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陕北知青岁月（四）

吴乃华

我的陕北知青岁月（四）

4.悠悠万事，惟吃饭为大

　　发芽洋芋也是好东西：中国北方人冬天吃什么菜？改革开放前，北京城里人冬天的当家菜就是大白菜、萝卜、胡萝卜、土豆，这些是新鲜菜，而陕北农村人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我们插队的延川县当时没有大白菜（不知现在有没有）。萝卜、胡萝卜在秋天已经腌成酸菜了，没有新鲜的吃。土豆（陕北叫洋芋）各家自己窖藏，秋天时不知道知青要来，没有专门为知青保留。我们到村里后，队长说把留作种子的洋芋给我们一些，我们跟着队长去挖洋芋，当刨开洋芋窖的土后，看见洋芋上长着十多厘米长的芽，紫白色的芽密密麻麻，纠结在一起。能吃吗？我心里直犯嘀咕，不是说长芽的土豆有毒吗？但看到队长好像不以为意，我们的胆子也变大了，管他呢，他们敢吃，我们也敢吃，每次吃以前，把土豆芽掐掉就是了。就这样，吃了两筐土豆似乎也没出什么事。幸亏有这些发芽洋芋，支撑着我们度过了刚去农村时的缺菜岁月。

发芽洋芋，此图来源于网络

　　队长出去寻吃：我们去插队的前一年，当地是个灾年，我们去后不久是农历新年，新年过后，村里就陆续有人出去要饭，陕北人为这种举动起了个更有尊严的名字：“寻吃”。寻吃，顾名思义，寻找吃的，也就是史书上所说的“就食”。“要饭”和“乞讨”含有以下求上的哀求意思，而“寻吃”和“就食”并不含褒贬之意。

　　春节过后有些天，我们见不到队长拓青海的踪影，询问之下，才知道他出外寻吃了，据说，他的婆姨理家不甚精明，下来新麦，便足吃足喝，上顿面条，下顿白馍，而不是像会过的人家那样“糠菜半年粮”，“闲时吃稀，忙时吃干”。这样，他家总是等不到新粮上来，便揭不开锅了。我去他家里，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家徒四壁”：炕上没有铺褥子，更没有陕北人喜欢用的羊毛毡，而只有高粱杆皮编织的席子，但已破碎得不知岁月；吃饭的碗，几乎没有一只完好的，不是锔过的，就是破口的；窑洞里，除了炕上的破席子破被，锅台上的铁锅和破碗，几乎再没有他物，就像遭到过土匪洗劫一样，甚至更糟，因为，他窑里的东西连土匪都不会看上。不会过的人家如此，会过的又如何呢？拓祥的爸爸是大队党支部委员，自己精明，婆姨能干，儿女负担也不重，但也在同一时期外出寻吃。他们直到春耕前才回来。

拓青海

　　“吃饭”是打招呼的常用语：我从小就住校，幼儿园、小学、初中都是住校，在家也是住公寓楼，邻里之间见面的机会较少，不知道人们见面是如何打招呼的。到农村插队后才知道，“吃饭”是普通中国人最常见的打招呼用语。陕北人吃饭，喜欢端着一个大碗，装着常吃的杂面条、钱钱饭等等，蹲在自家窑洞门前吃，见到认识的人经过，扬扬筷子，招呼道：“吃了吗？吃上个！”见到不认识的人经过，也扬扬筷子，招呼道：“吃了吗？吃上个！”在山里受苦（陕北人把劳动、干活称为受苦，自称受苦人）时，饭是送到山里吃，人们也不吃独食，而是从干粮上掐下来些碎屑弹向四方，嘴里念念有词：“南来北往的鬼怪灵魂吃上个！”

　　深挖洞，广积粮：近60年，中国曾先后与美苏两大强国为敌，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也因此产生了一些相应的词语，比如：“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

