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简介

难得糊涂

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浙江绍兴人，初名櫆寿，号星杓，1901年改名作人，自号起孟，1909年又改号启明，常用的笔名有岂明、开明、遐寿等。[1]是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他是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评论家、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2] 周作人中国现代散文家、文学理论家、翻译家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浙江绍兴人，初名櫆寿，号星杓，1901年改名作人，自号起孟，1909年又改号启明，常用的笔名有岂明、开明、遐寿等。[1]是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他是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评论家、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鲁迅的故家、雨天的书、自己的园地、知堂回想录家庭情况配偶羽太信子父母周伯宜(父亲)，鲁瑞(母亲)子女周丰一(儿子)兄弟姐妹鲁迅(哥哥)、周建人(弟弟) 1901年周作人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学习，开始接触西方科学和民主思想，并进行文学活动。[3]1906年赴日求学，期间与鲁迅一起筹办《新生》杂志，提倡文艺运动。辛亥革命前夕除在杭州、绍兴教育界任职外，他继续翻译与创作，研究儿童文学。[1]早期加入《新青年》，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杂志上发表论文。[1]1920年，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筹办文学研究会，起草文学研究会宣言，举起了“为人生”的文学旗帜。后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4]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变节附逆，出任伪职。1945年因汉奸罪被捕，后判刑。[1]1949年1月交保释放。晚年定居北京，翻译希腊文学与日本文学，出版《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等著作，为研究鲁迅做出了巨大贡献。1967年5月病逝于北京。[1]家族成员直系亲属祖父周福清（字介孚）（1838~1904年）[5]祖母祖母九太太戴氏，后祖母蒋氏 [5]父亲父亲：周凤仪（字伯宜）（1861~1896年）[5]母亲母亲：鲁瑞（1858~1943年）[5]长兄长兄：周树人（1881~1936年）（即鲁迅）三弟三弟：周建人（1888~1984年）妻子妻子：羽太信子（1909年在东京结婚），日本人 [6]儿子儿子：周丰一（1997年病逝)[7]长女长女：周静子[8]次女次女：周若子（1929年夭折）[9]人物生平年少启蒙（1885-1904年）周作人幼年时期，家道日趋衰落。9岁时，祖父因科举作弊入狱，他随母亲、大哥去皇甫庄外婆家避难。11岁，他在三味书屋读书。12岁父亲病逝。次年(1897年)去杭州陪伴在监狱的祖父。在杭州读完了《诗经》《书经》，开始学做八股文和试帖诗。1898年7月时返回绍兴，12月与鲁迅同去参加科举考试，后又去应试，均未考中。1901年4月祖父获释出狱。9月考入江南水师学堂并改名作人。1902年1月转为水师学堂管轮班正式学生。1904年7月祖父病逝。9月下旬，经堂叔祖周椒生的劝说到绍兴附近的东湖通艺学堂教英文，不满两个月又回江南水师学堂读书。期间周作人开始接触西方科学和民主思想，开始了最初的文学活动。[10]日本留学（1905-1909年）在江南水师学堂期间，周作人在留学日本的大哥鲁迅的关照和影响下，十分向往赴日本留学。1905年末，他考取出国留学生。1906年被派赴日本学习建筑，初入法政大学预科。1908年秋，改入立教大学，并开始学习古希腊文。期间他曾协助鲁迅、许寿裳等人筹办文艺杂志《新生》(后未出版)，提倡文艺运动并翻译了一些被压迫民族的作品。与此同时，周作人还曾在东京发行的《天义报》《民报》《河南》等杂志及家乡的《绍兴公报》上发表多篇译著。