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东故事：清代牟平县常世翰“五世同堂”

百灵清音

①、牟平历史上出过一位姓“卜”的孝子，官至郧阳府通判

卜（bǔ），是一个少见的姓氏。在胶东半岛范围内，莱州是卜姓比较集中的一个区域（该市土山镇有卜家村），其他县市区则相对较少。

具体就牟平而言，当地虽有卜姓分布（县志中的姓氏名单里有收录），但规模亦不大。不过，在历史上，牟平卜姓曾出过一位知名人物，《明史》《登州府志》《牟平县志》等史籍均记载其姓名。

这位卜姓人名叫卜怀，生活在明代中期。他之所以青史留名，主要是因为有着感人的孝行。

根据《牟平县志》记载，卜怀家住城南关，其父亲早逝，母亲郑氏将之抚养长大。

这位郑氏很有可能出自书香门第，因为卜怀从小的学业就是她亲自负责。她教子相当严格，县志称：“母郑氏课其业，辄以杖击之。”

这种教育方式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培养出孩子的优良品行，也可能造成孩子的逆反。所幸，卜怀属于前一种情况，逐渐成长为一位品学兼优的人（他有监生的功名）。

后来，郑氏去世。卜怀十分悲痛，每天都对着母亲当初用来监督学习那根木杖哭泣。据说他在给母亲挖土修坟时，挖出了泉水，并涌出两条鲤鱼。这在古代被视为难得一见的吉兆，周边人都认为是卜怀的孝行感动上天所致。

修好坟墓后，卜怀还在一旁庐墓三年。以上孝行，也得到地方官府的认可，被奏报至朝廷。弘治十五年八月，朝廷下诏公布了一批道德模范表彰名单，卜怀就名列其中。

对此，《明孝宗实录》载：“旌表孝子二节妇五人烈妇一人，卜怀山东宁海州监生，刘澄凤阳府怀远县听选官，俱以父母丧庐三年，旌其门曰孝旌。”（注：县志记载说还曾建有旌表牌坊。）

大概就是有了旌表的“加分”，卜怀后来被选为岁贡生，并得到了入仕为官的机会。根据记载，他官至郧阳府通判（注：明代的府通判为正六品，在一府当中的排序次于知府和同知，高于推官），在任期间，颇有政声。当地人对他很敬仰，曾请画师为其绘像，不少文士还在上面题跋留字。

卜怀去世后，也获得了崇祀忠孝祠的哀荣。按照《牟平县志》的说法，至民国时期，他还有后人住在南关一带，据说当时还收藏着明代的那套画册。如今已经过了八十多年，现在具体是何情形，暂时不得而知。

​②、“裴”姓在胶东半岛的规模不大，蓬莱历史上出过不少裴姓功名人物

“裴”是一个历史知名度很高的姓氏。在唐代，“河东裴氏”家族宰相频出，显赫一时。

在胶东半岛范围内，裴姓的规模不算大。暂时只知道蓬莱、文登等地有较成规模的裴姓分布（比如蓬莱南王街道的宿驾埠村就有裴姓居住）。其中，蓬莱裴姓在历史上还曾出过相当数量的功名人物。本文就以清道光版《蓬莱县志》为参考，对当地裴姓功名人物进行简要列举。

总体而言，蓬莱裴姓历史人物以“武职”为主，不过也有“以文入仕”的例子，并且年代相当早。根据记载，早在明永乐年间，蓬莱县就出过一位叫作“裴景宗”的贡生。他后来曾担任过新昌县（浙江）的主簿。而到了明成化年间，蓬莱裴姓又出了一位贡生裴璋。

再后来，大约在正德、嘉靖时期，蓬莱裴姓又涌现出一对父子功名人物。父亲叫作裴镗，由指挥升任德州守备都司；儿子叫作裴虞度，也由指挥升守备。

至明万历年间，蓬莱裴姓考取一位武举人，他名叫裴殿邦，系乙卯科（万历四十三年）中举。

从明末至清代前期，蓬莱裴姓沉寂了一段时间，不见有族人获取较大功名。一直到了乾隆年间，这才又出现一位官宦，就是出任河南守备的裴袭纯。此外，还有一位名叫裴曰焕的人物，曾出任武定营把总，嘉庆五年补行营守备。后来在四川刘家沟剿捕教匪阵亡，恩袭云骑尉。

就明代中期裴镗和裴虞度世袭“指挥”的履历来看，裴氏似乎是因从军而定居蓬莱（与明代登州卫众多军户家族相似）。不过，除了这父子俩之外，蓬莱县志中并无其他裴姓担任明代世袭军职的记载。裴姓先祖何时迁来，明代共传承几代？暂时不得而知。

再者，从一般逻辑推断，洪武、永乐年间的贡生，出自当地旧有的“世家大族”的可能性较大。而裴景宗既然早在永乐年间就以贡生的身份入仕，说明其家族大概率在明代之前就已定居蓬莱。这一点与后来裴镗和裴虞度父子的履历多少有些“不符”，令人不好理解。

当然了，还有一种可能是：蓬莱县志当中记载的裴姓人物并非都来自同一家族，也就是说，裴景宗与后来的军职裴姓属于两个不同支派。具体情况究竟如何？或许只有找到详细的族谱才能获取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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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民国时期老莱阳县的“冯北乡”

与胶东历史区划有关，要介绍的区划名称为“冯北乡”，是民国时期由老莱阳县所设立。

老莱阳县面积辽阔，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实行“区乡制”（县下设区，区下设乡镇）的背景下，曾划分为9个区，辖30个镇、176个乡。“冯北乡”就是其中之一，具体属于第六区（区公所设在穴坊庄，即今莱阳市穴坊镇驻地）管辖。

根据民国版《莱阳县志》的记载，冯北乡下辖13个村，分别是：东冯北、前冯北、后冯北、马家庄、生家埠、后寨、太和庄、邓家庄、李家白庙、朱家白庙、韩家白庙、杨家白庙、庄家白庙。

对照现在的地图不难发现，上述村庄集中分布在如今莱西市和莱阳市中部交界地带。具体而言，东冯北、前冯北、后冯北、马家庄（现写作南马家庄）、生家埠、太和庄（现有东太合庄和西太和庄两村）、邓家庄（现写作邓家疃）在如今的莱西市地界（太和庄、邓家疃属姜山镇，其他村庄都属望城街道）；后寨（现在有东、南、西三个后寨村）、李家白庙、朱家白庙、韩家白庙、杨家白庙、庄家白庙在如今的莱阳市地界（均属团旺镇）。倘若要找地理参照物的话，龙青高速的团旺收费站可谓代表。上述村庄大体都分布在高速和收费站的附近。

通过上述村庄的名称可以大体推断出，“冯北乡”的名称多半与东冯北、前冯北、后冯北三村中的“冯北”有关。那么，这里的“冯北”具体是何含义呢？

根据《莱西县地名志》的记载，三个冯北村当中，以“东冯北”历史最为悠久：“金元之际，滕氏迁此建村，以地处冯北山麓，故名冯北。”后来周边又陆续建立两个冯北村，三个村庄就各自加上方位前缀进行区分。

值得一提的是，“冯北滕氏”也是明代之前就定居莱阳的“土著姓氏”代表之一。民国版《莱阳县志》将之明确列为“金元故家”，称：“滕氏，怀远大将军显之族世居六区冯北村，明有进士纪，中间失系。”

这里提到的滕显，是元代的将领。而到了明代弘治年间，冯北滕姓又考取一位名叫滕纪的进士（弘治乙丑科）。由此可见，冯北的历史底蕴也是相当深厚的。

大概也正是因为底蕴深厚，早在明清时期，莱阳县就设有一个“冯北社”（先后属嵯峨乡、嵯西乡管辖）。就当时的普遍情况来推断，“冯北社”管辖的村庄应该多于后来的“冯北乡”。但由于资料有限，“冯北社”的具体范围，暂时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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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清代牟平一则“五世同堂”的案例，平均19年繁衍一代人

在古代，人们的平均寿命相对较短，结婚成家通常都很早。十几岁就为人父母者，大有人在。前段时间，在查阅《牟平县志》时，就发现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这个例子发生在一个常姓大家族内。该家族连续几代人都早婚，并且生子也早。如此积累下来，最终出现“五世同堂”的局面。

在这五代人当中，第一代名叫常世翰，第二代名叫常文蔼，第三代名叫常英运，第四代名叫常建洛，第五代因为当时年纪尚小，没有记录名字。（注：牟平常氏据记载是明代宁海卫常姓军户家族后裔，在不少村庄都有分布。）

根据县志记载，常世翰寿八十五岁，其玄孙时年八岁。也就是说前者是在七十七岁那年当上“高祖父”。以此计算，该家族平均每19年就繁衍一代人。

或许有的朋友会说：“十五六岁就结婚生子也不少，19年繁衍一代人有什么稀奇？”实际上，这主要涉及一个概率乘法问题。

早婚生子，对于一代人而言，是高概率事件。但连续四代都早婚生子，在概率计算上就相当于第一代的四次方。由于概率数值介于0和1之间，经过四次方计算后，数值就会越来越低。

换句话说，在这个例子当中，如果只是常世翰本人早婚生子，那就不足为奇。但其子其孙其曾孙也都这样，就比较难得了。从胶东多个姓氏族谱的大略统计来看，百年之内繁衍三代人到四代人，属于普遍情况。因此，即便在习惯早婚的古代，“五世同堂”也被视为稀少现象。一旦出现，地方官府要将之作为喜事上报，朝廷就会照例赐予相应的物质奖励和荣誉表彰，如赠匾额曰：“五世同堂”，悬挂着门楼上面。牟平（旧称宁海州）这则“五世同堂”例子应该就是根据清代申请旌表的档案记载而来。

早婚得子早，说着简单，但在现实中需要有相应的经济实力支撑才行（比如聘礼等）。而连续几代都早婚生子，从侧面也可体现出这个家族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根据县志记载，常世翰本人为武秀才，他的儿子曾任“经历”（官职名），孙子是廪生（秀才），曾孙又是武秀才。以此来看，这在地方上也算是一个有头有脸的门第了。

⑤、莱西“武备乡”印象

走访胶东乡村这些年来，在不经意间，笔者已经养成了这样一个聊天习惯：与人初次见面时，如果对方的老家也在胶东，那么我不仅会询问其县市，还会打听具体乡镇。然后根据对方所在的乡镇，接着攀谈当地的风土人情。当然了，前提是对方对这些话题也感兴趣。

前几天，在烟台市区，我遇到一位老者。在互相打招呼时，感觉其口音与莱州、招远有些相近，便问他老家是否在莱州。他微微一笑，答道：“不是莱州，不过也不算远，是莱西的。”

莱西乡镇，我大多去过。因此，听到对方回答后，就照例接着问道：“您是莱西哪个镇的？”

老者略微一愣，又笑着答道：“武备的，你知道么？”

“知道，以前是单独的乡镇，靠近小沽河，现在已经合并到院上了。”我也微笑着回答。

“对！就是那里。”见别人听过自己老家乡镇的名字，老者的脸上不觉展露喜色。

按理来说，此时我应该趁热打铁，继续跟他聊聊有关“武备”的话题。不过，在短暂思考过后，我并未如此选择。原因无他，对“武备”的了解还是不够充分。

由于名字相对特殊（“武备”容易让人联想起古代的兵书《武备志》），我很早就留意到“武备”这个地方，并知晓其曾是莱西的乡镇之一。不过，因为其地处莱西的西部（与平度接壤），距离烟台相对较远，所以我们前去探访的次数并不算多（走下道去平度时倒是从武备地界路过多次，可停下参观较少）。

根据莱西史志资料记载，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武备乡”（后改为武备镇）共辖28个自然村。笔者大略回想了一下，这28个村当中，曾进村认真探访过的，大概只有三个，分别是仙格庄、仇家庄和王家庄。

