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生涯回眸（副本）（副本）

嘉翔，宝珍

今年是建军90周年，也是我当兵刚好50年，半个世纪，在历史上的长河中不过是弹指一挥间。可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历程中，却是漫漫征程。

我1986年由坦克五师调到军区文化部任专业作家，199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迄今为止出版了12本书(长篇纪实文学)，投拍了5部电视剧，编写了三部大型话剧和三部广播剧；为中央电视台制作了30多部专题片(我是独立制片人、撰稿兼编导)；至于在报刋上发表的新闻稿和短篇文艺作品，可以说不计其数。

我一生坎坷，历经多次失败和挫折，对人生有深刻体验，可谓五味杂陈。

有人建议我写回忆录，可我想一个普通老百姓写回忆录谁会看呢？前不久我的孩子们向我提议：可否把一生积累的照片整理成册，留给晚辈作永久收藏。这话启发了我，于是着手把50年来积累的照片，按时间顺序略加整理，配适当的文字说明，作为留给后人的一点念想吧。

今天，我把它公布于众，也算一个老兵献给建军节的礼物。

我是1966年的高中毕业生，是"老三届"的兄长，因文革而待业。1968年2月20日，我应征入伍。

提起当兵，当年还有个插曲：在体检复查时，负责X光胸透的医生把我拦在门口："你叫王家祥吗？你的同学写信揭发你得过肺结核。"

我心里发毛，是的，我在1966年夏是得过肺结核，甚至影响到高考。经过治疗早好了。难道复发了吗？

回头看来，我当时还真的很沉着，甚至说是急中生智，我轻描淡写地说：''哪里是肺结核，是急性肺炎，早治好了，你上次给我透视不是没发现问题吗？"

也许我这话在医生心里产生了震撼，如果我真是肺结核，医生没透视出来，被人揭发了，你这个医生是有责任的，甚少你医术不行，是要被批评的。

医生顺着我的话说："就是嘛，肺炎算什么事？打几针就好了。你要是得过肺结核，至少要留下鈣化点，凭我这技术，能看不出来吗？"

我顺竿爬："那是的，我们都知道你是县里最棒的医生。"

这个医生再次为我透视，说没问题。于是，我顺利过关。

到部队两个月复查时，肺上确实发现了鈣化点。我不知这是否在退兵之例？但我知道入伍两个月我的表现相当好，我的知识才华崭露头角，连长陈发成、指导员朱玉镁喜欢我喜欢的不得了，根本就舍不得退走我。

当年，一张8分钱的邮票，差点毁了一个人的前程。

假如我没有当兵，我的人生又是什么样子呢？

我爱人经常跟我开玩笑：''你不当兵，家在农村，娶个乡下媳妇，给你生一堆小猪崽。(我属猪)''

这就是命运。

生活没有假如...

2月22号，闷罐車把我们拉到阜新市停下来。这时接兵的人才告诉我们，我们入列的部队是沈阳军区装甲兵教导二团。

我被分到坦克三营九连一排一班任坦克驾驶员。

那时，经常搞訓练，我开着坦克车，风雨无阻，在河床的沙石上飞奔，揚起阵阵烟尘，遮天蔽日，好不壮观。

一次在农村搞训练，休息时坦克车旁边围满了看热闹的半大孩子，我趁他们不备突然发动坦克，猛轰油门，卷起阵阵浓烟，吓得这些孩子们屁滚尿流，四散奔逃。我在坦克里哈哈大笑。现在回想起来这种恶作剧肯定不对。但我毕竟是新兵，是个童心未泯的大孩子而已。

其实，军队生活还是充满风险的。有一年冬天，我团野外训练，晚上露营时一个姓雷的新战士彼塌方的猫儿洞当场压死。后来，我原先所在连和我同期入伍的郭敬群，在实工中被炸药炸瞎了双眼。

这就是军人，随时准备流血牺牲。

军队的生活紧张，有规律，我们这些学生兵要改掉好多臭毛病。当时提倡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学毛著，背毛主席语录。当时坦克17团一位陈姓学毛著标兵，可以把《毛主席语录》中的270条语录倒肯如流，令我们羡慕。

1969年3月2日，珍宝岛战斗爆发，苏联的坦克侵入我境内。当时我们都热血沸腾，渴望开着我们的坦克去珍宝岛与苏修来场坦克对决。

很遗憾，我团未被派往前线。这对于渴望沙场冲锋陷阵的热血士兵来说，多少是个缺憾。

这是战场离我最近的一次。1979年的对越反击战，更轮不到坦克兵参战了。

当兵一輩子，没打过仗，是我们这代軍人的幸福。毕竟，和平才是对军人的最高奖赏！

当时我是我们连唯一的老高三毕业生，属于连里的秀才，所以，连队的黑板报一直由我负责写稿，另有一名会画画的老兵负责插图。这情景就像念书时出黑板报我负责组稿，白怡夫负责插图一样。

一天，我正站在凳子上写黑板报，由于精力集中，竟未发现一直有个年长的军人站在我后边看。等我写完下凳子时，他连声对我说：''不錯！真是不錯！''

我当时并未在意，以为他是路过的那个连的干部。吃晚饭时，连长把这个人介绍给全连，原来他是来我们连蹲点的团政治处副主任石文。

那时，奉行''早请示、晚汇报"，要在睡觉前以班为单位向毛主席汇报，检讨工作，斗私批修。

一天晚上，连长、指导员陪着石副主任来我们班听晚汇报。我见石副主任来了，我升起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今天一定要好好表现。倒是没有什么复杂的想法，出于争强好胜，想在首长面前露一手。

于是，当别人汇报时，我在打腹稿，在心里组织词汇，提练主题和要点。轮到我汇报时，我语言流畅，观点鲜明，用词准确而有文学色彩，且充满激情。我汇报完了，石副主任竟鼓起掌来，当众夸奖我：''这个小同志讲的好！''

后来，石付主任又和我单独交谈几次，我从他的眼神里发现了异样的目光。

我似乎有了某种预感。

果然，他蹲点结束不久，政治处出面把我调到了团报道组，负责给报刋写稿。

于是，我离开连队，进入机关，任报道员。这时，我入伍仅6个月。

这是我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是我成为专业作家的第一块敲门砖。

可以说，石文副主任是我生命中的第一个贵人！他慧眼识珠，对我有提携之恩。

当时，团报道组的组长是宣传股的尤福贵干事。(因为当年没留下照片，摆在这里的是我俩近期的合影)

当时，军队十分注重报道工作，渴望在各级报刋上发表反映本部队的工作成绩或经验，领导脸上有光，上级看了会表扬。用现在的话讲是形象工程。

但是，上报纸尤其是上解放军报，非常之难，有时一两年都上不了一篇。面对接连不断的退稿，尤干事鼓励我们：''失败何憾，挥笔再战。''

正是在尤干事他身传言教之下，我的写作水平不断提高，由开始的登小报，到后来的登大报。最难上的《解放军报》、《人民日报》也时不时的登上几篇。几年之后，尤福贵被调到军委装甲兵办的刊物《人民装甲兵》当编辑，就是对他出色报道水平的肯定。

1968年8月18日，我入党了，介绍人就是尤福贵。

我从尤福贵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是我的良师益友。正是在他的耐心都助下，我学会了写作。应该说报道组是哺育我成为作家的搖篮。

尤福贵是我生命中的第二个贵人，对我言传身教，有启蒙之恩。我们的友谊一直維持到现在。

提到尤福贵，我有说不完的话。他领导的报道组出了不少人材。和我同在报道组的张宝杰，后来也成为专业作家，曾任辽宁作协文学院的副院长，专门培养作家。

其实，尤福贵一生著作颇丰，光长篇就出版了两部，名符其实的作家。只不过他没有申请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罢了。

