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戎马忠贞烈 天地日月双星辉

胡山

神农尝百草，为的是天下人的安危，你这个神农是共产党的神农，是共产党人的榜样！

—— 毛泽东主席赞甘泗淇

毛泽东主席与李贞将军亲切握手

我们的政治工作，要保证每一颗子弹都瞄准敌人，保证战斗任务的完成。

政治工作究竟要钻到何处去？我们认为主要有两个方向：其一是钻到具体的事物中去；其二应深深钻到群众的心窝里去。然后，再依照钻进去以后亲身所体验到的各种具体事物的本质，各项业务的职责，及广大群众的心情与其潜在的雄伟力量，从而提出具体的意见，进行深入的思想教育，发动与组织全体军人，自觉地、坚决地为完成各种战斗与工作任务而奋斗。这就是我们政治工作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最基本的步骤。

依靠党，依靠群众，精心钻研，团结一致奋斗不懈，我们将永远前进！

只有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的人，只有摆脱了低级趣味的人，才算是一个毛马克思主义者，好的共产党员。

一一 甘泗淇

要搞好社会风气，最根本的是要把党风搞好，首先要加强党员的党性教育，领导干部要带头做好样子。

战争年代共产党员冲锋在前，不怕流血牺牲，哪里最艰苦，哪里最危险，就出现在哪里。现在，我们党要带领全国人民建设四个现代化，党的干部不能贪图享受，更不能搞特殊化，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

一个革命战士，一个共产党员，只要听党的话，把自己投身到火热的群众斗争中，紧紧和群众结合在一起，就能发挥个人的智慧，做一个有益于党和人民的人。

只要我活着，就还要工作。唯一的希望是我们的下一代能接好老一辈革命者的班。

—— 李 贞

2024年，为纪念开国上将甘泗淇诞辰120周年，老兵方阵·邮简发布平台推出一套纪念邮简。2月5日是甘泗淇将军逝世60周年纪念日。2月4日下午，甘泗淇家人邀请部分好友、邮简策划人员等来到将军侄外孙女蒋永红家中，举办了一个气氛热烈的纪念邮简首发式。

60年前的2月5日，积劳成疾的甘泗淇将军突然倒在工作岗位上。他离开的非常突然，家人们大多没来得及与他见上最后一面，但他的形象在人们的心目中却越来越清晰。

甘泗淇、李贞将军的亲属姜义南、蒋永红、张淑霞、姜昊淇与胡木英、傅援、陈焜玉、李莉莉、贺燕燕、王晓建、胡山、范东菊、余滨、卜金宝、郭海鹏、孙超、郭晓东等参加活动。

陈毅元帅之子、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原会长陈昊苏赋诗《纪念甘泗淇上将120周年诞辰》:

红军鏖战写光荣

万里征程正道通

激荡风云拼热血

牺牲奋斗铸英雄

官兵一致无衣唱

党政兼优国史功

堪慰恒心夸勇烈

一门两将凯歌红

甘泗淇诞辰120周年纪念邮简共有5个单页，分别为封面、背面带翻盖、背面、小内页、大内页组成。封面甘泗淇将军照片右侧为“丹心鉴日月”五个大字，封面右下角“双子将星”系著名篆刻家安风景篆刻作品。

2月5日下午，蒋永红和张淑霞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代表甘泗淇亲属祭拜甘泗淇将军，为甘泗淇和李贞将军敬献花篮！愿两位老人在天之灵安息！李贞将军孙女刘志红委托蒋永红敬献了花篮。

刘伯承元帅之子刘蒙将军，专门为这次纪念活动题写了书法贺词“神农尝百草、军中甘泗淇”。

邮简封面题词“忠心鉴日月”，为中国国防大学院务部原主任南金荣教授(启功大师入室弟子)敬书。

甘泗淇（1904.12.21—1964.2.5），原名姜凤威，别名姜炳坤，湖南省宁乡县十都月山楠竹山（今黄材镇八渡水村）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历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八路军一二零师、晋绥军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毛主席将一级解放勋章授予李贞

1955年9月27日下午，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予军衔仪式在北京举行。

在众多叱咤风云的将帅之中，唯一的一位女少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她就是47岁的原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政治部干部部部长李贞。

万绿丛中一点红，李贞无疑是当场的焦点。周恩来总理握住李贞的手说：

祝贺你，李贞同志，你是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

李贞的丈夫甘泗淇被授予上将军衔。在1000余名开国将帅当中，甘泗淇、李贞夫妇成为唯一的将军夫妻。

1959年10月3日晚，国务院、文化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庆祝国庆10周年音乐舞蹈京剧晚会。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外国领导人共17000余人出席晚会。

当金黄色的舞台帷幕拉开时，230名身经百战、威震敌胆的将军身穿藏青色礼服，胸前佩戴着金光闪闪的勋章，手戴白手套，戎装整齐地站在60面红旗组成的背景前，这场景震撼了所有观众。

合唱团指挥李志民上将潇洒出场，走上指挥台。随着他的手势，百人乐队奏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熊伯涛少将声情并茂朗诵了《将军合唱团朗诵词》。音乐声再次响起，将军合唱团唱响了第一支歌《红军纪律歌》。

唯一的开国女将军李贞被安排在了合唱团第一排正中间的位置，犹如“花蕊”一般，万众瞩目。

李贞将军1949年骑马进入北平城，留下珍贵视频影像。

开国将帅甘泗淇上将纪录片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为维护其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和利益，立即出兵干涉，并派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基隆、高雄两个港口，在台湾海峡巡逻，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解放台湾。

1950年6月28日，毛泽东发出号召:

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

同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侵略朝鲜、台湾及干涉亚洲事务的罪行，号召:

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正义和自由的人类，尤其是东方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一致奋起，制止美国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新侵略。

1950年9月15日，美军实施仁川登陆，10月1日美军越过北纬38°线，占领平壤，企图迅速占领整个朝鲜，并公然声称：

在历史上，鸭绿江并不是中朝两国截然划分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同时，美机多次侵入中国领空，轰炸丹东地区，战火即将烧到鸭绿江边。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率领下，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25日揭开抗美援朝战争序幕。

雄赳赳

气昂昂

跨过鸭绿江

保和平

卫祖国

就是保家乡

中国好儿女

齐心团结紧

抗美援朝

打败美帝野心狼

肖华、邓华、甘泗淇、李贞

经过五次异常激烈的战役之后，在中国出兵作战一周年之际，中国人民志愿军副政治委员甘泗淇将军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总结了志愿军取得的伟大胜利，分析了志愿军必胜、美国侵略者必败的原因，文辞犀利，鞭辟入里，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战胜敌人的信心和志愿军的士气，对敌人的嚣张侵略气焰产生了巨大的政治杀伤力。

愈战愈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甘泗淇

新华社朝鲜前线十月二十三日电

中国人民志愿军出现在朝鲜战场上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已经整整一年了。过去的一年是我军获得伟大胜利的一年，也是我军历经艰苦、英勇战斗的一年。当着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军不顾中国人民的严重警告和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公正主张，悍然侵越三八线，侵占平壤、元山，直逼鸭绿江边的时候，我国人民立即掀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组织志愿军部队，毅然出国，协助朝鲜人民军英勇抵抗美英等国侵略军的疯狂进攻。

一年来，中朝人民军队联合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战役，把战线从鸭绿江边推进到三八线及其以南，并在三八线南北地区进行了坚强的阻击战和局部反击战，使敌人付出了重大代价，消耗了大批的弹药物资，特别是损失了大量的不可补偿的人力。据不完全统计，敌军死伤已达三十八万七千余人。

我军在这一年中获得的辉煌战绩，已经奠定了朝鲜战争的必胜基础，巩固了祖国的国防，并对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在敌人方面，则从最初妄想以速决战灭亡朝鲜，终于被迫陷入长期的消耗战，面临着侵略计划失败的结局。这种不利的形势，也就是敌人被迫进行停战谈判的来由。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云山地区初战告捷，图为截获溃逃的美军

自从七月十日停战谈判开始以来，我方始终坚持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基本立场，不断提出朝鲜停战的公平合理的主张，以期早日实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最初愿望。但敌人竟误认为我方之和平诚意为软弱可欺，在谈判期间坚持抱着“海空军优势”和“海空军单独效能”的谬论，硬要把军事分界线深入我方阵地之内，作为其海空军优势的“补偿”。

敌人在会议桌上恫吓和欺诈政策破产之后，又在会外千方百计地拖延和阻挠停战谈判。敌人不仅在开城中立区制造了一连串严重的挑衅事件，而且又驱使其侵略军在前线接连发动攻势。敌人妄图用这种卑劣的挑衅行为和冒险的军事进攻，对我们施行想象的压力。我们争取和平的愿望是坚定不移的，然而我们防范敌人的阴谋诡计则是始终不懈的。我们争取和平，但是我们从不害怕反侵略战争。我们前线的指战员，正严阵以待，准备随时给予进犯者以沉重更沉重的打击。

在谈判期间，敌人曾接连发动了所谓的“夏季有限目标攻势”与“秋季攻势”，但这两次攻势都在我前线指战员英勇的阻击和反击下失败了。

所谓“有限目标的夏季攻势”，其实是敌人纠集了一个美军师和三、四个伪军师在东线杨口方面摇旗呐喊进行一次战术进攻，和对其他地区的一些侦查战而已。但就是在这样的作战中，敌人曾付出了惊人的代价。

我们且听听范弗里特的招供:

 “我们在深入半岛腹地侵扰敌军时是有伤亡的，……我们在攻占表面看来意义不大的山头，遭到许多伤亡，攻占这些山头需要艰苦战斗。……”

但李奇微、范弗里特并不怜惜广大士兵的生命，为了华尔街垄断资本家的利益，他们又在九月底发动了所谓“秋季攻势”，趾高气扬地狂吹“这次攻势如有必要是可以攻抵鸭绿江边的”。

彭德怀司令员亲临前线视察

这次敌人的攻势，按其规模来说，虽比夏季的有限攻势要大些，论其结果却对敌人更加大大不妙。敌人这次每攻一个山头，还是老一套靠炮弹炸弹壮胆，但是依赖火力的程度却比以往战斗更厉害。

在这种情况下，敌人的步兵更加畏缩，在我反击之下，便弃尸抛枪，抱头鼠窜。据美俘供称: 敌军士气很低，官长生病修养、士兵逃亡自伤的事件日益增多。敌军特别害怕冬天，也更害怕我们的空军参战。敌人的这个秋季攻势现已伤亡数万人，毫无疑问，在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的英勇阻击与反击之下，这个所谓的“秋季攻势”定将遭到彻底的破产。

日夜守卫公路运输线的防空哨兵

这一年来的作战，证明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是能守能打、愈战愈强了。我军以暂时劣势的装备战胜装备优良的敌人，在作战中不仅表现善于打运动战、阻击战，并且学会了连续突破筑城地带的阵地攻击战。我军的装备也已在飞跃的改进中，技术兵种日有增加，交通供应正日益改善。我们日益改善的后勤工作，不仅保证了弹药粮食的供应，而且使我们的战士已穿上了崭新美好的冬装。现在我军上下战斗情绪空前高涨，胜利信心普遍更为坚定。

彭总视察炮兵部队（左1为陈赓副司令员、左2为甘泗淇副政委）

我人民志愿军之所以能够连续连战连捷、愈战愈强，彭德怀司令员已在今年八月一日发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不可战胜的力量》一文中予以精辟的剖析。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是敌我各种力量综合竞赛的结果，不可能决定于单纯的军事因素，更不能决定于军事因素中的一两个兵种的单独效能。敌人在和谈中所谓“海空军单独效能”的谬论是根本站立不住的。

奋战在公路线上的汽车运输部队

我们所谓各种力量因素的综合，首先就是政治因素，也就是经常起积极作用的因素。我们反对美国侵略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的正义性就提高了全军热爱祖国、全心全意援助朝鲜人民反侵略斗争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提高了全军的政治责任感，使他们奋不顾身地完成战斗任务，使他们具有高度的热情去学习战斗技术与掌握战争规律。因为我们事业的正义性，就团结了祖国人民、朝鲜人民，团结了友党、友军，团结了全世界人民，因而能够取得他们的援助。

其次是战争经验的丰富与技术装备的改善。中国人民已有了几十年武装斗争的经验 这些经验为先进的理论所总结，更是值得宝贵。我们军队的技术和装备也在战斗中日益加强，这些是战胜敌人的军事因素。

第三是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的人力和庞大的物力的支援。这种源源不绝的雄伟力量是不可战胜的，这是敌人所不能比拟而为我方所特有的优越条件。

打击空中强盗确保交通枢纽

朝鲜停战谈判在因为美国方面的破坏而停顿了两个月以后 现在又恢复了。为了朝鲜和平的实现，我们总是不惜尽一切的努力来达成协议的。只要敌人实事求是地放弃其以冒牌的战胜者自居的无理要求，接受我们的公平合理的主张，朝鲜的停战本不难迅速实现。如果敌人不此之图，仍然一味地拖延讹诈和破坏，那么我们也做了一切准备；敌人除了失败，什么东西也不会得到。

《人民日报》1951年10月25日

编者按：下文刊载在1953年《八一杂志》上。作者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政治委员。这篇论文结合志愿军政治工作的实际，深刻地阐述了贯彻群众路线的问题，对于我们改进领导作风，提高思想业务水平很有帮助，值得认真一读。

钻进去，冒出来，贯彻政治工作的群众路线

甘泗淇

1953年

为了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充分发动与组织全体指战员、工作人员，提高其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思想，使大家深刻认识到为什么要来朝鲜打美帝国主义，及如何掌握新的技术、战术、工作方法，以保障战争的圆满胜利，我们在贯彻政治工作的群众路线上，提出了“钻进去，冒出来”的要求。

政治工作究竟要钻到何处去？我们认为主要有两个方向：其一是钻到具体的事物中去；其二应深深钻到群众的心窝里去。然后，再依照钻进去以后亲身所体验到的各种具体事物的本质，各项业务的职责，及广大群众的心情与其潜在的雄伟力量，从而提出具体的意见，进行深入的思想教育，发动与组织全体军人，自觉地、坚决地为完成各种战斗与工作任务而奋斗。这就是我们政治工作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最基本的步骤。

关于深深钻到具体事物中去的问题，这是一个以严肃的科学态度对待政治工作本身、对待军队各部门工作的问题；如不有意识地认真地彻底解决它，就无法在现代化军事建设中提高政治工作，发挥它高度的政治保证作用。

由于我们的装备正日新月异地向着现代化迈进，无论步兵、炮兵、工兵、装甲、空军、海军、后勤、铁道兵团等，任何兵种都必须掌握一套新的科学知识和技能；否则就会打不响，开不动，走不了，都成了死硬货。政治工作的任务，就要在此新的场合下，充分发挥自己的效能，使任何兵种在任何角落，都表现其生龙活虎的气概。为达此目的，政治工作者必须身临其境地切切实实地钻到业务中去，学技术学战术，学办法，首先把自己学习成“内行”。“内行”就不会讲“外行”话，就会对这行有感情，有钻劲。

愈钻，就愈能了解底细，愈有发言权，也就能更有效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发挥群众的智慧与毅力，愉快地胜利地与敌人作斗争。而政治工作的效能，也自然而然地会增强与提高起来。政治工作人员，也将愈干愈起劲，才能也愈练愈高。反之，如果政治工作人员不肯下水，站在岸上干喊，满足于简单的宣传鼓动的一套，结果挨不着边，找不着窍，更联系不了群众；或则是冷冰冰的坐在一边，束手无策；或则是海阔天空，言之无物；这样，都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无可讳言的，我们的主要敌人——美帝国主义者暂时拥有技术上的优势，然而我们确也已经打下了它的疯狂气焰，并将彻底战胜它。其奥妙何在？无疑地是由于我们的指战员、工作人员发扬了英勇机智的光荣传统，根据今天具体的敌情、地形，以及我军的特点，反复地进行了调查研究，因而能“知已知彼”，想出千方百计与新的敌人作斗争的缘故。五次战役前，我军在人地生疏的环境中，很快地摸清了敌人“怕近战、怕夜战、怕迂回、怕包围”等弱点，进行了勇猛穿插，大踏步的前进作战，挫败了敌人。

五次战役后，我们进一步摸到了敌人的“底”，就动员全体军人满山遍野构筑起坚固的防御工事，并不断地改进了我们的技术战术，提高了工作效能，因而大量歼灭了敌人。后勤工作在今天战争中特别重要，工作更加复杂化了，供应情况也与历史上的任何时候不同了。政治工作必须钻进去，才能摸到“底”发现其中存在着的新问题，以便有效地组织各种人员去遂行各种任务。另方面，所有供应的物资，都是祖国人民支援来的，它对全体指战员具有无限的鼓舞力量。我们政治工作如能钻进去，就可使这些物资在运输途中，受到热诚的保护；在囤集贮藏时，受到格外的关怀；在分配时，受到严格的正当的调度；而在大家使用这些物资时，将会感到特别温暖和舒适；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思想水平从而自然而然地得到提高。

志愿军副司令员陈赓（右）、韩先楚（左）、副政委甘泗淇

关于钻到群众心窝里去的问题。部队中的政治、军事、经济民主运动是早已展开了的。过去，在动员群众干什么，即领导上要求群众干什么，是提得响亮而有力的，也是必要的；但群众本身究竟需要什么，他们向领导上要求什么，领导上如何去设法满足他们的正当要求，提得却不大响亮。“三反”以后，我们深深感到后一个问题的重要。因此，提出了政治工作要钻进群众心窝里去的问题；并指出：只有钻到群众心窝里，了解群众的心情，才能更有效地发动群众。

志愿军战士又一次捕获了敌军派遣潜入我阵地的特务

我们向群众要什么呢？我们要的是：大家英勇顽强，抗美援朝到底。这一点，群众已经很好地、不怕牺牲、不顾一切地办到了。而群众向我们要求的究竟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去答复群众的要求呢？

一、 群众要求我们给以明确的斗争方向，具体的方针、任务，即所谓要个“底”和“边”。

为此，我们的号召无论属于军事的、政治的，都要具体扼要，要把各方面情况说清楚；切不要马马虎虎，模棱两可。只要他们心中有底，就能奋勇直前，毫无顾虑。

不仅如此，群众还要求了解斗争的远景和光明的前途，因而就迫切需要系统的理论教育。他们热爱祖国，就渴望了解祖国伟大建设的情景；他们最痛恨美帝国主义，当道及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时，就想深追帝国主义垂死腐朽的根据究竟在哪里；斗争愈残酷，战争愈持久，政治眼界愈开阔，他们对国内国际形势愈关心，对原则理论的学习也就更加迫切。谁也不愿打莽撞仗，谁也想懂得大道理。的确，懂得了大道理，就可认识革命远景，明确斗争方向；否则，就会四海茫茫，迷途失路。

为使我们的政治教育做到经常、普遍，听得进，懂得深，在讲大道理时要善于和小道理联系在一起，从具体到抽象，使群众从切身体验中理解清楚。两次祖国慰问团、两次归国代表团和接踵而来的参观团等，关于祖国各种建设的报告，大家冒着风雨敌机，听得津津有味，感人很深，实际上就是一种很具体生动的政治教育。

二、群众要求有充分的发言权，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在朝鲜战场上遇到的新问题太多了。群众基于自己对祖国、对党、对战争胜利的责任感，谁也愿意提出自己解决问题的办法，并能有向上级反映的机会。因此，我们的责任就是给予大家这种机会，并想出各种办法让他勇于和乐于大胆讲话。过去，有的同志习惯于生硬清冷的方法，单靠自己抛头露面，终日忙碌，甚或急躁冒火，骂人打人，结果反觉劳累不堪，解决不了问题。现在，事实上大家一能说出心里话，这类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了。

朝中联合指挥部高级指挥员

总之，群众说了心里话，就会变成无穷的力量，既发扬了民主，又保证了高度的集中和森严的纪律。战士有了干部，感到身心有了依托；干部有了战士，感到自己有了靠山；大家感到有了党，有了毛主席，就是光荣，就有胜利的保证。

志愿军医务人员为朝鲜群众治病

群众的话，一面是表达自己的心情，一面是贡献出自己的智慧。他说了话是要负责，并会想尽办法来实现的。在前线，战士们日日夜夜面对着敌人，每个人都炙热于策划一个奇方妙计，以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如坑道作业这样巨大的工程，并不是谁有先见之明，而是大家在防炮、防空过程中，经过反复改造加工，才逐渐演变成为今天较为完整坚固的以坑道为骨干的防御体系的。持久作战问题也是一样，大家在积年累月的战斗生活中,经验愈打愈多，斗志愈打愈坚，集思广益，众志成城。所谓“挤阵地”、“寸土必争”、“人在阵地在”、“英雄阵地出英雄”、“敌人从哪里来，打回哪里去；敌人从哪里进攻，就把他消灭在哪里”等等群众性的口号，已很自然地变成群众性自觉的战斗行动了。

三、 群众要求赏罚严明。

所谓赏，主要是要荣誉，要“名”。不仅个人要“名”，而且单位也要“名”。现在祖国人民已经夸奖我们为“最可爱的人”，对这一点大家不能不兴奋与惭愧。但是问题还不是这样简单。这就是：每个同志还都希望自己做的工作、打的仗，能使上级知道、家庭知道、祖国人民知道；如果毛主席知道了，那就更加高兴。战士这样，干部也这样。他要荣誉，就要勇敢战斗，积极工作，争先恐后，视死如归。这是一种革命的荣誉心，是很可贵的。两年多来部队立功运动有很大的发展，即基于此。

金城反击战红旗插上轿岩山主峰

立功的特点是：人人想立功，事事要立功。不仅战士，而且干部；不仅连队，而且机关；不仅步兵，而且各特种兵与后勤、铁道部队，谁有功绩就给谁荣誉。得到荣誉的心里就很愉快。颁发“抗美援朝纪念章”时，有的人因犯错误得不到，很伤心，发誓争取立功，得到纪念章。个别部队打了一回不好的仗，就马上提出口号，要打“翻身仗”。谁也不敢公开表示骄傲，因为仗是大家打的，只承认自己强，不承认别人好是不行的。这样就使整个部队互相鼓励，互相观摩，养成亲密团结的风气。

为使立功运动进一步开展，我们主张立功面力求宽，要发动普遍立功，集体立功。只要他有一次战斗打得英勇，有突出战绩，一项工作做得有优越成绩，即按功绩大小给他记功；这样可以造成经常的立功求荣热潮。但是，给予“英雄”称号，就要严些，只有经过相当长期的考验，才德兼优，配称英雄者，才给他以“英雄”的荣誉称号。总之，开展立功运动，是我们部队政治工作最主要的任务之一，今后要使之更好地开展起来。

反细菌战中，朝鲜人民和志愿军战士共同扑灭美帝国主义投放的细菌

所谓罚，就是群众要求处罚违法乱纪分子，反对不良倾向，严整歪风。因为这些东西都是直接有损大众荣誉、危害革命的。这一条，在“三反”运动中我们体验最深刻。群众发动起来了，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分子都揭发出来并受到批判或处罚了。以前所谓“老虎屁股——摸不得”的人，也不能不在群众面前规规矩矩地低头了。这样办，不仅是大快人心，也是维护纪律所必需的。

四、群众要求最低限度的物质生活和最痛快的精神生活。

关于保证物资供应，总的说来，我们只能强调艰苦奋斗，这是政治工作所必须经常进行宣传解释的。但问题绝不如此简单，人没有饭吃，枪没有弹打，是不能进行战斗的。重要的还是要积极地替群众“当家”，尽量地改善部队的物质生活，使械弹医药获得源源补充，使大家在供给制度范围内，吃得饱，穿得暖，人强马壮，从而更有效地发挥其健康的精神，进行胜利的战斗。

1951年，彭总在成川郡桧仓与邓华(右1)、陈赓(右2)、朴一禹、甘泗淇(左3)、李贞（左2）、王政柱(左1)

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部队在极度紧张和供应困难时(如五次战役前)，一面强调忍受饥寒争取胜利；一面应采取各种办法，求得有吃有喝。而在供应情况达到正常时，一面反对挥霍浪费，另则必须适当调度，积极改善衣、食、住。战士们是能忍受必要的艰苦的。但其应得与可能得到的东西，如果不能及时的补充和解决，他是会提出意见或表示愤慨的。“三反”后，我们严肃地提出这一点，收到了一定效果。也只有如此，才能实际地回答群众的切身要求。

朝鲜人民热烈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中间穿朝鲜服的为彭德怀司令员，左1为韩先楚副司令)

关于活跃精神生活：大家要求过得“痛快”，就是说，虽“痛”必须“快”。今天朝鲜战场上，无论前线和后方都是极其紧张的，特别是前沿部队，日夜在坑道、战壕中过活，急需“苦中取乐”。这就是说，我们必须采取为大众所喜欢又办得到的办法，为愉快生活、为快乐的阵地之家创造条件。这是政治机关一项经常的重要的工作。

为了使他们及时了解国际国内大事，就需要不断地供给书报、画片、收音机等；为了在战斗间隙中进行娱乐，就需要大批供应乐器、电影、歌曲；为使他们自己的英勇模范事迹及时得到表扬与传播，就需要组织群众进行集体创作与小型表演；为提高文化，就需要充分供给以文化教材与器材……。我们如果能有计划地、细致地、不断地办了这些事，就能发扬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使大家过着痛快的生活。我们这方面工作缺点尚多，是待继续改进的。

朝鲜人民不怕敌机轰炸借着敌机投掷的照明弹的光亮，抢修公路

这就是我们所体会到的部队内大众的几个要求。如果我们正视了这些要求，并合情合理地给以解决或答复，那末，人人就会更好地发挥无限的革命热情，自觉地为完成战斗与工作任务而奋斗。即使要忍受艰苦，遭遇牺牲，也会感到轻松愉快。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亦即在此。

志愿军前线部队欢迎由贺龙率领的祖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

我们部队中的工作是有明确分工的，任何部门的工作都是极其重要而复杂的。政治工作究竟是政治工作，而不是军事、后勤工作，它是不能揽上一切的。因此它在钻进去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保证战斗与工作任务完成的过程中，必须及时地确切地将发掘的问题与实际情况，加以综合分析，提出具体意见，使党和首长下决心、订计划获得可靠的根据。这就是我们所提出的“冒出来”。如果光是“钻进去”，而不“冒出来”，或冒不出来，则必然会陷入事务主义的泥坑，也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

金日成首相亲自送别志愿军第一批归国部队，其身边为杨勇司令员

我们部队中各部门的工作，是密切关联，交相呼应，在党和首长统一领导下融化在一起的。其他工作部门也和政治工作部门一样，要深入到具体事物和群众中去，才能表现其威能，完成其职责。事实上各个部门的同志都在干自己的业务，也同时在做政治工作。现在前方部队，特别是连队，虽工作有分工，但做起来却是按实际情况分别轻重缓急，大家动手，象一个合拍的乐队、和谐的家庭一样，不能分家，谁也不愿分家。

首都人民热烈欢迎志愿军凯旋

政治机关的任务是繁重的。专职工作人员是有限的，为使我们“钻”之有方,“冒”之有力，各级政治机关眼睛均须注视着支部(特别是连队支部)工作的加强，因为各种工作任务，归根到底都汇集到了支部；依靠了它，就最能真实地反映事物与群众的具体情况，“钻”与“冒”就有了把握。

