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标史册的凉州会谈

吉祥如意

“凉州会谈”是蒙元时期将西藏纳入中国版图的重大历史事件。蒙古帝国阔端皇子与萨迦法王贡噶坚赞在凉州通过会谈，顺利将西藏纳入中国治下，成就了一段光耀汗青的佳话。　　

吐蕃王朝崩溃瓦解后，藏地数百年分裂割据和各地势力的相互攻伐，已令域内各族人民受尽了骨肉离散和战乱侵扰之苦。至宋朝初期，卫、藏、阿里等地在内地先进的封建社会制度影响下，逐渐萌生的封建农奴社会生产关系已得到割据势力的普遍认同，并得以不断巩固和发展。后弘期之始，卫藏地区在分裂割据的政治环境影响下，不断形成标新立异、见修不同的藏传佛教流派。一些地方割据势力的代理人为了加强统治，或干脆穿上僧衣住进寺庙，或依止于一些极有名望的高僧和寺庙。因此，卫藏等地虽然割据乱象依旧，但在封建生产关系和佛教思想的兼容影响下，还是呈现出一些相对安定的气象。　　

一、蒙古势力的初步介入　　

南宋时期，是蒙古势力迅速发展的历史阶段。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宋宁宗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后，于宋宁宗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建立蒙古帝国，并不断发展壮大。在蒙古帝国的扩张战争中，非但横扫欧亚大陆，还征服、统归了西夏（宋理宗宝庆三年，公元1227年）和金（宋理宗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以及内地诸如甘州（甘肃张掖）、肃州（甘肃酒泉）、凉州（甘肃武威）、灵州（宁夏灵武西南）、临洮、河州等地。青海和甘肃境内的一些藏族聚居地区，也不断统归于蒙古帝国治下，最后只剩南宋政权在临安（杭州境内）苟延残喘。为此西康（四川境内）地界的藏族地区，也继而成为蒙古军设包围圈攻打南宋的必经之地，所以当时的卫藏和阿里地区，也随之被纳入蒙古帝国志在必得的重要占领目标。　

窝阔台汗掌持蒙古帝国时期，曾将原甘肃及青海等包括一些藏区在内的区域，作为份地划归皇子阔端（公元1206～1251年）辖治。阔端随后在凉州设立治所。窝阔台汗辞世之后，乃马真皇后亦曾掌持过蒙古帝国一段时期，此时皇子阔端极为得势，史载其“开府西凉，承制得以专封拜”。宋理宗嘉熙三年（公元1239年），阔端派手下名为“多达那波”的大将率一支劲旅途经青海进入西藏，遂开始了统治西藏的步履。多达那波奉命进入卫藏地区后，曾屠杀了热振寺五百多僧人，还纵火烧毁了热振寺和杰拉康寺。《朗氏家族史》称：“整个吐蕃的土石都为之颤抖”。对于那时的情境，诸多史料均称曾有僧人以降下石雨的法行阻挡了多达那波军队继续侵暴雪域藏地的步履。虽然故事听来有些神话意味，可细查史料却不难发现，此外的确再没有多达那波继续破坏寺庙的记载，并且直至其撤军也再未杀戮僧人，从而留下一个历史谜团。多达那波率军回到凉州之后，向阔端报告称卫藏地区的寺院要数噶举派最多，持戒最严的要数达隆噶举的僧人，不过法力最强和道法与学问最深的却分别是止贡噶举的京俄大师和萨迦派的萨迦班钦·贡噶坚赞。　　

关于阔端派多达那波带兵入藏的意图，学术界历来争论颇多。有的认为是入藏侦察，也有的认为是入藏请一位高僧回来传教。也有观点认为蒙古统归异域时，常令对方首领前来军中投降而行辖治，所以阔端派人入藏也应当是要寻找一位可以完全代表卫藏地区民众的人，前来谈判令当时的西藏归服于治下之事，而这一观点也在后续的史事中得到了印证。　　

二、萨迦班钦·贡噶坚赞赴凉州事略　

吐蕃故地分裂割据时期，卫、藏、阿里地区的割据势力在相互侵吞中不但要直接承受战争的伤痛，更给广大民众带来无尽灾难。其间寺院僧团发展，也不得不依靠各地割据势力的维护和支持，所以各宗门发展也在割据势力的相互攻伐中受到严重限制。为此，寻求统一和稳定的社会环境已成为广大僧俗民众的迫切希望，于是崛起的蒙元帝国便成为西藏僧团理想的依靠。故而早在阔端派人入藏之前，已有一些藏传佛教门派与蒙古势力接触，形成了供施关系。相关记载表明，萨迦、帕竹噶举、止贡噶举、蔡巴噶举、达隆噶举、雅桑噶举、古尔莫哇等教派，均曾于宋理宗嘉熙三年（公元1239年）派僧人与蒙古势力接触。萨迦派与窝阔台汗缔缘，帕竹噶举、雅桑噶举与旭烈兀王子缔缘，止贡噶举、古尔莫哇与色钦汗（忽必烈）缔缘，达隆噶举与阿里不哥缔缘。这些蒙古上层人物，均以各自的名义对所来投奔的教派给予基本与其原有资产相等的寺庙和庄园等供施，据说这些教派总计得到所赐属民两万四千一百五十三户。可见，阔端主政甘肃等地时，收纳卫藏等地归于大统的时机已经成熟。　　

