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湖宾馆故事多：拍摄电视连续剧《夏衍传》的往事

红火

复原的杜公馆会客厅

我写好了“东湖宾馆故事多”之一，邂逅杜家子女故事文章后，现在，我就写”东湖宾馆故事多”，这是因为我还经历了这么一件事情，这事的起因，虽然是为了拍摄电视剧《夏衍传》引起的，但这也是和杜公馆中的杜月笙本人有关系的。

那是在2000年6月的一天，集团领导打电话来找我，说是市委宣传部打电话通知集团，说杭州电视台有关编剧人员，要写一本反映文坛巨匠，夏衍同志革命一生的剧本，为拍电视连续剧《夏衍传》做准备。

他们要到东湖宾馆，实地了解和拍摄当年杜月笙请杨度、夏衍、在杜公馆交谈的场景，叫我配合接待一下。

这天下午四点，杭州电视台的人员，风尘仆仆，赶到了宾馆。他们从车上下来，拿着拍摄的相机，兴冲冲地过来了，其中一位阚女士，大概是剧组负责人，精明能干，直奔主题，提出要在杜公馆原来某间客厅里，拍一下当年杜月笙和杨度、夏衍等人碰头，交谈的场景。

我听明白了他们的来意后，就和他们说道：“这里虽然说是杜公馆，但实际上，杜月笙从来没有在这儿住过一天，因为，当时，承包工程的包工头偷工减料，被拆穿后，就在杜公馆的花园里，靠近新乐路，东湖路口的三角亭子旁，上吊自杀了”，我一边说，一边指着前面拐弯角处的三角亭说道。

这件事情，对讲究风水，迷信的杜月笙来讲，觉的十分晦气，他从此以后，就没有来这里居住过。

而真正他居住过的地方，是在宁海西路182号上的杜公馆。 上海解放前黑社会帮会三巨头，从左至右：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

在宁海西路上，上海旧社会的“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真正居住过的居住地，可惜的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杜月笙、张啸林的故居，在上海建造延安高架，延中绿地时已经被拆了。黄金荣房子在龙门路上，后来归到龙山中学了。他们听了，似乎有些恍然大悟，长知识了。

杨度(1875-1931)



其实，当年夏衍、杨度和杜月笙也不是在这里碰头的，而是在今天的宁海西路上的杜公馆里碰头的，因为杨度，那时，他已是杜月笙的幕僚，但已经是秘密加入中共了。

夏衍作为他的联络人，和杜月笙交往，也是为了掩人耳目，更好地为党工作。只是杜月笙当年住宁海西路房子，现在已经拆迁了。这很遗憾，东湖路隔壁的新乐路，当时叫亨利路，就是摩登，追求潮流的意思，也是达官贵人经常去的地方。我向他们回顾了东湖宾馆的历史。 夏衍(1900年－1995)


东湖宾馆为什么叫杜公馆，那是在1937年，时任国民党财政部长的宋子文给杜月笙包销航空奖券，这给杜月笙一次发财的机会，但杜月笙把这个发财机会，给了他的徒弟金廷荪，他徒弟赚了钱，为了报答杜月笙，就花了30万美金，投其所好，选了一块闹中取静的地方，在淮海路旁当时叫杜美路的地方，建造了这栋花园别墅，算是报恩，也是作为杜月笙50岁生日的寿礼。

哪知道，负责建造的包工头偷工减料，被拆穿，（1985年，这栋房子大修时候，发现夹层木料质量差，几乎烂坏，地下层也摇摇欲坠，木料已经是破烂不堪了），就在拐弯角的亭子旁自杀了，

杜月笙讲究风水，认为不吉利。虽然，公馆建造好了，但他从来没有过来住过，抗战胜利后，他把这栋房子送给了戴笠作为军统“上海办事处”，戴笠飞机失事，摔死了，他就把这房子，先是租了出去，以后作价45万美金卖给了美国驻华大使馆，他怀揣这笔巨款，携带家眷离开上海落脚香港得以度过余生。

杜月笙做人是高明，有一套的。至今人们谈起他，津津乐道，是有原因的。尤其他对文人是重情重义的。

当时只要是文人有事情找他，他都会全力以赴去帮助。杜月笙敬重文人，广交文人朋友，因为他自己文化不高，附风雅，加上他知道文章是要留传下去的。所以，对文人有求，他必应。 章士钊(1881~1973)

如章士钊，虽说他在北洋政府时期，是曾风光无限，但民国政府改朝换代了，他到上海后，穷困潦倒，就干起律师的活儿，养家糊口，开始生意并不好，杜月笙放下架子，亲自去聘请他，作为自己的私人律师，并给予高薪，有了杜月笙的这块金字招牌，他生意如日中天，才得以走出困境。

