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城后的“知青”一进入职场的“第二课”（別相信人事干部）

白纬

　　　这是白纬大学毕业进入职场后的“第二课”：不要轻易相信人事干部的“党性”。

　　　　“笑面虎”与“左瘸”人事干部夫妻——“第二课”

方某，退伍转业军人，业余高中在读。1983年任设计室党支部副书记，分管人事。

他见人都是笑嘻嘻的，不过嘴巴裂开的程度视人而异。

方某妻子常某，1967年夜大学毕业的大专生，为人锋芒毕露，由设计室借到另一公司。

据说方某早想调走，嫌自己在设计室升迁太慢。但是他妻子不同意，声言要解决自己的入党、升工程师后，才让方某走。

　　　常某在几小时内三变脸之快令人开眼

1983年7月，白纬与曾某（解放前大学生、组长）、常某一起去参加某厂房初步设计审查会。

当时局基建处副处长陈某（五八年大学生）尚未到，常某对曾某抱怨起陈某的官僚主义，说他不管技术，大事管不了、小事抓住不放等。

而当陈某到会以后，常某却对他特别恭敬，曾某也陪着小心。

散会后各自离开，回家的路上，常某又开始说陈某的资历不够，为曾某抱不平。

感想：这个女人几个小时内三次变脸，真令人大开眼界。

　　　　蠢笨到极点的夫妻档

1983年调整工资时，方某将妻子常某的毕业年限由1967年改为1966年，于是她的工资就先由58元靠级到60元，再提两级为78元。

设计室的职工知道后，有人告到局里去了。

另外，在申报职称时，设计室职工林某（五八年大学生）自己填表为“大学本科”，方某将林某的原表抽掉，另填为“大学”，以便与同时申报职称的妻子常某（大专）一致。

结果林某也被批下来升为“助理工程师”。林某得知后大吃一惊，因为她已经是助理工程师了。

后来，林某偶然见到自己的申报表，发现不是自己的笔迹，于是她也上告到局里去了。

1983年7月，设计室开大会，室主任桂某为这次工资调整定调说：“这次工调复查比较顺利，升两级的人除了个别以外都没有错。个别错的，我们根据党的方针政策，有错必改嘛。常某是六七年毕业的，根据文件精神只增加一级，过去发的工资已经扣回来了。总而言之，这次工调由于大家的努力，我个人的意见，还是解决得很顺利的。”

众人见方某夫妻并未受到处分，很是不忿，但当场夜无可奈何。

正当大家以为方某夫妻在桂某的包庇下，就这样蒙混过去时，却爆出一个惊天大雷：

1984年1月《解放日报》载文《方副书记的“粗心"》：市医药局建筑设计室党支部副书记方某某，工调中来了一个“粗心”，将妻子大专毕业的时间“一九六七年”填写成“一九六六年”，于是名正言顺地增加了两级工资。

于是1984年1月，局机关党委书记参加设计室领导班子的扩大会议。

在扩大会议上方某检查说，自己有私心，利用职权谋私利，党性不强。

反正是给自己戴了不少帽子。几个副主任都打马虎眼。

而老工程师战某却问道：“方某不要把责任全朝自己身上拉，表格是否你老婆填写的？”

却被局机关党委书记当场制止：不要扯别人的责任！

会后小组讨论时，余某（文革后的大专生）提出：“有群众反映，对方某分管的档案不放心。有人说，早在提职称时，因为六六年以前毕业的先解决，而常某（1967年毕业）却提为助理工程师，已经被人注意了。果然加工资时她又多加。大家都看着的！不要以为设计室的头头就能够一手遮天，我们在局里也认得人的！”

君某（工农兵大学生，工会主席）说：“我听到群众反映常某提助理工程师的问题后，向室主任桂某反映这个情况，桂某却训斥我说：‘她的文凭比你的还要硬些呢！’”