1909年与日本人羽太信子结婚。在日本时期，周作人更多地接受了西方科学民主思想的影响，并初步形成了以个性主义、人道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民主主义思想。[6]民国初期（1911-1919年）1911年秋，周作人结束了在日本的留学生活，携妻子羽太信子回绍兴。[11]1912年2月由朱遏先介绍到浙江军政府教育司工作，先被委任为课长，后又改任浙江省视学，后来因为妻子即将分娩未就职。同年5月16日，羽太信子生下一个男孩，原取名为丰丸，后又改名为丰一。约七月时，去杭州浙江省军政府教育司就职。在八月的时候，因病辞职，返回绍兴。[7]1913年3月23日，绍兴县教育会副会长陈津门来告知，教育会选举周作人为会长。请他4月21日去教育会就职。又过了六日，浙江省立第五中学教员蒋庸生来访，邀请他为浙江省立第五中学教英语。一个月后该中学遣人送来聘书和课时表、教科书等。从4月14日起在该中学教二、三年级的学生英文。[12]1914年4月，周作人所译波兰显克微支的中篇小说《炭画》由北京文明书局出版，署名周作人。7月，妻子羽太信子生下一个女孩，取名为静子[8]1915年10月16日编辑介绍希腊文学的几篇旧作:《希腊之小说》《希腊女诗人》《希腊之牧歌》等，并将这几篇总名为《异域文谈》，寄给小说月报社，后由小说月报社出版。10月23日妻子羽太信子生下第二个女儿，取名若子。[9]1917年9月得到了北京大学的聘书，被聘为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编辑员。翻译了古希腊谛阿克列多思的牧歌第十篇，题为《古诗今译》。至10月14日又写了一篇题记，署名周作人。这是周作人所写的第一篇白话文。这篇译诗与题记，都经过鲁迅的修改。[13]1919年12月发起并组织工读互助团，并与顾兆熊、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人联名发表《工读互助团募款启事》，后来因为试办失败，工读互助团不久便宣告解散。[14]兄弟决裂（1919-1923年）在五四运动高潮过后，周作人与鲁迅之间政治思想上的分歧越来越大，在生活上的不睦也间或因为一些小事而发生。羽太信子对鲁迅的不满和诬陷，重要的根源在经济问题上。自1919年冬，周作人与家眷和鲁迅一起住在八道湾后，羽太信子成为经济上的实际总管。鲁迅每月的薪俸全数交给羽太信子，但羽太信子生活上极讲排场，用钱毫无计划。对于这种情形，鲁迅总规劝他们用钱要节省一点，而这却遭到羽太信子的忌恨。她不喜欢鲁迅，更不想听他的规劝，总想挑起纷争，把鲁迅赶出八道湾。周作人却轻信妻子之言，与自己大哥决裂。1923年7月中旬，羽太信子忽然在周作人面前捏造鲁迅的罪状，诬陷鲁迅对他不敬、调戏她。周作人听信了羽太信子的谗言。18日他写了一封对鲁迅表示绝交的短信，造成了他们兄弟感情的破裂。[15]民国中期（1927-1935年)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到华北沦陷（1935年）前，这一时期周作人在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专政的高压政策下，政治上追求隐逸，思想上趋向孔孟的儒学，文学上更加追求平和、冲淡的闲适小品，反对新兴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周作人提出了闭户读书论。同时周作人的思想虽在某些方面还有反封建的成分，但在总体上趋向了孔孟的儒学。他极力追求儒家的中庸主义和忍的哲学，并将这些作为自己的处世态度。周作人这时的文学主张也形成了一种倒退，一反“五四”时期提倡为人生而文学的主张，而大力鼓吹文学的无目的性，客观上起到了恶劣的作用。他支持林语堂等人提倡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闲适小品。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兴起，周作人就与左翼文艺阵营的主张相悖，其态度充分说明他坚持资产阶级立场，抗拒马克思列宁主义。周作人这个时期在创作上更极力追求平淡、自然、闲适的境地，写了大量赋得草木虫鱼的文章和读书杂记。但是这个时期周作人的思想却仍是矛盾重重，负累极深。他一面追慕隐逸，力避政治；一面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合的封建专制和法西斯暴政不满和激愤。[16]抗战时期（1937-1945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北京大学南迁，周作人没有南下并被任命为留平教授。