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东故事：相平仲故里刘善、德州籍杨溥

百灵清音

①、走进乳山市“到根见”村，参观当地的高氏旧祠

继续领略胶东乡村的风土人情，这次要介绍的地方叫作“到根见”，在乳山市乳山寨镇的辖区内。

到根见村的地理环境比较特殊，民间有“不到山根看不见”的说法，风光清新自然。关于这种地理环境和风光，此前我们曾有过介绍，这里就不再重复。这次介绍的重点，主要在于村里的一处人文建筑，那就是当地高氏家族的老祠堂。

在胶东半岛，“高”是一个常见的姓氏，在很多县市区都有成规模的分布，其渊源不尽相同。以乳山市为例，根据《乳山市志》的记载，该市高氏可粗略分为三大支，一大支与海阳徽村有渊源，另一大支就是到根见一脉，这两支规模较大，还有一支相传从文登迁入，规模较小。

按照市志的说法，到根见高姓是明代从凤阳府迁来，后裔还分布在人石、滩甲庄、孤石河、车村、西北岛、新建等村。

到根见村的高氏旧祠，临街沿河而建，具体年代暂时未见记载。院内的一棵紫薇树，根据威海林业资料的记载，已有430余年树龄，为二级保护古树。当地盛传，此树与旧祠同龄。而除了紫薇树之外，该村还有一棵老银杏树，亦属二级保护古树。

这座高氏旧祠现已闲置，部分位置有所失修，但总体框架还算完好。

②、莱阳莱西有“咸”姓人分布，在历史上曾出过不少官宦人物

“咸”，总体而言是个相对少见的姓氏，不过在胶东半岛有一定规模的分布。其中，老莱阳县是一个比较集中的区域。当地咸姓人不仅有若干聚居村落，并且在历史上出过不少官宦人物，本文就以民国版《莱阳县志》为依据，对此进行简要列举和盘点。

在列举人物之前，还是先简单介绍一下莱阳咸姓的渊源。《莱阳县志》将咸姓列为“金元故家”，称：“咸氏，明明经惟一之族，其先金陵人，元末徙，散居一区南小平、五区咸家庄等村。”也就是说，莱阳咸姓原籍金陵，元末迁至莱阳。（注：咸家庄现属莱阳市吕格庄镇，听说现在已无咸姓人。名称相似的莱西市马连庄镇咸家屯村，则有咸姓人居住。）

而上文提到的明“明经”惟一，即是此次要列举的第一位莱阳咸姓人物咸惟一。县志对他的记载是：咸惟一，先世金陵人，元末徙居莱阳，博通五经，隐居教授，明洪武三年以明经荐授本县训导，时干戈甫定，规制草创，衿佩失业，惟一毅然以师道自任，讲明伦理，剖析经义，务在身体力行，士风丕变，升临清州教谕。

咸惟一以儒学起家，其后世子孙也继承了这一家风。明正德年间，咸大昌（字吉士，幼颖异不群，游邑庠，屡举不第），以岁贡生的身份出任南直隶江阴县主簿，颇有政绩。史志称：“（咸大昌）止嚣讼，均徭役，颇有政绩，在任去世，神主祔于当地名宦祠，世享祭祀。”

咸大昌本人虽未在科举考场上更进一步，但他孙辈的咸怀良则实现了这一突破。根据《莱阳县志》记载，咸怀良，南小平村人，咸大昌之孙，明嘉靖戊辰科进士，先后担任南直霍邱县知县、陕西平凉府同知、南直凤阳府知府、山西大同兵备道、陕西按察司佥事等官职。万历年间，莱阳县修撰县志时，咸怀良曾以乡宦的身份参与。他去世之后，葬在城西十里周家疃西。

咸怀良的儿子咸池则是万历年间的附贡，曾出任陕西岐山县主簿。

在明末，咸姓还出过两位名带“召”字的贡生，分别叫作咸来召和咸应召。前者曾出任日照县训导。后者在崇祯癸未年守城时殉难。

此外，在明正德年间，莱阳咸姓家族还有一位名叫咸英的儒学生，因守城殉难而被县志所记载。县志称：咸英，儒学生，少有志节，乡里重之，始贼攻围甚急，英分守城埤，相拒略无惧色，城陷被执，不屈而死。

大概是受到了崇祯癸未邑难的影响，咸姓家族在进入清代之后科名有所逊色（莱阳不少大世家情况相仿）。不仅没有考取进士、举人，就连贡生也不多。查阅《莱阳县志》，只找到一位乾隆年间的岁贡生。他的名字叫作咸尔泽，来自大河源村（现属莱西市河头店镇），曾任博山县的训导。

③、明代掖县首位考取进士的人叫作刘善，永乐十六年金榜题名

此前曾陆续介绍过平度和招远在明代考取的首位进士，本文的主题与之相似，这次要讨论的地方是掖县。

掖县，在明清时期为莱州府驻地，系该府区域内的政治文化中心。不过，在明朝建立之初，这种“中心”地位体现的还不算明显。

当时，莱州府共辖两州五县，分别为：掖县、平度州、昌邑县、潍县、胶州、高密县、即墨县。而根据明万历版《莱州府志》的记载，这七个州县考取首位进士的先后顺序依次为：平度州（洪武十八年，乙丑科，侯庸。洪武二十七年，甲戍科，吕谦）、高密县（洪武二十一年，戊辰科，安仁）、即墨县（洪武二十四年，辛未科，侯荣）、胶州（永乐二年，甲申科，宋臻。永乐壬辰科栾瑄。永乐丙申科韩福。永乐辛丑科韩煦）、掖县（永乐十六年，戊戌骐科，刘善，户部主事）。由此可见，掖县在永乐十六年的戊戌科会试中才实现了明代进士“零的突破”。而这位金榜题名的人物叫作刘善。

刘善在掖县历史上虽然具有特殊意义，但由于年代久远，其具体事迹并未有详细流传。清代的《掖县志》仅提及他在永乐六年（戊子科）考中举人，又在永乐十六年考中进士，后来官至户部主事（正六品）。（注：根据县志记载，永乐六年的乡试当中，掖县考取三名举人，除了刘善之外，还有贾敬、蔡博两人。这两人虽然后来都入仕为官，但并未考中进士。掖县明代首位举人滕宗智亦未考中进士。）

明代科考资料对刘善的记载亦不多，只知他是当科二甲第五十六名进士，籍贯标注为“山东掖县人”。

从一般逻辑推断，洪武、永乐之际的进士举人，来自当地世家大族的可能性较大，来自移民家族的可能性较小（刚迁来不久，立足未稳）。刘善是否属于前一情况（掖县土著刘氏），限于资料，暂时不能肯定。但至少可以明确这一点，他的家族应非“军籍”（莱州卫）。

值得一提的是，县志虽未记载刘善的详细里居，不过万历年间莱州郝氏家族的《掖邑北陵郝氏族谱序》却有所提及。

序言称：“赵、梁世家其大沟崖，而真公由是居晏乐窝之柳行东崖上，擢刘善之进士，与赵定基之子好励、犹子好霖，梁淳之於皆同年，而淳与真公为同乡党，士论称赏，时相平仲故里刘公善甚相爱重，擢给事特敕守秘书、功曹。”

以文中口吻来看，刘善的籍贯似乎为“相平仲故里”（晏婴故里）。而现莱州市平里店镇婴里村，即有“晏婴故里”之称。该村姓氏种类较多，其中就有不少刘姓人。这支刘姓人与刘善有无关系？还需要进一步考证族谱方知。

④、清代栖霞县的“水头社”

与胶东历史区划有关，要介绍的区划名称叫作“水头社”，位于清代登州府栖霞县辖下。

明清时期，栖霞县实行“乡社制”，县下设乡，乡下有社，以社领村。起初乡社数量多有变化，到了明嘉靖年间逐渐稳定，形成“六乡四十六社”的区划格局，清代沿用之。“水头社”即其中之一。

根据县志记载，“水头社”具体属“荆凤乡”管辖。该乡是由“荆山乡”和“凤山乡”合并而来，除水头社之外，还辖下荆夼、蛇窝泊、朱留、榆山等社。对栖霞熟悉的朋友，通过这些名称应该就能判断出荆凤乡的大体位置——即现在栖霞市蛇窝泊、连家庄一带。

不过，县志中仅记载有乡名和社名，对于社的管辖村庄则未有详细记载。这个“水头社”到底有多大？只能结合其他史料尝试推测。

首先从名称说起，水头社之名，应与水头村有关。现海阳市徐家店镇北部有南北两个水头村，其中北水头村历史更早，据说是因为临近富水河源头而得名。在历史上，北水头村长期属栖霞县管辖，清代雍正年间海阳建县之际，河东总督王士俊在奏请划定新县边界时还专门提到过水头村，称：“北以栖霞县之水头村为界。”直至上世纪中期，水头村才划归海阳。

