恬静安逸的美篇

恬静安逸

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州博物馆（一）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坐落于南宁市民族广场东侧，占地面积约60亩，是一家省（自治区）级综合性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国家一级博物馆。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馆藏文物达50000多件，其中，一级文物152件，二级文物1791件，三级文物3867件。说起来我跟他的缘分还真不行，这已经是第三次登门，才得以见“真容”。一了解，原来他们闭馆四年在做升级改造。广西背靠内陆，面向海洋。自古以来，富有开拓精神的各民族先民在这片神奇的士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光辉灿烂、别具特色的广西古代文明。大约80万年前，广西就有人类活动的足迹。史前先民开创的手斧文化、贝丘文化、大石铲文化等犹如一顆顆耀眼的明珠，在广西历史发纫的人文坐标上熠熠生辉。春秋战国时期，广西为百越之地，西瓯、骆越等族群在此劳作，他们以和而不同、包容开放的姿态，开启了与周边和中原地区的族群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秦汉时期，灵渠连通南北，合浦港扬起海上丝绸之路的风帆，多元文化在此交相辉映、共放光彩。隋唐雨宋时期，广西海陆交通区位优势显现，经济社会加速发展，“广西”之名确立。元明清时期，广西在维护边疆稳定和国家统一中发挥积极作用，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珍贵的人文精神财富。广西古代文明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让我们穿憋悠长的历史隧道，发现广西文化之魅力，领略广西文化之精髓，体悟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瓯骆遗粹——广西百越文化文物陈列”：本陈列以时间为序，结构上采用专题形式，分为“远古神奇”、“上古华章”、“汉文越风”三个部分。史前时期广西地处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暖，雨量充沛，自然资源环境得天独厚，是古人类活动较早的地区之一。大约80万年前，百色盆地的广西先民就已学会打制石器；距今1万年左右，磨制石器、原始农业、畜牧业和制陶业开始出现。在极其漫长艰辛的岁月里，史前先民用勤劳、智慧和汗水，在这片神奇的士地上创造了灿烂的史前文化，迎来了文明的曙光。新石器时代早期，古人类继承了旧石器时代居住洞穴的传统。这一时期，广西代表性洞穴文化遗址群主要分布于桂东北和桂中地区，包括甑皮岩遗址、鲤鱼嘴遗址等。这些洞穴遗址常见大量螺蚌介売堆积，出土遗物以打制石器为主，有磨制石器和夹砂粗陶片出现，集中反映了新石器时代早期史前先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原始信仰等。广西先民与稻食有着悠久、深厚的渊源。娅怀洞遗址出土距今1.6万年的稻属植硅体，说明人们很早就开始利用野生稻资源。资源晓锦遗址、那坡感驮岩遗址炭化稻谷及相应生产、生活工具的发现，直接印证了5000-4000年前广西稻作文明的产生与发展。和稻作农业紧密相关的大石铲文化，成沟新石器时代晚期广西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类型。 百色手斧旧石器时代（距今约300万年-1万年）长22.3厘米，最宽处12厘米，最厚处6厘米。1982 年百色百谷遗址出土。百色手斧出土于百色盆地，主要用于屠宰大型动物、挖掘植物根茎等。以石英岩、砂岩砾石为原料。制作时多使用直接打击法，个别用碰砧法，主要是横向加工，也有纵向加工，还使用了交互打击和两面加工技术。百色手斧正面多呈三角形，有少量卵形、肾形和矛头形，造型对称优雅，是旧石器时代第一种经两面打制加工的标准化重型工具，代表了80万年前广西先民极高的石器制作水平。百色手斧的发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是东亚地区发现年代最早的手斧，证明了东亚地区的模式Ⅱ技术与同时期出现在非洲大陆和欧亚大陆西侧的手斧技术无异。此外，考古研究也显示，东亚地区的手斧文化与东南亚地区的手斧文化都属于典型的砾石石器工业，显示出一脉相承的关系。 蚝蛎啄新石器时代（距今约1万年-4000年）长11.5厘米，宽6.5厘米1972 年东兴亚菩山遗址出土“蚝蛎”即“牡蛎”之意。防城港一带浅海海域，是咸淡水习性牡蛎类繁殖最多的地方之一，牡蛎等贝类附着于礁石上，人们用蚝蛎啄这种尖状石器将其敲啄下来，再加工食用。蚝蛎啄的大量出现，说明采集海洋贝类已经是新石器时代北部湾人的主要生产活动。此外，亚菩山遗址、马兰嘴遗址和杯较山遗址等出土不少大型石网坠和大鱼的脊椎骨，也表明了当时人们利用海洋自然条件以丰富生活，捕捞技术达到了较高水平，形成了独特的采集、渔捞技术和海洋文化。 