依靠党，依靠群众，精心钻研，团结一致奋斗不懈，我们将永远前进！

1953年《八一杂志》

1955年抗登陆战役演习

战役演习总导演叶剑英元帅与甘泗淇将军研究战斗方案的珍贵视频

1955年，我军在辽东半岛举行大规模抗登陆战役演习。目的是探讨现代条件下抗登陆战役理论，研练作战行动的方法，提高战役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抗登陆作战的组织指挥和部队协同作战的能力。

抗登陆战役是抗击渡海进攻之敌的防御战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抗登陆作战规模较小，主要是沿岸的陆上防御作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作战规模扩大，作战行动增加了夺取制海权的海上作战，开始形成现代意义的抗登陆战役。

这次抗登陆战役演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正规统一的训练后，第一次组织的有陆军、海军、空军部队参加的集团军和军两级首长机关带部分实兵，在核、化学武器条件下实施作战的演习。由训练总监部组织领导，沈阳军区具体实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担任总导演。参加演习的部队有1个兵团、4个陆军军、1个机械化师、1个海军基地、2个空军军、10个师的首长机关和32个团，共68 000余人，飞机200多架，舰艇100余艘，坦克200余辆，火炮1000余门。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军委对这次演习极为重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彭德怀、贺龙、陈毅、聂荣臻元帅等观看演习并检阅了演习部队，全军近1000名高、中级军官参观见学。苏联、朝鲜、越南、蒙古等国的军事代表团应邀参观演习。演习结束时，国防部长彭德怀作了重要讲话，叶剑英作了总结。这次演习全面检验了演习部队的军政素质和诸军种、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丰富了抗登陆作战理论，提高了高级指挥员组织指挥作战的能力，推动了部队的训练与战备工作，为部队组织大规模战役训练和演习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怎样写人民军队

—— 在西北军区·一野文艺检阅大会上的讲话

甘泗淇

1951年5月12日

同志们！文艺队伍是我们现代化国防军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之一。这次把我们西北全军的文艺队伍也检阅了一下，虽然是第一次，表演的还很好，大家有很多的工作成绩。特别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有了这样一批年轻有为的文艺干部，在党的培养教育下，都有了一定的政治修养和艺术水平。你们的前途很大 你们是今后开展全西北部队新文艺的主力。

在今后文艺创作上 我特提出以下四点，供同志们参考。

（一）要有革命的感情：艺术要感动人的，要感动人就得有感情，感情的具体表现是“喜、怒、哀、乐”，就是要从内心里表现出“喜、怒、哀、乐”来。如果把我们生龙活虎的战士写的硬生生的，粗头笨脑的，那就太不近人情了！此次陕西军区的《患难之交》，流露出诚挚的革命感情，所以大家都深被感动。我们是革命的部队，我们的感情是革命的感情，是建立在人民大众身上的感情。乐也是人民大众的快乐；怒也是人民大众的愤怒。

(二) 要有英雄的气概：我们是胜利的光荣的队伍，创造上要表现出我们人民解放军的英雄气概。不要像旧戏中花旦青衣那一套。写我们的战士、干部，要激昂雄壮，气壮山河，不能写成为“扭扭捏捏”“痛懦无能”(在部队里不要提倡扭秧歌)。戏剧歌曲要紧凑有力，痛快淋漓。像一军的《草原进军》，从头到尾都是紧张的，人就喜欢看下去。就是说，我们主要的是要把积极的革命的英雄战士形象，活生生地表现出来，使大家深觉自己要在前进中更前进，积极中更积极。用更积极的英雄来鼓舞教育我们部队前进。切不要把我们部队中个别的思想落后分子写成典型，当为一种倾向去扩大表演。

我们演的戏、唱的歌，要使群众看了亲切、明确。是自己的同志，看见就快乐；是敌人看见就愤怒。我们看苏联电影，如《攻克柏林》《西伯利亚交响曲》等，那些主角人物，就是对同志有感情，对自己的爱人也有感情，这都是革命的感情。我们在创作上，不反对写男女关系，只要是合乎政策，合乎现实，确是革命的感情。我们反对的，只是那些庸俗的伤风败俗的东西。

(三) 要有热烈的场面：就是说不要写的太简单了。过去以为“兵演兵”就只能是兵，以后要放宽。军队也是生长在人民当中，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是包括男女老少都有的。军队中还有军民关系，家庭关系，官兵关系等；你就不能单纯去写兵。人物要写的错综复杂、多种多样一些；故事生动活泼、曲折变化一些，才能演出戏。

彭德怀与甘泗淇在兰州合影

在演出上条件允许，也可讲究讲究，在城市里搞灯光布景是可以的(农村里，当然办不到，那就要提倡露天的群众的集体娱乐)。看戏就是要红火热闹，他才爱看，爱看了才能教育他。如果弄得冷生生地，他就会不愿意看，更谈不上教育了。有的戏上，讲话开会太多，枯燥无味，那是必须纠正的。

(四) 要表现出快乐的远景：就是说要体现出光明伟大的前途。我们的部队，为了革命，什么艰苦困难流血牺牲都不怕，就是要看见革命的前途。我们这些年，算是艰苦备尝了，现在胜利了，土气扬眉了 新的光荣任务，摆在面前，伟大的前途，马列主义的理论，毛主席的思想，正在活生生的事实中体现出来，这是一个何等令人兴奋愉快的情景！

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就应当把这些光明的前途，形象的鼓舞我们的干部与战士前进！在文艺上要看见我们的幸福光明，再不要还是苦。像《患难之交》上，“老头”死了，朝鲜同志也死了，给人看了不好受，活着不更好吗？我觉得用革命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多写出活生生的英雄人物，在今天，是非常必要的。戏剧是要编的，古人说：“无巧不成书，不编不成戏。”这是有道理的。文艺工作同志们！希望你们以正确的思想，写出幸福的远景，来鼓舞大家为了这个远景而奋斗啊！

最后，要大家好好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因为它就是革命艺术的灵魂！要深入群众体验实际，实行集体创作，因为它就是高贵作品的基础。望同志们大胆去写，以后每年要开这样一次大会，来检查工作。祝大家飞跃的进步。

魏巍，本名魏鸿杰，笔名魏巍、红杨树，中国当代作家、诗人。

1920年魏巍出生于河南郑州。1942年创作长诗《黎明的风景》，1938年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1951年4月11日，在《人民日报》刊登他的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全国反响热烈。1952年完成中篇小说《长空怒风》，1956年完成电影小说《红色的风暴》 ，1978年创作长篇小说《东方》，获第一届茅盾文学奖。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魏巍同志曾经对李贞将军进行过一次独家采访。

李贞与家人蒋永红、刘志红留影

在甘泗淇、李贞将军的孙辈家人蒋永红和刘志红的帮助下，笔者胡山找到了魏巍同志留给后人的此篇珍贵文稿《访李贞将军》，刊载于《中国妇女》杂志1957年第8期。

透过这位著名新闻记者和文学巨匠的生动笔触，我们好像穿越了时空一一李贞将军卓尔不群的革命成长经历和为理想信仰出生入死的英雄风采，栩栩如生地映入了眼帘……

访 李 贞 将 军

魏 巍

1957年7月13日

在我们人民解放军里，有一位女将军，这就是李贞同志。“中国妇女”的编者老早就催我访问她，把她的故事写一点出来。这对我也是一件饶有兴味的事。我很早就听说，李贞同志是我们军队中最早的战士之一，并且原来是个童养媳。一个童养媳成长为一个将年，这恐怕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少有吧！革命，中国革命，是充满着多少奇迹的画卷！

我们到她家里访问了她。

李贞同志，已经是四十九岁的人了，可她中等略高的身材，看去仍然十分坚实。这是只有经过劳动、经过风浪才可能有的那种坚实。她穿着米黄色的衬衫，灰色长裤，赤脚穿着凉鞋,一头浓密的黑发稍稍梳向脑后。很快我们就感觉到她具有一种热情、坦率的军人风度。

“谈些什么好呢？”

她燃起一支烟，问我们。

我说，“就从童养媳谈起吧。”

“好，就这么谈下去。” 她说。“这怎么会忘记呢，那时候，平均每天至少挨打一次。直到今天，我还常常做这样的梦：上山砍柴，天黑了，下雨了，心里着急赶不回家去。常常急得出一身冷汗。……

我们靜静地坐在藤椅上，在一棵古槐下，我们听李贞同志叙说起她自己的身世……

李贞同志，是湖南浏阳县永和市小板桥人。她生在只种着两亩牛租田的贫农家里。十岁上死了父亲。李贞同志姊妹六个，一个寡妇母亲领着怎么过活呢，她和姐姐都是六岁的时候， 就送给人家当童养媳去了。当送往别人家去的时候，大人哄着说，人家没有女孩儿，很喜欢女孩儿，是到人家做女儿的。六岁的孩子，还真以为是这样。谁知到了别人家里，人家却有三个女孩儿。婆家的姐姐说：

“嘻嘻！你还不知道哩，你是给我弟弟当老婆的！”

李贞哭了。从此后，许多繁重的劳动，都压向这个小姑娘的身上。

另外，还要背嫂嫂的男孩子，那个男孩子比她还大一岁。六岁的孩子砍柴，砍了不会捆，捆上又挑不起，这就要挨打。大盆的水端不动，也要挨打。把嫂嫂的男孩子摔着，就更要挨打了。那个比她大四岁的未婚夫，嫌衣服洗得不净，竟也要揪着辫子打人。

没有法子，只有逃回娘家去。可是,自己的亲娘也不能不忍疼打她几下再送回来。李贞满肚子的委曲，到那里去申诉呵！只有和近处的几个童养媳，在打柴打草时，说上一场，哭上一场。从这时起，在她年幼的心灵里，就总是缠绕着一个念头：

怎样才能脱离这个家，世界上还有没有一条另外的路。

(左起)李贞的六妹、大姐和李贞1959年在湖南省株洲市合影

李贞长到十五六岁，胆子就更大了些。一天，她跟要好的几个童养媳计议着，想偷偷离开家，跑到城里去做女工。两个大些的童养媳说：“路费怎么办呢？再說，咱们又不认路。”

李贞又跟姐姐商量。姐姐说：

“抓回来会要把你打死的！”

李贞说：“打死就打死。”

姐姐又说：“如果到外面找不到事，可到那里去呢，外面骗子又多得很。”

李贞犹豫了，但是她的这条心是不死的。不久，事情暴露了，嫂嫂听到了。嫂嫂说：“好吧，你跑吧，上了天也要把你抓回来，入了地也要把你挖出来！”

一次，李贞到上山砍柴，碰上了倾盆暴雨。等她把柴担回家来，就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这时候，全家人也都从田里劳动回来，因为没有干衣服换，就骂她没有把衣服洗出来。李贞气急地说：“我也到山上砍柴了，哪里有工夫洗呢！”

家里人因为她顶嘴，就抓起东西来痛打她。李贞前思后想，逃又逃不掉，走又走不脱，天地虽大，哪里有可怜的童养媳的一线生路！她想到这里，就穿着一身湿衣服，披头散发地跑出去，想扑到门前的水塘里求得一死。等到她被左邻右舍追回来、挡回来的时候，邻家的刘家娑婆含着满眶热泪，安抚她说：“旦娃子，女人就是女人呵，女人是受不尽的苦呵！你看我六十多岁了，还要上山砍柴，还要挨骂，女人就是女人呵……”

李贞同志说到这里，靠在藤椅背上，沉重地抽着烟。

这就是她还常梦到的沉重的一段。

但是，历史不可能是一潭死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风暴震撼着李贞的家乡。

一九二六年春天，李贞已经十九岁了。为了摆脱不幸的命运，她还是想到城里做女工去。

这时候，姐姐悄悄告訴她本地建立了妇女组织，“要革命！”

革命，多么新鲜的字眼呵！当时的李贞虽然还说不出它的意思，但是她仿佛意识到，这会给自己的命运带来一些改变。她就在妇女会的表上填了名字。就是“李贞”这两个字。在这以前,她一直被人喊作“旦娃子”，十八九年来连一个正式的名字都没有的。

李贞是勇敢的。尽管婆家威吓她，说要砸断她的腿，叫她“出得门去，进不得门”，但是她捉迷藏似的，在家乡的丘陵上躲着。而且，她很快就剪了自己的头发，像现在男同志的头发那么短。她包了一块手巾回家，被娘发觉了，娘照脑后就是两棍子。娘说：“你是做了媳妇的人哪，要剪到你家里去剪，为什么到我家来剪？”

李贞回答说：

“谁也要剪的，这是潮流！”

说到这里，李贞同志还交代说，从这时起，一直到抗日战争，在十多年中间，她的头要一直是这么短，乍看像个男孩子似的。以后她在游击队里当侦查员，有时装男，有时扮女，都很方便。当然也出过一些笑话。比如在冀中平原，一次李贞同志到女厕所解手，一个农村妇女闯进去，以为她是男同志，就骂：“你为什么到这里？”

她开玩笑地说：“给你们加点肥料嘛，又没到你房里去！”

那妇女看她笑笑的，把她的军帽一摘，疑惑地说：

“你到底是个男的，是个女的？”

李贞同志说：“你看呢？”

两个人都笑了。

从这时起，我们这位勇敢可爱的“男孩子”，就开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她常常手提着一个装着文件的草篮子，随着共产党员们到处去发动群众，组织工会、农会、妇女协会、儿童团。不久，她就担任了区妇女协会委员。

1927年的三月，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紧接着黑云滚滚，严酷的考验就来到了。

李贞的母亲贝兴生像

蒋介石反动派动了“马日事变”。对共产党人开始了血腥的屠杀。

怎么办呢？区上办公的地方已经被“剿”，李贞也受到通缉。回家么，有家难回；到亲戚家躲起来么，又怕亲戚受了连累。镇上、村上到处是搜索队，大路上还守着地主的庄丁，正要捉拿共产党员去给被杀的土豪劣绅祭灵。同志们被杀的被杀，逃到外地的逃到外地，还有一些经不起考验的人，消极了，叛变了。这对入党还不到一个月的李贞同志，不能不是一个严酷的考验呵！

然而，李贞是记得她的入党誓言的。她对自己说，不管怎样，我永远不能叛党。

李贞在深山里藏了几天之后，决定回家筹借路费，到城里去做女工，把自己暂时地掩蔽一下。她偷偷回到家里，母亲还当她早被杀了呢，见面大哭了一场。自首分子李承斌等三人，听说她回来了，来劝她自首，被她抢白了一顿，羞惭而去。这时候，母亲就悄悄问她是不是共产党。李贞气恼地说：“你问这干什么？”

母亲伤心起来，她说，“娃子，娘只能生你的身，不能生你的心呀，你给娘说，娘还能害你？”

“是共产党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你要不是，那还说什么呢；假若你是共产党，……” 李贞望着母亲，听着她下面的话。母亲说：

“假若你是共产党，好汉做事好汉当，你就决不要自首！……你要自首了，势必要把别人都供出来，这是损德呀，娃子！”

李贞感动地扑到母亲怀里，落了几滴眼泪。母亲又说：“我看出你的样子，是要干下去的。共产党现在是倒霉的时候，可是石头也有翻转时！”

“娘，你怎么知道会成功呢？”

“我怎么知道？你没看，共产党都是些好人哪！”

当晚，母亲匆匆卖了粮食，请人驾了一只小船，把女儿送到城里。不久，李贞就在一个税务局职员的家里做了女工。

在李贞同志叙述到这一段的时候，她以无限的深情怀念着自己的母亲。她说，“说也奇怪，我的母亲并没有受过什么高深的教育，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可是她给了我多大鼓舞呵！”

李贞还说，在游击队里的时候，隔两三个月不见母亲，就觉得闷得很，那怕路过看她一面，母亲给煮上一个鸡蛋吃吃，就觉得无上的愉快。

可是自从李贞同志长征以后，就再也没见过母亲的面，解放以后，才知道母亲在遭到日本鬼子的痛打以后，去世了。

李贞同志把快烧着手指的烟蒂，放在烟缸里，竭力压抑着自己的感情。

革命的火焰，既然烧起来，就不会熄灭。不久，秋收暴动的工农队伍攻克了醴陵，接着又解放了浏阳。李贞还在枪声激烈的时候，就从那个税务局小职员的家里跑出来，和党又取上了联系。接着她被任为当地支部书记，受命组织群众继续向敌人进行斗等。

不久，李贞同志和几个共产党员从一个团丁(地主武装)那里夺得了第一支枪。一九二八年春，彭老总又送给他们十二支枪。背枪的都是共产党员。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浏东游击队”的最初队伍。

有了枪好象有了护身符，有了革命的本钱。但是枪怎么放呢，仗又怎么打呢，却没有一个人懂得。大股敌人来了，大伙就分散隐伏在大山上。敌人走了，为了挣饭吃，男的给人家打短工，李贞就给人家绩麻。探得了有利情况，就向敌人进攻。

可是怎么进攻呀，李贞同志回忆到这里的时候，不由地微笑起来了。她说：第一次打张家坊(反动武装团防所在地)，九个人三枝枪，外加一个装爆竹的煤油桶。她一只手拿着枪，一只手提着煤油桶，一进门就放，敌人全吓跑了，也没有打到一个。

另一次，他们住在深山里的一座小楼上，李贞提议外面放个哨，可是队长刘二说：“放哨？放哨不如睡觉！”

结果外面被敌人包围了，门外反上了锁还不知道。部队虽然冲出来了，但是伤亡很大，部队也被打散了。李贞幸亏得到一贫农老汉帮助，扮作一个串亲戚的女人才逃了出来。

开国中将杨梅生(1905-1978)，原名杨勋梅，湖南省湘潭县人

尽管经验这样缺乏，但是人民起义军仍旧顽强地锻炼着、发展着。一支拥有三十多枝枪的“浏东游击队”，终于又组织起来了。李贞同志当了这支游击队的士兵委员会委员长。当时士兵委员会的权力很大，可以决定队里最重要的事情。

当时，一枝枪，简直比生命还要宝贵。可是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一个裁缝出身的战士杨梅生在战斗里把一枝枪丢掉了。

有什么可说呢，按照士兵委员会的纪律，要把丢枪的人立刻枪毙。这是全体战士举手通过的。李贞同志一向是一个坚决勇敢做事干脆的人，如果是对敌人，她可以马上举起枪来，可是今天要动手杀自己人，这就不能不引起她激烈的内心斗争。她，考虑着革命军队铁的纪律的必要，也想着这个裁缝平素的工作、战斗和他的一生，她，辗转不能睡，想呵，想呵，整整地想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她见了队长李石雄。

“是不是可以不杀呢？” 她小心地问。

“什么？”队长吃了一惊。“这是士兵委員会的纪律呀！”

李贞了自己的建议：眼看快打仗了，让杨梅生夺一枝枪回来，免除死罪；如果做不到再执行死刑。

队长沉思了一阵，口气也有些活，他点点头说：“要能做到，似乎也可以咧。不过，万一人跑掉了，那就要由你负责！”

李贞同志得到支持，就马上找党员商量，党员们答应去队员中活动一下。结果，一部分队员赞成，一部分队员反对。有人说：

“哼，我早看出米了，婆婆妈妈！”

这时，李贞又把杨梅生找来。

“你犯了死罪罗，同志！”

“知道。”

“怎么办呢？”

“死吧。”

“有没有办法不死呢？”

他摇摇头。“我也举过手的！”

“再想一想！”

“没有。” 他还是这样说。

1927年，秋收起义时成立的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的部分同志，十年后在延安合影，后排左起：杨立三、陈伯钧、毛泽东、龙开富、周昆、谭希林、罗荣桓、谭政、刘型、杨梅生、胡友才、贺子珍；前排左起：赖传珠、张宗逊、孙开楚、赖毅、谭冠三、胡龙奎

李贞一提自己的办法，杨梅生马上说：“不行。假若你们绑着我去打仗，我怎么夺枪呢？假若不绑我，又怕我跑掉。”

当李贞同志告诉他，党完全相信他，可以让他像普通战士一样参加战斗的时候，这个忠实善良但却略略有些胆小的裁缝噗通一声跪下了，眼里滚下了感激的热泪。……

李贞同志暗暗布置了几个党员帮助他，使他在战斗里能有夺枪的机会。部队当晚就出发打仗。

一乘小轿颤悠悠地在大路上行进着，好象当地娶寡妇一样。轿里藏着枪枝。幷且还坐着李贞同志。

在这场使敌人措手不及的战斗里，杨梅生缴了三枝大枪，还有一把马刀，他又成为一个坚强的勇士了。

李贞在照片背面亲笔标注: 李贞、艾生、李汉珍(刘志红供图)

一九二八年冬，一区苏埃政府成立起来了。但是不断地遭受着反革命队伍的袭击。

这时，李贞同志又调到区政府工作。我们这位剪了短发的“男孩子”，又提着草篮子，打着赤脚，漫游在群众的大海里。

一天，天飘落着大雪。李贞正在萤火洞区政府办公的时候，猎枪响了，喜铳响了，——这是給他们放哨的老百姓发出的警告信号。敌人已经不远。

李贞和游击队员张维，还有一个女同志仓忙地去和游击队取联系。在风雪里，她仍然只穿着单衣，一双赤脚在雪地上咯歧咯歧地走着，跑着。谁知走到半路上就遇着了敌人，她们被逼得没办法，只有钻进一座黑森森的原始森林。

天黑了，敌人又燃起灯笼火把吆喝着，搜索着。

李贞他们虽说冻得索索发抖，但是心里却盼着风再刮大些，雪再下大些，以便把敌人的灯笼吹灭，把自己的脚印儿盖住。

直到后半夜，吆喝声和灯笼火把才渐渐远了。可是也就更觉得冻得难受。李贞的那一双赤脚，冻得像貓咬的一样难忍，经张维提醒，李贞把草篮子包文件的包袱皮儿撕开，把脚包住。

他们就这样捱了一夜。天色亮了，向哪里去呢？萤火洞被敌人占了！要穿过这座森林，向另外方向去吗，一眼看去，树林阴森黑暗，枝干密密地纠结着，钻也难以钻过。这时候，李贞说，就是从树上爬，也要爬过去。说着，他们三人就这么像猴子一样，从这棵树又爬到另一棵树。那个女同志，没有爬惯树，再加上心慌，手抓着树枝就发抖，手脚都刺破了。

大约五里路的原始森林，他们整整地爬了一天。等到爬出森林的时候，三个人已经是衣衫褴褛，满身血迹了。他们到了一家老百姓家里，老婆婆还当他们是被反革命抓住拷打后逃出来的。后来听说是从山上森林里过来的，老婆婆叹息着说：“唉，伢子，你们受苦了。我活了六十年，都没有听说有人从这山上走过。”

老婆婆告诉他们，再不能往前走了，敌人正要血洗这块地方。老婆婆有一个儿子又傻又楞，坚持着要他们再藏到山上去。

“我们吃什么呢？” 李贞笑着 。

“我给你挑番薯去！”

“下雨又怎么办？”

“我给你送蓑衣呀！”

老婆婆的儿子看样子不能留下他们，只好失望地给他们每人两块大红薯，送他们上路。

当李贞同志叙税到这些艰苦斗争的时候，总是对当时的劳动群众，流露着深厚的感情。她还清楚地记得，在他们越过敌人重围的一个深夜，天气又阴又黑,他们迷失了道路。这时，他们叫开一家的房门，谁知却是一个孤另另的拐子。这个拐子，多少年连十里以外都没有走过。可是，当他听说他们迷失了道路，他毅然决然地锁上门，要给他们带路。他说：

“伢子，反正我是半条命了，只要救了你们就好了。你们还有出息，你们为老百姓……”

“老伯伯，你怎么知道我们为老百姓呢？”

“唉，你们是共产党，你当我不知道！”

在漆黑的夜里，他拄着拐杖，跌跌撞撞地走着。同志们于心不忍，就背起他走，他们一起走着漫长而艰难的路。

1938年李贞同志(右第一人)在晋西北(魏巍《访李贞将军》文章配图)

李贞同志遇到的最艰险的战斗，要算十八折战斗。

这时，她已结了婚，并且怀了四个多月的身孕。头天晚上，她给游击队员们洗了衣服，还没有很好休息，第二天一早就发现了敌情。这场战斗，直打了一天，最后被迫退到深山里去。山里没有人家，他们只有采些野桃，不成熟的牛心桃还有映山红充饥。这样的苦日子过了一个礼拜。

接着敌人又继续压过来，这时只剩下了李贞等五个人退到子狮崖上(原文如此。应为祖狮崖。以下同。一一笔者胡山注)。一看，后面却是好几丈深的绝壁。敌人包围过来，也不打枪了，大喊大嚷要捉活的。在这危急的时刻里，李贞同志说：“我们不能让捉活的，我们要往下跳！”

大家还在犹豫，李贞把眼一闭就跳下去了。

等到李贞醒来的时候，她睁睁眼，满眼都是黑的，什么也看不见。呆了好一阵，还是觉得大山在转，用了满身气力，脖子也抬不起。

也不知道呆了多长时间，她才又醒过来，看见队员张维在不远的地方躺着。

“我的脖子断了么？”

她声音很低微地问。

张维的身子也抬不起来，只是微微地摇摇头作了回答。这使李贞的精神觉得好了很多。但是又觉得肚子不得劲，自己勉强挣扎着站起，马上血像泉涌一般的顺着两条腿流下来，马上又跌倒了，晕了过去。

她再次醒转来，才意识到孩子流下来了。但是怎么也看不见孩子在哪里。她又低微地问：

“张，怎么没看见我的孩子呢？”

张维是个二杆子，说话总是楞声楞气的，他用手一指说：

“那是什么，是老鼠么？”

李贞顺他的手指一看，才看見旁边草从里有半尺长一个孩子。她瞪大了眼睛，连孩子身上细软的汗毛都不放过地看着，小鸡鸡像米粒那么大。她爬过去，用双手拾起来，看了又看，这就是她刚才生下的男孩呵………

“埋了他吧……” 她轻声地说。

张维那个二杆子又说话了：

“活人还顾不住，还管他哩！”

“他也是个人哪，张维。” 李贞说。“要是我不看见呢，那也罢了。”

说过，她又往前爬了几步，用手挖了一个坑儿，在子狮崖下把儿子草草埋葬了……

李贞勉强挣扎着，走到一家老百姓家里。老百姓送给她一块破布当月经带。因为情况紧急，李贞不能不继续赶路。虽然裤腿上的血嘎巴把她的两条腿都磨破了，但这一天，她还是赶了六七十里路！下面紧接着又是一连四十多天的行军和战斗。

这一次，确是敌人最残酷的一场“血洗”，到处都是一坑一坑的被屠杀的革命群众。狗和鹰到处在撕食着尸体。就是局面恢复以后好多天，一个人不带枪还不能够走路。狗已经不管死人、活人，见了人就扑了上去。一到天将黑的时候，不知从哪里飞来的鹰群，它们凶恶地向路上的行人袭击着。想想吧，这是怎样的一个世界！李贞同志和她的伙伴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为了中国人民的命运，同敌人做着生死的搏斗。

怀有身孕的李贞毅然跳下祖狮崖

听了李贞同志的故事，我们在座的人都深受感动。不仅使人体会到革命创业者从无到有是多么艰难；而且从李贞同志的身上，体现出中国劳动妇女的伟大。

当她们一经被党的探照灯照亮了道路，她们就是这么心无二志地走下去，走下去。她赤着双脚在荒山野岭上是这么走，在冰雪地上也是这么走，在长征的路上，脚被石子磨烂了，脚趾合不拢来的时候，也还是这么走，走下去。

从六岁到十三岁，她只穿过一身棉衣，棉衣小了，就从两边拆开，镶补一下，下面飘缀着一截布片。

从十三岁直到游击队以后的若干年，她都是穿着单衣或夹衣过冬。从游击队一直到长征结束后的陕北，她才第一次领到一床被子。

然而，她还是毫不沮丧地走下去，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为了崇高的理想，她不知道什么是累，什么是苦，什么是死，什么是名誉和地位，更不管道路是多么漫长，需要付出多少鲜血！……

让李贞同志鼓舞着我们年轻一代更勇敢地前进，也让那些右派先生们看看共产党人到底是什么材料制成的，让他们看到这样的人一头栽到茅坑里去羞死吧。

在我们向李贞同志告別出来的时候，我不断地想着，想着，多好的人呵！这样的人，对于我们的事业，对于我们这个世界，永远是最宝贵的。

《中国妇女》杂志1957年第8期

西山红叶好 化泥更护花

1980年8月，辽宁省《妇女》杂志刊登原发文章《西山红叶好——访女将军李贞同志》，反响热烈。李贞将军从童养媳到开国少将的传奇经历，深深打动广大读者。一位乡村教师刘敏阅读访谈后，给李贞将军写去慰问信。李贞将军亲笔写下回信。

刘敏同志：

收到你的信，我很高兴，我们虽然素不相识，但咱们都是革命同志。你的信不仅对我，也是对所有的老同志和人民解放军的关心和爱戴，向你表示感谢！

你从辽宁《妇女》杂志上看到介绍我的一些情况的报道，我作为一名老党员、红军战士，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的贡献还很不够。报刊杂志应该多宣传我们伟大的党，多宣传社会主义制度，多宣传人民群众。我从一个连自己姓名都不会写的童养媳，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干部，全靠共产党的指引，是党给了我信心和力量。如果没有党的领导，没有党的培养教育，就没有我的今天。我总觉得，党是我的母亲，军队是我的家。党和人民给了我很高的荣誉和待遇，我为党和人民的奉献还很不够。我虽然年纪大了，还想尽心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努力为党多做一点工作。

你是一名小学教员，教师的岗位光荣，责任重大。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育是崇高的事业。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要靠教师去培育，他们的思想品德要靠教师去塑造;他们对人类文明继承和发展的能力，要靠教师去培养。教师的劳动是一种科学的也是一种艺术的创造。我们常常把教师比作蜡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所以，教师是最受人尊敬的。

希望你像园丁一样，用自己辛勤的劳动，培育祖国的幼苗。教育孩子们从小就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劳动、热爱科学，使他们长大了成为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优秀人才。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全党和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努力拼搏，青年人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朝气蓬勃，任重道远，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为了美好的明天，希望你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争做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

祝愿你们全家生活幸福美满，共同进步！也祝愿你辛勤劳动结出丰硕之果!

