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埠街的发小们（之十八）

张居毅

(六)

当初我离开口腔科以及四院的原因和福安有些相似。

三线退场分配到四院，我和福安先是在后勤烧锅炉，后又去财务室收外欠,随后医院又决定将我俩调到口腔科学镶牙，福安如愿去了口腔科，我却被留在了总务科。

当时总务科主任极力挽留我，他说我没有学历和文凭，到了口腔科也不会有好的发展，还不如留在后勤，可能会有更好的机会。可我那会儿一门心思想去医疗科室学技术，好有个专长，所以主任的话根本听不进去。

此时恰逢医院组建医疗队，大概听闻陕北条件艰苦，总务科没人愿意去，我却主动报了名，倒不是我思想境界有多高，主要是想以此来脱离后勤。

一年后，我随医院赴陕北巡回医疗队归来，没有回总务科，直接去口腔科报到了。

然理想很丰满，现实却骨感。当时的口腔科门诊，分为治疗和修复两块，治疗室是给患者看牙治牙，而修复（技工）室是镶牙做牙的地方。医院原本是让我和福安去学镶牙技术。可当我满怀希望和喜悦去上班的时候，却被科主任安排到了治疗室。

治疗室是医生看病的地方，我一无学历二职称，去了能干什么？翻开日记，四十八年前那个心情郁闷的背运青年历历在目，跃然纸上:

1976年2月19日 星期四 阴

到口腔科治疗室上班近一个星期了，整天忙忙碌碌，洗器械、消毒干些杂活，对于自己这个年轻人来讲，多干点是应该的，忙些累些也没啥，这些都无所谓，关键是精神压抑不痛快，科里医护分工明确，咱这个基层护理人员（医院给我和福安定的职称是护理员）哪里有学习技术的机会？

福安走后（他去上学了），我这心里感到空落落地，他是我的老同学，是我在医院的唯一知己，在这烦恼、苦闷、难过之际，心里话也无从倾吐。

想想我们从三线分到医院的五人中，已有四个上了学，唯独我自己在后勤，在巡回医疗中白白浪费了近三年的时间，实在可惜。这大概都是命，命该如此吧......

字里行间，透着深深地失望和难过。是啊，当初分到医院的五个人，爱民、张娟、福安上了大学，左琳去了市卫校药剂班，唯独我，竟然连去技工室学镶牙这个基本愿望都实现不了，实在叫人想不明白。

不曾想，令人更加郁闷的事情还在后头。

这里不能不说说我们这位主任，文革前川医口腔系八年制毕业生，专业水平没得说。表面上对人客客气气，可背地里从不说人好话，对待下属尤为刻薄，这一点和福安日后要去外科的主任十分类似（至今我还在叹息，当初医院为数不多的刻薄主任，怎么偏偏都叫我俩给遇上了）。

在我到口腔科最初的几年里，市卫生系统曾举办过为期两年的口腔培训班，而且医院每年都有去四医大口腔医院进修学习镶牙的名额，可这些宝贵的学习机会，每次都被科主任以工作离不开为由给拒绝了。

其实不光是我，科里的其他人在职称晋升、外出进修、甚至工资评定都受到过他不同程度地打压。

我在人事科、院办室工作期间，还碰到他不止一次地找过科长、院长，说口腔科医生够用，不需要从外调人，以此为由，将四医大口腔医院好几个转业后想到四院来的中年主治医拒之门外，此举直接导致了口腔科专业人才断档，九十年代就因为医疗水平下降，病人减少，效益不好，口腔科关门停诊，人员分流，这都是后话。

就在科主任参加援非医疗队回国次年，我工作的事终于有了转机。科里从外县调来了一个女护士，是医院的的亲属，我的工作有了替补人选。

在我的不断要求及修复室负责人郭大夫的帮助下，还未退去归国喜悦名利双收的主任终于答应我去技工室。

这离我到口腔科治疗室工作，已经过去了整整八年。

此时的我方有了学技术的机会，师傅对我极好，手把手教我取模和做牙。师娘（也是口腔科技师）更是从工作上生活上关心我爱护我。

说到我的师傅(其实我们那会儿不叫师傅，称老师，他也曾是福安的师傅)郭大夫，那在市级卫生系统也是相当有名气的，干了一辈子镶牙，专业上很有一套。前文提到，他曾给开国上将，当时的兰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镶过牙。市上的不少领导，也都找他治牙镶牙，由此，师傅结识了不少当官的。

后来他利用这些关系争取到外汇，在日本购买了一台小型不锈钢铸造机，专门用于不锈钢牙托的制作，大大提高了假牙的结实和美观。

师傅把此机的使用交给了我，经他的指点，我很快掌握了操作技术，配合师傅做出了许多高质量的假牙。

在师傅的辅导下，我刻苦学习理论知识和不断加强实际操作，到技工室不到两年，就考取了口腔科技士职称。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也是够拼的，白天上班，晚上到电大上课，还要挤出时间复习职称考试的理论，经常学习到深夜，一两点钟前基本就没睡过觉。

辛勤耕耘总有收获，努力拼搏方有回报，最终，职称考试的理论和实际操作都过了关，电大也顺利地毕了业。

可在医疗专业上，我的学历始终是一个短板，而且随年龄增长日后恐怕也再无改变的可能。电大文凭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和医疗卫生不搭，要想在职称上更进一步难上加难。