三足陶罐新石器时代（距今约1万年-4000年）1997年那坡感驮岩遗址出土。 楔形双肩大石铲新石器时代（距今约1万年-4000年）长66.7厘米，宽27.2厘米，厚1.9厘米1979 年隆安大龙潭遗址出土广西新石器时代最具有代表性的遗址是大石铲遗址，目前已发现100余处，遍及流域大部分地区，分布中心在左、右江交汇处及其下游郁江流域一带。以广西隆安县大龙潭遗址为代表，遗址年代大致在距今6500至4700年，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发现的大石铲，多通体磨光，制作考究，工艺水平很高，说明当时有一部分人可能已经脱离农业生产而成为石匠。大石铲出土时大多刃部朝天、直立圆形或一字形、凹字形排列，大部分没有使用过的痕迹，且围成的圆圈内底部还铺有一层红烧土和灰烬，说明大石铲用于祭祀礼器的可能性很大。其来源于实用工具石铲，随着祭祀活动的需要，制作逐渐趋向大而精美。 玉镯新石器时代（距今约1万年-4000年）1997年那坡感驮岩遗址出土 先秦时期先秦时期，居住在今广西境内的主要是西瓯人和骆越人，西瓯人主要分布在今桂江流域和西江中游一带，骆越人最主要的活动区域在左江、右江、邕江等流域。西瓯人、骆越人筚路蓝缕，勇于创新，博采众长，在继承前期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积极与周边地区交流互动，创造出了既独具地方特色又体现多元包容特点的地域文化。先秦时期，伴随着中原及周边地区文明进程的不断加速，广西本地文化受到了中原、楚、滇等地文化的影响，出现了具有不同地方文化因素的精美器物，共同绘制出多种文化在广西汇合的画卷。一般认为先秦时期生活在广西境内的西瓯和骆越是越人的两个不同支系，西瓯人主要分布在今桂江流域和西江中游一带，骆越人最主要的活动区域大致在广西左江一右江—邕江流域一带。随着周边地区文化的影响，西瓯人与骆越人逐渐发展起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化。兽钮铜柱形器春秋 (公元前 770—前 476 年)长33.5厘米，宽7厘米1971 年恭城嘉会乡秧家村金堆桥春秋墓出土广西先秦墓葬所见的柱形器，器身是长柱形，上大下小，下端侧面或正面有方形穿孔，穿孔中插以条形楔。柱身上部饰以人首、兽首或禽首，形制奇特，为其他地区所未见。应为古代放置棺材的棺架上的一种装饰。 人面弓形格云雷纹铜短剑战国 (公元前 475—前 221 年)长23.6厘米，刃宽4.2厘米2002 年南宁市邕江出水人面弓形格铜剑是一种剑身有人面纹图案，剑格呈弓形的青铜短剑。茎、格、身均有纹饰，铸造工艺精良，纹饰精细，刃部锋利。这类短剑形制独特，地域性强，仅流行于战国时期岭南地区，包括广西、广东、香港和越南北部，构成一个人面弓形格剑文化圈。战国时期，生活在这个地域内最活跃的民族是越人中的骆越族，他们已有发达的青铜铸造业。铸造人面弓形格短剑或有严格的共同准则，人面纹代表一种精神信念。人面的面形、面积、眼、眉、口及鼻的施纹相同，人面周围以阳线框成倒三角形，其他附属纹饰都有羽枝纹带，剑茎纹饰以阴纹为主，剑身纹饰以平凸线阳纹为主，两者阴阳对照。人面纹的正反两面略有差异，或代表男女性别的不同，蕴藏极深的寓意。 漆绘提梁铜筒展开图西汉 (公元前 206—公元 25 年)高42厘米，口径14厘米，底径13厘米1976 年贵县 (今贵港市) 罗泊湾 1 号墓出土盛酒器。盖顶有环钮，深直腹，上部有一对铺首衔环耳，系活动提梁，圈足。同类器物在江苏、安徽、河北、辽宁、宁夏、山西、山东、陕西等地汉墓均有出土。其形状类似今广西壮族、苗族、瑶族人民外出劳动时随身携带用以盛水或装粥的竹筒。此器盖面绘勾连云纹，足部绘菱形纹。器身漆绘。上下共四段，每段均自成一个完整的画面。画面内容有人物、禽兽、花木、山岭、云气等，可能是一种神话题材，应是方士引导墓主灵魂一步一步升上天国的情景。从下往上看：第一段第一组是二方士做引魂准备；第二组是方士作法，邀神附身；第三组是神犬降临，迎接主人。第二段第一组是墓主妻妾前来辞行，或是方士为殉葬的妻妾做引魂祭祀仪式；第二组是方士引导墓主骑着化装的神犬向天国赶路。第三段是方士将墓主送至天门，被白虎阻拦。第四段是神犬与白虎相斗，让墓主成功升入天庭。其中，头戴鹊尾冠、身着桃领短袖紧身连衣裤者就是墓主。身着宽袖衣，头戴羽冠，冠绶系于颔下者是引魂升天的方士。墓主和方士贯穿画面的始终。神犬一直追随主人，直至天门。 漆绘画面的内容，以上、下不同层次展开，这种表现方式正与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所出T形帛画相同。所画题材，造型生动，线条流畅，给人以惟妙惟肖之感。其中，人物的造型、服饰可在战国楚人绘画遗物中找到源头，并且，画面中两次出现的朱雀是楚人艺术创作中最为常用的母题之一。此外，画面的构图亦颇具匠心。故事的发生是以人物的行为动态提领情节，其间以流云、花木以及山岭补白，显得详略得当，浑然一体。作为一件难得的艺术品，此幅漆画是研究当时有关情况的重要实证。 鸭首铜带钩西汉 (公元前206—公元25年)长4厘米，宽1.3厘米1976 年贵县 (今贵港市) 罗泊湾l号墓出土带钩是系带的扣器，是中国传统服饰用品。