大体确定了水头社的名称由来之后，按照一般逻辑，毗邻区域内的村庄应该也可视为水头社的辖区。

详细查询清代的《栖霞县志》，在人物章节中可以找到一条“水头社凰跳村”的记载。现栖霞市蛇窝泊镇有东西凰跳山，其中东凰跳与北水头只有一山相隔。这也可以作为上述推断的一个佐证。

此外，县志在列举善行时，还提到了一位名叫吕峤的人物。根据记载，吕峤就是栖霞县水头社人，“赴关东货殖致富，栖人困在关东者，均劝之归，酌量所需，助以斧资。”而水头周边村庄有吕姓聚居的并不多，也就是现蛇窝泊镇西河南村（原属连家庄乡）、唐家泊镇东柴沟、东小柴等村有部分吕姓人居住。以此推断，这些村庄在清代也有可能是水头社的地界。

在参考古代区划习惯以山以河为界的习惯，我们不妨可以这样猜测：清代栖霞县水头社的范围，有可能是介乎清水河与北榆山（榆山社应当是根据北榆山而来）之间，亦即连家庄乡的东部区域以及唐家泊镇的南部区域，大概包含东河南、西河南、马格庄、田水夼、山水庄、博地、东凰跳、卧龙沟、东小柴等村庄。

当然了，以上只是根据现有史料所作的个人推测。倘若能发现清代的族谱、地契文书等原始资料，将更有说服力。

⑤、三国时期东莱“王颀”曾任玄菟郡太守

是一位胶东历史人物，他的名字叫作“王颀”（颀读音为qí，身材修长），为三国时期的东莱郡人，曾出任过玄菟郡的太守。

在汉魏之际，一郡之守本是举足轻重的角色。无奈三国时期人才辈出，《三国志》篇幅有限，难以一一提及。王颀本人就没有单独的传记，事迹散见在更大人物的列传中。

《三国志》全文共三次提及“王颀”，分别是《董卓传》中的越骑校尉王颀、《毋丘俭传》中的玄菟太守王颀和《邓艾传》中的天水太守王颀。

结合具体情况分析，第一个王颀和后面两个王颀并非同一人（重名），因为前者死于东汉末的李傕郭汜之乱，后两者则都是魏国建立之后的官员。

在后两个王颀当中，出现在《毋丘俭传》中的玄菟太守王颀，被裴松之明确标注为“颀字孔硕，东莱人”。出现在《邓艾传》中的天水太守王颀则未提及籍贯。这两则记载的时间相差约二十年，跨度似乎有些大。不过，《晋书》提及王颀在晋武帝时期还曾出任过汝南太守。因此，一般认为这位天水太守也是东莱的王颀。（注：前文对王颀的籍贯标注为“东莱郡”，而如果只提东莱郡而不提具体县的话，一般默认为郡的治所，东莱郡在西汉时期治掖县，东汉时期一度治黄县，魏晋又治掖县。因此，不少观点认为王颀是掖县人。《三国志》对于太史慈的籍贯记载就更为明确，称他为“东莱黄人”。）

王颀任职过的地方不在少数，其中以在玄菟郡（汉四郡之一）时期的表现最为抢眼，主要功绩为征讨高句丽。《三国志》和《资治通鉴》对此皆有着墨。

其中，《三国志·毋丘俭传》记载道：“正始中，（毋丘俭，时任幽州刺史）以高句骊数侵叛，督诸军步骑万人出玄菟，从诸道讨之……（高句骊王）宫单将妻子逃窜。俭引军还。六年，复征之，宫遂奔买沟。俭遣玄菟太守王颀追之，过沃沮千有馀里，至肃慎氏南界，刻石纪功，刊丸都之山，铭不耐之城。”

由此可见，在毋丘俭征讨高句丽的过程中，王颀立有不少战功。他后来的官位虽然一直是“太守”， 但从任职地点来看，也是不断受到重用（就当时的繁华程度来说，上述三郡的排序为：汝南郡、天水郡、玄菟郡）。

此后，王颀的事迹不见详载。而等到西晋末年，他的名字却以另一种方式被史书提起。当时在中原战乱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东莱人王弥，就是王颀的孙子。

对此，《晋书•王弥传》记载道：“王弥，东莱人也。家世二千石。祖颀，魏玄菟太守，武帝时，至汝南太守。”从这段话的口吻来推测，王颀家族在魏晋之际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世二千石”的中层偏上门第。倘若不是王弥叛晋的话，这一家族在历史上或许会发挥更大的影响。不过，王弥因与石勒有嫌隙被杀，王颀家族多半也因此衰落，不再见于史籍。

⑥、明代的“莱阳伯”

古代的爵位除王爵之外，最常见者当属“五等”之说，即所谓“公侯伯子男”。在清代之前，五等爵位通常搭配地名（通常是国郡县）前缀，以遵循“分茅赐土”之意（后来并不实封，只是空有其名）。

胶东半岛地处海隅，远离中原，当地郡县名称作为古代爵位前缀出现的频率并不高（汉代相对集中，如胶东王、曲成侯、牟平侯、掖侯等）。以莱阳为例，该县虽为大县，但却很少搭配爵位名称。笔者目前所知带“莱阳”字样的爵位，主要就是明代的“莱阳王”和“莱阳伯”（注：元代崇祀孟子时，曾将孟子的弟子“盆成括”封为“莱阳伯”。这种远隔千百年拟定的荣誉性称号不能等同于真正的爵位）。

不过，这两个爵位虽然以“莱阳”为前缀，但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中，“莱阳王”系出自周藩（周王，封地在开封）的一个郡王支系，只是遥挂“莱阳”之名，实际与莱阳的关联度很低。而“莱阳伯”则是明廷对特定大臣的追赠爵位，并非生前所封，也不曾世袭。因此，这两个爵位在莱阳的知名度并不高，县志没有专门记载。

“莱阳王”的大体情况，此前曾有过介绍。接下来就重点介绍一下明代“莱阳伯”这个爵位。

综合《明史》和《弇山堂别集》（明代文士王世贞著述）的说法，明代曾有两人获赠“莱阳伯”的爵位，一位是永乐年间获赠的“周长”，一位是正统年间获赠的“孙荣”。

在两人当中，周长的年代较早，记载也更多一些。他是南直隶天长县人，有膂力、善骑射，追随明成祖在靖难之役中立有战功。比如，在东昌之战中，“朱能（明成祖麾下的一位大将）帅周长等殊死斗，翼成祖溃围出。”待到明成祖登基，周长的官位也得到提升。

此后，周长虽然保留军职，但主要工作转向“河工”，做了不少实事。永乐九年，他以都督（《明史》只称都督，《弇山堂别集》称右军都督佥事）的身份奉命同尚书宋礼、侍郎金纯一道疏浚“会通河”（大运河的一部分），后来还参与整治过黄河故道。而因为疏浚“会通河”的功绩，宋、金、周三人在身后还得到了在河畔建祠享祀的荣典。

周长既有战功，又有苦劳。所以，他在永乐十四年去世之后，朝廷追赠“莱阳伯”的爵位，并赐予了“忠毅”的谥号。

⑦、明代莱州有位名叫“杨溥”的进士，以德州卫军籍身份考中

明正德甲戌科一位名叫“赵伸”的进士，他原籍掖县（现莱州市），以德州卫军籍身份金榜题名。这种情况在当时并不鲜见，查询史志可知，在成化丙戌科（成化二年，1466年）考中进士的“杨溥”同样属于此例。

“杨溥”是一个重复率比较高的姓名，以此为名的历史人物有不少，五代十国时期杨吴政权的末代君主叫作杨溥，明代前期名臣“三杨”当中有位杨溥，而这次要介绍的进士杨溥则是另外一个。

根据史志资料的记载，杨溥在成化乙酉科乡试里考中举人，次年会试以二甲第五十一名连捷考中进士。关于他的籍贯，在《莱州府志》载：成化丙戍杨溥，掖人，占籍德州。进士登科录标注的则是：“山东掖县人，直隶德州卫籍。”（注：明代的德州本身属于山东布政使司管辖，不过德州卫在永乐之后属直隶，详见赵伸一文，这里不再重复。）

这位杨溥虽然与“三杨”中的杨溥同名，但在仕途上却难以相比。后者位至内阁首辅，而前者的履历在史料中鲜有提及。清康熙版《德州志》中仅提到他曾任“佥事”。但明代设有“佥事”的机构不在少数，杨溥究竟是哪里的佥事，暂时不得而知。

杨溥和赵伸两人的总体情况相仿，他们原籍都在掖县，后来均占籍德州卫，皆以军籍身份考中进士。不过，具体细节上也有些区别。一个最明显的区别是，清代的《掖县志》在列举明代进士时将杨溥收录其中却将赵伸忽略在外。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别？《掖县志》并未明确记载原因，推测可能与两人的年代先后以及古人的“祖籍观念”有关。

