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史话-滇西抗战

诗画大理

1937年7月7日，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全面发动了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奋起反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疯狂叫嚣“三月亡华”，企图速战速决。中国采取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淞沪会战就打了三个多月，粉碎了日军三月亡华的妄想。紧接着的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等，更是大量消耗了日军的实力，延缓了日军的进攻势头，抗日战争转入了持久战。日军气急败坏，下令封锁中国沿海。并于1940年9月侵占越南，切断了滇越铁路。中国对外的交通联系，只剩下了唯一的滇缅公路。日军又准备进攻缅甸，切断滇缅公路，企图困死中国。中国为保护唯一的抗日生命线，发动了对缅甸的远征，滇缅抗战全面爆发。地处滇西交通要冲的大理，成了滇西抗战的大本营。

民国时期的大理古城五华楼及楼墙上的抗日宣传画

一 、滇西抗战大本营

大理自古就是南方丝路和茶马古道的交汇点。优越的地理位置，成就了大理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唐宋时期，大理是南诏大理国的首都和云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声威远播东南亚。近现代大理又发展成滇西工商业重镇，商贾云集。滇缅公路的开通，更增强了大理滇西交通要冲和物资集散 地的战略地位。抗日战争时期，大理的工商业发展到了鼎盛阶段，出现了鹤庆、喜洲、腾冲、四川四大商帮。尤其是喜洲商帮，成为云南最大的商帮，形成了四大家、八中家、十六小家的格局。地处滇缅公路要冲的下关，出现了数百家商号，如永昌祥、鸿兴源、复春和等，都是闻名海内外的著名商号。还创办了下关玉龙电力公司、茶厂、火柴厂、烟厂、运输公司、电报局、银行、报社等近现代企业，使下关、喜洲等成为仅次于省城昆明的繁华城镇，人称“小上海”。大理成为滇缅公路的中转站和物资集散地，特别是抗战物资的运输中心。

民国时期的大理古城街道

大理自古还是滇西文化教育中心。民国时代，大理有著名的省立大理中学、大理女中、大理八属中学、五台中学、鹤庆师范等学校。随着抗战时期中国文化中心的南移，清华、北大、南开大学等南迁昆明成立西南联大，华中大学迁往喜洲。西南联大、华中大学及全国各地的著名专家学者、教授，如老舍、徐悲鸿、费孝通、罗常培、游国恩、吴金鼎、李霖灿、徐嘉瑞等，纷纷来大理考察、讲学、开展学术研究，进一步推动了大理文化，特别是抗战文化的兴盛和发展。尤其是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将军，在大理创办了“滇西干训团”，培养了2000多名军队和地方干部，他们大多分配到部队当班排连长，或分配到边疆地区从事抗日工作，许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滇西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

迁往大理喜洲的华中大学遗址

1942年1月31日，日军攻占缅甸毛淡棉。中国为保卫滇缅公路，组成远征军远征缅甸。远征军主力第五军、第六军和六十六军，约10万人，大都经过和暂时驻扎大理地区。1942年5月日军占领怒江以西地区，中国守军炸毁惠通桥，中日形成隔江对峙的局面。在隔江对峙两年的时间里（1942年5月-1944年5月），中国重组远征军，整训备战，积极准备反攻。重组的远征军十一集团军总部设在大理，20集团军总部设在弥渡。两个集团军共12个师约20万人，大多分布驻扎在大理地区各县，大理成为名副其实的兵城，是滇西抗战的指挥中心和大本营。

筑路修桥 准备反攻

二、血肉筑成的滇缅路

1937年8月11日，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到南京开会，建议民国政府修建滇缅公路和滇缅铁路，得到了民国政府的批准。1937年12月滇缅公路修建工程全线动工。滇缅公路全长1146.1公里，东起昆明，终于缅甸腊戌。国内部分从昆明至畹町，全长959.4公里。其中昆明至下关的411.6公里原已修通土路，为改建。下关至畹町的547.8公里为新建。从1937年12月至1938年8月31日，云南各族人民用手挖肩挑的传统施工方式，共完成土石方1233万立方，修建大中型桥梁7座，小桥522座，涵洞1443道，共铺泥结碎石路面900余公里，全线贯通了滇缅公路。