李贞 1980年12月

李贞将军(图为1978年在香山住所留影)的回信朴实真切，展现了一位老革命对教育事业与教师团队的关爱。

战争年代，和平时期，李贞始终关注下一代成长，关注教育事业。她没有亲生儿女，却以博大胸怀抚养了二十余位烈士遗孤和亲属、战友子女。退居二线后，她多次前往少年宫、工读学校访问，鼓励青少年刻苦学习，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

李贞将军也非常关心教师工作和教师群体，与黑龙江、辽宁、湖南等省的十几位山村教师交了朋友，多次向他们捐赠书籍、物品和资金。她听说有一位山村教师患了关节炎，就多次托人买药给她治病。1985年，李贞将军在教师节上为教育事业题词：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在我国军工科技资深专家、原国家图书馆信息网络部主任、文化部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建设管理中心总工程师刘晓白老师热心帮助下，笔者胡山终于找到了1980年刊于辽宁《妇女》杂志上的这篇珍贵访谈文章。

西山红叶好

一一 访女将军李贞同志

理召 德华

她朴素到了极点。身为解放军高级干部，年七十三岁高龄，她仍然亲自在宅旁的园地里喂鸡、种菜，保持着一个劳动者的本色。她的思想也惊人的朴素。从大革命时代起，她在地方上打过游击，参加过秋收暴动，走过二万五千里的征途，保卫过大西北，直到跨过鸭绿江，顶着枪林弹雨为志愿军当高级“司务长”。尽管她有过这许多功绩，却没给自己留下一页记载荣誉的材料，象水晶那样晶莹透明。她，就是我们这里要介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个女将军、现任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顾问李贞同志。

北京初夏一个凉爽的早晨，我们驱车到北京郊区的香山脚下，拜访了李贞同志。她身着草绿色军装，头发已经斑白，戴着副老花镜，神色略有些憔悴。交谈中，才知道她不久前得过一场肺心病，出院刚刚一个多月。她的会客室里摆着几张破旧的沙发和两把已经没了靠背只剩下竹架的藤椅。墙壁上除了一张毛主席的照片，没有任何其他装饰。

李贞同志谈话很亲切也很随便。她半卧在墙角避风处的一张沙发上，说着今天要干的事情，她正在为落实干部政策而操劳，说到文化大革命中那些荒唐的遭遇，也谈到数十年烽火连天的战斗岁月。每当谈到兴起处，她就倏然从沙发上立起，移坐到那只破藤椅上，声音也高亢起来，那口气，那神态，根本不象个七十岁的老人，正象是驰骋沙场指挥若定的军人。

(一) 妇女应当自立

李贞同志生在湖南浏阳一个贫农家庭，姊妹六人。六岁上即因家境困难被送出去当了童养媳。她放牛、帮工，砍柴、担水、做饭，时常挨打受气。小姑娘不堪忍受，思忖着一条出路。稍大，十五、六岁时，这个倔强的女孩子开始反抗，要挣脱锁链，冲出牢笼。一九二六年春，不顾周围的压力，她毅然参加了当地的妇女协会，第一次使用自己正式的名字：李贞。接着，她就投身到繁重的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大革命的洪流中。一九二七年她参加了共产党。

在白色恐怖的残酷岁月里，她坚决走着自己选定的道路。李贞同志积极参加了秋收暴动，从敌人手中夺得了枪支，组织了“浏东游击队”和敌人展开殊死斗争。此后，李贞同志一往直前,与中国革命同呼吸共命运,为革命奔波、操劳、战斗,数十年如一日。她的革命实践和经历，为妇女解放树立了有力而鲜明的榜样。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李贞接到要她进抗大学习的通知。这个参军前一个字也不识的贫农出身的干部，这时早已懂得许多革命道理，认得许多字了，并且有一度她还做过部队宣传工作，可是进抗大学习还是她日夜渴望的事儿。她卷起铺盖卷来报到，正准备给自己挖窑洞，抗大教务长罗瑞卿同志找到她:

“组织部找你谈话呢！”

李贞同志一面挖着窑洞，一面说:

“书还没念成，窑洞还没挖好，可别调我工作。”

罗瑞卿同志笑笑说:

“同志，还不知道找你说什么呢？怎么能不去呀！”

李贞同志放下铁锹就到组织部去了。找她谈话的是组织部长李富春同志。他向李贞讲起了大道理，从前方如何保护后方说起，又谈到后方所应承担的责任，一时说得李贞同志摸不着头脑。到最后，她才弄明白原来让她到八路军妇女学校任校长。听说几个前任校长都比较斯文，管不住这支来自四面八方的娘子军。李贞同志勉强答应说：

“让我先干三个月，以后再说。”

她来到妇女学校校舍，看见窑洞没装门窗，地是潮湿的，炕也没修好，饭做成了夹生饭。李贞同志开始设法稳定军心，除加强思想教育外，组织修好窑洞，管好伙食，亲自到西安买来了篮球、排球，又设法找粮草。

最让她头疼的是，这里有少部分正闹“集体离婚”的女兵。大概是男方提出离婚要求，女兵串连起来，准备大打出手，打完一家再打一家。李贞同志就开始给她们上起政治课来：

“这里可是毛主席领导全国抗日的地方，是党中央的所在地，得考虑影响呀！”

“你们好好想想，男同志到这里是来革命的，不是来当老公的。”

“老公要离婚，因为你们文化低。有了文化，还怕找不到好对象呀！”

另方面，李贞同志又狠狠批评了那些要离婚的男同志。

解放后，李贞同志到南方视察工作，恰好碰到了当年离婚的一个女兵，如今已是某厂厂长了。这位老战士一见到当年的老校长李贞同志，激动得抱住她又是哭又是笑。

“别出洋相，我后边还有客人呢！”

李贞同志见她很高兴，便鼓励说：

“我们妇女一定能自立，不要依傍丈夫过日子。”

对待敌人，李贞同志是顽强的、冷酷的；可是对待自己的阶级弟兄，她却情同手足。在大革命时期，一次战斗中，有个叫杨梅生的裁缝把步枪丢失了。按照当时的纪律，丢枪是要枪毙的。当时任士兵委员长的李贞同志下不了狠心，苦苦想了一夜。第二天，她找到队长小心翼翼地问道：

“能不能不杀杨梅生？”

队长大吃一惊：“这可是纪律呀，怎么能婆婆妈妈的呢？”

李贞同志提出，枪丢了还可以再夺来，人死了就再弄不回来了；不如让这个游击队员去夺敌人的一支枪，免除死刑。队长勉强答应了，还说如果夺不来枪，仍要判处死刑。

李贞同志又去做党员和其他游击队员工作，最后把那个丢枪的队员找来。

“你犯了死罪，同志。”

“知道。” 杨梅生难过地低下了头。

“怎么办呢？” “死吧。”

“能不能不死呢？”

裁缝摇摇头，“我自己都举过手赞成这个决议的呀！”

李贞同志就开导他，如此这般，让他在战斗中夺枪赎罪。裁缝听着听着热泪流下来，噗通跪到李贞同志面前了。当天夜里，李贞同志事先布置好几个游击队员，暗中保护协助他夺得了三支大枪、一把马刀归来。

在抗日战争中，她非常关心留在后方的那些残废军人。每见他们信心不足，就鼓励他们，给他们讲革命发展的大好形势，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困难，大家都把她当成老大姐。许多残废军人，在她的帮助下组成了美满的家庭。

“我这个人一向刚强，说做就做，可就有一样，对自己同志总不愿轻易下判断处理人。”

解放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李贞同志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一个案子来了，往往十分复杂，一下子搞不清楚，很伤脑筋。

李贞同志绝不轻易做结论，她坚持一条原则，就是慎重、过细。比如，她受理的一起控诉干部“强奸杀人”案，经办此事的人要求枪毙这个干部。李贞同志又费思量了，“先把人关起来，别杀，再调查一下。”

经过许多天的调查，终于弄明白这是一起诬告案。她终于救出了一个好同志，避免了一起冤案。

李贞同志自己，在过去一次寡不敌众的战斗中，曾因跳崖流产了一个孩子。此后，她没有再生育过。(原文如此。此处不准确。李贞长征期间与甘泗淇怀上的一个孩子早产，因条件艰苦，不幸夭折。一一笔者胡山注)

长期以来，她抚育了不止一个烈士的后代。他（她）们在李贞同志抚养下长大成人，如今都在不同的岗位上为祖国四化贡献力量。对那些为革命贡献了自己儿女生命的老人，李贞同志也想方设法给他们以精神和物质上的帮助。有个李贞熟识的同志在战斗中牺牲了，李贞同志马上给他的父母写信，说自己就是他们的女儿，并且时常寄钱接济他们。

(二) 还是要安定团结

在十年浩劫中，李贞同志和其他几位丧偶的老同志曾被打成“寡妇集团”。对此，我们问李贞同志是怎么回事。

“造谣！” 李贞同志愤慨地说，“捏造这个‘寡妇集团’的罪名是封建的、愚昧的，也是无耻的。你们听见过历史上有过‘寡妇集团’这个名称吗？”

林彪那一伙，为了迫害贺龙同志，有意捏造了这个所谓的“寡妇集团”，目的是想从政治上把一些革命同志搞臭，以便他们抓军权。他们想整罗荣桓同志的爱人林月琴同志，李贞同志当然也在被整之列，后来又株连到任弼时同志的爱人陈琮英同志、刘亚楼同志的爱人翟玉英同志。谭政同志还活着，他们把谭政同志的爱人王常德同志也裁赃诬陷为“寡妇集团”成员之一。李贞同志又解释说，“寡妇集团”还只是先吹风，真正的原因，是他们故意以“二月兵变”为由，打倒一大批军内的老干部，以便他们取而代之。

这样，从一九六八年二月开始，李贞同志先被关了四年，后来又被弄到湖南软禁了六年，前后挨整达十年。

这期间，她面对林彪、“四人帮”的迫害，进行了巧妙而坚决的斗争。有一次审讯时，专案组的人先喊起口号来：“打倒贺龙！” 李贞同志在被告席上，昂然而坐，一声不吭。此时此地，沉默就是抗议。

下午的审讯又开始了。专案组的人又喊起口号来：“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 李贞同志冷漠地看看那些人，默然无声。她不祝那个早该死去的蟊贼健康！专案组的人暴跳如雷了：“你敢不喊口号！老子揍你，妈的，老顽固！”

李贞同志嘲笑他们说：

“你事先又没告诉我要喊口号，以后是不是先通知我一声呀！”

“严肃点儿！”专案组的人恼羞成怒。

“要是严肃起来，我还真得考虑考虑该不该喊呢！”

李贞同志寸步不让。专案组的人要她搞“早请示晚汇报”那一套，遭到李贞同志的痛斥：

“汇报？工作还没做，就汇报，汇报什么？！你们这是向领袖讲假话，吹牛，欺骗领袖！”

专案组问她认不认识江青，企图摸清她对江青是否有不满情绪，以便更狠地整她。李贞同志颇有深意地回答：

“又认识，又不认识。从前在延安，她演戏，我看戏；她在台上，我在台下。至于我去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嘛，就用不着请示她。”

一席话说得专案组哑口无言，讨了个没趣儿。

几十年的战斗生涯，在李贞同志的身上留下了不少疾病，她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又做了胆切除手术。有一回，几个看管她的年轻女兵，要她当面吞下安眠药。

李贞同志借此大大开导了她们一番：

“敌人的子弹没吓倒过我，我不怕死，难道我自己倒要自杀，叛党？！”

“真要自杀，办法有的是，从衣服上撕根布条勒死，把被子盖紧点儿，闷死。我不干这种事儿。”

“你们迫害我有什么好处？你们都还年轻，真要把我逼死，你们就要变成杀人犯，有多不好！将来还得受党纪国法的制裁！别干这种事儿。”

这番义正词严的话，把那些女兵说得涕泪俱下。

尽管有这许多令人痛心的事情，尽管自己被置于“敌人”的处境，李贞同志仍然襟怀坦荡，以自己是个压不垮的共产党员而自豪。

十年后，当李贞同志冤案平反，她从湖南回来，挨门挨户去拜访那些整过她的人。这些人有的向她请罪，有的向她道歉。李贞同志风趣地说：

“不打不相识，你们别向我请罪，向党请罪好了。我只要党说我不是反革命，只要这一句就行了。我只怪你们水平低，把别人都看成坏人，就你们自己是好人。风浪随时会有，自己要吸取教训。只要回到党的路线上来，我们还可以合作一道为党工作。”

说到这，李贞同志严肃对我们说：

“我们还是要按中央精神办事，要安定团结，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

这次访问，从上午十时一直继续到下午三时。临近中午，我们打算告辞，但李贞同志却象指挥员一样命令我们: “吃饭，不许走！”说着，她便亲自下厨房给我们做起饭来。

我们在李贞同志家吃了一顿极为简朴而又可口的午饭。菜是她自己种的莴笋，煎的鸡蛋，是她自己喂的鸡下的，其余是她自己泡制的小菜。在厨房门口的走廊上，摆着十几个泡菜坛。李贞同志腌渍了许多辣椒、大蒜。

我们要求李贞同志休息一下。她笑着说：“我只要有工作做，有话说，就不累。”

她说她个人没有任何负担，唯一感到担心的是下代人能不能接好老一辈革命者的班。

说起将来如果有什么战争，李贞同志说道：“我还可以干干后勤，做做动员组织群众的工作。人只要有口气，就得干！”

从李贞同志那里回来，一路上，一个既平凡又高大的革命女性形象总在我们脑里萦回。记得有人说过，凡是无垢，凡是纯净，其本人永远不知道他自己的神圣。又有人说过，天才的艺术家，名副其实的政治家，真正的诗人，统率千军万马的将军，一切真正伟大的人物，都是很本色的，而他们的本色就使你觉得和他们平等。我们见过不少人物，而李贞同志就是具有上面所说的那种高贵品格的人。

李贞同志戎马倥偬的大半生，是和人民的利益、革命的利益熔为一体的。因而，凡经她所做的工作，处理的事情，就绝非一般地执行完成任务，而是渗透着她那充满淳朴的、热诚的感情。

让全世界看看，我们革命者，我们共产党员引以为骄傲的女将军，究竟是什么样的特殊材料制成的。

1980年8月 辽宁省《妇女》杂志

《开国女将军李贞》由刘甫名、王少曦、朱赫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全国著名拥军模范、“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的孙女李秀玲读美篇《铁血戎马忠贞烈 天地日月双星辉》有感:

当我看到胡山老师作的美篇《铁血戎马忠贞烈 天地日月双星辉》时，美篇中李贞、甘泗淇这对唯一的开国将军夫妇的照片引起了我的关注，更产生了怀有敬仰之情的亲切感！

1956年，奶奶戎冠秀到北京参加全国拥军优属表彰大会，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甘泗淇上将，在会议期间特意看望了我的奶奶戎冠秀，一位农村普通的小脚妇女，并留下了珍贵的两个人相互交流的照片；他的夫人——开国女将军李贞，在1957年全国第三次妇代会、1978年全国第四次妇代会期间，经常与奶奶戎冠秀交流畅谈国家大事，也分别留下了珍贵的合影照片。尤其是1978年，奶奶戎冠秀和李贞将军头挨着头、开心愉悦的合影照，还刊登在1978年《中国妇女》杂志的封面上。

这三张照片让现在的年轻人看来很普通，可照片背后的故事折射的是浓浓的军民鱼水情！

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穷苦人都生活在吃不上饭、穿不上衣服的受人剥削和压迫的苦难日子里，其中就包括奶奶戎冠秀和李贞将军。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人民军队把穷苦人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人民才翻身得解放。为了赶走日本帝国主义，打败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翻身解放的革命根据地的人民，宁可自己不吃不喝，也要倾其所有来支援我们的人民军队，为了发展壮大自己的军队，革命根据地、老区人民，明明知道上战场就意味着牺牲，还义无反顾的将自己的儿女送上战场，这就是军民鱼水情呀！

奶奶戎冠秀是老区人民的代表，更是全国人民的代表，甘泗淇、李贞这对从战争年代走来的将军夫妇，对党民、军民鱼水情的感受当然深刻！

在奶奶心里，军队上的人都是她的儿女，都是她永远记挂的亲人！在甘泗淇、李贞将军心里，人民永远是军队的靠山，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人类社会车轮滚滚向前的根本动力。所以，他们对戎冠秀和像戎冠秀一样千千万万的人民，永远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

2024年1月27日

昆仑是你巍峨 泰山是你气魄

秦砖啊汉瓦 铁马金戈

五千年的历史长河

一代代传承薪火

一路走来都是故事

还有神奇传说

长江是你脉搏 黄河是你性格

风雨啊沧桑 崎岖坎坷

五十六个民族携手

一年年耕耘收获

一路走来都是丰碑

还有绚丽花朵

我的祖国叫中国

你在追梦路上 向往美好生活

勇于变革朝气蓬勃

我的祖国叫中国

贫苦农家女儿“旦娃子”

古城长沙城东、城西分别有一座大围山和一座大沩山。城东的大围山在浏阳县境内。据古《浏阳县志》记载：

大围山，距县有百八十里，一名有裨山，耸拔出云表，冈峦迤衍，自成丘壑……按大围山脉南自江西来逾凤凰岭入铁树关。东迤尽匡庐，北边岳之平江，其西衍为连云石柱山屏立。山北与南来列峤左右相望，如城似宫，故名大围。

源于大围山的浏水，即有九道湾的浏阳河。浏阳河的上游有大溪、小溪两条支流，于杨潭乡双江口合流，再向西南蜿蜒而行，斜切长沙县境，流入湘江。

1908年1月20日早晨，大围山外、浏阳河流经的永和镇小板桥乡窑前村一座小山脚下的一栋破旧茅屋里，一个女婴诞生了。户主李光田是一个身材不高的朴实农民，以租种地主家里的田为生，一辈子勤勤恳恳，老实肯干，却始终摆脱不了被奴役和压迫的命运。他的堂客叫贝兴生，这是他们夫妇生育的第二个女儿。

尽管李光田对出生的不是男孩而是女孩有一丝隐隐的失落感，但看到眼前的女儿胖胖的脸蛋和那双微微睁开的双眼，黑黑的眼珠子晶莹透亮，竟是那样可爱，眼睛一亮，父爱顿时在心中燃烧起来。因孩子是早晨降生的，他为女儿取名为“旦娃子”。做父亲的相信，早晨出生的孩子，又是在快过年的时刻，女儿或许将来衣食无忧，是个富贵命。

“旦娃子”改名李贞

20世纪初，民族灾难深重，国家积贫积弱，民不聊生。李光田、贝兴生夫妇生育旦娃子后，又接连生育了两个女儿。由于生活艰辛，在旦娃子刚满6岁时，夫妇俩被迫将心爱的女儿送给别本镇柞树湾行医的古姓人家当童养媳。婆婆的歧视和打骂，使幼小的旦娃子受尽封建礼教的折磨。

瘦小羸弱的李贞在古家每天承担着数不清的劳作，洗衣、做饭、挑水、劈柴，还要带古家比自己小的孩子，稍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或是流露出反抗的情绪，就被古家人又打又骂，身上经常带着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未婚夫古天顺比她大4岁，对待自己的父母很是孝顺，但对李贞却极为苛刻，不允许她有一丝不顺从的地方，常常和家里人一起欺负李贞，稍不如意就对她拳脚相加，打得李贞鼻青脸肿，血泪交流。数年来的童养媳生活，李贞自己都不记得挨了多少打骂，吃了多少苦头，但却更加激起了她心中反抗的怒火和叛逆的精神。

李贞度过了10年不幸的童养媳生活，长大的她出落得亭亭玉立，并显现出了过人的胆识。她听说城里在招女工，就悄悄找到几个要好的朋友，这几个朋友都是和她有着一样悲惨命运的童养媳，大家聚在一起，商量着离开老家去城里做女工。李贞的婆婆知道后，十分害怕李贞会一去不返，马上让儿子古天顺和李贞举行了旧式婚礼，试图用婚姻来捆住李贞一辈子。可婚后李贞与古天顺的生活毫无幸福与甜蜜可言，长期的打骂让李贞对古天顺难以生出好感，特别是丈夫古天顺脾气暴躁、动辄打骂，使二人的关系更是雪上加霜。一次李贞到山上劳作时，被雨水淋得全身都湿了，正巧古家人也从田里回来，也被大雨浇透，婆婆责怪李贞没有及时把洗好的衣服晾干。李贞不由得说：

我也上山砍柴了，哪里有工夫洗！

古天顺见李贞跟母亲顶嘴，抄起一根棍子，劈头盖脸把她打得遍体是伤。绝望之下，李贞哭着就向门前的一个水塘扑去，但求一死。左邻右舍纷纷赶来拦她，邻居的婆婆含泪安慰道：

旦娃子，女人就是女人，女人是受不尽的苦啊！

可是李贞偏偏不认命。她的心中有着太多的不甘与反抗，期待着妇女解放的希望与曙光。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开始领导人民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李贞终于迎来了改变妇女命运、改变自己命运的历史时刻。1926年，革命的浪潮席卷了南方，浏阳成为中国革命的策源地之一。李贞的姐姐来找她，告诉她永和区里来了共产党，能让穷人和妇女翻身解放。从小受尽封建制度折磨、具有坚定叛逆意志且性格果敢泼辣的旦娃子，激动不已。

1926年8月的一天，旦娃子经当地妇女领导熊淑彬介绍，来到时任永和区委书记张启龙办公室，报名参加妇女协会。

张启龙，浏阳县永和镇澄潭村人，毕业于浏阳师范学校，是浏阳地方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他与一位妇女干部结束后，走到旦娃子身边，问她叫什么字。熊淑彬回答：

她叫旦娃子，是小板桥乡柞树湾古郎中家的媳妇。从小做童养媳，受了不少苦，革命情绪很高。

张启龙凭工作经验，知道这将是一位具有坚定革命热情的人。旦娃子脸上掠过一阵潮热。她从出生到现在，就只知道自己姓李，家里人和认识她的人都叫她“旦娃子”，她没想到一个人的正式名字有那么重要。

既然问起这个事，看来真需要个正式名字。她鼓足勇气说：

本来就没有正式的名字嘛，你给我取一个名字好不好？

旦娃子纯真的感情、天真无邪的神态令张启龙感动，他乐呵呵地说：

好，我给你取一个正式名字。有了正式名字，你的革命热情会更高，今后做革命工作也更方便。

他走到妇女协会办公桌前，用毛笔蘸了墨汁，问她姓什么。旦娃子望着张启龙，轻声说姓李。张启龙站在桌前想了想，用毛笔在纸上规规整整地写了一个“贞”字，然后把写了“贞”字的纸拿到旦娃子面前，告诉她说：

这个是“贞”字，你的革命热情很高，又是做童养媳出身的人，是受尽了封建压迫的穷苦人，希望你参加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为了广大穷苦大众翻身解放，对革命忠贞不二，一心跟随中国共产党干革命，你从此以后就叫“李贞”吧。

参加妇女协会之后，李贞受到了同志们的热心帮助与关怀，大姐们教她学文化，给她讲革命道理，李贞终于感受到作为一个独立的、自由的人受到的尊重，感受到革命才是妇女翻身、穷人翻身的唯一出路。

古天顺明里暗里限制李贞的革命行动，百般刁难威吓，李贞离家搬到永和区里居住，与古天顺的夫妻关系名存实亡。

她积极地为革命出力，发动群众、组织活动、送秘密文件，都是走在前，抢在先。在北伐军进入浏阳后，她更是发动妇女搞宣传，为北伐军作军鞋、筹粮征兵，积极投身于革命的熔炉里淬炼自己。

在20世纪50年代的一次回忆中，李贞将军这样叙述她从童养媳到参加革命的经历：

我于1926年8月参加革命，经介绍，秘密加入了永和市区妇女协会的组织（当时怕家里知道了要打人，所以秘密加入），这一运动的发展由镇上进到了乡村。当时经当地小学校长李作文先生到我家里，和我的婆婆讲解革命的道理，并鼓励她准许我出来做妇女工作。我于1926年10月在本乡动员妇女正式组织成立妇女协会，并选我为该会会长。

战火中淬炼成长

1927年1月，李贞由小板桥乡妇女协会委员长调任永和区妇女协会巡视员。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她不断进步。1927年3月经张启龙、李万德介绍，李贞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天晚上，在永和区石江一个教师的家里，张启龙带领李贞等几人，在党旗下庄严宣誓: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服从组织，严守秘密，牺牲个人，永不叛党，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身!