白纬提出几点问题：“党支部书记应该讲清楚到底是哪几个人的责任；现在出了这个大的事情，室里的年终总结总应该重写了吧？我们单位的人事管理现在已经失去了大家的信任，包括党员骨干！局里似乎需要检查一下设计室里的档案里有没有被方某改动、添加的地方。”

项某（业余大学生）说：“方某对自己一伙的人总是包庇：像萧某（业余大学肄业）加工资时实际上是拿多的，因为她已经退学了，还旷工，根本不能算大专生，头头连提也不提，就因为她是方某老婆的徒弟！别人读书考试成绩不好，头头就大会小会乱讲！”

辛某（文革前中专生）说：“现在有人还想包庇方某，这实际上是害了他。当初他要是好好检查，恐怕就不一定上报纸了。连党员都认为那次已经被方某蒙混过关了，想不到风云突变，党报都登出来了。”

室主任桂某在会后发狠道：“后来解放日报记者又来调查，说有人告室里包庇方某，准备再写报道。我就对着记者拍桌子说：‘你没有调查清楚就乱讲！你如果登解放日报，我就登人民日报去！’后来报纸就没有再登，主要是由于方某已经退钱了。”

1984年1月，方某在设计室领导班子会议上再做检查。

局机关党委书记作总结说：“方某光给自己戴帽子不行，还不如不检查！人事部门是要害部门，干部一定要大公无私，不能以权谋私，若有必要就排除出去！你们单位发生的这种事在全上海是唯一的！原先方某在领导班子中的检查还是流水账。有人说，方某刚提拔，新班子刚成立，他就做出这种事，造成设计室的思想混乱！方某是以‘威’取‘信’，而不是以‘信’取‘威’。虽说犯错误难免，但是也要看错误的性质。比如贪污、盗窃、存心不良，怎么能原谅？”

室主任桂某在会上承认自己对这件事没有抓到底，没有叫方某在全室大会上作检查。

会后小组传达领导班子会议上的精神时，白纬说：“若常某没有同学在这里，这件事就这么混过去了？方某的事情可以说已经过去了，现在应该讲后面的事情。看他是否改正，要看室里为今后准备的措施，以后是接受还是躲避群众的监督。”

大家都私下说：“不知道方某朝大家的档案中塞了什么？工资调整的时候，副主任闵某去政校读书，工会主席君某是工调小组的，却故意把他借到局里去，就剩他们几个头头把持一切，这是怎么回事？是这里推荐的还是上面点名的？我们觉得完全是有预谋的！老桂头借各种名义压服大家。方某还要让副主任胡某帮他去给常某弄调干生的证明！市里抓经济犯罪时，局建筑公司开头炮！整党又是我们设计室开头炮！太难看了，因此估计局里也想保方某，但是被捅到党报去了，实在保不住了。”

1984年2月，局机关党委书记薛某与副书记李某（桂某战友）主持方某的检查。

薛某总结说，现在任务重，要团结，要采取同志式的态度，与人为善。等等。他还强调说，对方某如何处理是党内的事情！

会后大家讨论时，都认为上面要保下方某了。因为一说到“党内”，老百姓就没有发言权了。

主任桂某会后对金某（工农兵大学生，党员）发狠说：“想搞我，别想！就是想搞倒小方，也不容易！”

感想：没有书记兼主任桂某对方某的信任与重用，方某是不可能做出如此荒唐的动作的。

　 损人不利己的行为

1984年4月，辛某（文革前中专生）说：“我从福建调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助理工程师，按级别补上地区差别后，工资应该是59.5元。但是方某只给我58.5元！我刚回到上海只是高兴，而且设计室还没有新大学生，无法比较。后来，我看见七七级熊某的工资是59.5元，就去找头头，头头不肯改；我又去市劳动局、局干部处，他们都说应该按级别加工资。但是设计室头头就是不改。我甚至对他们说：‘你们这样扣我一元，真是太黑良心了！’”