探访仙格庄是因为对地名感兴趣。“仙”字容易令人联想到“仙人”。不过，据说该村原名为岘格庄，后来因谐音而演变为仙格庄。

探访仇家庄则是由于关注特殊姓氏。“仇”姓在胶东的总体规模虽然不大，但于部分县市也有分布。仇家庄村毗邻高速出口，某次在这里下高速时，我们便进村打听了一番。村民告曰：该村相传最早为仇姓建立，不过现在已无仇姓，倒是莱西市郊部分村庄有仇姓聚居。

探访王家庄则与“油桃”有关联。该村地处308国道沿线，村口处树立有“中国油桃之乡”的大牌子。我们便是见此招牌而进村参观。当时为隆冬时节，虽然没有收获场面，但也看到了棚内棚外的大片桃园，有了切身感受。

除此上述三村外，隋坊、敬庄、孙贾城等村庄亦有较深印象，但不曾专门记叙。总得来看，武备片区介绍的村庄还是相对较少，日后有机会定当详细探访。

说到最后，还是再聊聊“武备”这个名字。武备乡（镇）是因驻地武备村得名，而根据《莱西县地名志》的记载，“武备”村的由来有两种说法，一说为“坞北”的谐音转化，另一说即取“习武防备”之意。两说孰是孰非，暂难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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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元末胶东半岛曾频发“虸蚄”灾害，平度掖县莱阳牟平皆受影响

农业看天吃饭，很容易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除了旱灾、水灾，虫灾的危害也比较大。所谓虫灾，即巨量的害虫集中出现，每到一处就将当地庄稼啃食干净，令农民颗粒无收。在虫灾当中，蝗灾相对常见。而在蝗虫之外，一种名叫“虸蚄”（zǐ fāng，辞典解释为黏虫。幼虫头褐色，背面有彩色纵纹。成虫淡灰褐色，有迁飞习性，是农作物的重要害虫。）的虫子亦容易成灾。以胶东半岛为例，元末时期，当地曾频发“虸蚄”灾害。

对此，《元史》记载道：“至正二十二年六月，莱州胶水县虸蚄生。七月，掖县虸蚄生，害稼。二十三年六月，宁海文登县虸蚄生。七月，莱州招远、莱阳二县及登州、宁海州虸蚄生。”根据这段记载，至正二十二年和二十三年，胶东半岛连续两年发生数次“虸蚄”灾害，并且波及多个州县，具体包括胶水县（平度旧称）、掖县（莱州）、文登、招远、莱阳、登州（未详细提及具体州县，可能辖下区域普遍有灾情）和宁海州（牟平旧称）。上述的“虸蚄”灾害，不仅在《元史》中有记载，在相应县志中亦有提及。

比如，民国版《莱阳县志》在大事记中也写道：“（至正二十三年）秋七月，莱阳、招远、宁海等处虸蚄生。”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春天，莱阳还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元朝在此设立了胶东行中书省（胶东行省），总制东方事。而结合时间来推断，当年的虸蚄灾害发生后，胶东行省应当也要承担具体的处置、赈灾事宜。

限于古代的科技条件，官府在面对虫灾时也并没有太好的应对方法。比较有效的举措主要就是免征田赋以及开仓放粮，以此防止因灾成荒、出现动荡。但至正二十三年时，元朝的统治已经风雨飘摇，上述举措的落实恐怕要大打折扣了。而民间在面对虫灾时更是束手无策。所能做的，无非为烧香祈福。在旧时，大多数州县都建有“八蜡庙”。庙里供奉的神灵当中，就有专门的“管虫”之神。据说刘猛将军庙亦有此作用。以掖县为例，根据《掖县志》记载，当地的八蜡庙建在城南三里，明清时期屡经重修。民国时期，许多其他庙祠陆续荒废或改为别用，但八蜡庙仍存。它在传统观念中的特殊地位，由此可见。​

⑦、王懿荣的妹妹嫁给张之洞，福山古现王氏与直隶南皮张氏的一段联姻

王懿荣和张之洞，均为清末知名人物。前者精于金石研究，首先发现了甲骨文，被誉为“甲骨文之父”；后者则叱咤政坛，曾主政数省，后来又成为军机大臣。这两位人物的生平事迹，大家都比较熟悉，此处就不再赘述。而他们彼此之间的一段特殊渊源，有的朋友却可能不太了解，接下来就对此重点介绍。这段“特殊渊源”，实际上是一种姻亲关系。具体来说，即王懿荣的妹妹嫁给了张之洞。（▲古现东村，王懿荣家族的祖居地，现属烟台开发区古现街道）

对此，《王文敏公懿荣年谱》（以下简称《年谱》）明确记载道：“光绪元年（1875年）乙亥，公妹张夫人受南皮张氏聘，是年八月于归，为大学士军机大臣张文襄公之洞继配。时文襄公官四川学政，即在任所迎娶。”也就是说，王懿荣的妹妹是在光绪元年（1875年）嫁给张之洞的。此前张之洞有过两任妻子，但都早逝。当时，他在四川担任学政。而王懿荣的父亲王祖源则在四川担任知府。这门亲事应该在京师时就已经订下，正好两家现在都在四川，因此，娶亲地点就选在了当地。门当户对，自古以来就是一条重要的联姻原则。而张之洞此次娶妻，也正体现了这一点。福山古现王氏和直隶南皮张氏同为一方望族，又都有族人在朝为官，地位相仿，再加上王懿荣和张之洞又因有共同爱好而私交甚笃，这桩婚姻看上去还是相当般配的。但可惜的是，王懿荣的妹妹数年之后亦过早离世（光绪五年）。张之洞颇为悲痛，曾专门写诗寄托哀思。此后也再未娶妻（纳过妾，但皆未扶正）。

虽然妻子去世，但张之洞对其娘家人依然礼敬有加，时有走动。比如，光绪二十一年张之洞就任两江总督时，王懿荣的母亲谢太夫人曾专门到南京住过一段时日，期间的衣食住行，都是由张之洞负责安排。（《年谱》载：“正月初三日专轮奉谢太夫人赴公妹婿南皮张文襄公江督任所。文襄公为谢太夫人赁宅南京城内花牌楼大街，供应一切至为安适。”）而在王懿荣殉国（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京师）之后，张之洞也曾出面参与追思事宜。

根据《年谱》的记载，光绪二十九年，王懿荣次子王崇烈在京师锡拉胡同旧宅建家祠祭祀。张之洞专门为祠堂题写了“福山王文敏公家祠”的八字横匾。由此可见，这两家之间的关系还是相当亲密的。

​⑧、清代这两位黄县翰林都曾入值上书房，辅导过“王爷”读书

在清代史料当中，“上书房”是一个常出现的概念。所谓“上书房”，即清代教习皇子、皇孙读书的场所。例选翰林官分侍讲读，日有课程，教习国史、圣训、经籍、诗词及满、汉文字等，择大臣二至三人充总师傅，总领督学。通俗来说，上书房就相当于一个特殊的教育机构，其特殊之处在于该机构为皇家专设，读书者为皇子、皇孙，授课者为翰林、大臣。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特殊性，入值上书房虽然并非官职上的直接提升，但对于当事人来说却是一份很大的荣耀。在清代后期，有两位黄县人就曾先后入值上书房，并且都辅导过王爷级的“学生”。

这两位黄县人，一位叫作贾桢，一位叫作丁培镒，均为进士翰林出身。其中，就仕途成就而言，贾桢更为显赫，在《清史稿》中也有单独的传记。贾桢，字筠堂，出身于官宦世家。其父贾允升，系乾隆六十年进士，由检讨历官兵部侍郎。贾桢本人则在道光六年的会试里高中榜眼（一甲二名进士），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一职。此后，在道光十三年，他大考名列一等，被擢升为翰林院侍讲。道光十六年，入值上书房，授皇六子读。而这里的皇六子，即道光皇帝第六个儿子恭亲王奕䜣（道光皇帝去世时特颁遗诏封奕䜣为亲王。）。

在同治朝和光绪朝前期的政坛中枢，恭亲王奕䜣举足轻重，地位相当显赫。从道光十九年开始，贾桢的仕途就进入快车道，历任少詹事、内阁学士、工部侍郎、户部侍郎、左都御史、礼部尚书、吏部尚书。进入咸丰朝后，他圣眷不衰，又任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充上书房总师傅、兼管顺天府尹、体仁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同治十三年去世之后，他又获赐晋赠太保，入祀贤良祠，谥文端。身前身后，无不风光。贾桢辅导奕䜣读书一事，在《清史稿》中有明确记载。丁培镒据说也曾照看过奕䜣的学业，后世黄县介绍丁培镒的文章，大多提及此事，想必有所根据。不过暂时没有查到原始史料。（《清实录》中有“丁培镒著照料钟郡王读书”的记载。）

丁培镒出身于黄县有名的丁氏家族，系黄县丁氏的第十一世孙。他在咸丰二年考中进士，后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任编修。此后奉命在上书房行走，与多位宗室子弟打过交道，官至国子监祭酒。除了辅导宗室子弟之外，不少后来的重臣也曾来到其门下求学，如军机大臣孙毓汶、陕甘总督暑藩、浙江巡抚崧骏等。可以说，在当时的京师，丁培镒也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人物。（本文作者：李士琳）​​

⑨、民国时期牟平县的“龙门乡”

与胶东历史区划有关，要介绍的区划名称叫作“龙门乡”，是民国时期由老牟平县所设立。与老莱阳县相似，老牟平县的面积也相当辽阔（后来经过多次辖区外析，才形成了现在的烟台市牟平区），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时共辖10个区、100个乡镇（17个镇、83个乡）、1287个村。龙门乡具体属于第二区管辖。根据民国版《牟平县志》记载，龙门乡共辖有8个村庄，分别是刘家埠、马山上寨、马山下寨、东泊子、西泊子、望杆墩、郭家屯、西沙子。

对照现在的地图不难发现，上述村庄均位于如今的烟台高新区范围内。其中，马山上寨现称“北寨”，马山下寨现称“南寨”，西沙子现名北沙子（又名雷家沙子）。刘家埠、东泊子、西泊子、望杆墩、郭家屯五个村庄名称未变。实际上，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莱山建区之初，这些村庄曾属莱山区解甲庄镇管辖，后来才划至高新区范围内。龙门乡这个称呼，给人的感觉还是相当大气。那么，它具体是因何而来呢？对此，《牟平县志》未有明确提及，结合明清时期宁海州（牟平旧称）的区划来推测，可能是与过去的“龙门社”有关（注：明清时期宁海州荆山乡辖下有个“龙门社”，位置与后来的龙门乡可能大体相仿，但范围应该要更大一些）。而“龙门社”与则“龙门港”有渊源。所谓“龙门港”，大体对应的就是东泊子、北寨一带的那片海域。在历史上，龙门港曾经相当有名，宁海州十景之一的“龙门归帆”，指的就是这里的繁忙场面。不过，随着历史的变迁，到了清代中后期，龙门港就逐渐淤塞，不复以往盛况。

同治版《宁海州志》中就有这样一段记载：“龙门港口，今淤塞，仅通渔船，即旧志称龙门归帆，为十景之一。”龙门归帆的旧貌虽然难以寻觅，但通过清代牟平名士杨维乔的诗文进行想象。杨维乔曾为宁海州十景分别写过“集唐”诗，其中，《龙门归帆》曰：“海上游三岛,舟移杳若仙。岸风翻夕浪,霞彩淡轻烟。天近星辰大,楼深贾客眠。泊船悲喜后,言是故乡天。”在这首诗当中，“海上游三岛”出自王维的《赠焦道士》；“舟移杳若仙”出自宋之问的《汉江宴别》；“岸风翻夕浪”出自杜甫的《泊岳阳城下》；“霞彩淡轻烟”出自李百药的《奉和初春出游应令》；“天近星辰大”出自姚合的《秋夜月中登天坛》；“楼深贾客眠”出自韦庄的《建昌渡暝吟》；“泊船悲喜后”出自杜甫的《喜观即到复题短篇二首 其一》；“言是故乡天”出自万齐融的《赠别江头》。这首诗虽然是集句而成，但组合在一起也是意境悠然。总而言之，“龙门乡”这个称呼所蕴含的文化底蕴还是相当深厚的。