一个小报道组，几乎同时蹿出三位作家，应该算是奇迹吧！报道组客观上成为培养作家的孵化器，或者说是摇篮。这在团级报道组里怕是绝无仅有的吧。

好多军队作家都从报道组起家的。诸如从我们坦克五师转业到地方，后来也成为作家的赵素男、孙旭辉等人，也都有报道的经历。

现在，我和尤福贵、张宝杰三家都定居北京，时不时地聚聚，喝点小酒，谈谈往事，不亦乐乎。

这幅照片是春节时，我们夫妇、张宝杰夫妇去给尤福贵拜年时的合影。

调到报道组后.可以说常年写作，点灯熬夜是常事，视力不断下降，不得不戴上眼镜。

这是我一生中首张戴眼镜的照片。

1970年3月，我被提拔为坦克五师政治部宣传科的新闻干事，从而离开了团报道组。好在仍然在同一个师里，作为师的新闻干事，我经常下去采访，因而也能经常见到老战友。

这是我提干后贴在军官证上的免冠照片。

当上新闻干事后，责任更重了，压力更大了。可以说马不停蹄地去基层采访，日以继夜地写作。写作水平也不断提高。

这期间，我尝试着写点短篇小说、报告文学之类的，这是不同于新闻稿件的另类作品。

这幅照片记录了部队野营拉练时住在老乡家里，在炕头上点着蜡烛学毛著的情景。我这个新闻干事兼顾摄影报道，师部里唯一的一部照相机在我手里。

我当时在师直属通信营拍了这个样式的一张照片，投给报社。

而这幅照片，不是用来投稿的，是照葫芦画瓢摆出来的花架子，我在其中，左边那位是我们科的王国庆干事，右边那位是在宣传科帮忙的战士。

这张照片是摆布的，但这个情景是真实的。拉练在农村，没有电灯，学毛著只能在蜡烛下。

1971年初春，我请假来到叔叔在辽宁省台安县的家。原来叔叔要给我介绍对象，让我回来看看。

当时台安县邮电局从下乡知青中招收一批女青年。我叔叔是该县武装部的军官，此时任县邮电局军管会主任。女青年来邮局报到那天，我叔叔站在大门口迎接她们，与之一一握手，名为欢迎，实则相面。虽然比不上林立果选妃那么隆重，但在叔叔看来选侄媳也算家族一件大事了。

我叔叔看好一个人，她叫远宝珍。当天晚上，远宝珍来到叔叔家和我见面。也许是缘分吧，我俩一见钟情。等到三天后我离开时，彼此己经难舍难分了。

我们俩都是初恋，生平第一次谈恋爱就成功了。应了那句话："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

离开时宝珍嘱咐我不要写信，因为刚刚抽调上来，工作没干咋样倒先谈起恋爱，怕影响不好。她说会经常给我打电话。那时打长途没有直播电话，要靠话务员来接转，宝珍就是干这个的。

那时，军线打电话是不花钱的。地方话务员很有办法把她的电话转到我们师部的通讯班，然后再转到我的办公室。不论我下部队采访，还是野营训练，都能接到她的电话。基本上都在夜里十点以后，部队息灯休息了，军务方面的电话没有了。否则，占用军线谈恋爱，就这一条就足以把我开了...

过了三个月，我觉得靠电话不行，一是有风险；二是泄密，我们通话时军队的话务员会偷听，甜言蜜语不敢说；三是没发挥我的长处，我是笔杆子啊。她可以秘密谈恋爱，不影响进步，可我呢？万一婚变，我手头一点证据都没有。不行，我得写信。

我给她写的第一封信中有这样的话：''阿庆嫂不寻常，竟敢在解放军面前耍花枪...."我不在的时候，她经常去叔叔家看望，我的两个堂妹戏称她像阿庆嫂。

这封信果然见效，从此开始书信来往。她与军人谈恋爱的事终于浮出水面，由地下转为地上。

当然，近水楼台先得月，她还是时不时地给我打电话。

1971年9月18日，新华社主办的《新闻稿》编发了我写的国际评论《决不许'9.18事变'重演》，引起强烈反响。

当时，新华社是很有权威的，它把握着中央的宣传口径，国内外重要新闻都通过新华社《新闻稿》发布，各级媒体转载。我们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时，开头总有这样的话："新华社北京X X日电''，就是引用新华社的通稿。各级报纸引用《新闻稿》的文章，最后都要用括弧注明：''新华社X X日讯''。现在也是如此。

在预

这篇文章发表后，全国很多报纸都转载，影响很大。上面照片中显示的转载了我的文章的多家报纸，就是新华社当年寄给我的。

文章上了新华社，这在我师是很大的成绩，过去从未有过，自然在师里引起轰动。

但是，有人不服。与我同在宣传科的一位姓孙的干事，指着报对我说：''是你写的吗？不可能吧？''我笑答："你没看见上面署着我名字吗？''他冷笑：''重名的人很多啊！"我当即拿出该文的底稿给他看，他无话可说的。

我也是真够争气的，半年以后，还是在《新闻稿》相同的栏目《工农兵战地》里再次发布我的文章《佐藤政府猖狂反华决无好下场》，宣传科的人都为我祝贺。因为这是全师的光荣，标志着我师的报道工作迈上了新台阶。

照片中的两本《新闻稿》就是新华社寄给我的。

又过了半年，我在辽宁日报上发表了我的第三篇国际评论《天下大乱是好事》。

坦克五师的战友们应该记得，当时我们科的孙旭辉几乎与我同时在辽报上发表了长诗《献给大乱的地球》，也曾引起很大反响。

可以说，五师宣传科的两个小干事，用一文一诗，把地球给搅个大乱。

这份剪报上刊发的文章，就是《天下大乱是好事》。

有一天，宝珍给我打电话，说她们单位''天天读"的时候，就是学的我的文章《决不许九.一八事变重演》。电话中我能听出她的喜悦和自豪。

后来她告诉我，那天早晨上班进行天天读的时候，领导拿着一张报纸对大家说："今年是九.一八事变40周年，有人写了一篇文章，抨击日本复活军国主义，提醒人们勿忘国耻，决不能让九一八事变重演。文章写得好，我们今天学习学习。"随后他又问："你们知道文章是誰写的吗？它就是在座的远宝珍同志的未婚夫王嘉翔同志写的。"

面对全场同事们投来的赞赏的目光，宝珍好不得意。这无疑为她争了光提了气。

当然，我们的爱情又推进一步。

1972年国庆节，我们正式订婚。这是当年的订婚照。

一次，我陪一位师首长坐吉普车去基层调研，这位首长的爱人搭顺风车去医院。以前我在军队大院见过首长夫人，但是不熟，听说她也是老兵，参加过抗美援朝，论年龄应该和我妈妈不相上下。我和他同坐后排，她仔细端详我，问这问那。我发现她眼里流露出慈母般的温柔。这很常见，平时首长家的阿姨见到我们这些小年轻的都是很热情很慈祥。

出差回来后的一天，这位首长打电话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一改往日谈工作时的严肃，微笑着和我唠起家常。突然话峰一转："小王，谈对象没有？"

我如实汇报："我订婚了。''

师长略显惊愕："订婚了？怎么这么快就订婚了？"这次是我感到惊愕，首长怎么这样问，不合常理啊？

随后首长又问："向组织打报告了吗？我怎么没听说...''

当时军队干都谈恋爱，必须向组织报告，对女方进行政审，政审合格才能处下去。否则，一刀两断。当时，我们师宣传队的张队长正在恋爱，因女方出身"黑五类"，组织不批准。但张队长深爱着这个女人，不肯放弃。最终选择了离开军队，这在当时是个很严肃的政治事件。

我告诉首长，已经通过了组织审查。至于为什么没向师首长报告，我心里喃喃："我这个排级干部的婚事，怎么敢惊动师首长呢？''

首长的态度使我联想到那天首长爱人和我同车时的微笑。我知道，首长的女儿和我年纪相仿。

果然，后来这位首长爱人再见到我的时候说："小王啊，真不知你订婚了，否则我一定招你上门...''

当时，我们师医院的一个医生，就聚了一位副师长的女儿。

如果我娶了首长的女儿，会怎么样？

这就是生活。

生活没有如果...

1973年元旦，宝珍来部队结婚。

巧的是我们到营房附近的街道办事处领结婚证时，承办人就是我的恩师尤福贵的爱人孟大姐。本来就是熟人，立即办证。孟大姐也是第一个为我们婚姻祝福的人。

没有隆重的婚礼，没有丰盛的宴席。按照当时军队的惯例，向同事们分发一些喜糖，这婚就算结了。

洞房就是招待所的一个房间，两个单人床并到.一起，盖的就是绿军被。

我们接受了领导和同事的真诚祝福。有个战友还送上一对枕巾，这在当时来说算是很不错的礼物了。

那时，没有婚纱照一说。30年之后，为庆祝结婚30周年，我俩补拍了婚纱照。30年前的漂亮新娘，如今已是半老徐娘。而新郎也早已没有了当年的帅气模样。

提起浪漫，想起玫瑰花一事...

