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冰心在玉壶：迷局中的徐向前（徐向前评传55）

虫子读书

1

西路军失败后，根据军政委员会决议，徐向前和陈陈昌浩离队，回延安向中央汇报。

然后就是陈昌浩中途逗留，徐向前独自返回。然后历尽艰辛回到组织怀抱中，然后悲喜交集，然后完事。似乎一切都顺理成章。

但事实上，徐、陈离队时的心态并不简单。这也是为什么陈昌浩中途逗留并转了一大圈的原因。

当徐向前表示不想离开时，陈昌浩给他的理由除了说是军政委员会决定，总指挥目标太大，不利于游击，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我们回去要和中央斗争去。”

这话陈昌浩说的自然而然，徐向前听了也没觉得突兀。也就是说，当时的气氛，以及西路军领导人的心态，大概都不太平静。——我说的这种不平静当然主要不是指兵败。

以徐向前的性格自然不会附和这种话，但他不吭声，不觉得突兀，这就很有意味了。

其实可以理解。

当时西路军领导人对总体的大形势并不了解，那他们对一些看起来不近情理的命令会怎么解读？

想不通。正如对军委让西路军停止西进，在甘州、肃州建立根据地的命令，徐向前说“我们不了解上面的意图所在，左思右想，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为什么要我们这样？意图何在？是不是故意整我们？是不是历史上不断出现的权谋内斗要在我们身上重现？如果不是，那为什么要这样？或者还有其他事情？

这种“左思右想”将走向何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事件背景的了解。而出于特殊时期的特殊情况，中央并没有、事实上也很难将东岸千变万化的情况准确、全面地通报给西路军领导人。

那么，这种解读中央意图的思维可以依赖的事件背景就极其有限、也极其片面了。

懋功会师以来的风波，或许就是这种思维最顺理成章的背景了。而当时中央为了让徐、陈严格遵守命令又刻意从正面提出这个问题，这就在更大程度上加强了这种思维的方向。

人之常情，设想彼时情境，一点都不往坏处想反而有些不正常。

陈昌浩火气大，又起伏不定，忽冷忽热，之前还一切唯上，奉命唯谨，现在则直接崩溃，一个大转身，脱口叫出心中所想：要回去斗争。

徐向前自然很明白，他虽然没说话，但他太明白陈昌浩的话是什么意思了，“斗争什么呢？无非是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

“责任问题”，说的很委婉，但这个意思很明白。

认为中央故意为难我们，故意分散消耗四方面军。

不管怎么说，我不相信徐向前心里完全没有这种念头。

2

所以在踏上归途的那一刻，徐向前除了对部队的不舍和痛心，绝不会像有人描述的那样，是一种归心似箭、游子回家的心情。没有道理。

他有的是不解，是疑惑，是萦绕心头挥之不去的巨大的谜题。不应该这么想，但这些日子所经历的一切却逼着你这么想。不然就没有道理。

这时候徐向前的处境，我想才是他真正的“一生中最关键的时刻”。

他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他有充分的理由灰心。就像陈昌浩那样。而且，最现实的问题，回去，会怎么样呢？

所以说，这是个关键时刻，一个人稍微软弱点，就可能做出彻底改变人生轨迹的决定。就可能造成理想和信念的崩塌。而这种时刻的崩塌，大概是没有挽回的机会的。

一切都玄之又玄，一切都是未知之数。

这时候，一切思虑和计算都没有用。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你就在迷雾中，所以你也就无法精确计算回去之后的遭遇。

这种时刻，身心俱疲，茫然无措，前途未卜，是非对错，影影绰绰，山高水长，深不可测，要一往无前走下去，靠什么支撑？

除了金子般的品质，似乎别无他法。

这种品质，我觉得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坚定不移。

创业艰难，何止百战残酷，更有来自自身摸索过程中的失误和试错，来自初期泥沙俱下的人事结构中的各种难以理解的人和事，做不到任何情形之下的百折不挠，九死未悔，大概就是被淘洗出去的泥沙，而不是真金。

你要动摇，一定会有充足的理由，甚至会有看起来理所应当的命运般不可抗拒的理由，就像此时此地的徐总指挥。

而你要不动摇，只有一条理由，就是“不应该”动摇。

徐向前，这个在“四一二”的白色恐怖中加入组织的党员，正如他那些同样笃定不移的同仁一样，从做出决定的那一刻起，就从来没有动摇过。

这种坚定性体现在革命低潮期加入组织的逆流而上，也体现在与组织失去联系时在看似绝望的情形中的执着寻找，体现在东江游击战争时绝境中的坚持，也体现在鄂豫皖时不计得失、承受委屈和某些暗黑面的隐忍…

体现在面对艰难困苦时的一往无前，也体现在应对复杂人事时的以大局为重，淡泊隐忍。

而现在，在迷惘中的这种这种坚持，也是如此。

即便真是那个最坏的设想，也不能回避，也得一往无前，投入其中，挺身面对，这是真正的考验。

所谓“要经得起党内斗争的考验”，“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都是要求你直面应对，相信未来。