方某与设计室副主任闵某是同时入伍、入党的，两人都搞过部队的基建。但是闵某被作为“调干生”进了大学，方某现在还在读业余高中，因此方某的怨气大得很。

这次加工资，方某硬卡下闵某的两元（按政策属于可上可下），气得闵某与方某大吵了一顿。

感想：方某仗着桂某的重用，老是干这种损人不利己的“骚操作”，确实有点忘乎所以了，不懂得最起码的收敛。

以权谋私

1983年6月，金某说：“设计室曾经把曾某、向某、秦某、战某、宠某这五个文革前大学生，原先都是全民编制的，加上胡某这个文革前大专肄业生、副主任，还有常某这个方某的妻子、业余大学生，一起报到局里去，要求由集体编制转为全民编制。局里要求把他们七个人按原先是全民编制的，和一直就是集体编制的，分开报上来，方某当着大家的面说得好听，实际上干脆只把胡某、常某报上去，结果大家都没有转成。曾某他们五个人事后得知这个情况，都气坏了！”

白纬说：“方某干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有什么意思？他们大概总以为自己就能够一手遮天了！”

1983年12月，金某说：“设计室有几个人要求升工程师的报告送到局里去，其他人都有缺点，唯有方某的老婆常某没有任何缺点。干部处准备批准，正好基建处长碰到干部处的人，看到那份报告，说了一句：像常某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升工程师？于是她就被拦掉了。”

白纬说：“这样看来，局里基建处还是有明白人的。我今年7月份，有一次跟曾工、常某一起去参加一个工程的初步设计审查会，局基建处副处长陈某没有到会以前，常某对着曾工抱怨起陈某的官僚主义来，说：‘陈某不管技术，他就是大事管不了、小事抓住不放。’等陈某到会以后，常某却对他特别恭敬。散会后各自离开，回家的路上，常某又开始说陈某资历不够，为曾工抱不平。这个女人几个小时里面三次变脸，真令我大开眼界了！”

金某说：“方某夫妻都是这样的人，变色龙！还有方某曾经分过一次房子，他让给自己的弟弟去结婚，因此他还算是困难户，这次分房又要求参加！”

白纬说：“这太正常了！否则他当干部图什么？就算他想当雷锋，他老婆也不会同意的！”

1984年7月，金某说：“我们这些‘工农兵’，以前一起报上去要升助理工程师。桂主任、方某等经常对我们说：‘我们为了你们升职称，多次跑到局里去说情。’后来我们去局里打听，工作人员说：你们几乎每个人的报告都写着‘此人无工作能力’，这叫局里怎么批准？我们听了都气坏了！回来找到方某，要求看自己的申报表，但是方某却说：‘那些作废的申请表已经拿回来，销毁掉了。’对他这种无赖行为，我们都气得无话可说了！”

白纬说：“那是因为你们在这里呆了十来年，有能量，局里有认识的人，可以打听到消息。像我们这样的‘外来户’，只好任人宰割了！不过，我真的想不通我们单位的头头这样到处去贬低自己单位的职工，而且还是不可能威胁到他们地位的人，图的是什么？方某压制你们，算是不让你们压过他老婆，还说得过去。你们不管升到什么位置，就算马上都升到工程师，也威胁不到老桂头的地位。我能够想到的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们妒忌了！”

感想：桂某与方某总是非常愚蠢地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天衣无缝。他们难道没有想到，经历过文革这么大的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政治运动后，大家的眼界早就大开了！想法与行动能力，早已不是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可以想象得到的了！

　　　　　　　“左瘸”言论与举止

1984年8月，副主任方某出事后，他妻子常某跑到设计室来说：“我不是有事情是不愿意再到设计室来的！设计室就这么好？我看看就一包气！人做事还是要正直一点，不要做损人利己、或者损人不利己的事情！以前讲迷信，说要给子孙积阴德。现在讲道德！设计室就是‘阴沟洞里翻恶浪’！有些人还是唯恐天下不乱！人还在、心不死！”

