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知青岁月

影子

2024.1.20

今天是我下乡五十五周年纪念日，时光荏苒，往事如烟，农场的工作和生活虽然在我的人生旅途中只有短短的不到六年的时间，却让我终生难忘，饱尝了酸甜苦辣，经历了雨雪风霜，有欢笑，有泪水，有迷茫，也有希望，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人和事已逐渐模糊，重拾零碎的记忆，权作是对今天这个日子的纪念吧！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日，不满十九岁的我第一次走出家门，从齐齐哈尔坐着绿皮火车来到了依安农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此后便有了一个新的名字“知识青年”，简称“知青”，其实我们连初中都没毕业，谈何知识青年？不过是一个尴尬的称呼罢了。

到了农场，我们这批知青被统一安排在一个类似厂房的大屋子里等待分配，几十人住在大长炕上，我和谁都不认识，挨着我住的知青给家里写信说我们住在一个大坑上，把炕写成了坑，逗的我们哈哈大笑，以后“大坑”就成了她的外号，至今我都忘了她的名字，只记得她姓高，“大坑”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经过短暂的学习， 我被分配到了良种队，虽然是农业连队，但是在场部，离火车站近，回家方便，离县城也不远，我还挺知足的。记得第一次干活就是刨大粪，冻得结结实实的大粪堆要一镐镐刨下来装车运走，我和男青年一样抡着大镐，当时正年轻也有力气，而且还想好好表现，后来又去修水利，那时候冬天特别冷，干活是在荒郊野外，西北风呼呼地刮得脸生疼，眼眉和帽子上全是霜，也是抡大镐刨土方，大家一边干活一边说说笑笑，倒也不觉得怎么累，就是手和脚冻的生了冻疮，好几年一到冬天就犯，脚又红又肿，又疼又痒，钻心的难受，用尽了各种偏方，最坑的是用辣椒熬水洗，洗完脚火辣辣地疼，好多年以后这个毛病才好。

冬天每个宿舍的煤都限量供应，有烧炕的就没多少烧炉子的了，晚上睡觉都冻脑袋，只好用被子或者棉袄蒙着头睡，早上起来毛巾冻得邦邦的，牙膏都挤不出来，水桶里的水冻了一层薄薄的冰，最难的是厕所在外面几十米远，晚上一个人不敢出去，得叫上同伴儿一块儿去，数九寒天的，现在想想当时都不知怎么熬过来的。

夏天我们下地干活的时间是早六点到晚六点，大家戏谑地将三顿饭称作“扒眼饭，憎命饭和压炕头饭”，就是早上扒开眼睛洗漱一下就去吃饭，六点就集合出工了，中午赶回来吃了饭稍作休息又出工了，像憎命似的，晚上六点收工洗完了再去吃饭，遛达一会儿就睡觉了。我们最盼望最高兴的是下雨天，大家经常念的顺口溜是“天上黄噔噔，地下刮大风，刮风就下雨，下雨不出工”，下雨天不用出去干活还算出勤，宿舍里十几个人织的织钩的钩，有说有笑，好不热闹。

我下乡时妈妈特意给我做了一身新衣服，宝蓝色的棉袄罩和黑色的条绒裤子，平时舍不得穿，只在回家时穿，下地干活穿的衣服是补丁摞补丁的，记得当时和在青岛海军的舅爷要了一顶灰色的海军帽，把长辫子盘在帽子里，穿着补丁衣服，心里还觉得挺美的。平时收工回来先从头洗到脚，换上干净的衣服去食堂吃饭，然后约上几个好友一起出去散步，每天沿着固定的路线去火车站遛一圈，乐此不疲。

下乡第一年从春到秋，地里的农活差不多都干遍了，铲玉米地时玉米长的比人还高，密不透风，又闷又热，铲地一般都是在最热的时候，天上的太阳火辣辣地烤着，那时真的体会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意境了，铲地虽然辛苦，汗流的多，但起码不那么累腰，我觉得最累的是收割，弯着腰不说，还特别费劲，割谷子得连割带捆，一捆谷子起码得有二三十斤以上，我捆捆的技术就是割谷子时候学会的，割黄豆既扎手，豆杆又硬，镰刀要是不快得累死，最难忘的是那年割小麦，每人几根垄，小麦一眼望不到头，大家一起往前割，收小麦是在八月初，天还很热，一弯腰一身汗，那天我正好赶上特殊情况，割完的小麦地里一览无遗，没有任何的遮挡物，还有好多人在码麦垛，我只好往后走了好远，等我再回来，就剩我那几根垄的小麦在齐刷刷的站着，我赶紧往前撵，汗水伴着泪水一起往下流。