​​⑩、由一位姓“福”的参将说起历史上的“莱州营”

“福”这个字，根据字典的解释，除了幸福、福气的含义之外还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姓氏。福本身是一个常用的汉字，但作为姓氏时却比较罕见。

关于这个姓氏的渊源，清代的《姓氏考略》（作者陈廷炜）称：“春秋时齐大夫有福子丹。见国语。当为福氏之始。氏族略以为复姓。作福子氏。又百济国有福姓。唐福富顺是。”按照此说，福姓可能始于齐国大夫福子丹，此外在朝鲜半岛亦有福姓人（注：清代之后亦有少数民族姓氏简化为“福”姓）。在胶东半岛范围内，笔者暂时没有见过“福”姓聚居的村落，不过在老县志中却看到有福姓历史人物，那就是明代莱州的参将“福日升”。

严格来说，福日升并非胶东人，而是到胶东任职的武将。其出身和履历在《莱州府志》和《掖县志》中有简略记载。其中，《掖县志》载：“福日升，直隶金山卫人（在现上海市），由扬州卫正千户，万历二十九年，以游击管参将事。”这里提到的游击和参将，是明代莱州营（与莱州卫并非同一概念）的官职名称。在明朝中前期，胶东半岛尚无莱州营，所设的三座大营分别是登州营、文登营和即墨营（营中驻有常备军，与半兵半农的卫所一道组成半岛的防御体系）。在普通时期，三大营的设置尚可应付。但到了万历年间，随着“壬辰倭乱”（万历朝鲜战争）的爆发，与朝鲜半岛隔海相望的胶东半岛的“御倭”压力大增，朝廷感到当地军力不足，便又增设多营，莱州营就是其中之一。

对此，《掖县志》载：“莱州营，明万历二十五年，以倭警创。设参将一员，统领全营。把总六员，分掌六营。每营哨官五员，共三十员，马步兵三千名。二十六年，以都司管参将事。三十年二月，知府龙文明以倭寇屡警，议请添水寨一营，在三山下。设把总一员，哨官二员，沙船十三只，号船六只，水兵四百一十八名。九月，裁减营员，止存把总五员，哨官十二员，兵三千四百余名。”参将，属于中高级武官。

《明史•职官志》虽然说“总兵官、副总兵、参将”无品级，无定员”（当时更像时临时差事），但担任这一职务的人自身的品衔都不低。在福日升之前的两任参将，都曾当过“指挥佥事”（正四品）。到了清代，参将则确定为正三品武官。明亡清兴之后，莱州卫等卫所陆续裁撤。而登州营、文登营、即墨营、莱州营等大营（还有胶州营、宁福营等）却保留了下来，只不过驻军人数有所减少。根据《掖县志》记载，乾隆年间时莱州营共有马步兵五百九十六名，仍以参将为主官统领全营。以上就是莱州营的大体沿革，详细内容后面有机会再进行介绍。​​​

11、莱阳历史上出过一位姓钟的举人，名字叫作“钟四达”.

“钟”这个姓氏，在胶东半岛的规模不算太大。就笔者目前所知，乳山、莱阳、福山、莱州等地钟姓人口相对较多，可以见到聚居村落。其中，莱阳钟姓主要分布在钟家院村（属沐浴店镇，位于莱阳栖霞交界线上，钟家院水库大坝在当地挺有名）。对此，民国版《莱阳县志》记载道：“钟氏，孝廉四达之族，居二区钟家院村。”（注：钟氏家族迁徙莱阳的时间在县志里标注为明代。《莱阳市地名志》对钟家院村的由来记载是：明初姜、王两姓建村，后因钟姓居多，修了寺院，取村名钟家院。）这里提到的孝廉四达，即举人钟四达，他也是莱阳历史上为数不多的钟姓功名人物。

钟四达，字晓闻，号太音，生活在明代后期的万历至崇祯年间。他虽然出生于普通家庭（在钟四达之前，鲜有钟姓人物被《莱阳县志》提及），但生性好学，凭借不断努力逐渐在当地文坛占有一席之地（曾加入山左大社）。其不仅本人考取功名，所教授的学生弟子也多有成就。根据《莱阳县志》的记载，钟四达具体是在明万历戊午科山东乡试里考取举人，与他同榜的还有蓬莱的张瑶、招远的杨观光以及同样来自莱阳的迟大成。他们均属胶东历史上的知名人物。考取举人之后，钟四达被授予直隶定兴县（现河北定兴县）知县一职。不过，根据清代《定兴县志》的记载，钟四达出任定兴知县的时间为崇祯七年，此时距离他考中举人已经过了十多年。以此来看，钟四达并非在中举后直接出仕，而是等待了一段时间。限于资料，期间他是否参加过会试，暂时不得而知。定兴县密迩京畿，在承平时期也称得上是一处好处所。可惜当时战乱频仍，尤其在清军入塞劫掠过程中，这里就容易首当其冲。钟四达在崇祯七年上任，两年后就不幸遭遇战火。当年，清军在阿济格的带领下毁边墙而入，大肆侵扰京畿州县。定兴县在七月被清军攻陷，知县钟四达以身殉难。钟四达守城殉难，按说应该得到朝廷的恤典。不过，《定兴县志》和《莱阳县志》均无详细提及。但即便没有恤典，亦不影响钟四达的忠节地位，《莱阳县志》为他立有简传，视之为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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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清代栖霞县有个“大车社”，包括柳夼、上庄头等村

与胶东历史区划有关，要介绍的区划名称叫作“大车社”，位于清代登州府栖霞县辖区内。

明清时期，栖霞县实行“乡社制”，县下设乡，乡下有社，以社领村。起初乡社数量多有变化，到了明嘉靖年间逐渐稳定，形成“6乡46社”的区划格局，清代沿用之。“大车社”即其中之一。

在清代的《栖霞县志》当中，大车社被列在了“荆凤乡”辖下。不过，当时的县志在记载乡社名单时有脱行的情况。上世纪末修撰的《栖霞县志》经过分析考证，将大车社改列在了“金山乡”辖下。

大车社具体都管辖哪些村庄？清代县志中没有详细提及，当代县志亦无具体考证。只能通过史料中的零星记载进行推断。

在光绪版《栖霞县志》当中，笔者暂时找到两次与大车社有关的地理细节。其中一处记载为：“柳夼山，在大车社柳夼村，上有朝阳庵，地颇幽雅。”另外一处记载是：“冯瑞，大车社上庄头村人，胞兄浮荡不理生产，父母恐贻瑞累，令分爨，瑞再三劝止……”（注：冯瑞被县志视为孝友的典型人物，这里就不完整引述其事迹。）

第一段记载中提到的“柳夼”，即现栖霞市亭口镇柳夼村（原属占疃乡）。柳夼山上的“朝阳庵”现已不存，其旧址附近后来建起一个小村落，现名“复兴村”。

第二段记载中的上庄头村，即现栖霞市蛇窝泊镇的上庄头村（原属大柳家乡），该村距离十八盘公路不远，偏处于一条山沟深处，为冯姓聚居地。

综合这两个村庄的位置推断，大车社可能主要包括现亭口镇南部和蛇窝泊镇北部区域，夹在两村之间的占疃、马家窑、衣家、林家庄、町夼等村落，理论上也应当为大车社的辖区。

大车社的位置，可以大体确定。不过，其名称却有些不好理解。通常来说，社的名称多取自附近的山川等地理参照物或辖区内较大的村落，如“艾山社”“水头社”等。而栖霞范围内却并无名为“大车”的山川或村庄。带有“车”字的车夼、车家泊子等村庄，到大车社又都有一段距离。由此推断，“大车社”的“大车”应该另有所指。

如果只看字面含义，大车容易让人联想到古代的交通工具。不过，明清时期这片区域地处栖霞山区腹地，并无像样的官道，大车通行的概率并不高，地方区划以此得名的可能性也不大。“大车”的具体由来，还有待继续考证。当然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片区域内修建起不少公路、隧道，现在往来这里的大车，已经比较多了。

​13、上缴狐皮和獐皮，牟平和文登在明代所承担的“特殊义务”

“一条鞭法”，是明代后期张居正改革过程中的重要之举。在此之前，明朝的赋税总体以征收实物为主，在此之后，征收货币则逐渐占据大头。

征收实物，有利也有弊。其好处在于农民可以直接上缴土产作物，不用再费工夫去卖钱；缺点则在于项目繁杂，征收的物品种类太多。

以胶东半岛的牟平（时称宁海州）和文登为例，两者在明代中期不但要向朝廷上缴麦子、粟米等粮食，还要承担柿、枣、桑、海鱼等众多杂项份额。更有甚者，在它们的赋税名单当中，还有一定数量的狐皮和獐皮。

对此，嘉靖版《宁海州志》明确记载道：“（赋税）宁海州，狐皮一百五张，獐皮一十五张……文登县，狐皮一百三十张，獐皮一十一张。”两项合计，狐皮共两百三十五张，獐皮二十六张。

狐皮和獐皮，都是比较好的毛料。而朝廷中枢又设专门负责制裘制衣的机构，每年要消耗大量的毛料。在征收实物税的背景下，朝廷所需毛料就分成若干份额，摊派给相应州县。宁海州和文登县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承担起这份义务的。

狐和獐，多生活在大山之中。很显然，承担上缴狐皮和獐皮义务的州县，要有面积辽阔的山区才行。而宁海州和文登县正好满足这一点，因为巍峨连绵的昆嵛山，就处在两者的交界地带。（注：由于缺乏明代版本县志，胶东其他州县是否也要上缴狐皮和獐皮，暂时不得而知。推测栖霞这种山地较多县也有可能。）

宁海州和文登县承担两百多张狐皮和二十多张獐皮，只是一种笼统说法。在实践中，这些份额无疑会继续分摊到户。从常理推测，靠近昆嵛山的村庄，应该是此项义务的主要承担者。

值得一提的是，现今牟平区莒格庄镇辖区内有个村庄就与动物毛皮有很深的渊源。该村即张皮村。

关于张皮村的由来，《牟平县地名志》载：“据传明末建村，一张姓会制皮革，村得名张皮。”这一说法显然引自村民口述，建村年代的准确性值得商榷。不过，村中古代就有人以制皮为业这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前些年笔者到访该村时，就在村里的文化墙上看到了过去制皮工序的宣传画。目前虽然无法证明张皮村在明代就曾上缴过狐皮或獐皮，但综合史志记载和地理位置来分析，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打猎与种地不同，无法保证每年都有差不多的产出。倘若遇到没法筹足毛皮的情况，那么只能“折银上缴”。而根据《宁海州志》的记载，当时每张狐皮折银五钱。一百多张狐皮就相当于五十多两银子，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数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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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民国时期牟平县的“里仁乡”

与胶东历史区划有关，要介绍的区划名称为“里仁乡”，是民国时期牟平县的辖区。

与老莱阳县相似，老牟平县的面积也相当辽阔（后来经过多次辖区外析，才形成了现在的烟台市牟平区），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时共辖10个区、100个乡镇（17个镇、83个乡）、1287个村。里仁乡具体属于第八区管辖。