多达那波奉命进入卫藏时，发现卫藏和阿里等广大区域，均没有统一的政权。在极为恶劣的气候和地理条件下，若要以武力来收服四分五裂且互不相属的诺大雪域地区，实比登天还难。所以，通过选定一位在僧俗四众中极有影响的大喇嘛为代表，通过谈判引导藏地僧俗归于大统，并令其帮助统辖这一地区，在那时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策略。当时，以阔端为首的蒙古势力曾致信要求达隆噶举派的京俄大师前去值任应供喇嘛，却被婉言拒绝。然而面对盛气凌人而且无坚不破的蒙古军队，京俄大师虽然未从其请不过也觉得欠妥，所以他又鼓动萨迦班钦·贡噶坚赞前去应缘。关于萨迦班钦·贡噶坚赞前往凉州一事，传说萨迦法王扎巴坚赞（第三祖）在入寂之前，也曾对萨迦班钦·贡噶坚赞的后半生进行过预言和授记，他预言届时将会有蒙古使者奉命前来迎请他去彼地弘法，如果应缘而去就能够对佛教的发展产生极大的助推作用，以此能更加广泛地利益有情众生，所以应当不惧艰险毅然前往蒙古地界弘法。宋理宗淳祐四年（公元1244年），阔端根据卫藏地区情况，书写了一封致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的会谈邀请信函，命令多达那波再次入藏办理相关事务。因此多达那波带着五大锭白银、缀有六千二百颗珍珠的袈裟、锦缎披肩、皮靴、两匹花绸和彩缎、二十匹五色锦缎等礼物和信函，携本觉达尔玛等一些随从再次入藏办差，正式邀请萨迦班钦·贡噶坚赞至凉州会谈。对于萨迦班钦·贡噶坚赞应阔端邀请欣然而往之事，相关记载表明，贡噶坚赞认为此事与扎巴坚赞之授记相合，所以欣然前往凉州与阔端会谈。阔端当时邀请萨迦班钦·贡噶坚赞到凉州的举动可谓势在必得，所以他在致贡噶坚赞的信函（或称旨意）中亦有威逼利诱之辞。当然，他也在言辞中以为了报答父母和天地之恩而需要一位具德上师为由，邀请萨迦班钦·贡噶坚赞与之会谈。他在以大军前往则卫藏地区必然生灵涂炭之语相威胁同时，也以佛祖为利益众生而做出牺牲为榜样引导，以命其统领一方佛教事务相利诱。 　　

三、成功会谈　　

时年六十三岁的萨迦班钦·贡噶坚赞接到阔端致以的邀请信函之后，为使雪域民众不再继续遭受战乱之苦，毅然携十岁的侄儿“八思巴”（公元1235～1280年）与其弟“恰那多吉”启程前行。到了卫地拉萨后，萨迦班钦·贡噶坚赞即让他的两个侄儿与部分随从先与蒙古使者前往凉州，而他自己则沿途与各地僧俗进行联系，为凉州会谈做充分准备。对此，学术界不乏认为八思巴与恰那多吉是作为人质被阔端手下带走的观点。但综合分析，应当是蒙古来使已将阔端请其入藏的意图与之进行过深入沟通，所以萨迦班钦·贡噶坚赞理所应当地去为会谈做些准备，然而阔端所派使者以将贡噶坚赞请至凉州为使命，所以若无绝对可靠之人质为保证，绝不敢自行做主。故而萨迦班钦·贡噶坚赞令两位侄儿先行之举，定有取信于阔端及其使臣的考虑，当时奉命入藏办差的蒙古使臣应当也不乏以其侄做为人质的想法。　　

宋理宗淳祐六年（公元1246年），萨迦班钦·贡噶坚赞来到凉州，可阔端恰巧已前往和林参加乃马真皇后主持的选汗大会。这一年，贵由在和林继承汗位。次年，阔端从和林（当时的蒙古都城哈喇和林）返回凉州（甘肃武威），遂与萨迦班钦·贡噶坚赞进行了史上著名的“凉州会谈”。会谈中，阔端和萨迦班钦·贡噶坚赞议妥卫藏和阿里等地的归属事宜后，即由萨迦班钦·贡噶坚赞对卫藏等地的各方僧俗势力，写了一封公开信。此即《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致乌思藏善知识大德及诸施主之信》。萨迦班钦·贡噶坚赞之箴言在劝说卫藏阿里等地僧俗及其首领归于蒙古治下一事，得到积极响应，劝请之举获得巨大成功。历史上著名的“凉州会谈”终使西藏归于中国大统，域内各族人民也终于结束了分裂割据环境下无休止的战乱之苦。西藏，由此被正式纳入中国版图。　　

纵观历史可以看出，以藏族人民为代表的西藏民众，自唐朝初期便开始在汉藏文化和民族的不断交融中与内地建立了血脉相通、文化相承的密切关系。所以，蒙元时期西藏各族人民与养育他们的高原大地一道归于中国大统，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分子，是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

注：图片源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