带钩不但是一种实用品，而且是一种艺术装饰品，有时也是佩带者的一种身份标志。《淮南子·说林训》载:“满堂之坐，视钩各异。”从带钩的华丽名贵与否，大体可知佩带者财富的多寡和地位的高低。广西气候炎热，古时人们多打赤膊，或者“短绻不绔”，不系革带，很少使用带钩，因此广西出现带钩的时代较晚。目前发现最早的带钩是战国晚期，数量仅为两件。广西所见汉代带钩数量亦少，但品种较多，有铜质、银质以及玉质的带钩，钩首有的像曲棒，有的像龙首，有的像鸭首，有的像象首等，工艺精美，是中原文化对当地民族文化影响的重要物证之一。 漆绘铜盆西汉 (公元前 206—公元 25 年)高13.5厘米，口径50厘米，底径44.5厘米1976 年贵县 (今贵港市) 罗泊湾 1 号墓出土盛水器。上腹部有两对对称的铺首衔环，内底有冲压时产生的辐射线。口沿和腹壁内外均有漆彩。口沿上饰菱形图案，腹内壁为龙、鱼和卷云图案，两条相互追逐的龙构成画面的主体部分。腹外壁所绘似是一组连贯的战争叙事画，绘画风格及技法应是承继楚人漆画。画面以四个铺首间隔，分四组：第一组三人一兽，正中一人向右侧坐，左手叉腰，右手抚摸一头巨兽的面鼻。兽似野猪，体形高大，但不凶猛；右边二人作对打状。第二组四人一马，马四蹄飞扬，一人四肢前伸，仆于马侧；马前一人持杖回首惊望，马后一人持长兵器阔步追赶；更后一人弯腰下蹲，捡拾兵器，似惊骇状。第三组五人，中间一人耸肩盘坐，着长袍，双手相握置于腹前，双目圆瞪，眉毛斜出，胡须外翘;其左前方有二人手持长兵器拱手相趋，右前方有一人腋下夹长兵器拱手而立，其后又有一人披发，着短裤，举手向后呼唤。第四组七人，一人盘坐正中，右手置腹前，左手前伸，手下方有圆点，似火盆；其右前方三人，手持勾形兵器并排而立，腰后各拴一圆形物；左前方有一力士，右肩扛一小人，迎面而来，其后有一人大步追赶。 此器出土于贵县 (今贵港市) 罗泊湾 1 号墓，墓主是南越国桂林郡郡守或郡尉，是征战中产生的将领，生活的年代为秦末汉初。画面上三处有同一个人的形象出现，此人应为墓主。此时他已征战多年，入越境随越俗，免冠徒跣，盘腿箕踞，俨然一位中高级将领，指挥着一场战事。第一组，主帅身边有似野猪样的动物，说明他已深入越地，当时“越人皆入丛簿中，与禽兽处”。右边两人作对打状，进攻者是主帅一方，接招者是敌方，或是反映在作战前的演习。第二组是在与敌交战之后，发现敌营中有人在败逃中坠马，进攻者回头追赶，敌方则捡拾被挑落的兵器，想前去救援。第三组是主帅发令派兵增援，战士争先恐后请求上阵。第四组是大获全胜，有的战士活捉敌人，押送回营；有的战士割下敌人首级，前来请功。这些画面似叙说着一段已经失传的历史故事。 复线交叉纹铜桶西汉 (公元206—公元25年)高28.5厘米，口径27.4厘米，底径24.4厘米1976 年贵县 (今贵港市) 罗泊湾 1 号墓出土盛酒器。附耳铜桶是岭南地区极富地域特色的青铜容器，属于原生文化中的代表性器物，大约流行于战国晚期至西汉时期。最早出现于云南，向南传入越南北部，向东传入广西和广东。主要分布在西汉前期南越国所控范围内，目前在广东广州、肇庆和广西贵港、贺州的汉墓都有出土，他处尚未发现。铜桶的纹饰风格和同时期的铜鼓十分相似，器身外表从上到下有几组几何形纹晕带，每组由若干晕圈组成，常见的几何纹有平行垂直的栉纹、复线菱形纹、圆圈纹、切线圆圈纹、勾连雷纹、锯齿纹、螺旋纹等，个别铜桶以写实图像作为主晕，如羽人船纹等。铜桶的形制与现今担水用的木桶相似，但在南越国时期，铜桶并非担水器，应主要用于饮宴的藏酒、酿酒之器。大多数铜桶在出土时，都与各种用于宴饮的容器摆放在一起。当时仿制这种铜桶的陶器很多，以后甚至取代铜桶的地位。其中广州龙生岗43号东汉墓出土一件陶桶，内存将近半桶的高粱，桶盖里有墨书文字“藏酒十石，令兴寿至三百岁”，表明它是用来祝寿的藏酒器。高粱可供食用，又是传统的酿酒原料，存高粱于桶内，也有酿酒用器之意。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铜桶中有三件装有食物残骸，则可能与饮食有关。 铜六博棋盘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横29厘米，高9厘米1972 年西林县普驮铜鼓墓出土西汉 (公元前206—公元25年)高9-9.5厘米六博，又称陆博，是一种古老的棋类游戏。六博的玩法早已失传，但在秦汉时期的墓葬中还经常发现六博棋局、棋子和骰子，以及博木俑和对博陶俑，从这些实物图像可以推知当时的一些博法。西林县普驮铜鼓墓出土的六博棋盘，棋盘上画有方格和 T、L、V 三种符号，把棋盘分成四方八区，双方以六子对局，互为攻守。广西贵县 (今贵港市) 罗泊湾汉墓中也曾出土木制的六博棋盘，长38厘米，残宽20厘米，厚0.6厘米，正反两面都刻有方形、“丁”形和曲尺形的图案，刻线内填红漆。同时还出土了一些像筷子一样的小圆棍，可能是博弈时用的算筹。 铜跽坐俑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横29厘米，高9厘米1972 年西林县普驮铜鼓墓出土西汉 (公元前206—公元25年)与铜六博棋盘同时出土的四个铜男俑，皆戴冠，着袍，穿鞋，席地跽坐。四俑手势各不相同：一俑左掌交举于右肩前，右掌抚膝；一俑右掌高举于耳际，左掌贴膝；一俑右掌心向上置于膝上，左掌贴膝；一俑双手抚膝。四俑姿态各异，像是呼幺喝六的样子。