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园 往 事

清晨的阎君

　　张园位于原天津日租界宫岛街（今鞍山道）与明石街(今山西路）交口处，是清末湖北提督张彪的私人府邸。园中的西式建筑平远楼始建于1915年，楼高三层，高台阶，拱券式前廊，加之楼前漂亮的中式花园，是宫岛街有名的宅邸。

回顾百年张园，从曾经的私家宅邸到革命先驱孙中山，未代皇帝溥仪的下榻场所；再到日本驻屯军司令官官邸、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天津市军管会和中共天津市委办公地。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张园往事所呈现的社会变革，这座建筑留下历史记忆。

　　一座名邸，承载了影响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许多大事，这在天津一幢幢“小洋楼”中是不多见的。尽管今日张园的建筑，早已不是昔日的“平远楼”，但它的历史价值并未因此而衰减。

　　中华百年看天津，百年天津看张园。张园已成为了解天津历史文化的重要名片之一。

　　张 彪 与 张 园

张彪(1860-1927)，字虎臣，山西榆次人。从小丧父,家境十分贫寒，无法参加科举，故自幼习武，后应童子试。因一次在路上无意间搭救了去山西接任巡抚的张之洞得到其赏识，很快录为随从侍卫。
张彪是张之洞"洋务运动"的得力干将，办工业、兴教育、练新军屡建功绩。张之洞奏请清廷组练"新军"，由张彪任统率，使他成为"中国近代陆军第一人”。
张彪既是晚清王朝的旧臣，又是中华民国的"建威将军"。他既有浓厚的"保皇"思想，对朝廷和皇上感恩戴德，又有革新、改良倾向，同情革命。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时，他曾竭力保全朝廷，可他组练的新军中却有许多人成为国民革命军的骨干。辛亥革命后，他的部下黎元洪曾多次请他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均遭拒绝。他激流勇退，隐居津门，建张园、办实业，自得其乐。张彪死后，溥仪赐谥号“忠恪”。

　　民国时期，天津日租界宫岛街与明石街交口处有一座幽雅的西洋式园林一一“露香园”，因园主人姓张，故称为“张园”。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张彪弃职前往日本。1912年回国，从此居住天津，在日租界从事纱厂生意，1915年置地二十亩修建张园。 张彪亲自设计、建造三层洋楼——平远楼。这幢楼为砖木结构，四周有长廊围绕，楼内装修中西合璧，园内有太湖石假山、荷花池、亭台，并置有石桌、石凳、石花钵，摆放了中式古典大金鱼缸等。 在此前曾租给承包商作为消夏游乐，取名“露香园”并在园后建“宏济里”，为其子女们盖房。
　　张彪善经营，自盖起此园后，除冬季自住外，每年春夏秋三季即租与承包人作为游览消夏之所。承包人又在园内增设餐厅、茶室、剧场、影院等娱乐场所，上演京剧、电影等，看些博性的游艺，与不远处的大罗天夜花园相对峙，曾盛极一时。

　　刊登在大公报上的香露园娱乐消息。

“大罗天”是一座花园式综合游艺场，位于原日租界宫岛街与明石街交口西南侧，占地9400平方米。

　　1917年为广东籍商人修建。游艺场总体设计精美典雅，包括假山、水池、亭台、楼阁、戏台、露天电影场、台球场、鹿圃、野兽间(饲养狼、熊、猴等)。戏台规模不大，但名气不小，梅兰芳、杨小楼、程砚秋、尚小云、马连良等均在此登台演出。"大罗天”开业后热闹非凡，到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达到鼎盛。朝野名流、军政要员、豪绅巨贾多到此娱乐消遣，当时天津上层社会中曾流传进了大罗天，死了也心甘”的谚语。

在溥仪未到张园居住的时候，张园、陶园、大罗天并称为三大夜花园，专为消暑纳凉之地。

　　日 租 界 与 张 园

租界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产物。在近代中国，天津是租界最多的城市。天津日租界是天津的9个租界之一，同时也是近代中国5个在华租界（天津、汉口、苏州、杭州、重庆）中成立最早，规模最大，最繁荣的一个租界。