大理各族人民修筑滇缅公路

滇缅公路经过大理的祥云、蒙化、凤仪、大理、漾濞、永平、云龙等7个县，全长300多公里。大理各县全面动员，男女老少齐上阵。祥云县日投工5000人，凤仪县4000人，大理县7000人，蒙化县2.9万人，永平县8000人，漾濞县6000人，云龙县10000人。大理各族人民使用锄头、撮箕、扁担、铁锹、木棒等简陋工具，用手挖、肩挑、棒撬等手工劳动方式，夜以继日，艰苦奋斗，按时修通了滇缅公路大理段300多公里，保证了滇缅公路的全线完工和按时通车。修筑滇缅公路，民工伤亡3000多人，伤亡率为1.5%。平均每修一公里，就伤亡3人以上。仅下关天生桥一段，就伤亡民工200多人，真是“血肉筑成的滇缅路”。

血肉筑成的滇缅路

美国驻华大使詹森沿滇缅公路作了全线考察，认为：“滇缅公路工程浩大。此次中国政府能于短期内完成此艰巨工程，此种果敢毅力与精神，实令人钦佩。且修筑滇缅公路，物质条件异常缺乏，第一缺乏机器，第二纯系人力开辟，全赖沿途人民的艰苦耐劳精神。这种精神是全世界任何民族所不及的。”詹森称赞滇缅公路“可与巴拿马运河工程相媲美”，罗斯福称为“一大奇迹”。不少外国友人赞叹这是“用手指刻出来的公路线”。英国《泰晤士报》连续三天发表文章，赞扬“只有中国人民才能在这样短短的时间内做得到”!

滇缅公路通车后，成为中国抗日的生命线，每天有数千辆军用、民用汽车奔驰在滇缅公路上。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经过滇缅公路运输的各种物资多达49万余吨。其中运进汽车1万余辆，汽油20余万吨，武器弹药、交通器材、医药棉纱等20余万吨，运送远征军将士数十万人次。滇缅公路为滇缅抗战和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滇缅公路被誉为“中国抗日生命线”

三、炸不毁的云南驿机场

1942年5月，日军占领了缅甸，并攻占了中国怒江以西地区，中国抗日的唯一生命线滇缅公路被切断。为支持中国抗战，保证国际援华物资的运输，中美英三国共同开辟了“驼峰航线”。航线从印度阿萨姆邦的汀江等机场起飞，飞越喜马拉雅山南段和横断山脉，经大理至昆明。因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脉山势险峻，群山起伏，形似驼峰，故称“驼峰航线”。驼峰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艰险的航线，被称为“死亡航线”。中美飞行员为运送援华物资和抗日军队，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从1942年5月至1945年9月，驼峰航线共飞行8万架次，约150万小时，运送援华战略物资80多万吨，将士4.3万人次，创造了世界航空史上的奇迹，有力支援了中国的抗日战争。

万众一心修筑云南驿机场

为保证驼峰航线运输的顺利和安全，云南省修建了67个机场。大理也修建了8个机场：即祥云云南驿、北屯，宾川官统、小坪，弥渡瓦仓，巍山西河，大理小岑，鹤庆城北机场等，其中以云南驿机场规模最大和最重要。为修建云南驿机场，祥云县先后征地3940亩，出动工时41.9万多个。据当时的目击者讲：“修建机场时，百余万平方米的机场上，几乎布满了拉土的、挑土的、运石的、碎石的、打夯的、铺石块的、灌泥浆的、拉石碾的、监工的、穿军装的，以及各种人员。”如此巨大的劳力负担，对当时仅有10万人口的祥云县来说，压力可想而知。祥云人民为修建云南驿机场，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中美抗日空军飞虎队