提起新婚，还有一个难忘的插曲。

新婚第二天下午，宣传科陈科长通知我立即去沈阳军区招待所，说是在沈阳开会的师政委让我去沈阳面谈稿子的事。当时我写了一篇师党委团结一心，狠抓基层建设，成绩显著的新闻稿。按师里规定，反映师党委的稿件必须交师政委审阅。没想到政委把稿子带到沈阳去了，让我去沈阳聆听指教。

我当时很纠结，结婚第二天就要离开妻子出差，实在与心不忍。可政委的命令在师里就相当于圣旨，不可抗拒。

我们科长是个很有人情味的领导，但他也不敢违抗政委的命令。我理解科长的难处，对他说："科长放心，我立即去火车站。

我不知怎样来安慰妻子，她很通情达理，说部队的事情重要，赶紧走吧，不要担心我。

阜新距沈阳有近4个小时的路程，那时火车很少，一天只有三趟去沈阳的火车。还好，我赶上了晚上的一趟火车。等我见到政委时，已近晚9点。

政委见面谈稿子的事，他最反感的是这段话："师长率先垂范，专门挑最落后的连队蹲点，他想，抓基层打基础是毛主席的号召，不能让一个连队落伍，否则就是党委失职...."

政委指着这段话严厉问我："你怎么知道师长是这么想的？你钻到肚子里看了...''

我无言以对。我是没钻到师长肚子里看，可这是文章的常用语啊！你想...他想...我想...是作者常用的语式呀！还没等我回答，政委说："把这段话删去，可以投稿了。你回去吧。"

可是，当夜已经没有去阜新的火车了。我只好在招待所住下。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本来一个电话就能解决的问题，非要把我连夜调到沈阳。看来，小官难当啊！

1973年8月1日，为庆祝建军节，阜新日报用一个整版刊发了我的小说《洪妈妈》，塑造了一个关心热爱解放军的农村老妈妈的形象。洪与红谐音，表彰了红妈妈，如同沂蒙的红嫂。

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以前发表的诸多文章，都属于新闻稿，如同现在的快餐，是应景之作。而小说，要结构情节，塑造人物，讲究语言。

这扁篇小说的发表，提升了我的信心，看来文学创作并不难，当作家也不是遙不可及。著名军旅作家魏巍、王愿坚、金敬迈不也都是从基层成长起来的吗？

从此，萌发了当作家的念头。

从那以后，我一发不可收拾，接连在各级报刋上发表了十几篇小说。我的作家梦正酣...

1976年夏，我写的30万字长篇小说《合作医疗之歌》被辽宁人民出版社看中，决定出版。但在出版前还要进行不小的修改，出版社要我到沈阳在责任编辑的具体指导下修改。

这对于我来说，无疑是天大喜讯，一个20多岁的业余作者居然有长篇要问世了，不得了啊！我心里久藏的那个作家梦，就要梦想成真了。

我到了沈阳，负责此书的责任编辑叫徐永芝，是个和蔼可亲的女同志，因年龄大我20多，我叫她阿姨。

徐编辑告诉我，出版社对这部长篇相当重视，这是直接歌颂文化大革命，直接歌颂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这种新生事物的，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而且反映了军民团结如一人的重大主题，难能可贵。

我写的这部长篇，反映的是真人真事。

我原先所在团的一名营部医生王宪一(40年过去了，这个名字我叫不准了，若錯了，请老战友更正)。他协助驻地的一个村子办起合作医疗，培训赤脚医生，解决了这个边远贫困村庄缺长少药的问题。小说设计了很多人物，很多矛盾，甚至有生死的阶级斗争。

这个村的合作医疗办得好，被树为阜新市的典型。王医生也因此被军队树为学毛著标兵，立功受奖。

在徐编辑的具体指导下，我认真修改。眼看着就要送印刷厂付印，却突然变天了。

1966年10月日，四人帮被打倒了。

接着是拨乱反正，文革中所歌颂的东西，恰恰在摈弃之列。

所有的出版社都在清理出版物，带有文革色彩的东西一律下架。

于是，我的《合作医疗》之歌胎死腹中。

这对于我是晴天霹雳，作家梦破灭。

后来我听说有关方面还对我进行调查，查我写小说有没有政治背景，是否与四人帮有牵连。

我一个基层小干事，能和四人帮挂上钩吗？我就是削尖了脑袋，也钻不进人家的圈子里。

小说失败，本来就够我难受的，回到师里，又有冷言冷语袭来："作家是那么好当的？别白日做梦了！""如果长个脑袋就能当作家，那不人人都是作家了..."

我无话可说，默默忍受着内心的煎熬。

也许我真的不适合当作家。

我的作家理想动摇了...

上面这张照片中的大高个是我新兵连的好友，他叫邵万宝，来自太康县，算是老乡。他是我原来所在团一个营部的书记(行政职务，与党委书记是两回事)。有段时间他被借调到师政治部干部科帮忙。

一天，我俩聊天时他很含蓄地告诉我，政治部有些人对我有看法，说我在《新闻稿》上发表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小说，还写长篇...是名利思想，个人奋斗，是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怪。我知道他一片好意，如不警惕，会影响进步。

我心里一惊，这种议论来自干部科，可不是好兆头，干部科掌控我们这些营以下干部的升迁去留，他们如此评价，能有我的好果子吃吗？

有件事更让我害怕。一次，拉练途中师党委成员集体学毛著，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我觉得这一主题很好，便拍了照片投稿。很快照片登报了。我正高兴之时，政治部一位副主任拿着报纸找到我，严历地问："我的脸哪去了？只有我一条腿。''

的确，照片中只有他一条腿。其实，在拍照时我就知道这一情况。当时党委开会，我一定要突出主要首长，即师长、政委、副师长、副政委们，也就是常委们。副主任不是常委，加之坐在农村的土炕上，副主任坐在边上不显眼的位置，我变换多个角度都无法将他的上半身收入镜头。严肃的党委会不容我长时间折腾，为突出主要领导，只保留副主任一条腿。

显然，副主任认为我不重视他，他自然生气了。

事后，一个老同志点拨我："王干事，你是缺乏经验啊！有道是县官不如现管，师长官大，可他不直接管你。政治部副主任是管干部的，又是你的顶头上司，孰轻孰重，你得把握好啊！再说，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你把副主任的脸给弄没了，那不等于骂他不要脸吗？他能不生气嘛！"

从那以后，再为首长集体拍照时，我尽量让副主任显眼。但是，晚了，副主任在我面前再也没有笑脸了。

果然，后果显现。与我同期的好多干事相继被提升了，而我还在原地踏步。

我开始考虑我的前途问题。

那时，留在军队不是最佳选择，有道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最终还是要回到地方。在军人中流行这样的话：''晚走不如早走，早走不如现在就走。"早走可以到地方打好基础，开创一番事业。晚走，年纪大了，回到地方没有单位愿意接收你。原先和我们在同一个报道组徐衍东，拒绝提干，复员回家，顺风顺水，最后当上黑龙江省高级法院院长，跻身副省级。他是我们的骄傲，也是我们的榜样。

考虑自己的仕途并不顺利，而来自干部科的议论让我如坐针毡，而政治部副主任那冷酷的脸更让我不寒而栗。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我开始考虑转业问题。

因为当了多年的新闻干事，和阜新日报、阜新广播电台的上上下下都很熟，他们欢迎我加入。真要是到报社或电台当记者，那是不错的选择。

我打定走的决心，写好了转业报告。当我把报告拿给妻子看时，她不同意，认为还是在军队干好，军队地位高，受人尊敬，发展空间大。尽管某个领导对你不感冒，他年纪大，很快就该转业了，他走了，不就好了嘛。她最后给我这样一条建议："咱自己不主动要求走，如果组织安排你转业，那咱就走。"

我认为妻子说的有道理，于是收起转业报告。

后来证明妻子是对的，如果我当年转业了，就没有后来的军旅作家王嘉翔了。

生活真的没有如果。

这件事影响我一生，感悟到：''忍一忍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

1980年，是我人生道路的又一个节点。

这一年，我终于被提升为副营了。而副营带来的巨大利益是老婆孩子可以随军了。我们终于结束了长达七年的两地分居生活，全家团聚在阜新的军营里。

我的新职务是师教导队的政治教员，这是个闲职。教导队一年也办不了几次班，政治教员也没有几节课。像机关干部一样，八小时工作制，一天三顿饭都可以在家里吃。

轻闲是轻闲，但晋升的管道被堵住了。教导队是正营级单位，教员最高是副营。我知道，这是我军旅生涯的最后一站。

但我满足了，家属随军了，无后顾之忧了。

教导队宽松的环境和充足的时间，非常适合我写作。而且这里没人说风凉话，只要你完成了本职工作，没人管你干什么。再说，这里的教员都知道自己职务到头了，不存在你上我下的残酷竞争，所以相安无事。

我的作家梦再度复活。

这期间，经《人民装甲兵》杂志社编辑尤福贵的推荐，该社要调我去北京当编辑。我当然喜出望外，乐意去北京工作。《人民装甲兵》是军委装甲兵主办的杂志，就在机关大院里。能到北京工作，是我们基层干部梦寐以求的啊！

而且，更具诱惑的是，我一旦进京，老婆孩子也可以随军进京。

然而，几次商调都卡在了沈阳军区装甲兵宣传处，他们的理由很堂皇："基层更需要人才，上级应该为基层着想啊...''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沈装宣传处为什么不成人之美呢？我在基层，并没有得罪他们，他们为何跟我过不去呢？

这是我至今都没解开的谜...