常某还讲了文革中设计室同事的一些情况，把几个人骂得一钱不值。

 

感觉常某讲话时常有些古怪的话，似乎是文革中的政治术语加上海的“流气”话。

 

文革初期，老工程师晋某由于害怕抄家，将家藏的二十两黄金藏在单位里，被同事知道了，方某、常某等将黄金抄走。

文革后，落实政策将黄金还回来，主任桂某、方某等又逼着晋某拿到银行去，只兑换了二千元，而现在每两黄金的收购价就是400元。因此，晋某对桂某、方某等非常愤恨，他退休后，设计室当时没有给排水工程师，想挽留他再工作几年。但是他坚决拒绝，表示坚决不愿意再跟他们共事了！

 

项某（业余大学生）说：“文革后期，常某看见别人买了许多月饼，也要发话，说这是资产阶级作风！自己家里就买了两只月饼四个人分分，算是过节了。她以前看见别人穿裙子、烫头发都要讲话，而现在她自己也穿裙子、烫头发了。她实际上是自家穷，看见别人有钱，就‘熬不得’！”

董某（工农兵大学生）说：“文革时推荐上大学，常某提名习某的原因之一就是，习某在单位食堂吃饭，每次买小菜都不超过一角钱。而我有时买两个贰角以上的菜，被常某看到了，她就说：‘这是有等级的人吃的，我们就吃不起！’”

 

　　　贼心不死的最后小动作

1984年9月，林某（文革前大学生）说：“方某做了一份关于知识分子调查的表格，交给平某去抄写。我看见了，发现自己被写成‘六四年参加工作’，而我实际上是五七年参加工作的，六一年被精简退职，六四年重新参加工作。而设计室里其他工作时间间断的人，却又都按毕业分配工作的时间算起。我气坏了，准备自己去局里找局党委谈一下。”

大家听了后推测说，这牵涉到方某妻子常某，因为她参加工作较晚。若重新定职称，方某想将常某和薛某、林某等一起定为工程师，因此把别人的工作时间改晚些。方某以前也是一直背后对林某搞小动作的：把她们三人都写成“大学毕业”、换掉林某填的表格等等，其实常某和薛某是大专毕业的。   

 

感想：这是白纬大学毕业进入社会后的“第二课”：不要轻易相信人事干部的“党性”，而是相信“人性”！

白纬个人对人事干部的印象是“草菅人命”，这与他们个人的品质优良与否的关系不大。

土改时，白纬祖父被定为“小土地出租”。五八年大跃进时，有人民来信说他是“逃亡地主”，于是在白纬祖父后代的档案中，老人就成了“地主”。

这一点其实只要人事干部给白纬祖父家乡去一封信就能够解决的，但无人愿意多此一举。

文革中，造反派说白纬父亲是“国民党少校”，于是白纬兄妹就成了“国民党少校”的后代。

文革后期，白纬父亲的“国民党少校”问题解决了，但是白纬兄妹的档案却无人想到应该去纠正。

用一位白纬最钦佩的前人事干部的话来说，就是：人事干部中特别坏和特别好的属于少数，大多数都接近于“工具人”，而且是精准度不高的“工具人”！

 

如设计室的辛某（文革前中专生）从福建调到上海后，市人事部门答应全包下他们的工作，于是他就在家安心等候。后来人事部门却告诉他，上海的设计院不要；他急了，只能自己跑腿，外贸局、旅游局都嫌他没有大学文凭，不要，最后只好他联系到某工业局设计室了。

 

“新三届”大学生毕业后，刚参加工作时，单位的领导层里应该都有一些文革中上去的非大学生，他们自身的利益必然使得他们抓紧机会谋取自己的利益，他们的言论当然也残留有文革中“左瘸”的味道。

随着大批新大学生的毕业、参加工作，这类干部逐渐离去，此类“左瘸”的行为与言论已经成为历史遗迹。

录此以聊备一格。

 