从1940年到1943年，日机出动400多架次，对云南驿机场进行了20多次轰炸，其中民工伤亡百人以上的轰炸多达10次以上。据不完全统计，1942年至1944年，日机炸死云南驿机场民工14600人，炸伤4638人，炸死大牲畜192头，炸毁机场库房、厂房、民房12038平方米，祥云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重大损失。云南驿机场附近的蚂蝗箐“万人坑”，就是用来掩埋被日机炸死的无人认领的民工尸体的，这是日军屠杀中国平民的铁证。但坚强不屈的祥云人民前赴后继，不断修复被日机炸坏的机场。中美空军“飞虎队”也随时迎击前来轰炸的日机，给予痛击。云南驿在日机的狂轰滥炸中岿然不动，不间断地给驼峰航线和中美空军以强有力的支援，被誉为“炸不毁的云南驿机场”，为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战期间，祥云境内的驻军、工程技术人员及外地来的民工、商人多达10余万人，几乎相当于祥云全县的总人口。这对水资源缺乏，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祥云县，确实是个沉重的负担。但祥云人民响应当地政府的号召，开荒种地自给；原有良田生产的粮食则供应援华空军和当地驻军。同时捐款捐物，认购公债，支援抗战。抗战期间，祥云人民为盟军和中国军队提供粮食上百万斤、蔬菜几十万斤、禽蛋肉食10余万斤、柴煤燃料上百万斤，捐款滇币10万余元，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为抗战英勇献身的飞虎队英雄莫尼中尉纪念碑

四、浴血滇缅战场

1942年1月31日，日军攻占缅甸毛淡棉，英军败退，紧急请求中国远征军入缅抗战。但为时已晚，中国远征军已失去战略主动，来不及从容入缅和布防。虽然中国远征军英勇作战，取得了同古保卫战和仁安羌大捷的胜利。但由于盟军指挥不统一，英军逃跑，东路军溃败，日军乘机攻占腊戌，切断了远征军的后路，导致了中国第一次远征的失败。远征军撤退时兵陷野人山，损失惨重，十万远征军伤亡近六万人。大理也有不少优秀青年如刘家茂、施育阳等参加了第一次远征，英勇奋战，血洒疆场和野人山。

日军则于1942年5月占领缅甸，并攻占了中国怒江以西地区。中国军队在下关人马崇六将军的指挥下，炸毁了惠通桥，歼灭了日军抢渡过江的先头部队，将日军阻击在怒江西岸，形成了中日隔江对峙的局面。在隔江对峙两年的时间里（1942年5月-1944年5月），大理成为滇西抗日的大后方和大本营，大军云集，人才荟萃，整顿训练，筹集军粮，积极准备反攻。大理白族人李从善、段浩、杨光烈、王振武等，则在怒西地区坚持敌后抗日，事迹可歌可泣。大理青年则积极参加“滇西干训团”培训，或被派到印度兰姆伽集训，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为日后缅北反攻和滇西反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远征军渡江训练

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发动了缅北反攻战。由于接受了先进的美式装备和训练，再加上打回老家去的决心和信念，驻印军战斗力极强，反攻缅北势如破竹，把日军打得落花流水。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连续取得了胡康河谷、孟拱河谷、密支那战役的胜利，歼敌四万多人，并于1945年1月27日打到了国门口芒友。稍后的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也强渡怒江，全面发动了滇西反攻战。半年多的时间里，远征军浴血奋战，付出重大牺牲，连续攻克光复了松山、腾冲、龙陵、芒市、畹町，也于1945年1月27日打到芒友，与驻印军胜利会师，取得了滇缅会战的全面胜利。大理优秀青年周浩、陈应明、郭乃文、尹龙举、陈宝琛等也参与了缅北和滇西反攻战，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

中国驻印军缅北反攻

滇缅抗战的胜利，中国收复了一度被日军占领的滇西国土，将日寇驱出国门，并解放了缅甸，保护了中国的抗日大后方。滇缅抗战夺回了滇缅公路控制权，并修通了中印公路和输油管道，使援华抗日物资源源不断运往中国，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滇缅抗战的胜利，也减轻了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粉碎了日军进攻印度，与德军会师中东的妄想，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在第一次远征和滇西、缅北反攻战中，大理各族人民积极支援前线，冒着炮火运送军粮和抢救伤员，抢修保护公路桥梁，为滇缅抗战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向中国远征军致敬

五、大理人的牺牲和贡献

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时期，大理地区共有22788名热血男儿参军上前线，奔赴全国各个抗日战场，英勇杀敌，共有3188名将士血洒疆场。他们中间涌现出了周保中、杨杰、马崇六、王炳章、李忍涛、李从善、陈应明等抗日民族英雄，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