那一时刻，李贞觉得身体热血沸腾：

自己是个童养，如今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为了广大人民和无产阶级的解放，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就算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3月底4月初，李贞调任铁山区妇女协会委员长兼工会及农民协会委员。她一到铁山区就风风火火地走村串户，深入群众中开展工作，在妇女中传播革命火种，并现身说法，用自己从童养媳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革命者的亲身经历，去启发和教育妇女，宣传妇女解放的道理。为了伸张正义，给姐妹们撑腰，李贞组织妇女协会开会批斗横行乡里、欺压妇女、作恶多端的反动豪绅。在当地党组织、农会的支持下，铁山区的妇女运动很快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1927年，在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上，19岁的李贞留着短发，站在主席台上，面对人群挥动右手大声说：

姐妹们，反动的政权、神权、族权、夫权，都是封建统治阶级用来压迫和束缚妇女的枷锁！共产党号召我们起来闹革命，就是要我们大家行动起来，推翻黑暗的旧世界。妇女要独立、要解放！只有大家团结起来，才能砸烂这四把枷锁，争取婚姻自由，争取男女平等！

台下掌声不绝。大家纷纷振臂高呼：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

打倒土豪劣绅！反对封建礼教！

反对男尊女卑！争取男女平等！

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数百人的队伍浩浩荡荡涌上街头，每人手里举着小红旗，高呼口号，高唱革命歌曲。晚上，李贞再一次带领妇女们提着灯笼、举着火把走上街头游行。革命歌声、口号声响彻云霄，灯笼、火把的火光，把浏阳河两岸映得一片通红。

湖南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引起湖南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资本家、国民党右派分子和一些反动军官的恐惧与仇视。1927年4月12日，李贞刚入党一个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5月17日，国民党军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公开叛变革命，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立即响应，率领他的部队在湖南各地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敌人先杀害了临湘农民协会委员长和常德近郊农民协会委员长，后又占领了益阳县工会、农民协会等革命机关，缴了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的枪。

5月21日，国民党反动派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突袭革命党人和工农群众。长沙火光冲天，枪声四起，大批共产党员、群众以及青年倒在血泊中。共产党人转入地下斗争。

此时，张启龙和李贞等正住在国民党团总张介徽家里。张是国民党左派分子，同情革命，李贞在区上工作时，张的女儿任过她的秘书，他们暂时还比较安全。但很快他们被国民党反动派发觉，只得分散逃避。李贞跟着秘密交通员邱老大跑回家乡，在姐姐家里躲了两天，由堂兄李华明送到浏阳县城陈家做女工20多天。萍乡、浏阳、醴陵三县工农暴动时，李贞毅然参加暴动。因为当时枪支太少，加上没有打仗经验，暴动失败了。

7月，风声稍微平息些，李贞胸中激情又涌动起来。革命烈火不能熄灭，烈士鲜血不能白流。自己是名共产党员，应当去寻找党组织，重新把革命烈火燃烧起来。

一天晚上，李贞装扮成卖花生的姑娘，手提竹篮，借着月光潜回家乡，来到家门外轻轻敲门。贝妈妈听到是女儿声音，惊喜忧参半:

旦娃子，你跑回来于什么？敌人没抓着你是不会甘心的。

李贞淡定地说：

娘！不怕，没事的。这些日子有没有人来找过我？

贝妈妈拉着李贞的手，摇了摇头。李贞暗自思忖，同志们到哪里去了，怎么找到他们呢？

第二天傍晚，李贞离开妈妈，四处寻找组织线索。经过几天奔波，她找到共产党员刘先行、刘正元和李汇东。四个共产党员会集在一起，就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高兴。他们组成一个党支部，重新开始战斗。三个男同志一致推选李贞当支部书记。她再三推辞，大家仍然坚持，并说女同志行动起来比较方便。李贞心想，这不是当官，而是挑革命重担。她就成了永和区第一个地下党支部书记。党支部是党的基层组织，谁来领导这个支部呢？李贞和党支部同志又开始寻找上级组织。

王首道(1906-1996)

党的“八七”会议以后，湖南省委派王首道从祁阳县回原籍浏阳恢复党组织，领导武装斗争。王首道是浏阳县张家坊区上洪乡人，1925年在长沙上学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被选送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马日事变”后被敌人列为“要犯”。他接受返回浏阳的任务后，化名王芳仁，化装成生意人，和隐蔽下来的共产党员秘密接头。

一天清晨，李贞挎着卖花生的竹篮子又出去了。晌午时分，突然乌云密布，下起瓢泼大雨。她冒着雨，忍着饥饿，一连走了几个村庄，忽然想起还有云岭村没去过，就沿着崎岖泥泞的小道，去访云岭村。雨后的云岭村山清水秀，格外宁静。李贞在山坡上瞧见一位年轻的邮差。他个子不高，头戴斗笠，身背邮件包，脚穿草鞋，迎面向她走来。李贞看到他有种亲切的感觉，于是赶紧走上前去小声对过接头暗号后，邮差便取出一张纸条递给她。李贞打开一看，十分惊喜。万万没有想到，他就是自己四处寻找的革命同志——省委特派员王首道派来的联络员。

第二天，李贞风尘仆仆来到浏阳县一个秘密地点，找到了王首道。王首道紧紧握着李贞的手，一面称赞她机智勇敢地和敌人做斗争，一面向她传达了上级关于进行武装斗争的指示精神。为了恢复党组织，进一步开展武装斗争，李贞经常装扮成赶集的、走亲戚的或卖花生的，往返于小板桥村和浏阳县城的王家祠堂之间，同设在那里的县委地下联络站秘密接头。有时，她到金狮冲向浏东特委书记王首道汇报情况，请示工作。由于李贞和许多党员一起坚持秘密斗争，虽然仍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下，浏阳大地却布满了革命火种。

参加秋收暴动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后，中共中央于8月3日发布《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决定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湖南、湖北、广东、江西四省发动秋收起义。要求四省“以农会为中心”，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派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彭公达前往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湖南省委，发动秋收起义，并指定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彭公达为省委书记。

8月中旬，毛泽东、彭公达先后由武汉到达长沙。8月18日至30日，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多次开会讨论发动秋收起义。会议认为，武装起义不能单靠农民的力量，需要有一两个团的军队做骨干；武装起义应直接打出共产党的旗帜。毛泽东在会上强调说：

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关于暴动区域，经反复讨论，会议接受毛泽东提出的缩小暴动范围的主张，认为根据湖南省的主客观条件，暴动的区域不能过多过大，而应集中力量，以条件较好的湖南省会长沙为中心，在包括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岳阳和江西省的安源等7个县(镇)举行起义。

关于起义时间，定于9月9日开始破坏铁路，11日各具同时起义，15日长沙起义，16日各路起义武装会师长沙，夺取长沙。当时，由我党领导和掌握的能够参加起义的武装分驻在湘赣两省边界的修水、铜鼓和安源等地，9月上旬毛泽东先后到安源和铜鼓，多次召集湘赣边界一些县市共产党组织和军事负责人会议，讨论制定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的行动部署。

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将位于修水、铜鼓、安源等地的武装，统一编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全师共5000余人，由卢德铭任总指挥，余酒度任师长，下辖三个团：第一团，位于修水，由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平江工农义勇队和湖北省崇阳、通城两县农民自卫军组成；第二团，位于安源，由安源工人纠察队、安源矿警队和安福、永新、莲花、萍乡、醴陵等县部分农民自卫军组成；第三团，位于铜鼓，由浏阳工农义勇队和警卫团、平江工农义勇队各一部组成。

起义的行动部署是：首先，在各县农民起义的配合下，第一团攻取平江，第二团攻取萍乡、醴陵，第三团攻取浏阳；尔后，各团齐向长沙推进，在各县农民武装起义和长沙工人武装起义的配合下夺取长沙。

初秋一个晚上，县委书记潘心源参加完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召开的军事会议后赶回浏阳县。张启龙、李贞、刘少龄等见到县委潘书记满面春风的样子，一阵欣喜。潘心源通报了会议精神，攥着拳头说，要响应号召，恢复党的组织，重建工会、农会和妇女协会，发动工人、农民和学生，跟着毛委员参加秋收暴动。

李贞听到这振奋人心的消息，非常兴奋。会后，李贞和刘先行、刘正元、李汇东等几个共产党员分头秘密行动。很快，永和地区的工会、农会、妇女协会又组织起来了。大家写标语、贴传单，给工农革命军做草鞋，制作武器，到处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革命景象。

9月9日，在前敌委员会领导下，湘边界秋收起义爆发。11日凌晨，工农革命军第二团从安源出发攻打萍乡县城。但是由于敌人早有察觉，加强了防守，革命军的攻城计划受阻。为了不延误省委所定16日合攻长沙的计划，革命军决定放弃萍乡县城，一部分回安源留守，大部分部队转攻陵县城。当第二团11日攻打萍乡县城时，按计划当地工农武装开始暴动，以期夺取武器，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四团，并配合第二团攻打醴陵县城。经过激战，攻打醴陵的战斗取得了重大胜利。

得知醴陵、萍乡等县的工农革命军按计划行动起来了，李贞带领党支部的同志立即投入战斗，以策应部队，打击敌人。她眼见游击队的实力不如敌人，突然心生一计。她想，浏阳鞭炮久负盛名，燃放起来好似枪声何不借此迷惑敌人呢？于是，她赶紧找来一个煤油桶，在桶里放起鞭炮来，那噼噼啪啪的声音，果然吓得敌人狼狈逃窜。李贞趁势指挥游击队员冲进团防局，打开敌人的粮库、油库、盐仓、钱库……战斗结束后，李贞和同志们把缴获的粮食钱物分给穷苦民众。永和地区的人民欢天喜地，奔走相告：毛委员来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来了！欢乐的人群涌向街头，热烈欢迎秋收暴动的队伍。

9月12日凌晨，暴动队伍占领株洲火车站，同时攻打团防局，夺取步枪12支，占领株洲镇；13日，第二团避敌锐气，放弃原定经株洲攻长沙计划，改为北上，16日上午攻克浏阳县城。17日下午，国民党军重兵包围突袭浏阳，第二团因连克两城而产生轻敌思想，仓促应战而被打散。

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旧址全景——文华书院(里仁学校)

9月20日清晨，秋收暴动的队伍集合在浏阳县文家市里仁学校操场举行会师大会。周围站着许多老百姓，毛泽东迈步登上台阶，声音洪亮地说:

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汪精卫、唐生智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我们吃了没有枪杆子的亏!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举行秋收暴动，就是建立工农武装。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天会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的。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现在敌强我弱，我们不能去攻打中心城市，必须到农村去，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等到我们的力量强大了，再打到长沙去!还要打到武汉去!打到南京去!同志们说好不好啊？

“好！” 会场上一片欢腾。

毛泽东走下台阶，大步流星穿过队伍，走到李贞跟前，握着她的手，深沉地说：

我们工农革命军马上就要开赴井冈山，你们游击队留在当地，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坚持武装斗争，壮大共产党的力量。中国有句古语，万事开头难，我们要挺过这一关，革命总会有出头的一天！

李贞听着毛泽东的话，眼睛里闪着激动的泪花，心中充满了信心和力量。

1927年9月21日，毛泽东率领部队向萍乡退却，当天在萍乡木宿营。第二团战士、桐木籍安源矿工彭昌萍奉命留在桐木开展革命工作，他很快就组织起一支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9月22日，部队到达上栗市，得知萍乡县城和安源驻有敌军重兵，不能通过，遂绕道萍乡、宜春边境南下，9月23日宿营小枕，9月24日傍晚到达芦溪宿营。次日清晨，部队刚朝莲花县方向行进时，遭到敌军突然袭击，损失步枪200余支，死伤数十人，总指挥卢德铭牺牲。9月29日，部队到达永新三湾村，在这里进行改编(即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由1个师缩编为1个团，在安源组建的第二团官兵分散编入各连队。10月初，部队到达宁冈县，从此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

组建浏东游击队

工农革命军离开浏阳，开赴井冈山后，各种反革命势力又卷土重来土豪劣绅、恶霸地主争相购买枪支弹药，兴办团练，组织还乡团、联防队、挨户队，到处“清乡”，捉拿共产党，残杀革命群众。白色恐怖又一次降临浏阳河两岸。寒冬腊月的一个晚上，浏东特委书记王首道和张启龙、刘少龄、刘先行、颜启初等同志聚集在李贞家，召开秘密会议，专门研究武装斗争和肃反问题。王首道说：

面对敌人的猖狂反扑，我们要迅速发动群众，组织工农武装，打击反动派的器张气焰。

李贞睁大眼睛说：

要得！可没有枪怎么和敌人打仗呢？

张启龙笑道：

办法自然有。我们先用梭镖、马刀、菜刀，然后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嘛。

王首道接着说：

我们要把群众发动起来，通过各种办法，贴标语、撒传单，大造镇压反革命的舆论，同时带领农民抗租、抗债、抗粮。目前，要组织游击队打击敌人的反扑，坚决镇压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

大地沉睡了，人们已进入梦乡，山村格外寂静。李贞的母亲贝妈妈还机警地站在房前的大枫树下观察动静。室内，油灯闪烁，大家围着王首道、张启龙，你一言我一语，热烈得像一团火，一致赞成马上正式成立游击队，坚决击退敌人的反扑。张启龙宣布：

浏东游击队今天正式成立了！由刘少龄任队长，颜启初任党代表，李贞任士兵委员长……

刚开始，游击队只有几个人，全部武装只有两条枪，外加一个放爆竹的煤油桶，其余是鸟枪、马刀、梭镖。他们以大围山、连云山为依托，与不断来犯的敌人巧妙周旋。敌人来了，游击队就分散隐蔽在山林里；敌人走了，李贞就带领游击队员帮老百姓干农活，纺纱渍麻。

当时游击队的主要任务是打击地主武装和保甲组织的反动分子，把这些反动分子和土豪劣绅大部分赶到县城和周围的乡镇去后，游击队就在乡村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并秘密成立赤色农会和工会。游击队以达浒、张家坊、高坪等地为主要活动区，一面打击地主武装(团防队)，一面发展地方党团组织、赤色工会、农会组织，并有计划地派地方党团员到守望队(当时地主豪绅在乡村中组织的反革命武装组织)中去做争取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养精蓄锐，浏东游击队开始主动出击。1927年冬天的一个晚上，老百姓早已关门闭户，山村里黑灯瞎火，寂静无人。约三更时分，趁敌人还在睡梦之中，王首道、张启龙指挥游击队偷袭沿溪桥观音堂团防局。刘少龄、颜启初朝局里连放几枪，李贞迅速点燃装在煤油桶里的爆竹助威，另外一些游击队员用火攻。敌人听到噼噼啪啪的爆竹声，以为都是枪声，加上游击队员士气高涨，大声呐喊，吓得东逃西窜。李贞和游击队员趁机冲进团防局，当场打死三个团丁，夺得三条步枪，缴获了一些粮食和财物。这场偷袭首战告捷，有力打击了敌人器张气焰，极大鼓舞了游击队员的斗志。

浏东游击队经常出没在永和、古港、官渡、张家坊等地区。队员们用机动灵活的战术袭击敌人，使那些土豪劣绅、恶霸地主吓破了胆，纷纷逃往县城和长沙。李贞和战士们趁机在乡村恢复党的组织，宣传发动群众，秘密发展工会、农会、妇女协会和儿童团组织。在王首道、张启龙的领导下，李贞和游击队的同志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浏东游击队在战斗中不断成长壮大。

1928年初，游击队员们纷纷要求攻打国民党的团防局，为死难的烈士报仇雪恨。可是，当时游击队员手中枪支很少，又没有作战经验，两次偷袭都没有成功。

游击队上下为没有枪而焦急时，侦察员颜启初跑进屋，兴奋地说：

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罗纳川领导的平江游击队最近在汨罗江打了几个漂亮仗，缴获了敌人两百多支枪和几千发子弹。

王首道大喜，笑道：

好啊，有办法了。我和罗纳川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同学，农讲所结业以后，他曾担任浏阳县农运部长。大革命失败后回到平江，现在是平江县委书记兼游击队司令。眼下浏阳要搞工农武装，找他借枪，他一定会大力相助。

同志格外高兴，一致赞同王首道去向罗纳川求援。王首道兴奋地说：

我们大家想到一块了，找罗纳川去。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王首道和张启龙、李贞、李石雄等人装扮成上山砍柴的老乡，冒着细雨出发了，黄昏时分找到平江游击队的驻地。一见面，罗纳川握着王首道的手，像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非常高兴。他们一边喝茶，一边畅谈分别后的情况。罗纳川对浏阳人民有深厚的感情，当他回忆起浏阳人民轰轰烈烈闹革命的情景时，一桩桩一件件往事历历在目。他关切地问起浏阳党组织恢复及武装斗争开展情况。王首道说:

党的组织逐步恢复起来了，成立了游击队，可眼下大家着急的就是缺少枪支，我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这次主要是向你求援来的。

罗纳川非常豪爽，哈哈笑道:

都是革命同志，客气么子，浏阳兄弟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

他连忙派人挑选了20条好枪，将几百发子弹捆成几捆，亲手交给王首道。王首道看到这么多乌黑锃亮的枪支，激动地拉着罗纳川的手，不知说什么好。罗纳川笑说:

这20条枪，送给浏阳兄弟。我晓得这些枪将来会为浏阳的革命斗争起很大作用。祝浏阳游击队马到成功！

战争时期的杨梅生。(上) 红军大学。前排左2起: 毛泽东、朱德、林彪、何长工、周子昆。后排左1杨得志，左3起: 杨梅生、陈赓、贺子珍、姚喆，左8起: 肖兴奎、江华、谭家述、谭冠三、刘型、张际春。(下) 杨梅生(左3)、徐海东(左2)等

智救杨梅生

枪，在游击队员们心里，像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贵。战士杨梅生在一次战斗中丢了一支步枪，李贞知道后惊得半晌没有说话。

枪是战士的命根子，谁丢枪就该枪毙，这是士兵委员会的纪律，也是全体战士举手一致通过的。尽管她是士兵委员会委员长，手中握有一定权力，但当要杀一个同志时，李贞犹豫起来。那可是自己生死与共的战友啊！李贞辗转难眠，希望找出一个万全之策，既能保住战友的生命，又能维护纪律尊严。

她连夜找到游击队长李石雄，努力说服让杨梅生戴罪立功。最后李石雄同意了。李贞找其他党员商量进一步统一思想，并要求几个机智勇敢的共产党员掩护杨梅生在战斗中夺枪。

初秋的夜晚，月朗星稀，三更时分，李石雄和李贞带领游击队员奔袭张家坊的国民党联防队。游击队员采取虚实相结合的游击战术，很快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仓皇逃窜。战斗中，杨梅生表现异常勇敢，在战友们的帮助下，一个人从敌人手里夺了三支步枪、一把马刀。

杨梅生后成为解放军高级将领，先后任湘红三师师长、红四方面军总部纵队参谋长、独立旅旅长兼路东联防司令部司令员、晋察军区第一纵队副司令员、合江军区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四十六军副军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南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直到晚年，杨梅生也没有忘记当年李贞“刀下留人”的战友情谊。

革命的贝兴生妈妈

1927年初秋的一个夜晚，天气出奇闷热。在湘边境一个小山村的一户农民家里，王首道、张启龙、李贞、刘先行、刘少龄等共产党员围在一盏桐油灯旁，进行秘密会议。

李贞的母亲贝妈妈坐在房前一棵大枫树下手摇扇子，机警地为地下党组织放哨。贝妈妈是一个勤劳善良的农村妇女，几十年含辛茹苦的生活，使她一心向往共产党。在她36岁的时候，丈夫得肺病去世了，当时她生下最小的女儿才两天。此后她带着几个女儿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在苦难深重的岁月里，她盼星星，盼月亮，盼着翻身解放。1926年，共产党领导的大革命运动如火如荼，眼看着穷人的日子快出头了，她心里特别高兴，笑逐颜开。

大革命失败后，贝妈妈看到国民党反动派残杀革命者和无辜群众，还乡团疯狂反攻倒算，她心如刀绞，日夜盼望着共产党、工农革命军早日打回来。眼下，共产党真的回来了，开始秘密活动，革命的火焰又将燃烧起来。她觉得自己仿佛年轻了许多，满是愁云的脸上开始露出笑容。李贞的家是地下党经常开会议事的地方，是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为便于张启龙、王首道等同志领导开展革命活动，贝妈妈开了个小杂货商店作为掩护。为应付反动派检查，她经常装扮成赶集大嫂或走亲戚的大娘，冒着生命危险到泉塘或金狮冲和浏东特委秘密联系。

1928年夏天，浏东游击队准备攻打张家坊团防局。游击队员张维侦察敌情后，将情况向队长做了报告。晚上，队长李石雄化装成小商贩来到李贞家，神情严肃地说：

贝妈妈，这里有份情报，很重要。明天清晨你去县城王家祠堂，把情报送给张启龙。沿途要经过团防局、联防队的哨卡，你要多加小心！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贝妈妈穿上一件打了补丁的棉布衬衣，腰间系上土布缝的围裙，把情报藏在身上，提着一篮子鸡蛋，走到浏阳县城西门时，敌人哨兵拦住盘问，她说是回娘家。敌人搜身后，掀开篮子盖布，拿起鸡蛋就往衣袋里放。贝妈妈紧紧抓着竹篮子央求：

兄弟，行行好吧，这新鲜的红皮鸡蛋是走娘家用的！

哨兵抢够了鸡蛋，连声轰她走。贝妈妈装着吃亏的样子嘟囔几句，快步走了。走过几十里山路，贝妈妈才找到王家祠堂。她把衣角补丁撕开，取出情报递给张启龙。张启龙看过情报，兴奋地说：

贝妈妈，您冒着生命危险及时将重要情报送过来，太感谢您了！

贝妈妈不但给党的地下组织站岗放哨，送情报，执行秘密联络任务，还经常为游击队筹粮、买盐、做鞋、缝补衣服，干了许多革命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她动员穷苦青年参加游击队，支持李贞、李新兰、李静三个女儿参加了红军。

出生入死 大浪淘沙

1928年4月，国民党的地方民团武装大举进攻浏阳张家坊地区。游击队在此没有群众基础，战士和领导人都缺少战斗经验。在人地生疏、敌我力量悬殊的形势下，和敌人战斗几小时后，游击队战败。战斗中，省委巡视员刘少龄牺牲，中共永和区委书记刘先巡、张家坊区委书记陈硕英等被捕，游击队队长刘二走散，政委颜启初下落不明。

李贞和颜六在山林中躲藏了一天，将两人的步枪埋在地下，次日一同逃回官渡泉塘湘东特委。由于游击队战斗失利，个别党员叛变，国民党反动派调动全县的反动武装联防队，进攻永和、官渡、达浒、东门、白沙、张家坊、高坪等地区，使地方党组织遭受极大破坏。王首道要求李贞等人保存力量，找关系躲避敌人追捕。

李贞在官渡没有亲友，又不能回家，只好在田野中坐了一晚。第二天借助青年团员左定三的关系，跑到官渡附近教书先生左唯一家，住了几天。得知团防队对游击队的搜查越来越频繁，甚至挨家挨户地搜查时，王首道派人通知李贞立即离开左家。当晚李贞就跟随王首道、刘群等人转移到小河王伯林家住了两天，接着又逃往江西边界，在王伯林和刘群的亲友家里躲了几天。风声过后，李贞返回张家坊，取出埋藏的两支步枪，并重新组织游击队。

《女将军李贞浴血浏阳河》电影剧照

奇袭张家坊团防局

1928年5月，政委张启龙带游击队员汤祥兆去湘东特委开会，途经观音塘，被反动团防局的团丁抓住。张启龙在当地团防队是挂了号的“匪首”，被敌人抓住，一定凶多吉少。王首道得到报告，惊出一身冷汗，急忙找李贞研究营救办法。当天晚上，李贞和张维借着夜色掩护，摸到关押张启龙的张家坊团防局。查明敌情后，李贞决定劫狱，打掉团防局，救出张启龙。

几天后，清晨刚刚雨过天晴，李贞安排部分游击队员装扮成卖布的小贩，挤在熙熙攘攘去镇上赶集的人流里。他们一边走一边吆喝，混过团防局哨卡，到了镇里。

另一部分游击队员化装成外出打工的农民，他们把枪藏在桶里，自制的土炸弹藏在箩筐里。游击队员由李石雄领头，不停地吆喝：“帮忙收稻谷啰!”走到哨卡跟前，敌人哨兵刚要拦住盘查，忽然间唢呐齐鸣，锣鼓喧天，哨兵不知何故，忙回过头去看个究竟。

三四十个人前后簇拥着一顶四人抬大花轿，轿帘正中贴着大红“囍”字。浩浩荡荡的迎亲队伍有挑笼的，有抬箱的，有穿长袍马褂的，有穿青裙花袄的，一路吹吹打打，好不热闹。花轿里的“新娘子”正是身为游击队士兵委员长的李贞。她身穿红色衣裤，一块红布放在腿上，准备随时盖头用，脑后的发髻用假发编成。敌人哨兵的注意力被这迎亲阵势吸引住，嘴里喷啧称奇。旁边的团防局里伙房正准备开饭，团丁们懒洋洋的，一个个用筷子敲打着饭碗。

坐在花轿里的李贞敲了敲轿沿，花轿随即落地。“贩布”的、“担谷”的、“送新娘”的，一个个全都亮出“家伙”。

枪声一响，“新娘子”李贞从花轿里跳出来，抓起一枚自制土炸弹扔进团防局。爆炸声、枪声、号声、呐喊声混杂一起，团防队措手不及，一下子被打蒙了，好多人还没来得及拿起枪就被击毙，其余的吓得慌忙逃命。战斗很快结束，游击队打死十多个敌人，成功救出张启龙，还缴获了十多支枪和一些物资，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势力，壮大了游击队力量。

舍命跳崖

1927年9月秋收暴动之后成立的浏东游击队，到了1928年春夏之际，不到一年，其武装斗争在张启龙、李贞等领导下，开展得如火如荼、有声有色。游击队以仁和洞、大光洞一带为根据地，白天帮老百姓种地，晚上奔袭永和、官渡、古港、三口、沿溪等地的团防局，联防局，用灵活的战术，声东击西地打击敌人，力图彻底消灭当地反动武装。由于革命烈火越烧越旺，游击队日益壮大，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惊，湖南军阀何键命令周翰带领一个团，同时纠集当地的团防军、联防军，从长沙向浏阳扑来，对“双洞”根据地发起冬季“围剿”。