 

　　　　　造反派副主任胡某

胡某，设计室副主任，分管土建专业。

他原来就读的学校是中专（三年制），院系调整时该中专取消，他转为某工学院二年制大专生。据胡某自己说，他是1956年毕业的。但工会主席君某说，自己看过他的档案：只是大专肄业生。

文革中洪某（文革前中学生）、薛某（文革前大学生）、胡某三人都是造反派，胡某是副司令。

而文革后，设计室主任桂某居然说：“胡某是‘造反派做好事’。”

 

感想：胡某居然得到被自己“打倒”的“走资派”称赞，亦属奇事，可见胡某在造反期间的处事较为圆滑。而且，文革后造反派洪某混得还不错，不但趁着设计室进了一批中学生时，解决了自己的婚姻难题，后来还调出设计室。

这些情况也说明了设计室“走资派”的水平。

不过，由于设计室属于自负盈亏的集体所有制单位，造反派在十年文革期间，确实维持住了设计室的正常运行，以及数十名职工的生计，这一点比起那些只会搞破坏的造反派来，确实应该算是做了一点“好事”。

 

　　　　技术水平低下，推卸责任

1983年10月，耿某（1955年大学毕业生）于1975年设计、薛某校对、副主任胡某审核的某厂厂房（查无计算书），因楼面有较强振动源，导致钢筋混凝土屋架大梁严重开裂，钢筋与混凝土出现分离现象。

经同济大学测定，认为钢筋混凝土屋架大梁的开裂是疲劳所致。

厂里准备换成钢屋架。

设计室讨论时，大家都建议敲掉钢筋混凝土屋架，换成钢屋架，但是胡某反对，坚持要加固钢筋混凝土屋架。大家争论了两天，也没有得出结果。

厂里因为停产一天就要损失六万元产值，因此催得很急，说话已经很难听了。

室主任桂某发火说：“你们这么多工程师，水平在哪里？要不要我出去请个高级工程师来？”

胡某也发火了，表示自己不愿再去那个单位处理问题，要另一个副主任闵某去。

 

感想：胡某为了掩饰自己审核的失职：没有计算书居然同意出图，对楼面有较强振动源却不建议采用隔震措施，而坚持加固屋架。实际上加固屋架需要搭建脚手架，还需要两周的养护时间，因此明显不符合甲方的要求。

 

1983年10月，设计室发生的扣奖金事件，起因是设计室设计的上海郊区某多层工房，发生大沉降与倾斜事故。

被扣奖金的职工怨声载道。主要诱因是主管该工程的副主任胡某给出的理由，简直令人啼笑皆非：

项某（七二届中学生，业余大学）排预制楼板，被扣1.5元奖金，她不服气，责问说：“我排的楼板有什么错？”

秦某（七二届中学生）设计的是楼梯，被扣了1.5元奖金，她反问：“我的楼梯又没有出问题，为什么要扣钱？”

林某（文革前大学生）设计的是底层框架，被扣了3元奖金。理由是副主任胡某认为，要是框架的梁柱截面做大些，就能限制不均匀沉降了。林某不服气：“框架的梁柱截面大小跟沉降有什么关系？”

苏某（七二届中学生）设计的是基础，却只被扣了3元奖金，她当然不响了。

辛某（文革前中专生）设计的是做建筑，也被扣了3元奖金，因为他事实上是项目负责人。虽然出事后，他承认自己不懂结构设计。

曾某（解放前大学生）是组长，被扣了3元奖金，他认为事故的原因是因为勘察资料的问题（上海民用院对该工程未进行勘察，仅提供附近住宅的资料），并不服气。

副主任殷某（文革前大学生，非工民建专业）是复核，被扣了5元奖金。

白纬评论说：“这明显是民用院提供的地质资料有问题，我们单位头头应该跟民用院去打官司，只会弄自己人算什么本领？”

 