日租界原位于天津城东南方的一片沼泽地。1896年，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中日通商行船条约》，1898年根据该条约，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天津日本租界协议书及附属议定书》，划定日本租界。1903年日租界正式成立时，面积有2150亩。东临海河，南抵墙子河（现南京路），西至南门外大街，北起沿旭街（现和平路）两侧到福岛街（现多伦道）。
日租界以宫岛街为中心,驻有总领事馆、日租界警察署、驻屯军司令官官邸、大和公园、武德殿、神社等。

附近驻有海光寺兵营、日本人公会堂、日本宪兵队等。同时日租界还发展成为娱乐商业区，堪比日本本土的中等城市。 日本一直把天津当成“征服中国之咽喉”来对待，因此天津日租界成为日本对中国进行政治干涉、经济掠夺以及武装侵略的基地和桥头堡。

天津租界示意图 天津日租界示意图 海光寺初建于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当时名为普陀寺，1719年康熙巡视天津，赐题匾额“海光寺”。1858年，英法联军攻破天津大沽炮台，签订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日本将海光寺划归为日租界。海光寺遂为日本兵营及驻屯军司令部，成为日本武装侵略华北进而吞并中国的军事大本营。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司令部迁至北京。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继续在海光寺驻兵。

1949年天津解放后，该地划归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军医学校。

1958年改为中国医学科学院输血及血液学研究和附属医院。现为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血液学研究所。

原海光寺 武德殿是隋唐太极宫宫殿名，是日本人举办演武大会的场所。
武德殿建于1941年，坐落于原天津日租界宫岛街最南端（现鞍山道与南京路交口），又名演武馆，系日本武德会天津支部为日本驻军和日本侨民所建习武健身的场所。是一座保护非常完整的日本风格建筑，该建筑是天津市唯一一座和风帝冠宫廷式建筑。现为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图书馆。 大和公园位于日租界宫岛街(现鞍山道)和花园街(现山东路)的交口。园内有神社、凉亭、土山、竹门、喷水池、射箭场、儿童运动场、北清战役纪念碑等。

日本投降后，中国政府收回日租界，大和公园更名为“胜利公园”。

1949年解放后，公园进行整修并拆除公园内的神社与石碑，改成天津市少年宫。

1953年更名为“八一公园”。

1959年公园被彻底拆除，建成“八一礼堂”。

日本神社 驻屯军司令官官邸，1935年,日本中国驻屯军通过女间谍川岛芳子，强行购买张园，将原来的三层平远楼拆除，在原址重建一幢二层砖木结构的楼房，作为司令官官邸。
该建筑特点为二层砖木混合结构楼房，采用不对称形式，外墙开窗形式多样。塔楼屋架为日本常见的“宝形造”（我国称为攒尖样式），在天津建筑中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欣赏价值。 驻屯军历任司令官

　　土原与天津事变

土肥原贤二(1883-1948)，生于日本冈山县。1930年升任天津特务机关长，翌年调任沈阳特务机关长。从“九一八”事变爆发至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期间，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日本投降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判土肥原为甲级战犯，在巢鸭监狱被执行绞刑。

1931年11月初，土肥原与日本驻屯军司令香椎浩平密谋，组织失意军人、社会流氓以及青红帮分子2000余人组成便衣队从日租界到华界进行骚扰，攻击当时地处金钢桥附近的河北省政府、公安局及警察署，后被天津保安队击溃，史称"天津事变"，又称之为"便衣队暴乱"。事变中，土肥原趁乱将溥仪从天津挟持至东北。

日租界街道名称昭示出强烈的异国文化色彩，同时又是日本对中国进行殖民统治的象征。日租界街道名称有取自于日本本土的地方名称如松岛街、宫岛街；有取自于甲午海战日本战舰的名字如吉野街、扶桑街;有取自于驻军天津司令官姓氏如山口街、福岛街。
川岛芳子(1906-1948)，本名爱新觉罗·显玗，汉名金璧辉，字东珍，是清末肃亲王善耆的女儿。清王朝被推翻后,其父妄图凭借日本的势力达到复辟清室的目的，将年幼的显玗送给日本浪人川岛浪速为养女，改名川岛芳子，并接受军国主义教育，成年后返回中国参与东北“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满蒙独立”和上海“一·二八”事变。

