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陕北·李维汉

文史编委

​

         初到陕北

           李维汉

（一）陕北苏区一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一九三五年十月，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苏区，胜利结束了两万五于里长征。以后，陕北就发展成为我党的革命大本营，延安成为我党领导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和传播马列主义的中心。

1，陕北苏区的概况。陕北苏区和红军是经过长期艰苦曲折的头争发展起来的。

一九三五年二月以前，在陕北存在着地域隔绝的两个苏区、两个党组织和两支红军：

一是陕甘边苏区，设有陕甘边特委，书记惠子俊，归陕西省委领导，拥有一支红军队伍，即红二十六军：

一是陕北苏区，设有陕北特委，书记崔田夫，归中央驻北方代表及河北省委领导，也拥有一支红军队伍，即红二十七军。

​​一九三五年二月初①，双方经过协商，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惠子俊任书记）和西北军事委员会（谢子长任主席②），实现了两个苏区党组织和两支红军的统一领导，谢子长负伤去世后，在刘志丹的统一指挥下，红军粉辟了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第二次“围剿”，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塞、保安、靖边、安定六座县城。长期被分割的两个苏区联成一片，面积达三万平方公里，人口九十万，建立了二十多个县的苏维埃政权，红军主力扩大到五千人，游击队发展到四千人，革命形势是很好的。

一九三五年七月，朱理治以中央代表名义到达陕北，同郭洪涛、聂洪钧③等一起，执行了一条“左”倾错误路线，九月中旬，徐海东、程子华率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在延川永坪镇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随后召开了永坪会议，撤销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由朱理治等组成：“中央代表团” ④；成立了陕甘晋省委，由朱理治、郭洪涛任正、副书记；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统编为红十五军团，由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程子华任政委；改组了西北军事委员会，由聂洪钓任主席。

当时，陕北苏区面临的任务是如何粉碎敌人从七月开

① 一说西北军事委员会成立时间是在一九三四年底。

②一说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为刘志丹、

③一九三四年一月郭洪涛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往陕北。一九三五年五月聂洪钧由上海临时中央局派往陕北、

④代表团的名称，现有两种说法：一是“中央代表团”，一是“中央北方局代表团”。

始的第三次“围剿”。十月一日，红十五军团在劳山歼敌东北军一一〇师近两个团和师直属队全部约三千七百人，击毙师长何中立，参谋长裴焕采。十月二十五目，在榆林桥又歼敌东北军一〇七师一个加强团，活捉团长高福元。但是，“围剿”还未能粉碎。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内，后方的瓦窑堡发生了错误的肃反事件，逮捕了刘志丹等同志，随后又发展到前方，在红二十六军中也进行了“肃反”，并且错杀了一些人，使陕北这个硕果仅存的苏区陷入非常严重的危机。

2，党中央到达后的紧急措施。党中央到了吴起镇以后，即派贾拓夫携带电台，作为先遣队去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我与他同行（贾拓夫于一九三四年代表陕西省委到中央苏区参加六届五中全会，会后，留中央白区工作部工作，随中央红军长征北上，并任总政破坏部部长）。

我们在甘泉不寺湾遇到了郭洪涛，得知陕北苏区正在对红二十六军和原陕甘边党组织进行肃反，刘志丹等主要干部已被拘捕。在吴起镇时，曾有同志向党中央反映陕北肃反和刘志丹被捕的事，现在得到了证实。我们当即电告党中央毛泽东等同志。党中央立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

随后，党中央毛泽东等同志来到下寺湾，听取了郭洪涛的汇报。党中央在下寺湾召开会议，分析了陕北根据地内外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决定分两路行动：一路由洛甫、博古、刘少奇、邓发、董必武和我率中央机关从下寺湾直接去瓦密堡（陕甘晋省委驻地，苏区的中心），并指定王首道到瓦窑堡查处肃反问题，另一路由毛泽东，周恩米，彰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南下，迎战第三次“围剿”的敌人。