1984年12月，副主任胡某找白纬等谈话，因为上星期六白纬对上海郊区多层工房发生倾斜、以及扣奖金的事情提了意见。

胡某解释说：“我算出来工房的偏心距很大，但是若公布出来，怕设计人老工程师曾某受不了。别的组设计的几幢工房也有倾斜，但是没有超过规范的规定。而这幢工房又造成了经济损失。因为我从那些多层工房都是向南倾斜，而南面都有阳台，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计算上部建筑物的重心时，阳台以外的部分可以按均布荷载考虑，只要计算阳台荷载，就可以很方便地算出上部建筑物的重心了。根据这个论点，我搞了个基础技术措施。还打算写篇论文，讨论一下关于设计室设计的房屋倾斜的问题，希望大家都拿出积累的资料来。”

胡某离开后，项某等问白纬：“你觉得胡头头的说法对吗？”

白纬回答说：“胡头头的意见简直是丢人现眼！他不能去翻翻规范和教科书吗？南面纵墙上的门窗比背面纵墙上的窗多很多，中间纵墙只有门洞；楼梯间恒载比房间恒载大多了；中间纵墙也不是居中布置；屋顶水箱的位置一般放在北面，等等，这些因素他都没有考虑进去，怎么能说‘阳台以外的部分可以按均布荷载考虑’呢？”

曾工等听了白纬的话后，都说胡某想编技术措施就是胡闹，没有人会相信他的重心计算结果。

 

感想：其实大家当时都没有说到点子上，关键是沉降大与偏心距计算有问题。关于沉降大的问题，当时都采用天然地基，可以不论；偏心距计算的问题，在当时的设计人员中应该属于普遍现象，因为白纬去该工程的现场，看见上海民用院设计的多层住宅，也有房子的倾斜已经达到肉眼可见的程度。

胡某的计算方法和结果，无论是设计室的人还是外面的人，都不会认可，因为根本就违反常识，毫无权威性。

他弄出来的技术措施，白纬看了后，批评得一钱不值。

胡某说是自己想写论文，他有这个水平吗？很值得怀疑。

还想叫别人拿出资料来，让他爬上去，人家都有那么傻吗？

 

　　　　　莫名其妙的管理办法

1983年12月，建设单位请设计某工程的给排水专业郭某（业余大学生）去南汇县参观，胡某无法反对，但是他警告郭某说：“你当天一定要赶回来，不准住旅馆，否则后果自己考虑！”

郭某听了后大怒道：“南汇县这么远的地方，我赶过去，还没有看好，就要往回赶，那还去做什么？你干脆不让我去不就好了嘛！”

两人大吵起来，

后来扯到郭某刚交出的一套图纸，胡某说：“我又没有叫你画这套图纸！”

郭某一听此话，立刻冲过去抓过图纸说：“好！你说没有叫我画，那么算我白画！”随即当场把图纸撕碎，扭头不理胡某了。

当时胡某就无法下台，只得回头迁怒于曾在旁说过风凉话的人。

 

　　　　为时已晚的找后路

有一段时间主任桂某病倒了，将室里的工作托付给胡某，他非常起劲，却不知自己的末日即将临头。而人事干部方某已经非常乖巧地开始动手往外调动了。

1984年9月，胡某被免去室副主任的职务。

胡某的妻子到局里去了几次，责问：“为什么把胡某贬为庶民？他辛辛苦苦地工作了二十多年，为什么落了这么个下场？”并且哭了。

局里的接待人员都嗤之以鼻。

 

感想：“新三届”大学生刚工作时，单位的领导班子中应该都有一些文革前毕业的大专、中专生，靠着自己在文革中的“表演”爬上了高位。

随着大批新大学生的毕业参加工作，这类干部因为脱离技术工作多年，本身的技术储备薄弱，加上有政治上的污点，因此逐渐没落了。

这类干部的行为与言论已经成为历史遗迹。录此以聊备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