在古代，“五世而迁”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社会观念。也就是说，迁出原籍五代以内，与原籍地的联系仍比较紧密。而五代之后，就可以视为“籍贯更改”。杨溥在成化二年（1466年）考中进士，此时距离明朝建立还不过百年，从一般情况推测，杨氏家族即便在洪武年间就从掖县迁徙到德州卫，到成化二年时也还不满五代人。他们与掖县原籍可能还有较为紧密的联系。因此，杨溥在德州考中进士之后，掖县那边也及时得知消息，且与有荣焉。

而赵伸则是在正德甲戌科（正德九年，1514年）考中进士，比杨溥晚了将近五十年。很有可能赵氏家族当时在德州卫已经繁衍到了五代人开外，与掖县原籍之间不再走动。因此，赵伸考中进士的消息，并没有传到那边。后世的《掖县志》便将他的名字忽略。

实际上，倘若赵伸不是军籍而是普通民籍身份的话，在五代之后，他的家族就可以申请不用再填写“掖县”原籍。不过，由于当时“军民分治”的管理制度，有明一代，军籍考生填写“原籍”的惯例也大体一直延续。

⑧、明正德甲戌科进士赵伸，原籍掖县，以德州卫军籍身份中榜

与胶东有关的历史人物，他的名字叫作赵伸，是明朝正德年间的进士。

之所以说赵伸“与胶东有关”而不直接说他是“胶东历史人物”，是因为他属于祖籍在胶东，但在外地成长的情况。这种情况，具体与明代的卫所制度有关。

在明代“军民分治”的制度下，军户子弟虽然籍属相应卫所，但并不视为与卫所同城的相应州县的人，在履历中需要同时填写家族的原籍地和现在的卫所地。查阅明代科举档案，经常能看到同一个人的名下标注为“某某县人、某某卫籍”。

赵伸即属此例，他在正德九年的甲戌科会试里考中进士。根据进士登科录的记载，他是“山东掖县人，直隶德州（卫）籍”。也就是说，赵伸的祖籍在掖县（莱州府），报考进士时的籍属为直隶德州卫。

据清康熙版《德州志》记载，明代德州共设两卫，一为洪武年间设立的德州卫，一为永乐年间设立的德州左卫，两卫的官署分别建在德州儒学后面的东西两侧。两卫起初均属山东都司（各领六个千户），永乐六年改隶北京行后军都督府。正因为德州二卫属直隶而不属山东，所以赵伸的籍属才标注为“直隶德州籍”。

赵伸的生平，在《德州志》中并无详细记载，书中只标注他曾任“知府”。而查询《明实录》等资料可知，赵伸所任的是陕西布政使司的西安知府，在此之前，他曾担任过兵部职方司郎中。后来，因为在西安知府任上表现突出，其上峰曾向朝廷推荐他为陕西布政使司参政。但是否实际出任，暂时未有考证。但即便没有出任过参政，进士出身、西安知府（正四品）的履历也算是比较显贵了（注：清代《陕西通志》在列举历任西安知府时，将赵伸记载为“山东德州卫人”，应当是编撰时不了解德州卫曾直隶的历史）。

由于史料有限，赵伸家族在掖县原籍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假定该家族是在德州卫建立之初（洪武年间）就从掖县迁来，那么我们大体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明代之前，掖县存在一支土著赵氏，他们与后来崛起的东莱赵氏家族（族谱记载明初从四川迁到掖县）应该属于不同渊源。

而在清代《掖县志》的进士名录当中，并未收录“赵伸”的名字（明正德年间掖县志仅记载一位进士滕谧）。以此反推，赵伸家族迁出掖县的时间应当是比较久并且和故土的联系并不多吧。

当然了，以上只是根据现有史料所做的初步推测。

⑨、明代招远县首位考中进士的人叫作温濡，后来官至山西参政

是一位胶东历史人物，他的名字叫作温濡，籍贯为招远县，身份系明代招远县首位进士。

招远虽然在北宋时期出过状元王俊民（注：北宋时尚无招远县，王俊民系以掖县罗峰镇人的身份金榜题名），但到了明清时期，科举成绩总体并不理想。相对而言，明代招远县考取的进士人数要更多一些。不过，考取首位进士的年代却偏晚。

根据清顺治版《招远县志•科贡》的记载，温濡即明代招远县首位考中进士的人。关于他考中的时间，县志的说法为“正统甲子经魁、甲戌进士”。

按照干支纪年法，正统甲子为正统九年（1444年），而紧随其后的甲戌为景泰五年（1454年）。据此理解，温濡考中进士的时间似乎为景泰五年。但查询《明实录》可以发现，嘉靖八年时，温濡曾以“佥事”的身份出现。而嘉靖八年为1529年，距离景泰五年已经过了75年的时间，显然不太符合人的寿命规律。这说明县志对温濡中进士时间的记载多半有误。

实际上，仔细翻阅《招远县志》，在“坊表”一章中还可以查到这样一条记载：“进士坊，为正德甲戌科温濡建。”正德甲戌为正德九年（1514年），在时间上与温濡担任佥事的年代比较接近。前后对比，《招远县志•科贡》中的“正统”应当是“正德”的讹写，同样是甲戌，前后相差了六十年。

而明代进士登科录亦将温濡考中的年代标注为正德九年，同样可以佐证上面的推断。正德九年距离明朝建立已接近150年，招远县才考取第一名进士，时间诚然有些晚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正德九年甲戌科会试中，招远县实际上考取了两名进士，除了温濡之外，还有一位叫作孙复初。而就排名来说，孙复初还要更高一些。那么，《招远县志》为何要将温濡列为本县明代第一位进士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与孙复初的复杂籍贯有关。根据进士登科录的记载，孙复初是“山东招远县人”不假，但另外还有一个标注是“直隶沈阳卫籍”。也就是说，孙复初属于明代常见的军籍进士，他虽然祖籍在招远，但学习成长都在外地，迁出可能也已经有数代，与招远的联系不够紧密。在温濡和他之间，招远人对温濡的亲近感更强。因此，县志编撰者就将温濡列为明代招远县第一位进士，而将孙复初屈居次席。

根据《招远县志》的记载，温濡“平生嗜学，有眉山癖，其为文浑涵光芒，几于形神俱似，乡试同考官梦长公入闱，放榜后，详其故，大奇之。”也就是说，温濡生平好学，尤其喜欢模仿苏轼的文风。参加乡试时，同考官梦见“苏轼”（长公）也来赶考，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温濡的事迹，大为惊奇。

温濡考中进士后，历任御史、河南山西等地的按察司佥事，后升任布政司参议、参政。在他之后，其家族又有多人考中举人、贡生。温姓也就此跻身招远当地望族的行列。根据《招远市志》的记载，2002年时统计，该市温姓人的数量超过9800，居全市的第12位。

⑩、永乐年间灵山卫指挥张忠“纳妾”事件

在中国古代，“一夫一妻多妾”是一种常见的婚姻制度。按照此制度，男子（通常是达官显贵或家资富裕者）除了娶一位正妻之外，还可以纳数量不等的妾。妻和妾之间不仅地位有明显差别，娶纳程序也有所不同。

大体来说，娶妻的程序比较严格，主要考虑门当户对，要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前后流程一般耗时较长。而纳妾的流程就相对简单，更多取决于男主人公的个人偏好，只要物质条件允许，往往很快就可以决定。

明永乐二十二年，山东灵山卫（在半岛南部，现属青岛西海岸新区）指挥张忠因事路过北直隶真定府地界，偶遇一位民女。一见钟情之下，他当即打定主意，要纳对方为妾。

作为一名中高级武官（卫指挥使为正三品），张忠自然有些家底。他找到女子的父母，送上了一份厚重的聘礼。见张忠身份显赫加之聘礼不菲，对方很快就答应了这门亲事。

如果情况只是上文所描述的那么简单的话，这次纳妾事件可能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因为类似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不过，张忠看中的民女此前已经跟别人订立了婚约，这样就出现了“一女嫁二夫”的尴尬局面。

自己的未婚妻竟然又要许配给别人，是可忍孰不可忍？盛怒之下，当事的另一位男方也不在乎张忠“官员”的身份，直接到衙门击鼓鸣冤，将此事诉诸公堂。

原告可以不在乎张忠的身份，但审理案件的衙门却因案件涉及三品命官而不敢擅自做主。此案经层层上报，最终交由朝廷中枢处理。

当时，明成祖常年征战在外，日常政务主要由居守的太子朱高炽处理。朱高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推崇以德治国（后来庙号为明仁宗）。他得知此事之后，写下了这样一段批语：

“婚姻，风化之原，既有成言，义不可易。今嗜利而中易之，循夷虏之陋，以败风化，此父母之过。命法司罪主婚者，女子归先聘者，如忠不知即不坐。”