李石雄带领20多名游击队员扼守正面的猴子岭，李贞带领10多名队员防守左翼天子岗，党代表唐继芬带领几名游击队员和地方干部、群众在右翼右坳山防守。游击队依靠有利地形，勇敢顽强，击溃敌人一次又一次冲锋。渴了，喝几口山沟里的水；饿了，采野果、挖野菜充饥。

隔天傍晚，枪声稀疏了。李石雄考虑到李贞身怀有孕，让她和几名游击队员先撤。李贞没有同意：

我是党员，让地方干部和群众先撤！

见李贞语气坚决，李石雄只好让唐继芬和分队长吴忠带领几名游击队员掩护地方干部群众从祖狮崖的后山突围。突围的同志刚下山，就遭到敌人的疯狂扫射，除一名游击队员和几名地方干部群众突围成功外，其余同志都壮烈牺牲。敌人在机枪的掩护下再次向山上发起冲锋。子弹雨点般地飞来，又有20多名游击队员倒在血泊中，仅剩下李贞和几名游击队员了。

天黑了，敌人燃起火把搜山。李贞带领游击队员顽强抵抗。子弹打光了，就搬起石头朝敌人砸去。从后山偷偷爬上来的敌人迂回包围过来，李贞和几名游击队员退守到祖狮崖的悬崖上。“抓活的！”敌人的嚎叫声不绝于耳。眼看敌人就要攻上来了，李贞对仅剩的四名游击队员说不能让敌人捉活的。话音刚落，她毫不犹豫，第一个纵身跳下悬崖。其他游击队员也高呼口号，一个个跟着跳了下去。

清醒过来时，李贞发现自己被卡在崖边的树丛中。眼前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她用尽全身气力，折腾半天，还是动弹不得……她腹痛不止，挣扎着想要坐起来，只觉得身上的血如泉涌般顺着两条腿流了下来。虽然山崖的树丛救了她一命，由于跳崖的剧烈震动，李贞腹中四个月的胎儿流产了。跳崖的五个同志，三位牺牲。李贞眼含热泪，掩埋了男婴遗体，悲痛地与遇难的战友做了最后诀别。在两名幸存的战友搀扶下，李贞咬着牙坚持走出崖底，找到一个老乡家。大娘给她包扎好伤口，让她换上破衣衫，带上几块红薯。他们不敢停留，继续赶路。这一天，李贞挣扎着走了五六十里路，终于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回到游击队。

投身妇女解放工作

1931年7月，张启龙遵照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离开湘东特委，前往湘赣苏区参加组建中共湘赣省委，并任省委常委兼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湘赣边山区的永新县城热闹起来了。湘省委设在永新县城内的肖家祠堂，相邻的盛家大院是省苏维埃政府。李贞随张启龙来到湘苏区，任省妇委书记兼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专职为保护妇正当权益做了大量工作。

英勇善战的妇女团政委

1932年，红军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后，根据地人民群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参军热潮。苏区妇女们也异常活跃，争先恐后要求参军。军区首长考虑到妇女生理条件，只接纳了少数同志到部队做医务工作这。许多女青年不满意，天天跑到省委机关要求参加红军。一天下午，永新的20多名女青年汇集在省委机关门口，要求参军，纷纷抱怨男人能参加红军，女同志为啥不行！

李贞开完会出来。女青年们围拢过来，嚷嚷着要参加红军 。李贞担任湘赣省妇委书记不到一年，看到苏区妇女革命热情高涨，激动地说：

姐妹们，你们要求参加红军，这是好事，我非常支持。不过，大家不要急，等我向省委和军区首长汇报后，再答复大家！

送走了大家，李贞开始琢磨：

湘赣苏区的老百姓，特别是永新人民，通过共产党和红军的宣传，都发动起来了。青年们要求参加红军，出现了妻子送郎当红军、父母送儿上战场的动人局面。现在连女青年也要求当红军。按说，男女应该平等，能否组建一个妇女营，挑选一批优秀的女青年参军呢？

李贞去找省委书记王首道。当天夜里，省委和军区决定：成立湘赣军区妇女团，下设三个营，团和营成立党委，连队成立党支部。妇女团直属军区领导，由军区参谋长郭勇兼任团长，省妇委书记李贞任团政委。

第二天，消息传开，湘边区妇女们欢欣鼓舞，奔走相告，纷纷踊跃报名参军。永新县报名的最多，其次是莲花、安福、茶陵等县。最后通过审批，全团干部、战士共有800人。妇女团成立那天，庆典非常隆重。到会的有省委书记王首道、苏维埃政府主席袁德生、军区总指挥张启龙、政治委员甘泗淇、政治部主任袁任远等领导同志。在热烈的掌声中，王首道宣读了省军区成立妇女团的命令，并代表省委和军区向妇女团表示热烈祝贺。接着，团长郭勇、政委李贞分别讲了话。会后，大家敲锣打鼓，鸣放鞭炮，年轻的女战士还开心地跳起了秧歌舞。妇女团驻扎在永新县城河畔的东半村。

晚上，李贞来到女战士中间。她穿一身灰布军装，朴素精干，风纪严整，脸上焕发着青春的光彩，一支匣子枪更使她显得英姿飒爽。她走起路来大步沉稳，说起话来声音洪亮而又风趣幽默，处处都透出巾帼豪杰的气质。穿上军装的女战士见到政委，像被磁石吸引了一样，高兴地围拢来，一个个喜笑颜开。女战士们说，能够成立妇女团是“托李贞的福”。一连几天，女战士们都沉浸在欢乐和喜悦之中。

夜深了，妇女团的战士都静静入睡了。政委李贞却没有一丝睡意。她伏在油灯下，随着一闪一闪的光亮，陷入深思：

妇女团成立了，如何把这些农村女青年培养成为合格的革命战士呢？

想来想去，李贞认为还是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从抓思想教育人手，抓好军事训练和生活。她随手拿出笔和纸，写起了妇女团的教育训练计划。

第二天，团党委召开第一次会议，专门研究妇女团的建设问题，李贞的意见得到了团长郭勇和到会同志的赞同。会后，妇女团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李贞首先向大家宣讲古田会议决议。她激动地说：

同志们，我们参加红军，不是为了报个人的私仇。红军是代表劳苦大众利益的，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妇女才能翻身解放，人民才能过上好日子。我们要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尽快适应土地革命战争的需要，为彻底抵制国民党反动派做出贡献……

一天拂晓，永新县城刚敲过三更，妇女团吹响紧急集合号。战士们一跃而起，打好背包，迅速跑到永新河畔的操场集结。一营长清点人数后，首先跑到郭勇面前报告:

一营应到260人，实到260人！

随后各营分别报告人数，团长郭勇进行了认真的讲评。随后，他转向政委李贞，请李她讲话。

李贞走到队伍前面，目视月光下显得更加英姿飒爽的队伍，举手敬了个军礼，精神饱满地说：

同志们，今天的紧急集合检验了我们的行动，各单位都不错。但是不能自满，不能轻敌。国民党反动派一天也没有放松对我们根据地的'围剿’，蒋介石准备对苏区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我们要响应省委和军区的号召，提高警惕，搞好训练，以实际行动保卫苏区，粉碎敌人的进攻！

在李贞的教育和帮助下，女战士们逐渐懂得了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道理。她们大都能严格要求自己，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但也有少数同志作风涣散，晚上放哨爱凑在一起扯闲话，有的还争强好胜，闹不团结。李贞耐心向这些同志宣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帮助她们解决实际困难。

有的战士胆小，害怕晚上单独放哨，李贞就向团长建议，在每个哨位上增加一名战士，安排干部查岗查哨。有时李贞还陪同年龄小的战士一起站岗放哨。平时，妇女团和正规红军一样，每天坚持操练。李贞和郭勇同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教战士们练战术动作和如何有效利用地形进行战斗，教战士们学射击、投弹和土雷爆炸技术，还按实战需要，训练部队适应紧急情况的能力。

李贞从永新学习归来，秋天已经到来了。一天晚上，一阵秋雨过后，永新县城郊的山村格外宁静。熄灯号响了，经过一天紧张训练的战士们一躺下，就进入了梦乡。突然，永新城东方向响起一阵哒哒哒的机枪声。哨兵立刻跑进来，向仍在商量工作的团长、政委报告：

敌人来了！

李贞连忙操起枪，和团长郭勇一起朝营连驻地跑去。没有经历过战争考验的女战士们，听到敌人一阵紧似一阵的枪声，不免有些惊恐，有的甚至惊叫起来。李贞真定帝发出命令：

大家不要慌，不要开灯，扛好枪！一营跟我迅速出发，二营三营跟郭团长立即上山！

由于指挥有方，各营及时按照战术地形散开，迅速抢占有利地形。战斗中，妇女团配合主力军，既参加战斗又负责战地掩护，在战斗中表现很出色。这一仗和敌人激战了三个多小时，取得了胜利。妇女团在战斗中得到了血与火的洗礼，战斗结束后受到了军区的嘉奖。在随后的岁月里，妇女团在战火中锻炼成长，虽然大部分战士被分配到医院、兵工厂等地工作，但她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了中坚作用。

瑞金中央党校学习

1933年春，李贞调任江西省莲花县吾塘区委书记，工作几个月后，因患疟疾回省委休养。6月，她又分配到江西省安福县委任副书记。工作不到一个月，省委来信，调李贞去位于瑞金的中央党校学习。李贞从小就盼望能上学读书，如今愿望终于能实现了！她早就听说在瑞金中央苏区有所“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能去那里学习，是很光荣的事。

中央党校创办于1933年3月，是中央苏区创办的第一所党校，首任校长是毛泽东，后由张闻天担任。党校的办学宗旨和要求有三点：

一是要培养无限忠诚于党、忠诚于工农大众的干部；

二是要组织干部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提高思想政治水平；

三是要使干部加强思想锻炼，确立无产阶级意识，更好地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

党校设高级班和青年班。学员都是红军团以上干部，李贞是高级班第二期学员。他们以学习中共党史、苏维埃运动史和社会发展史为主，兼学军事、历史、地理知识，共11门课。教员由苏区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兼任。李贞有机会聆听毛泽东和张闻天、董必武、徐特立、邓颖超、杨尚昆等同志的授课，从早到晚乐呵呵的。

由于敌人的“围剿”和封锁，根据地物质条件很差，校舍十分简陋。高级班的教室兼做列宁室(即俱乐部)，而且还是学员的饭堂。学员们的笔记本则是粗糙的草纸做的，课本是油印的。上课时，学员坐的是长板凳，课桌是用木板钉的。听报告时，李贞和大家席地而坐，以膝盖当子。平时，李贞最喜欢看《红星报》和《红色中华报》。可是这两种报纸全班才各有一份。李贞总是把报上一些重要时事政治以及有关的名词概念工工整整摘抄在笔记本上。

李贞文化程度低，但学习劲头十足。一些新名词、新概念是她头一次听到的，感到新鲜，很受启发。她也遇到不少困难。一次，教员讲解什么是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她没完全听懂，下课后就请徐特立和董必武解读。当遇到一些似懂非懂的概念时，她就虚心向老师和文化高的同志请教，直到搞清楚才罢休。

晚上的业余时间，她更是不放过。为了节省煤油，李贞还和同学们从山上拾来松明子，点燃照明。由于李贞孜孜不倦地攻读马列主义理论和科学文化知识，毕业考试时，她取得了优异成绩，受到学校领导的表彰，还上了光荣榜呢！

1933年秋，瑞金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高级班的理论学习结束后，教务主任陈潭秋(兼职)带领李贞和学员们到会昌实习。一天，陈潭秋对李贞说：

我们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要把它运用到革命实践中去。现在的实践，就是到农村做社会调查。第一是宣传群众，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武装群众的头脑，提高群众对革命的认识；第二是力所能及地帮助群众解决问题；第三是坚持群众路线，同群众打成一片，劳动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吃苦在一起。我们共产党人只有扎根于群众之中，同群众同甘共苦，帮助群众解决困难，才能受到群众拥护，立于不败之地。

李贞听了后，对革命更加满怀信心。

会昌县地处赣闽边界的福建境内,是个穷山区，文化、经济落后。李贞和学员们同贫苦农民一起到地里干活，收割稻子、红薯，犁田、翻地、除草，各种农活她都会干，大家称赞她是个种田好手。晚上，李贞向贫苦农民宣讲革命的道理。她认真地说：

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具体来讲，在农村，就是恶霸地主、土豪劣绅欺压穷人，他们不劳而获，把大家种的粮食都搜刮光了。穷苦人有的因为交不起租，被逼得家破人亡；有的负债累累，还不起债，弄得妻离子散。共产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我们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才能推翻三座大山，打倒地主恶霸，自己做主人，过幸福日子。

李贞声音洪亮有力，句句说到农民的心坎上。大家称赞她讲得好，为穷人撑了腰，鼓了劲。李贞和同学们常常在夜晚提着马灯走村串户，调查农民开展“查田运动”的情况，逐个查看地主的田地。他们十分注意有没有漏报漏分的情况，唯恐有的贫苦农民没能按规定分到田地。他们还把党的土地政策的宣传提纲写成标语，编成顺口溜，以口号、传单的形式传播，这些为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民分得了土地，亲身感受到了共产党好、党的土地政策好，因此农村青年踊跃报名参加红军。各界人士也积极支援红军，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的“围剿”。

主席家中做客

1933年中秋节，与李贞同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贺怡对李贞说让她一起去看姐姐。李贞高兴地说:

我也很想去看看主席和子珍同志！

毛主席和贺子珍住在瑞金沙洲坝，离中央党校有20多里路。李贞和贺怡边走边欣赏迷人的秋色。到了后，贺怡亲热地拉着贺子珍的手说：

姐姐，这是我的同班同学李贞。

贺子珍满脸笑容，热情地握住李贞的手说起话来。这时，正在屋里写调查报告的毛主席听到外屋笑声朗朗，便搁下笔走出来，高兴地说：

贺怡，是你呀！怎么好久没来啦？

1933年6月25日至7月1日，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叶坪召开瑞金、会昌等8县贫农团代表大会。毛泽东(右一)在会上作了查田运动的报告

贺怡望着主席和蔼的面庞回答说：

学习太紧，今天还是请假来看您的！

说着，她把李贞推到前面：

主席，您看这位客人是谁？

毛主席笑着，亲切地说：

李贞同志，秋收暴动时我们就认识了。1930年打长沙，她是浏阳县大队政委，我们在指挥部见过面哩！

李贞笑了：主席，您的记忆力真好！

毛主席详细询问了党校的学习情况。贺怡告诉毛主席：

课程多，时间紧，李贞经常忙到深夜，学习成绩比我好，还上了光荣榜。

李贞急忙接过话茬:

主席，我文化低，学习困难多只不过是笨鸟先飞，没有贺怡进步快。

毛主席连连点头称赞：

不错！不错！李贞同志在大革命失败以后没有被反动派吓倒，积极恢复党的组织，参加游击队很勇敢。有坚强的信心和毅力，许多不懂的东西，我们可以学会，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学习是这样，中国革命也是如此。

子珍希望李贞多帮贺怡。李贞说：

贺怡文化比我高，理解力比我强，对我帮助很大。

毛主席喜笑颜开：

这样很好！我们革命队伍的同志应该互相关心，互相帮助。

到了晌午，李贞示意要告辞。贺子珍热情挽留，毛主席诙谐道：

到我家做客，怎么能让你们饿着肚子走呀！今天是中秋节，你们来得正好，我们一起团圆吧！

他吩咐警卫员告诉伙房增加饭菜。贺子珍亲自到伙房做了豆豉炒辣椒。不一会儿，警卫员送来饭菜，每人一份。李贞头一次到毛主席家做客，和毛主席一起吃饭，有点不好意思，毛主席看到李贞的神情，亲切地说：

快吃吧，家常便饭。

毛主席和贺子珍坐在对面吃了起来。李贞见菜里有辣椒，停下筷子说：

主席，党校为了防止学员生病，规定不准抽烟、不准喝酒、不准吃辣椒。

毛主席说：

今天是中秋节，你们是客人，就破个例吧。不抽烟、不喝酒，吃一点辣椒，我看还能治病哩。

李贞、贺怡贺子珍都开怀大笑起来。

午饭后，李贞怕影响毛主席和贺子珍的休息，准备告辞回党校。毛主席和贺子珍挽留李贞和贺怡继续介绍革命根据地和党校的情况后，才让她们返回党校。

我不能离开红军队伍

1933年冬，李贞接中央通知回湘赣工作，分配到吉安县委任县委军事部部长兼赤卫军和县大队政委。三个月后，调任湘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工作二十多天后，1934年4月调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四分校，任政治部主任。1934年7月的一天，在永新县城东南牛田村的山路上，四个身穿灰色军装、头戴八角帽的人匆匆走着。一前一后是两名警卫员，走在中间的一位是红军学校副校长谭家述，另一位则是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李贞。

谭家述、李贞刚刚参加完湘赣省委紧急会议，正急忙赶回红军学校。在这次会议上，任弼时宣布了红六军团撤离湘赣根据地进行西征的决定。李贞一边走一边琢磨着如何做好思想动员，圆满完成部队转移的任务。谭家述侧过头来悄悄告诉她，组织上准备把她留下来。

我留下来？红军学校不是一起走吗？

李贞浓眉紧锁，双眼盯着谭家述。谭家述见状，只好如实相告。李贞的三妹李新兰是军团政委王震的爱人，即将临产，组织上准备让李贞留下来照顾她。

不行！李贞转身就去找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她直截了当：

任主席，我不同意留下。我是来参加革命的，革命还没成功，我怎么能留下来呢？妹妹生孩子，也不能影响我的工作，组织上可以找个老乡照顾妹妹，我不能离开红军队伍。任主席，我要跟你们一起走！

在李贞的坚持下，任弼时、萧克同意李贞随军行动。当年8月7日，李贞与红军学校一起随红六军团从赣西出发，踏上艰难的西征之路。在黔东甘溪一带，红六军团遭到敌军的突袭，因寡不敌众，战斗失利，红军部队被敌人分割包围成数段。为突出重围，李贞奉命向部队传达军团首长的指示。一路上，山高路远，形势危急，终于在天黑之前，李贞找到了失散的部队。按照李贞传达的军团首长指示，部队迅速收拢调整部署，甩掉阻击敌人，在湘西与红二方面军胜利会师，后转战到湘西，建立新根据地。李贞调往红六军团政治部任组织部长，在任弼时的领导下发动群众，组建武装，开展游击战争。

(上)任弼时与陈琮英；长征女红军(左起) 陈琮英、蔡畅、夏明、刘英

1934年11月，李贞住在永顺县塔卧村。一天，她刚从农村“扩红”回来，任弼时的爱人陈琮英随她走进屋里。因为是老相识，李贞很随意，她一边招呼陈琮英坐，一边沏茶倒水。陈琮英在询问了农村工作的情况后，看了李贞一眼说：

女人结了婚，事情是多一些。可总不能一辈子单身，不结婚呀！

弼时很关心你的事，他提了一个人，你认识的，甘泗淇。

李贞感到惊愕。对于甘泗淇，李贞自然很熟悉。他们都是军区政治部的，一个是主任，一个是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两人既是上下级关系，又有多年的战友情谊。1932年，甘泗淇任湘赣省委宣传部部长时，李贞恰好也调到湘省委工作。甘泗淇一到任就听组织上说，原来打算调时任中共吉安县委军事部部长的李贞担任此职，但李贞考虑到自己文化程度不高，坚决要求调整，才改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

甘泗淇对李贞印象很好。一天，他和军区政治部工作人员去红军学校检查，此时学员们正列队在操场上唱歌，指挥者是一个留着短发、腰扎皮带、脚穿草鞋的女同志。她充满朝气的面庞和秀美的身姿引起了甘泗淇的注意。见有领导前来视察，那位女同志双手用力一收，示意学员们停止唱歌，然后跑到甘泗淇一行人面前立正、敬礼：

红四分校政治部主任李贞报告，学员集合完毕，请首长指示！

啊，你就是李贞？你就是李贞？

甘泗淇连声问。身边的同志赞叹道：

对呀，她就是李贞，别看这么年轻，可是个老党员、老同志了！

甘泗淇被深深吸引住了。回到驻地，甘泗淇在日记本上郑重地记下“红校，李贞”几个字。不久，李贞与甘泗淇一前一后被调入红六军团，一个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一个任政治部主任兼代政委。他们在一起工作，互相接触的机会更多了。甘泗淇在李贞心里的印象是：心胸开阔，平易近人，理论水平高，工作经验丰富，是一位可亲可敬的好领导。但要说到谈婚论嫁，李贞真还没有想过。

李贞低着头，一下子没了刚才谈论工作时的兴奋劲儿。

恐怕不行吧！人家是到苏联留过学的，我却是个童养媳出身的人，没文化，不般配。

那有什么，我当年不也是个童养媳？再说了，他文化高，你文化低，正好可以帮你嘛！

李贞放不下思想包袱。陈琮英的一番话又让她吃了一惊：

别讲得那么绝对。甘主任对你的印象可是相当好的哩！他说你泼辣能干，作风扎实，是个了不起的女同志。

原来，陈琮英也是见甘泗淇经常人前人后夸李贞：而李贞离婚后一直单身，才主动过来撮合他们二人的。

再考虑考虑，同意不同意你自己定。

陈琮英说她和弼时真的看他们挺合适，才想着牵这个线。李贞羞涩地低下了头，不再说话了。

有了任弼时和陈琮英的撮合，甘泗淇开始和李贞频繁接触，经常直接找李贞谈话。从谈工作、谈理想，一直谈到爱情，还帮助李贞写了一篇总结工作情况的报告。李贞见这位知识渊博的首长这么平易近人，这么关心她的工作，极为感动。共同的工作，共同的目标，共同的语言，使他们两人的心靠得越来越近了。李贞特意做了一双布鞋送给甘泗淇，这在当时条件下也算是定情之物了。

1935元旦，李贞与甘泗淇在湘西永顺县塔卧镇结为夫妻

在长征开始之前的1935年元旦，驻守在湘西永顺县塔卧镇的红二军团军团部忽然锣鼓喧天，爆竹声声。在从老百姓家借住的一个房间里，贺龙亲自为一对有着共同不凡经历的战友主持婚礼。

任弼时政委首先致辞：

今天是我们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同志和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李贞同志结婚的喜庆日子，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祝贺他们！

任弼时政委话音刚落，室内外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贺龙感叹地说：

两个模范干部，一对革命夫妻啊！

关向应、萧克、王震等首长也向这对新婚夫妇表示祝贺。

甘泗淇和李贞在特殊战争环境中，终了结为了情深意笃的终身伴侣。

大沩山下放牛娃

长沙城西面，有座大沩（音同“围）山，简称为沩山，在宁乡县境内，距离县城130余里。山体巍峨壮观，山中密印寺是佛教禅宗沩仰宗祖庭，始建于唐朝，一千多年来香火不绝，香火最盛的时候，相传寺庙有3000亩“僧田”。

这里奇峰高耸，山水奇美，沩山天竺峰下分布着七座各自独立的小山，俨如北斗七星，当地村落散布在“北斗七星”之间，因此沩山自古有“世外桃源”之称。

20世纪初的沩山百姓受封建压迫和地租剥削严重，劳苦大众多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甘泗淇母亲何氏

沩山东北脚下有一个叫塅溪的山冲，十来户人家都以租种僧田和伐木为生。其中一户姜姓人家，明末清初从江西逃难至此。至清朝道光年间，该姜姓人家的户主是一个叫姜鸣鹏的农民，他善于农作并会伐木烧炭，逐渐成为小有名气的殷实之家。1871年，姜鸣鹏独子姜瑞洪诞生，为人正直，爱帮助人，1887年娶本地何姓姑娘为妻。何氏像丈夫一样，对穷苦百姓总是给予热心帮助。夫妇俩善于持家，到光绪末年，他们在当地已拥有约45亩田地。

1904年1月21日，姜瑞洪夫妇第四个儿子出生，起名姜风威，又名炳坤。显然，父亲对这个儿子充满更多的期待，希望他高大威武，是条汉子；希望他智力超人，将来能够护卫乾坤，为国家建功立业，光宗耀祖。姜凤威自幼不贪玩，喜欢读书，上了私塾。据当地老人回忆，他每天放学回家都帮家里放牛，别的小伙伴都是在河里抓鱼、玩水，姜凤威则常坐在牛背上看书。伙伴笑称他是“牛背。

云山学校求学

姜风威12岁那年， 44岁的父亲因心脏病突发而撒手人寰，一个有7个儿女的家庭如大厦突然坍塌，灾难接踵而来，姜家田产都被贱卖还债。在这种情况下，母亲何氏只好请姜氏族长做主，把余下的田产分到各个兄弟门下，以勉强维持生计。

酷爱读书的姜凤威失学了。此后，他小小年纪也必须和三个哥哥一样劳作，样样农活都得干。不能再读私塾，但他没有放弃自学。离家20里外的水云山下有座新学堂，叫云山书院。他渴望去那里读书，却没钱。

云山学校的前身即云山书院，建于清同治三年(1864)。

当时，云山学校在政治上已经是一所进步的学校。1908-1912年，何叔衡在这里任教，他向师生介绍过学校胜于私塾和“新学”胜于“旧学”的好处。后来，谢觉哉、姜梦周、王凌波等三位思想进步、学识渊博的学者也来这里做了教员，他们四人志同道合，又都留着胡子，因而被人们称为“宁乡四髯”。谢觉哉在学校任训导主任，并兼任国文、历史、地理教员。

“宁乡四髯”

“宁乡四髯”在这里掌握了学校的主导权，他们从学校体制、招生到教学内容与方法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第一，坚决反对尊孔读经，以应用文代替文言文，推行白话文，增设社会学和自然科学课程；

第二，注重对学生的思想教育，针对当时的国家现状，广泛向学生宣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第三，开辟时事专栏，定期刊登国内国际重大消息；

第四，利用学校租谷多的优越条件降低穷苦子弟的学费标准；

第五，禁止学生蓄辫子；

第六，禁止富家子弟乘轿往返学校；

第七，组织学生栽树绿化校园，自辟体育场所。

学校还桑园，建立蚕房，使学生掌握了养蚕、印刷、装订等诸多技能。

何叔衡(1876-1935)，中共一大代表

听说有云山学校这样的新学堂，姜凤威按捺不住了。他去求祠堂族长。族长开明，又是姜风威父亲的至交。他被姜凤威的求学精神所感动，经和几位姜氏长老权衡，决定从祠堂的公款中借钱给姜凤威入学。但族长同时告诉姜风威，生活费需要自理。

姜凤威1918年秋来到云山学校就读。没有生活费，只好自带薯米。姜凤威当时的老师谢觉哉在后来的一次回忆中曾这样写下姜凤威在学校遇到的生活困境：

姜凤祺(威)因钱少不能入校，我在玉衡(即何叔衡)挪五元给他，不料他在路上失去了，形色甚仓皇，又在发行部挪五元给他。致信云山，问津贴姜风祺(威)膳费事。

谢觉哉和何叔衡的帮助使姜凤威顺利在学校就读并渡过生活难关。

谢觉哉（1884-1971），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奠基者之一

姜凤威来到云山学校，受教“宁乡四髯”，而对他直接授课和施教最多的是谢觉哉。由于读书天分高，姜风威的学业进步很快。谢觉哉教导他不要读死书，鼓励他结合时局现状来写作文。有一次谢觉哉出了一作文题目叫《宁乡罐壶业现状》，他亲自带领姜凤威等学生到离学校七八里路远的横市长桥港调查，访问陶业工人。姜凤威带头进行采访，并写出文章，得到谢觉哉的肯定。

