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学博德林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

一草一木

从2003年至今，我已经是第八次来到牛津了。每次来牛津，我都从未错过到博德林图书馆参观，有时是在儿子的带领下进入内部了解学习，有时则是自己单纯在外部观赏，用心感受这雄浑壮美的宏伟建筑所代表的深厚文化底蕴……

博德林图书馆是由成千上万名对知识与书籍有着虔敬之心的爱书人共同构筑的知识王国。

自1602年图书馆正式开放，四百多年来，通过各种方式，四面八方的书籍持续不断地汇聚于牛津小城，汇入博德林之海，成就了一座伟大的图书馆，书写了一个又一个传奇。

博德利的朋友佛朗西斯·培根曾赞扬这个图书馆是“将知识拯救于滔滔洪水的方舟”，而17世纪的牛津学者安东尼·伍德则说：“毋庸置疑，托马斯·博德利将与他的国家一样不朽。

　　博德林图书馆是包括了老博德林图书馆（Old Bodleian Library）、拉德克利夫图书馆（Radcliffe Camera）、威斯顿图书馆以及依附于博德林图书馆的诸学院图书馆在内的图书馆系统。

老博德林图书馆方庭东部正门入口

老博德林图书馆方庭

拉德克里夫图书馆

　　早在20世纪40年代，曾客居牛津五载、后来移居美国的中国学者、画家——“哑行者”蒋彝说，短暂造访牛津，四大标志性建筑不可不看，其中排名首位者即是博德林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

　　1935—1937年，钱钟书求学于牛津大学埃塞克特学院（Exeter College），常年沉浸在博德林图书馆（钱钟书称之为“饱蠹楼”），并写了《饱蠹楼读书记》。

博德林图书馆是英国乃至全球最大的图书馆体系之一。据说其馆藏超过1200万册（份），其中书籍占绝大多数，同时还藏有地图、钱币、乐谱、勋章，甚至是动植物标本等。

　　博德林图书馆的创始人托马斯·博德林（Thomas Bodley）1544年出生于埃塞克特一个出版商家庭，在托马斯·博德林进入大学学习前，他们一家客居日内瓦。

少年博德利曾从加尔文、伯萨（Beza）研习神学，从贝鲁瓦杜斯（Beroaldus）学习希腊语，从康斯坦丁诺斯（Constantinus）修读荷马著作。

1558年，14岁的博德林进入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Magdalen College）读本科，五年后进入牛津最负盛名的莫顿学院（Merton College）继续学业。

博德林具有很强的学术能力，尤其是在语言学研究方面造诣颇深。1607年，培根出版了《想法与结论》（Cogitata et uisa），次年，博德林致信培根，与之论学，洋洋洒洒数千言，视域宽阔，富有见地。

但年轻的博德林似乎志不在学术。

于是，厌倦了学院生活的博德林于1576年远赴意大利、法国和德国，施展其外交才华，致力于解决新教与天主教的纠纷。

1588年，博德林被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任命为英国驻荷兰大使。

随后，外交生涯使博德林感到厌倦，处在政治、宗教、外交诸复杂问题旋涡中的他常常感到左支右绌，惹得女王不开心，自己也精疲力竭。

　　1597年，博德林返回英格兰，之后，曾一心在政治上施展抱负的他，曾多方谋求国务大臣的职务，终未成功。

　　最终，博德林的眼光落在了曾经度过韶华青春的牛津大学，决定重建牛津大学的图书馆。

　　1598年2月28日，牛津大学副校长收到了博德林来自伦敦的信。

博德林在信中表达了自己愿以一己之力重建牛津大学图书馆的决心与设想。

校方讨论后，同意了博德林的建议。

在晚年自撰的生平中，当谈及图书馆何以成功时，博德林说，有四方面的因素促成了他的事业：

一是拥有一定的学识；

二是具有一定的财力；

三是有一群社会名望非凡的朋友；

四是有特殊的闲暇。

博德林自己在以上四方面确实有着常人无法比拟的优异条件。

首先，博德林的学识与见地超乎常人，在英国上流社会中亦属难得。尤其是他游历欧洲期间，学习了欧洲多国语言，对其文化历史也有深入了解。

其次，关于财力，他自己继承了父亲较为雄厚的遗产，52岁时又迎娶一位富商的遗孀，家产更加丰厚。博德林去世后几十年，博德林图书馆馆长及其馆员的薪资还是由博德利的遗产支付的。

第三，关于朋友，博德林宦游四海最重要收获就是拥有了众多声名显赫的朋友。他们不但给予图书馆经济上的资助，而且他们为图书馆捐赠了大量书籍。

第四，关于时间，晚年的博德利深知自己已与政治无缘，远离宦海的他，自此全身心投入图书馆的筹建中。

　　作为欧洲第一家公共图书馆，博德林图书馆不仅对牛津大学的研究者开放，也对英国公众和欧洲诸国的研究者开放。

但是，这里的书，不外借。

　　据说，1610年，牛津大学奥瑞尔学院（Oriel College）的院长向博德林图书馆商借一本他非常想读的书。身在伦敦的博德林致信馆长婉言谢绝院长的借书请求。但又碍于朋友情面，博德林在伦敦买了一本主题相似的书，寄给馆长并托他送去给院长，算是借阅，并言明该书归还后入藏图书馆。

　　又据说，1645年12月，身在牛津的落难中的英王查理一世亲笔致信牛津大学副校长，想借阅西奥多·阿格里帕·多比涅的《世界通史》。

接到校方指示的博德林图书馆第二任馆长急急忙忙赶往国王的“行辕”——基督教堂学院，并随身携带了一份博德林爵士在图书馆创办后草拟的图书馆章程。

面对曾经的一国之君，馆长的答复简单明了：“很抱歉，国王陛下，我们的书不外借。”

国王听完馆长的解释，看罢章程，竟然打消了借书念头，还表示，他本人尊重图书馆创办者对书籍和知识的一片虔诚之心和遗愿，不会破坏章程。

其实，“书不外借”仅仅是博德林图书馆早期章程中的一小部分。

为了使构建一座“伟大的学术性公共图书馆”的梦想走得长远，博德林早在1605年就草拟了颇为细致的章程。

章程事无巨细，涉及图书馆建设的方方面面：

（1）馆长任职条件；

（2）馆长遴选者宣誓；

（3）馆长宣誓；

（4）馆长辞职条款；

（5）捐赠者登记；

（6）书籍入藏；

（7）开放时间；

（8）不许人工照明；

（9）书籍上锁与否；

（10）馆长助理遴选；

（11）书不外借；

（12）馆长假期；

（13）馆长薪资；

（14）馆长助理薪资；

（15）读者条款；

（16）读者宣誓；

（17）惩罚条款；

（18）外部到访者条件；

（19）冗余书籍处理；

（20）大学副校长的职责……

参考资料

姜华 ：博德林图书馆从何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