这段话的大意是：婚姻事务关乎社会风气，应当以诚信为本，不可因贪图利益而随意更改。责令有关部门对女方父母进行治罪处罚，女子仍许配给先前的人家，张忠如果不知情则不予追究。

而从《明实录》的记载来看，张忠的仕途并没有受到这次事件的影响。在明英宗时期，他还以原官职向朝廷申请在灵山卫学设置教授、训导各一员，并得到批准。以此推测，他当初纳妾时可能确不知情。当然，也不排除是朝廷顾及颜面而专门给他台阶下。

此案的事由及判决结果，后来被收入《明仁宗宝训》当中。在一定程度上，明代后世类似案件的审理，都要以此为参考。灵山卫指挥张忠的这次“纳妾”事件，也可谓影响较大了。

11、一座老式渡槽，在海阳市盘石店镇马格庄村

胶东乡村的老式渡槽，这次渡槽具体在海阳市盘石店镇马格庄村附近。

就位置而言，马格庄地处海阳市东部，与乳山市接壤。在两者之间，有一座山形巍峨的“大寨山”。

关于马格庄的由来，《海阳市镇村简志》载：“明嘉靖年间，马姓由‘小云南’迁居此地建村，命名马格庄。不过，该村现在已无马姓。2002年时统计，全村有600多户人家，包括刘、徐、郭、王、李、高、冷、郑、宋 、黄、杜、董等12姓，其中徐姓和刘姓居多。

这座渡槽位于马格庄村的西面，大体是自北向南走向，总跨约一里。从盘石店镇驻地方向进村途中就会从渡槽下方经过，视觉效果还是比较壮观的。

根据《海阳县志》记载，马格庄渡槽始建于1979年7月，至次年12月竣工，属盘石灌区干渠之输水建筑物。渡槽距离地面的最大高度18米，整体为下承式桁架拱渡槽，墩为石砌，槽身为矩形、混凝土，总工程量为1.9万立方米，投入工日7万个。

经过时代的变迁，这座渡槽与其他老式渡槽相似，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功能，不过它总体保存完好，依然具有地标属性。下面这组图片就是渡槽的实景，大家可以直观感受一番。

12、用石头砸开杏核的动作，在你们县怎么说？

讨论的是胶东方言中的一个字眼，这个字眼具体与杏子有关。

麦收之后，正是杏熟时节。如今物流发达，市场上的水果琳琅满目，杏子并不稀罕。但在条件相对有限的过去，情况却非如此。

当时的胶东乡村，孩子多而零食少，水果一般也只能应季吃。因此，杏子亦被视为“解馋之物”。

在记忆中，孩子们在吃杏子之际，不仅要吃杏肉，还会专门把剩下的杏核收集起来，留待晒干后用石头等坚硬之物将它砸开，取其中的杏仁吃。

有的杏仁吃起来“香脆”，但也有的口感“苦涩”，据说这主要与杏子的品种有关。笔者老家将果仁香脆者称作“椎杏”，将苦涩者称作“苦杏”。但笔者仅是知道这两个概念，具体如何区分，则一直没有弄清。

这些经历，相信不少同龄朋友都曾有过。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如今的孩子已经鲜有“砸核取仁”的举动。就是想吃杏仁的话，去超市里买即可。

言归正传，这次要讨论的方言字眼，就是描述“用石头等坚硬之物砸杏核”的动作。在普通话当中，一般用“砸”或者“敲”。而在栖霞东部，用的方言字眼读作“cán”。它具体对应哪个汉字？暂未详细考证。而“cán”这个字，可以广泛用在“砸”的动作描述上，除了砸杏仁之外，吃核桃也可以说“cán核桃吃”。

胶东其他县是否也这么说？因为没有一一走访。

13、民国时期一次选错对象的“绑架”

民国时期，战火频仍，治安不靖，许多地方皆有绑匪出没，关外尤甚。

当时，胶东民间流行闯关东。在此过程中，难免有人会遇到绑匪。有位到大连闯荡的蓬莱青年，就曾遭逢此厄。

通常来说，绑匪下手的目标以富家子弟居多。而这位蓬莱青年虽称不上家境贫寒，但也绝非大户出身。他之所以被绑匪盯上，主要与一个特殊的生活习惯有关。

爱美之人，往往格外重视穿衣打扮，这位蓬莱青年即是如此。他挣来的钱财多数用于购衣穿戴，并且喜欢拍照留念。平时走在街上，颇似一位公子哥。而绑匪们求财心切，不及摸底，经过几次简单观察，就将他选为目标。

等到得手之后，匪徒腾出功夫仔细盘问，方知选错了对象。但事已至此，只能将错就错，要求这位蓬莱青年的亲属送钱赎人。至于价码，自然要比想象中的低不少。

受此惊吓，该青年不敢再在关外闯荡，便决定返回蓬莱老家。而此番返乡，他也将自己在大连影楼所拍的一张得意照片带了回去。

时光如飞，转眼已过去大半个世纪。这位青年的儿子，也已进入暮年。提起父亲这段往事，他多少也感觉“不可思议”。“我父亲就是好穿，没想到还能被绑去。”在给笔者做完讲述之后，他笑着说。

当初那张照片，至今仍旧保存。登门拜访之际，笔者有幸目睹。只见相框之中，一位长袍青年挺身站立，目光之中颇带自信，诚然非“田舍郎”之神态也。

14、走进沐浴水库旁的一个山村，莱阳市沐浴店镇北上河

继续领略胶东乡村的风土人情，这次要介绍的地方叫作“北上河”，位于莱阳市沐浴店镇的辖区内。

沐浴店镇有不少村庄都在沐浴水库的沿岸，北上河的情况也是如此。观看地图不难发现，它总体是位于沐浴水库的东侧。

与附近很多村庄相似，北上河在历史上也因为修建水库而迁徙过村址。根据《莱阳市地名志》记载，该村旧址在蚬河（沐浴水库就是拦截蚬河蓄水而成）西岸，原名“（西）上河”。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修建水库之际，村址搬迁且一分为二，居北者称作北上河，居南者称作南上河。这两个村庄的规模都不算大，上世纪八十年代统计，均不足百户人家。

北上河村虽然不大，但姓氏种类却不少，听一位村民介绍，其中李姓相对较多。这位村民今年已过七旬，当年修建水库搬迁时，他还是一个八岁左右的孩童。

由于是库区搬迁村庄，北上河村的地势总体较高，很多房子是建在山梁之上。从外界进村的水泥道也是一路爬坡。不过，高也有高的好处。站在村里向四周眺望，视野相当开阔，西面的旌旗群山就在眼前。

沐浴水库以蚬河河段为主体，筑坝拦河之后，水位上升，淹没了四周不少山间沟壑，形成了众多伸入丘陵当中的港汊，犹如“龙爪”一般。在北上河村的附近，就有一条“龙爪”。顺着旁边的小路一直往前走，就可以来到水库的主干部分，在那里向南望，泄洪闸清晰可见。

受地形限制，北上河村平坦的耕地不多，附近多为山坡果园，有樱桃、有苹果、有西瓜、有板栗。而附近的丘陵上，还可以看到不少“大叶桲椤”。

15、“旱”

连日高温，本不适合外出。但有旧友相约，便到某山区简单游览一番。

到达目的地之际，刚过下午二点，炙烤之感尤为强烈。我等虽尽量寻找树荫道路行走，但很快也是大汗淋漓。未过多久，众人便达成一致：“此行作罢，在阴凉处寒暄几句就各自打道回府。”

此次短时出游，虽未能领略到太多风景，但却对眼下的“旱情”有了直观感受。

沿途所见农田，主要有四大类作物，分别为玉米、地瓜、芋头和花生。其中，除花生暂时看不太明显之外，其余三者，皆已受到旱情波及。

其中，玉米现在普遍个头不高，且叶子发蔫明显，观之若瘦骨嶙峋之孩童，令人恻隐。而芋头叶子有过之无不及，生机萎靡，毫无“荷花”之感（注：雨水好的时候，芋头叶子往往长得又大又圆，有些从未见过芋头的人，往往会联想到荷花）。至于地瓜，虽然一向号称“耐旱”，但长势多少也受到影响，不少地块都有“缺苗”的现象。

农业看天吃饭，怕旱也怕涝。就胶东半岛而言，旱多而涝少。听老人言，早些年时五龙河、大小沽河、内外夹河等胶东大河，均曾有洪水成灾的情况。不过，新世纪之后，雨多的年份屈指可数，干旱的季节则屡见不鲜，以至于“小型抽水机”几乎成为胶东农家的标配工具。

大田作物的市场单价相对不高，乡民们大多不舍得反复抽水去浇，就抱着“听天由命”的心态。而樱桃、苹果等果树则是农民收入的主要依靠，又岂能听之任之？因此只能“又花钱又受罪”地去抽水浇地。但地多而水少，有些年头，甚至需专门买水浇灌果园。如今，种地者多已年迈，以老弱之身，与旱情相搏，殊令人叹惋。