根据民国版《牟平县志》的记载，里仁乡共辖8个村，分别是许家、冷革庄、流水头、唐家、陈家庄、沟刘家、姜革庄、王家庄。

对照现在的地图不难发现，上述村庄总体都位于乳山市诸往镇的辖区内，其中，冷革庄和姜革庄现在分别写作冷格庄和姜格庄，沟刘家现在写作沟留家，许家、流水头、唐家、王家庄的名称前后未变，陈家庄暂不确定具体对应何村。

里仁乡的“里仁”二字从何而来？《牟平县志》中并无明确提及，推测与更早之前的“里仁社”有关。

在明清时期，宁海州（牟平）实行乡社制，其中城阴乡辖下有个“里仁社”。虽然这个“里仁社”的具体位置未见记载，但参考周边其他地点来分析，大体就在后来的“里仁乡”附近。

那么，“里仁社”的名字又是如何得名的呢？对此，1998年版《乳山市志》在介绍诸往镇许家村时的一段记载多少可以提供一定参考：“许家，明洪武八年，许姓由安徽临淮县西沟村迁此立村，初名里仁，后更今名。”

如果这段记载确切的话，那么，“里仁社”很有可能是因为“里仁村”而来。

“里仁”一词，典出《论语·里仁篇》，所谓“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许姓先民用“里仁”一词作为村庄名称，显然也对新的居所充满了美好期待。

里仁乡位于半岛腹地，古代可谓偏僻之所。不过，到了现代，随着309国道（现在编号为308）和烟海高速等公路的修建，当地的交通已经比较便利。

尤其是其中的流水头村，由于地处烟乳公路和308国道的交汇点上，俨然乳山北部的交通枢纽之一，早些年人来车往相当热闹。近来随着公路提速和私家车普及，盛况逐渐不再。但如果乘车经过这里的话，对其交通区位，还是会有较深印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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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从清初老莱阳县的三十一处乡村大集，感受该县的面积之大

莱阳为胶东传统大县，在清代中期之前，其面积相当辽阔。此后经过一系列区划调整，才缩减为现在县级莱阳市的状态。

老莱阳县的辖区到底有多大？清康熙版《莱阳县志》中的乡社名单是一个重要参考。不过，古代的乡社名称跟现在使用的地名多有出入，未经详细考证，很难直接对号入座。

而除了乡社名单之外，集市名录也可以作为辖区范围的佐证。并且与前者相比，集市通常都设在固定村庄，且前后延续性较好（后来大多数都发展为乡镇驻地），给人的感观相对也更直接。

在康熙版《莱阳县志》当中，共提到了三十一处乡村大集（另有“在城”六集）。下面，我们就逐一进行列举，并标注如今对应的地方，以此帮助大家对老莱阳县的辖区范围有个直观感受。

根据记载，康熙年间老莱阳县的三十一处乡村大集分别是：

1、水沟头（水集，现为莱西市区所在地）；

2、孙受（原莱西市孙受镇驻地，现合并至沽河街道）

3、夏家庄（应为现夏格庄，莱西市夏格庄镇驻地）；

4、店埠（现莱西市店埠镇驻地）

5、静林寺（靖林寺，即院上村，莱西市院上镇驻地）；

6、日照庄（疑为现莱西市日庄镇驻地，不过民国版莱阳县志记载日庄和路南埠两村在清代系平度州的飞地，民国后划入莱阳，暂且存疑）；

7、南岚（莱西原设有南岚乡，县属河头店镇管辖）；

8、马恋庄（马连庄，现为莱西市马连庄镇驻地）；

9、河头店（现莱西市河头店镇驻地）；

10、姜家山（姜山，现莱西市姜山镇驻地）；

11、穴坊庄（穴坊，现莱阳市穴坊镇驻地）；

12、泽口（应为现莱西市泽口集村，属姜山镇管辖）；

13、团汪（团旺，现莱阳市团旺镇驻地）；

14、毛家埠（现莱西市院上镇有毛家埠村）；

15、姜疃（现莱阳市姜疃镇驻地）；

16、玩底（万第，现莱阳市万第镇驻地）；

17、徐家庄（对应现在何村暂不确定，可能是莱阳城南古柳街道的徐格庄）；

18、大夼（现莱阳市大夼镇驻地）

19、羊圈（羊郡，现莱阳市羊郡镇驻地）；

20、行村（现海阳市行村镇驻地）；

21、小纪（现海阳市小纪镇驻地）；

22、毛子院（茂梓集，现属海阳市辛安镇）；

23、灰村（徽村，现属海阳市留格庄镇）；

24、东村（现海阳市区所在地）；

25、诸吴（朱吴，现海阳市朱吴镇驻地）；

26、南务（现属莱阳市山前店镇）；

27、废城（发城，现海阳市发城镇驻地）；

28、郭城（现海阳市郭城镇驻地）；

29、崖子（现乳山市崖子镇驻地）；

30、盘石（盘石店，现海阳市盘石店镇驻地）；

31、崮头（大崮头，现属乳山市崖子镇）；

通过上述地名不难看出，如今的莱阳、莱西、海阳三市，就是老莱阳县的基本盘。而现在乳山市辖下的崖子和大崮头之所以进入名单，则是因为它们在当时属于老莱阳县的青山乡管辖。在清雍正年间海阳建县之际，青山乡从莱阳县划至宁海州（牟平），换取乳山乡增补新设的海阳县。再后来，牟平和海阳各析出一部分区域设牟海县（后改名为乳山县），崖子、崮头、马石店等地，就又划到了乳山地界。

以上只是简要介绍。相关话题此前实际上也多次讨论过。总而言之，老莱阳县的辖区范围，还是相当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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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招远辖区内有不少阎姓人分布，明清时期出过若干举人贡生

阎，属于比较常见的姓氏，在胶东半岛很多县市区都有分布。其中，招远辖区内的阎姓人就不在少数。根据《招远市志》的记载，2002年时统计，招远全市阎姓人口共有4754 人（部分简化写作闫），在当地百家姓中排名第26，位置相对靠前。掖县、招远民间多流传有明初四川移民之说，而招远阎姓即是如此。按照族谱的记载，招远阎姓始祖阎仲良系明洪武初自四川迁招远居北栾村。此后逐渐开枝散叶，徙居其他村落。根据前些年续修族谱时的统计，招远辖区内二十多个村庄都有阎姓人分布，如西罗家、郭家埠、芮里村等。

招远阎姓不仅规模较大，并且在历史上也曾出过若干功名人物。据不完全统计，明清时期收录在《招远县志》（顺治道光版）中的阎姓举人有两位，分别是阎祺和阎公朝；贡生则有多人，包括阎敦、阎志、阎训、阎尔仞、阎开世、阎葑等。

限于篇幅和资料，这些功名人物的详细情况，本文难以一一列举。下面就以阎敦、阎志、阎祺和阎公朝为代表，对他们的生平进行简要介绍。（注：明清时期招远县考取的进士数量总体不多。因此，阎姓虽未考取过进士，但在当地也算是书香世家。）实际上，刚才选取的这四位阎姓人物，之间也有着明确的先后传承的关系。

根据族谱和县志记载，他们分别是招远阎氏家族的第二世、第四世、第五世和第六世。具体一点来说，阎志为阎敦之孙，阎祺是阎志之子，而阎公朝又是阎祺之子。阎敦本人年少而孤，以孝顺母亲而广受称赞。他作为“移民第二代”能被选为贡生，与这一良好品行应该不无关系。后来，他以贡生身份出任过通州右卫经历，也算是招远阎氏家族仕途的开启者。

在品行方面，阎敦的孙子阎志延续了良好的家风，县志称赞他“慷慨多大节，为邑中清白最”。他生前曾出任仪真、延津等县的县丞，去世之后又因为儿子阎祺的显贵，得到了奉政大夫、河南开封府同知的赠官。经过前面几代人的积淀之后，招远阎氏在弘治年间迎来了功名上的一次大突破。在戊午科乡试中，阎志之子阎祺（字天锡，别号渠南）成功中举。当时朝中的进士还没有出现过剩的情况，举人亦能顺利分配到官职。阎祺此后历任阌乡、密云知县、昌平霸州知州、开封府同知等职。这些官职的绝对品级虽然都不算太高，但就招远阎氏家族来说，已经可谓是光大门楣了。为官期间，阎祺兢兢业业，颇有口碑。县志当中曾记载有一则他与民同求雨的故事。

那是他刚到阌乡县（河南）上任之际，当地就遭逢大旱。为了祈求天降甘霖，阎祺“步祷、宿庙、不饮食”。如此苦求三天不见效之后，他没有放弃。再三天之后的夜里，他梦见神人传话说上天已被感动。果然，天刚亮，外面就下起了大雨。有其父必有其子。受父亲阎祺的熏陶，阎公朝（字升甫，别号又次）也品行兼优。他在嘉靖壬子科乡试中举，曾任曲阳知县。而在曲阳县任上，他亦曾效法父亲，有步祷为民求雨的经历。此外，阎公朝还擅长书法，尤工楷草，其书作在清代就已被当地收藏界视为珍品。​军户有张、刘、安、夏等姓氏。其中，安姓、夏姓的辨识度较高（张、刘属于常见大姓）。而现今莱阳市山前店镇辖区内有南北夏格庄村（富水河畔），两村相传为明代由夏姓建村，但如今皆无夏姓人。并且附近的南野鸡泊村又有安姓人分布。有无可能这里在历史上就曾是奇山所的一处军屯地呢？当然，这只是根据地名和姓氏进行的一种猜测。具体情况如何，还需要寻找更多佐证进行详细考证了。

17、清代海阳县的“鲁济社”，在现今乳山市鲁济村一带

与胶东历史区划有关，这次要介绍的区划名称为“鲁济社”，在清代中期以后属海阳县管辖。清代海阳县实行“乡社”制度，县下设乡，乡下有社，以社领村。鲁济社具体属于四个乡当中的“乳山乡”管辖。当时的乳山乡共辖13个社、232个村。鲁济社的规模算是中等，共辖18个村。

根据光绪版《海阳县续志》记载，鲁济社管辖的18个村分别是：石塂子村、台依、洼九埠、黄泥台、周格庄、房屋、杨家畔、姜家、郑家、于家庄、鲁济、山后、车村、泗水头、肖家、冷家、盘古庄、小安子。

对照现在的地图不难发现，上述村庄都位于如今乳山市的地界内，具体是处在育黎、乳山寨、夏村三镇的交汇地带（按照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区划），沿乳山河两侧分布。其中，石塂子（现在写作石村）、台依、洼九埠、黄泥台（现在写作黄依台）、周格庄（现分为东西两村）、房屋、杨家畔（应当是现在的羊角盘村）、姜家（簸箕姜家）、郑家、于家庄、肖家、冷家、泗水头（现有东西两村）这13个村都位于夏村镇（含后来的城区街道）辖区内。车村、盘古庄、小安子（应是现在的小庵村）这3个村位于乳山寨镇辖区内。鲁济、山后（现在写作鲁济山后村）这2个村位于育黎镇辖区内。通过以上村庄的名字可以看出，鲁济社和鲁济村的称呼相同，两者之间应该存在着某种关联。那么，这里的“鲁济”具体是什么含义呢？

关于这一点，鲁济村的简志记载道：“明嘉靖年间，李姓从大崮头迁此鲁济山脚下定居立村，故名鲁济。”也就是说，“鲁济”是一座山的名称。这座鲁济山虽然海拔并不突出，很多地图都没有专门将之标注出来，它在史志当中却很有存在感。早在明嘉靖版的《宁海州志》（注：乳山乡在海阳建县之前属宁海州）当中，就已经有了“鲁济山”的记载，志中称：“鲁济山，在州南一百六十里。”《宁海州志》为何要提及这座不太高的鲁济山？详细原因不得而知，推测可能与古刹有关。查询地图可知，鲁济山附近还有一个名为“鲁济院”的地点。笔者虽暂未实地探访，但从名字来看，像是古刹之名。而在《宁海州志》当中，虽并无“鲁济院”的记载，可有广济院、普济院等相似的称呼。综合来看，鲁济社之鲁济，系鲁济山之鲁济无疑。至于山因院得名还是院因山得名，这个还需要继续考证。

