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到天津参观李叔同故居。李叔同也就是弘一大师，在此生活了16年，他是海河之子。 我们穿过园林进入李宅，李宅门楼上悬挂 “进士第”横匾，为清朝重臣李鸿章所题写。李叔同的父亲李筱楼（李世珍）为同治四年进士出身，在朝廷为官数年后，辞官经商，在天津经营盐业、钱庄生意，富甲一方。李叔同在官宦和富商的双重环境下成长近20年。此牌匾记录了李氏家族曾经的繁荣和显赫的社会地位。 这里如今成为天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院中的雪还尚未完全融化。李叔同故居纪念馆由故居和园林两部分组成，总占地面积4000平方米。故居建筑主体与室内陈设、室外人文景观遵循历史资料进行复建，以传统木结构为主，四进院落，“田”字型民居格局。重点复原的景观有桐达钱庄、佛堂、起居室、洋书房、中书房、意园及部分匾额、楹联。园林由太湖石假山、池塘、长亭及弘一大师纪念亭组成。 李叔同是著名音乐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戏剧活动家，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他从日本留学归国后，担任过教师、编辑之职，后剃度为僧，法名演音，号弘一，晚号晚晴老人，后被人尊称为弘一法师。由于他的成就，他的故居今天已成为天津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进门后的福字影壁，游人最喜欢在这里拍着，摸福祈福。 他在这里度过了青少年时代，正是在这里，他积累夯实了自己的文学、艺术基础。 故居小院腊梅花开，后面如今是高楼大厦。 走进小院，灰砖红窗，古朴典雅。 <p class="ql-block"> 第一展室围绕李叔同1880年出生——1918年出家前的生平事迹，为大家介绍其相关的艺术活动，展示李叔同在诗词书法、金石篆刻、音乐、美术、话剧等多项领域的杰出贡献。</p> 存朴堂，为李家会客场所。原先的“存朴堂”横匾是由李筱楼亲自题写的，但因年代久远已遗失，便由当代已故著名书法家王学仲先生所题写。存朴堂抱住上的联语为“惜衣惜食非是惜财缘惜福，求名求利须知求己莫求人。”这是清朝刘文定的诗句，是李叔同的父亲李筱楼对家人的警训，告诫家人珍惜福祉，节俭持家，自立自强，再现李叔同从小受到的家风教育。 现在的存朴堂有《海河之子——李叔同与天津》展览。 我们进入其间，了解一下李叔同传奇的一生吧。 他幼而聪敏。1880年（光绪六年庚辰）10月23日（农历九月二十日）辰时，李叔同生于天津河北区地藏前故居李宅。祖李锐，原籍浙江平湖（另有一说称天津人），寄籍天津，经营盐业与银钱业。父李世珍，字筱楼，清同治四年进士，曾官吏部主事，后辞官承父业而为津门巨富。行列第三，幼名成蹊，学名广侯 ，字叔同。 第一部分，家国情怀。 李叔同的父亲李筱楼为同治四年进士出身，在朝廷为官数年后，辞官经商，在天津经营盐业，他是盐商子弟。 1884年（光绪十年甲申）5岁。在天津。8月5日，父病逝，终年72岁，叔同跟母亲在李家的处境更显尴尬。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李叔同小时候难免有一些自卑倾向，他沉默寡言的性格，就这样形成了。 这是他家家世系表。 李叔同父亲李筱楼（李世珍）辞官赴津后，专心经营钱庄生意，生意十分兴隆，李氏家族由此跻身于津门巨富之一。与此同时，李氏家族乐善好施，出资创办“备济社”“义塾”等多个慈善机构，以其义举，被当地百姓称为“粮店后街李善人”。在富善兼修的双重环境下，李叔同接受良好的启蒙教育。 桐达钱庄中的桐达银号为李氏家族钱庄生意的发源地。 李世珍在三津故里乐善好施。 他是少年才俊。1885年（光绪十一年乙酉）6岁。他从仲兄文熙受启蒙教育。1886年（光绪十二年丙戌）7岁。从文熙学《百孝图》《返性篇》《格言联璧》及文选等。 1887年（光绪十三年丁亥）李叔同8岁时，正式拜常云庄先生为师，攻读《四书》《孝经》《毛诗》《左传》《尔雅》《文选》等，同时学习书法、金石等技艺。1892年（光绪十八年壬辰）13岁。读《尔雅》《说文》等，始习训诂之学。攻各朝书法，以魏书为主，书名初闻于乡。 1894年（光绪二十年甲午）15岁。读《左传》《汉史精华录》等。