如今科技虽已有诸多进步，但在自然面前，人类仍显渺小。胶东半岛多年干旱，却始终无解决良法。所能稍作缓解者，唯有等待暑期“台风雨”的到来了。

16、明代莱州有位名叫“杨溥”的进士，以德州卫军籍身份考中

明正德甲戌科一位名叫“赵伸”的进士，他原籍掖县（现莱州市），以德州卫军籍身份金榜题名。这种情况在当时并不鲜见，查询史志可知，在成化丙戌科（成化二年，1466年）考中进士的“杨溥”同样属于此例。

“杨溥”是一个重复率比较高的姓名，以此为名的历史人物有不少，五代十国时期杨吴政权的末代君主叫作杨溥，明代前期名臣“三杨”当中有位杨溥，而这次要介绍的进士杨溥则是另外一个。

根据史志资料的记载，杨溥在成化乙酉科乡试里考中举人，次年会试以二甲第五十一名连捷考中进士。关于他的籍贯，进士登科录标注的则是：“山东掖县人，直隶德州卫籍。”（注：明代的德州本身属于山东布政使司管辖，不过德州卫在永乐之后属直隶，详见赵伸一文，这里不再重复。）

这位杨溥虽然与“三杨”中的杨溥同名，但在仕途上却难以相比。后者位至内阁首辅，而前者的履历在史料中鲜有提及。清康熙版《德州志》中仅提到他曾任“佥事”。但明代设有“佥事”的机构不在少数，杨溥究竟是哪里的佥事，暂时不得而知。

杨溥和赵伸两人的总体情况相仿，他们原籍都在掖县，后来均占籍德州卫，皆以军籍身份考中进士。不过，具体细节上也有些区别。一个最明显的区别是，清代的《掖县志》在列举明代进士时将杨溥收录其中却将赵伸忽略在外。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别？《掖县志》并未明确记载原因，推测可能与两人的年代先后以及古人的“祖籍观念”有关。

在古代，“五世而迁”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社会观念。也就是说，迁出原籍五代以内，与原籍地的联系仍比较紧密。而五代之后，就可以视为“籍贯更改”。杨溥在成化二年（1466年）考中进士，此时距离明朝建立还不过百年，从一般情况推测，杨氏家族即便在洪武年间就从掖县迁徙到德州卫，到成化二年时也还不满五代人。他们与掖县原籍可能还有较为紧密的联系。因此，杨溥在德州考中进士之后，掖县那边也及时得知消息，且与有荣焉。

而赵伸则是在正德甲戌科（正德九年，1514年）考中进士，比杨溥晚了将近五十年。很有可能赵氏家族当时在德州卫已经繁衍到了五代人开外，与掖县原籍之间不再走动。因此，赵伸考中进士的消息，并没有传到那边。后世的《掖县志》便将他的名字忽略。

实际上，倘若赵伸不是军籍而是普通民籍身份的话，在五代之后，他的家族就可以申请不用再填写“掖县”原籍。不过，由于当时“军民分治”的管理制度，有明一代，军籍考生填写“原籍”的惯例也大体一直延续。

17、端午节，点个“点”

传统节日往往容易勾起童年记忆。今天是端午节，笔者就简单聊聊与端午相关的记忆。

实际上，在四大传统节日当中，对端午的感受最弱。这背后的原因也并不复杂——胶东半岛地处北方，受地理条件和历史渊源的影响，端午期间鲜有“赛龙舟”等集体性的活动，总体就是“各挂各蒿、各吃各粽”的简单过节模式，在“活跃”程度上不如其他传统节日。

当然，这种感受弱是相对而言。总归这也是一个传统节日，相应的仪式是少不了的。

隋翔宇老家在栖霞东部，端午仪式较简，无非就是挂艾蒿桃枝、吃粽子鸡蛋、为儿童点朱砂等。前些年在走访牟平观水镇一处乡村时，见到当地有“挂猴”（挂在门前的一种物件，村民称之为“猴”）习俗，还颇有开眼界的感觉。

艾蒿、桃枝，在胶东乡村俯拾即是，鸡蛋亦属于常见之物，这些东西准备起来并不费劲。但粽子的情况就有些不同。

粽子非胶东土产，而三十年之前，物流交通尚不发达，乡村地区要买现成的粽子并非易事。因此，笔者老家常以“甜米饭”来代替。吃的时候，先盛在碗中，再加入红糖。这在形式上虽然跟粽子有些不同，但口感相差不多。而在形式和口感之间，儿童们显然更在乎后者，因此倒也乐在其中，吃起来总是欲罢还休。此时，大人就会告诫道：“甜米容易粘在胃肠里，少吃！”

在开吃之前，孩子们还要经历一道“专享”的仪式，那就是“点朱砂”。所谓“点朱砂”，是长大后才查询到的正式说法。儿时在老家，乡民们一般俗称为“点个点”。而所点之“物”，也并不强求是“朱砂”，只要颜色近于朱，能点在额头即可。

回想起来，儿时“点点”相当流行，并不限于端午当天，平时同样可以点。只不过端午的“点”，辟邪祈福的寓意更为深厚，而平时的“点”，则侧重于“美观”。笔者前段时间翻看旧影集，就看到几张自己儿时“额头带点”的照片。这种情况，很多同龄的朋友应该也都有吧。

点“点”的习惯，大约从上小学后开始淡化，此后更是鲜得一见。如今的端午，很多孩子可能只是象征性的吃个粽子而已。

以上是关于端午节的个人记忆，结尾之际不妨再闲聊几句关于端午节的普遍话题。每到端午，大家就容易想到历史名人屈原。“端午和屈原之间到底有无关系？到底是何关系？”众说纷纭，在此不做争论。笔者只是忽然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屈原生前作为楚国大夫，总体主张“抗秦”。而倘若不是后来秦灭六国一统天下的话，尊崇屈原的习俗要从楚地扩展至整个华夏，又谈何容易？以此来看，屈原生前“抗秦”而后世却也客观上获得了“秦并天下”的红利。历史之悖论，耐人寻味。

17、“荀”姓在胶东半岛不多见，莱阳县历史上曾出过荀姓举人

“荀”这个姓氏，虽然在历史上尤其是东汉三国时期曾出过知名人物（如荀彧、荀攸等），但其总体规模并不大。

在胶东半岛，荀姓不算多见。就笔者目前所知，老莱阳县是荀姓分布相对集中的区域，当地可以见到若干有荀姓聚居的村落，比如莱阳市柏林庄街道的北李家庄村、柳古庄村以及莱西市部分镇村。

关于老莱阳县荀姓的渊源，民国版《莱阳县志》记载道：“荀氏，孝廉如桂之族，其先颖川人。”也就是说，莱阳荀姓是从河南颍川迁来的。至于迁徙的时间，《莱阳县志》将之标注为“明代”。

明清时期，莱阳文化发达，科举兴盛，不少家族都有子弟考取功名。荀姓规模虽小，但也曾与焉。根据《莱阳县志》的记载，当地荀姓曾出过一位举人和两位贡生。

那位荀姓举人，名叫荀如桂，具体是在明天启辛酉科（元年，1621年）乡试里考中。与他同榜的莱阳同乡还有赵士骥、左懋泰等（栖霞历史名人郝晋也是当年中举）。

考中举人之后，荀如桂被授予了南直隶太平县知县的官职。在任期间，他取得了不少政绩，史志对他有很高评价。他去世之后，安葬在西古城附近。

两位贡生则是荀凌霄和荀培生。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分别是荀如桂的父亲和儿子（据《莱阳县志》）。换句话说，莱阳荀姓的主要功名，就集中在这一家三代人身上。

具体而言，荀凌霄为明万历癸卯（三十一年，1603年）岁贡，曾任北直隶深州的训导（负责教育）；荀培生为明崇祯己卯（十二年，1639年）贡生。

除了这一家三代人之外，莱阳荀姓还有另两位人物在县志中有记录。

其中一位人物叫作荀通，他在明正德年间刘六刘七所部攻打莱阳期间，曾率民兵守御 ，在城陷时中流矢而死。

还有一位人物叫作荀珍，他在明隆庆年间以吏材被授予递运所大使的职务。

从荀通参与守城的记载来看，莱阳荀姓人起初可能聚居在莱阳城里或者城郊。不过，明崇祯年间，莱阳曾遭遇癸未邑难，城中不少家族都受到影响。荀姓大概也是在那时逐渐分散在乡下居住。

由于荀姓人散居各地，且在清代也没有出过贡生以上的功名人物，所以在当地的影响力逐渐减弱。上世纪三十年代莱阳县修纂县志时，也没有详细标注荀姓人分布的村庄，只是说了一句：“后裔不详。”