1938年2月，周作人出席了大阪每日新闻社在北京饭店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该消息引起了文艺界乃至全国人民的愤怒。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和各文学界人都指责周作人的附逆行为。后来周作人也并没有醒悟，反而进一步走向了投降的道路。[17]1939年元旦，周作人在家为刺客所袭，但并未受伤。1939年1月，周作人辞去燕京大学教书的职务，接任伪北京大学任命的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1940年11月，在王揖唐等人的劝诱下，周作人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1942年5月，为庆祝伪满洲帝国10周年纪念，周作人随从汪精卫等去“新京”(长春)访问。之后又赴往南京参加庆祝汪精卫60大寿的活动。在出任伪教育总署督办期间，周作人还曾先后三次赴徐州、涿县、定县等地，视察汪伪集团发动“治安强化运动”的实施情况和教育工作情况。1942年12月，在伪中华民国新民青少年团中央统监部成立大会上，周作人被选为副总监，并身穿日本军服在天安门上检阅了伪新民会青少年团练兵的分列式。[17]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12月6日，周作人因汉奸罪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被押于北京炮局胡同监狱。[17]民国晚期（1946-1949年）1946年5月27日，周作人及其他同案汉奸被押送至南京老虎桥监狱。同年7、8、9月，国民党政府南京高等法院对周作人案曾进行三次公审。11月16日，首都高等法院判处周作人有期徒刑14年，周作人不服，上诉最高法院。胡适、蒋梦麟等人出示证明，原北平诸大学的教授沈兼士、陈雪屏等人也联名呈文，最终，国民党最高法院撤销原判，改判周作人有期徒刑10年。在监狱中，周作人翻译了英国劳斯著的《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并作忠舍杂诗、往昔诗、儿童杂事诗、应酬诗和题画诗等共200余首诗。1949年1月26日，南京政府倒台前夕，周作人被保释出狱。[2]1949年6月，周作人想向人民政府的同志陈述一下他对新政权的看法和自己的事情以取得人民政府对他的信任与理解。他写信给周恩来总理。信中他陈述对新政权的看法说：“中国共产党在实行新民主主义，这只是笼统的一句话，可是含义却是非常重大的。”关于自己的事，他叙述了因受汉代王充、明代李率吾、清代俞理初等人的影响形成的反礼教思想，并又为自己辩解说：“说是离经叛道，或是得罪名教，我可以承认，若是得罪民族，则自己相信没有这意思。”“过去思想上的别扭，行动上的错误，我自己承认。”不久以后周恩来将信转呈毛泽东，毛主席在信上批示：“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依据毛主席的批示精神，文化部决定用周作人之所长，让他做翻译工作，可予出版。[18] 1901年周作人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学习，开始接触西方科学和民主思想，并进行文学活动。[3]1906年赴日求学，期间与鲁迅一起筹办《新生》杂志，提倡文艺运动。辛亥革命前夕除在杭州、绍兴教育界任职外，他继续翻译与创作，研究儿童文学。[1]早期加入《新青年》，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杂志上发表论文。[1]1920年，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筹办文学研究会，起草文学研究会宣言，举起了“为人生”的文学旗帜。后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4]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变节附逆，出任伪职。1945年因汉奸罪被捕，后判刑。[1]1949年1月交保释放。晚年定居北京，翻译希腊文学与日本文学，出版《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等著作，为研究鲁迅做出了巨大贡献。1967年5月病逝于北京。