是年诵有“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句。而且，他开始有了自己的思想，内心“反叛”的种子也开始萌芽。他对兄长从小要求他刻苦用功学习的经国济世的“正经”学问不那么热衷了，却对唱戏这种“贱业”产生了浓厚兴趣，经常去戏园子看戏，成了铁杆票友，有时还客串某个角色。 他家盐商的家底为他提供良好教育的基础。1895年，李叔同16岁，考入城西北文昌宫旁边的辅仁书院，学习制义（八股文）。和当时天津另外两处书院（三取书院、问津书院）一样，辅仁书院与官学已无多大区别，以考课为主，不再讲学。每月考课两次（初二、十六两日），一次为官课，一次为师课，分别由官方和掌教出题、阅卷、评定等级，发给奖赏银钱，以督促学业。 这是他和他的哥哥照片。 李叔同在进入书院前，已饱读过经史诗文，学有根底，加上自幼聪慧，每次考课作文，只觉得有不尽之思绪需要写出。按照格式，文章是要一个字一个字书写在格子中的，老师发下来的纸张又是有一定限量的。叔同每感到意犹未尽，纸短文长，就在一格中改书两字交卷，博得了“李双行”的美称。他的文章常常名列前茅，获得奖银。 1896年（丙申光绪二十二年）17岁。夏，出素册廿四帧，请唐敬严师为钟鼎篆隶八分书。秋，从天津名士赵幼梅学诗词，兼习辞赋、八股。喜读唐五代诗词，尤爱读王维诗。又从津门书印名家唐静岩学篆书及治印，并与津门同辈名士交游。 1897年（丁酉光绪二十三年）18岁时，李叔同奉母亲之命，娶茶商之女俞氏为妻。 他哥哥文熙从家产中拨出30万元供叔同家用，这在当时是一笔巨额财富。他买了一架昂贵的钢琴，开始学习音乐和作曲。那时候，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主持维新变法，一向关心国事、憧憬未来又极厌旧制度的李叔同，对这场变革感到很兴奋，积极鼓吹新说，并刻了一方“南海康梁是吾师”的印章，以示对变法的支持。不料，“戊戌政变”后，六君子殉难，康、梁逃亡海外，这场维新运动以失败告终。 外界哄传李叔同是康、梁同党，为了避祸，他带着母亲、妻子，迁居上海，在法租界租了一套房子，安住下来。由于他家在上海有钱庄，他可以凭少东家的身份任意支取生活费用，手头相当阔绰，他以富家公子身份，与沪上名流交往。十月加入“城南文社”，曾以《拟宋玉小言赋》，名列文社月会第一。 1899年（己亥光绪二十五年），二十岁的李叔同迁居好友许幻园家的“城南草堂”，与袁希濂、许幻园、蔡小香、张小楼结金兰之谊，号称“天涯五友”。其后，李叔同的文人雅士日子过得风生水起，五光十色。 1900年（庚子光绪二十六年）21岁。农历九月十九日（11月10日），子李准生。是年出版《李庐诗钟》《李庐印谱》。与画家任伯年等设立“上海书画公会”。每星期出书画报一纸，由中外日报社随报发行。 1901年（辛丑光绪二十七年）22岁。正月，为许幻园所撰《城南草堂笔记》题跋。春，曾回天津，拟赴河南探视其兄，后因故未果，遂返沪。是年秋，入南洋公学（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就读经济特科班，与黄炎培、邵力子、谢无量等同从学于蔡元培。由于校内新旧思想相争激烈，校方禁止学生阅读部分杂志、报纸，激起学生的愤怒，与校方发生了冲突，蔡元培先生站在学生一边据理力争，但无效果，于是带领学生和积极教师毅然离开南洋公学，李叔同也在离开的学生之中。 1902年（壬寅光绪二十八年）23岁。在各省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叔同先后以河南纳监应乡试，以嘉兴府平湖县监生资格报名应试，均未中。仍回南洋公学。 李叔同在上海南洋公学。 1903年，南洋公学发生罢课风潮，蔡元培先生同情学生运动，自动辞职，全体学生相继退学。李叔同也退学了，不久后，与许幻园、黄炎培等人在上海成立“沪学会”，开办补习班，举行演说会，提倡婚姻自主等新思想。他创作了新戏《文野婚姻》的剧本，写了大量诗歌，还谱写了《祖国歌》等广为流传的歌曲，他的艺术才华如同天上的新月，放射出夺目的光芒。 1903年（癸卯光绪二十九年）24岁。与退学者在上海“沪学会”内增设补习科，常举行演说会。以“李广平”之名翻译《法学门径书》及《国际私法》二书由上海开明书店相继出版。 1904年（甲辰光绪三十年）25岁。三月，曾为“铄镂十一郎”（章士钊）传记著作《李苹香》撰序，署名“惜霜”。常与歌郎、名妓等艺事往还。在上海初次亮相，参加演出京剧《八蜡庙》《白水滩》《黄天霸》等。