四俑与铜桌棋盘结合，呈现一幅对弈六博的形象图。贵县(今贵港市) 是战国时期岭南西瓯人的聚居地，汉初属赵佗南越王国；西林是汉代濮人建立的句町王国的属地，是偏远的山区。中原汉族地主贵族们玩的六博棋类，在秦汉之际就已传入岭南越人地区，并在西林这样偏僻山区用铜铸造，可见中原文化对广西影响之深远。 鎏金铜骑马俑西汉 (公元前 206—公元 25 年)高59厘米，纵61厘米1972 年西林县普驮铜鼓墓出土整器由马、马鞍和骑俑三部分构成，器表全部鎏金。马为雄性，膘肥肢健，粗壮威武，昂着头颅，直竖两耳，似在振鬣嘶鸣。马前腿向后微缩，后腿前靠作蹬跃状，仿佛即将冲锋陷阵。除马尾单独铸造外，整匹马为一次浑铸而成，表面轮廓清晰，光洁圆润。马背上铺着方形的鞍鞯。骑士头戴武冠，身穿袴褶，束臂鞴，缚裤腿，脚蹬统靴，双腿跨坐鞍上，两手提放胸前，目光前注，做勒缰状。骑士亦为一次浑铸而成。整个骑马俑的造型、风格，同陕西咸阳杨家湾西汉前期墓中出土的陶骑马俑模型十分相似，体现了句町部族对中原文化的接纳和吸收。广西西林及其周边地区在汉代是古老的句町部族的活动区域。从地理位置来看，句町处在当时南越与滇和夜郎之间的交通枢纽地带，对沟通西南和岭南的经济、文化也起到很大的作用。普驮铜鼓墓不用木材做棺椁，而用四面铜鼓套叠作为葬具，并用豪华的珠襦裹骨，说明其主人生前很可能是句町族的首领。句町在汉初已是一个拥有“邑君长人民”和强大武装力量的部族。 兽面纹提梁铜卣（you）商（公元前1600一前1046年）1974年武鸣勉岭出士盛酒器。盖面、腹部饰兽面纹。盖缘、颈、圈足均饰夔纹，盖钮饰蝉纹。提梁饰夔纹和蝉纹。两端作牛头形。盖内有铭文 "孱陵”铭铜矛秦（公元前221~前206年）1974年平乐银山岭采集类似铜矛在秦都咸阳故城和秦始星陵俑坑也有出土，应是秦代兵器。“孱陵”，地名：在今湖北省公安县南。 铜甬钟西周（公元前1046一前771年）1958年横县（今横州市）那桑村出土 圆首双箍铜剑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1974年平乐银山岭战国墓出土兵器。圆首，茎呈圆柱状，上有两周凸箍，宽格，剑身宽扁，中起棱，是春秋至战国时期楚地的流行剑式。 蟠虺纹铜鼎春秋（公元前770一前476年）1971年恭城金堆桥春秋墓出士鼎是炊器，也是商周时期重要的礼器之一。耳内外、口下及腹部各饰一周蟠螭纹，腹部间以二周绳索纹，腹下部饰一周三角纹，膝饰费餮纹。这一器物浑厚凝重，纹饰纤细，是典型的楚式礼器。 双虎耳蟠螭纹铜罍春秋（公元前770一前476年）1971年恭城金堆桥春秋墓出土盛酒器。盖上饰蟠虺纹，肩部有凸带纹一周，带上缀圆涡纹，腹饰蟠螭纹、蟠虺纹各一周，间以凸带纹、凹带纹、绳纹各一周，纹饰浅细，具有楚式特征。 蛇蛙纹铜尊（复制品）春秋（公元前770一前476年）1971年恭城金堆桥春秋墓出土盛酒器。口下和腹部饰蛇蛙纹 铜牛战国（公元前475一前221年）1972年柳州飞机场出土 铜矛战国（公元前475一前221年）1998年灵川县富足村岩洞葬出土骹的正面印铸“王”字符号。 铁锸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 年)高9.5厘米，宽14.3厘米1976 年贵县 (今贵港市) 罗泊湾 1 号墓出土铁制农具。“农，天下之大业也，铁器，民之大用也”——汉˙桓宽《盐铁论˙水旱》汉代广西农具已脱离木石阶段，绝大部分用铁制造。常见铁制农具有铁锸、铁锄、铁耙、铁铲、铁镰、铁刀等。铁农具的广泛使用以及农具的专门化，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的效率，成为促进农业发展的重要物质条件。 夔纹方格纹四系陶罐春秋（公元前770一前476年）1963年贺县（今贺州市）桂岭战国墓出土盛器。肩至腹中部满饰夔纹，腹中下部饰方格纹。中原地区常见的夔纹作青铜器的装饰，而方格纹则多见于广西地区出土的陶器上，此罐纹饰集夔纹、方格纹于一身，反映了广西与中原地区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元龙坡石范石范，为采用石料制作的模具。铸造时，将铜液注入模型中待其冷却或凝固后得到模具形体的物件。墓葬群中部分铜钺、镞、刀、斧等可以放入相应的石范内，说明这些器物是利用这些石范浇铸，证明当时骆越社会已有一定规模的青铜治铸业。 弦纹椭圆銎斜弧刃铜钺战国（公元前475一前221年）1992年邕江出水兵器。椭圆銎，不对称斜弧刃。前后两面的左右两肩之间均有一条不规整的弧状凸弦纹，銎的中下部铸有一条横线。此类型钺在广西武鸣战国墓也有出土，并有石范伴出，证明其为本地所产。 龙形玉饰件西汉（公元前206一公元25年）1979年贵县（今贵港市）罗泊湾2号墓出土黄褐色玉质，器扁圆弧形。一端雕琢龙首，龙作昂首张嘴状，颈部刻细鱼鳞纹，且有一对小穿孔，身刻绞丝纹。纹饰刻划极为细浅、条分缕析、流畅自如，充分展现了精巧而不失灵性的风韵，具有明显汉代玉器的工艺风格。这一时期，广西本地玉器制作吸收了中原的制作工艺，样式上出现了模仿、同化，用玉制度与中原地区的规范趋于一致。 玉锛商（公元前1600—前1046年）2006年武呜敢猪岩洞葬出土 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广西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阶段。