川岛芳子在日租界松岛街（现哈密道）开了一家饭庄，名为东兴楼，以此为掩护进行间谍活动。

土肥原挟持溥仪离津之后，川岛芳子诱骗皇后婉容至东北。

段祺瑞(1865-1936)，原名启瑞,安徽合肥人，是清末北洋新军重要将领之一，与王士珍、冯国璋并称为“北洋三杰”。民国成立后,历任北京政府陆军总长、参谋总长、国务总理。

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任大总统。1921年段祺瑞退居津门，住进了天津日租界别墅。该别墅是其妻弟吴光新(曾任陆军总长)的住宅，位于天津日租界宫岛街(现鞍山道38号)。

陆宗舆（1876 -1941），字润生,浙江海宁盐官人。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陆宗舆与曹汝霖、章宗祥被斥为卖国贼，北洋政府迫于压力将其免职。

1921年，陆宗舆在天津日租界宫岛街(今鞍山道70号) 斥巨资修建宅邸，取名为“乾园”。

1929年，末代皇帝溥仪携皇后婉容、淑妃文绣自张园迁居于此，并将“乾园”改名为“静园”。

阎锡山（1883-1960），字百川，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人。1911年辛亥革命后任山西都督，从此长期盘踞山西。1927年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山西省政府主席。

1928年6月12日，奉系军阀张宗昌、褚玉璞退出天津，阎锡山的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占领京津。阎锡山不仅在山西有故居，在天津的也有宅邸。阎锡山宅邸位于日租界须磨街（现陕西路49-51号）。

鹿钟麟(1884-1960)，字瑞伯，直隶(现河北省)定县人。清末入伍北洋新军学兵营，随冯玉祥戎马生涯近四十年。1924年与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1929年1月，蒋介石举行编遣会议，

会议中蒋冯矛盾激化，冯玉祥不辞而别。蒋为笼络西北军将领，8月16日任命鹿钟麟署理军政部长，鹿在日本人松室孝良（国民军顾问）的精心策划下逃往日本，又从日本返回天津，住在日租界须磨街（现陕西路53号）。

　　侵华日军罪证

原日租界旧照

溥 仪 与 张 园

清宣统帝，爱新觉罗 · 溥仪，清朝末代皇帝。1912年民国建立后溥仪仍居住于紫禁城。1924年10月24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赶出紫禁城。
1925年2月24日，溥仪逃至天津。溥仪在天津的大部分时间居住于张园，为了达到“复辟祖业”的政治目的，拉拢、收买各类军阀、政客和日本列强，同时过着挥霍无度的生活。

溥仪的前半生，命运从未掌握在自己手里，也是一位极为悲剧的皇帝。他未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末代皇帝的身份始终影响着他，在不同的时期，因为不同的政治局势，被不同的人所利用。正如《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溥仪自述“无一事可及生人，无一言可书史册”。

溥仪初到张园。1925年2月24日，溥仪在郑孝胥和日本人的策划下逃至天津日租界，这天恰逢农历二月初二，俗称“龙抬头”，溥仪选择这一天，是期盼着能恢复大清祖宗遗业。溥仪在24日当晚下榻日租界大和宾馆。
　　此后，张彪得知昔日的旧主到了天津，主动将溥仪全家老小，连同宫女、太监一同接进张园的平远楼。为了侍奉溥仪，特意定制了英国惠罗公司的家具、铜床，全家女眷赶制被褥近百件，令刚出宫的溥仪赞叹不已。 张园尽管没有紫禁城的气派，没有琉璃瓦，也没有雕梁画柱，但备有西洋高科技设施，暖气、抽水马桶、冰箱等等，一应俱全，对于张园的一切，溥仪十分称心。