[1]家族成员直系亲属祖父周福清（字介孚）（1838~1904年）[5]祖母祖母九太太戴氏，后祖母蒋氏 [5]父亲父亲：周凤仪（字伯宜）（1861~1896年）[5]母亲母亲：鲁瑞（1858~1943年）[5]长兄长兄：周树人（1881~1936年）（即鲁迅）三弟三弟：周建人（1888~1984年）妻子妻子：羽太信子（1909年在东京结婚），日本人 [6]儿子儿子：周丰一（1997年病逝)[7]长女长女：周静子[8]次女次女：周若子（1929年夭折）[9]人物生平年少启蒙（1885-1904年）周作人幼年时期，家道日趋衰落。9岁时，祖父因科举作弊入狱，他随母亲、大哥去皇甫庄外婆家避难。11岁，他在三味书屋读书。12岁父亲病逝。次年(1897年)去杭州陪伴在监狱的祖父。在杭州读完了《诗经》《书经》，开始学做八股文和试帖诗。1898年7月时返回绍兴，12月与鲁迅同去参加科举考试，后又去应试，均未考中。1901年4月祖父获释出狱。9月考入江南水师学堂并改名作人。1902年1月转为水师学堂管轮班正式学生。1904年7月祖父病逝。9月下旬，经堂叔祖周椒生的劝说到绍兴附近的东湖通艺学堂教英文，不满两个月又回江南水师学堂读书。期间周作人开始接触西方科学和民主思想，开始了最初的文学活动。[10]日本留学（1905-1909年）在江南水师学堂期间，周作人在留学日本的大哥鲁迅的关照和影响下，十分向往赴日本留学。1905年末，他考取出国留学生。1906年被派赴日本学习建筑，初入法政大学预科。1908年秋，改入立教大学，并开始学习古希腊文。期间他曾协助鲁迅、许寿裳等人筹办文艺杂志《新生》(后未出版)，提倡文艺运动并翻译了一些被压迫民族的作品。与此同时，周作人还曾在东京发行的《天义报》《民报》《河南》等杂志及家乡的《绍兴公报》上发表多篇译著。1909年与日本人羽太信子结婚。在日本时期，周作人更多地接受了西方科学民主思想的影响，并初步形成了以个性主义、人道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民主主义思想。[6]民国初期（1911-1919年）1911年秋，周作人结束了在日本的留学生活，携妻子羽太信子回绍兴。[11]1912年2月由朱遏先介绍到浙江军政府教育司工作，先被委任为课长，后又改任浙江省视学，后来因为妻子即将分娩未就职。同年5月16日，羽太信子生下一个男孩，原取名为丰丸，后又改名为丰一。约七月时，去杭州浙江省军政府教育司就职。在八月的时候，因病辞职，返回绍兴。[7]1913年3月23日，绍兴县教育会副会长陈津门来告知，教育会选举周作人为会长。请他4月21日去教育会就职。又过了六日，浙江省立第五中学教员蒋庸生来访，邀请他为浙江省立第五中学教英语。一个月后该中学遣人送来聘书和课时表、教科书等。从4月14日起在该中学教二、三年级的学生英文。[12]1914年4月，周作人所译波兰显克微支的中篇小说《炭画》由北京文明书局出版，署名周作人。7月，妻子羽太信子生下一个女孩，取名为静子[8]1915年10月16日编辑介绍希腊文学的几篇旧作:《希腊之小说》《希腊女诗人》《希腊之牧歌》等，并将这几篇总名为《异域文谈》，寄给小说月报社，后由小说月报社出版。10月23日妻子羽太信子生下第二个女儿，取名若子。[9]1917年9月得到了北京大学的聘书，被聘为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编辑员。翻译了古希腊谛阿克列多思的牧歌第十篇，题为《古诗今译》。至10月14日又写了一篇题记，署名周作人。这是周作人所写的第一篇白话文。这篇译诗与题记，都经过鲁迅的修改。[13]1919年12月发起并组织工读互助团，并与顾兆熊、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人联名发表《工读互助团募款启事》，后来因为试办失败，工读互助团不久便宣告解散。[14]兄弟决裂（1919-1923年）在五四运动高潮过后，周作人与鲁迅之间政治思想上的分歧越来越大，在生活上的不睦也间或因为一些小事而发生。羽太信子对鲁迅的不满和诬陷，重要的根源在经济问题上。自1919年冬，周作人与家眷和鲁迅一起住在八道湾后，羽太信子成为经济上的实际总管。鲁迅每月的薪俸全数交给羽太信子，但羽太信子生活上极讲排场，用钱毫无计划。对于这种情形，鲁迅总规劝他们用钱要节省一点，而这却遭到羽太信子的忌恨。她不喜欢鲁迅，更不想听他的规劝，总想挑起纷争，把鲁迅赶出八道湾。周作人却轻信妻子之言，与自己大哥决裂。1923年7月中旬，羽太信子忽然在周作人面前捏造鲁迅的罪状，诬陷鲁迅对他不敬、调戏她。周作人听信了羽太信子的谗言。18日他写了一封对鲁迅表示绝交的短信，造成了他们兄弟感情的破裂。