3，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在西北建立根据地举行了奠基礼。劳山，榆林桥两个战役击败了敌人，但未能粉碎“围剿”，敌人又以五个师的兵力再次来犯。东边一个师沿洛川、鄜县大道北上，西边四个师由甘肃的拿水：庆阳，沿葫芦河向邮县方向进犯。不粉碎敌人的进攻，就不能彻底击破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十一月初，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在甘泉道佐铺红十五军团部会见了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等，共同商量决定了直罗镇战役计划。未我月下旬，红一方面军主力和红十五军团会同作战，歼敌一〇九师，击毙师长牛元峰，又在追击中歼敌一〇六师一个团，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終于粉碎了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十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一方面军营以上的于部会上作了《直罗镇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指出。“中央领导我们在西北建立广大的根据地一领导全国反日、反蒋、反一切卖国贼的革命战争的根据地，这次胜利算是举行了奠基礼。”

（二）参加纠正错误肃反

上述发生在一九三五年九，十月间的陕北错误肃反事件，是王明“左”倾路线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恶性膨胀的产物。

由于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才及时地停止和纠正了这个严重错误。

但关于错误肃反的根源和责任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论。最近，在党中央领导下，经过中央指定的五人小组同原陕北、陕甘边有代表性的老干部反复研究、商讨：取得了一致意见，并同意结束这场争论，这就为西北光荣历史的编撰扫除了路障（详见一九八三年中共中央委员会三十八号文件）。

下面简述我参加处理这件公案的史实：

1，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初，西北中央局指定组成在博古指导下审查错误肃反的五人“党务委员会”；其成员为：

董必武（主任），王首道（红军保卫局长），张云逸（代表军委），李维汉（中央组织部部长），郭洪涛（陕甘晋省委副书记）。

2，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底，开了一次平反会，洛甫、博古、刘少奇等出席，五人委员会也都参加了。记得这次会是由中央组织部召开的。会上，宣读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王首道代表五人委员会宣布，刘志丹等同志是无罪的，党中央决定立即释放，并且分配工作。刘志丹讲了话，他说：这次肃反是错误的，我们相信中央会弄清问题，正确处理的。我们也相信犯锴误的同志会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团结在中央周围一道奋斗。会上，宣布了党中央对戴季英，聂洪钧的处分决定。他们以后也作了检讨。

3，由于“左”倾路线没有清算。陕西甘边苏区的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分配，特别是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当时，中央决定对释放的干部的工作分配办法是，地方于部由陕北省委负责，军队干部由军委负责。

我对陕甘边干部一个也不认识，但我出席了省委会议，所以对地方干部不太合理的分配，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4，一九三七年去陕甘省委工作期间，在省委和关中特委，我先后听到习仲勋、张邦英、张策、刘景范等同志的叙述，才认识到错误肃反的根源和一九三五年《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也有缺点错误。回延安后，我向毛泽东，洛甫作了反映。

5，我肯定过三点史实。一九八一年，我为了搜集在延安工作时期的资料，到了西安。一些从事党史研究和党史讲授的同志对我说，高岗问题发生后，边区党史不好讲了，要求我讲讲这个问题。我在座谈会上讲了话，肯定了三点史实，

第一，一九四二年西北局高干会的路线是正确的，

第二，高岗在边区党委和西北局的工作是执行中央路线的，

第三，土地革命时期陕北有两位人民领袖—刘志丹和谢子长。

讲话记录送原陕北、陕甘边几位负责同志看过，都表示同意。

（三）参加瓦窑堡会议

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在直罗镇战役取得胜利以后，于十二月初到瓦窑堡。

中央政治局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即瓦窑堡会议。

会议在洛甫住的窑洞里召开，由洛甫主持。出席和列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张浩、邓颖超、吴亮平、郭洪涛和我（名单可能有缺漏）。

会议主要讨论抗日问题。会议前夕，张浩（林育英）于十一月下旬从莫斯科回到陕北。他奉共产国际之命，装扮成商人经外蒙古、内蒙古到达瓦窑堡，口头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消息和季米特洛夫在“七大”上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报告。这个报告的中心是论证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基本精神，瓦窑堡会议的召开作了思想准备。会上，毛泽东作了发言，并进行了充分的认真的讨论。在会议开始时，博古仍有“左”倾关门主义的倾向，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和大资产阶级营垒分化的可能性表示怀疑，但很快取得了一致。

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了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和扩大红军的方针。

瓦窑堡会议结束以后，十二月二十七日，党中央在中央党校召开了一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参加会议的同志比较多。会上毛泽东根据中央决定的精神，作了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报告；着重阐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强调了党和红军在这个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