12月9日（农历十一月初三）子李端生。 1905年（乙巳光绪三十一年）26岁。3月10日，生母王氏病逝。携眷护柩回津。出版《国学唱歌集》。随后，他把妻子和两个孩子留在天津，自己东渡日本留学。行前有《金缕曲·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在东京为《醒狮》杂志撰写《图画修得法》与《水彩画法说略》。 1906年（丙午光绪三十二年）27岁。正月，在东京编辑《音乐小杂志》。7月1日，首以“李哀”之名在东京首次参与日本名士组织“随鸥吟社”之雅集。1906年9月29日，以“李岸”之名注册，考入东京美术学校油画科。与同学曾延年（孝谷）等组织“春柳社”，此乃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演出话剧《茶花女》《黑奴吁天录》《新蝶梦》等，李叔同是中国话剧运动创始人之一。从川上音二郎和藻泽栈二朗研究新剧演技，艺名“息霜”。是年曾回天津，有《喝火令》一词记己感慨。 他是中国话剧的重要奠基人。1907年（丁未光绪三十三年）28岁。2月“春柳社”首演《茶花女》，李叔同饰茶花女一角。此为中国话剧实践第一步。7月再演《黑奴吁天录》，饰美洲绅士解尔培的夫人爱密柳同时客串男跛醉客。留日期间，因与美术模特（姓名不详）产生感情，后随同回国。 1907年6月，春柳社在东京公演五幕话剧《黑奴吁天录》，李叔同负责舞台布景和音响效果设计并饰演两个角色。这次演出，是中国话剧史上艺术实践的突破，也是中国话剧史开端的标志。剧中的分幕方法、以对话和动作演绎故事的特点、接近生活真实的舞台形象，显示着中国前所未有的新剧形态的出现，即后来定名的话剧艺术形态，李叔同也被后人誉为中国话剧奠基人。 这是一些他的话剧照片。 1908年（戊申光绪三十四年）29岁。退出春柳社，专心致力于绘画和音乐。 1910年李叔同回国，任天津北洋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图案科主任教员。翌年任上海城东女学音乐教员。 1911年（辛亥清宣统三年）32岁。春，创作毕业自画像。3月，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偕日妻回国抵沪，在直隶高等工业学堂任图画教员。同年家道中落。 在中国近百年文化发展史中，弘一大师李叔同是学术界公认的通才和奇才，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他最早将西方油画、钢琴、话剧等引入国内，且以擅书法、工诗词、通丹青、达音律、精金石、善演艺而驰名于世。他是才气横溢的艺术教育家，这是他培养的学生，都是近现代的知名人士。 1912年（壬子民国元年）33岁。春，自津返沪，在杨白民任校长的城东女学任教，授文学和音乐课。是年加入“南社”，被聘为《太平洋报》主笔，并编辑广告及文艺副刊。与柳亚子创办文美会，主编《文美杂志》。秋，《太平洋报》停刊。应经亨颐之聘赴杭州，在浙江两级师范学校任音乐、图画课教师。 李叔同是中国现代歌史的启蒙先驱。接受了欧洲音乐文化的李叔同，把一些欧洲歌曲的现成曲调拿来，由他自己填写了新词。这些歌曾在全国范围内广为传播。曲调带着强烈的外来色彩，歌词带着浓重的旧体诗词的韵调，这便是最初的，也是宣告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的歌。李叔同用这样的歌完成了启蒙者的历史任务。 1913年（癸丑民国二年）34岁。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改名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5月，校友会发行《白阳》杂志，设计创刊号封面，全部文字亦由李叔同亲手书写石印。 他是传播西方音乐的先驱。他自费出版中国近代第一本音乐期刊《音乐小杂志》等。 他曾含泪写下：“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的传世佳作《送别》。 李叔同不仅是中国“学堂乐歌”最为杰出的作者，而且较早注意将民族传统文化遗产作为学堂乐歌的题材。他于1905年编印出版的供学校教学用的《国学唱歌集》，即从《诗经》《楚辞》和古诗词中选出13篇，配以西洋和日本曲调，连同两首昆曲的译谱合集而成的。