灿灿的稻穗在随风摇曳，写作文时描写丰收景象的那种喜悦心情一点都没有了，只是犯愁：这咋办呢，肯定当日割不完。好在乡亲们完成了自己的仼务之后就会来帮忙，这才不至于让自己望“稻”兴叹。

后来多次承包任务都是靠乡亲们帮忙才能完成。从那时起，我就深切地感受到了农民的淳朴厚道，也正是从那时起，我对农民就有了一种特殊的感情，以至于后来在大学和研究生期间，很自然地会更关心和帮助来自农村的同学，当老师时也很自然地会更关心和照顾来自农村的学生。

 

那时农村实行的劳动报酬分配方式是“工分制”，就是将全村男女老少按体质和能力分成不同档次，男的壮劳力每日满勤是十分，女的壮劳力每日满勤是七分，其余的根据年龄体能情况往下减。每年谁该在哪个档次，由群众集体评议。政策规定：知青无论体能如何都按壮劳力算，所以尽管我明显不夠格，但也是拿七分。

下乡期间有一件事特别让我记忆深刻。一天深夜，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来人是生产队会计，他因妻子牙疼得厉害，无药止痛，知道我会点针灸，所以病急乱投医来了。一听有病例，我还真想检验一下自己的“医术”，但一想到自己试针时出现过失误：针扎进穴位感觉不是酸胀，而是疼痛，针拔出来时还会出血，又不免犯起怵来。再说针灸的原理通常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治牙疼的穴位就在脸颊上，我虽然在自己的手足上扎过针但还没在脸上扎过，真是提心吊胆，不敢贸然下手。怎么办？一边是痛苦的表情，一边是信任的目光，最终，在他俩的请求和鼓励下，我就下决心试试。反复认准下关穴位后扎针下去，奇迹居然发生了，患者说随着酸胀感后疼痛明显减轻。 从此，我的“医术”在村子里得到认可。乡亲们若有点腿疼胳膊痛就会来找我扎下针。只可惜我回城工作后，就半途而废将这点医术丢弃了。

想当时，要不是有人信任和鼓励，我哪敢在没有太大把握的情况下往别人脸上扎针。由此我体会到：一个人做事的信心和勇气离不开他人的信任和鼓励，这点对年轻人尤为重要。也正是有感于此，在我走上领导岗位后，我一直都是以信任的态度、鼓励的方式来指导身边年轻人的工作，以增强他们的自信，激发他们的潜能，促进他们进步。

农村的劳动很辛苦，尤其双抢时，烈日下挥汗如雨，常常是每天都要湿透几件衣服，那首“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诗词的确是把农民的境况描绘得淋漓尽致，自己亲身体验后深有感触。忙过双抢不久又忙秋收，收晚稻、红薯、花生、芝麻、黄豆等，总之，有干不完的农活。真正能让农民轻闲的是冬季，然而冬季又常常要去修水库。我也参加过修水库，所谓修水库就是把雨季冲刷过可能不夠结实的堤坝重新加固，以备来年蓄水及防讯。要想抵御天灾，不管是洪涝还是干旱，水库工程都是非常重要的。修水库是苦差事，每天挑沙土都把肩膀磨肿了，没干几天我就受不了，只好改去为大家做饭。当时，那四个上海知青除有一位男子还坚持呆在村里外，其他三位因吃不了这般苦早早就借各种理由溜回上海去了，直到许多年后，全面落实知青返城政策时才回来办手续的。

劳动苦，生活也苦。我在亲戚家搭膳不久之后就开始自己做饭吃了。平时也没啥好吃的，以蔬菜为主，能吃上鸡蛋豆腐就是改善生活。为省事，我常吃酱油拌饭，有猪油时再加上点猪油就觉得香喷喷很美味了，真是时代不同味蕾的感觉也完全不同。

所幸这种日子由于一项知青政策的出台而很快就结束了。新的知青政策规定：凡是多子女又无子女参加工作的家庭，允许一个已上山下乡的知青回城待业。这样我便回城了，因此我的知青生涯实际上不到一年。不过时间虽短暂，但这段经历却丰富了我的人生。

在家乡务农期间，我感受到了农村的落后，体会到了农民的艰辛，也产生过“成份的困惑”。记得上学时受到的教育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旧社会，贫下中农都是受剥削者，苦大仇深，而地主富农都是剥削者，罪大恶极。但在村里听来的两个故事则让我困惑了。

一个是生产队长的故事。生产队长是贫农成份。但早年他爷爷却是远近闻名的财主，拥有祖辈留下的许多家产，颇为富裕。可此翁生性豪爽，乐善好施，当时只要谁家有难处去找他，他都会慷慨解囊。加上本人又贪图享乐，到他儿子手上，原有的丰厚财产所剩无几，到孙子辈上，划成份时自然就是贫农了。家道中落对生产队长却是一件好事，贫农成份不仅惠及生产队长本人，而且惠及其子女。在那个讲成份的年代，他的儿子们有的参军，有的招工，有的后来还上大学了。当时我就纳闷了：这样的贫农家庭，何谈苦大仇深？

另一个故事就更有意思。村里有位年迈的老婆婆，平时总是在人前畏畏缩缩，不懂事的小孩甚至会追着叫她坏份子。原来她是成份不好，土改时被划为富农了。这个成份让她一家都抬不起头，儿孙也深受影响。讲起她的成份，乡亲们都唏嘘不已。这位婆婆年轻守寡，当时家境并不好，孤儿寡母无力劳作，只好将一点田地租给别人耕种，自己则领着儿子外出乞讨。凭着精打细算，勤俭持家，她渐渐攒了些钱，并陆续置了些田地，待到解放前期还雇佣了几个长工为她种地，因此按标准就划为富农了。她万万没想到。本想给后代挣下点家产，可辛苦节俭一辈子挣来的竟是一顶让她和儿孙们抬不起头的富农帽子。当时我感到疑惑，就老婆婆的经历，能是罪大恶极？

“讲成份”已成为历史，这段历史演绎了许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也给不少人心中留下了永久的痛。由于成份原因，与我同龄的一些青年曾遭受过不平等待遇，甚至在刚恢复高考时还有人成绩上线了，却因成份不好而与大学无缘，以至人生轨迹因此而改变。

往事历久弥新，抚今追昔别有一番感概。岁月如河，弹指间，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知青时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