18、明清时黄县的“东牟首邑”牌坊

牌坊，是古代常见的一种建筑，通常有“宣扬旌表”的作用。其“宣扬”的对象，既可以是人物（比如名宦忠臣或孝子节妇），也可以是地域（类似于现在各地的宣传牌）。相对而言，人物类的牌坊比较常见，而地域类的牌坊则要少一些。本文所要介绍的是一块地域类的牌坊，它存在于明清时期的登州府黄县境内，牌坊的名称为“东牟首邑”。在古代，“首邑”一般指的是某府某郡的治所，即附郭县。不过，明清时期胶东半岛登莱二府的“首邑”牌坊却均未设在府驻地（登州府驻蓬莱，莱州府驻掖县），而分别立于黄县和潍县。前者即“东牟首邑”，后者为“东莱首邑”。（注：东莱和东牟均为胶东历史上的郡级区划名称，两者设立时间不一，范围也多有变动。到了唐代，东莱郡和东牟郡逐渐与莱州和登州的范围相对应。后世也将东莱和东牟，作为莱州和登州的雅称。）

根据史志资料记载，潍县的“东莱首邑”牌坊建于明代，位置就在县衙门口。黄县的“东牟首邑”也建于明代，但不在城内，而在距城数十里远的一条河的边上。对此，清康熙版《黄县志》记载道：“东牟首邑坊，界河东崖。”这里所说的“界河”，即现在龙口市与招远市北部分界处的那条河流。界河以东以北，为龙口市黄山馆镇地界。从县志的描述来看，这座“东牟首邑”牌坊，就在黄山馆一带。

由于史料有限，这座“东牟首邑”修建的具体时间和详细外观，已经难以考证。之所以断定明代就有，是因为明末李氏朝鲜的使臣在走海道至登州转陆路进京的途中曾见过这座牌坊，并写在了个人笔记当中。东牟首邑牌坊为何建在黄县而不建在蓬莱？其中的具体原因，史志并无明确记载。推测可能与黄县的历史底蕴和地理区位有关。黄县，是胶东半岛设立较早的县级区划，《史记》中即有“秦始皇过黄、腄”的记载，而在汉代，黄县一度曾成为东莱郡的治所。东汉末年的太史慈，即东莱郡黄县人。至于蓬莱，则迟至唐代才从黄县析出建县。因此，就历史底蕴而言，称黄县为“东牟首邑”，无可厚非。

而在地理区位方面，黄县地处登州府西部，登莱官道（连接登莱二府治所，古代半岛最重要的陆路交通线）的进入登州府地界之后的第一个驿站，即黄县的黄山馆（官道也经过招远地界，但无驿站）。按照现在的理解，登莱官道进入登州后的第一个服务区就在黄县。考虑到这一点，东牟首邑牌坊设在黄县黄山馆一带多少就可以理解了。当然，要称作“首邑”，也需要有相应的人口和经济实力支撑。而在这两方面，黄县也比较突出（潍县在莱州府内的情况与之相似）。综合来看，“东牟首邑”之称，无可厚非。​

19、元代莱阳籍提刑按察使姜彧

彧（yù），是一个相对生僻的汉字。不过由于蕴含“有文采”之意，古代常有文士以此取名。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曹操的谋士荀彧。在胶东历史上，亦不乏名带“彧”字的人物。元代莱阳籍的姜彧，即是其中之一。（注：明初莱州府学贡生还有张彧，官至知州。）姜，一向被视为胶东土著姓氏的代表。乳山峝岭姜氏相传为田氏代齐后迁居海滨的齐康公之后，胶东他县姜姓则大多相传从峝岭析出。姜彧家族具体是何渊源？暂时未见详细记载。但其籍贯在莱阳县（金元之际的莱阳县面积辽阔）这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

对此，《元史》明确记载道：“姜彧，字文卿，莱州莱阳人也。”（注：莱阳县在明代之前长期属莱州管辖，明初登州升级为府之后，莱阳、招远方划归登州府。）

金末元初，北方战乱频仍，位置相对偏僻的胶东半岛也被波及（如杨安儿起兵反金事件）。为躲避战乱，姜彧的父亲姜椿前往济南投奔张荣，就此定居当地。张荣是金元之际有名的汉人世侯，他在归顺蒙元之后，颇受礼遇。正所谓一荣俱荣，由于搭上了张荣这层关系，姜彧也早早踏入仕途，并且屡有升迁。《元史》载：“彧幼颖悟好学，荣守济南，辟为掾，升左右司知事，寻迁郎中，进参议官。”

此后，在元世祖中统年间的“李璮之乱”中，姜彧经受住考验，不仅事前就跟随张荣的孙子张宏入朝检举对方，并且在平叛时还立有战功。因此在事后，他也获得拔擢，被授予大都督府参议职位，又改知滨州。在滨州任职期间，姜彧劝课农桑，恢复生产。岁余当地就“新条遍野”（桑树种植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人称“太守桑”。

由于政绩突出，姜彧的官职也持续升高。离开滨州后，他历任东平府判官、治书侍御史、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使、信州路总管、陕西汉中、河东山西道提刑按察使、行台御史中丞等职务。此后，他曾以老病归济南，但很快又出任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使。（注：元初官制屡有变更，行台御史中丞和按察使都属中高级官员，品级大约为正三品。）根据《元史》记载，姜彧在至元三十年（1293年）二月以疾卒，享年七十六岁。以古代的虚岁推算，他应该生于1218年（金宣宗兴定二年，宋宁宗嘉定十一年）。从史料的记载来看，姜彧这一支人在元代已长期定居济南，与故乡莱阳的联系并不多。不过，后世莱阳人仍视之为乡贤代表，民国版《莱阳县志》就专门引述《元史》，对其事迹有详细介绍。​

20、黄县历史上不光有“丁氏故宅”，还有很多其他的私人园林

“黄县的房，栖霞的粮，登州府的好姑娘（或称：蓬莱净出好姑娘）。”这句民谚旧时在胶东半岛北部区域流传甚广。而一提到“黄县的房”，很多朋友都会想到当地丁百万家族的故宅旧居。实际上，黄县历史上人物辈出，不光丁氏有庄园，很多其他名宦显达亦曾建有私人园林，本文就试着略作盘点。

1、宋代淳于氏之“东园”

“蓬莱高阁近瀛州，云水无涯望不休，蔚阳山下祖茔居，巍岭崇岗画不如……”这是宋代诗人、曾任铜陵县令淳于震所作的一首题为《忆故乡》诗中的词句。其描写的正是北宋大臣淳于雍在蔚阳山下修建的“东园”的盛景。

淳于，为黄县土著复姓，常有族人见于史籍。淳于雍，史籍记载为淳于髠之后，仕为太子中舍。蔚阳山（距离现龙口市诸由观淳于村不远）一带则是该家族的世居之所。淳于雍就在蔚阳山下修建“东园”，规模庞大，依山傍水，号称“大东奇观”。《黄山淳于文叔东园创修东嶽炳灵公祠记》碑文记载 “淳于文叔居登之黄县，创饰东园，奂丽少匹……”

2、金代栾氏之“丛翠亭”

金代，黄县东二里有“丛翠亭”，为名士栾仲章第。异卉丛植，修竹环翠。亦有说法为“金章宗姑十二公主所建”。

3、明清士人之园林

明代，王道夫在石城山有别业，其后人王时中（嘉靖朝刑部尚书）赋有“家山十景”诗。

崇祯朝黄县籍内阁首辅范复粹雅嗜山水园池，晚年留恋卢山、石城山，更在城南下庄李家建有山馆别业。

清代，丁氏家族既有科名，又拥巨资，遂广建园林。如南关丁子真的“南园”布置清幽，履素堂丁岑葡的“漱芳园”名重一时（老“漱芳园”毁于1939年的战火，现在博物馆旁的是当代复建的）。

凤凰山和绛水河，是黄县当地有名的山川。其中，凤凰山号称“九顶凤凰山”，有九个山头，以名泉名世。同治版《黄县志》记载“县东南为凤凰山，两翅平舒，引颈昂首，宛然翔飞，故名凤凰山”。该处是黄县文脉所系，有儒家的文峰塔、道家的玉皇庙、佛家的慈救寺，自古人文荟萃。此山封拜顶下有龙湾，状元山下有婆婆碇，柏树顶东北有甜水湾。旧时邻县常有人到这些天然名泉取水煎药烧茶，城里的丁、王等大族亦到此汲水（有点类似北京玉泉山）。

清末，在凤凰山下、绛水河畔，也出现了“山园”和“涉园”这两座有名的私人园林。

其中，“山园”为黄县人“山民”（曾任广东封川知县）所建，“涉园”的主人则是王守训（字仲彝，号松溪，光绪十二年进士，入翰林院，后任武英殿协修、纂修等职）。

山园建在龙湾附近，从园南望“莱绛诸山，以至太乙、天马诸顶……争妍竞秀，烟云幻化”，地理位置绝佳。近山故名山园。

涉园“以门临溪水，故名涉园”，其门向南可见莱山，有“莱阴精舍”。门联作“爱听莺声多种树，饱看山色不关门”。

4、近代园林的余响

民国以来，受时代变化影响，黄县的私人园林建筑陆续衰败，但仍有一些余响。

海云寺徐家有徐士榜的徐家花园。徐氏是老天津有名的民族资本家。徐家大院是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回乡养老所建。该园占地数亩；有三门，中门可过马车。前园后屋，园内遍栽果树，一时竞为周围乡里之冠。（本文作者：李士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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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代黄县第一位进士“王纲”

一位胶东历史人物，他生活在明代中前期，籍贯为登州府黄县，系明代黄县考取的第一位进士。

在登州府辖下的州县当中，就面积而言，黄县排名靠后。但当地的历史人文底蕴还是相当深厚的。明朝开科取士之后，黄县很快在乡试中取得突破，洪武、永乐、（洪熙）宣德三朝，当地先后考取九名举人。可惜的是，前八位举人都未能更进一步考取进士（举人亦可做官，他们不少都有官职）。而第九位举人则成为了幸运儿，他就是本文主人公王纲。

王纲，字振纪，出身于黄县一个普通农户家庭。根据清代《黄县志》的记载，因为家境贫寒，他曾亲自下地种过庄稼。不过，在自力更生之余，他始终坚持读书求学。

功夫不负有心人，宣德十年，王纲在山东乙卯科乡试中考取进士，次年（正统元年）又在丙辰科会试中连捷，成为明代黄县第一位进士（第二甲第五名，位置相当靠前）。

考取进士之后，王纲历任户部主事、陕西按察司佥事等职。其中，在陕西任职期间，他曾负责督理屯田事务，颇有口碑。史志称赞他说：“临时敬慎不苛，虽盛怒无疾言遽色士卒仰戴。”后来，他的职位也由佥事升为了副使。

除了有政绩之外，王纲的操守也值得称赞。按照明代制度，按察使司副使为正四品官员，级别不可谓低。但王纲卸任回乡之际，随身却仅有书籍数卷，再无其他钱财。时人皆称他为“清白吏”。

以上就是王纲的大体生平。限于资料，他的具体居住地（黄县何乡何社何村）以及家族后人分布，暂时不得而知。欢迎了解详细情况的朋友进行补充。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与王纲同榜中举的秀才当中，有一位叫作孙遇的福山人。在正统元年的会试里，他同样也连捷考取进士。而这亦是福山县在明代考取的第一位进士。以此来看，王纲和孙遇既是同榜举人，又同科折桂，还分别是各自县在明代的第一位进士，真可谓“有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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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海阳县在清乾隆年间共有十六处大集，它们都在哪里？