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在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是继遵义会议纠正“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之后。

对“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政治路线的纠正；是毛泽东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之后，进一步正确分析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重要文献。它纠正了党内在很长—个时期把民族资产阶级混同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错误，批评了党内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中间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农大众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

瓦窑堡会议以后，党中央便利用一场可能向国民党上层，一切爱国人主和东北军；西北军的将领张学良，杨虎城进行工作并派刘少奇去领导华北的工作：稍后又派冯雪峰去上海接通党的关系。从此，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开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在陕北，更是上上下下一起开展争取东北军、西北军抗日的活动。吴亮平主编的《打回老家去》小报，与各地的口头喊话相结合，在东北军的下层中有很大影响，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四）中央机关和地区组织的变动

中央初到陕北时，中央机构作了相应的变动，在瑞金时，苏区中央局是履行中央职务。领导全国工作的；到陕北后，改称为西北中央局同样领导全国主作。

西北中央局内部分设：宣传部，部长洛甫兼，副部长吳亮平；白区工作部，部长张浩：组织部，部长是我。

军委和政府机构也有变动：

遵义会议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朱德的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没有变动。

会后政治局常委又进行了分工，由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当红军离开遵义继续长征，党中央又先后决定博古的职务由洛甫代替，负总的责任，由毛泽东、周恩來、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军事行动。到陕北以后，改设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

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办事处主席博古，财政部长林伯渠，粮食部长邓发，土地部长王观澜，国民经济部长崔田民，教育部长徐特立，司法内务部长蔡树藩，工农检查局长罗梓铭，劳动部长邓振询。后文设立外交部，部长由博古兼任！

同时，陕北苏区的行政区划分及领导机构也作了变动。撤销了陕甘晋省委，把苏区划分沩陕北省，陕甘省（以下寺湾力界，下寺湾以北为陕北省，下寺湾以南为陝甘省。）

并设立了三个特区。这样，党的领导组织就有陕北省委、陕甘省委和三边、神府、关中三个特委。

陕北省委书记郭洪涛，宣传部长贾拓夫，组织部：部长王达成，妇女部长白茜（后为史秀云），工会主席高长久（兼工会党团书记），军事部长钟赤兵，少共书记慕纯农。省委机关在瓦窑堡。

陕甘省委书记朱理治，副书记李富春，宣传部长李一氓，组织部长欧阳钦，白区工作部长张策，军事部长肖劲光。省委机关在甘泉下寺湾。

陕甘省所属的地区面临东北军、西北军的驻地，在主力红军东征期间，许多地区如甘泉，鄜县等被他们占领了，所以工作困难很大。省委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和发展苏区，地方武装和党的组织，同时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

三个特委为：

1，三边特委，书记谢维俊。他在江西“反罗明路线”斗争中受批判后，调中央组织部工作。后来参加长征，一路工作积极负责，到达吴起镇以后，党中央派他在吴起镇一带消灭土匪部队。特委成立后，由他任书记，慕生忠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军事部长刘景范。独立营营长杨琪。一九三六年发生三边事变，谢维俊被叛匪杀害，

2，神府特委，书记杨和亭，宣传部长张江全，组织部长张秀山，少共书记张汉武。红三团团长王兆相。

对于神府特区的工作，中央政治局还专门开会作了研究。毛泽东、东、洛甫、邓发、张浩以及贾拓夫，王达成、杨和亭、张江全等参加了会议。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强调说：“神府苏区虽不大，但这个地方很重要，是个抗日前哨！”毛泽东在讲话中还讲到对地主，富农的政策。

他说：对地主，在没收他们的土地和财产以后，要和农民分同等的土地；对富农，只没收多余的士地，不分浮财。

3，关中特委，原为陕甘边南区党委，改为关中特委时，派贾拓夫为书记（后由习仲勋接任），张德生组织部长，黄春圃（江华）为司令员，秦善秀为苏维埃主席，张邦英为副主席，陈国栋为游击队指挥。

以上是初到陕北的情况，以后有改变。

......