秦始皇統一岭南，广西正式成沩中原王朝的辖域。在郡县制政治体制管理下，广西各族群文化与汉文化不断融合。秦汉时期，广西与中原的联系日益加深，社会经济及文化均得到空前的发展。广西还作为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之一，谱写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新篇章。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政局动荡不安，但广西始终未脱离中华一体格局，在岭南乃至西南地区扮演着自己独特的角色。秦统一岭南后，设桂林、南海、象郡以加强统治，这是中原王朝在岭南设置郡县的开始。汉至南朝的近800年间，中央封建统治者继续沿用郡县制对广西进行统治。广西历年发现的秦汉至南朝的城址，与当时广西所设郡县基本对应。郡县制在广西的全面推行，既有利于当时社会的发展，也有利于祖国疆域的巩固和民族团结。 鎏金铜面具西汉（公元前206一公元25年）1969年西林普驮粮站前出土1969年在西林县普驮粮站前发现铜棺墓1座，惜遭破坏。铜面具应是铜棺上的饰件，挂于铜棺的四角和西侧。 铜铺首环西汉（公元前206一公元25年）1971年合浦望牛岭1号墓出土这对铺首出土于椁室前端中部，仿阳宅置于两扇椁门上，是“事死如生”的汉代生死观的体现。 九真府”款陶提筒西汉（公元前206一公元25年）1971年合浦望牛岭1号墓出土器内壁有朱书隶体“九真府”三字，墓主应曾任九真郡的郡守。 广西是古代铜鼓的主要分布区之一，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历经2000多年，鼓声绵延不绝，成为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主要标志。铜鼓是礼乐重器，在古代娱乐、祭祀和军事政治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是权势和财富的象征。其铸造工艺精良，鼓身纹饰精美，内涵寓意精深，凝聚丁广西先民的智慧和力量。 翔鹭纹铜鼓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1976年贵县（今贵港市）罗泊湾1号墓出土石寨山型铜鼓，鼓面中心为大阴纹，十二芒，芒外七晕圈，主军为衍鱼翔壁纹，其余饰栉纹、勾连雷纹和锯齿纹。鼓身九晕圈、饰锯齿纹、圆圈纹、羽人划船紋和翌人舞蹈纹。鼓胸为大组羽人划加丝，其中三船的划朋者皆愈羽冠，圣三船各有一裸体人，船头下方有街鱼站立的鹭鸶和花臭水鸟。鼓腰饰人組羽人舞頭多，無组一美一人，头做羽饰，下身系展开的羽裙，两臂外展，双腿又开作舞蹈状。舞人上空有街鱼的翔骛。足部一侧卧刻策文“百其厅“。铜鼓来测重30750克。 人面纹羊角钮铜钟西汉 (公元前206—公元25年)通高19厘米，纵径8.1厘米，横径4厘米，底宽14厘米1976年贵县 (今贵港市) 罗泊湾1号墓出土人面纹羊角钮铜钟呈半截橄榄形，上小下大，顶有羊角形钮，上端开长方形孔。身部正面铸人面纹，眼、鼻、口隐约可见。羊角钮铜钟流行于战国晚期至西汉初，已知最早的羊角钮钟出土于云南楚雄万家坝的春秋晚期墓，但以岭南发现最多，在广西花山崖画上也有此型钟的图像。广西瓯骆地区应是这类铜钟的主要产地。羊角钮铜钟和铜鼓同时代诞生，二者都属于南方民族特有的打击乐器，常相伴出现和使用，关系极为密切。铜鼓发音浑厚、低沉，羊角钮铜钟发音圆润、清朗，两种青铜打击乐器组合在一起，可奏出完美和谐的二声部乐曲。从测音结果来看，罗泊湾1号墓出土的大铜鼓鼓面中心为E4+33，鼓边为 B4-23，两音间音程关系是五度关系，其生律法倾向属纯律。小铜鼓两音间相差不到二十音分，实为一音。两个半环钮直筒形铜钟形制相同，大小相次，每钟各发一音，构成纯律小三度音程关系。羊角钮铜钟能发二音，正鼓音为#C5-27、侧鼓音为E5-4，音程关系、生律法倾向与半环钮直筒形铜钟相同，但音域比半环钮直筒形铜钟高一个八度。从发音情况来看，这套乐器可能是以竹笛为主奏乐器，演奏出主旋律，另用编钟和铜鼓奏出音阶骨干音或由不同音程组成的和音进行伴奏。 翔鹭纹铜鼓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 年)高36.8厘米，面径56.4厘米，足径67.4厘米1976 年贵县(今贵港市) 罗泊湾1号墓出土铜鼓是中国古代南方民族具有神秘色彩的青铜重器。广西是古代铜鼓的主要分布区之一，铜鼓文化源远流长，绵延至今。它集冶炼、绘画、雕塑、音乐和舞蹈于一身，是民族文化的瑰宝，广泛用于集众陈设、盟会、赏赐、祭祀、丧葬、歌舞等场合。翔鹭纹铜鼓是目前所见考古出土文物中最为精美、最为完整的一面铜鼓。其年代准确，是同类铜鼓断定年代的标准器。铜鼓按不同形制和花纹，可分为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冷水冲型、北流型、灵山型、遵义型、麻江型、西盟型八个类型。翔鹭纹铜鼓属于石寨山型铜鼓，铸造精良、纹饰清晰、图案精美。鼓面和鼓身的主要纹饰为翔鹭纹、划船纹和羽人舞蹈纹。