如果我调入北京，我的人生轨迹将改写。

但现在想起来，被拦在北京之外，对我来说未必不是好事。当编辑为他人作嫁衣裳，恐怕没时间搞文学创作了。诚如是，中国多了一位编辑，却少了一位军旅作家。

古代哲人就说过，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这就是命运。

还是那句话："生活没有如果！"

1984年夏，我写的电视剧《开不败的丁香》在坦克五师开拍。本剧反映的是坦克兵的生活，认爱情为主线，展现了当代軍人的爱国情怀和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

我最初写的是电影剧本，被长春电影制片厂看中，调我到长影去修改剧本。长影指派的导演是季世明(曾任《冰山上的来客》副导演)，责任编辑是王庭鈞。

长影的制作流程是：把选中的剧本编剧调来，和导演、责任编辑一起修改，其间会组织若干次剧本讨论会，一旦被通过，导演在编剧和责任编辑的配合下进行分镜头(对剧本还会作些修改)。

这是我的第一部电影剧本，由于对电影的内在规律了解不够，几次讨论都没过关。负责组织剧本讨论的长影副厂长，大明星庞学勤有点急，因为影响到长影厂的年度拍摄计划。

恰在这时，电视剧在我国崭露头角。为适应形势，长影成立了电视剧制作中心。但是，还没有现成的电视剧本，于是庞学勤和我商量，可否把《开不败的丁香》改成电视剧，作为长影的首部电视剧开拍。

我苦于电影剧本反复修改未获通过，自己也很苦恼，接受了庞学勤的建议。

还是季世明出任导演，王庭鈞任责任编辑。我们三人按照电视剧的模式很快搞定剧本，导演随后分好镜头。然后，摄制组的主要工作人员和我一起到阜新看外景，敲定就在坦克五师开拍。

当时，在坦克五师俱乐部召开了电视剧开机仪式，我和导演季世明、男主角郭碧川(曾主演了电影《白莲花》)、女主角施建岚(曾主演了谢晋执导的电影《天云山传奇》)，一起上台与观众见面。我第一次在如此隆重的场合上台，有点手足无措，不像演员那样谈笑风生。

这是有史以来在阜新拍摄的第一部电视剧，引起轰动。很多群众到现场围观，报纸、广播电台争相报道拍摄花絮。

这副照片是我(左一)、导演(左二)、郭碧川(左三)、摄像师(左四)、施建岚(左五)在一起合影。

这是导演在给演员说戏，后边站着的女演珉，提起她，自然会与影星刘晓庆联系起来。

赵雅珉的前夫是电影导演陈国军，他移情别恋，和刘晓庆搞到了一起。她加入这个摄制组时，刚刚办完离婚手续。她是剧中的女二号，我能看出她眼神中流露出的忧伤，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她演技的发挥。但我能理解，心爱的丈夫被别人搶走了，不啻于灭顶之灾。

平心而论，赵雅珉身材姣好，像年画中古代仕女那样漂亮。其美貌和人品都在刘晓庆之上，真不知陈国军爱上了刘晓庆哪一点。

拍完这部电视剧，赵雅珉远走他乡，以后再未听到她的消息。

电视剧《开不败的丁香》拍拍摄期间，当地的报纸和电台对我进行了专访，介绍了我这些年在创作道路上走过的坎坷之路和取得的成绩。阜新日报以较大篇幅刋发了题为《在失败中奋起》的文章，并配发了我的照片。为什么用这样的标题呢？因为采访中我向记者讲述了我在创作上的诸多失败，尤其是长篇小说《合作医疗之歌》的失败，对我的打击是巨大的。但我銘记当年报道组的座佑铭：''失败何憾，挥笔再战。''正是这不懈的拼搏，才取得今天的成功。

当年，我被评为阜新市''十大新闻人物"，依据是我的电视剧为阜新市填补了一项空白。

阜新广播电台的记者付桂兰采访了我爱人远宝珍，题目是《红花还需绿叶扶》，介绍我爱人支持我创作的事迹。在后来阜新市妇联出版的《巾帼女杰》一书中，收录了这篇文章。

1985年1月13日，在40军召开的《先进集体先进人物表彰大会》上，我被树为''自学成才标兵"，立二等功一次。

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从来就没想过立功受奖当标兵。以前都是我宣传别人的先进事迹，现在轮到别人来宣传我。真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呀！

实事求是讲，二等功是很难立的。以战场为例，如果不是执行特殊任务，仅在一般战斗中打断了腿或打瞎了眼，也不一定能立二等功。

功臣国家是有奖励的。以我为例，退休金比同级别的人多拿百分之十。

这个军功章，我一次也没戴过。我觉得戴着军功章出去，有炫耀之嫌。我是第一次把它展示出来，让朋友们看看，这就是奖赏给我的二等功奖章及其证书。

又是标兵，又是新闻人物，在当地有了很大影响，好几所学校聘我当较外辅导员。当然，为培养下一个代作贡献，我还是乐此不疲的。

1985年夏，我被提升为坦克十八团政治处副主任。这一任命，又激起我重走仕途的欲望。

政治处副主任虽然是正营级，但在团里是党委成员，参与团里重大事情的决策。在团领导中，排名第八，称为''8号首长''。

仕途为我敞开宽广的大道。如果说我前期提升较慢，这回迎头赶上来了。

选择干部的标准是德才兼备，我是二等功荣立者，这是德；自学成才，不就是才吗？而且是才子的标兵，在我身上不是集中体现了德才兼备吗？假如政治处主任空位，必然从全团正营里选。我是二等功荣立者，又是标兵，德才兼备，自然会优先考虑。等我当上政治处主任，团政委空位时，必然从副团中选择。在副团中，我身披光环，自然独具优势。这样看来，我后来居上，顺风顺水，风头正劲，将来当个团政委甚至进入师领导班子，也不无可能。

官场有句话："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一步赶上来，步步能赶上。"我大步赶上来了，而二等功和自学成才标兵两项荣誉，就是插在我身上的双翅，让我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我有点飘飘然，仿佛我就是新科状元，随时准备圣上钦点，委以重任。

报到的第二天上午，我准备出去办事，迎面碰上团政委姜学任，他听我说要坐公交车去办事，不让我走："等一下，我小车班送你。"我说：''政委，我己经习惯坐公交车了。"

政委说："现在不同了，你是副主任，工作需要，出门让小车班派车。''他喊来小车班长，叮咛："这是新来的王副主任，以后用车的时候要尽量保障。"

当我坐上小车出去的时候，那种感觉果然不一样。以前也常坐小车，那是借师首长的光，充其量是个拎包的。今天则不同，我有资格坐小车了。当官的感觉真好啊！

那一刻，我下定决心，还是集中精力搞好工作，在仕途上攀登。

在副主任的岗位上，我努力工作，下部队调研，找连队干部谈话，真就把写作抛到脑后了。

然而，我的命运又一次发生了转折。

到十八团不足半年，一纸命令把我调到军区文化部当专业作家。

又一次出乎我的意料，当我放弃当作家的理想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一只无形的手却把我推向专业作家的岗位。

从心里讲，我还是很乐意去沈阳的，省会城市，视野会更加开阔。而当作家是我曾经的梦想。既然美梦成真，我何乐而不为呢？

这次要彻底离开我生活了18年的阜新，离开了我奉献青春的坦克五师，心里真是有些不舍。

到了沈阳以后，还经常梦回阜新，梦回五师。

我后来又写了一部电视剧《辙印》，也是反映坦克兵生活的，这缘于我的坦克兵情结。

古代军旅诗人陆游的一首诗，很能仅映我的心情: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再见了坦克五师！