就现在的分布来说，莱阳荀姓的后裔不限于莱阳、莱西两市。在乳山市崖子镇马石店村，也有不少荀姓人居住。根据记载，他们就是清初从莱阳迁来的。而当时的马石店村，实际上同样是老莱阳县的辖区（注：马石店村明清时期属青山乡，青山乡原归莱阳县管辖，清雍正后划归宁海州）。由此可见，“老莱阳县”的确是荀姓人的一个集中分布区域了。

18、明代平度首位进士侯庸

是一位胶东历史人物，他的名字叫作侯庸，是明代平度首位进士。

在明初，胶东半岛因为远离中原，文教尚不发达，不少州县曾长期在会试中无法取得突破。以莱阳为例，当地直到明英宗天顺年间才考取第一位进士（于懋）。至于实现“人才井喷”、成为山东科举大县，那已经是明代后期的事情了。

相对而言，平度打破“进士荒”的年代较早。根据史料记载，在洪武十八年的乙丑科会试当中，侯庸金榜题名，成为了明代当地首位进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平度”，尚以“胶水县”为正式称呼，至于改名“平度州”，还是后面的事情。（《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二十二年正月，升山东莱州府胶水县为平度州，以潍州为潍县，并昌邑县隶之。”）

虽然史志资料没有详细提及侯庸家族的情况，但从考中进士的时间来推测，这支侯姓人显然在明代之前就已定居平度。

侯庸不仅是明代平度首位进士，并且后来的官职也比较显赫。因此，明清两代的地方史志如《莱州府志》《平度州志》等对他的生平都着墨较多。以明万历版的《莱州府志》为例，书中对侯庸的记载是：

“侯庸，字景中，平度州人。生七岁，父坐累谪闽南。稍长，母告之故，庸悲痛，誓赎父罪。洪武间举进士，拜吏科给事中，请纳官代父，辞甚哀切。上悯之，诏还其父。庸至谪所迎归，寻升吏部侍郎。”

由这段记载可见，侯庸的出身并不算“好”，七岁时父亲就因故被发配到了闽南。从某种程度上说，为父赎罪，也是他发奋读书的一个重要动力。所幸天悯孝子，他后来如愿考中进士，担任吏科给事，便向朝廷表明心迹。明太祖很受感动，便下令赦免其父。于是，侯庸亲自前往父亲发配场所迎接。

明朝之初，典制未备，官员升迁并不完全按照套路出牌，常有越级提拔的情况。而侯庸就属于这种情况。明太祖大概是因为对这位孝子的印象很好，不久之后就将侯庸从吏科给事中越级提拔为吏部右侍郎。根据《明史•职官志》的记载，明初的给事中为正五品官，而吏部右侍郎为正三品官，中间相差四个品级（正三品、从三品、正四品、从四品）。

在吏部右侍郎任上，侯庸可谓兢兢业业。《明实录》和《明史》当中可以查到不少相应的记载。其中，他在洪武二十三年弹劾学士刘三吾一事影响较大，府志对此也有提及。

侯庸的具体生卒年月未见记载，不过在洪武朝之后，他就鲜见于史料当中。民间有传说是因为受到了靖难之役的牵连。不过，万历版《莱州府志》的记载是：“庸获知遇如此，惜乎早卒。”以此推测，侯庸有可能是在洪武末就英年早逝了。

根据府志记载，侯庸去世后葬在平度州城以西二里。另据当代青岛市情资料记载，现平度城郊的河洼村侯姓，即为其后裔。

19、晚清蓬莱县女诗人慕昌溎

蓬莱阁，是胶东半岛的一处风景名胜。从古至今，有不少文人墨客都留下过歌咏它的诗篇，其中，在晚清时期，有位名叫“慕昌溎”的人，曾写过一首《蓬莱阁观海歌》。

这首诗的前面几句写道：“蓬莱杰阁凌长空，东海名胜常称雄。俯窥沧溟渺不极，蜃市变化虚无中。我本好奇逸兴发，一尊特向高台设。是时澹日过朝晡，海云如墨浪翻雪……”

如果只看语言气势的话，不少朋友可能会误认为“慕昌溎”是一位男士。但实际上，她却是一名女子。

在封建社会，普通人家的女儿很难接受良好的教育。通过这一点反推，这位能作诗的慕昌溎显然有着不同寻常的出身。根据《晚清簃诗汇》的记载，慕昌溎，字寿荃，蓬莱人，系翰林院侍读慕荣幹之女。

蓬莱慕氏，源自栖霞。根据族谱记载，栖霞慕氏系从复姓慕容简化而来，以栖霞慕家店村为祖居地。清初一支族人为躲避战乱从栖霞迁至蓬莱，落脚之后经过数代的积淀，逐渐发展成为当地的科举望族。

从《蓬莱县志》的记载来看，有清一代，当地慕姓共考取三名进士，分别是慕维德（嘉庆己卯科，二十四年，1819年）、慕荣幹（同治戊辰科，七年，1868年）、慕芝田（同治戊辰科，七年，1868年）。其中的慕容幹，就是慕昌溎的父亲。

慕容幹在考中进士选入翰林院之后，历任编修、记名御史、侍读、乡试同考官、陕西学政等职。光绪初，登州府增修府志时，慕容幹还以乡宦的身份参与修撰。此外，他还主持重修过栖霞慕氏的族谱。

在父亲的熏陶下，慕昌溎虽然身为女子，但也熟读诗书。她生平诗作颇多，后来汇编成《古馀芗阁遗诗》。在《晚晴簃诗汇》中也收录有不少。

过去婚姻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及门当户对，慕昌溎作为翰林的女儿，许配的人家自然也不会普通。根据《晚晴簃诗汇》的记载，她后来与直隶南皮县的举人张元来订下了婚约。

看到“南皮县”和“张姓”这两个字眼，相信不少朋友都会联想到晚清重臣张之洞。张之洞的籍贯就在南皮县，因此在成名之后也被称作“张南皮”。

由于资料有限，张元来与张之洞是否属于同一个大家族？这一点暂时无法确定。推测有关联的可能性较大。

原本这桩门当户对的婚姻应该会比较美满，但可惜的是，张元来在正式成婚之前便去世。受限于当时的礼教思想，慕昌溎最终选择了“殉夫”。

此事具体发生在光绪十二年（1886年）。清廷闻知后，也下令旌表。《清实录》对慕昌溎最后的身份表述为：旌表未嫁殉夫烈女、山东蓬莱县翰林院侍讲慕荣幹女、直隶南皮县举人张元来聘妻慕昌溎。如此生平，令人叹惋。

20、明清时期莱阳县“耿”姓功名官宦人物举例，有不少来自大河头村

“耿”这个姓氏，在胶东半岛范围内的规模不算太大，老莱阳县（尤其是现莱西片区）是一个分布相对集中的区域。

关于当地耿姓的情况，民国版《莱阳县志》记载道：“耿氏，清贡士光之族，散居九区黄汶头、马家泊、张格庄、六区大河头等村。”

文中提到的“贡士光”，即清顺治年间的贡生耿光（县志标注为耿家张格庄人，即现莱西市店埠镇东西张格庄）。而除了他之外，《莱阳县志》还提到了多位耿姓功名官宦人物，下面就简要举例介绍。

县志提到最早的一位耿姓人物名叫耿焕，系明建文年间岁贡，曾出任工部杂造局大使。这位耿焕的具体村落籍贯暂时不详，倘若亦属前文提到耿氏家族的话，说明耿姓在建文之前就已定居莱阳。不过，莱西现有史志资料及耿姓谱牒资料，大多相传耿姓是明永乐年间迁来，时间上晚于耿焕的年代。

言归正传，在明代，莱阳耿姓走出的功名官宦人物不多，载于县志者，除了耿焕之外，再就是耿起纲和耿起经。两人都活跃在崇祯年间，从名字上来看，应该是同辈。前者曾任巡检，后者担任过陕西庆阳府“经历”（官职名）。

到了清代，莱阳耿姓功名渐盛，培养出一大批贡生，包括康熙年间的耿曙、耿文蔚、耿文扬，雍正年间的耿文萃，乾隆年间的耿峑、耿仙和光绪年间的耿乙迁。

其中，耿曙和耿文扬来自黄湾头村（现莱西市姜山镇黄汶头村），耿文蔚、耿文萃、耿峑、耿仙都来自大河头村（现属莱西市姜山镇），耿乙迁则来自兴隆寨村（现属莱西市院上村）。

贡生虽然也具有做官的资格，但功名层次终究不比进士和举人，因此这些耿姓贡生的仕途并不算太显赫。有不少人并未实际做官，即便做官也大多是担任训导（负责教育），其中耿文蔚可谓相对突出的一个，他曾任昌邑县教谕，后升河南闵乡县（旧县名，后与灵宝县合并）知县。据说他在任期间多善政，去后民为立生祠。