干活虽然累，年轻人在一起还是挺有意思的，在地里干活看见什么，只要是能吃的都得吃点，辣椒，大葱，茄子，通通不放过，割黄豆时也不忘烧一捆豆子，大伙儿趴在地上捡黄豆吃，吃的手上嘴上全是黑的。记忆最深刻的一次是索英值日，中午我俩没休息，跑到南边的西红柿地里一边吃一边摘，那次才真的体会到了什么叫吃顶脖，一弯腰一低头吃进去的西红柿就能吐出来，我俩连吃带装，口袋里，套袖里装的满满的，看柿子地的方爷爷和索英的男朋友是忘年交，所以我俩才肆无忌惮的连吃带拿，我们当时没敢将西红柿拿回宿舍，走到半路把西红柿藏在草丛里做了记号，下午大家出工了索英又返回去把西红柿取回来锁在了箱子里，没人的时候我俩偷偷拿出来吃，多少年过去了聚会的时候总能想起这段往事，总要笑个不停。

有段时间大家迷上了玩儿扑克，一收工就在宿舍外面打苍蝇，六个人分成两伙，男女都有，玩儿的热火朝天，有时候都顾不上吃饭，第二天接着前一天再打，那真是我们最快乐的一段生活。

还有让我们高兴的就是看电影了，良种队距离依安县城只有三里多地，有时候吃完晚饭男男女女一大帮知青一起去县城看电影，现在能记得的是看了朝鲜电影《卖花姑娘》，跟着电影里的故事情节哭的稀里哗啦的，还有《摘苹果的时候》，对满果园的苹果和“六百公分”记忆深刻，还看了些什么电影已经记不清了。

知青们在一起有快乐，也有流泪的时候，有一年春节不让回家，说在农场过革命化的春节，看着外面的万家灯火，想着家里的亲人，我们不觉地哭了起来，平时唱着歌想家了也会掉眼泪，有时候听张毅拉着二胡曲“江河水”，哀婉的琴声如泣如诉，想家的情绪也油然而生，好在我们离家近，赶上放假我们都会回家。

说到了想家，不得不说说回家，我们这些齐齐哈尔知青回家很少买火车票，那时候每月出满勤工资才32元，日工资1.25元，记得火车票单程是2.30元，我们吃一顿饭才几角钱，一个炒菜一角五分钱，我很多时候连炒菜都舍不得买，只买点汤菜，省下钱来给家里买面买肉买粉条等等，再说当时也没觉得逃票可耻，大家都不买票嘛！那时候铁路的规章制度也不严格，上车很少验票，所以很容易蒙混过关，车上的列车员年龄都比较大，家里或亲属中都有下乡知青，也很同情我们，不过有几次从齐齐哈尔回农场时遇到列车长验票，到站不让我们下车，给我们拉到过克山，克东，最远的一次到了北安才让下车，我们也不在乎，反正一帮人，再找别的车返回农场，不管客车还是货车我们都坐过，轻车熟路。

一九六九年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后不久，全国开始进入了战备状态，良种队也组建了武装民兵连，白天照样干活，晚上站岗放哨，每班岗两个人，每小时一轮岗，最难受的是冬天半夜睡的正香，被人从热乎乎的被窝里叫起来，迷迷糊糊地又困又冷，门外漆黑一片，还不敢懈怠，怕领导查岗，听说男青年有些人就不像我们那么实在，他们要么是在门斗里，要么是在被窝中，没有求证过，不知真假。

后来我们还搞了一次演习，半夜紧急集合，说苏修空投了一批特务，要我们去离场部几里外的地里进行拉网式搜索，漆黑的夜里大家排着长队一声不响地往南边地里走，然后分散开来，地里有庄稼有草，还有柳条丛，天上不时升起几颗信号弹，当时傻傻地认为真的有特务，小心翼翼地找着，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真是单纯幼稚。

印象最深的是那次拉练，当时是冬天，我们背着行李和背包，从场部出来就几乎是一直在跑，沿着公路往南也不记得跑到什么地方了，返回时还是跑，当时我的腿好像不是我的了，如果不是和队伍一起跑我早就趴下了，那种感觉像要吐血了似的，心也要跳出来了，喘气都费劲了，头上直冒热气，棉袄都湿透了，回到宿舍大家围着炉子烤棉袄，我的两个大脚趾甲都紫了，后来都脱落了，当时我还梳着齐腰长的辫子，跑的时候觉得两条辫子又重又碍事，拉练后一狠心剪掉了，心疼了好长时间，过后又留起来了。