鼓面中心是太阳纹，象征着人们对太阳的崇拜和敬仰。鼓胸为六组羽人划船纹，其中三船的划船者皆戴羽冠，另三船各有一裸体人，船头下方有衔鱼站立的鹭鸶和花身水鸟，呈现的是龙舟竞渡的写实画像。岭南地区的百越人，在原始时期就开始依水而居，船是他们的重要交通工具。鼓身出现的划船、捕鱼、竞技的画面，是我国早期行船、航海景象的见证。鼓腰饰八组羽人舞蹈纹，每组二至三人，头戴羽饰，下身系展开的羽裙，两臂外展，双腿叉开作舞蹈状。舞人上空有衔鱼的翔鹭。纹饰画面整体展示了一个大型集体舞的壮丽场面，表现一场规模宏大的祭祀活动。除我国南方地区，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及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也有铜鼓。铜鼓是中国和东南亚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文物，是通过交往、交流、交融而产生和形成的共同文化载体，表明了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源远流长的文化关系。 翔鹭纹铜鼓展开图 各种种子、果核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1976 年贵县(今贵港市)罗泊湾1号墓出土汉代广西农作物多种多样，从贵港罗泊湾汉墓出土的植物种实初步鉴定来看，除了稻、粟、麻、豆以外，还有芋、黄瓜、甜瓜、木瓜、葫芦、姜等瓜菜，也种植花椒、金银花、广东含笑等经济作物。农民还栽培适合南方气候的水果，仅贵港罗泊湾汉墓出土的水果就有桃、李、橘子、橄榄、梅、人面子等多种。贵港三堆岭汉墓也出土过花椒、黄瓜、梅和毛桃。这些果蔬的发现，反映了当时园圃业的兴盛。合浦堂排2号汉墓出土一件铜锅，盛满了稻谷和荔枝，其荔枝果皮和果核都保存完整，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荔枝标本。两广地区的龙眼、荔枝自古以来就载誉中原。西汉初，南越王赵佗就曾将荔枝作为珍品进献给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平定南越后，还把荔枝移植到长安去栽种，在长安特地起了一座“扶荔宫”。当时有人就说“孝武皇帝平百越以为园圃”，南方水果大量北运中原，是以“民间厌橘柚”。 带圈陶屋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纵27.5厘米，横22.5厘米，高34厘米1971 年合浦县望牛岭1号墓出土汉代广西养猪业极为兴盛。从陶屋模型看，几乎每家每户都有猪圈，圈栏内的猪少则一两头，多则四五头。有些是壮大的肉猪，有些是母猪和仔猪。猪的姿态也多种多样，有静卧的，有行走的，也有正在吃食的，还有猪仔趴在母猪身边吸奶的，形象逼真。这些猪俑大都头颈粗短，两耳上竖，腰背宽阔，臀部肥大，四肢短小，已和现代华南的小耳猪种相似，显然是经过长期人工培育的结果。汉代广西对猪的饲养已普通利用圈栏。从陶猪圈模型来看，有的单独建造，有的则与厕所相连，或与舂米间相通。如带圈陶屋模型，采用富有地方特色的上屋下圈的干栏式建筑，上层住人，下层养猪，上下相通，和现代广西西部山区的一些农村住房相似。有的住房是平房，呈曲尺形，曲尺之外露天的一角用矮墙相围，做成猪圈。这种围墙用砖砌成花窗，墙顶上盖瓦，墙脚开一个“Ω”形小窦，可供牲畜出入，或做清除厩肥的出口。靠住房的一侧开有门，是主人进出和给猪送食的地方。 养猪不但给人们提供肉食，也为农业生产提供重要的肥料来源。养猪业与农业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广西汉墓中大量猪俑和猪圈模型的存在，说明广西汉代农业经济已有一定程度发展，当时人们已把养猪作为家庭财富的重要来源。 四足方台座滑石囷东汉（25—220年）1959年梧州出土此石困用整块滑石雕凿而成，门位很高，需要架楼梯方可出入。门侧有长方眼，是插封仓横杠的栓眼。基座底下有四根棱形柱将困体顶离地面、有利于防水防潮。 龙首三眼铜灶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1971年合浦望牛岭1号墓出土 歇山顶釉陶井东汉（25—220年）1956年贵县（今贵港市）初中2号墓出土汉代水井已有地台和井亭，地台可避免地面污水流入井中，并亭可避免风吹雨淋破坏水质，说明汉代人民重视饮水的清洁卫生。 悬山顶干栏式铜仓西汉 (公元前206—公元25 年)纵79.3厘米，横42.7厘米，高37.3厘米1971 年合浦县望牛岭1号墓出土广西汉墓发现不少粮仓和粮囷模型明器，它们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反映。粮仓多为长方形，像一间平房，前面一道或两道门，门槛很高。其他三面密闭，无窗无门，和住人的房屋有明显的区别。粮囷则多为圆筒形，一侧开门，门位很高，有些甚至需要架楼梯方可出入。囤积粮食的仓、囷数量众多，且设计讲究，说明当时的粮食储备应相当可观。