其中的《祖国歌》，还是当时为数较少、以中国民间曲调来填词的一首学堂乐歌，激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不久他东渡日本，学习西方音乐、美术、戏剧理论，主攻钢琴。曾创办中国第一部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竭力提倡音乐“琢磨道德，促社会之健全，陶冶性情，感精神之粹美”的社会教育功能。同时发表了《我的国》《隋堤柳》等怀国忧民的乐歌。 这是他的钢琴。李叔同一生迄今留存的乐歌作品70余首。编作的乐歌继承了中国古典诗词的优良传统，大多为借景抒情之作，填配的文辞依永秀丽，声辙抑扬顿挫有致，意境深远而富于韵味。加上他具有较为全面的中西音乐文化修养，选用的多为欧美各国的通俗名曲，曲调优美动人，清新流畅，词曲的结合贴切顺达，相得益彰，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因此，他的乐歌作品广为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喜爱，像《送别》《忆儿时》《梦》《西湖》等，特别是《送别》，先后被电影《早春二月》《城南旧事》成功地选作插曲或主题歌。 1914年（甲寅民国三年）35岁。是年加入西泠印社，与金石书画大家吴昌硕时有往来。课后集合友生组织“乐石社”，从事金石研究与创作。 他在近代文艺领域里无不涉足，诗词歌赋音律、金石篆刻书艺、丹青文学戏剧皆早具才名。而他在皈依佛门之后，一洗铅华，笃志苦行，成为世人景仰的一代佛教宗师。他被佛教弟子奉为律宗第十一代世祖。他传奇的一生为我国近代文化、艺术、教育、宗教领域里贡献了十三个第一，堪称卓越的文艺先驱，他爱国的抱负和义举更贯穿于一生。 他是引介西方美术的先行者。 李叔同是中国油画之鼻祖，是最早在中国介绍西洋画知识的人，也是第一个聘用裸体模特教学的人。他同教育家、作家夏丏尊共同编辑了《木刻版画集》。他是中国现代版画艺术的最早创作者和倡导者。他广泛引进西方的美术派别和艺术思潮，组织西洋画研究会，其撰写的《西洋美术史》《欧洲文学之概观》《石膏模型用法》等著述，皆创下同时期国人研究之第一。他在学校美术课中不遗余力地介绍西方美术发展史和代表性画家，使中国美术家第一次全面系统地了解了世界美术大观。作为艺术教育家，他在浙江一师授课采用现代教育法，培养出丰子恺、潘天寿、刘质平、吴梦非等一批负有盛名的画家、音乐家。 这是他的作品欣赏。 李叔同不仅大胆引入西方美术，而且十分重视中国传统绘画理论和技法，尤其善于将西洋画法与中国传统美术融为一体。他与弟子丰子恺合作的《护生画集》，诗画合璧，图文并茂，为世人所称道。他是独创的“弘体"书法家。 李叔同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为世人所瞩目。他的书法早期脱胎魏碑，笔势开张，逸宕灵动。后期则自成一体，冲淡朴野，温婉清拔。特别是出家后的作品，更充满了超凡的宁静和云鹤般的淡远。这是绚烂至极的平淡、雄健过后的文静、老成之后的稚朴，恰如他自我表白的那样：“朽人之字所示者，平淡、恬静、冲逸之致也。” 他把中国古代的书法艺术推向了极致。作为高僧书法，弘一与历史上的一些僧人艺术家存有差异，如智永和怀素，尽管身披袈裟，但似乎他们的一生并未以坚定的佛教信仰和恳切实际的佛教修行为目的，他们不过是寄身于禅院的艺术家，“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知”，这完全是艺术家的气质与浪漫。 八大山人笔下的白眼八哥形象，讽刺的意味是显而易见的，他的画作实在为一种发泄，是入世的，并未超然。比之他们，弘一逃禅来得彻底，他皈依自心，超然尘外，要为律宗的即修为佛而献身，是一名纯粹的佛教大家。 他的书法犹如浑金璞玉，清凉超尘，精严净妙，闲雅冲逸、富有乐感，朴拙中见风骨，以无态备万态，将儒家的谦恭、道家的自然、释家的静穆蕴涵书艺之中，闻字犹闻佛法，爱而宝之者顿生欢喜心，得者珍如拱璧，堪称中国历代书法中的逸品。 第三部分，立德修身。1918年，李叔同皈依佛门，出家为僧，从此芒鞋布纳，潜心修行，弘扬律宗。 他的书法亦谓国之至宝，华夏之光。 弘一法师临近中年放弃诸艺和身外之物遁入空门后，惟书法不辍，书写佛语，广结善缘，普度众生，秉持文艺应“以人传文艺，不以文艺传人。 “朴拙圆满，浑若天成”，鲁迅、郭沫若等现代文化名人以得到大师一幅字为无上荣耀。 李叔同的篆刻可谓独树一帜。