在良种队我们还经历了两次小偷进宿舍，第一次是别的屋，当时那屋的知青好几个回家了，夜里只有两个人睡觉，小偷进去偷了一床被子和衣服啥的，连没织完的毛衣也没放过，还偷了一块儿铺炕的红色塑料布，说来也巧，回家的那几个知青听说丢了东西，回农场在富裕车站停车时去站台遛达，发现一列货车上有个人顶着那块儿红色的塑料布避雨，她们找了车站的人把小偷押回了农场，自己给自己破了案，听说还给那个小偷一顿胖揍。

第二次是我们宿舍，小偷进屋后站在门口，挨着我睡的王洪霞醒了，她没敢喊，瞪着眼睛看着小偷，小偷发现了王洪霞在看他就随手开门出去了，王洪霞这才赶紧把我推醒，我们又敲隔壁男宿舍的墙，大家一起出去抓小偷，结果连个人影也没看着，几天后在三分场的路上有人捡到了我们屋北炕炕头住的杨晓华丢的照片和饭票，可能就是那天夜里小偷偷走的，大家想想都觉得后怕。

宿舍还着过一次火，记得是五一放假，我们当时都回家了，在齐市听说着火了就回农场了，房顶都着没了，露天了，屋里的东西倒是没损失多少，那时候每个人也都没有太多的东西，就是扔的到处都是，树枝上还挂着内衣啥的，听说当时是二劳改（刑满释放的农场职工）帮着救火的，要不然可能啥都着没了，晚上我们住在没有房顶的屋子里，男知青那边说话我们听的清清楚楚，我们都不敢大声说话，生怕被男知青们听到，他们倒不在乎，该说说该笑笑，我们在这边听着捡笑。

我在连队干了一段时间就被调去了良种队实验区，大家都叫小区，主要工作是搞良种繁育，每种作物都有好多个品种，所以要格外细心认真，不能马虎，我们每人负责一种作物，我是大豆，邢爱仙和张毅分别负责小麦和玉米，从种到收每种作物每个品种都要做好记录和田间管理，我们虽然有分工，但有的活还是一起干，劳动强度比在连队干活要轻了许多，夏天干活中间休息时如果困了我和邢爱仙就往垄沟一躺，枕着土坷垃，草帽往头上一盖就睡一觉，全然不顾什么潮湿不潮湿。小区的地在场部南边，大概有三里多地，有一天，大豆长得齐腰高了，我自己去地里，周围一个人也没有，静的让人害怕，突然一只野猫叫了一声，吓的我心砰砰直跳，魂儿都没了，这件事现在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也很后怕，当时要是真的碰到个坏人出点什么事情都没人知道，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自己一个人去地里了。收小麦的时候也正是蚊子最肆虐的时候，我们去地里得抬着大笸箩，拿着好多袋子装不同品种的小麦，去时还好点，等傍晚往回走时蚊子都把我们包围了，我们两只手都拿着东西，任凭蚊子在脸上胳膊上留下了大大小小的包。冬天还好，我们的工作是在屋里考种，不用再去冰天雪地里干活了。

在小区工作期间，纪维范技术员，隋乃昌技术员，朱姐和陈姐这些老领导老职工无论是工作和生活都给予我们几个知青很多的帮助和关照，我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农业技术知识，他们对业务工作的认真执着和为人处世的朴实无华深深地感染着我，也为我以后的人生树立了榜样。

下乡后大概一年左右，有的知青通过各种关系办理了返城，知青的心里也开始活动起来了，后来又有人陆续上学了，成了工农兵大学生，当时我也很迷茫，家里没有任何门路，今后我该怎么办？虽然我在小区工作比其他知青轻松些，但是可能永远也回不了城，也许真的会扎根农场一辈子，最好的结局也就是当个农业技术员了，思想虽然有些活动，但工作还是认认真真的，有一次还去引龙河农场参加了良种繁育现场会。

一九七二年十月，刚刚组建五个月的农场管理局在依安农场举办财会培训班，当时纪维范技术员说小区准备单独核算，要我去参加培训班，以后让我当会计，这期培训班也成了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当年参加培训的是各农场基层单位的在岗财会人员，培训内容是规范农垦企业成本核算，我一天财会工作也没干过，连会计原理都不懂，完全是现学现卖，最后考试成绩还算不错，培训班结束后我就被调到了农场计财科，两年后又被调到了管局计财科（后为计财处）。

回想当年，正值芳华，知青们用自己的热血和汗水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青春之歌，如今我们这代人都已近耄耋，知青的故事也将载入史册，致敬我们逝去的青春，致敬我们曾经的知青岁月！

麦田里

场部南边的小桥上

1969年夏于齐齐哈尔

1972年夏于依安县照相馆

2023年11月4日于北京北海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