　　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以来，多年间以俄为师，无论在意识形态、政党建设、斗争方式上，还是在政权组织、经济体制、教育制度、军队建设等方面，都虔诚地向苏联学习，苏联是中国的老师。然而，二十世纪60年代末以来，苏联又成为笼罩在中国天空的阴云，它多次扬言要修理不驯服的中国，并在中苏边境屯兵百万，核威胁成为中国人心头挥之不去的一道阴影。毛泽东为此号召“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不称霸是没这个实力，挖洞积粮是未雨绸缪不得已。国家挖洞积粮，老百姓也开始储备必不可少的“战略物资”。1969年，珍宝岛之战后，我所插队的陕北延川县刘家湾村的房东刘老汉，就在窑后打了一个密洞，洞中储藏了足够用20年的火柴、满满一面袋盐和各种粮食。他在向我们展示他的战略物资时，颇为自豪地说：“再打起仗来咱不怕！”

从左至右：刘德、刘元东、拓世富（应强）

　　龙王庙里的鸡：村边的小河旁有座龙王庙，经过一次次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扫荡，龙王庙已破败不堪，神像残缺，瓦砾遍地，到处是蛛网灰尘，香火沉寂多年。有一年夏天，村里的小伙伴风扬给我们送来一只瘦瘦的公鸡，说是老姜奉献龙王的。原来，这一年天旱，多时不下雨，刘家湾的土地绝大多数在山上，那里的山是土山，山上没有泉水，把水从河里提上去的设施也不具备，人们只能靠天吃饭。对于天旱，农民不会干等着，而要采取点行动，这种行动就是向天祈雨。姜海宽是三十年代入党的老共产党员，在群众有困难的时候，他挺身而出，毅然拿出自家养的公鸡，献给了龙王。但这一次，知青当了龙王，我们当时已很久没有闻过肉味了，有鸡当然要吃，高高兴兴地打了牙祭。第二年又遇天旱，老姜再次采取行动，这次他没有献鸡，而是给龙王烧了一块钱。

2010年张蒲真回村拍摄的龙王庙

　　饿得差点摔到大坑里：1958至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我曾经挨过饿。从记事起，即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就生活在北京。那时，儿童被称作“祖国的花朵”，“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在各方面都受到很好的照顾，因而在1958年之前，我在幼儿园吃得很好，主食基本上是大米白面等细粮，很少吃玉米面窝头之类的粗粮，副食也很丰富，肉、菜、蛋、奶不断，从来没饿过肚子。

1958年9月，我上了地质部职工子弟小学，住校。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学校住。刚上小学时，尽管伙食质量赶不上幼儿园，经常有些我不喜欢吃的煮菠菜、炖胡萝卜之类，但主食随便吃；后来，馒头、米饭、窝头等干食不能随便吃了，而是有了定量，但稀粥可以随便喝；再后来，粥变得越来越稀，直到变成了粒米皆无的汤，而且也不再随便喝，我曾经不喜欢的菜也变得稀罕起来；再后来，正常的饭菜越来越少，代食品越来越多，比如柳树叶、茄子把儿腌的咸菜，橘子皮做的果酱，玉米芯粉掺玉米面做的窝头等等。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玉米芯粉窝头，尽管玉米芯磨得很细很细，但在嘴里嚼啊嚼，直到嚼成了粥，就是咽不下去，感觉就像一团木头渣堵在嗓子眼。但就是这样的饭也不能吃饱，而是有定量，每顿饭都要用饭票，凭饭票可以领到两个或三个小窝头（加起来似乎有一两）。当时我正处于长身体时期，特别能吃，二十个这样的小窝头都不够。所以每顿饭都吃不饱，很长时间都忘了吃饱饭是什么滋味。为了使自己能享受到吃饱饭的感觉。同学们就干起了拆东墙补西墙的把戏，互相借饭票，今天我借你的饭票，我吃个微饱，明天还你饭票，你吃个微饱。这样，虽然还饭票时要饿肚子，但偶尔总能享受到饱的感觉。

玉米芯，此图来源于网络

　　

　　