一个革命者，从加入队伍的那一刻，就没想过要当一个逃兵，无论怎样的艰难困苦，无论怎样的磨折反复，他就一个念头，向前。

这无论对革命事业还是对个人，都是最为珍贵的品质。

伟人讲到这一段时说的透彻，他说徐向前要饭回延安，陈昌浩要饭回老家，这是“根本区别”。

正是这种“坚定不移”的品质，让心怀迷惘的徐向前毫不迟疑地一路向前，返回了延安。

不回去也行，不回去最好，不回去就带着队伍，继续坚持奋斗下去；既然不得不回去，那就回去，那就义无反顾地回去。去留肝胆两昆仑。去留都是革命的轨道，这个最重要。

具体来说，说是回去汇报，那就回去汇报。这是“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回延安也是任务。

这个任务就是作为一个代表，如实向中央汇报西路军艰苦征战的情况，这是对组织负责，更是对西路军将士负责。

而且，仅从西路军一面说，我们也可以想象，假如徐向前再倒了，那它在当时和以后的评价可能就会遭遇更多坎坷和波折。

就是这样，回去就是回去，必须回去，毫不迟疑，至于那些未卜的得失祸福，非所计也。

就如徐帅在延安被张闻天批评时的想法：“打了败仗嘛，批评、撤职、杀头都应该，没有什么好说的。”

但说归说，至于自己接下来的遭遇，徐向前虽然不能精确预见，但大概的情形，我想多少还是能预感到一些的。

为什么这么说？

3

祸福无门，惟人自召。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

从会师以来，虽然一、四两方面发生了各种复杂的矛盾，但自己自问没有私心，不管做什么，本心都是为革命，为红军；实际表现上，一贯的尊重党，尊重领导，扪心自问，自己无愧。至于西路军问题，自问也尽力了。

关于责任问题，你要说是我的责任，我也认，毕竟在我手里打的仗，假如组织需要一个人来承担责任，以给内外上下一个交代，也可以是我。这也是革命工作。

就这么一个态度。

所以我觉得徐向前这个持重稳健的人，在某些关键时刻往往还有一种奇异的“二杆子”劲——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沉稳深邃的二杆子劲。

回去了，跟领导照实说，汇报情况嘛，有什么说什么，然后，闭嘴，一切听之于“命”，听之于领导的裁决。批评，撤职，杀头，随便。

不用跟领导讲道理、争是非，掰扯责任问题。还用说吗，领导亲自指挥的，领导不清楚吗？既然领导清楚，你就不要再多讲了。既然领导清楚，领导就自然有所处置。既然如此，假如领导非说是你的责任，那你就绝对讲不清楚，甚至越讲越糟糕。那么，你真的就不用再多讲了。

所以，就是这么一个态度，既脆生又不生硬，这就给了领导很大的空间。

需要我担责任，可以，我有这个态度啊，——而且事实上，任何事只要你想有，就总会有的，比如徐向前，如果硬要说，你明知不行，为什么不拼了命的跟陈昌浩顶牛到底？为什么不反复跟中央据理力争？这也是个道理。有这一层觉悟打底，那就真的在内心里实现“自洽”了，真的会放平心态无怨无悔地接受一切了——不需要我担责任，那领导自然也有分寸。

所以，生死荣辱看淡，一片丹心赤诚，笃定一个意思，然后，面对重重迷雾中的未知，这，或许就是当时情形中最为恰当的态度。

所以，怎么汇报？这个看似简单，但也很见功夫。

不提责任问题。这不是我该操心的。责任认定那时领导的事。我只汇报具体作战情况。

结果如何？换来的是伟人的安慰和对西路军将士艰苦奋斗精神的肯定。

然后你看，就是事后不管什么时候讲到这事，徐向前都被专门摘出来另眼看待，比如后来伟人说到国焘路线有少数“积极帮手”时，特别、专门强调：“这里所指起积极帮手作用的几个人中，并不包括徐向前、李先念等同志在内，他们在国焘路线时期，从未起过此种作用”。

这是国焘路线的失败，失败责任是张国焘的。至于前线指挥人员，谁该担负责任？中途逗留的陈昌浩政委。你是一把手，关键是，你中途逗留了，你跟鄂豫皖的队伍联系了，你回老家了，也就是说，你有二心了。所以，尽管在西路军征战过程中你对中央命令奉命唯谨，不敢越雷池半步，但还是不行。

陈昌浩回到延安后，连续做了两次检查报告。第一次写了七万多字的长篇报告，但上边觉得不深刻，认识不够，被严厉批评；然后陈昌浩还是一如既往地忽冷忽热，忽上忽下，第二次报告中则全盘自我否定，全部都是国焘路线，全部帽子都自觉戴上，行了吧？不行。这让上边觉得你“言不由衷，很不老实”。