​

......，讨论过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组织和方法，讨论过神府特区的工作，特别讨论了内蒙地区的工作，主要是伊克昭盟的工作，帮助组织了以高岗为首，贾拓夫。曹动之参加的内蒙工作委员会。内蒙是陕甘宁根据地的靠背，党中央到陕北后，是始终重视内蒙工作的。

一九三七年上半年，内蒙工作委员会撤销，成立中共少数民族委员会，将回族工作也包括进去。

4.做东北军的工作。我们还讨论和发动群众利用《打回老家去》小报的内容进行喊话，做东北军士兵的工作。为此设立了许多工作站，我们在工作站活动，东北军士兵见了也不开枪，说明我们的争取工作是有成效的。

这个时期，我和陕北省委工作的唯一目的，就是实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总政策。

党中央迁到保安后，我随中央到了保安，陕北省委迁至安定县（今子长县）谭家营，我和陕北省委的联系就断了。

     在定边三个月

1，组织定边工作委员会。

一九三六年九月，毛泽东同志叫我去他那里。我到达时，宋任穷已在座。毛泽东对我说：准备打宁夏，夺取银川，因此要组织定边工作委员会，进行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要我任工委书记，宋任穷（驻防军政治委员）、宋时轮（驻防军司令）、高岗、贾拓夫为委员，与定边、盐池县委密切合作。大约九月二十二日，我同宋任穷一道去定边。

临行前，洛甫对我说，组织部的工作由他照管。到定边十多天后，接到他的来信说，中央决定中央组织部长改由陕北同志担任为好，决定由郭洪涛接替我的职务。我立即去信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后来知道，是博古任部长，郭洪涛任副部长。我的免职是出于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康生等的要求。

定边工作委员会做了下列工作：同定边、盐池两个县委商定了白区工作计划；查明了吴忠渡河点和攻城有关的一些情况；组织了回民游击队、为团结哥老会开了香堂。

工委的第二项任务是加强内蒙的工作，做了一些伊克昭盟的工作，但不多。

定边工作委员会存在的时间不到两个月，因为情况变化，原计划取消，工委宣告结束。

2，组织筹粮委员会。红军三方面军在会宁和静宁会师，经过山城堡对敌战斗后，全部后撤休整。红军总指挥部（总指挥彭德怀）驻在定边附近，党中央又电示我和董必武（中央党校校长，当时中央党校也迁到了定边。）负责组织筹粮委员会，高岗，贾拓夫均为委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的一天，我去总指挥部，彭问我筹粮情况，我说，只能保证三个月：他说，可打安边，我说，也筹不了多少，他说；中央在考虑来个“小长征”打到汉中去，从彭处回定边不过两三天又接到他的电报，说发生了西安事变，捉了蔣介石，红军主力即日南下，不用再筹粮了。筹粮委员会也就结束了。

文摘来源：中共党史资料14 

注：

李维汉（1896年6月2日—1984年8月11日），汉族，原名厚儒，字和笙，又名罗迈，湖南长沙县人。曾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顾问、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

李维汉同志1896年6月2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

1919年，李维汉同志赴法国勤工俭学。留法期间，他接受并信仰马克思主义。

1922年，他同赵世炎、周恩来等同志一道组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并负责组织工作。同年，受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委托，回国申请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底，由毛泽东、蔡和森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赴莫斯科学习。1933年赴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央组织部干事、副部长、部长，中央组织局主任，中央党校校长等职。长征中，任军委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他拥护遵义会议决议，拥护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的领导，克服千难万险，胜利到达陕北。

长征到达陕北后，李维汉同志参加党中央指定的以董必武同志为首的五人“党务委员会”，及时纠正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错误“肃反”，释放刘志丹等蒙冤同志，使陕甘根据地转危为安。

1936年12月起，李维汉同志历任中共陕甘省委书记、中央群众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等职。期间，他组织研究陕甘宁边区及周围区域的统战和民族问题，先后起草《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成为党开展回族、蒙古族工作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件。

1937年5月起，李维汉同志担任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干部教育部副部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负责编辑出版中央主办的党内刊物《共产党人》，致力于党的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

1942年9月，他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协助林伯渠等同志做了大量工作。

1946年底，李维汉同志先后任中央城市工作部副部长、部长。1948年9月，中央城工部改名为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李维汉同志任部长，主管统战和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选举产生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李维汉同志被推选为秘书长兼第一小组组长，负责商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代表名额和名单。

新中国成立后，李维汉同志先后担任全国政协秘书长，政务院秘书长，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第八办公室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副主任等职。

文摘来源：百度百科

查看原文 原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著作权归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