再见了我的铁马！

我到军区报到不久，就领受了一项重要任务，为军区政委刘振华写回忆录《解放海南岛》。

当年，在解放海南的战役中，身为40军118师政治部主任的刘振华，率领渡海加强团乘着本船强行登岛，为大部队解放海南岛奠定了基础。

刘振华决定把解放海南写成回忆录。他不可能亲自动笔，要成立一个写作班子，挑头的是已经退休的军区党史办魏主任，还要有一位专家执笔，我就成了这个执笔人。

我和魏主任乘飞机直飞海南，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飞机，心里还有点小紧张。

到海南以后，海南驻军专门派一辆车配合我们采访。我们在海南走了一个月，遍访当年的战场。可以说走遍了海南的每一个角落。

那时海南还没有建省，保持着原生态，风光确实很美。但经济落后，老百姓很穷。

经过半年的努力，40多万字的《解放海南岛》出版了。

因为是首长回忆录，作者只能写首长的名字。作为幕后的实际操盘手，我的名字只能出现在后记里，在刘振华感谢的众多人物中，有我的名字。

在我向外介绍自己的作品时，我从不提《解放海南岛》，这次是个例外。

《解放海南岛》出版以后，我们又乘势写出了电视连续剧《解放海南岛》，这个剧本基本上是我独立完成的，其他同志根本不知道电视剧本怎么写，我可是轻车熟路。

写剧本当然是刘振华默许的。拍电视连续剧，一是资金投入，二是当地政府支持。此时刘振华任北京军区政委，上上下下的门路不必说。投资肯定不成问题。

然而，不成问题的事情到底还是出了问题，这期间刘振华被宣布退休了。

人走茶凉，这句话马上应验。资金的问题也就泡汤了。

这是我的又一次失败。

后来大家在电视上看到的电视连续剧《解放海南》，不是我写。只要有钱，根据史实写出同样题材的电视剧大有人在。

他们没有剽窃我的剧本，因为我的剧本还没公开。

1987年，是百万大裁军关键的一年。1987年七届人大二次会议决定恢复军衔制。我们那个高兴啊，我是副团职，授衔中校手拿把掐。然而，接下来的改革让我们失望：军队的文艺兵一律改成文职，不仅不参加授銜，而且还要脱军装。

改成文职，毕竟还是军人，也就罢了，还要脱军装，那和老百姓有什么区别？我们强烈发生，反对脱军装，但是没用。我们的军装到底还是脱下去了。

这是我脱军装前的最后一张军装照。那时全军统一着装的軍装就是这种样式。

1988年9月14日，在京举行了上将军官授銜仪式。随即全军上下开始授銜。看着在战斗部队工作的老乡全都戴上了军衔，心里真不是滋味啊！

不久，我与文化部直属队的大校军官李振芳一起去23军调研。同是军区文化部的人，人家扛着大校军衔，我穿着便衣，心里真不是滋味。不然，我不也扛着中校军衔吗？那比便衣威风多了。

这幅照片是23军的同志陪我们游览松花江时的合影。看似我在微笑，可心里翻江倒海。

从哈尔滨回来，我有感而发，在沈阳日报发表一篇文章《军銜啊军衔》，表达了对恢复军衔制的肯定，对未被授衔的失落和纠结。文中特别回顾了一件往事：我在坦克五师的时候，有天晚上，师长陈时生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拿出一张照片让我给他翻拍放大。我一看照片有点震惊，这是师长当年扛着上校军銜的照片。因为文化大革命还没结束，天天喊''破旧立新"、"肃清资产阶级思想流毒''，军衔制早就受过批判，说是助长了名利思想和"拜豆主义''。这要是让人知道了，不会说你复旧吗？

师长当然知道问题的严重，叮咛："一定不要让别人看见...."

回到暗室，我翻拍这张照片，你还别说，扛着上校军衔的师长真是英俊潇洒，比现在的"三点红"军装威风多了。

我给师长放大洗印了好多张，从6寸开始，到8寸、10寸，直至相纸的最大规格12寸。

这件事我守口如瓶，但对我心灵的冲击是巨大的，我体会到军人渴望军衔的迫切心情。

我今天未被授銜，那种失落心情想必同学和朋友们能理解吧。

照片上未穿军装的长者，也许大家能认识，今年央视春节晚会上打竹板说快板书《学雷锋》的老兵朱光斗就是他。他可是个老资格，参加过抗日战争。雷锋活着的时候他和雷锋一起开过会，雷锋去世后他用快板书宣传雷锋，被沈阳军区授予学雷锋标兵，被中央军委授予德艺双馨文艺战士。

朱光斗和我一样，改为文职，脱下军装，对于他这位当了一辈子兵的老革命来说，脱下军装真是难受之极。

一次，军区文化部组织下属团队派出人员去基层部队辅导，我和朱光斗为一组，派往长春的16军进行文艺辅导。

一路上，我们闲聊中对脱去军装颇有微词，感觉穿便衣到军营辅导有很多不便，战士会把我们当成老百姓误闯军营。

要说文职下部队不方便，还出现过笑话。一次，军区歌舞团到边防部队演出，休息时有两个女演员在营区里散，被军营里的一条狗发现了，追得她俩连哭带喊，被战上们给救下。

原来，军营里的军狗只认穿军装的人，见到穿便衣的就追。

这件事再次激起文职对军装的渴望。

照片中的大校军官是16军政治部副主任符廷贵，他出面接待了我们。吃饭时，徐才厚过来作陪，他是16军的政治部主任，少将。我是没这个面子，因为朱光斗是名人，面子大，所以徐才厚过来陪我们吃饭。

之后，徐才厚飞黄腾达，跃升为军委副主席。再后来，他成为人民的罪人。而那位大校符廷贵也一路高升，荣任北京军区政委、上将军衔。

也许是全军文职人员的强烈要求，或许是不穿军装下部队工作的确不方便，很快中央军委决定文职军人恢复穿军装，不授銜，配戴文职符号。

恢复穿军装，让我们大喜过望。只有穿军装才是真正的军人。

这幅照片是恢复穿军装之后，我与妻子合影。

1988年7月，《大将许光达》出版。这是我人生的第一部长篇，具有里程碑意义。之后一部接一部，总计发表了12部长篇。

许光达是装甲兵的第一任司令，是他在建国之后奉命组建了装甲兵部队，功不可没。然而，就是这样的开国元勋，文革中备受折磨，被迫害致死，是死在了厕所的马桶上，其状之惨，真是惨不忍睹。

我当兵就在装甲兵部队，有感于许大将的丰功伟绩及其人格魅力，决心为其树碑立传。这是装甲兵的后来人献给开拓者的致敬函。

著名诗人和书法家赵朴初为本书题写了书名。他还专门为许光达写了一首诗，表达对许光达的钦敬之情。他的这首诗会在我后来出版的一本书中加以披露。

《大将许光达》出版后，沈阳晚报记者采访了我，让我谈创作体会。坦率地说，我写《大将许光达》，感慨多多，收获多多。以往为军队高级将领立传的作品，着眼于他的军事指挥才能，打打杀杀的勇猛作风，不近人情的武断专横...我另辟奚境，除了展示他的军事才能，还融入他的爱情故事以及他的儒雅之风。展现了文武双全，有血有肉的大将军形象。我想，坦克五师的战友们应该读过这本书吧。

《大将许光达》是我日后出版的众多人物传记的探索之作，开山之作。

1989年，我写的第二部电视剧《辙印》在中央电视台台播出。这部电视剧也是描写坦克兵生活的，同样是在我的老部队坦克五师拍摄的。

电视剧描写了坦克连长熊尚武，面对商品大潮对军营的冲击，面对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对连队官兵的诱惑，面对连队违纪违规现象的不断出现，面对与妻子两地分居带来的种种困难，他舍小家顾大家，顶着压力克难攻坚，终于把一个快要散架子的落后连队带上了先进连队的行列。

这部电视剧是由沈阳军区电视中心投拍的，聘请了长影的导演白德彰执导(他的代表作是《冰山上的来客》)。而制片人是电影中心的工作人员张楠。这位张楠大家不熟，他是大名鼎鼎的董文华的丈夫。

当时，董文华还没有调到北京，她是沈阳军区歌舞团的歌唱演员。看在张楠的面子上，她为这部电影剧演唱了主题曲。

这位便是董文华的丈夫张梅，此人豪爽坦诚，喜欢交朋友。通过在《辙印》中的合作，我们成为哥们。那段时间，董文华随歌舞团下基层演出，我便时不时地拉他到我家里吃饭。有天我们在机房工作了很晚，饿了，我便拉他到我家吃点东西，他一进门就喊："嫂子，越快越好，来碗面条就行！"

面条自然会有的，怎么也得配两个小菜外加一瓶啤酒吧。

那时，我和王刚住邻居(老式的二层小楼，走廊是露天的，我们两家的中间是一位性李的战友家)，可以说低头不见抬头见。王刚的妻子杜子君，是军区歌舞团的报幕员，算是绝色美女。后来王刚火了，但不知什么原因，两人离婚了，王刚娶了成方圆，再后来和成方圆也离婚了.我当时还曾为他们惋惜：''我等一輩子就守着一个女人，不离不弃，爱都爱不够，他们怎么那么随便说离就离呢？''