还有北洋军阀时期的下台总统黎元洪，到上海后，门庭冷落无人过问，而杜月笙则毕恭毕敬，负驽前驱，热情招待，出手大方，为了感谢杜月笙，黎元洪特地叫秘书写了“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条幅给杜，称杜月笙为当今的“春申君”，杜月笙也沾沾自喜，其它什么，他都不在乎，只是在乎这幅字，他把这副条幅挂在门厅中央，自诩“春申君”。

再有杜月笙请失意文人做幕僚，出手大方，他的许多名言，坊间中，至今被人传诵着，可谓是口口相传，如“钱聚人散，钱散人聚”，“英雄不论出处”等，这些“落魄文人”，已经没有什么“花头”了，但是杜月笙却视作上宾。

这些文人还没有为他办什么事，他就又送房子，又送钱财。如“筹安会六君子”杨度，原来是替人写条幅和卖字为生，做了杜月笙幕僚后，杜月笙每月开给他500大洋的车马费，还把自己在建国西路，瑞金二路口的一栋洋房，送给杨度一家人居住。 陈赓(1903-1961)

杨度，这个晚清的“遗老遗少”，谁也没有想到，陈赓、潘汉年二位我党杰出的战士，传奇人物，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呢，周总理亲自批准他为中共秘密党员，并由夏衍和杨度单线联系，总理在1975年12月，临终前，特地说到杨度：“他晚年参加了党，是我领导的，直到他死”。 潘汉年(1906-1977)



在得知这些情况后，浙江方面来人听了后，连连说好，并说：“以前，没有听说过。” 我又说，包括陈赓大将，当年化名“王庸”，在总理的领导下，进入中央特科，策反国民党特派员，掌控着国民党上海特务机关情报，还周旋于黑道，包括和杜月笙之间，与 “ 黑道人物 ” 交朋友，在极其危险的环境下，为党工作，每天早上出门，是提着脑袋，不知道晚上能不能安全回家。



浙江的朋友临走时，还把在宾馆大堂里的清代时期，珍贵的几个红木太师椅和墙上一幅程十发的《边寨欢庆》的国画用相机拍了下来。说道：“把这些拍下来，有些场景可以作为电视剧背景的”，还问我：“这些红木太师椅，杜月笙坐过吗”？



我开玩笑地说：“杜月笙是坐过的，不过不是在这里，是在其它地方坐过，以后把这些杜月笙用过的家具，包括太师椅搬到这里来的，你们是内行，绝对识货的。



我还还开玩笑道：“这些好东西拍拍照片是可以的，东湖宾馆好东西多得很，只能看，是不能动的，我办公室几本书，倒是可以借给你们的”。



我把其中《杨度传》、《杨度外传》和《功臣与罪人——潘汉年的悲剧》，等几本书借给了他们，书中的有些内容，情节，在拍摄《夏衍传》时，是可以提供借鉴，参考的。



大约在3天以后，时任上海市宣传部副部长兼上海文明办主任许德明打电话通知集团领导，叫我去衡山宾馆，说杭州电视台同志，明天就要回杭州了，为感谢我，还要请我吃饭，我和领导说，请转达他们，我饭不吃了。



晚上7点以后，我在单位匆匆吃好饭后，就去衡山宾馆了，在他们居住房间的小客厅里，我们见面了，我和他们说，你们不要客气，我单位有接待之事，因此就不过来吃饭了。



他们先把我前几天借的几本书还给了我，接着又说道，等电视剧拍好后，要把《夏衍传》的碟片送给我。我说，我也想看看这部电视剧，了解夏老的革命一生，你们杭州出了夏老，了不起啊，他在上海解放初期，就担任过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不仅是大文学家，还是老革命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写的《包身工》、《上海屋檐下》等作品，影响很大，其中《包身工》编入中学课本，从小就对我们教育意义很大，其中对包身工“芦柴棒”的描写以及她的悲惨命运，印象深刻，成为经典。



由于摄制组使命在身，在上海短短的几天里，不辞劳苦，马不停蹄地在浦东浦西，跑了不少地方，收获不小，他们还告诉我说，昨天又到上海图书馆，在浩瀚的资料，报刊杂志中，查找到了不少有关夏衍的革命踪迹以及活动内容，这对他们写剧本，对今后拍摄《夏衍传》的电视剧，很有帮助，受益匪浅。



果然在几年以后，阚女士叫人送来了电视连续剧《夏衍传》的碟片给我，还叫我有空去杭州，旅游一下，走走，看看。我没有去杭州，但我看了《夏衍传》的电视剧后，深受教育。



今天我再看到这张碟片时，就自然而然地想起了二十多年前，杭州电视台同志为写《夏衍传》剧本付出的心血，劳动，他们为了拍摄好电视连续剧《夏衍传》，恪尽职守，兢兢业业，我要感谢他们，拍了这么好的电视剧，留下了夏老珍贵的影像，赓续红色文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是一笔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好好的传承。



今天我写了这些文字，再去看了看夏老的传奇革命一生，也更激起我对夏老，这位革命家，早期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文坛巨匠的深深回忆，不由得不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