姜凤威在另一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时政论文中对时局现状和学人的责任进行了论述，文章由浅人深，由表及里，步步深入，显露出自己的报国之志。谢觉哉读后，给出评语：

巉思破石，炼句成金。

考入长沙长郡中学

姜风威在云山学校发奋苦读。1920年7月，16岁的他以优异成绩考入长沙长郡中学。长郡中学创办于1904年，前身是由清代长沙知府颜仲骥创建的在长沙首倡新学的“长沙府中学堂”。1911年辛亥革命后，府制废除，改建为“湖南长郡公立学校“，后又更名为“长郡联立中学”。

相对于云山学校而言，位于省城的长郡中学有更多的优势，是当时长沙地区最有影响的学校。它是当时长沙地区的第一所官办学校，以“朴实沉毅”为校训，不但集合了一批有新思想的教员，而且吸引了有新思想的学生来这里读书。和甘泗淇一样前后来此求学、后来又都成为中共著名革命家的校友还有李维汉、李富春、李立三、郭亮、陈子展、周世钊、罗章龙、任弼时、肖劲光、陈赓、曾三、彭公达、刘畴西等同志。

长郡中学以国语、算术、英文为主课，另有音乐、体育、修身、历史等课程。姜风威读书很有悟性，过目不忘，又能吃苦，学习成绩优异，尤其写得一手好文章。

姜凤威在长郡求学期间，还积极参加了长沙的爱国学生运动。姜凤威曾这样回忆当时的学校生活和革命活动：

五四运动时，曾在本具第二高小(即云山学校)书，校长王凌波(已故的老共产党员)，教务主任谢觉哉(中央人民政府原内务部部长)。小学毕业后，即考入湖南长郡中学读书，参加过赶走张敬尧(北洋军阀，当时的湖南督军)的学生运动。因家贫失学，在家耕田一年，因得祠堂公款之助，又到长沙读书。中学毕业后，入湖南法政专门学校读书，参加五卅运动及学生运动、农民运动。

投身爱国学生运动

姜凤威在长郡中学求学期间，世界局势纷繁复杂，中国更是内忧外患。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湖南学生积极响应。受学生运动的影响，长沙中等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随后，湖南各界联合会等组织也相继成立，形成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6月开始，长沙各校学生罢课。学联发出的罢课宣言中说:“夫学生之求学，以卫国也，国既不存，学于何有?”1920年7月，姜凤威考人长郡中学不久，积极投身爱国学生运动，并参加了毛泽东、何叔衡等创建的新民学会，是重要成员之一，很快就成为长郡中学学生运动的坚强骨干。

青年毛泽东

湖南军阀张敬尧对学生运动恨得要死。开始他力图严密控制局势，继而则暴力镇压，悍然下令解散学生联合会，查封《湘江评论》。毛泽东领导被解散而又重新组成的湖南学生联合会，通过抵制日货，坚持反日爱国运动，与张敬尧对抗。

张敬尧是北洋军阀亲日派皖系段祺瑞的忠实走狗。1918年，他趁直系军阀吴佩孚和接近直系的冯玉祥打败湘桂联军之际，率军进驻湖南，被段祺瑞任命为湖南督军兼省长。他伙同他的三个兄弟张敬舜、张敬禹、张敬汤、在湖南恣意施行暴政，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搜刮民财，摧残教育，钳制舆论，为非作歹，无恶不作。湖南人民极为痛恨，时谚称:

堂堂乎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张毒不除，湖南无望。

毛泽东在北京组织驱张运动

姜凤威作为新民学会会员骨干，毅然投身于毛泽东、何叔衡等领导的反对反动军阀张敬尧的斗争。姜凤威在老师何叔衡的具体指导下，始终站在“驱张”运动的前列。1920年6月11日，张敬尧仓皇逃出湖南，“驱张”斗争取得胜利。

由于姜风威在学校带头参加五四运动以及“驱张”运动，族中长老害怕给大家带来麻烦，停止了对他的学费资助。他不得不又一次辍学，回家种地。一年后，在有识之士的劝说下，祠堂恢复了对他的资助，他才得以继续上学。

智惩乡绅杨致泽

1924年，姜凤威考入湖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他在参加五卅运动及学生组织的各种活动中，思想有了更大进步，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冬，学校放假，姜风威从长沙回到家乡。他听到乡亲们纷纷反映，乡绅杨致泽私设公堂，侮辱民女，敲诈乡民，妄图私吞省里下拨的欠民众的金库券款，百姓对他的劣迹深恶痛绝，却又敢怒不敢言。杨致泽绰号叫“应十八”，时任大沩镇团防分局局长，因参加镇压张三元农民起义有功而变得更加骄横跋扈。他常威吓老百姓说：“我应十八是副石磨，你们这些蚂蚁是抬不动的。”他担任大沩镇团防分局局长多年，长期统治沩山、黄材两地，肆意屠杀无辜农民，造成许多冤狱。

姜凤威对杨致泽的暴行十分愤慨，决心伸张正义。他对乡亲们说：

金库券是大家的血汗钱，是省里兑还给大家的，应该找杨致泽讨要！

不要怕，我明天就去找他讨个公道！

第二天，姜凤威约了几位好友和放假回乡的同学找到杨致泽，要其将金库券兑换成现金给持有金库券的人。杨致泽见是一些小青年和还在念书的学生，便大声训斥。

姜凤威当场历数杨致泽的老罪行、新劣迹。杨致泽恼羞成怒，动手打人，还要他的团丁抓人。姜凤威招呼在外等候的民众冲进来，说理斗争。

随后，姜凤威组织民众游行，关店罢市，并将杨致泽的罪行印成传单，到处散发、张贴，还向省法院递交了告杨致泽的状子，向长沙《通俗日报》投稿揭露杨致泽的罪行。在人民群众和宣传舆论的压力下，杨致泽不得不为民众兑换了金库券。

1926年7月，北伐军攻克湖南，国民党宁乡左派代表人物文怀亮出任宁乡县团防总局局长。他在中共宁乡县特别支部的支持下，召开各团防分局会议，勒令各分局将枪支、印信等移交给农民协会。杨致泽抗拒，文怀亮当场将其逮捕并解省法院法办。由于杨致泽强奸民女、滥杀无辜等罪行被姜凤威彻底揭发出来，省法院为了平息民愤，决定处置杨致泽，为民除害。杨致泽是当时国民政府的军政要员、湘军第二师师长贺耀组的妹夫，加上杨致泽的亲戚及宁乡的土豪劣绅纷纷至省城为其活动，杨致泽在省城关押数月，未见处置，宁乡县内各界人士议论纷纷。宁乡《沩波》旬刊第五期发表了驱杨致泽宣言，指出

杨是大沩镇一恶棍， 杀人逾百，乡民畏之如虎；当其断案之际，惊堂一拍，声震屋瓦，拷打随来，血肉横飞，居然一小朝廷也。

驱杨宣言一出，民众群起响应。

当年10月17日，宁乡2000多名农民和600名多工人冒雨游行请愿，要求县署从速惩处杨致泽，如不答复，游行队伍即去长沙请愿。当时，省长唐生智已去北伐前线武昌作战，由张翼鹏代理省长。而旅省宁乡同乡会也分别组织了声势浩大的请愿活动。10月21日，《湖南通俗报》发了一条新闻，敦促湖南省政府代主席张翼鹏做出决定:

宁乡团防首领杨致泽所犯通敌谋叛、滥杀苛罚罪，已拘押两月余，闻有人运动贺师长耀组，鲁副参谋长涤平电保，宁乡旅省民众已推鲁荡平、姜风威等七人为代表，向张代省长请愿杀杨。

在民众的强大压力下，1926年11月13日，杨致泽被枪毙于长沙识字岭。

1927年3月5日，毛泽东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两次提到枪决杨致泽事件的意义，并赞扬学生和民众联合的力量。

莫斯科中山大学

姜凤威在“驱张”运动和枪毙杨致泽事件中的杰出表现，引起了中共湖南省委早期负责人的注意。1927年春，23岁的姜凤威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从长沙乘火车到上海，然后随100多名到苏联学习的留学生秘密进入上海港，登上一艘开往海参的苏联运煤船，驶出了吴淞口。

经过半个多月的艰难旅程，轮船到达海参崴。姜凤威和留学生们在海参崴休息了三四天后，乘坐火车沿着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奔赴莫斯科。经过22个昼夜的漫长旅途，姜风威等人终于到达莫斯科中山大学。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联共(布)中央在孙中山去世后为纪念他而开办的，目的是为中国培养革命人才。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于1925年10月，地点在莫斯科沃尔洪卡大街16号楼。这所大学规模很大，正面是四层高的楼房，校园内有很多树木。操场上有篮球、排球、网球场地，还有溜冰场。校园里有一座三层楼的小别墅，是十月革命前一个俄国贵族的官邸，屋顶浮雕华美，每一个房间都高大敞亮。1924年1月，在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苏联驻广州国民政府总顾问鲍罗廷1925年10月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66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在莫斯科建立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即莫斯科中山大学)，帮助中国国民革命培养干部。这个提议很快获得一致通过，并成立了由谭延闿、古应芬、汪精卫组成的招生委员会。

消息一传开，上万名青年踊跃报名，一时间报考中山大学成为热门。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参与下，国共双方挑选了310名学生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时，在德国学习军事的国民党学员和不久之后在法国受到巴黎警察当局迫害的邓小平、傅钟、李卓然等中共旅欧党团员，也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中山大学基本单位为小组，1926年初有340多人，编成11个小组。1927年初，学生达600余人。由于学生水平参差不齐，学校为文化程度差的学生设了预科班，给予初级教育。对俄语程度高的学生设有翻译速成班，张闻天、杨尚昆便是速成班的学生。

中山大学名义上是为国民党而办，管理者有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1926年夏，邵力子来到莫斯科，代表国民党进驻中山大学负责监理工作，成为中山大学的理事会成员。这期间，国民党要人宋庆龄、冯玉祥、胡汉民等纷纷来到中山大学演讲。

1927年，国共分裂后，学校改名为“中国孙逸仙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中山大学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聚集了一大批中国青年之精英，从这里走出去的骄子陆续成为国共两大政党的风云人物。在中国共产党方面有邓小平、陈伯达、乌兰夫、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何叔衡、徐特立、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王稼祥、杨尚昆、甘泗淇等；国民党方面有蒋经国、谷正纲、谷正鼎、邓文仪、郑介民、康泽等。

中山大学的课程都是为培养中国革命干部而设置的，学制两年。姜凤威来中山大学的第一学年，俄语学习时间特别长，每天4个课时，主要是学习俄语，选修英文或法文。其他课程有政治经济学、历史、现代世界观、俄国革命理论与实践、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等。第二学年的课程为中国革命运动史、世界通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主义原理、经济地理等。考虑到学生们回国后从事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学校还开设了军事课，给学生讲授军事理论，进行军事训练，主要内容为步兵操典、射击、武器维修等。

中山大学课程设置针对性强，注重对革命基本理论的讲授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总结。学习方法上注重理论联系实际，采取上大课、小组讨论和自学形式。学校经常组织学生们去工厂、农庄及革命遗址(如冬宫、克里姆林宫、革命者蹲过的监狱)参观。校内设有军事研究室，陈列供学生实习用的制式武器。中国留学生的首要任务是学好俄语。经过几个月的勤学苦练，第一学期结束时，姜凤威已经基本能够听懂老师的俄语授课，轻松自如地用俄语回答老师的提问。从第二学期开始，姜凤威就转入俄语班学习了。

取俄文名字“甘斯基“

当时的中山大学还处于秘密状态，不对外公开，不挂牌子。苏联考虑到中国学生回国后的安全，给每位中国学生都取了苏联名字。例如，邓小平取名多佐洛夫，乌兰夫取名拉谢维奇，叶剑英取名尤霍洛夫。姜凤威也有了苏联名字——甘斯基。

后来，这些留苏学生回国后有的用俄文名字的一部分做笔名，致使有的学员一度俄文名字甚至比自己的本名还广为人知，比如秦邦宪被称为博古(波戈列洛夫)、张闻天被称为洛甫(伊兹梅洛夫)等。

此时的苏联，国内战争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创伤尚未完全恢复，各项经济建设还没有走上正轨，但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为莫斯科中山大学却花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据苏联档案记载，莫斯科中山大学预算为1000多万卢布，还动用了当时十分紧缺的外汇供学生回国探亲用。学校对中国留学生的在校生活也倾尽全力，把他们的衣食住行安排得井井有条，待遇比苏联学生甚至普通老师还高。学校业余生活丰富多彩，各类活动都有，每周举办电影晚会或者舞会，每年盛夏季节还能到海滨工人干部疗养院疗养度假。除了必修的课程外，当时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斯大林、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周恩来、瞿秋白等，都经常到中山大学就国际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的一些重大问题做讲演，使学生们受到了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进一步加深了对书本知识的理解。

1927年3月下旬，上海工人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占领了上海。消息传到中山大学，姜凤威和同学们兴奋异常，不约而同地从各个教室里跑出来涌进大礼堂，举行热烈的庆祝大会。姜凤威更是和同学们纷纷登台演讲，庆祝中国革命的胜利，庆祝上海工人的胜利，并且在会上通过了给上海工人热情洋溢的致敬电。会后，在莫斯科的中国学生纷纷走上街头举行盛大的游行。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这个消息给还沉浸在上海工人武装胜利气氛中的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们当头泼了一瓢冷水。大家都怔住了，继而爆发出愤怒的抗议声。

全校师生连夜在大礼堂召开大会，姜凤威和同学们纷纷登台谴责蒋介石的残酷暴行，愤怒声讨蒋介石倒行逆施的罪行。在这次集会上，一致通过了中山大学全体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致武汉国民政府的电文：

当前中国革命的发展引起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击，假革命的蒋介石及其一伙违背了党的原则和纪律，他们背叛了我们的革命，屠杀上海的革命工人，从而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现在他们成了我们革命道路上的障碍。但是我们有信心，得到我们工人群众和革命军队支持的国民党中执委和国民政府，一定会勇敢坚定地进行反对反革命的蒋介石及其一伙的正义斗争。我们确信，我们将会得到最后的胜利。

斯大林是创办中山大学的倡议人。1927年5月13日，斯大林亲临中山大学演讲。他在2个多小时的演讲中，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形势，解答了同学们向他提出的一些问题，最后指出：

如果以为在中国只用军事力量就可以打倒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那是愚蠢的。没有土地革命，没有千百万工农群众对武汉军队的积极支援，要打倒这些势力是不可能的。

整个革命已随蒋介石的政变而进入其发展的更高阶段。

1927年7月2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声明：与中山大学断绝切关系，同时严禁各级组织再向莫斯科派遣学生。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8月，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一怒之下，离开武汉取道新疆，来到莫斯科。在中山大学礼堂，他控诉蒋、汪合流和“过河拆桥”，同时又指责中共的“暴力”行为。为此，中大学生中的中共党员、团员被激怒，姜凤威等人用关电灯、跺地板、掷鸡蛋来发泄不满，邓演达只好中途退场。

(上)宋庆龄到达莫斯科车站受到苏联各界代表欢迎，(下)宋庆龄在中山大学演说(右为陈友仁)

与此相反，宋庆龄在中山大学却受到空前的欢迎。她在欢迎会上说:

我很荣幸地被邀请访问国外第一所用中山先生名字命名的中国人的大学，在这里我看到许多虔诚的年轻人，竭尽心力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努力，衷心感佩，孙中山最宝贵的遗训是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那些背叛孙中山的人居然还打着他的招牌说话……

宋庆龄沪音悦耳，咬字清晰，言语朴实，她的演讲不时为中山大学学生们的掌声所淹没。

大革命失败后，全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共产国际决定：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六大之后，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向忠发等领导人根据中山大学学生的要求，到中山大学演讲并回答学生的提问。当时向忠发是全力支持斯大林的，他把托洛茨基批了一顿，扬言要把中山大学的托派学生统统开除。

六届一中全会后，共产国际为培养更多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干部，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增办一个特别班，轮训中共党内高级干部，我党早期著名活动家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何叔衡、叶剑英等便是这个特别班的学员。9月下旬，周恩来专程到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探望了在这里求学的中国青年，并且向同学们做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要精神和国内斗争的形势报告。会后，周恩来来到同学们中间亲切交谈，当他了解到姜凤威俄语非常好时，鼓励他努力学习，将来把列宁主义带回国，为中国革命服务。

1929年，斯大林为巩固自己地位，发动全国范围的大“清党”行动，涉及全国每个角落，上百万人被“清”掉。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成了一个重灾区。留学生们在异国他乡处境悲惨，有的被长期监禁，有的在狱中被折磨致死，还有人被流放西伯利亚，一些中国留学生在“清党”当中客死异乡或者下落不明。

1930年夏，周恩来再次来到莫斯科，给在校留学生做报告，并且建议：在各工厂劳动的女同志可改去红军医院，学习护理技术后回国工作。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停课“清党”，先后关闭了100多天。1930年秋，“清党”结束，学校宣布解散，姜风威从莫斯科回国。

中共中央秘书处的甘泗淇

回国后，姜凤威被中共中央安排去上海，在中共中央秘书处担任文字翻译工作。其间，正是国民党残酷屠杀共产党人的困难时期，由于他在湖南早期革命活动中作为学生运动领袖非常出名，为了隐蔽身份，他以俄文名“甘斯基”的谐音，给自己改名为“甘泗淇。从此以后，他以甘泗淇作为自己的正式名字，参与了创建新中国的全部武装斗争。

中共中央秘书处于1926年9月正式成立，位于上海市青海路善庆坊(今青海路19弄21号)和小沙渡路遵义里(今西康路静安寺路口松寿里24弄11号)，是中共中央及政治局的中枢，相当于今日的中央办公厅，主要负责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常事务。甘泗淇到上海后，在中央秘书处担任俄文翻译工作，主要负责翻译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一些重要文件。1931年1月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以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甘泗淇和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王首道被派往中央苏区工作。

甘泗淇和王首道从上海出发前夕，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并负责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工作的周恩来在一个旅馆里专门跟他俩谈了话，告诉他们湖南省委已被敌人破坏。为了加强对湘赣边界斗争的领导，决定成立湘赣省委，并指定王首道任书记，甘泗淇任宣传部部长。周恩来要他俩先去中央苏区中央局，听取中央局对成立湘赣省委的指示，并交给他俩一份中共中央关于决定成立湘赣省委的文件。甘泗淇和王首道行至江西万安良口渡河时，遇到了在中央苏区工作的李明瑞、张云逸、张启龙等人。大家一路同行，于6月到达瑞金。向苏区中央局汇报、请示工作后，经中央局同意，由王首道、张启龙、甘泗淇等人去湖南组建湘赣临时省委。

参与创建湘赣革命根据地

湘赣革命根据地位于湖南、江西两省边界地区，亦称湘赣苏区。它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井冈山、赣西南、湘东南地区革命斗争基础上,是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7年10月-1930年2月)之后，于1930年2月至1934年8月建立发展起来的第二个重要的革命根据地，共计25个县，总面积数万平方公里，基本苏区人口有100余万。

中央苏区和湘赣苏区的迅速发展震惊了蒋介石。1930年10月下旬，他从湘、豫、赣调集10万兵力，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12月，国民党军第十九师向湘赣苏区袭来，湘东独立师奉命迎击进犯之国民党军，先后在永新等地设伏，使国民党军遭受重大损失，从侧面支持红一方面军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1931年1月，为开展湘东南工作，并相机迎接由广西北上的红七军，王震又率第三团与第一团于1月29日至2月6日相继攻下资兴、永新等县，歼灭国民党军第五十七旅及保安团各一部，随后，北返莲花县境。中旬，湘东独立师改称湘东南独立师，并新组建了第二团。1931年4月，湘赣军民取得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湘东南和赣江以西的广大地区连成一片。

为了在行动上更加协调和完全统一，中共中央决定以湘东南革命根据地为基础，将湘东南、湘南两个特委和赣西南的西路、南路和北路三个分委所管辖的区域合并成立湘赣省，建立湘赣革命根据地(湘赣苏区)，成立中共湘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统一领导这个地区的革命斗争。1931年1月，从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回到湖南的甘泗淇，参与组建中共湘赣临时省委的工作。7月底，王首道、甘泗淇和张启龙等奉苏区中央局命令来到永新，召集湘东南特委和西路分委举行联席会议，传达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关于成立湘赣省委等决定。

8月1日，湘赣临时省委和省苏维埃临时政府成立，王首道为临时省委书记，袁德生为省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甘泗淇任临时省委宣传部部长。他深入到永新农村调查了解情况，开展巡视工作。他除了积极进行反国民党军“围”斗争的准备工作外，还宣传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发展经济的意义;宣传大力发展壮大党、团、工会、妇女、少先队组织，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的重要性;宣传扩大红军、支援红军、支援前线、消灭来犯国民党军的迫切性;宣传建立地方武装、保卫苏维埃政权的必要性。

甘泗淇、胡耀邦、李贞合影

指导湘东独立第一师工作

随着中国共产党在苏区工作的开展，国民党军加紧了向苏区的进攻，为了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临时省委派甘泗淇作为党代表，到工农红军湘东独立第一师指导工作。

湘东独立第一师1930年9月中央红军第一次反“围剿”前夕由莲花万载、浏阳、茶陵、醴陵、萍乡等县游击队组成，在萍乡县大安里诞生，全师共800余人。刘沛云任师长，谭思聪任政治委员，马赤为师参谋长，王震为师政治部主任。到独立师工作，对于知识分子出身而缺乏战争经验的甘泗淇来说，无疑是一副很重的担子。

到任后，甘泗淇谨言慎行，择善而从，很快熟悉情况，打开工作局面。他了解到独立师战斗力比较强，各单位党支部组织党员坚持过组织生活，民主决策部队各方面的重要问题。连队建有十兵委员会，负责文化娱乐和生活管理、伙食改善等工作。部队对当地苏维埃政府很尊重，经常向人民群众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部队自身的宣传工作也很生动活泼，战士们在驻地书写宣传标语，在火线上向国民党军喊话。他及时总结湘东独立师政治工作成功经验，向上级汇报，并向其他部队介绍推广，对所属红军部队政治工作建设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蒋介石为了消灭红军，接连对中央苏区红军进行“围剿”。

1931年7月，在对红军进行两次“围剿”后，又集中30万兵力向中央苏区发起第三次“围剿”，其中3个师分路向湘赣苏区进犯妄图一举消灭湘赣苏区红军。

1931年8月，湘东独立第一师改名为红军独立第一师，师长改由李天柱担任。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甘泗淇与师长李天柱、政治委员谭思聪积极研究对国民党军斗争的策略和战术，决定以少数部队在地方武装和广大群众配合下，对进占永新城的国民党军第四十三师一个旅实施昼夜骚扰；断其粮道，使永新县城变成一座孤城。没过多久，驻永新城的国民党军被迫撤向安福。甘泗淇及时与师领导决定乘胜追击敌人。国民党军在独立第一师的不断阻击下，丢下几百个死伤人员，最终逃窜回安福城内。

9月29日夜，独立第一师司令部接到中共吉安县委报告，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师一个团撤到永阳，请求红军独立第一师去攻打。部队连夜率部冒雨进发，力争消灭立足未稳之敌。第二天中午，部队到达吉安田东。甘泗淇做战地动员，要求战士们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和不怕牺牲的革命斗志投人战斗，消灭来犯之敌，还要求战士们在战斗中展开竞赛。

战斗打响了。红军部队对永阳的国民党军队展开猛烈进攻。敌人的抵抗十分顽固，火力非常凶猛，战斗进行了一个多小时，部队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不久即查明，敌人并非挨户团，而是公秉藩部正规军的一个建制团。

当时红军参加战斗的只有独立第一师第一、二团，鉴于敌情变化，师领导决定重新部署兵力，调来安福独立营、湘南游击队和第三军团特务营的两个连。经过两小时鏖战，部队终于攻入城内，俘虏建制团团长毕卫汉等国民党军官兵约1000人，缴获大批步枪弹药。战斗中，红军仅一名副团长负伤，死伤几名连长与指导员，伤亡100多名战士。战斗之后，独立第一师装备上了汉阳造步枪和木柄手榴弹，战士们非常高兴。有了这些过去从未拥有过的武器，战士们的战斗勇气和胜利信心大增。

战后红军独立第一师在永新休整时，又得到中共茶陵县委报告：国民党军陈光中部正在进攻洮水。甘泗淇同李天柱、谭思聪率红军独立第一师第一、第二团，以及红二十军第一七五团立即奔向茶陵，参加攻打陈光中部的战斗。经过两个小时的战斗，打垮了进攻洮水的敌人，俘敌200来人，其中包括一个连长，缴获两挺机枪和其他一些武器弹药，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这一地区的“围剿”。

红军独立第一师在茶陵经过几天休整，又转战赣南，先后攻克上犹和赣县的塘江镇。在塘江战斗中打垮了国民党军马昆地两个营和当地地主武装靖卫团。接着，甘泗淇和师领导组织部队在上犹和崇义地区帮助组建地方武装赣南独立团，还派去一些干部指导部队的组建工作，拨给一部分军械。在地方政府协助下，红军独立第一师积极动员青年参加红军，使部队迅速发展到2800余人。

1931年10月8日至15日，中共湘赣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莲花县花塘镇召开，正式成立中共湘赣省委。通过《政治决议案》《组织决议案》《苏维埃问题决议案》，选举王首道、林瑞笙、甘泗淇、张启龙、袁德生等11人为省委委员。甘泗淇是5名常委之一，省委宣传部长，王首道为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张启龙任省委常委、党团书记、军事部长，林瑞笙任保卫局长，胡耀邦任儿童局书记。随后召开湘赣省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湘赣省苏维埃政府，袁德生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启龙任副主席。

至此，以永新为中心的湘赣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湘省委和苏维埃政府领导红军和游击队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争，并建立了永新、宁冈、莲花、上犹、崇义等十几个县苏维埃政府。

参与指挥反“围′剿”斗争

1931年11月，国民党军集中10个师，连同地方武装共约8万人，第三次“围剿”湘赣苏区。其中，周至柔部进攻永新，罗霖部进攻莲花，陈光中部进攻茶陵，公秉藩部再一次进攻永阳，湘苏区的永新和莲花两个中心县城均被来犯的国民党军占领。

大敌当前，中共湘赣省委在做战争总动员的同时，组成了临时前敌委员会，以林瑞笙为书记，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武装。将红军独立第七团、红军遂川独立营和由湘南游击队改编的苏维埃警卫团合编为红军独立第三师，冯建元任师长，甘泗淇兼任师政治委员。

这时，红军独立第一师也奉命赶来与红军独立第三师一起战斗，围困永新和莲花两个中心县城的国民党军。甘泗淇和冯建元决定采用毛泽东“敌进我退，敌驻我扰”的战术，重点攻击包围永新的国民党军，找机会发起突袭，歼其外出的小分队和运动中的人员。他们指令部队伏击国民党军运送物资的交通队，截获其枪支、粮油、服装，派出小分队在县城周围打土炮、放冷枪，闹得国民党官兵整夜不能安睡。