　　为了使张园成为溥仪理想的行宫,张彪将平远楼又加盖一层,增加了会客厅书房和游艺室。游艺室里还有时髦的台球桌、立式收音机、钢琴等。

孙 中 山 与 张 园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一生以革命为己任，立志救国救民，为中华民族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孙中山先生曾三次来到天津。 首莅津门后，孙中山先生开始高扬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旗帜，投身民主革命事业，在思想上完成了由改良向革命的转变；
　　再次来津，孙中山先生广泛传播民主共和理念，激励天津人民为振兴中华而奋斗；
　　第三次天津之行中，孙中山先生虽染重疾仍毫不妥协同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各种势力进行斗争，坚决反对军阀分裂割据，坚定维护民主共和制度和国家完整统一。
　　孙中山先生与天津的不解之缘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财富，使我们从中感受到孙中山先生热爱祖国、献身祖国的崇高风范，天下为公、心系民众的博大情怀，追求真理、与时俱进的优秀品质和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这些不朽的精神必将勉励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不断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推向前进。 1924年11月17日，张作霖邀请冯玉祥等人在天津日租界宫岛街 （今鞍山道）段祺瑞家中举行会谈，决定拥段为“临时执政”，史称“天津会议”。孙中山原有意参加此会。

　　图为与会者合影:梁鸿志、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卢永祥、杨宇霆、 张树元（自左至右）及吴光新（站立者）。

1924年11月13日由广州乘船经香港，11月17日至上海， 21日从上海启程，23日抵日本长崎， 24日转神户，30日乘北岭丸号前往天津，12月4日上午抵达天津。 1924年11月24日，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乘“上海丸”轮船绕道日本赴天津。图为当时在船上合影。

12月3日夜，孙中山、宋庆龄乘“北岭丸”抵达天津塘沽。4日中午，“北岭丸”抵达市内的法租界美昌码头。图为当时孙中山与宋美龄在船上合影。
1924年12月4日，孙中山、宋庆龄抵达天津时，在船上与随员戴季陶（后右一）、李烈钧（后右二）等人合影。 天津各界欢迎孙中山场面 这是1924年12月5日天津《大公报》刊载的天津各界欢迎孙中山的盛况。
段祺瑞的“盟兄弟” 筹备善后会议秘书长许世英几经挑选，才选中张园为孙中山下榻处，并亲自洽谈借居之事。张彪虽不想接纳，但迫于各方压力，最终应允。

　　图为1924年12月4日，孙中山抵达张园时与欢迎者合影。

孙中山先期抵达的重要随员 孙中山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的《孙中山到津后之宣言》。 为了与孙中山会谈，1924年12月2日，张作霖自北京来到天津。这是张作霖下榻的曹家花园（今河北区黄纬路）。这座花园原为孙仲英所建，后被曹锟购买。图为曹家花园外景。

1924年12月4日下午，孙中山偕汪精卫、孙科、黄昌谷、李烈钧等十余人前往曹家花园访晤张作霖。图为临行前孙中山在张园留影（鼎章照相馆李耀庭摄）。这是孙中山生前最后一张立身相。图为孙中山在张园留影。

1924年12月4日下午，在柏文蔚的安排下，孙中山与张作霖在曹家花园进行了两个小时的会晤。图为张作霖。 时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督办直隶军务善后事宜卢永祥、当时在天津领导妇女运动的邓颖超、奉系军阀张作霖均有意与孙中山相见。 中山装含义 1919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同年12月29日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图为1912年1月5日孙中山主持召开第一次内阁会议的情景。

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2月15日，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同年8月上旬，袁世凯邀孙中山北上进京，共商内政纲领。图为袁世凯。 1921年8月18日，孙中山乘安平轮离开上海北上天津。23日中午抵达塘沽。 图为抵达天津时“安平”轮上的孙中山（上右三）。 1921年8月23日下午15时许，孙中山由塘沽抵达市内的轮船招商局码头（今营口道东头），袁世凯派教育总长范源濂、工商总长刘揆一为代表到码头欢迎，北京代表梁士诒、直隶都督张锡銮、同盟会代表张继等上船谐见孙中山。

　　图为招商局码头。

在天津期间孙中山下榻的利顺德饭店。图为利顺德饭店外景。 离开直隶都督府后孙中山应邀出席同盟会燕支部和广东同乡会在广东会馆召开的欢迎会，并在会上发表了演说。

　　九月23日上午，孙中山再莅广东会馆。

　　图为广东会馆内的戏楼。

1912年8月24日临近中午，孙中山来到位于大经路（今中山路）的河北公园（后改名中山公园）参加天津官员和士绅为他举行的欢迎大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说。