后来，董文华调到北京，张楠"随军"也进京了。我到北京出差时，必定要去张楠家拜访，如果董文华在家，也会 坐下来聊一会儿，问问沈阳的情况。

再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董文华隐居了，我和张楠也不便再联系了。

这是《辙印》播出后，解放军报发表的观后感，作者署名姚明，我对这个姚明一无所知，我想不会是那个打球的姚明吧。

解放军报的版面可以说''寸土寸金"，用那么大的篇幅发表观后感，足见此剧在当时的社会反响之大。

这部电视剧的主诣，无非是告诫人们：要走好人生的每一步，特别是在改革大潮汹涌澎湃的今天，更不要迷失前进的方向，留下深深的足迹。如同坦克，行进过后必然会留下深深的清晰的辙印。

我逐渐感觉到，舍弃在坦克五师的仕途之路进入军区专业作家的行列，对我的文学创作真是太有利。阜新和沈阳比毕业是个小地方，消息蔽塞。沈阳军区统管东三省及内蒙的部分军队，活动范围广，自然视野也就开阔了，见识广了。如同雄鹰，它翱翔的是整个蓝天，而家雀，它只会在屋檐附近飞翔。

那时，总政文化部经常召开创作会议，我有幸参加过几次。全军的作家们畅所欲言，探讨軍事文学的现状与发展。和北京的军队作家相比，我们来自边远军区的作家简直就是土老冒，如同刘姥姥走进了大观园。会上夸夸其谈的以在京作家居多，人家果然见多识广，思想敏锐，观点新潮，震聋发耽。

几次开会，我认识了写《江姐》的阎肃、写《高山下的花环》的李存葆，写《神医喜来乐》的周震天。特别一提的是写《凯旋在子夜》的空军作家韩敬霆，因其老家是辽阳，会议期间他必定要到沈阳军区代表的房间坐坐，叙叙老乡之情。

更值得一提的是，我认识了报告文学《百万大裁军》的作者袁厚春和电影《开国大典》的作者刘星之后，我们后来还有了合作。

这幅照片是我一次参加全军创作会议时的合影。前排坐中间的少将是总政文化部长刘晓江，他的名字大家不熟悉，提起他岳父的名字大家一定知道，那便是如雷灌耳的胡耀邦。

挨着刘晓江坐着的，是已经退休的胡可，他的代表作便是延安时期的《白毛女》。

1987年，百万大裁军接近尾声，这是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中国人民解放军从460万精简为300万。我深入到沈阳军区被撤销的两个军级单位赤峰守备区和白城守备区进行采访，了解了大量的鲜话的故事，于1989年初写出了大型话剧《大裁军》，由沈阳军区话剧团排练。

考虑到袁厚春同志出版了长篇报告文学《大裁军》，我们聘请他担任本剧的文学顾问；同时聘请了总政话剧团的刘星来统统剧本。此二烈人被我们请来沈阳，多次参加剧本的研讨，终于排练完成。

《大裁军》在沈阳演出后，大获成功，反响强

烈。军区首长看了演出后，也一致叫好。

当年，北京要举办中国艺术节，《大裁军》被选中代表军队参演。

中国艺术节，是中国举办的最高层次的文艺盛典，参加艺术书的作品代表了各个门类的最高水平。艺术节推出的作品，往往会使它的作者和表演者一炮走红，有的甚至大红大紫。

我那时很兴奋，期待艺术节能把《大裁军》捧红，顺理成章，编剧自..然也会走红。

话剧团的演职人员也很高兴，这是他们去北京展示风彩的大好时机。

有关方面通知话剧团把布景、道具、服装、音响等用品装车，随时十大准备进京。

就在进京的前几天，总政主任楊白冰到沈阳军区检查工作，军区领导觉得自己有个好话剧，应该给首长看看，说不定能得到首长的几句表扬。

当天，军区八一礼堂为楊白冰上演了《大裁军》，军区领导班子悉数作陪。

演出结束后，楊白冰被请进贵宾室。军区领导请杨白冰就此剧作指示。我赶紧掏出笔和本准备记录。

杨白冰一脸严肃，开口就批评，意思是说这个剧有问题，全军上下是一致拥护裁军的，哪有你们剧中写的那样被撤销编制的部队官兵想不通，闹意见。有的军级干部想不通，找中央军委哭诉，不让撤销他管辖的这个军，这不是胡闹吗？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操守哪里去了。

完全出乎我们的预料，期待的表扬一句没有，还挨了一痛批。我当时就傻眼了，和杨白冰说的相反，被撤销的部队官兵确实想不通，尤其是功勋部队和参加过长征的部队，寄托着他们的希望和理想，说撤就撤了，他们能想通吗？

毛主席说过，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

何况，戏剧高于生活，要有冲突，有矛盾，没有对立面怎么能突出英雄人物呢？

但是，楊白冰不喜欢的东西，谁敢往北京送？我们与艺术节失之交臂。

最痛苦的莫过于我，大红大紫的美梦破灭。

1990年7月，我写的《大将之恋》一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本书写的是许光达的爱情故事。1922年春，14的许光达与9岁的邹靖华在父母的包办下订婚了。1927年，身为国民革命军代理连长的许光达在南昌起义时负伤，

伤愈后回到家乡与邹靖华结了婚。新婚第十天，国民党特务得到信息前来抓他，许光达侥幸逃脱。一别十年，与妻子失去联系，相互间渺无音讯。其间许光达已成为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多少人劝他再娶，认为兵荒马乱的年代，妻子恐怕不在人世了。但许光达不为所动，他说："妻子是个苦会人，如果她活着我另娶他人，这如何对得起她；你如她真的不在了，我一也要见到她的坟，填上一捧土。否则，我是不会再娶的。''

1938年春，时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的许光达，在欢迎新学员的人群里，意外见到妻子邹靖华。原来，十年来邹靖华也一直苦苦等待许光达。国民党迫害她，让她发表与共党脱离关系的声明；继母多次逼她改嫁，她都不从。没延安投身革命却意外与丈夫重逢。

这事极巨传奇性和故事性，深深地感动了该我，于是我把它整理成书。

该书出版后反响强烈，大连晚报率先连载，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才连载完，如果没有很强的可读性，哪个读者会坚持三个月看这个连载。

当时也有许多报刋摘要选载了该书的部分章节，就连《新华文摘》这一权威杂志，也转载该书达5万字之多。

1990年秋，我根据许光达的一件小事写出了大型话剧《将军家里的难唱曲》。这是根据真实故事编写的：1960年，我国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人民挨饿，军队稍好些，能保证基本的口粮。于是，装甲兵机关大院一下子涌入一大批男女老少，他们是逃荒来到装甲兵大院投亲靠友的。这不仅影响了机关大院的工作秩序，也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有门路的饥民可以到军委装甲兵大院避难，那么，没有关系的普通老百姓走么办？这有损党和军队的形象。于是许光达主持装甲兵党委出台一个决定：''凡是装甲兵机关的干部亲属，来大院探亲的，只允许住三天，然后一律返回原籍...''

规定出台的第三天，来自老家的快要饿死的许光达的哥哥来到北京投奔许光达。

怎么办？许光达的哥哥在三天内能走吗？

亲情与规定，考验着许光达。

机关大院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许光达。

说服哥哥三天后离京，难啊！其间有多少矛盾和斗争啊！

三天后，哥哥终于走了。许光达用自己的行动维护了党的形象，证明了自己的清白。

就是在今天看来，此剧也不落伍，是反腐倡廉的生动教材。

这幅照片是许光达与夫人的合影。

1991年4月29日，驻哈尔滨23军炮兵团参谋长苏宁中校，在组织部队进行手榴弹投掷训练时，一位投弹手居然把拉了弦的手榴弹滑落在堑壕里。手榴弹嗤嗤冒烟，眼看就要爆炸。在一旁组织训练的苏宁立即扑过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抓起手榴弹就往堑壕外面扔。手榴弹在出手的瞬间爆炸了，在场的多名战友得救了，苏宁却英勇牺牲。

苏宁牺牲后，我是第一个赶到文化艺术界人士。通过采访我深入了解到，苏宁不仅舍身救人，他还是学雷锋典型，科研标兵，道德凯模。

很快，总政组织部的邓部长率总政工作组到了。军区政委率领的军区工作组也到了。两个工作组协同工作，就是要把苏宁这个典型推出去。叫总政邓部长讲，军队好多年没有出现大典型了。苏宁的事迹很全面，文武双全，是雷锋之后军队出现的先进典型，一定要把他推向社会，希望上级能把他命名为"当代雷锋"。

这一信息极大地鼓励了我，我抓紧写作，很快就写出了20万字的《苏宁的故事》，交给黑龙江出版社后他们也打破常规，加班加点印刷，到7月1日，正式向全国发行。

苏宁4月29日牺牲，我7月1日出版《苏宁的故事》，这在出版界来说可谓神速。我心里好得意，一旦苏宁被树为''当代雷锋"，必然在全国掀起学苏宁热潮，《苏宁的故事》顺理成章成为必学的材料。那么，我就像写《雷锋的故事》的作者陈广生；写《欧阳海之歌》的金敬迈一样，马上火起来。