大量的粮食储备，能养活更多脱离农业劳动的手工业工人、商人和脑力劳动者，是手工业、商业和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基础。从考古发现可知，汉代广西的纺织业、编织业、漆器业、制陶业、铜器冶铸业等都较发达，商业交通也很繁盛，同农业生产大发展密切相关。当时一些郡县所在地，如郁林郡的布山(今贵港)、苍梧郡的广信(今梧州)、合浦郡的合浦(今合浦)等，都很快发展为人口稠密的工商业都市。 黑漆耳杯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长14.9厘米，耳宽11厘米，高2.7厘米1976 年贵县 (今贵港市) 罗泊湾1号墓出土盛酒器。贵县 (今贵港市) 罗泊湾汉墓出土大批黑漆耳杯残片，约七百多片，能复原者仅二十多件。形状为椭圆形，两侧有月牙形耳，大部分外表髹黑漆，腹内髹红漆，个别通体髹黑漆。耳及口沿多描朱色纹饰。漆耳杯一般为贵族所用，价格昂贵，有“一文杯得铜杯十”“一杯棬用百人之力”的说法，即一件彩绘漆耳杯等值于十件铜杯，做一件漆耳杯要费一百个劳动力，说明其制作过程非常复杂、费力 谷紋高足玉杯西漢（公元前206—公元25年）1976年貴縣（今貴港市）羅泊灣1号墓出土此玉杯由一塊半透明的玉雕琢而成，口沿及下腹部刻細弦紋和勾連雲紋，杯身中部飾谷紋。以陰刻與陽凸交錯，有較強的立體感，同時又具有較高的工藝水平。此類造型的玉杯在秦代阿房宮遺址、西漢咸陽馬泉墓和西漢初期的南越王墓中均有發現。據推測，可能是墓主生前用來盛聚甘露及服用長生不老藥物的器具。 跪俑足铜盘西汉（公元前206一公元25年）1971年台浦望牛岭1号墓出土盘内底錾刻四叶纹，四叶之间刻二鹿二凤，外围饰以双重菱形纹，在双重菱形纹之间填饰菱形锦纹。腹内壁刻锯齿纹，口沿刻菱形回纹带。三足作人俑状，张口睁目，弯腰缩颈，双腿半蹲，以头和手将盘托起。此器用来承放杯、盘以及酒樽等。 羽纹铜凤灯西汉 (公元前206—公元25年)纵42厘米，横15厘米，高33厘米1971 年合浦县望牛岭1号墓出土灯作凤鸟形，顾首回望，双足分立，尾羽下垂及地。足与尾形成鼎立之势以支撑灯身。各部位轮廓清晰，比例匀称。通体细刻羽毛，精致美观。凤鸟背部有一圆孔，用以放置长柄灯盏。凤鸟口内衔喇叭形灯罩，垂直对准灯盏蜡锥柱上方。凤鸟颈部由两段套管衔接，可以自由转动和拆卸。灯罩与颈部及腹腔相通，腹腔中空，可以贮水。当灯盏中的蜡烛点燃时，烟灰经灯罩纳入颈管，再由颈管导入腹腔，最后溶入水中，具有消烟环保的功能。此二件羽纹铜凤灯一同出土，为雌雄一对，因此也被称为“凤凰灯”。凤凰是中华民族古老传说中的神鸟，凤凰出现，寓意“天下大安宁”。凤凰通体细刻精美华丽的羽毛，使用的是当时岭南西部独有的錾刻工艺。这种工艺也是广西地区工匠对中国青铜工艺的重大贡献。因此，铜凤灯的制作，或寄托了广西工匠对中华民族“天下大安宁”的美好愿望，反映中原文化与本地文化的交相辉映和融合发展。观展时其中一件外借，不在馆内。 扶桑树形铜灯西汉（公元前206一公元25年）1976年贵县（今贵港市）罗泊湾1号墓出土又名九技灯，灯作树形。主干之粗端刻有“×”形符号。这种灯合似与古代扶桑树的传说有关，《山海经•海外东经》记：“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技。”此件铜灯上有金乌，且九枝在下，一枝在上，正与上引《山海经》所记相合。 大铜马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1980年贵县(今贵港市)风流岭31号墓出土马为雄性，用沙模空心浇铸而成，分头、耳、身躯、四肢、尾九段装配，接头是子母口，有铆眼，用竹钉固定。马的形体高大，自足至耳，高115.5厘米，长109厘米，背宽30厘米，是全国罕见的大铜马。其四肢刚健，昂头竖耳，张嘴掀鼻，左前腿提起，作嘶鸣奔驰状，神态逼真，生机勃勃。出土时，眼、鼻、舌、唇残存朱色彩绘痕迹。驭手高仅39厘米，是一位老者，高鼻深目，颌下有须，为一“胡人”形象。其头戴高冠，身着长袍，袍外套披肩，罩鱼鳞甲，袍甲涂朱；双腿跪坐，两眼正视前方，双手提在胸前，作驭马驾车的姿态。和铜马、驭手一同出土的还有鎏金铜车辖、马衔、车马饰和铜弩机、铁戟等遗物，说明随葬的原有一件马车模型，车身可能为木制，已腐朽不存。 从墓葬规模来看，墓主人可能是郡县的长官。车上有弩机、戟，驭手披甲，说明墓主人可能是一员武将。在冷兵器时代，青铜和马是非常重要的战略物资，用大铜马来陪葬，在当时社会是一种等级极高的权力、财富和地位的象征。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收藏的汉代铜马共有3件，此件出土于贵港，还有一件1972年出土于广西西林县，另一件是2003年出土于广西合浦。这三件铜马，体型硕大，肌肉丰满，四肢刚健，和广西本土矮马有很大的不同。根据史书记载，汉代初期为保卫边境地区安全，朝廷十分重视驯养战马，大量外来马种被引入中国，因此大铜马的原型很可能是胡人进贡的外来马种。其出现于广西，是广西本土文化和中原文化交流融合的见证物，也印证了广西在汉代已处于文化的交汇点，是“一带一路”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 黄龙元年重列式神兽纹铜镜孙吴（229-280年）1966年贵县（今贵港市）高中水利工地出土圆形、扁圆钮、圆钮座。