周保中（1902-1964），原名奚李元，白族，1902年2月7日生于大理湾桥村。1917年加入滇军，参加“靖国护法战争”。1926年参加北伐，任副师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到苏联共产国际列宁学院学习。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周保中回国，赴东北参加抗日联军领导工作。至1945年抗战胜利，周保中历任中共满州省委委员、军委书记，中共吉东省委书记，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长，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兼政委，东北抗联教导旅旅长，东北人民自卫军总司令兼政委等。在这艰苦卓绝的14年里，面对日寇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周保中和抗联战士吃草根、啃树皮、饮冰雪，百折不挠，浴血奋战，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东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并为东北解放区的建立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英雄周保中将军纪念馆

杨杰（1889-1949年），大理人。曾任国民政府陆军大学校长，第九军团司令官，特命全权住苏大使，领陆军上将衔。1933年3月，杨杰任第九军团司令官，组织军队在长城一线坚决抗日，阻止了日军的推进。此后杨杰赴欧洲各国考察军事，写成《欧洲各国军事考察报告》等专著，系统论述了杨杰的抗日军事思想，对中国抗战具有重要指导意义。1937年“七七”事变后，杨杰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苏，争取苏联的军事援助。次年被任命为特命住苏全权大使，为争取苏联军事援助作出了积极贡献。因与蒋介石政见不合，被召回国赋闲讲学，积极宣传抗日思想，主张联苏联共，一致抗日，后被国民党杀害于香港。

王炳章（1890-1952），白族，鹤庆县金墩乡迎邑村人。在台儿庄战役中，王炳章任60军44旅少将旅长，受命防守禹王山阵地。1938年4月28日，日军板坦师团一部在坦克、飞机掩护下，向禹王山阵地猛烈进攻，战斗异常激烈。下午五时，日军发起连续冲锋，一度突破我军阵地。危急时刻，王炳章高举手枪，率先冲向日军，胸部中弹，鲜血直流，仍指挥战斗，直到把窜上山头的日军全部歼灭。收复阵地后，才步行下山，报告战况，被誉为“铁骨军人”。

马崇六（1902-1998年），下关龙尾关人，字晋三，享年96岁。马崇六曾留学日本学习军事工程技术，回国后任陆军中将工兵总指挥兼城塞局局长，为中国国防军事工程作出了积极贡献。1942年5月，日军占领怒江西岸。马崇六将军指挥中国守军炸毁惠通桥，将日军阻击于怒江西岸，形成中日隔江对峙局面，保证了大理、昆明、重庆乃至整个中国抗日大后方的安全，功德无量，泽被深远。

抗日英雄马崇六将军

来自大理农村的许多白族优秀青年，也为抗日战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剑川人李从善，任滇缅公路护路大队第三营营长。日军占领腾冲以后，李从善率护路营坚持敌后抗日。他率护路营在腾冲归化寺伏击日军，打死日寇44人。国民党元老李根源写诗称赞道：“归化寺一战，民魂复归来。”李从善坚持敌后抗日，日军恨之入骨，收买汉奸暗杀了李从善。又如来自大理农村的白族小伙子陈应明班长，在缅北反攻的西通阻击战中英勇杀敌，身负重伤。当全连将士战死，阵地上只剩他一人的危急关头，他仍然忍着剧痛，用重机枪打死了最后冲上阵地的几名日本兵，用生命保住了阵地，保证了缅北孟拱河谷战役的胜利。但他自己却因伤势过重，在手术台上咽了气，为抗战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密支那和松山战役阵亡的祥云籍战士名册

六、永恒的纪念

配合滇缅抗战，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宣传活动也方兴未艾。如1938年春，蒙化进步青年徐克权组织“蒙化青年抗日宣传队”，积极宣传抗日。同年5月，共产党员李仲烈到省立大理中学工作，组织歌咏队，演唱抗日歌曲。1939年，剑川人欧根被党组派到《云南日报》工作，宣传党的抗日主攻。1941年，党组织派张子斋、欧根、王以中回到剑川，组织读书会，进行抗日宣传。广大进步教师和青年学生，还在大理创办了《滇缅日报》《滇西日报》《春蕾壁报》等，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党组织和进步青年的抗日宣传活动，对唤醒民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各阶层积极抗日，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白族照壁上的抗日宣传画