[15]民国中期（1927-1935年)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到华北沦陷（1935年）前，这一时期周作人在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专政的高压政策下，政治上追求隐逸，思想上趋向孔孟的儒学，文学上更加追求平和、冲淡的闲适小品，反对新兴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周作人提出了闭户读书论。同时周作人的思想虽在某些方面还有反封建的成分，但在总体上趋向了孔孟的儒学。他极力追求儒家的中庸主义和忍的哲学，并将这些作为自己的处世态度。周作人这时的文学主张也形成了一种倒退，一反“五四”时期提倡为人生而文学的主张，而大力鼓吹文学的无目的性，客观上起到了恶劣的作用。他支持林语堂等人提倡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闲适小品。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兴起，周作人就与左翼文艺阵营的主张相悖，其态度充分说明他坚持资产阶级立场，抗拒马克思列宁主义。周作人这个时期在创作上更极力追求平淡、自然、闲适的境地，写了大量赋得草木虫鱼的文章和读书杂记。但是这个时期周作人的思想却仍是矛盾重重，负累极深。他一面追慕隐逸，力避政治；一面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合的封建专制和法西斯暴政不满和激愤。[16]抗战时期（1937-1945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北京大学南迁，周作人没有南下并被任命为留平教授。1938年2月，周作人出席了大阪每日新闻社在北京饭店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该消息引起了文艺界乃至全国人民的愤怒。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和各文学界人都指责周作人的附逆行为。后来周作人也并没有醒悟，反而进一步走向了投降的道路。[17]1939年元旦，周作人在家为刺客所袭，但并未受伤。1939年1月，周作人辞去燕京大学教书的职务，接任伪北京大学任命的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1940年11月，在王揖唐等人的劝诱下，周作人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1942年5月，为庆祝伪满洲帝国10周年纪念，周作人随从汪精卫等去“新京”(长春)访问。之后又赴往南京参加庆祝汪精卫60大寿的活动。在出任伪教育总署督办期间，周作人还曾先后三次赴徐州、涿县、定县等地，视察汪伪集团发动“治安强化运动”的实施情况和教育工作情况。1942年12月，在伪中华民国新民青少年团中央统监部成立大会上，周作人被选为副总监，并身穿日本军服在天安门上检阅了伪新民会青少年团练兵的分列式。[17]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12月6日，周作人因汉奸罪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被押于北京炮局胡同监狱。[17]民国晚期（1946-1949年）1946年5月27日，周作人及其他同案汉奸被押送至南京老虎桥监狱。同年7、8、9月，国民党政府南京高等法院对周作人案曾进行三次公审。11月16日，首都高等法院判处周作人有期徒刑14年，周作人不服，上诉最高法院。胡适、蒋梦麟等人出示证明，原北平诸大学的教授沈兼士、陈雪屏等人也联名呈文，最终，国民党最高法院撤销原判，改判周作人有期徒刑10年。在监狱中，周作人翻译了英国劳斯著的《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并作忠舍杂诗、往昔诗、儿童杂事诗、应酬诗和题画诗等共200余首诗。1949年1月26日，南京政府倒台前夕，周作人被保释出狱。[2]1949年6月，周作人想向人民政府的同志陈述一下他对新政权的看法和自己的事情以取得人民政府对他的信任与理解。他写信给周恩来总理。信中他陈述对新政权的看法说：“中国共产党在实行新民主主义，这只是笼统的一句话，可是含义却是非常重大的。”关于自己的事，他叙述了因受汉代王充、明代李率吾、清代俞理初等人的影响形成的反礼教思想，并又为自己辩解说：“说是离经叛道，或是得罪名教，我可以承认，若是得罪民族，则自己相信没有这意思。”“过去思想上的别扭，行动上的错误，我自己承认。”不久以后周恩来将信转呈毛泽东，毛主席在信上批示：“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依据毛主席的批示精神，文化部决定用周作人之所长，让他做翻译工作，可予出版。