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春联 过新年

摸鱼儿

　　“儿子，今年的春联你还是要搞一下。”当确定这个春节不回杭州家中过年时，新年的迫近感让我很自然地想起了过年贴对联这件事。在家庭微信群中，我对儿子提出了这个要求。

   在我从小形成的固执记忆中，不贴春联就算不得过年，甚至可以说，不贴春联就过不去这个年。在过年这个岁月轮回的节点上，只有对联换新，火红贴上，一个家门的烟火气才算聚拢在一起。

  地球围绕太阳公转，形成了年的回归与往复。一次回归往复间，每个民族都有其最重要的节日，对汉民族而言，过年无疑就是这个最重要的节日。

  先秦时期，人们观察阳光照射的强度，曾经以冬至为年的起点。结合对太阳照射强度和月相盈亏的联合观察，人们在四季后又将一年分割为12个月。秦后，正月初一统一确定为年的起点，为避秦始皇嬴政的名讳，将正月的“正”念为“征”。

   一元复始，人们总是满怀期待，祈愿丰收平安，祈愿吉祥是为过年的重要内容。

魏晋南北朝时期，骈俪文的出现让汉语文句开始追求对仗、对偶的形式美。

对联便是这种形式美的产物。考古发掘上，最早的对联出现在三国时期江东孙权政权境内的一个铁十字架上，其上有对联铭文曰：

四海庆安澜，铁柱宝光留十字

万民怀大泽，金炉香篆蔼千秋。

唐朝后期，格律诗词发展完善，以对仗句式传情达意已趋成熟，每一首七律诗中都有可视为两幅对联的对偶句。

  过年时，以符号形式表达祈愿吉祥乃始于汉。

汉代，儒学兴起，社会风尚开始文化。一元复始之际，人们在门前悬挂桃符，祈愿平安吉祥。《后汉•汇仪志》有载：“桃符长六寸，宽三寸，桃木板上书神荼、郁垒二神。正月一日，造桃符著户，名仙木，百鬼所畏。”

唐代偏胡风，过年演傩戏、燃庭燎，热闹异常。唐代诗人张子容有诗云：“腊月今知晦，流年此夕除。拾樵供岁火，贴牖作春书”在窗户上，唐人会贴上春书装饰，但在门楣上，依然悬挂桃符。

　　第一幅公认的对联出现在唐朝后的后蜀国。其国君孟昶在某年过年时令大臣在桃符上撰辞，因不满大臣所写，便自撰：“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桃木上从书画神荼、郁垒二神之名、之像，演变为书写一句对仗的、吉祥的祝福语，春联由此开端。

尽管后蜀国已经出现了春联，但在北宋时期，春联并不普及。北宋王安石为年初一写下诗句道：“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还旧符。”另有北宋晁补之词云：“宠马门神，酒酌酴酥，桃符尽书吉利。”可见，北宋时期过年祈愿的表达方式主要还是悬挂桃符。

至南宋，桃符渐渐由桃木板改为纸张，称为春帖纸。并在代表喜庆的红纸上写对联，于除夕夜贴在门框两边，表达对来年的美好祈愿。

明清时代是文学艺术的小说时代，同时也是对联大盛的时代，明代徐达、解缙、徐渭、唐伯虎等名士都题写过名联。明代最为著名的对联则是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所撰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至清代，十数字的好联已不为突出，像留存下来的昆明大观楼长联，四川江津临江城楼长联以数百字、超千字蔚然行世，名动天下。

将对联这种形式应用于迎年祈贺，明太祖朱元璋是最重要推动人物。朱元璋都金陵时，不仅下旨让所有人家“须写春联一副，以缀新年”据说还为一户没有能力撰写春联的劁猪匠亲撰一联：“双手劈开生死路 一刀斩断是非根”此举，后世一直传为文化趣谈。

在朱元璋的亲自推动下，写春联、贴春联的习俗蔚然成风，延续至今。

春联之所以风行，实则是在辞旧迎新这个关键时间节点上，较好地传递出中华文化中的和合理念。和合是一个家庭的风水，是一个家庭兴旺发达的根脉。

春联分上联、下联，两联形式上仄起平收，平仄相错，为“合”，“合”则完整一体；上下两联在内容表意上必须相谐，是为“和”，“和”则美好相生。

相比普通对联，春联还须保持祥和喜庆的特征，有了更多的讲究，也产生了更好的祈愿仪式感。

中华文化以天道为源头，敬天爱人，人与自然和合，人与同类和合。

当春联对称地贴在一个家门两边时，新的一年顿觉精神健旺、和合满门、希望满满。

“春风渐东疆，龙步振起光明业；蓄能上天山，绿电涨满大有年”

我把为单位撰写的春联发到家庭群中，问儿子写春联的事情准备得咋样了？

儿子回说，准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