上面列举的人物总体属于文职，而在县志中还可以查到一位因作战阵亡得到赠官的耿姓人。他的名字叫作耿献珠，是在清咸丰十一年抵御捻军时阵亡。事后，清廷给予了他赠武德骑尉、世袭云骑尉的恤典。根据记载，他同样来自大河头村。

21、明正德甲戌科进士赵伸，原籍掖县，以德州卫军籍身份中榜

与胶东有关的历史人物，他的名字叫作赵伸，是明朝正德年间的进士。

之所以说赵伸“与胶东有关”而不直接说他是“胶东历史人物”，是因为他属于祖籍在胶东但在外地成长的情况。这种情况，具体与明代的卫所制度有关。

在明代“军民分治”的制度下，军户子弟虽然籍属相应卫所，但并不视为与卫所同城的相应州县的人，在履历中需要同时填写家族的原籍地和现在的卫所地。查阅明代科举档案，经常能看到同一个人的名下标注为“某某县人、某某卫籍”。

赵伸即属此例，他在正德九年的甲戌科会试里考中进士。根据进士登科录的记载，他是“山东掖县人，直隶德州（卫）籍”。也就是说，赵伸的祖籍在掖县（莱州府），报考进士时的籍属为直隶德州卫。

据清康熙版《德州志》记载，明代德州共设两卫，一为洪武年间设立的德州卫，一为永乐年间设立的德州左卫，两卫的官署分别建在德州儒学后面的东西两侧。两卫起初均属山东都司（各领六个千户），永乐六年改隶北京行后军都督府。正因为德州二卫属直隶而不属山东，所以赵伸的籍属才标注为“直隶德州籍”。

赵伸的生平，在《德州志》中并无详细记载，书中只标注他曾任“知府”。而查询《明实录》等资料可知，赵伸所任的是陕西布政使司的西安知府，在此之前，他曾担任过兵部职方司郎中。后来，因为在西安知府任上表现突出，其上峰曾向朝廷推荐他为陕西布政使司参政。但是否实际出任，暂时未有考证。但即便没有出任过参政，进士出身、西安知府（正四品）的履历也算是比较显贵了（注：清代《陕西通志》在列举历任西安知府时，将赵伸记载为“山东德州卫人”，应当是编撰时不了解德州卫曾直隶的历史）。

由于史料有限，赵伸家族在掖县原籍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假定该家族是在德州卫建立之初（洪武年间）就从掖县迁来，那么我们大体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明代之前，掖县存在一支土著赵氏，他们与后来崛起的东莱赵氏家族（族谱记载明初从四川迁到掖县）应该属于不同渊源。

而在清代《掖县志》的进士名录当中，并未收录“赵伸”的名字（明正德年间掖县志仅记载一位进士滕谧）。以此反推，赵伸家族迁出掖县的时间应当是比较久并且和故土的联系并不多吧。

当然了，以上只是根据现有史料所做的初步推测。

22、一座老辈的黄氏宗祠，在栖霞市亭口镇田家村

“黄”，属于常见姓氏，在胶东半岛范围内也有广泛分布，不少县市区的黄姓人口规模都比较大，有一些家族在历史上还相当有名（比如即墨黄氏）。

栖霞有黄姓聚居的村落也不少，亭口镇田家村就是其中之一。该村还保留有一座老辈的黄氏宗祠，这次就带大家去参观一番。

田家村的位置比较好找，因为村庄附近有一座同名的水库作为地理参照物。根据《栖霞县志》的记载，田家水库修建在白洋河的支流“山东河”上，于1973年竣工，是一座小型水库（水利标准上的小型水库，视觉效果还是挺大）。水库大坝具体建在田家村的南面，村址不曾搬迁，当地因此保留了不少传统建筑。

在参观之前，先简要介绍一下田家村的历史。根据《栖霞市地名图集》记载，明正德年间，田姓迁此建村，故名田家。后黄姓由黄家沟迁入，现村里有黄、李、谢、牟、贾等姓，已无田姓人。

关于田家村黄姓人的由来，《栖霞市地名图集》的说法是与黄家沟（同属亭口镇）有关，而黄家沟的黄姓则是明代从莱阳县嵩山乡花崖村（现海阳市二十里店镇花崖村）迁来。详细的族谱暂时没有见到。

该村黄氏宗祠的实景，这座宗祠是老辈修建的，近些年曾修葺过，屋顶已经换了瓦，不过总体还是原来的框架。

23、福山区臧家庄镇大栾家村

继续领略胶东乡村的风土人情，这次要介绍的地方叫作“大栾家”，位于烟台市福山区臧家庄镇（原属栖霞）的辖区内。

栖霞总体以山地居多，在原辖区范围内，臧家庄一带是为数不多几个相对平坦的地带（再就是桃村、蛇窝泊）。这主要是处在白洋河谷地的缘故。而大栾家村就紧邻白洋河，具体是在河的南岸。从镇驻地向南过了桥，经西栾家、德林庄，即可到达大栾家村。

大栾家，是一个由栾姓人建立并聚居的村落。根据《栖霞市地名图集》的记载，明隆庆六年，栾姓先民迁居栾家店（现栖霞市官道镇栾家店村，但该村已无栾姓人），数世之后又迁此建村，取名栾家庄，后改称大栾家村。现该村以栾姓为主，此外还有任、相、王、丁、刘、林等姓氏。

“栾”，在胶东半岛属于比较常见的姓氏，不少县市区都能见到聚居村落，其渊源不尽相同。从史志资料的记载来看，大栾家村这一支的规模不算小，原栖霞范围内不少栾姓村落都相传从大栾家析出。而根据《栖霞县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统计，栾姓在当地百家姓中排在前三十位。

2017年时，我们曾到访过一次大栾家村。当时打听到村里保留了一套挂谱（轴子，祖影），热心村民介绍，曾有不少外地栾姓专门来此寻根，有的的确能两相印证。这也能够说明，大栾家村栾姓在历史上开枝散叶还是相当广的。

由于地形平坦，大栾家村的房屋布局也相对齐整。一进村处，还能看到老辈“农业学大寨”的标语墙以及一座迎客松造型的照壁，令人印象深刻。

24、莱西“西三都河村”游记：月照古今，重回老宅

在胶东半岛，有不少传统村落，莱西市姜山镇的西三都河村就是其中之一。 参观传统村落，不仅可以感受古建筑的魅力，还可以触摸它们背后的历史底蕴。本文就是来自莱阳的梁荣女士在参观西三都河村之后的感悟，同诸君共享。

以下是正文——

“今人不见古时月，古月依旧照今人”百年前的月光洒在邵氏老太太屋里白酸枝衣柜的面板上，浓浓的乡愁顺着绸缎般的面板丝滑而下。“我母亲很早喜欢这样一个圆角柜，借着去南方运木材的档口，顺着港口海运过来。”推开古宅门，古宅主人邵大哥与我有了以上对话。他说他在金口码头想念母亲了。

金口港曾是丁字湾畔的繁华商埠，而西三都河村，旧时就地处通往金口港的交通要道。遥想当年，村中酒肆、客栈繁盛，南北商贾频繁往来，朴实民风使商旅如归。“来到三都河，吃住都裕作”是流传很广的一个顺口溜。

村中先民得地理优势，加之禀赋与努力，多人在金口港经营油坊遂致富饶，致富后回村大兴土木构建宅第。现存古民居221间，多建于清代，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呈现与普通农耕民居不一样的商业实力。

西三都河村的古民居群是宝藏。随着时间沉淀，愈发显现深沉的文化力量。

商业文明与鲁商文化。风从海上来。海上吹来的风滋养着西三都河这块土地，海风送来开放包容的商业文明。至清乾隆年间，因金口港的繁盛这里商贾云集，“润生昌”、“闻香居”、“同聚阁”，买卖兴旺，人来人往。港口，这个动力源，推动区域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兴盛，由它衍生的乡村经济，极力向它靠拢。

很幸运，西三都河成为金口港的黄金辐射带。商贸的发达给村子带来商业文明火种，村中逐渐涌现出以地缘、血缘为纽带的大批商人，他们在金口港经营花生油榨油生意，执行业牛耳。在残酷的行业竞争中抱团取暖，以群体力量参与竞争。为维护利益、协调关系、联络乡谊，便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商帮文化。村中商人属于鲁商，受传统齐鲁文化思想的长期浸润，秉承儒家忠恕之道，以义致利、诚信天下，形成具有海洋文化特质、直道而行的商业秉性。村中保存较好的几家大院，高屋大宅、敦厚大方，可见鲁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踪影。

匠心品质铸就家族荣耀。中国人的文化传统里，历来有着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光耀门楣，以显父母，以传后世，大抵古今富豪皆有此理想。一栋大宅，用一砖一瓦书写个人不凡经历。从前车马慢，古宅中的木雕、砖雕、石雕，精美绝伦。那不是我们现代的商品房，短时间打造。它需要几年，十几年慢慢精心打磨。古人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祝福刻在房子里。每一细节都是如画般铺陈，这是对匠人匠心独运的考验，更是对古宅主人统筹规划的磨练，古宅背后的一生择一事的匠人精神，那种踏实忠诚、安分执着，在现世都弥足珍贵。这些古民居，这些老宅所承载的社会精神、文化元素，是综合文化遗产。