12月，红军独立第一、第三师在永新的钱市街与国民党军周至柔部发生激战。战斗中，红军临时前敌委员会书记林瑞笙负伤，独立第一师政治委员谭思聪牺牲，独立第三师七团政治委员刘峰、湘省委委员罗启厚以及几位连长也相继牺牲。在敌众我寡、战斗异常激烈的危急时刻，甘泗淇以省委代表的身份，组织两个师的主要领导研究敌情，及时调整战术，并亲自对部队进行政治动员，强调党团员要在战斗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从而鼓舞了士气，给周至柔部以重大打击。罗霖部见周至柔部损失惨重，怕自己也遭打击，便退出了莲花。在罗霖部撒退时，甘泗淇与第一、第三师师长率部出击，步步紧逼，设伏击圈，消灭小股国民党军，使罗霖部在湘赣苏区难以立足，被迫全部撤退。红军打垮了三路进攻湘苏区的国民党军，成功粉碎了敌人对湘赣苏区的第三次“围剿”。甘泗淇在这次战斗中初露锋芒，显示出能征善战的领导才能和指挥艺术。

1932年2月，中共湘赣省委派王震参加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归来后他传达中革军委关于“成立湘赣军区、统一武装指挥”的命令。随后，湘赣军区宣告成立，张启龙任总指挥，甘泗淇任政治委员。红军独立第一、第三师编成红八军(未设军机关)，李天柱代理军长，王震代理政治委员。湘赣军区成立后，正值国民党军陈光中部进攻茶陵的芙江。甘泗淇和张启龙立即在部队召开驱逐国民党军的誓师大会，王震在会上向部队传达中革军委成立湘赣军区的决定。甘泗淇在政治动员中，号召广大战士英勇作战，以这次战斗的胜利来庆祝湘赣军区的成立。

8月，国民党军侵占官田。甘泗淇和王震、李天柱决心率部歼灭来犯之敌，先集中兵力打击占领官田和东塘等地的敌第十五师，而后视情况变化再打击占领茶陵湖江等地的敌第六十三师。官田是攸县东乡的一个重镇。8月6日，甘泗淇和王震、李天柱率红八军从莲花出发，于当夜到达攸县苏区皮佳。得知官田守军是攸县保安团决定首先歼灭这股守军。7日拂晓，趁保安团尚未起床，红军独立第一、第三师和地方武装分路从官田桥上、桥下突然发起攻击。保安团遭到突然袭击，仓皇应战，一面还击，一面溃逃。红军独立第一、第三师分路追击，除击毙一部分外，俘敌200多人。接着，各路部队攻入官田镇。此战击毙保安团约300人，俘200余人，缴获400余支枪和数万发子弹及其他一批军用物资。

红军“肃反”扩大化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陈绍禹(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得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以“执行国际路线”、“反对调和主义”为旗号，指责李立三的错误是在“左”的词句掩盖下的“右“，并提出了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还要“左”的错误观倾机会主义”点。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给湘赣军区的发展和军事行动带来极大的消极影响。

红三军团等部队攻打赣州没有成功，中革军委命令湘赣军区部队向北发展，与湘鄂根据地连成一片。由于这两个区域有国民党军严加防守的浙赣铁路横贯其中，又有袁水的自然分隔，湘赣红军难以实现中革军委的意图。张启龙、甘泗淇研究后决定，由张启龙、王震率领红军独立第一师和红军独立第三师一部向北路行动，攻打分宜。张启龙、王震指挥部队打了一些胜仗，还抓到国民党军团长朱耀华，筹到了一些经费。但是红军损失也比较大，死伤几百人，王震负伤，红军独立第三师第二团政治委员赵克强负重伤后牺牲。这时正值炎热天气，疟疾、痢疾、脚溃烂等病不断发生，病员日渐增多。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工作不好做，部队不断发生士兵逃走事件。

因形势所迫，中共湘赣省委曾一度执行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左”倾路线，“肃反”出现错误，误伤了一些人。王震从中央苏区回来后，在主要领导干部中停止“肃反”，有效保护了一些干部。一次，在永新河桥头上，甘泗淇和王首道、张启龙、王震等一起商量决定，抵制执行“左”倾路线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下达的对湘赣苏维埃政府主席袁德生的逮捕令。由于湘赣省委没有完全贯彻执行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左”的做法，被王明等“左”倾领导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1932年8月，王明派刘士杰、陈洪时到湘赣革命根据地，刘士杰(后叛变被处决)任湖南省总工会负责人。以刘士杰为首的“左”倾路线代表在苏区内大搞“肃反”护大化，宣布彻底改组湘赣省委，王首道被撤销省委书记职务。不久，刘士杰等以“阶级异己分子”的罪名，将湘赣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湘赣军区总指挥张启龙撤职、开除党籍，秘密关押在省保卫局。

1933年，陈洪时逼迫甘泗淇揭发王首道、张启龙所谓的“右”倾错误。甘泗淇严词拒绝，反而赞扬王首道、张启龙在游击战和建设苏区中做出的贡献，结果被斥为“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指责甘泗淇对肃清AB团不积极，撤销了他在红军中的职务，将其调到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任财政部部长、国民经济部部长，主持财政经济工作。甘泗淇在逆境中没有消沉，而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心，克服一切困难，努力工作，对苏区的经济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1933年2月，中共湘赣省委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将湘鄂军区红军独立第一、第二师合编，在湖南省浏阳县正式成立第十八军。军长由中央特派员、湘鄂赣省军区参谋长严图阁担任，政委由红十六军师政委省委特派员徐洪担任，下辖第五十二师和第五十四师，共计3000余人。3月中旬，国民党军3个师分由酃县、茶陵、遂川、万安等地出动，对湘赣苏区进行新的“围剿”。在袁水地区配合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红军第八军急速返回永新县境，接着转至遂川地区寻机作战，苏区地方武装也在宁冈、莲花县境开展游击活动。

4月，国民党军占领莲花、永新两城后，继续向东进攻，企图围歼红军于遂川、万安、泰和地区。红八军迅速绕到永新牛田地区，使国民党军的企图落空。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进攻湘赣苏区的国民党军退出永新城，据守宁冈和莲花。红军继续以游击战打击国民党军。5月，红八军和地方武装先后在茶陵、花县境连打3仗，给接运和运输物资的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共俘敌2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1500余支，

组建红六军团

同月，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湘赣苏区党政军的领导，派任弼时任湘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6月，按照中央军委命令，湘赣和湘鄂两省红军组成红六军团，下辖2个师，共计9000多人。湘赣苏区的红八军编为第十七师，湘鄂赣苏区的红十八军改编为第十八师，徐洪任师长兼政委。接着，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红十八师南渡袁水，进入湘赣根据地。

率部进行战略大转移

1933年9月，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王东原部进攻宁冈，直逼永新县城。这时湘赣苏区主力部队只有第十八师的两个团，甘泗淇被调任第十八师代理政治委员。在反“围剿”战斗中，甘泗淇腿部负伤，直到1956年才在北京医院动手术取出弹片。

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1934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广昌、门岭、建宁、龙冈等相继失守，中央苏区南北门户洞开。红军在中央苏区内线打破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希望破灭。中共中央决定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实施战略转移。

博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红军在作战不利形势下的对策。毛泽东在讨论中发言，建议红军主力应尽快向外突围转移，其方向不宜向东北，可以往西。会议没有接受这一主张，只是决定派红七军团作为抗日先遣队北上，派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并开辟新的苏区。随后，红六军团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军团长萧克、政治委员王震的率领下，撤离湘革命根据地，向湘中转移，留下部分红军在湘赣地区坚持游击战争。6月下旬，湘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省军区从永新县城、石桥等地转移到永新东南的牛田村一带，红六军团亦于7月4日进驻牛田村。此时，由于贯彻“左”倾错误路线，湘赣苏区的中心区域被国民党占领，根据地范围缩小，军需供给困难，红六军团已处于危险境地。

为了保全这支红军部队，同时给即将转移的中央红军主力突围“探路”，7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命令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进行游击战争，创立新的苏维埃区域。同时，规定了西征的路线和行动计划，确定了军团领导成员，由任弼时任中央代表，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军团政治委员，李达任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任军团政治部主任。此时湘赣苏区的中心——永新县城已被敌人占领，其余地区也被敌人分割成若干小块。红六军团开始紧张地着手西征前的准备工作。为了不过早暴露红军西征的意图，红六军团决定先向南突围，然后西进。为确保红六军团顺利突围，以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的独立第一、二、三、五共4个团担任掩护任务。8月初，红六军团秘密离开牛田地区，向江西遂川方向前进。

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第十七、十八师和红军学校共9700余人，告别湘赣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他们从江西遂川的横石和新江口地区出发，踏上西征路途。因大敌当前，加之时间紧迫，部队迅即突破遂川县衙前、五斗敌军封锁线，进入湘南。红六军团不顾酷暑炎热、饥饿疲劳，昼夜兼程，通过藻林、左安、高坪等地，先后突破国民党军4道封锁线，于8月11日中午到达湖南桂东县以南的寨前圩，当晚摧毁寨前圩至沙田间由当地民团把守的20余座碉堡。为了明确突围的目的和任务，进一步做好西征战斗思想准备，8月12日上午，在寨前圩的河滩上，红六军团召开了连以上干部西征誓师大会，庆祝突围成功。

任弼时在会上正式宣布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关。任弼时、萧克、王震组成军政委员会，任弼时任军政委员会主席，萧克为军团长兼十七师师长，王震为军团政委兼十七师政委，李达为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为军团政治部主任，袁任远任副主任，龙云为十八师师长，甘泗淇为十八师政委，谭家述为十八师参谋长，方礼明为十八师政治部主任。誓师大会鼓舞了红军战士的斗志，增强了西征必胜的信心。

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任弼时到红六军团后，正确执行了党的方针政策，甘泗淇才得以重新回到军队任职，在部队处于危难的情况下，重新挑起重担。部队转移到湘鄂川黔后，甘泗淇升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

甘泗淇和龙云率十八师担任红六军团前卫，继续西进，经资兴、郴县、桂阳，行军五六天，攻占新田县城。部队在嘉禾休整几天，甘泗淇带部队努力做好当地群众工作，根据上级指示，留下一些干部和伤病员及枪支，帮助当地建立一个区委和一支小游击队后，又继续挺进，过潇水后，到达湘桂交界的永安关。

部队在永安关打退敌人一次进攻后，进入广西，经全州进人湘西南占领通道，随即渡过渠水河到达新厂。部队虽然极度疲劳，但仍击溃了当地何键的湖南补充纵队。在供给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翻高山、绕小道，克服重重困难，向黎平、俞河、台拱之间挺进，冲破了清水河、施秉等敌人设置的封锁，占领了黄平县城。

甘泗淇在转移途中不断找干部和党团骨干谈话，鼓励他们带好部队，战胜困难，完成党的任务。部队除了与敌人战斗外，还要同各种困难做斗争。这里大部分地区山势险峻，人烟稀少，物资奇缺，部队有时一天只能吃上一顿稀饭，经常是饿着肚子行军打仗。有时在悬崖峭壁上攀行，马匹、物资不得不丢掉，要用时又没有。许多战士甚至没有鞋子穿，赤着脚在深山密林中行军，历尽艰辛。全体战士如果没有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和顽强意志，是无法战胜这重重困难的。在这种局面下要做好部队的政治工作，难度可想而知，甘泗淇深感自己肩上担子特别重，10月7日，部队从黄平出发，经瓮安的河坝，渡过余庆河，向石阡开进，在甘溪与国民党军遭遇。由于敌情不明，加之粮弹严重不足、部队疲劳、伤病员和掉队人员多，在这种困难情况下，红六军团被截为三段，在石阡甘溪陷入湘、桂、黔敌军24个团的包围。

为了摆脱严重的被动局面，十七师的四十九、五十一两个团的一部由四十九团特派员谭善及五十一团一个营长负责指挥部队，余部由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领继续前进，到达黔东沿河根据地与红三军团一部会合。十七师的五十团、四十九团的另一部，与十八师、军团部在转战中遇到严重困难。当部队从朱家坝向南转移时，担任后卫任务的五十二团遭敌截击、包围，全团指战员虽英勇奋战三昼夜，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十八师师部及五十二团大部壮烈牺牲。团长田海清阵亡，师长龙云被捕，不久在长沙被军阀何键杀害。

甘泗淇率领十八师余部，在军团首长李达的指挥下，冲出敌人包围。贺龙听取了李达汇报后，亲自率领红三军主力南下接应，10月16日至23日，红三军主力先后从西阳进入松桃，在梵净山附近的松桃、江口、印江寻找红六军团。10月24日，突出重围的红六军团主力终于到达黔东印江县木黄镇，与前来接应的由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三军胜利会师。稍事休息，两军领导人在横府宫召开紧急会议，定下了向湘西发展的方向。

1934年10月25日，两军到达西阳南腰界，用红六军团的电台向中央军委报告了会师情况。10月26日，两军在南腰界召开了庆祝两军会师大会。会上，中央代表任弼时宣读了党中央发来的贺电，并同时宣布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还宣布了部队整编情况。会合后，部队没有统一的番号，各自仍用原来的番号，也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但在行动中已形成了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为核心的统一领导。为了便于工作，11月，在组织机构和领导人员方面做了一些调整。红三军团番号改为红二军团，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军团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委，李达任参谋长，张子意为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四、第五、第六师。红六军团仍由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军团政治委员，谭家述为参谋长，甘泗淇为政治部主任。这样，在任、贺、关领导下，“八千健儿，挥戈东向”，发起了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湘西攻势。

11月，甘泗淇改任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鉴于中央代表夏曦执行王明“左”倾路线，大搞“肃反”扩大化，使红二军团党组织遭到破坏的严峻局面，他全力投入到抓党组织重建的工作中，指导各师、团先后建立政治机关，配齐了营、连政治干部。他还从红六军团抽调一批干部到红二军团，担任各级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工作人员，如李贞担任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余秋里任第十八团党总支书记，使红二军团政治工作制度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恢复和健全。

硝烟弥漫 忠贞不渝

1935年11月，红二、红六军团共1.8万余人从桑植出发，开始长征。1936年7月，部队在甘孜合编为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此时，甘泗淇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李贞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

长征路途漫长艰难，战斗频繁，供应紧张，气候多变，加上人地生疏，对每个战士都是严峻考验。李贞怀着身孕，困难就更大了。组织上考虑到这些情况，曾动员她就地留下，等生下孩子再说，但李贞坚决要求随部队继续前进。

我感谢组织上的照顾，但我能经受任何考验，请组织上放心！

李贞说到做到。长征途中，她几乎每天都和战士们在露天的冷风里过夜。部队一驻扎，她就到每个单位去，询问党团工作和伤员情况，统计伤亡数字，很晚才歇息。组织上为李贞配有一匹马和一顶小帐篷，但她常将这些让给伤病员。有位女战士病了，她把一件较好的衣服送给女战士，自己穿的却是一件单薄的旧衣。

红二方面军长征途中部分人员合影。前左起：周雪林、贺捷生(小孩)、蹇先任、李贞、贺炳炎、晏福生、甘泗淇、贺龙；后左起：张子意、周士第、袁任远、关向应、王震、谭友林

由于过分劳累，加上饥寒交迫，李贞病倒了，但她没有告诉任何人，而是继续艰难地跟着部队一道行进。战友们发现她的情况后，纷纷来看她。那个女战士流着泪要将衣服还给她，可她坚决不要。由于病情严重，最后大家只好用一条长布带将她在马背上继续行军。

一路上，她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忍耐着各种恶劣环境带来的重重困难。过雪山、草地时，甘泗淇和李贞常常把自己的骡马让给小战士骑。遇到有的小战士患病，他们总是不惜把自己也少得可怜的粮食拿出来救急，自己则靠吃野菜和草根充饥。两个人的宿营帐篷也几乎成了刘月生、罗洪标、颜金生等小红军战士的专用帐篷。有时，李贞等他们睡着了，还给他们缝补破旧的衣服。

1936年7月，部队进入茫茫草地 。为了帮助伤病员走出草地，接连几天，甘泗淇忍着饥饿，把自己的口粮省出来给伤病员吃。一天，有人给甘泗淇送来一块马肉，他当即要李贞将马肉转给伤病员。马肉不易消化，李贞像母亲照顾婴儿似的，把马肉嚼碎后喂到伤员嘴里。晚上，甘泗淇还把伤病员安排在自己的帐篷里休息。由于承担的任务不同，甘泗淇和李贞并不能常在一起行动。甘泗淇除了参与军团的决策和指挥战斗，沿途还做部队的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

一天，李贞又病倒了。当甘泗淇得知妻子病重的消息时，感到心疼和无奈。在贺龙和任弼时的“命令”下，他火速赶到李贞身边。李贞正高烧不止，甘泗淇马上请来了医生诊断，她得的是伤寒。由于部队缺医少药，甘泗淇便把自己唯一的私产——莫斯科中山大学奖给他的一支金笔卖掉，买来了针剂，才使李贞的高烧退下来。夜晚，寒风冽甘泗淇又脱下身上唯一的一件毛衣给李贞穿上。

草地一望无际。恶劣的气候，加之没有净水，缺乏给养，又终日在遍布陷阱的泥潭沼泽里跋涉，这段最艰难困苦的行军使刚刚大病一场的李贞身体非常虚弱，极度劳累，而且没有营养补给，7个月的孩子早产了。

因病体尚未恢复，又无充饥之粮，在红军官兵只能吃树皮的时候，李贞患了产后虚脱症，没有乳汁喂养孩子，小家伙啼哭不止。热心战友们送来破衣服做尿布，送来他们自己也舍不得吃的青稞面给李贞做营养品，可毕竟非常有限。没等走出草地，可怜的小生命就天折了。

甘泗淇将军背着病重的李贞将军过草地的情景画（贺靖云画）

由于产后没能很好休息，再加上伤寒病的摧残，李贞再一次病倒，常常昏迷不醒。

李贞不能喝冷水，甘泗淇就把水壶揣在怀里焐热；李贞不能骑骡马，他就背着她走。直到同志们做了副担架，他才把李贞从背上放下来，放到担架上。但甘泗淇坚持自己抬担架的一头，尽可能减少战士们的负担。夫妻二人患难与共，跋涉在艰险无比的长征路上。甘泗淇并不知道，长征路上的艰险环境已使他的爱妻永远失去了为他生养儿女的能力。

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

在此后的抗日战争中，李贞与甘泗淇夫妻虽然因工作需要长期分开，很少聚在一起，但为国家和民族解放的拳拳之心却把他们紧紧地连在一起。解放战争中，夫妻二人跟随彭德怀在西北战场驰骋，新中国成立后，又一起参加了抗美援朝。

1955年9月，李贞与甘泗淇一同走进了中南海怀仁堂，成为新中国的“双子将星”。由于长征时的早产，李贞再也没有生育过孩子，有人替甘泗淇遗憾，于是李贞想和甘泗淇离婚，让其再娶个妻子生个孩子。可甘泗淇却坚定地说:

我要的是爱人，不是孩子！

一句简单却坚定、饱含深情的话，让坚强的女将军李贞的心灵深受震撼，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1936年12月，红二方面军干部在陕西富平县庄里镇合影。前排左起：贺龙、朱瑞、李井泉、王震、关向应、贺炳炎、甘泗淇；后排左1张子意，左5陈伯钧

甘泗淇大多担任政工工作，政治上严格要求干部，生活上关心干部，严格以身作则，是他政治工作一贯的遵循。多年后，廖汉生将军还记得长征时，因一把粉子犯错而被甘泗淇撤职的一名指导员。

1936年12月，红二方面军部分团以上干部。前右1李贞；二排左起: 朱瑞、卢冬生、王震、甘泗淇、贺炳炎、陈伯钧、贺龙、任弼时、左权；后排站立者右9关向应，右10廖汉生

长征时，甘泗淇隶属于红二方面军。当时要过草地了，部队将艰难筹集到的有限的青稞麦炒熟后轧成粉留用，这是维持生命的炒面，为此甘泗淇作出三点规定，各连首长亲自发粉子，每人每顿只准吃一把粉子，不到开饭时间不准吃粉子。可是，17团一个指导员悄悄多拿了一把，为严明纪律，甘泗淇亲自签发了处分决定。

对于红军干部行为作风的要求，甘泗淇是极为严格的，正因为有这样严明的纪律，红军干部和战士们才能始终保证思想不滑坡，才能不断战胜困难并取得胜利。所以廖汉生会感慨:

党在红军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红军长征路上的生命线！

贺龙、续范亭、薛明、甘泗淇、李贞看望病中的关向应

建国后，贺龙元帅曾回忆：

红二方面军长征时走在最后头，因此，吃的野菜、野草最多，共有三十多种。

数据背后，还有一段感人的故事。

红二方面军是最后过草地的部队，能吃的都被前面部队挖光了，甘泗淇索性将自己的口粮全部拿出来，分给伤病员，而他就靠着野菜充饥。一天，有人给甘泗淇送了一块马肉，他赶紧让妻子李贞把马肉送给受伤严重的战士，但马肉太硬，李贞不得不将马肉嚼烂，再给受伤的战士吃，他们就像父母一样照顾着战友。

为挖到能吃的野菜，每次宿营，甘泗淇顾不上休息，带着政治部机关的同志到处寻找野菜。每发现一种新野菜，他都自己先尝，确定无毒后，才通知部队寻找这种野菜。要知道，这样做非常冒险，万一中毒，以当时的医疗条件很难抢救，但没人能劝阻他。后来，毛泽东见到他感慨地讲：

神农尝百草，为的是天下人的安危，你这个神农是共产党的神农，是共产党人的榜样！

姜国仁、王长德、李贞、甘泗淇、谢觉哉等在延安（1942年）

抗战期间，为适应部队不断发展壮大的形势，甘泗淇积极组织举办各级教导队，培养大批新干部。他带领政工干部执行全民抗战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他认为，一切工作，一切生活，一切战斗的胜利，都要依靠于党组织的保证。那是一个打仗为中心任务的时期，他说:

我们的政治工作，要保证每一颗子弹都瞄准敌人，保证战斗任务的完成。

藉于此，他极为重视思想动员，战前要求指战员明确敌情、我情、战斗方案及打法等；战斗开始要进行战场鼓动，激发斗志；获胜时，他要求传递信息、鼓舞士气；失利时，他要求总结经验、重振军威。

这张手迹，是1938年10月31日，周士第、甘泗淇关于王旅贺陈支队等部队在广灵等地与敌作战情况向左权、贺龙、萧克的电报

同时，他政治工作的一个特点是，一方面激励战士英勇杀敌，一方面让大家懂得珍惜生命，反对发泄个人英雄主义情绪。当连续行军过程中，发现一些战士有急躁厌烦情绪时，他不仅要求各级政工干部向战士讲形势、讲道理，还特别关注具体情况，比如摸清连队伤病体弱人员情况等，做好帮扶准备，同时安排好宿营和看伤治病，并开展各种活动和竞赛，激发情绪和斗志等。

1938年12月，即将开赴冀中的120师部分干部。前左起: 肖克、关向应、张宗逊、李贞等; 后左起: 黄新远、廖汉生、黄新廷，右2顿星云

由甘泗淇创办的战斗剧社（成都军区战旗文工团前身），成为深受官兵喜爱的宣传文化战线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如成荫、欧阳山尊、严寄洲等不少文艺骨干，后来成为文艺界的知名人士。

毛泽东在延安看过战斗剧社编演的节目，还亲笔写信给予表扬和鼓励。

热心“红娘”

甘泗淇和李贞是两位伟大的开国将领，他们在战斗中表现出了对士兵们的关爱和关心，并且为了保护同志们的生命安全而付出巨大的牺牲。他们的行动展现了军人应有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

1939年9月下旬，从延安开赴华北敌后办学的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来到晋察冀边区灵寿县陈庄休整。李贞和教导团干部毫无保留地向抗大同志介绍了敌后办学的经验。

不久，抗大总校第五期的部分学员陆续分配到120师工作，其中有一些女同志，教导团也分配来王克然担任政治处宣传干事，李贞对她们格外关心。教导团第二任团长喻楚杰是参加过大革命的老同志，在团里年龄最大，已经30多岁了。政委冼恒汉对李贞说：

喻团长整天忙于工作，年龄也老大不小了，也不考虑个人问题，咱们新来的王克然同志就很不错，你就去当个红娘吧！

1939年5月30 日，120师教导团部分干部合影

李贞受领“任务”后，多次主动到政治处找王克然聊天，向她介绍团长喻楚杰的革命经历。王克然了解到喻楚杰曾毕业于中央苏区红军大学第四期和延安抗日红军大学第一期，为人忠厚老实，打仗勇敢机智，教学很有一套。

1940年2月，李贞调任120师直属政治处主任。3月，喻楚杰和王克然经过大家的不断撮合，终于喜结良缘。他们从120师教导团、抗大七分校到东北军政大学冀察热辽分校，始终相伴相随，沙场办学。

贺龙与关向应、周士第、甘泗淇( 左1) 在前线观察作战地形

1947年11月，第二次榆林战役后，西北人民解放军进入战略反攻和外线作战的准备时期。此时，连续作战已一年有余，俘虏人数与日俱增，战斗一结束，就会有大批俘虏被补充到部队，他们缺乏系统政治教育，阶级界限模糊，觉悟不高，贪生怕死，萎缩不前。同时，一些干部战士由于担心未来战斗的残酷性，斗志有所减退。更有极少数人违反纪律。

面对此种情况，时任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的甘泗淇，决定进行整训，以提高官兵觉悟。随后，他在全军开展了以新旧军队作对比的“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活动。他多次深入连队，亲临指导，和战士一起参加诉苦大会，传播我军政治工作的传统。正是通过这样的活动，大家懂得了阶级，懂得了剥削，懂得了为人民当兵，为自己翻身打仗，战斗意志也更加坚定。第二年春，斗志昂扬的西北野战军，一举歼灭胡宗南部近3万人。

1948年毛泽东发表著名评论《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把“诉苦三查”誉为“新式整军运动”，并高度评价：

这次胜利，证明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的方法进行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

开国大典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用他那浓浓的湖南口音向全世界人民庄严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这标志着一百多年来，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同封建统治者勾结起来奴役中国人民，国家四分五裂的历史局面结束了，中国跨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上(左起)李贞、康克清、张琴秋、杨之华

李贞很幸运，她见证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李贞作为全国第一届妇代会代表，参加了1949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首届妇代会。9月，她又以第一野战军军队代表的身份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她荣幸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见证了这一辉煌的历史时刻。

战争年代，甘泗淇和李贞因在各自的指挥和战斗岗位，离多聚少，此刻，李贞的内心十分激动，她多想和远在千里之外的兰州城里的丈夫甘泗淇一起分享这激动人心的时刻。

而此时，作为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的甘泗淇，正在兰州城里组织军民庆祝这个伟大的时刻，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大家的心情都无比兴奋，当广播里传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话语时，许多同志都激动得流下了热泪。甘泗淇参加了创建新中国的全过程，他深情地对战友们说:

胜利来之不易。这是无数先烈舍生忘死，英勇战斗，抛头颅、洒热血所换来的。我们在西北战场的胜利，使西北各族人民从反动统治阶级残酷压迫下获得解放，从此生活在人民共和国团结友爱的大家庭，怎能不激动人心？

此刻，甘泗淇的头脑十分清醒，他告诫战友们，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并没有甘心失败，他们要做垂死挣扎，会以各种方式破坏和捣乱，时刻企图复辟，梦想有一天卷土重来。对此，党中央和毛主席早有预见，并做出了一系列的部署。

1949年3月5日，在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新解放区的工作重点:

必须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肃清残余的反动力量，巩固整个北方，支持人民解放军。

在北京参加开国大典的李贞听到朱德总司令发布的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要求全体指战员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她深知西北匪患严重，开国大典之后，她立即回到兰州，和甘泗淇及第一野战军首长一道投身于指挥剿匪的战斗中。

1953年12月，装甲兵首届功臣模范代表大会。朱德、许光达(前右3)、甘泗淇(前右1)与功臣模范合影

抗美援朝爆发后，甘泗淇出任志愿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做了大量提高部队生活、保证部队物质和文化生活方面的工作，成为彭德怀的得力助手。回国后，他总结了自己过往时期的政治工作经验，提出“政治工作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政治工作与军事业务相结合”等观点，对全军政治工作起到了很好指导作用。

甘泗淇就是通过各种务实而有效的政治思想教育，使广大指战员树立了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斗志，不仅维护和增强了人民队伍的团结，也保证了任何情况下队伍的不溃散，更让红军经过的沿途，撒下革命的火种。

抗日战争最困难时，甘泗淇夫妇俩经常天不亮就上山耕作。到达陕北后，他们也积极参加挖窑洞、种菜、纺线织布等各种自救活动。后来在大西北和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们依然坚持劳动……机关驻地在哪里，他们就抽空在哪里开荒种地。

1963年国庆，甘泗淇、王尚荣、李达、钟期光、黄火星参加典礼

1955年授衔后，作为将军夫妻，他们驰名军内外，但生活却依然保持俭朴本色。

除了逢年过节，他们一日三餐常常就是两三个素菜；除了统一发的服装，几十年来，甘泗淇几乎没有购置过衣服。他们的薪资多用于抚养烈士遗孤和有困难的干部子女身上。

当年，李贞为跟随红军主力长征，与自己最亲爱的三妹、身怀有孕的红军战士李新兰在长征出发时忍痛分离。建国后，为补偿自己对三妹的情感亏欠，李贞将三妹的女儿左义霞接到自己身边长期一起生活，百般疼爱呵护。多年耳濡目染，有人说外甥女左义霞的性格和作风酷似李贞将军姨妈。为回报将军姨妈的培育、关爱之恩，左义霞主持编辑出版了《开国女将军李贞》纪念画册，以纪念李贞将军百年诞辰。

甘泗淇夫妇始终将二十几位战友遗孤孩子们的教育放在首要位置。

他们严格要求孩子们，让他们明白他们并不因为自己是烈士子女，就能够走捷径或享受特殊待遇。

1949年3月在第一次全国妇代会期间参加过长征的妇女代表合影前排左起刘英、陈琮英、戚元德、周越华、危秀英、中排左起邓六金、甘棠、吴仲廉、陈真仁（头被挡者）、李伯钊、后排左起吴朝祥、邱一涵、康克清、李坚真、李贞、廖似光、蔡畅

甘泗淇将军境界豁达，他说：

我们革命者，不是为了传宗接代，而是为了革命后继有人。

送侄女姜毅南赴茶淀农场农校，为当有文化农民而学习农业技术

他们常自豪地指着抚养的子女，对到访家里的客人讲:

看他们，不都像我们儿女一样吗！

甘泗淇夫妇在物质条件有限情况下，全力给予这些孩子最好的条件，也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榜样角色，展现了社会责任担当和对未来一代的关爱。

孩子们的品德教育，夫妇要求极为严格，不让他们养成好逸恶劳的习惯。

1953年，李贞(右)和胡里光烈士的妻子及女儿胡骁焰在一起

他们悉心照料孩子生活，关心学习，把他们一个个培养成国家栋梁之才。

甘泗淇常教育孩子们：

工人、农民的孩子能做到的，你们这些烈士后代、干部子女都要做到，从小就要培养自己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长大了才能好好为人民服务。

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下，20多个孩子学习刻苦，从小养成了艰苦朴素的好习惯。

他们鼓励孩子们自力更生，去争取自己的机会和未来。

孩子们表示，尽管不是将军的亲生，却都自视为他们的后人，接受他们的人生价值观，一定努力传承他们的崇高精神和高贵品格。

他倒在去工作岗位的电梯里

建国后那一段特殊的风云岁月，甘泗淇虽然顶着右倾的帽子，在总政治部的工作分工和领导位置也“靠后”站了，但他对军队和国防建设还是呕心沥血。他经常下到部队,检查指导部队的训练，鼓励战士们要学好科学文化，要求部队开展自力更生，改善战士的伙食。他的这些观点和做法，得到1961年1月再次出任总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元帅的支持。1963年12月16日罗帅积劳成疾，在北京逝世。甘泗淇无限悲伤，在总政治部，他失去了一位对他非常信任和支持的领导。

此时，彭德怀已在吴家花园挂甲屯学习、劳动近两年。1961年3月，中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进一步纠正一些过“左”的政策。这一年年底，彭德怀在湖南乌石调查了50多天，但其调查报告仍然遭到不公正的对待。军内与他长期共事的一些同志受到株连，包括甘泗淇。这对于患有严重高血压和心脏病的甘泗淇，无疑是雪上加霜。1963年10月1日，甘泗淇参加国庆庆典，最后一次登上了天安门城。

1964年2月5日，星期三，农历十二月二十二。春节临近，甘泗淇像往常一样去总政大院上班。当天上午原本还安排到防空军机关做报告。刚进办公楼电梯，电梯职工小温发现甘将军脸色发白，倒在电梯里。她立即报告总政首长。医务室军医及护士迅速赶到现场，发现甘泗淇全身紫绀，脉搏消失，遂强行掰开口腔，在舌下塞入5片硝酸甘油，并实施心脏区按压术、插管吸氧等抢救措施。待救护车赶来时，他的心电图已显示一条水平线，无波形。总政大楼的各位首长先后赶到，都极度震惊。救护车主管医生痛苦宣布：停止抢救，把首长的遗体送往北京医院做最后诊断。北京医院死亡原因诊断结果是：大面积心肌梗死导致猝死。

甘泗淇同志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一位伟大的人民赤子走完了他一个花甲的壮丽人生。

2月6日，《人民日报》新华社发布甘泗淇同志治丧委员会《讣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上将于一九六四年二月五日十二时在北京病逝，享年六十岁。甘泗淇同志治丧委员会已经组成。定于二月八日上午九时至下午五时在中山堂举行各界吊唁，二月九日上午十时举行公祭。特此讣告

甘泗淇同志治丧委员会

一九六四年二月五日

贺龙元帅担任治丧委员会主任。

6日，邓小平、杨尚昆、许光达、谭政、刘亚楼、萧华、彭绍辉、杨成武、杨勇、李天佑、王新亭、傅钟、李聚奎、陈士、李志民、王震、李达、傅秋涛及张启龙、张子意、余秋里、孙志远、吴德峰、黄火青、袁任远、曹瑛等领导前往北京医院，向甘泗淇同志遗体告别。

“延安五老”之一、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谢觉哉与甘泗淇经过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和血与火的考验，师生情谊更加深厚。将军英年早逝，谢觉哉非常悲痛。因健康原因，他特安排夫人王定国代他前往送别。几天后，谢老挥笔写下《哭甘泗淇同志》：

今之上将军，昔之小学生。

问难心笃实，作业性聪明。

踏上崎岖路，赓歌革命功。

搴旗驱外寇，跃马赋长征。

毅力与年力，新兵逊老兵。

余勇贾可待，新猷约未成。

嗟余老且病，伤逝不胜情。

2月9日，解放军总部各部和首都部队官兵以及首都各界2500多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公祭，追悼毕生献身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革命战士——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上将。

甘泗淇同志的灵台前面，陈放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防部送的花圈，两侧摆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陈云、林彪、邓小平、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献的花圈。灵堂内外悬挂着许多单位和他的战友送的挽联和挽幛，其中傅钟将军送的挽幛为: 笑貌誉全军。

公祭大会由罗瑞卿大将主祭。总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中将所致悼词中说:

甘泗淇同志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一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战争生活，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在积极地工作。在他的一生中，努力工作、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和乐观愉快的精神，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可贵品质，给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值得大家学习。

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公祭消息，以及徐立清所作的悼词。甘泗淇将军骨灰安放八宝山革命公墓。

甘泗淇留给妻子的，只有他们共同珍藏的一大柜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经典著作，一大柜军队建设方面的书籍，一笔增交的党费和一箱褪了色的军装。

风雨同舟几十年的伴侣突然离世，李贞悲痛万分，又深深自责:

就在几天前，甘泗淇还对医院刚刚做出的体检结果充满了乐观，回到家里兴奋地对家人夸海口说: “我还能再为党工作二十年没问题！”

然而正是他对自身健康信心满满的乐观情绪，让李贞一时忽视了他多年来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的隐患。那时又赶上这两年接来家中养病的朱一菩突然病重住院，李贞为此非常焦急担忧。朱一菩年纪不大，他父亲就因突发心脏病过早离开人世。现在这个孩子病情急遽加重，甚至需要手术治疗，李贞十分心疼，天天到医院去看望她，和医生讨论她的治疗问题，结果使甘泗淇的身体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以致发生如此重大的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每当李贞和侄女姜毅南谈及甘将军的突然离世，她都自责不已，不尽伤悲，长久无法释怀。

两年后，神州大地政治风波再起，一大批老干部被打倒，李贞也被关押数年。在逆境中，李贞感到情绪压抑，但她坚信真理一定会战胜谬误，光明一定会战胜黑暗。李贞靠着顽强的意志，不屈不挠地进行着斗争。关押审查期间，为了保持体力，她坚持锻炼身体，晚上灯一关，她就在黑暗中伸展腰腿，下蹲几十下、几百下，直至每次做到一千五百下，然后再上床做局部按摩操和防感冒操。这是她从实践中自己摸索出来的。

1967年至1971年的几年关押，反革命集团一无所获，只好在1971年3月27日把她“发配”到湖南湘潭一军队干休所。这期间，她爬山越岭，上井冈山，进老革命根据地，去看望老红军、老战友，鼓励他们爱护身体，为党工作。休息时间，她种地，有时还到池塘边钓鱼。她说:

一个人要想健康，必须从多方面努力，精神和思想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思想开阔，精神乐观，可以使你身心健康;相反，精神苦闷，忧虑重重，计较个人得失，就会有碍健康。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在其关怀和下，李贞冤案得以平反，并担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顾问。

李贞历尽浩劫，更相信党。她说:

一小撮坏人根本不能代表党。当我们党把他们清除出去以后，党就更加纯洁、更加巩固了。

李贞胸襟开阔，她对那些当年整过她而前来认错的同志宽厚地说: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让我们共同为党工作。

在担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顾问时，她已是67岁高龄。她坚定表示:

只要我活着，就还要工作。唯一的希望是我们的下一代能接好老一辈革命者的班。

她先后在全国政协、人大、妇联等担任领导职务，兢兢业业。她常说:

一个革命战士，一个共产党员，只要听党的话，把自己投身到火热的群众斗争之中，紧紧地和群众结合在一起，就能发挥个人的智慧，做一个有益于党和人民的人。

初心本色 高山仰止

1976年1月，李贞平反之后回到北京，她原来住的和平门东松树胡同的房子组织上已分配给全国人大廖汉生副委员长了。当时总政治部住房紧张，她就住在总政治部的招待所里。后经总政治部房管部门多方联络，好不容易在总后勤部香山干休所所属的一个小院子里找到一处平房。院里几家人合住，房子又破又旧，冬天供暖也常常不足。李贞居住的是靠近马路的房子，住所不远就是香山公共汽车站，声音嘈杂。总政治部房管部门工作人员过意不去，想给组织上反映一下，她知道后立即制止。她的住房也一直没有维修，冬天洗澡的问题大多是在她的浏阳老乡、时任总参谋长的杨勇家里解决的。

她还利用院子的空地开土种菜。她喜欢种西红柿、黄瓜、辣椒、茄子、扁豆、苦瓜、丝瓜，还有小油菜等十多个品种。种菜需要经常浇水、施肥、除草、松土。开始身边的工作人员感到费时间，又麻烦，抱怨说首长的工资够用，拿钱买菜吃就行了，何必省那几钱呢。

这可绝不是省几个钱的问题，经常参加劳动，才能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才能体会到农民种庄稼、菜农种菜来之不易，才能养成厉行节约和艰苦朴素的好思想和好习惯。蔬菜含有多种维生素，多吃蔬菜，能增加营养，防止疾病。种菜还是一种乐趣，可以锻炼身体，增强体质。

一席话，说得大家点头称是。李贞的生活非常简朴。她吃饭很简单，从不苛求。她说:

炊事员只要把饭煮熟就可以了。

她喜欢吃米饭和稀饭，喜欢吃清淡的新鲜蔬菜。她吃的蔬菜大部分是自己动手种的。客人来了，她就叫炊事员做几样新鲜蔬菜招待客人。李贞种的菜因为管理得好，每年都丰收。当蔬菜成熟的时候，她让工作人员把又鲜又嫩的摘下来送给左邻右舍，请他们品尝品尝这些劳动成果。李贞家的走廊里，摆着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坛坛罐罐，这是菜用的。她和工作人员一起，把吃不完的蔬菜都放在坛子里腌起来。她过辣椒、黄瓜、大蒜、莴笋、扁豆等各种泡菜。到她家里，无论什么时候，饭桌上总能见得着一两样她自己腌的泡菜。

李贞在这处破旧的平房院里一住就是七八年，从来没有一句怨言。后来，组织上考虑到她生活不方便，要她搬出平房，住楼房，她还一再说有这样的房子住就可以了，迟迟不愿意搬进新居。组织上做了许多工作她才勉强搬进楼房。也有些同志认为将军这样的老革命住“集体宿舍”与其身份不相称。李贞却说：

战争年代走到哪里，就住在哪里，谁去计较个人住房。现在固然条件好了，但不能过多追求物质享受。

我们的目标是共产主义，在住房等待遇方面老干部要自觉发扬风格。住这里置于群众之中，就永远不会脱离群众嘛！

李贞替六神无主的亲妈签名挽救命悬一线的病孩朱一菩

凡是左邻右舍有事相求，她都热心相助。一次邻居大妈家的小孩发烧不省人事，李贞马上叫司机开车把孩子送到医院，经抢救脱离了危险，孩子的妈妈千恩万谢：

李奶奶救了我们孩子一条命啊！

将军妈妈打过多次补丁的衣服，穿用过十几年的军用大头鞋、袜子、毛巾、枕头、围巾，旧皮箱

李贞一生艰苦朴素，克已奉公，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她晚年身上穿的仍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旧军装，补了又补。工作人员几次劝她做两件像样的衣服，她都说：

我这套衣服还可以穿，只要穿得干净、整齐、暖和就可以了。

直到她参加党的十三大会议前，身上仍然穿着那件补了又补的衣服，脚上常穿着那双由姜学清所在的251医院发给的大头鞋。她说过：

战争年代条件很艰苦，我们吃的、住的、穿的都靠老百姓。现在条件好了，党的干部不能忘了老百姓，不能贪图享受，艰苦奋斗的作风不能丢。

李贞生活节俭，却一次次为教育、科研事业捐款。1985年，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她主动向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党委写报告，请辞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和军队的领导职务，充分体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老红军战士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

1980年4月起，组织上批准她享受大军区副职待遇，按规定，要给她配护士、配秘书。她都不同意。最后组织上采取折中办法，给她配了一个兼职秘书，协助她处理一些文书之事。给李贞配备的那辆车是用了多年的上海牌轿车，经常出故障。有一次，李贞去解放军总医院看病，半路上出了故障，把司机小张急坏了，弄得满头大汗，总算修好了，又有一次，李贞要外出开会，车刚出家门不久就抛锚了，司机小张冒着热汗抢修，一路上小心翼翼，赶到人民大会堂时，还是迟到了几分钟。总政治部管理部门的领导同志知道后，决定给李贞换辆新车，她摇摇头说：

不要急着换，这辆车修一修还可以用。现在国家搞经济建设，军队搞现代化建设，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我国人口多，底子薄，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现在虽然条件好了，但不能忘了过去，不能忘记老百姓，党的干部在生活上要严格要求，带头做好榜样。

就这样，李贞这台上海牌小车又用了好几年。她还常说：

党和人民对我们照顾得够可以了，不能什么都要！

就是用车，她也尽量为国家节省汽油，能不用的就不用。她还明确规定，亲属来北京，一律不能用她的汽车去接，也不能用车去外面游玩。一次，李贞的四妹李静带着儿子从兰州来京看望她，想到八达岭玩一玩。工作人员说四姨妈年老体弱，天气又比较冷，是不是让司机送一下。李贞严肃地说：

这个车不能出，我们家谁也不许开这个先例。

她让司机帮四妹买了两张去八达岭的火车票。她经常对司机说：

解放战争时期部队才有汽车，那时惜油如金啊！现在虽然条件好了，仍然要注意节约汽油。

她年事已高，却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凡是自己能动手干的事情，都不要工作人员代劳，就连洗小件衣服，都是自己动手。平时吃穿，都很简朴、不讲究。她经常告诫工作人员不要向组织提什么要求，尽量少给组织上添麻烦。领导同志看到她生活节俭，家里空荡荡的，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提出要给她添置和更换几件，她再三谢绝，说这比过去强多了。她身体不好，做过胆切除大手术，有心脏病、神经衰弱症等病痛，领导担心她走路摔跤，要在她的会客室里铺上地毯，她坚持不要。后来，工作人员趁她不在家的时候，把地毯铺上了，她回来后还批评大家，说你们应该尊重我本人的意见。

1988年，组织上为了照顾李贞的身体，决定按规定标准分给她一套新房。虽然领导亲自做工作，她却执意不肯搬去住。专程来做工作的总政治部组织部长关心地劝她：

李顾问，您住的这座楼是出租单位，经常吵闹到深夜，影响您的休息。再说，您年纪大了，上下楼也不方便，还是按组织上的决定搬家吧！

李贞摇摇头，仍然不愿意搬家。一些老同志也前去劝说：

大姐，干部住房有规定的标准，分给您的新房完全是符合规定的，您还是搬到安静的地方夫住吧！

李贞微笑着说：

我不考虑再搬家了，这套房子可以住。战规定代走到哪里就住在哪里，谁也不计较个人的住房。现在虽然条件好了，但党的干部不能追求物质享受。现在群众对住房问题反映比较多，作为老同志，要带头端正党风，为群众做出好样子。

就这样，组织上分给李贞的那幢舒适的小楼，她一天也没有住过。这位共和国的开国功臣、党和人民的好女儿，在紫竹院附近的“集体宿舍里住了六个春秋，直到去世前才搬到万寿路宿舍，但这时她已在病危之中，直到在医院病榻上去世。

生命不息 奋斗不止

李贞从领导岗位上主动退下来以后，仍然关心党和国家大事，坚持学习。她每天上午看文件和报纸，下午处理群众来信。中顾委组织的学习和各种活动，她都积极参加。为了便于开展活动，中顾委把退下来的老同志组成一个党支部，大家推选李贞为副书记。她常说：

要搞好社会风气，最根本的是要把党风搞好。首先要加强党员的党性教育，领导干部要带头做好样子。

学习讨论时，李贞积极发言，主持支部会议非常负责。李贞常说：

战争年代，共产党员冲锋在前，不怕流血牺牲，哪里最艰苦，哪里最危险，就出现在哪里。现在，我们党要带领全国人民建设四个现代化，党的干部不能贪图享受，更不能搞特殊化，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

有一年国庆节，管理部门给机关干部补助了一些食用油和过节费。开始，李贞不肯收，她说:

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为人民做的贡献还不够，党和人民给了这么高的待遇，我可不能特殊啊！

后经再三说明，机关干部每人一份，没有任何特殊，李贞才同意收下。

李贞一向反对以权谋私、搞不正之风。她平时不送礼，不受礼，不要额外照顾，不多买定量以外的东西。别人送来或寄来东西，她分文不少地将钱寄去。她是个老同志，在军队里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又长时间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妇联执委、常委等职，常常有人来托她办事。她或是劝说，或是教育，绝不办个人关系的事。她对自己的亲属要求也十分严格，她明确规定，亲属都不能借她和甘泗淇同志的名义要求组织解决个人问题。她对总政治部组织部也一再交代，这类事一律不能办。李贞在战争年代身先士卒，出生人死，本该安享晚年。但她却一直在考虑晚年如何减轻点国家负担，曾多次向组织提出搬出北京到老区去住，但组织上没有批准。她说：

我亲耳听周总理说过，北京增加一个人(指老干部)就要增加八个服务人员。北京是祖国首都，负担不能过重，我们这些老同志要为中央分忧。

年轻一代是新中国美好未来的希望。李贞不仅抚养了众多的孩子，而且还一直关心青少年成长。她曾多次到北京少年宫和工读学校去给他们讲传统。有一次，李贞行前感到身体不适，工作人员劝她不要参加了。李贞严肃地说：

对孩子们应该讲信用，答应了就一定要参加。我身体不要紧，可以带点药，孩子们的活动最重要。

她坚持去了，带病和首都两千多名少先队员一起庆祝“八一”建军节。在赠送给工读学校一批科学文化书籍后，李贞来到孩子们中间，夸他们的文艺节目演出很成功，鼓励他们说：

你们都是孩子，犯过些错误，但不要对自己的前途失去信心，相信你们在老师的培养教育下，听党的话，努力学习，将来会成为国家有用之材的。

李贞还特别关心青年知识分子的成长，曾多次到北京一些大专院校做报告，讲知识分子肩负的历史使命，勉励他们勤奋学习，努力实践，树立革命的人生观，更好地为祖国、为人民服务。对培养孩子的教师，她也十分关心。她常说：

教师工作很辛苦，应该受到人民的尊重和支持。

她和黑龙江、辽宁、湖南、四川等省的十几名教师交了朋友。一位山村教师患了风湿性关节炎，她多次托人从新疆、西藏买来“雪莲花”寄给这位教师治病。她还亲自给辽宁省一位山村小学教师回信，鼓励其克服困难、当好人民教师，为祖国四化建设多培养人才。

1989年3月7日，五位女少将(右起)李希、胡斐佩、聂力、吴晓恒、廖文海看望李贞同志(中)

历尽沧桑不老松

李贞从来不给自己过生日。1988年1月20日是她80岁生日。总政治部领导和她的老同事、老战友及亲属共同为她祝寿。时任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为其题词“百战戎装巾帼将，历尽沧桑不老松”，并由军内著名书法家李铎书写后制成贺匾送给她。后勤指挥学院的杨秀山将军也为李贞写下了“巾帼楷模”的祝寿词。李贞非常激动，和老战友廖汉生、王新廷、杨秀山、颜金生及其夫人们一起高唱“洪湖水，浪打浪……”

1989年3月7日，为迎接1988年恢复实行军衔制后的首个三八妇女节，中国人民解放军5位现役少将聂力、廖文海、胡斐佩、吴晓恒、李希楷和部分全国妇联六届执委、“全国三八红旗手”结伴看望李贞将军。她们和开国女将军相聚，是新中国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大家都很激动。聂力对在场的军人发出口令:

向将军——我们敬爱的李妈妈敬礼！

在场的军人一齐向李贞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这是新一代革命军人对这位开国元老最诚挚的敬意和爱戴。

李贞八十寿辰时，时任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上将题写贺词，并由著名书法家李锋书写：

百战戎装巾帼将 历尽沦桑不老松

李贞与侄子姜学清父女

1990年初，一向无比坚强的李贞住进了医院。一天，她把侄儿姜学清叫到病床前，深情地说：

姜胖子啊(指姜学清)，你从八九岁就开始在我身边，一直到今天。……记得1976年7月29日，唐山发生大地震，你主动报名去抗震救灾1976年9月9日，也是毛主席去世的那天，《人民日报》刊登了你的照片，党报表扬了你和你们251医院的事迹，我就跟你廖汉生伯伯说，姜胖子终于长大了。

现在我看我的病不好治愈，这么大岁数了，总有一天要去见你伯父甘泗淇同志，你们把我的骨灰和你伯父的骨灰放在一起，放在八宝山，所以我要把我家的钥匙交给你，你要把这个家管起来，尤其是将来我和你伯伯的骨灰证，由你保管。以后，你就可以拿着这个证件，每年阴历腊月十七上八宝山给我拜寿！

交代后事后不久，1990年3月11日，为党和人民戎马倥偬、艰苦奋斗64个春秋的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我们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投身中国革命事业和妇女解放运动的革命家李贞，走完了她光辉的一生，与世长辞，享年82岁。

1990年3月22日，江泽民、李鹏、陈云、李先念、彭真、万里、徐向前、聂荣臻、乔石、姚依林、王震、李铁映等中央领导向李贞遗体送了花圈并表示哀悼。杨尚昆、李瑞环、宋平等领导同志以及数百名解放军官兵和各界人士默默走进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送别李贞同志。

李贞是中共七大候补代表、十三大特邀代表，第十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一届至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第一、二届全国妇联执委，第三届全国妇联主席团成员，第四届全国妇联常委。

在她的家里，人们含泪为她整理遗物。这位参加过秋收起义，经历过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女将军，除了记载她赫赫战功的4枚勋章依然闪耀着夺目的光芒外，其他遗物是那么简单：

一一4把家乡的旧藤椅用了15年，舍不得丢；

一一和甘泗淇赴朝作战时用过的行军箱裂开了，用了40年不肯换新的；

一一用了14年的“雪花”牌单门电冰箱。

一一11000多元人民币、2500元国库券和两条过去年代的小金条(时值约3万元)。

她对这些财物，生前在遗嘱里做了这样的安排：金条一根赠给家乡浏阳县，一根赠给甘泗淇的家乡宁乡县，用于发展教育事业；留下不多的一点存款，一部分捐赠给北京市少年宫，其余的交给组织上，作为自己最后的党费。

按照李贞的遗嘱，组织上将她的骨灰和1964年去世的甘泗淇将军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甘泗淇将军故乡的乡亲们期待有一天将军伉俪能魂归故里，永远和他们深爱的故乡山水在一起。

知责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责任者，大丈夫之终也。

甘泗淇、李贞将军伉俪的卓越人生，真正做到了以身许国，忠贞不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们为国家和人民所付出的一切，感人至深，永志缅怀！他们的伟大功勋，名垂青史，高山仰止！他们的崇高精神，历久弥新，光辉不朽！

胡山(左为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三师分会会长朱宏佑，罗解难摄于长征天险腊子口)，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新四军研究会会员，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青年部部长，人民法治红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助理，苏联飞鹰寻访团副团长。1990年毕业于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原国家外经贸部干部，外交官。2019年被授予人事部全国流动人才“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世界反法西斯和平文化中心倡建发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