然后，又出了差头，据说上边对于苏宁授予什么称号，存在分歧。最终，苏宁被授予"献身国防现代化的模范干部"称号。这比期待的"当代雷锋"要低一档，也没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命名仪式，只是在沈阳军区召开了命名大会，这种规格也低了一档。

苏宁不像期望的那么火，作为《苏宁的故事》及其作者，也没有火起来。

历史再次和我开了个玩笑。

苏宁比我晚入伍一年，我们算是同时代的兵，我本人对他十分钦敬。后来，我把前期采访的更多素材，重新架构，写出了43万字的《苏宁传》，于1992年出版，推动了学苏宁活动的深入。

这是《苏宁传》，有人以为封面上的照片是我，我澄清说：''那不是我，是苏宁的照片。有人说：''你们两人还真有点像！''

这是我的照片，和苏宁像吗？

显然，苏宁比我英俊。

我对宣传苏宁有点痴迷，于1993年又写出了大型话剧《苏宁》，由沈阳军区话剧团排练，在军内外演出近百场。

这幅照片展示的是部队官兵在苏宁塑像前过党日的情景。

1992年7月，应''青年革命传统教育系列丛书一一革命将帅卷》编委会之约，我把以前采访得来的大量资料，按照丛书的要求，浓缩精华，重新结构，出版了《许光达》一书。

该书的封面上刋印了赵朴初为许光达写的一首诗：刑威不能屈，烈火出纯钢，一节节皆忠骨，寸寸是钢肠。句句腾正气，字字发奇香，宜作军民范，永为邦国光。

1992年，我还出版了传记文学《华侨将军》。

我写的华侨将军是真实人物，他叫陈青山，是马来西亚归侨，长期战斗生活在琼涯纵队，曾任琼涯纵队政治部副主任，解放后被授予少将军衔。

我在为刘振华写《解放海南岛》时认识了陈青山，当年是他率领琼涯纵队部分官兵作为先头部队接应刘振华率领的加强团成功岛的。正是那次采访我认识了陈青山，并了解到他从华侨到将军，就极具传奇色彩。后来我多次赴海南采访他，终于写出了《华侨将军》。

这次出书与以往不同的是，封面的背后印上了作者照片及其简介。

封面上的照片就是陈青山将军。

1993年12月，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在这之前我是辽宁省作家会员，现在进入中国作协，就跻身国家级作家的行列。

中国作协，是作家中的国家队，代表了国家级的水准。我入会时的编号是4350，也就是说我加入时，中国作协只有4350人。泱泱大国，仅有4350名国家级作家，是不是太少了。

我到北京后，每年春节都参加中国作协举办的茶话会，除了与军队作家重逢外，还认识了地方的许多名人大家甚至大师级的人物，对提高我的视野大有裨益。

1993年，我写的《金牌肯后的间谍战》，被《当代体育》杂志连载，从三月号开始，到9月号结束，共6期，每期3000字，全篇18万字。

这也是根据真实的故事编写的。1988年，第24届奥运会在汉城开幕。加拿大运动员约翰逊以9.79秒的成绩破百米纪录获得金牌。而这块金牌在约翰逊手里还没焐热，组委会便宜宣布约翰逊服用了兴奋剂，剝夺金牌，成为当年的最大丑闻。

原来，美国的赌博集团，早就撒下间谍网，掌握了约翰逊服用兴奋剂的证据，却苦于没有先进仪器查出约翰逊服用了兴奋剂。于是赌博集团投入巨资，招聘全球顶级科学家，终于研制出了能够查出约翰逊服药的仪器。

这期间，维绕约翰逊能否胜出的两大赌博集团，展开了激烈的间谍战...终于，胜利的一方让约翰逊在奥运会出丑，他们由此赚了个盆滿鉢满。

文章可读性强，揭露了金牌与金钱之间的黑幕，连载后很受读者欢迎。因题材新颖，令人耳目一新。

当年杂志社曾把连载了《金牌背后间谍战》的杂志赠送给我留作纪念。后来多次搬家，不知这些杂志跑哪去了。只好从网上下载一期。

因反响不错，北方文艺出版社对杂志连载的《金牌背后的间谍战》，结集出版，我对他们设计的书的封面还是很滿意的。

这是我涉猎的第一部军外题材，可以说大获成功！

《金牌背后的间谍战》出版后，我对体育题材增添了兴趣。1994年，我写的人物传记《体坛奇才马俊仁》也在《当代体育》杂志上连载，从二月号开始，连载7期，每期二千多字。

马俊仁曾是个风云人物，他调教的马家军，成就了中国体坛的一段传奇。当年我们在电视上经常见到他，每当接受记者采访时，沙哑的嗓音让观众听着不舒服。

马俊仁牛得很，一般不接受采访。他之所以接受我的采访，无外乎两个原因，一是我的坦诚，二是战友情。马俊仁曾在沈阳军区当过兵，对沈阳军区的我还是很给面子的。

采访中，我问及当年吹得神乎其神的中华鳖精，据说是他亲手熬制的''神汤''，保证他的弟子们迅速恢复体力。他声明有个工厂盗用他的名义，生产一千吨''中华鳖精"，只用了一个甲魚，肯定是骗人的。

当我问及如何提高王军霞的奔跑速度时，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得意："我就让她模仿梅花鹿的姿势奔跑，速度就上去了''。上速这些，在我的作品中都有表述。

这是我从网上下载的《当代体育》转载《体坛奇才马俊仁》连载之二。当年《当代体育》曾把连载马俊仁的全部杂志都给了我，我也一度精心保存。由于多次搬家，那些杂志不知塞到哪里去了？只好从网上下载了。这是我唯一一部只在杂志上连载而没有出书的作品。

1994年，我写的电视剧《最早迎接太阳的人》在央视播出。

电视剧反映的是真人真事：沈阳军区驻黑河边防八连，守护着国门。每逢冬季界河黑龙江封洞，俄罗斯方面的走私分子勾结中方的不法之徒，从冰上偷渡，将大量的''莫斯科人''小轿车偷运过来。为了收买边防八连官兵，他们使出种种伎俩，金钱、美女，甚至行贿小轿车。但八连官兵不为所动，看好兵上国门。由此，八连被军区授予''边防线上好八连"荣誉称号，是与''南京路上好八连''南北呼应的先进连队。

我先后两次赴黑河边防八连采访，通过电视剧塑造了新时期边防军人的英雄群像。

1995年，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将帅夫人传"系列丛书第一集出版。本集收录了四位将帅的夫人，分别是：朱德元帅夫人康克清，许光达大将夫人邹靖华，吕正操上将夫人刘沙，朱良才上将夫人李开芬。其中，《许光达夫人邹靖华是我写的。

虽然我在前面出版的《大将许光达》《大将之恋》中涉及了邹靖华，但她只是配角，是绿叶衬托主角许光达。而本篇则不然，邹靖华是主角，许光达反倒成了配角。所以，我对以前掌握的素材，要重新取舍，重新构思，把描述的重点放到邹靖华身上。

丛书出版后，《许光达夫人邹靖华》被《羊城晚报》连载，先后达一个月时间。大家知道，《羊城晚报》是很牛，它占据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一般的东西它开不上眼。说穿了，还是邹靖华与许光达的爱情故事富有传奇色彩，生动感人。

1996年3月，我写的电视剧《我心中的故事》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为配合央视的播出，《解放军报》刋发了该剧1一5集的故事梗概及一幅剧照。

我前面提到过，《解放军报》的版面是"寸土寸金"，舍得这么大的篇幅介绍电视剧的故事梗概，是不多见的。我是解放军报的报的忠实读者，所以才发现军报在介绍我的电视剧，所以收藏了这份报纸。

这也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沈阳军区某部副团长的妻子因病去世，扔下四个年幼的儿女无人照顾，最小的才2岁。不久，一个28岁的姑娘走进了这个家庭。四个孩子由于思念亲妈而拒绝这个后妈。可后妈却用爱一滴滴滋润孩子们的心田。为了把全部的爱子，她毅然打掉了自己的孩子。

她送走了患病的公公不久，丈夫也因病辞世。哭干了泪水的四个孩子望着继母绝望了。年轻的继母一旦改嫁，谁来照料四个孤儿？

然后而，继母没有改嫁，顶着种种压力抚肓四个孩子，把她们一个个送进大学....就在央视播出了。孩子们成才成家了，可继母老了， 满头白发和佝偻的身躯印证了爱的奉献。

我被感动得热泪盈眶，立即到这个部队去采访，目睹了四个孩子对继母的感恩之情....很快我就写出了电视剧本，随后，该剧就在央视播出了.