那时，体育课很少上，上课时总是感到饿；每到星期一或寒暑假后回到学校时，大家常要互相按一下额头，如果按下去是个坑，半天不起来，就开心地说：“你浮肿了，你浮肿了！”把这看作好玩的事情，而没有意识到浮肿的凶险。记得当时几乎人人都有按下去起不来的情况。现在想想，北京是中国的首都，首善之地，按说无论怎么困难，政府也要保证北京的供应，如果连北京人，特别是北京的孩子都饿得浮肿了，那全国情况的危重便可想而知了。

　　由于粮食短缺，当时报纸电台经常介绍一些怎样把馒头蒸得体积超过原来的一倍，怎样煮饭出数，怎样用一个鸡蛋做出一大锅蛋汤的方法。我们在家也学着做，馒头蒸大了，米饭煮多了，就很有成就感，好像自己就能吃到更多的馒头米饭。其实那不是自欺欺人吗？一斤面粉，蒸的馒头再大，也只是一斤面粉的热量和营养，变不成两斤。

政府根据职业工种的不同，为人们规定了不同的粮食定量，那时家家几乎都有一杆秤，我家每次做饭，都要用秤仔细称出当顿的口粮份量，生怕超支了吃不到下个月。

　　我爸爸是高级知识分子，国家有照顾，可以凭购物本在特供商店里买到一些外面买不到的东西，如糖、点心等等，但价钱很贵。那三年，爸爸妈妈尽全力照顾我们正在发育的身体，每到星期天或寒暑假回家，总要想办法给我们做些有营养的东西吃，或者把存款取出来，从特供商店买些吃的，或者把每个月的肉票攒起来，等我们回家时再吃。听爸爸妈妈说，那三年几乎把家里的存款都取光了。文革被抄家时，造反派见抄到的存折上只有几百块钱，还奇怪地问：“你们的存款怎么这么少？把钱藏哪了？”

　　记得我当时最喜欢吃的东西之一是炒豆腐渣，大葱辣椒炒豆腐渣，在我看来，就是天底下最好的美味。越没东西吃，人就越馋。过节时如果家里饭菜比较多，我会一直吃到嗓子眼。遇到街上卖的便宜小吃，如酸枣面之类，我会一下子买一大块吃，就这样把肚子吃坏了，那三年得了两次痢疾，并住了两次儿童医院，大概跟嘴馋有很大关系。

　　

炒豆腐渣，此图来源于网络

　　好不容易熬过了那三年，以为那只是奔向“共产主义美好明天”的征途中一段偶然的插曲，以后再也不会饿肚子了，哪想到灾难再次降临：

插队第一年，是我此生第二次挨饿。到村里后，知青第一年有国家供应粮，每月原粮38斤，但没有菜吃，油水也很少，肉基本吃不到，又要干重体力活，因而很快大家就变得特别能吃，就连女生一顿也能吃三大碗干面条，何况我们这些如狼似虎的小伙子！记得有一次吃白面馒头，每个馒头至少有半斤，好久不吃了，特别香，我吃了五个还不过瘾，又吃了一个。

当时陕北不像北京那样冬天有大白菜吃，各家只有些藏在窖里的洋芋（土豆）和缸里腌的酸菜。乡亲们可怜我们，东家给碗酸菜，西家给碗酸菜，队里也把留作种子的发芽洋芋给我们吃，但前一年这里是个灾年，村里很多人一过了年就外出要饭去了，直到春耕才回来。队长、党支部委员都属于这些脸有菜色，暂时消失的人，所以乡亲们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可能给我们太大的帮助。因而我们很快也闹起了粮荒。这时，我们也像老乡一样，麸皮不再喂猪，而是先填人的肚子；晚饭也不再吃干，而是喝稀。但仍然不够吃，经常饿肚子。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饥荒再次降临到我们头上。恶果很快显现出来，我挑粪上山时经常腿发软，特别是在陡峭的地方，有一次，挑粪经过一个几十米深的大坑时，腿发抖，眼发黑，差点摔下去。幸亏为时不长，队里几个女生回北京探亲，把粮食省给我们吃，国家又把知青的标准提高到每月44斤原粮，我们才能吃饱，不再有摔下深坑之虞。

我的陕北知青岁月（一）

我的陕北知青岁月（二）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二）

纽约夜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