就是这样。“奉命唯谨”的陈政委要做检查，而且你检讨的内容也不被认可；而那个“右倾机会主义者”（直到在延安向中央所做的检查中，陈昌浩依然提及西路军时“个别干部反对中央路线”，指的就是徐向前）却用不着检查，很诡异吗？一点都不。

有没有私心杂念，或者严格来说，有没有受私心杂念所左右，是这种看似诡异的区别的根源。

你奉命唯谨是因为你想表白，是因为你认为“南下的事，共产国际肯定对四方面军另有看法。为了四方面军的前途，今后应唯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意见是从。”

正如徐帅所说：“作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绝不允许夹杂某种个人得失或山头主义的情绪在内。党内斗争嘛，谁能一贯正确？犯了错误，该检讨就检讨，该工作就工作，没有必要迫不及待地去表白自己，洗刷自己，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五十年代的陈昌浩。五六十年代，陈昌浩见到昔日的老部下、老战友，也谦恭地道歉，说我对不起大家，向你们作检讨，过去我犯了不少错误，给党的工作造成了损失，让你们受苦了！我对不起牺牲的战友们，也对不起大家。让人感慨万千。

而徐向前不仅没有检讨，而且对西路军的情况照实汇报，后来中央派高岗跟他谈话时，问他怎么看待西路军的失败，他也如实回答：

“西路军过了黄河，如果不在一条山蹲那么久，不在永昌、山丹搞根据地，照直往西走，扣住嘉峪关，把玉门、安西、敦煌一守，接通了新疆，形势会大不一样的。一是有饭吃，不挨饿；二是有衣穿，不挨冻；三是有枪炮、弹药补充，有广阔回旋余地。说实在话，西路军只要有个炮兵团，马家军再增加一倍，都不够我们打的。西路军先打到西边，取得补充，立住脚跟，再往回打，是不至于失败的，至少也不会败得那样惨。”

他的回答并不符合中央对西路军的定性，但并没有被追究被定责。这根本不是问题的关键。

看似拙于计算得失，拙于审时度势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反而受到上面的一致谅解和安慰，为什么？就因为一颗简单剔透的心。

4

徐向前一路跋涉（参见小队长徐向前），渡过黄河后不久，先是遇到在外侦查接应的耿飚，接着被送往援西军司令部，受到刘伯承司令员的热情接待。

刘伯承在镇原城外接到徐向前后，两人都激动不已，刘伯承安慰徐向前：“不要难过，你回来了就等于西路军回来了！”

刘伯承

然后刘伯承致电中央报告这一消息。电文颇富感情：“报告你们一件最大的幸事，我们的徐向前同志已于今日（4月30日）19时到达援西军司令部。”

中央回电亦是热情而颇有意味：“向前同志，庆祝你脱险归来，并相信你一定能够在中央领导下再接再厉地为革命奋斗到底，盼病体痊愈后即来中央。”

——我说颇有意味是指“并相信…”这句话。

其实到这个时候，徐向前就已经明确感受到中央和同仁们对自己的态度了。自己所料不错。这种经历，大概也会是一种自我教育的经历。

接下来，“疲劳得要死，好象浑身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都耗尽了”的徐向前在镇原休息了两三天，又与任弼时、杨奇清一起去了在云阳的彭德怀的指挥部，同样受到彭总的热情接待。并在跟彭总交流的过程中了解到西安事变的部分情况。

随后，周恩来专程从西安赶到云阳看望徐向前。从与周的交谈中，徐向前更多地了解到当时的局势。

然后，本想立即去延安向中央汇报的徐向前因牙疼病发作，在周恩来、彭德怀等劝说下随周先去了西安治疗。

走之前，徐向前还掏出几个金戒指交给彭德怀，说是在石窝下山时组织给的路费，现在回来了，用不着了，全部交公。——回来了，又不出去了，也用不到钱了。去西安之前交公，而不是之前，或者之后到延安时交公。我是不是多想了？

在西安，徐向前同样受到热情招待。周恩来同志“百忙之中仍经常问寒问暖，关心我的饮食起居，使我很过意不去。”

徐向前在西安时与同为黄埔一期的陈赓（后排左）、左权（后排右）宣侠父（前排左）合影

后经周恩来巧妙安排，徐向前返回的消息得以公开，引起轰动，顾祝同抢着会见并宴请了徐向前。

再然后，徐向前随周恩来一起乘飞机，生平第一次，“回”到延安。

见到伟人后，伟人对其表示了慰问。徐向前“如实”地、详细地汇报了西路军的情况。

伟人听后，肯定了西路军指战员的奋斗精神：“西路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的，顽强的，经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伤员没有医药。他们没有子弹，靠大刀、矛子就和敌人拼命，这种革命精神永远也不要丢掉。”

对徐向前本人，也给予了旷达的肯定和安慰：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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