他早年治印从秦汉入手，兼攻浙派。35岁那年入“西泠印社”。39岁在杭州虎跑定慧寺出家前，将平生篆刻作品和藏印赠与“西泠印社”。该社为之筑“印冢”并立碑以记其事。治印赏印论印，是终其一生未曾放弃的癖好。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提道：“刀尾扁尖而平齐若锥状者，为朽人自意所创。锥形之刀，仅能刻白文，如以铁笔写字也。扁尖形之刀可刻朱文，终不免雕琢之痕，不若以锥形刀刻白文能自然之天趣也。”李叔同对印学的贡献还体现在他对近代篆刻事业的弘扬上。他亲自发起成立了继“西泠印社”之后的又一印学团体——乐石社，定期雅集，并编印印社作品集和史料汇编。这也是在近代篆刻史上领风气之先之事。 李叔同饱览儒学经典，沉浸于金石篆刻、琴棋书画的乐趣之中，为其日后开中国灿烂文化艺术之先河，奠定了深厚的国学基础。此书房现设置为展厅，展示李叔同的老师赵元礼、蔡元培，挚友夏丏尊、柳亚子，学生丰子恺、刘质平等身边的文化名人，旨在扩大李叔同的研究氛围，形成李叔同文化圈。 他的报国之志。李叔同1918年出家——1942年圆寂的僧侣行迹，介绍其在杭州、福建、厦门、泉州等地的讲学活动，并着重展现1937年抗战爆发后，弘一大师手迹“念佛不忘救国”，以此弘扬弘一大师在民族危亡之际，“共纾国难于万一”的献身精神。 我们在他家的院子里来回穿梭。 这是他的书房。 这里有一种传统艺术气质，叫”李叔同气质“。 这里恢复了他的起居室。 起居室，位于李叔同故居纪念馆后院，是李叔同（弘一大师）早年居住的地方。根据李叔同后人回忆，李叔同于1897年曾在此遵母亲和兄长之命，与天津茶商女儿俞氏完婚，与俞氏共育两子。李叔同日本留学后，俞氏在此独自抚养两个孩子，直到40多岁去世。 如今这里也是一些李叔同的照片介绍。 李叔同的言行与作品，具有深刻思想底蕴。 李叔同在这里度过了青少年时光。天津独特的文化氛围，让他从人生之初就睁开双眼看世界，进而学贯中西，所以他的作品亦是“中西合璧”。 小院与现代楼群的融合，天津在保护文物上下了功夫。 他们家的家具还没流失？还是现在恢复之？ 这是他的洋书房。李叔同故居纪念馆内唯一具有西洋风格的建筑。1911年李叔同从日本归国返津，曾在此居住。洋书房与传统房屋的不同之处在于房型和门窗材质。此书房为刀把形西房，采光较好；此书房的门窗为玻璃窗，而在当时的天津城，几乎家家户户的窗户都是纸糊的，拥有“玻璃建筑”的家庭多是大户人家，以此展示自家的身份和地位。李氏家族就是其中之一。 李叔同的青少年时代正处在这种西学东渐的文化氛围中。西方文明的引进和由此引发的新思潮打开了他的思想闸门，并且为他在中西文化相互融合的前提下，创造性地发展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构建起具有崭新内容和形式的高层次文化艺术体系，起到了重要的铺垫作用。 这是中书房。“中书房”位于李叔同故居纪念馆前院，原先是李叔同父亲李筱楼的书房，后来李叔同和他的兄长李文熙曾在此学习。 他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前驱，卓越的艺术家、教育家、思想家、革新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佛教文化相结合的优秀代表，是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最杰出的一位高僧，又是国际上声誉甚高的知名人士。李叔同是“二十文章惊海内”的大师，集诗、词、书、画、篆刻、音乐、戏剧、文学于一身，在多个领域，开中华灿烂文化艺术之先河。同时，他在教育、哲学、法学、汉字学、社会学、广告学、出版学、环境与动植物保护、人体断食实验诸方面均有创造性发展。 他有卓越的艺术造诣，先后培养出了名画家丰子恺、音乐家刘质平等一些文化名人。他苦心向佛，过午不食，精研律学，弘扬佛法，普度众生出苦海，被佛门弟子奉为律宗第十一代世祖。他为世人留下了咀嚼不尽的精神财富，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是中国绚丽至极归于平淡的典型人物。 参观归来，感觉收获满满。对他传奇一生有了大致的了解。李叔同的辉煌建树离不开天津的哺育，他是天津的骄傲。天津人民为他恢复故居陈列，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