大理的文化名人和文学艺术家，也用文学艺术的形式，积极宣传抗日，坚决反对投降。大理文化名人周钟岳、赵式铭、张耀曾等，创作了大量古体诗，表达了誓死抗日，不做亡国奴的决心。徐嘉瑞组织“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云南分会”，用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等形式积极宣传抗日。徐嘉瑞还与罗铁鹰一起共同创办了大型诗刊《战歌》，发表了大量抗日诗歌，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洱源白族作家马子华也创作了大量小说、诗歌、散文，积极宣传抗日。共产党员张子斋是《云南日报》的主要编委之一，负责副刊《南风》的编辑工作。他在《南风》副刊上发表了大量杂文，犀利而又深刻，坚决抗日而反对投降。永平县长王锡光创作的《滇缅公路纪念歌》，大气磅礴，热情讴歌了云南各族人民排除万难修筑滇缅公路的顽强意志和崇高精神。

书写抗战诗词的周钟岳先生

为编撰《大理抗战》，大理州政协还收集到了部分珍贵的抗战家书。如《华国佐家书》表达了好男儿为国献身的豪情壮志：“国佐正是为着千万黎民相守，父子团聚，母女平安而驰骋疆场，卫国保家，抒七尺男儿之志。”董齐方医生写给莫尼中尉亲属的信，则生动描述了美空军飞虎队员莫尼中尉，为保护祥云人民而英勇牺牲的感人事迹。《李郁家书》则表达了中国农民纯朴善良的思想感情：叮嘱妻子在家好好孝敬父母、养儿育女；在外和气待人，尊老爱幼。教育儿子要好好读书，不要游手好闲。并说天底下以读书为贵，不读书，没有知识，将来什么事情也做不了。生动体现了中国农民纯朴善良的传统思想和道德，也是抗日前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李郁抗战家书

大理至今还遗存抗战遗址几十处，如云南驿机场遗址，滇缅公路祥云、漾濞、永平、云龙段遗迹，中印输油管道遗迹，圣麓公园十一集团军司令部遗址，云龙功果桥和高炮台遗址等等，就是抗日前辈给我们留下的珍贵历史文化遗迹，也是我们今天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弘扬抗战精神，建设美丽幸福新大理的宝贵精神财富。

总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让我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振奋精神建设好我们伟大祖国和美丽幸福新大理，使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不再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负，以告慰抗日英雄在天之灵！

腾冲国殇墓园

爷爷家书

叔叔珍藏七十年，捧读家书热泪含。

踏遍滇黔崎岖路，会战长沙人未还。

叮嘱奶奶敬曾祖，勉励爸爸学先贤。

孙儿今编抗战史，爷爷欣慰笑九泉。

战地黄花

访遍遗迹著文章，历尽悲欢赋国殇。

抗日诗选终完稿，战地黄花分外香。

主要参考书目:

1、杨刚、冯杰著:《滇缅会战》,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

2、杜聿明、宋希濂等著:《远征印缅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

3、大理州政协文史委编:《滇西抗战》,云南民族出版社,2009 年1月第1版。

4、中共大理州委党史研究室编:《白州抗战》,2008 年 10 月内部出版。

5、张锡禄主编:《大理抗日战争中的人和事》,云南科技出版社,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6、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编:《滇西抗战》(画册)，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8月第 1版。

7、刘革学著:《中国远征军大结局》,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 年9月第1版。

8、熊楚蓉著:《中国远征军滇西大反攻》，重庆出版社,2012年8月第1版。

9、陈立人著:《中国远征军缅甸滇西抗战秘录》,团结出版社,2013 年1月第1版。

10、(美)约瑟夫·史迪威著:《史迪威抗战日记》，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 年8月第1版。

11、徐康明著:《中缅印战场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2007 年7 月第1版。

12、余戈著:《1944:松山战役笔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年8月第1版。

13、大理州政协编著：《大理抗战》，内部资料，2015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