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最近，根据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所改编上演的电视连续剧《繁花》，引起众人广泛关注。当然，本篇文章并不想写作成一篇“影评”，不过我还是大赞其为好！因为无论是在题材选择之时代变革的切入点上，还是在影视表达手法之“蒙太奇”的巧妙运用上，乃至于光影摄像的美学构思方面，无不彰显出创新精神。而更加当然要说的是，本篇文字之所以从《繁花》一剧入笔，则因为对于我而言，如此市场经济体制初始下的时代变革恰与身处国企之生存与改革中的我厂，可谓之相同步共频道而倍感亲切；也更因为该片所重点讲述的故事集中在了1993年的前后，而这又与我的所谓“职业黄金十六年”之起始阶段完全吻合而深感激动...... </p> <p class="ql-block"> 回首凝望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上海，实可谓日日为新，时时欲飞。又何止如同《繁花》剧中发生在南京路、黄河路上的那些故事，就连在远离市区的西郊真如火车站附近的真南路上，同样也在发生着某些“巨变”，例如我曾就读的那所学校因“吸收兼并”了另一所医学院，随之校名也由“学院”而更换为了“大学”，后来，又在“做大做强”的高校兼并大潮中再度被兼并。那么再后来呢，已没有了后来...... 看来行文至此我已切入本文的主题，如果说《繁花》带给我的一大观后感是——“冒进”给予社会和个人所带来了的危害与所付出的历史代价令人痛心疾首。那么，以下的文字便由此而展开。</p><p class="ql-block"> 从字面看“冒进”一词，即指不顾现实条件、脱离实际情况所进行的盲目乐观地盲目发展之行为。且在我看来，其同意词大有浮躁、妄念、教条、左倾冒险与好斗喜功之意。而其反意词，堪称是可持续性与科学发展观，以及创新向善的目标追逐法则。对此，只要我们稍加回顾一下在中国革命与建设史上曾经的三次“冒进”，足以可见给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所带来的危害、以及为之所付出的沉重代价—— 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及其被迫的长征，即是由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所致；1958年发起的“大跃进”运动，则是党内“冒进、浮躁”思想在国家经济建设与发展中错误指导的结果；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运动，更是脱离实际、左倾教条思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最集中体现。</p> <p class="ql-block"> 还是让我们将目光放到更加具体事件上来看吧。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对企业经营及其管理的失败作出初浅反思。认为自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中国的民营企业得以长足发展，国有企业业已明硧了其改革发展的方向，这就是率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做大做强做优目标。可以说中国企业从此迈入了一个政策明朗的大好时期。但是，在经历了十年的市场洗礼进入新世纪之后，尤其是集中于2004年份开始却出现了众多明星企业“扎堆”式的瞬间崩塌现象，例如德龙系与健力宝，例如格林科尔和三九集团，以及稍后的海航集团与方正集团，乃至新近的恒大集团等等...... 这些企业大都在经历了3-5年的快速扩张发展后又相继走向了毁灭的相似过程。并且据统计，中国企业之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仅2.5年，集团企业的平均寿命也仅7-8年，每年倒闭的企业约100万家。而就世界500强的企业整体而言，其平均寿命为40-42年。中国企业平均寿命普遍地远低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企业，其经营与管理失败的成因，在我认为存在着如下多层次上的结构性问题： </p><p class="ql-block"> 第一层次，表面上看大都引爆于企业资金链之断裂。 </p><p class="ql-block"> 第二层次，浅层面上看又都源于企业业务链之锈死。 </p><p class="ql-block"> 第三层次，深层面上看，根本在于“创新向善”之企业家精神的迷失。 </p> <p class="ql-block"> 那么，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其根本就出在了投机冒进与盲目乐观；出在了浮躁的一味做大与盲目发展的多元化；出在了建设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初心飘移；更出在了“创新向善”价值观的缺失与迷茫。企业始终未能将业务至上的企图欲望建立于科学的、良知的价值判断与财务规划之上。由此，种种“伪（妄）而非为”的经营活动与所谓的改革举措接连不断，反映在企业内部经营机制与管理过程中，总在不断地大量的地出现着“简单问题复杂化，问题分析概念化，管理制度论文化，经营机制内卷化，以及董事会议奏折化”之种种乱象丛生....... 唯独没有了创新向善的精神，远离了企业家精神与功能发挥之大道。最终导致了企业在财务风险、经营风险、管理风险、法律风险之四大核心风险领域中的危机四伏。</p><p class="ql-block"> 一言以蔽之，反思某些中国企业经营与管理工作走向失败之最基本的原因可见—— 一切背离了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之改革初心的所谓创新改革；一切“内卷化”了的“伪而非为”、“左倾冒进”及其“外部反思”式的改革举措；一切无视、无力、无能于实现“两链融合”（资金链与业务链）的经营理念及其管理活动，都是典型的与创新向善原则相对立，这就是说一切缺失了“良知”的所谓改革措施、以及激励约束机制的“创新”，必将与创新向善背道而驰，都是伪企业家精神的种种虚假表象，因此必将都是不得持久。 </p> <p class="ql-block"> 当然，大量的中国企业走向失败的缘由，除了以上所述来自于企业自身原因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则反映在政府之政策导向方面。尽管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为了企业改革的方向，但在此后的特别是在进入新世纪后的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做大做强”的企业目标业已成为政府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之政策主导，而轻视了现代企业制度转型的这一具有根本性、基础性与战略性的任务与课题。进而必然地使之“做大做强”成为包括国企和民营企业家们所共同追求的第一要务，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初心往往成为一种“陪衬”、成为企业经营管理与改革发展史上之“新世纪花瓶”，并将公司上市实现 IPO 视作成为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完成。</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