集市，古今皆有，但其地位前后有明显差异。现代社会高度城镇化，商品流通渠道众多，除商场超市等固定营业场所之外，还有网购平台。集市虽然仍存在，可影响力已呈现衰退趋势。而在以农业为主的古代社会，情况则截然不同。当时的集市，可谓商品流通的主渠道，地位十分重要。因此，各县在编撰县志时，通常都会给集市概括留出专门的篇幅。以胶东半岛的海阳县为例。该县在清雍正之末裁卫建县，乾隆之初开始修撰第一部县志。而在这部县志当中，就对海阳的大集有详细统计。

根据记载，当时海阳县四个乡范围内（嵩山乡、行村乡、林寺乡、乳山乡）共有十六处集市，它们分别是夏村、海阳所、乳山寨、刘格庄、东村、徽村、盘石店、发城、葛城、高家店、徐家店、行村、毛子院、小纪、朱吴、泉水头。古今地名在写法上有变化属于常见情况。在上面的地名当中，刘格庄应是现海阳市留格庄镇留格庄村，葛城应是海阳市郭城镇郭城村，高家店为海阳市朱吴镇高家村，毛子院为海阳市辛安镇茂梓集村。其余则跟现在相同。海阳县建立时，除了原有的大嵩卫城和部分军屯地之外，其余大部分辖区都是从莱阳县划出（嵩山、行村、林寺三乡直接析自莱阳县，乳山乡则是用莱阳县的青山乡同宁海州置换）。

因此，上述那十六处集市，有很多在康熙版《莱阳县志》中也有记载。两相比对，在康熙版《莱阳县志》和乾隆版《海阳县志》都有提及的集市共有九处，分别是行村、小纪、毛子院、徽村（《莱阳县志》写作“灰村”）、东村、朱吴（《莱阳县志》写作“诸吴”）、发城（《莱阳县志》写作“废城”）、郭城（《海阳县志》写作“葛城”）、盘石店（《海阳县志》简写为“盘石”）。夏村、海阳所、乳山寨、留格庄则来自原属宁海州的乳山乡。设有集市的村庄，通常规模比较大，相当于一个区片的中心。而到了近现代，它们大部分也的确发展成为了乡镇驻地。夏村、海阳所、乳山寨、留格庄、东村、盘石店、发城、郭城、徐家店、行村、小纪、朱吴现在均为乡镇驻地（前三者现为乳山市辖区，其余均为海阳市辖区），高家和泉水头也曾是乡镇驻地。值得一提的是，在乾隆年间海阳县这十六处大集当中，有四处的地名均为“某村”字样，即夏村、东村、徽村、行村。旧时海阳县“四大名村”之说，应该就是由此而来。

③“乙”姓在胶东半岛很少见，全山东范围内倒是有所分布

“乙”是一个常用且写法简单的汉字（只有一笔），但作为姓氏时却较为罕见。

前段时间在查阅明清史料时，笔者偶然看到一位名叫“乙邦才”的人物，其籍贯记载为山东青州（府）。青州虽在胶莱河以西，但终究也是登莱二府的近邻。因此，笔者并没有将“乙邦才”略过，而是了解起他的详细生平。

乙邦才的事迹，主要见于《明史》和《南疆绎史》《小腆纪传》等史料。从记载来看，他当为行伍出身，起初只有微末职务。崇祯年间，乙邦才随明军在河南、江北一带征讨农民军。霍山县一战中，他表现突出，救大将黄得功（南明江北四镇之一）于重围，因此得到上封赏识，后来被提拔为副将。

南明福王政权建立后，史可法前往扬州督师，乙邦才等人在其麾下效力。弘光元年（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兵临扬州城下。史可法率部坚守，城陷后不屈而死。乙邦才也自刎殉国。总得来看，这也算是一位有气节的人物。

知道了乙邦才的大略生平之后，笔者又对“乙”姓的分布产生兴趣。在胶东半岛范围内，与青州有渊源的姓氏不在少数。既然青州曾有乙姓历史人物，那胶东半岛会不会也有分布呢？

经过一番查询，上述问题的答案更倾向于“否定”。

以烟威两市为例，根据《烟台市志》的记载，1985年时统计，全市（当时威海尚属烟台，1987年单独设立地级市）大大小小共有882种姓氏，“了”“下”“凡”等罕见姓氏都包含在内，但却没有“乙”姓。也就是说，烟威两地不仅未见乙姓成规模聚居的村落，甚至连城区的零星分布也没有。

至于青岛，虽然暂时没有看到整体统计，但平度、胶州、莱西等地的县志亦未收录乙姓。

综合以上信息来看，基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乙姓在胶东半岛很少见。

如果范围放大到全山东省，乙姓倒是有所分布。比如，在济南周边就能看到不少。至于乙邦才家族具体居住在青州府什么地方，如今还有没有后人，则暂时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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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清代栖霞籍“监察御史”牟昌裕

一位胶东历史人物，他的名字叫作牟昌裕，是清代登州府栖霞县人，以担任“监察御史”的经历而知名。

牟，是栖霞的大姓，就渊源而言，具体有“名宦牟”和“铁口牟”之分。前者是明初从湖北公安县迁来，因先祖牟敬祖任栖霞县主簿有政绩后来入祀名宦祠而称“名宦牟”。后者据记载则是南宋时期从牟子国旧址迁至铁口村定居，以元代武略将军牟全为代表人物。

本文的主人公牟昌裕出自“名宦牟”家族。根据族谱记载，他属于名宦牟氏老八支六房小八支六房，为第十四世，住栖霞城北宫。其祖父牟曰箸曾任阳谷县教谕，父亲牟暄有举人功名。

书香家风影响，牟昌裕也踏上了以科举求功名的道路。乾隆四十二年，他取得拔贡身份，同年（丁酉）考中举人。乾隆五十五年，又在庚戌科会试里考取进士，随即选为翰林院庶吉士。

散馆之后，牟昌裕先在六部任职，历任礼部仪制司、工部虞衡司、都水司主事、营缮司员外郎等官职。期间曾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嘉庆十年，他转任都察院，成为江南道监察御史。

御史为言官，而牟昌裕也的确做到了“敢言直谏”。在清代《栖霞县志》当中，收录有他大量的奏疏，涉及朝政方方面面（限于篇幅，此处就不逐一列举）。他因此也赢得时誉，受到皇帝赏识。当巡视南城御史出缺时（注：明清时期京师设有巡城御史，主管城区治安和诉讼，因在天子脚下，职权甚重），嘉庆皇帝在候选名单中略过前十五人而选用牟昌裕（注：职位空缺时，都察院会提供一份候选名单，按照人员资历排序，最终由皇帝定夺）。这一“破格”的人事安排，在朝中轰动一时。

在巡南城御史任上，牟昌裕政绩突出，外界普遍感慨：“牟公，真御史也！”此后，他又转任云南道、河南道监察御史，期间曾奉命抽查通州运京漕米事务。嘉庆十三年五月，他在御史任上去世，时年六十二岁。

就品级而言，御史并非高官（乾隆之后定为从五品）。但牟昌裕因为有扎实政绩，所以在清末编撰的《山东通志•人物志•名臣》中有单独传记。很多官职比他高的人，都不曾有此待遇。

牟昌裕去世后，友人陈鹤为他撰写了墓志铭，即《牟公松岩墓志铭》（注：牟昌裕字启昆，号松岩）。该墓志铭收录在清光绪版《栖霞县志》中。本文内容，就以此为主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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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锡拉胡同与胶东历史名人王懿荣

锡拉胡同地处北京市东城区，大体位于东皇城根南街以东、东安门大街以北，为东西走向，毗邻王府井片区。

胡同，诚然为京中一大特色。不过，现今的锡拉胡同，两侧多为楼房小区（网上查询，每平方米价格大多在十万以上），四合院较少。严格来说，并不能算是一处“景点”。如果不是与胶东历史名人王懿荣有关，行程匆匆的笔者也不会专门抽出时间到这里参观。

王懿荣出身于福山望族古现王氏，明清两代该家族科甲绵绵。据《王文敏公懿荣年谱》记载，咸丰六年，其父王祖源以拔贡身份进京担任兵部主事。三年之后，虚龄十五的王懿荣与母亲谢太夫人、弟妹跟随进京。自此之后，他便长期在京寓居。

按照年谱所载，起初王懿荣的寓所在长巷上条胡同。后来，又迁至兵部洼中街。光绪三年，他的原配黄夫人即在此病逝。直到光绪九年十一月，他方移居锡拉胡同。当时，三十九岁的王懿荣已入职翰林院（光绪六年进士，选为翰林），而翰林为天子近臣，常要在宫廷值守，因此他便选择距离皇城较近的锡拉胡同作为居所。

就现在的字面而言，锡拉胡同的名称含义有些不太好理解。不过，它实际上是从“锡蜡胡同”演变而来的。“锡”和“蜡”旧时均为制作灯具的材料，该胡同据说最早就是加工锡灯和蜡台的场所，故而得名。清末编撰的《京师坊巷志稿》在提到这里时，便写作“锡蜡胡同”。

锡拉胡同是王懿荣在京期间的最后一处住所。 从光绪九年（1883年）迁徙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殉国，这十七年当中除外出公干、省亲之外，他皆居住于此。也就是在此期间，他率先在“龙骨”中发现了甲骨文，被后人称赞为“甲骨文之父”。

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京师。身为京师团练大臣的王懿荣留下了“主忧臣辱，主辱臣死”的绝命词，与次任妻子谢夫人、长媳张氏一同在锡拉胡同住处内投井殉国。

根据年谱记载，王懿荣殉国后，遗骸起初暂厝于锡拉胡同院内，后又移至宝应寺，再后来才经海路返葬福山古现。

经过历史的变迁，王懿荣在锡拉胡同的旧居已经不存。但他的爱国精神和学术贡献却永为后人铭记。因此，这番到访锡拉胡同，与其说是参观景点，倒不如说是凭吊先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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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莱阳有成规模的“尉”姓人分布，明清时期不少族人在县志中留名

“尉”这个姓氏，在胶东半岛范围内的总体规模不算太大，很多县市区并无相应聚居村落。相对而言，莱阳是尉姓分布比较集中的区域。

尉姓在当地不仅有一定规模，并且在明清时期还出过不少留名县志的人物。本文就以县志为参考，对莱阳尉姓做个简单介绍。

莱阳尉姓的渊源，民国版《莱阳县志》记载道：“尉氏，清贡士良翰之族，其先尉氏（尉氏县，在河南县）人，明初徙居城东关、一区李家疃村等。所谓“一区李家疃”，即现在莱阳市古柳街道南李家疃村。据《莱阳市地名志》记载，该村为明初由李姓建村，取名李家疃，后因重名加上方位前缀进行区分，称南李家疃。

李家疃虽为李姓建村，但经过历史变迁，村中已有多种姓氏，尉姓即为其一。而除南李家疃之外，莱阳东部的山前店镇不少村落亦有尉姓人居住，比如平兰村、北野鸡泊村等。因为没有见到详细族谱，各村之间的具体世系关系暂时不知。

尉姓明初徙居莱阳之后，到中期的弘治年间出现了一位名叫尉世杰的人物（具体村落没有记载）。他并无功名在身，而是以经商为业。古人讲究“士农工商”四民之说，商人虽然相对富裕，但社会地位并不高。尉世杰之所以能在县志留名，主要与一次义举有关。当时，尉世杰在江西行商，不幸被强盗劫掠上山。在山寨里，他遇到了两位同样落难的莱阳老乡。三人同病相怜，暗中结拜为兄弟，约定同生共死。后来，尉世杰发现强盗的目的只是为了求财，便主动提出下山筹款赎人。于是，强盗放之下山。