睹物思人，寄放乡愁。 每年回老家坟茔地给父亲上坟，我总会去老屋看看。老屋在村中一条狭长胡同里，我抚摸青石錾成的石墙，泪水瞬间打湿眼眶。这里有我艰辛父辈们的身影。叩打锈锁的门环，再不见年少时每年寒暑两假，祖母小跑步迎上来，然后牵我的手挨家挨户告知乡亲的身影。再不见族里宗亲紧握父亲的手，道一声：“大侄儿，多杆儿回的家？”。我看见父亲眼中有泪花闪烁。老屋，是血脉宗亲的根。如今，老屋象穿着粗布斜襟袄的老人，完成使命走入历史深处。处处古村落，缕缕寄乡愁。乡愁，是每位游子的精神诉求，是刻在血脉里的人间烟火。古宅，寄放着天下游子的乡愁。

百年乡间“她”力量 。百年前的胶东乡间，女性裹小脚，生活在封建、艰苦环境下，受遗风旧俗的桎梏。但她们内心柔韧刚强。古宅里邵大哥的母亲邵老太太便是这样的女性，她有豁达的心胸，高超的协调统筹艺术，睿智的头脑，是家族的定海神针。她相夫教子，持家有道，与族人敦睦相处，凭智慧化解了邵家各时期危机。邵大哥在母亲影响下成为家族掌门人，他沉稳正直，温良恭让，以卓越的经商智慧带领邵家走向殷实。邵家的其它女子，同男性一样，耕读传家，知书达理。古宅的书房里，她们手握书卷轻移莲花。千百年来中华女性优良传统美德在乡间传承。

夏日的梧桐忠实陪伴在门楼斗拱处，显得敦厚大气。推开邵家古宅大门，邵氏本家陪在邵老太太身边，谈笑风生吃着西瓜，有小叔子、妯娌、侄媳妇儿。夏季的南风穿堂而过，风带来邵家白手起家，聚少成多，逐渐家业兴旺的故事。

传承与活化并举。工人正在脚手架上换屋顶的瓦，200年前的屋顶瓦是邵大哥从海州海运过来。邵大哥90度屈身，给工人行了大礼，感激之情难以言表。西三都河村古建筑群，是青岛市文物保护单位，青岛市政府先后给予两批次的修缮保护基金，目前已逐步修缮完成。这些古宅在外部形态结构完成保护的同时，应充分改善其内部生活设施，屋面加保温层、加装中央空调、新风系统、智能门禁等现代设备，结合现代人需求，让老宅在活态化利用中获得新生命。完成现代化升级改造，使其“活”起来，让它重新升腾起烟火气。敞开古宅大门，以不同形式活化利用，赋予老宅新生。打造“古民居+”模式，利用村庄原貌，恢复古驿路、邵氏宗祠、古商业业态、凉亭、戏台等丰富的古建筑群。

古宅随文化起舞。古宅中堂墙上梅、兰、竹、菊四条屏散发岁月沉香，一院子的传统文化有了知音。文化产业的发展是古民居群的出路。目前列入计划的是邵氏宗祠的复原及影视基地的设立。宗祠，民间礼制性建筑。是家族祭祀祖先和先贤的场所。宗祠见证家国风雨，承载乡愁。是族人心灵栖息地，是礼教宣讲所，是精神加油站。宗祠的复建，是优秀传统礼俗、秩序、美德的回归。它将是培养村中后生家国情怀的好学堂。

打造全域乡村影视基地。青山湖影视基地以西三都河年代质感极佳的古民居建筑群为依托，打造“姜山古村影视小镇”。未来，一条依托现有古宅为基础的含有村口、小胡同、酒馆、小旅馆、供销社、新华书店、理发店、铁匠铺、修鞋铺、自行车铺等具有年代特色的商街场景，完善影视拍摄所需餐饮、住宿、置景、道具、群演、剧组后勤保障等产业链，发展特色民宿、民俗体验，使影视跟旅游齐头并进，协同旅游共同发展。

民间文化为古宅赋能。民间文化是人的文化和生活的文化。古民居群是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绝妙结合体，是在特定历史中形成的传统聚居地，也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生长空间。挖掘当地历史文化遗产，突出当地文化个性，西三都河村的百年商韵及鲁商文化以及未来修缮好的历史街区，寄托着无数人的明清商业情怀，村中有百年柳编历史，我们可以遵循历史脉络，使其场景复原。剪纸、泥塑、大秧歌、草编、花饽饽、当地特色美食，汇织出一幅美丽的市井画卷，街区可举办民俗节、茶会等节庆文化活动，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特色基地。西三都河村古民居潜在的历史文化价值，会随着时代变迁而愈显光辉。

引凤筑巢，人才安居。人才是治国之本、兴邦大计。要想实现西三都河村整个村庄的整体发展，需要凝聚天下英才。雁飞千里靠头雁，打造古民居群靠人才。而如何搭建好发展平台，为人才提供发展空间，是需要迈出的第一步。你要有打动大家的一个点，也许是政策，也许是村庄文化，让大家不仅愿意来，而且留得住。只有真正打通招才引智、政策支撑的绿色通道，未来才能可期。

乡贤与乡愁。乡贤，是本土本乡知书达理、才能出众、办事公道、德高望重之人。他们身上的人格魅力与行事风格，使他们享有良好的口碑与威望。时代的脉搏与个人情愫始终是相连的，乡村振兴与古民居的重生，需要他们反哺乡梓。这些历经人生磨砺的精英，带着他们的所长，所学，为故乡做人才支撑。实现人才从乡村流出最终返还乡村的良性循环。

月照古今，重回老宅。我有一壶酒，一杯敬月光，一杯敬老宅，一杯敬新生。

▶作者简介：梁荣，女，籍贯莱阳市高格庄镇，现为烟台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福山区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莱阳市舞蹈家协会会员。

25、即墨有不少“刁”姓人，在历史上还出了位名叫刁昇的进士

明清时期，很多州县都“四大望族”类似的说法（不限于四这个数字）。以胶东半岛为例，当时莱阳县有“张赵左宋”，栖霞县有“牟郝林李”，文登县则为“丛于刘毕”。而即墨县的“八大姓”，内涵也与之差不多。根据《即墨市志》的记载，过去当地的“八大姓”分别是：“周、黄、蓝、杨、郭、江、范、孙”。查阅旧志可知，在明清时期即墨县考取的进士举人当中，这八大姓氏占比相当高。不过，占比高归高，可终究也难以达到“全包”的地步。即墨其他姓氏的子弟，亦有通过发奋读书而金榜题名的例子。接下来要介绍的人物，就是一位来自即墨刁氏家族的进士。他的名字叫作刁昇。在如今即墨的辖区内，冠以“刁” 字的村庄有不少（注：《即墨市志》在介绍当地主要姓氏时，将刁姓列在四十位左右，但不知是否按照人口数量排序），如刁家大丈、刁家烟霞、刁家疃、刁庄等。根据《即墨县地名志》的记载，它们与刁姓之间在历史上大体都有渊源，只不过有些村庄如刁家疃等现在已无刁姓，而刁家大丈和刁家烟霞，仍有刁姓聚居。上面提到的进士刁昇，就来自其中的刁家烟霞村（注：2013年统计，刁家烟霞全村共有居民500户，1968人，主要有刁、刘、张、王、陈、周等姓）。关于刁家烟霞村刁姓的渊源，清道光年间修撰的族谱序言中这样说道：“家传吾族系出文登长学山之阳（注：现威海市文登区米山镇的长山村，文登刁姓历史悠久，金元时期出过不少官宦），自唐历宋悉家焉，元明之间，迁徙播越，吾志始来墨邑，世居邑东烟霞村。”按此记载，刁家烟霞村的刁姓是从文登长山村迁来（刁家大丈村的说法与之类似）。不过，该村的村志则依然收录有胶东民间常见的“云南说”，称：“明永乐年间，刁氏由云南迁来此地立村”。根据族谱记载，刁昇为刁家烟霞村刁姓的第七世，这一辈的男丁，姓名多为两字，其中第二字以“日”为部首。刁昇生活在明末清初（这个时间和世数，与刁家烟霞村明永乐年间建立的说法大体相符），他是在顺治三年（1646年）考中进士。与之同科中榜的即墨人还有蓝润和韩充美。按照《即墨县志》和《江南通志》的记载，刁昇后来被授予了石埭县（现安徽省池州市石台县）知县的官职，上任的时间为顺治四年。由于资料有限，其他的事迹暂时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