[18]新中国初期（1949-1964年）出狱后，周作人回到北京，迫于生计给上海的《亦报》和《大公报》写五百至七百字的小品文，以稿费为生，写稿成了他一天里主要的事情。这些小品文富于知识性、趣味性、史料性，如《成舍我与刘半农》《孙伏园与副刊》等，标志着周作人的散文重新绽放出上世纪二十年代巅峰时期的艺术光芒。同时周作人精通希腊语和日语，195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向周作人约稿，主要请他翻译希腊以及日本的古典文学作品，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1955年1月至1959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每个月预付两百元稿费给周作人，到1960年稿费增至四百元，但拿最高稿费的周作人依然不够用，经济时常陷入穷困状态。[19]在解放后生活的18年中，他写了《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故家》《鲁迅的青年时代》《知堂回想录》等书，为研究鲁迅和研究现代文学，提供了有用的资料。[20]1964年，全国城乡掀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出版社决定把他的待遇减半。于是自1964年9月起，预付给周作人的稿费由每月四百元减为二百元。[21]文革时期（1966-1967年）1966年出版社的业务已陷于停顿状态，所以决定自当年六月起，停付周作人的稿酬。这项经济来源断绝后，周家只能靠周丰一夫妇的工资来维持生活。8月22日，一群红卫兵冲进八道湾周家，直接砸下周作人之母的牌位。24日早晨，红卫兵把房子统统查封，并将周作人拉到院中的大愉树下，用皮带、棍子抽打，后周作人只被允许睡在洗澡间。不久，周丰一作为 “摘帽右派”，被勒令关进了牛棚。红卫兵为周家规定了生活标准，并只被允许买粗粮。周作人因牙口不好，一日三餐只能就着臭豆腐喝点玉米面糊。由于营养不良又整天被囚禁在小屋里，他的两条腿很快就浮肿了。[21]1967年5月6日，周作人在中午吃完粥的几个小时后要下地去解手时猝然发病，没来得及穿鞋就溘然长逝，终年83岁。[22] 人物作品原著(按出版时间排序）《苦茶庵笑话选》（1933）《乌篷船》（1986）《现代作家谈散文》（1986）《苦竹杂记》（1987）《自己的园地》（1988）《雨天的书》（1988）《知堂书话》（1988）《欧洲文学史》（1989)《儿童文学小论》(1989)《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89)《艺术与生活》（1989)《瓜豆集》（1989)《秉烛谈》（1989)《谈龙集》（1989)《谈虎集》（1989)《周作人美文精粹》（1991）《知堂小品》（1991）《恬适人生》（1991）《周作人散文欣赏》（1992）《周作人小品散文》（1992）《男男女女》（1992）《谈天》（1994）《饭后随笔》（1994）《知堂书信》（1994）《雨中吟》（1995）《关于鲁迅》（1997）《周作人书话》（1997）《知堂夜话》（1998）《周作人民俗学论集》（1999）《书里人生》（2000）《老虎桥杂诗》（2002）《药堂杂文》（2002）《知堂乙酉文编》（2002）《过去的工作》（2002）《秉烛后谈》（2002）《药堂语录》（2002）《立春以前》（2002）《苦口甘口》（2002）《书房一角》（2002）《风雨谈》（2002）《鲁迅小说里的人物》（2002）《药味集》（2002）《鲁迅的故家》（2002）《知堂回想录》（2002）《知堂遗存》（2004）《苦雨》（2005）《怀旧》（2005）《近代欧洲文学史》（2009）《永日集》(2011)《周作人书信》（2011)《苦茶随笔》(2011)《看云集》（2011）《夜读抄》（2011）《本色》（2012）《木片集》(2013)《鲁迅的青年时代》(2013)《故乡的野菜》（2014）--- 周作人《五十自寿诗》，已经给自己做了评价：（其一）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喫苦茶。（其一）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着袈裟。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功夫吃讲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