1996年6月，我写的《跨国之恋》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这同样是大人物的爱情故事，是两个中国男人与西两个俄国女人的爱情故事，而且是国际恋，极富传奇色彩。

李立三曾任中共早期领导人，他的"立三路线''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他由此被共产国际招到苏联，检讨错误，接受批判。这期间李立三与苏联姑娘叶莉扎维达相爱并结婚，妻子随夫姓改成中国名字李莎。

当时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共党员张报的妻子娜隹.鲁登科，与李莎是好朋友。张报与李立三便由此成为战友加朋友。

苏联"肃反扩大化"时，李立三和张报同时被捕，流放西伯利亚。两个俄国女顶住种种压力，深爱着自己的男人。后来，李立三和张报都携妻子回到中国。

不久，中共和苏共分歧坚锐，论战不停.。张报和妻子在家里也争吵不修，一个爱中国，一个爱苏联，矛盾无法调合，只得分手，娜隹回了苏联，以后再未来中国。

文革中，李立三与张报都因妻子的原因被打成苏修特务，李立三不堪忍受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服毒自杀。

再后来，李立三的女儿嫁给了张扳的苏联籍儿子，开启了下一代的跨国之恋。

1996年3月，《跨国之恋》还未公开发行，天津《今晚报》用三个月的时间，将该书清样连载完。

这本书封面左下脚的照片是张报与妻子娜隹；左上角照片是李立三夫妇与女儿李英男合影。

1996年10月15日，我写的反映香港回归题材的26集电视连续剧开拍，在香港回归祖国的前夜在全国热播，引起巨大的反响。这是我一生中写的最后一部电视剧。

1996年12月，我应花山出版社''读故事学英雄文学丛书"编委会的邀请，再次编撰了《苏宁的故事》，这是专门献给青少年的读物。

这一年，我一共写出来四部大型作品，分别是《我心中的故事》、《跨国之恋》、《香江入海》，加上这部《苏宁的故事》，数量之多，再创年度新高。有人说我是''拼命三郎"，也许吧。人生能有几回搏，这一年我几近疯狂的拼搏了。

截至1996年底，我一共出版了11部长篇，除了照片上展示的这十部之外，还要加上我前面提到的在《当代体育》上连载向《体坛奇才马俊仁》。

2012年，在苏宁牺牲了21年之后，还有人找我要宣布苏宁。当年，吉林文史出版社列入''五个一工程''项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双百'出版工程''编委会，把苏宁列入''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编委会让我按照他们的意图，再写苏宁。

照片上的这本苏宁，就是96年7月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的。

这是我写的第12本书。

也是我一生中的最后一本书。

1997年1月，我被中央电视台借调当编导。从此，离开了沈阳，离开了文艺创作的岗位，开始了我生命的另一段旅程。

这是中央电视台发给我的工作证，也是我平生见过的最管用的工作证。除了极度保密的单位之外，所到之处通行无阻。

第一次听说二奶和三陪

那时我刚好50岁，年富力强，头发染黑，别人看不出我的实际年龄，我便亲自上阵，举着话筒亲自采访。但大家未必留心我所在的栏。否则，可以在电视上多次见到我。

这是我在酒泉采访环保局长。

到中央台一年后，我成为栏目的独立制片人兼撰稿及编导。独立制片人的好处是拍什么我说了算，财务上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当年，我爱人退休了，我委印她担任摄制组的制片主任，主管财务和后勤事宜。有了这个贤内助，我没了后顾之忧，把主要精力放在撰稿和片子的艺术质量上。

这是在哈密拍摄时，我们夫妇与摄像师合影。

最难忘的是到贺龙古故乡湖北桑植县采访，县里出动警车为摄制组开道，到处悬挂着欢迎的标语。这是我人生中最风光的一次。

这是我采访桑植县旅游公司总经理。

长白山风景管理区的第一部电视宣传片就是我拍的。

长白山多雾，难得一见天池的真容。据说李鹏总理两次来长白山都因大雾而没见到天池。而我们在长白山拍片7天，天天晴朗，真是天助我也！

20年前，乌鎮的第一部电视宣传片也是我拍的。那时的乌镇可不像现在这么火，游客并不多见。

也许我的那部宣传片为乌镇走向世界，起到了敲门砖的作用。

这是云南晋宁郑和博物馆里的一幅画，展示了郑郑和下西洋的宏图伟略。

我到郑和故里拍片时，还没有''一带一路''之说，但我知道郑和率领他的庞大船队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

我在央视一共制作了30多部电视专题片，这极大地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开了眼界，长了见识。

这组照片，是我到各地拍片留下的纪念照。还有很多类似的照片，没有一一收进来。

2002年1月，我离开央视，被中国企业报周末版聘为专栏作家。该报为此专门刋发了我们几位应聘作家的照片和简介，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我。

我我逐渐发现，这个周末版是搞有偿宣传，企业家要想上报纸，是要交錢的，我不喜欢这种模式。不到两个月，我就辞职了。

2002年4月，我受聘到中国老年报当记者。工巧的是在这里遇到了我的老领导尤福贵，他早我三年应聘到中国老年报当记者。

30年前，我们在一个报道组共同为报社写稿，30年后，又在同一个报社写稿编稿，真是太有缘份了，也太传奇了。这真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

这幅照片是我和尤福贵在报社重逢时的合影。

到报社后，我去采访了小岗村。1978年冬，该村18位农民以"托孤"的方式，冒险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上鲜红他血指任，实行''大包干"，从而掀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

这是我们在大包干纪念馆门前合影。左二是村委会副主任、当年按血指印的农民之一关友江；左一是凤阳县老龄办主任，她陪我到小岗村采访。

我还去了邓小平老家采访，了解邓小平小时候鲜为人知的故事。

这是我和爱人在邓小平故居留影。

我还去了兴凯湖畔的农场采访，当年十万转业官兵在王震的率领下，来北大荒农垦。''北大荒精神''是艰苦奋斗的英雄颂歌。

一次我海南采访，联想到我为刘振华写《解放海南岛》回忆录期间，了解到琼涯纵队及解放军做出的巨大牺牲，有感而发写了一首诗：弹指一挥转瞬间，旧地重游忆当年，四野将士多骁勇，风卷残云奔海南，千帆竞发气如虹，木船打败敌军舰。碧海丹心映日月，赴汤蹈火谱新篇，万泉河畔映紅旗，五指山下凯歌传。先烈回眸应笑慰，后人感恩泪沾衫。

在海南采访期间，我去琼海的红色娘子军纪念园，探望了红色娘子军连健在的四位老战士。

当时我也写诗一首：万泉河水长又长，琼崖妇女求解放，打碎鐐銬当兵去，誓把''南霸天''埋葬。流血牺牲寻常事，驰骋沙场赛儿郎，巾帼英雄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

几年后，我再去红色娘子军紀念园探视时，当年健在的四位老战士相继去世了。我很伤感，再写一诗悼念她们：青史垂名'花木兰'，娘子军连美名扬，纪念园里寻芳影，不见'琼花'亦感伤，男儿有泪不轻弹，化作悼文祭上苍。

在中国老年报工作期间，我策划、主办了两次全国性的中老年才艺大赛。第一次是同长寿之乡江苏如皋县合作，来自全国各地的50多个团队2000余人，在这里参与了各个门类的才艺比赛.

这幅照片，是开幕上一个团队的舞蹈表演。

如皋中老年才艺大赛期间，我请陶玉玲来当嘉宾评委，她在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中塑造的春妮形象，成为军嫂的典范。

这是大赛期间，我们夫妇同陶玉玲的合影。

那次大赛我还请了好朋友石祥来当嘉宾，他写的《十五的月亮》，唱红了董文华。

这是大赛期间，我们夫妇与石祥的合影。

一年以后，我在江苏省高湸淳县再度主办了全国中老年才艺大赛。两次大赛使我发现自己的潜能，如有机会指挥个千军万马也不是不可以。要知道组织两千个老头老太太在一起搞大赛，可不是容易的事情。两次大赛我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没出一点问题，还为报社创收40多万元。

高淳全国中老年才艺大赛，我仍然请好朋友陶玉玲、石祥当嘉宾。

这是大赛闭幕时，我们夫妇与陶玉玲、石祥在宴会厅留影。

2013年，我离开中国老年报，正式过上了退休生活。我们夫妇天南海北到处跑，无忧无虑，乐享天年。

有道是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必定站着一位做出了巨大牺牲和奉献的女人。我的成功离不开妻子的支持，她对我的关爱无以为报。

现在，我们夫妇賦闲在家，安度晚年，别无所求，只求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携手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