在这种情况下，或许很多人都会选择趁机远走高飞。但尉世杰坚持义字当头，几天后如约返回山寨。强盗见状也很有触动，便将三人全部放走，并退回赎金。而到了明末崇祯年间，莱阳尉姓家族又有一位忠义人物被县志记载。他的名字叫作尉奠邦（尉恩信之子），有秀才的功名。在崇祯十六年的“癸未邑难”当中，尉奠邦参与守城，以身殉难。古代县志比较重视科举功名人物，在此方面，莱阳尉姓家族不算突出，但也有若干贡生作为代表。除了前面提到的尉良翰之外，还有两位贡生分别叫作尉良儒、尉匡鼎。

根据县志的记载，尉良翰是林格庄人，为乾隆癸酉副贡；尉良儒是南李家疃人，为乾隆年间岁贡；尉匡鼎也是南李家疃人，为同治庚午恩贡。

而根据县志记载，清代莱阳尉姓还有两位曾入仕为官的监生，一位叫作尉良谟（崔格庄人，莱阳有南北两个崔格庄，具体哪个崔格庄暂无考证），乾隆年间曾任江苏按察使司司狱，后升任桃源县、宝山县的知县；另一位叫作尉良佐（也是崔格庄人），乾隆年间曾任山西浑源州王家庄堡巡检。综合以上信息不难推断出，“良”应该是清乾隆年间莱阳尉姓家族的辈分用字。其家族的功名，主要就集中在良字辈这一代人身上。​

⑦、掖县侯赐履、莱阳姜赐履，胶东有不少名叫“赐履”的历史人物

古人取名喜欢化用典故。以男子为例，《尚书》《易经》《论语》《左传》都是常见的典故来源。本文要举例讨论的名字，就与《左传》有关。这个名字叫作“赐履”。“赐履”的典故，最早出自《左传·僖公四年》，原文为：“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注：齐桓公率诸侯伐楚，楚国使者前来交涉，管仲在回复时如此说。）在现代辞典中，“赐履”有两个解释，其一指代“帝王所赐的封地”，其二指代“任京官”。这两层含义虽有区别，但不管是赐土还是封官，都可以笼统理解为“帝王之赐”。因此，这个典故的寓意还是相当好的。由于寓意美好，“赐履”这个典故很受古人青睐。在胶东历史上，就有不少以“赐履”为名的人物。其中，清代掖县籍进士侯赐履就是代表。侯赐履，字希尚，号渐海，出身于“东莱侯氏”家族。他在雍正丙午科山东乡试里考中举人（与叔父侯兹同榜，叔侄一起中举，当时传为美谈），又在丁未科会试中连捷考取进士，后来曾任寿昌县、青溪县等县知县，颇有政声。乾隆年间掖县修撰县志时，他也参与其中。除了侯赐履之外，胶东历史上还有两位“姜赐履”，他们分别来自莱阳县和福山县。、根据县志和族谱的记载，莱阳的姜赐履为垛埠村人，字东表，号蹯溪，为乾隆甲午科举人；福山的姜赐履则是胡家岛社姜家疃人，亦有功名在身，为嘉庆年间贡生。为何莱阳和福山这两位姜姓人物不约而同都以“赐履”为名？原因可能就在于这个典故的出处。《左传》所说之“赐我先君履”，具体指的是周室对齐国开国君主姜太公的封赐。而后世姜姓普遍尊奉太公为先祖。因此，姜姓人以赐履的典故来作为自己的名字，既有美好寓意，又有纪念意义，可谓两全其美了。值得一提的是，除胶东半岛之外，其他区域的姜姓亦有以赐履为名的功名人物，如江西南昌在明代有位举人亦叫作姜赐履。由此可见，“赐履”在古代诚然为“嘉名”也。​​

⑧、莱州市沙河镇路旺原家村“原氏家族”渊源简介

在胶东历史上一位姓“原”的进士，他就是明代掖县（莱州）籍的原一魁（明万历丙子举人、丁丑科进士，官至昌平兵备道副使）。

莱州市沙河镇路旺原家村的原兴云先生多年致力于原氏族谱编撰和研究，他看到这篇介绍后，给我们留言说：“原一魁在《原氏世家谱》系原氏迁莱八世祖。”此外，他还对路旺原家村的历史渊源进行了一番详细介绍。接下来，我们就根据他的介绍进行一番整理，帮助大家对莱州原姓和路旺原家村有更深入的了解。以下是正文——

路旺原家村地处莱州市西南方位，原属路旺镇，后合并至沙河镇。唐代在此处建有“开元寺”，亦称“路旺寺”。明清时期，这里设置有“路旺社”，周围七村名前皆冠以“路旺”二字。路旺原家村现有原、唐、陈、吕 、丁、李、杨等七姓，其中原姓规模最大、定居最早。

原姓，尊奉周文王第十六子“姬丰”为始祖。“姬丰”封于原邑（今河南省济源市），又称“原丰”。《左传》对此也有记载称：“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到了春秋时期，孔门七十二贤之一的原宪，为原丰二十四世孙。（注：原宪，字子思，宋人，少孔子三十六岁，清静守节，安贫乐道，孔子为鲁司寇，宪尝为孔子宰；孔子卒，原宪隐退，居于卫。唐开元七年从祀圣庙，二十七年诏封“原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封“任城侯”。明嘉靖九年改 称“先贤原子”）根据族谱记载，路旺原家村的原姓，即原宪后裔。

关于迁到莱州的经过，族谱称：“明洪武二年，原仪字凤来偕子明礼字克修，父子二人由四川省成都府东关大石桥迁徙于东莱，淹留掖邑。”迁到掖县之初，原氏父子并没有马上定居到路旺一带，后来经过一位老者的指点，才落户于此。原氏先祖原仪在旧谱序言中对这段经历有一段绘声绘色的记载，称：“欲筑室于山林，恐类于隐逸；欲卜居于城市，又嫌其嚣尘。适有老人告余曰：掖水之西，古城之东（注：掖水即莱州市南阳河，古城即西邻村路旺侯家村古时“当利”古城，有文保碑为证），有村名柳溪者，左有峻岭，右有清流，树木荫翳，鸣禽上下，池塘荡漾，芰荷交丽；春之绿竹青松云烟笼罩，冬之碧泉白石霜雪潇洒，殊可爱也，汝盍往焉！遂与明礼筑室数间，以为栖身之所。”文中所说的柳溪村，就是路旺原家村的旧称。受元末红巾军战火影响，原氏父子来此定居时，柳溪村只有一户“丁姓”人家。

这个村庄由何姓始建于何时？已难以详细考证，但从名字可以推测出，在古代当是风光秀丽之地。作为孔门先贤后裔，原氏先祖原仪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凤来公序：余在蜀时，成都之文人学士咸以为先贤原思之裔也而敬礼之！）在尊崇儒家的古代，孔子及其他先贤后裔可以享受到朝廷优待（例如免兵役、徭役、捐税等），但族谱需要得到孔府认可方有此资格），学习典籍的机会也更多。根据族谱记载，原仪在掖县站稳脚跟之后，曾亲赴孔府追考原宪祖等诸先祖世系及昔在蜀时先贤祖庇荫“优免”等恩赐。虽然旧有家乘毁于兵燹，无谱对照，但原仪凭着记忆，历数上至四十九世祖及原宪祖以上世系，孔府掌管贤哲资料人士莫不叹服，对其家世深信不疑，准许其以“原子后裔”身份续修族谱。

自此之后，明清两代原氏后裔每次续谱，援例系图皆是拿着每次《原氏世家谱》旧本前往孔府对照确认，征得孔府同意，开始续谱。修谱完成后，孔府会在《原氏世家谱》首尾两页钤印，以示认可。现钤印页随旧谱保留至今。原氏家族定居路旺原家村之后，以诗书传家，培养出不少功名人物。族谱记载道：迁莱一世祖原仪字凤来，岁进士（注：即岁贡生），候选训导；二世祖原明礼字克修，府庠生（秀才）；三世祖原祯字瑞菴，岁进士，任嵫阳县教谕；四世祖原清字子洁，庠生，任直隶大名府开州州判；五世祖原旭字日东，任浙江省永康县典史，授通议大夫；六世祖原润字泽滋，岁进士，誥授通议大夫；六世祖之后各分支历代先祖及官阶不一一列举，原一魁考中进士的情况前文也已介绍。

对于族谱传承，原氏家族相当重视，在历史上曾多次修订或续修。原氏迁莱始祖凤来公初次建谱于明洪武四年（1371年）；十世祖庠生梦雷公重续于清顺治二年 （1645年）；第三次为福崇、国辅二公援例呈请圣府，续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由圣府“袭封衍圣公”孔庆镕（孔子七十三代）作序；第四次由咸熙、天仁、秉礼诸公，复请圣府，续于光绪三十三（1907）年，亦由“袭封衍圣公”孔令贻（孔子七十六代）为谱作序。至2017年，在原兴云先生的主持下，路旺原家村再次续修族谱，为后世子孙整理记录下家族记忆。

⑨、​​民国时期老莱阳县的“我乐乡”

与胶东历史区划有关，这次要介绍的区划名称叫作“我乐乡”，是民国时期由老莱阳县所设立。老莱阳县面积辽阔，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实行“区乡制”（县下设区，区下设乡镇）的背景下，曾划分为9个区，辖30个镇、176个乡。“我乐乡”具体属第二区（区公所设在南务集）管辖。当时莱阳县的乡镇，主要是以地理参照物、典故或辖区代表村落来命名。“我乐乡”系第三种情况，其名字是从“我乐村”而来。

现莱阳和莱西两市辖区内均有名为“我乐”的村庄。上述的“我乐乡”具体与莱阳市的我乐村有关。该村现属沐浴店镇管辖。根据民国版《莱阳县志》的记载，我乐乡共辖七个村庄，分别是寨头、簸箕港、崖后、崔格庄、我乐、东石河头、西石河头。这些村庄也都位于现莱阳市沐浴店镇辖区内（上世纪后半段为石河头乡），大体就是在清水河以东、老寨山以西的区域。其中，寨头有南北两村，崔格庄现名北崔格庄，崖后现名中崖后。

实际上，在这些村庄当中，就区划底蕴而言，寨头村更为深厚，明清时期莱阳县望石乡曾设有“寨头社”。就规模和区位来说，东西石河头村则具有优势，后来的石河头乡驻地就设在东石河头村。

当初以“我乐”作为乡级区划名称的原因，县志没有明确记载，推测可能与“我乐”的好寓意有关。“我乐”，从字面上来看，蕴含“乐土”之意。不过，这个名字并非“我乐村”最初的名字，而是后来经过演变润色而来的。根据《莱阳市地名志》的记载，明末孙姓来此建村（注：当地老人称从莱阳东关迁来），原名卧龙。据传村前沟中曾卧一龙而得名，后演变为“我乐”。“村前沟中曾卧一龙”之说明显是经过演绎。

在胶东地区，发音近似于“wo le”的村庄名称有很多，但写法不尽相同，有的写作“窝落”，有的写作“窝洛”，有的写作“窝乐”，有的则写作“卧龙”，还有的写作“我乐”。它们应当都是与地形有关。

与当时莱阳县大多数乡镇相似，“我乐乡”存在的时间并不长。进入四十年代之后，这里先后属龙门区、蒲格庄乡等区划管辖。至六十年代，石河头公社成立，上述村庄皆归属之，八十年代改建石河头乡，再后来就合并到了沐浴店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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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校场头条”里的“山左会馆”——京游随笔之一