经权衡利弊，考虑再三，我最终还是决定去行政部门发展。

从感情上讲，我确实不舍得离开在一起工作了近十年的老师和同事，他们工作上帮助我，生活上照顾我，让我没齿难忘。

记得七八年我考大学，是陈大夫的爱人（西安交大教授）为我补习了近一年的数学，不曾收取半分报酬；冯大夫的儿子在商业系统工作，每次买紧俏商品总不忘给我带上一份；还有我师傅，工作上指导我帮助我，生活上对我关怀有加。那年，我的一个亲戚结婚时，对像娘家非得要一台十六寸彩电，当时物资紧缺，彩电很难买到。师傅知道后，托人找关系，电话联系不上，就坐上三路有轨电车去找人，那可是寒冬腊月，冰天雪地，师傅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最终师傅给我要来了彩电票，我家亲戚得以顺利成婚。

每念至此，感恩感激的泪水总在流淌，这泪水还有歉疚，是我对不起他们的关爱，辜负了他们的期望。

我在医院机关上干得还算顺利，先是人事科，后到院办室，无论是科长还是主任，都对我挺信任的，尤其是院办主任，自我去后，他把内部事务都交给了我，自己当起了甩手掌柜。

院办主任当初在医院可是个大能人，他原来在市政府医务室当保健医生，文革期间结识了许多落难的老干部，他悉心给他们看病治病，关照他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些老干部得以平反，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他们都感念他的好，不忘患难之交。所以主任神通广大，人脉极广，医院经费不足时，都是依赖他去市上争取。说心里话，我挺佩服他当初的眼光。

正当我干的顺风顺水之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措手不及，正是此事，导致了我离开四院，原因和福安相同，就是一个“房”字。

事情还要追朔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国家开始了轰轰烈烈地落实私房政策，凡以前在社会主义改造期间没收的私人房屋，统统按政策退还给私人。所不幸的是，我家所住原来房地局的房子，也在退还之列。

房主是长安县的农民，解放前他的父辈在市里买了房，不知后来怎么被没收了。

当他拿着房地局的通知和证明来索要房屋时，让我着实感到意外和突然。找到房地局，一纸“单位解决”的证明就把我打发了。

可医院实在没房，院长说计划在南郊征地盖家属楼，让我再等待些时日。可远水解不了近渴，我实在等不了，房主天天来家里要房，最后干脆赖在我家不走，居委会派出所也不管。无奈之下我只好求助于发小，是文子穿着警服，戴上大盖帽，以扰乱治安为由，才将房主从我家撵了出去。

可这只是权宜之计，长期下来也不是办法，后听说市美术广告公司住房还行，更主要的是已经在鲁家村征了十几亩地准备盖楼。因此，我便有了跳槽的想法。

院长得知我想离开医院时曾挽留我，他对我说：能不能不走？明年办公室加派人手，准备送你去党校学习。

院长原是部队军医出身，文革期间支左到过市卫生系统，同上上下下关系都熟，后转业来到四院。他虽是南方人，却有着北方汉的大气和直率，对手下工作人员很好。想当初我为报销上电大学费，还曾和他争吵过，可人家心胸宽广，根本没放在心上，还是那么信任我，医院的工作总结、给上级的汇报材料以及他在职工大会上的讲话稿都交给我撰写，而且极少改动，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惭愧。可我那会儿满脑子都是房，铁了心要离开四院找一家有房的单位，最终还是辜负了他的信任。

我调到广告公司后，房子是住上了，可单位经营是每况愈下。其实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公司本可以有一个很好地发展，当初的广告、贸易、旅游三大块，上升的势头都不错，更何况，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头上还有着归国华侨的“光环”。

可后来领导班子闹不团结，正可谓共患难易，同富贵难，他们在公司前身美术工作团时尚能一心，可公司发展了，有钱了，矛盾就多了。还有某些领导私心膨胀，置广大职工的利益于不顾，一心只为自己及亲属谋私利，导致了人心涣散，公司走了下坡路。鉴于此，我不得已办了内退手续。

后来还是我原来卫生系统的领导得知了我的窘况，把我聘到市卫生局三产办工作。在这里，我幸运地遇上了人生道路上的又一良师益友——原市中心医院的老院长。

老院长从中心医院院长的位子上退下来后，就负责市卫生系统的三产工作。他有一手漂亮的钢笔字，也喜欢写文章，共同的爱好拉近了我与他的距离，我们言语投机，无话不谈，在我的心目中，他就是一个德高望重慈祥可亲的长辈。

他曾不止一次的说我当初就不应该离开卫生系统，他说：“你在四院没房为什么不来找我，不认识我你可以找普选（我的中学同学，三线战友，一直在中心医院工作，是院长的老部下），通过他介绍我们不就认识了！中心医院人多地盘大，咋都可以给你腾出两间房子。”

我不否认老院长的话里有客套和玩笑的成分，可是老院长希望与我早一点认识，希望我在他手底下工作这点是毋容置疑的。

可惜的是，就在我去了没多久，老院长因要同中心医院的一些退休医生和护士去他的老家开办医院而离开。临走前，在征得局主管部门的同意后，把局劳司负责人的重任交给了我。而我在这个岗位上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的大意和懈怠，工作中也没有出现过大的纰漏和失误，总算没有辜负他老人家的托付。

这里顺便说一声，发展第三产业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来的，当时国家卫生部以副部长牵头成立了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随后，各大城市也相继成立了地方协会，掀起了创办卫生产业的热潮。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西安市卫生产业协会成立，先后兴办了市卫生洗涤中心、医用氧气厂等和医疗卫生有关的企业。

在当时国家经济刚刚起步，对卫生事业经费投入有限的环境下，卫生产业“以副养主”，弥补了部分卫生经费不足，对促进医疗卫生事业的持续发展，以及安置城市卫生系统待业青年，解除卫生专业人员的后顾之忧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当然，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对医疗卫生经费投入的不断加大，卫生产业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