　　图为河北公园。

河北公园演说后，孙中山又参观了位于园内的劝工陈列所（后改称商品陈列所），并在此午餐。图为劝工所外景。 1924年8月24日下午2时40分，孙中山率随员来到天津总站（今天津北站），登上前往北京的列车。图为孙中山在火车上。 1924年12月，为消除军阀割据，争取和平建国，孙中山抱病毅然北上，于进京途中第三次来到天津，居住张园27天。在此期间，孙中山日理万机，以大元帅名义给部下发出指令、训令等118件，接待各界代表,，也纷纷到张园看望孙中山，表达敬意。孙中山此行，进一步推动天津国民革命运动高潮的到来。 1924年10月23日，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的贿选政府。此后，冯玉祥于10月23日、11月1日、3日和4日四次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同时派马伯援持亲笔信南下广州，迎请孙中山。此外，段祺瑞、张作霖也曾电请孙中山北上。图为冯玉祥。 1924年10月27日、11月4、7日孙中山多次复电冯玉祥等人，决定近期北上。图为在广州的孙中山与宋庆龄。

　　该图是由孙中山先生生前身边的工作人员根据孙中山先生1919年所著的《建国方略》编绘而成。其宗旨是用来推行孙中山的建国策略，达到振兴实业、富国强民的目的。“建国方略撮要”内容包括10个方面，如:水利、交通、商港之开发，修建铁路、矿山、大型工厂等，均为牵涉国计民生的重大举措。

正面是彩绘的我国民国早期的疆域图，背面为近万字的孙中山先生“建国方略撮要”全文。此图高39厘米、宽52厘米，比例为1:10550000,品相完好，绘图、字迹依旧清晰，亦属不易。 1984年孙中山来天津时下榻法租界紫竹林一带的旅馆——佛照楼。图为法租界紫竹林一带。 上书李鸿章失败后，孙中山离开天津，转道上海远赴檀香山，开始了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行动。图为1896年在海外的孙中山。 1924年12月18日孙中山在张园接见了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和叶恭绰。当得知段祺瑞尊重不平等条约的主张后，病情加重。图为许世英（左）和叶恭绰（右）。 1924年12月24日，孙中山致电北方各省军民长官，提出派员前往北方十三省宣传国民会议要求。这是孙中山的电文和派赴各省人员名单。 1924年12月31日上午10时许，孙中山偈夫人离开张园。乘车抵达天津东站，乘专列进京。图为天津东站。

　　1925年1月1日天津《益世报》刊载的《孙文启事》
　　文此次到津，备苛各界各团体盛意欢送，深滋惭感，乃以卧疾兼旬，不能分别接见，稍罄鄙意,岂胜歉怅。兹医者谓以京中休养为宜，故于三十一日进京疗养。俟贱体稍愈，再当返津与诸君把晤，商榷国事。临时匆匆，未及遍辞，伏冀鉴谅。

孙中山逝世后，天津各界人士在哀痛之中举行了多达70余次的悼念活动，并于1925年4月19日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研究孙中山的社团组织——孙中山主义研究会。在四年后的奉安大典期间，天津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迎榇宣传大会，表达了天津人民对这位中国民主革命伟大先行者的深切怀念。 1929年5月10日至6月1日，孙中山奉安大典从北京移灵至南京。5月19日，迎榇宣传列车抵达天津总站（今北站）。图为1929年迎榇宣列车宣传队到达天津总站。 1929年5月20日，天津各界在河北蔡家花园举行宣传大会。图为天津大会现场。 1929年5月26日晚9时，孙中山灵车南下途中抵达天津总站。图为孙中山灵车抵天津总站时的情景。 宋庆龄（右一）与孙科（左一）孙治平（孙中山长孙）为孙中山先生守灵。 1929年6月1日，孙中山的灵柩移入位于南京的中山陵。中山陵的设计者为1894年出生于天津的吕彦直。

阎 法 福

2024年 1月 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