游览期间，除了陪小朋友感受那些广为人知的地标名胜之外，还抽出零碎时间参观了若干相对“冷清”的地方。这些地方，均与胶东之间有着相应的历史渊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归来之后，将这些参观经历略作整理，分为数篇记录，冠以“京游随笔”之名，以期与大家分享。感兴趣的朋友，有机会亦可实地走访。

京游随笔的第一篇内容，主题为“山左会馆”。所谓“会馆”，按照辞海的解释，亦称“公所”，指的是旧时都市中同乡或同业的组织机构。“会馆”起源很早，汉京师已有外来同郡人的邸舍，南宋杭州有外郡人为同乡谋公益的组织。名称最早见于明代，清代更盛行。本文所说的“山左会馆”，即是清代山东人在京建立的一处同乡会场所。山东距京较近，明清以来在京为官、经商、谋生之山东人众多，因此京中由山东人建立的会馆亦不在少数。除“山左会馆”外，尚有山东会馆、齐鲁会馆以及具体以府州县为单位组织的会馆。

此番参观的“山左会馆”，现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校场头条”（胡同名称）十七号，距离宣武门地铁站不远。“校场”之名，因明代军队在此演武操练而来，旧时也称“将军校场”，有“头条”“二条”至“五条”之分。从宣武门外大街转入达智桥胡同，不远处即可来到校场头条的入口。沿入口再行数十步，在路西有一宽门大院，门旁设有“西城区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上书“山左会馆”四个大字。关于这座山左会馆的建立时间，不同资料的口径有所出入。有说法为乾隆年间由诸城刘墉倡建，亦有说法为光绪年间由福山王懿荣、莱阳王垿发起。而在乾隆年间成书的《宸垣识略》中，可以找到“西城会馆之著者，……将军（校场）头条曰云南、山左……”由此可见，校场头条的山左会馆在乾隆年间就已存在。至于清末王垿之说，理解为“扩大规模”更为合适。（注：清代旧档案可以查到王垿管理山左会馆的记载。）山左会馆的一大功能，是为旅居京师的同乡提供借寓之所，当中尤其以进京赶考的士子居多。

根据清末潍县文士陈恒庆的记载，光绪二十九年考中状元的王寿彭（亦为潍县人）就曾寓居山左会馆。关于会馆报喜庆贺的经过，陈恒庆有一段绘声绘色的描述：“王寿彭传胪时，予正仕京曹。……引见毕，同乡官偕至山左会馆，已见报喜人以状元及第横匾，及‘禹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黄纸对联，张贴已毕。会馆值年官即筹备款项，先以五十金交新状元，往拜前科状元，索取历科帐簿。簿上一切事宜帖式，均详载之。乃为之照写请帖，邀请各位老师、历科鼎甲之在京者。翌日，至会馆饮燕。例召梨园演剧，我山东则否，以会馆正厅供至圣先师位故也。”而根据这段记载，也可以获取山左会馆正厅供奉孔子牌位的信息。

科举废除以及进入民国之后，进京赶考的风气不再，不过山东会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依然发挥着凝聚同乡的功能，至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才退出历史舞台。时过境迁，如今参观“山左会馆”，除旧址和保护牌外，其余并无突出痕迹。但此处毕竟为众多同乡前辈在京打拼的一大见证，身为山东子弟，观后不免心有感触。

​11、莱州“果达埠”村曾叫作“疙瘩埠”，近代画家由升堂就是此村人

在胶东村庄当中，名字经过润色的不在少数。其中，根据谐音改用文雅字眼的情况尤为常见。本文要介绍的“果达埠”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果达埠位于莱州市永安路街道辖区内（旧属莱州镇），村庄临近烟潍公路，交通便利。

关于“果达埠”这个名称的由来，《莱州市地名志》记载说：明洪武二年，张、林两姓由四川迁此分别立村，因此处东、北、西三面皆为高埠，故张姓立村以其方位取名前疙瘩埠，林姓立村取名后疙瘩埠，统称为疙瘩埠。1912年，演变为果达埠。（注：上文并未明确解释“疙瘩”的含义，推测可能指的是数埠连绵形似疙瘩的外观。当地民间亦有赵匡胤曾在此“搁担”的传说，多半为后人演绎。）洪武二年四川移民之说，有待商榷。但“果达埠”曾称作“疙瘩埠”这一点，却是基本可以肯定的。

查询史志资料，上世纪三十年代编撰的《四续掖县志》在记载一位画家的事迹时，就提到了一个相似称呼：“疙疸埠”（注：按照字典解释，疸有两读音，可以读dǎn，也可以读da，读da时同“疙瘩”的“瘩”）。根据记载，这位画家的名字叫作由升堂。原文道：“由升堂，字仲贤，号阜垣，城西疙疸埠人。家世业儒。升堂中年究心绘事，人物师黄瘿瓢，花鸟宗青藤、白阳而参以新萝。尝曰：‘一日不作画，则笔意皆虚。’其致力如此。”（注：由升堂主要生活在晚清时期，他有不少作品传世，在一些收藏拍卖网站上能够看到。）（▲民国时期掖县“五里乡”的乡公所就设在后葛达埠村）

而同样在《四续掖县志》当中，还有“葛达埠”称谓（前葛达埠、后葛达埠当时属掖县第一区的五里乡）。实际上，不管是“疙瘩埠”“葛达埠”还是“果达埠”，它们的读音都很相近，只是采用不同的写法而已。

至于“果达埠”这个写法的出现时间，《莱州市地名志》记载的“1912年以后”并不准确。因为，在清代的《掖县志》中就能找到“果达埠”的称呼。县志载：礼科给事中任万里墓，（在）果达埠西。由此可见，“疙瘩埠”应该早就由古人润色为“果达埠”（“疙瘩”用为村名多少会让人感觉土）。但“果达埠”在历史上并没有叫开，直至民国时期人们还有“疙瘩埠”“葛达埠”的写法。后来才正式定为“果达埠”。​​

12、平度历史上曾设有一个“岳石乡”，后来这里发现了岳石文化遗址

平度紧邻胶莱河，地域辽阔，现在是山东省面积最大的县（县级市）。面积大，区划数量往往也比较多。明清时期，平度（州）辖有十乡一百二十六社。至民国二十年（1931年），平度（县）废除乡社，分县境为7个区，280个乡（镇），计有1,770个自然村。其中，在第四区辖下，曾设有一个“岳石乡”。岳石乡规模不大，根据《续平度县志》的记载，其仅辖三村，分别是东岳石、西岳石和岳石庄子。（这三个村庄都带有“岳石”字样，现在均属平度市大泽山镇管辖。关于“岳石”地名的由来，《平度市地名志》记载为从“药石”演变而来，相传明朝初年先民迁至在药石河北岸建村，定村名为药石村。清末改为岳石。三村当中，东岳石建村最早。）

正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就规模来说，岳石乡虽然不太起眼。但日后这里却因为古文物遗址而声名大噪。考古学中的“岳石文化”，就是取自“岳石”这个地名。关于岳石文化的详细情况，1987年版《平度县志》记载称：“岳石文化，因最早发现于平度县大泽山镇东岳石村而得名。

在这一古文化遗址中，陶器、石器等有独特的造型和风格。岳石文化的考古发掘工作，是1959年底修淄阳水库时发现，1960年春，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发掘队开始发掘的，发掘报告，刊登于1962年第10期《考古》杂志。该遗址，座落在东岳石村东南面的水库高坡上。东西长二百米，南北宽一百米。挖掘时出土大量石器、陶器、骨器和蚌器。陶器多为泥质灰陶和黑陶，均为轮制，有罐、尊、盂等十余种。石器有石斧、锛、铲、凿、镞、纺轮、网坠等。最有代表性的是一种半月形双孔石刀和一种亚字形石斧。岳石文化分布范围，大致与尤山文化相同，而且文化层迭在龙山文化层之上，证明岳石文化晚于龙山文化。

据考古工作者测定，岳石文化约在公元前1900年至1500年左右。”另据山东大学博物馆的资料介绍：岳石文化的分布范围比较明确，以泰沂山为中心，北起鲁北冀中，向南越过淮河，西自山东最西部、河南省的兰考、杞县、淮阳一线，东至黄海之滨。岳石文化由于认识较晚，发现的遗址数量也不如龙山文化多，经过发掘的有30余处。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山东省的平度东岳石、牟平照格庄、益都郝家庄、章丘王推官庄、泗水尹家城、菏泽安邱堌堆和河南省的杞县鹿台岗等。

由于在考古学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东岳石遗址在2006年也被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沿着公路从东岳石村向大泽山镇驻地行驶，在路南就可以看到东岳石遗址的保护碑。

当然了，随着时代的变迁，仅从一块石碑上很难看出历史的沧桑。想要感受岳石文化的底蕴，最好的方式还是到博物馆参观出土文物。其中，平度博物馆就收藏有东岳石遗址出土的亚"字形石斧和半月形双孔石刀。此外，烟台市牟平区的照格庄也出土了大量的岳石文化时期的文物，在烟台博物馆就有集中陈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13、明代掖县首位考取进士的人叫作刘善，永乐十六年金榜题名

2023-07-05

此前曾陆续介绍过平度和招远在明代考取的首位进士，本文的主题与之相似，这次要讨论的地方是掖县。

掖县，在明清时期为莱州府驻地，系该府区域内的政治文化中心。不过，在明朝建立之初，这种“中心”地位体现的还不算明显。

当时，莱州府共辖两州五县，分别为：掖县、平度州、昌邑县、潍县、胶州、高密县、即墨县。而根据明万历版《莱州府志》的记载，这七个州县考取首位进士的先后顺序依次为：平度州（洪武十八年，乙丑科，侯庸）、高密县（洪武二十一年，戊辰科，安仁）、即墨县（洪武二十四年，辛未科，侯荣）、胶州（永乐二年，甲申科，宋臻）、掖县（永乐十六年，戊戌科，刘善）。由此可见，掖县在永乐十六年的戊戌科会试中才实现了明代进士“零的突破”。而这位金榜题名的人物叫作刘善。

刘善在掖县历史上虽然具有特殊意义，但由于年代久远，其具体事迹并未有详细流传。清代的《掖县志》仅提及他在永乐六年（戊子科）考中举人，又在永乐十六年考中进士，后来官至户部主事（正六品）。（注：根据县志记载，永乐六年的乡试当中，掖县考取三名举人，除了刘善之外，还有贾敬、蔡博两人。这两人虽然后来都入仕为官，但并未考中进士。掖县明代首位举人滕宗智亦未考中进士。）

明代科考资料对刘善的记载亦不多，只知他是当科二甲第五十六名进士，籍贯标注为“山东掖县人”。

从一般逻辑推断，洪武、永乐之际的进士举人，来自当地世家大族的可能性较大，来自移民家族的可能性较小（刚迁来不久，立足未稳）。刘善是否属于前一情况（掖县土著刘氏），限于资料，暂时不能肯定。但至少可以明确这一点，他的家族应非“军籍”（莱州卫）。

值得一提的是，县志虽未记载刘善的详细里居，不过万历年间莱州郝氏家族的《掖邑北陵郝氏族谱序》（笔者目前只在网上见到引述）却有所提及。序言称：

“赵、梁世家其大沟崖，而真公由是居晏乐窝之柳行东崖上，擢刘善之进士，与赵定基之子好励、犹子好霖，梁淳之於皆同年，而淳与真公为同乡党，士论称赏，时相平仲故里刘公善甚相爱重，擢给事特敕守秘书、功曹。”

以文中口吻来看，刘善的籍贯似乎为“相平仲故里”（晏婴故里）。而现莱州市平里店镇婴里村，即有“晏婴故里”之称。该村姓氏种类较多，其中就有不少刘姓人。这支刘姓人与刘善有无关系？还需要进一步考证族谱方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