座外一周三十个外向连弧纹，近缘处一双弦凸国分内外两区。内区主纹自上而下分为五段，最上段为一尊神像，两侧配青龙和朱雀，二段神像两尊，两旁各立一侧面待者；第三段两尊神像夹钮；第四段神像一尊，两侧各配三兽：最下段一尊神像配玄武、朱雀。另在棉外侧左右纵向配青龙、白虎，星轴对称式，内外缘有篆书反体铭文一周：“黄龙元年太岁在丁酉七月王子朔十三日甲子，师陈世口造作三速明镜，其有服者，命久宫费”共三十七字。 带插孔覆莲座观音立像南朝（420—589年）1977年上林县三里镇三里村出土 龙首羽纹铜魁西汉（公元前206一公元25年）1971年合浦县望牛岭1号墓出土该文物现被借展至民族文化宫博物馆参加《国家民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铜魁器身呈圆形，口微外敞，口沿下錾刻三角锯齿纹、菱形回纹、网格纹各一道，器身下段至器底，錾刻羽状纹。柄作龙首形，张口前伸，形态生动。魁是汉代时盛羹的器具，自西周时期起即在中原地区流行。龙首羽纹铜魁的形制源自中原地区，而錾刻纹饰则具有明显的岭南风格，是汉越文化交流交融的生动物证。 龙首柄铜方匜西汉（公元前206一公元25年）1971年合浦县望牛岭1号墓出土该文物现被借展至民族文化宫博物馆参加《国家民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此器为敞口，龙首状流，深斜折腹，平底，底有四乳足。上腹部饰二兽面铺首衔活环。匜是中原地区常见的水器，在岭南地区汉墓中发现不多。此器物形制具有中原地区风格。 山兽铜镇东汉(25—220 年)高4厘米，底径6.1厘米1958 年梧州云盖山3号墓出土镇主要用于压住席子的四角。汉代及其以前，室内家具简单，人们常席地而坐，起身时席角容易被带动卷起，因此就在席的四角用重物镇压。最初压席角的重物可能是一般的石块，后逐渐经过雕琢、加工，使其底平，实现四角平衡。再后出现铜铸和玉制的镇，而且越来越精致、美观、实用。《楚辞》描述在祭祀东皇太一时，用美玉做的镇压住华丽的席角，并在席上放置佳肴桂酒。因用玉制作，所以“镇”有时写作“瑱”。此外，小巧一些的镇也可能是书镇，用于压书页。 承盘高足玻璃杯东汉(25—220年)1957 年贵县(今贵港市) 南斗村8号墓出土玻璃，也叫“料器”，古籍中常写作“流离”。西亚和地中海东部沿岸国家约公元前2700年就已出现玻璃器，是世界上最早生产玻璃的地区。大约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中国才开始烧造玻璃。到了汉代，由于上层统治者对玻璃器的刻意追求，国产玻璃无法完全满足需要，极大刺激了外产玻璃的进口。《汉书 ·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时，政府便派出使者，带上翻译和招募来的商人，从广西合浦港乘船出发，沿太平洋、印度洋海岸航行，到达东南亚、南亚甚至更远的西亚、地中海地区，进行友好贸易。当时出海的人，常常是带着黄金和丝织品，到南洋去购买“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回到合浦登陆后，再运到郁林(今贵县)、苍梧(今梧州)，由内河转运到全国各地。因此，合浦、贵县、梧州出土大量的玻璃制品以及水晶珠饰等，是当年远洋贸易的历史见证。 隋唐五代两宋时期隋唐五代至两宋时期，是广西历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发展阶段。隋统一中国，结束东晋以来300年的分裂局面。唐宋时期，广西作完整的行政区域形成并在此后不断延续，广西之名也在此时出现。此外，中央朝廷非常重视对广西的民族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了众多羁縻州县，任用地方首领自治管理。这一时期的广西，兴修水利，凿通运河，设立铸钱监、开辟博易场，瓷业兴盛，商贸繁荣，人文荟萃，迎来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大发展。 “武夷县之印”铜印唐（618—907年）1984年隆安县城厢出土印文为朱文小篆“武夷县之印”，印背阴刻楷书“武夷县之印”。出土时置于一銅盒内。此印虽无年款，但其形制及印文篆法与出士及传世唐印基本相同。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武夷县为唐代置县，属岭南道武峨州武峨郡所辖七县之一。武峨州位于今越南太原省东北。此印是唐王朝在岭南地区置州设县，以实行统治管辖的证明。 “永历二年”款迁隆州铜印南明永历二年（清顺治五年，1648年）印面7.5X7.5厘米，通高9.1厘米，边厚1厘米1962年广西宁明县那堪迁隆征集元设迁隆州，州治在今广西宁明县那堪乡迁隆村，明洪武二年（1369年）降为峒，设土巡检司。清初南明政权为了笼络土司，再升为州。元朝统一广西后，为了加强对土酋的驾驭和控制，继承和发展了唐宋羁縻制度，创立土司制度，中央朝廷通过设置土司机构，任命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世袭地方官，授予土司官职，制定土司的任命、承袭、升迁及惩罚制度，明确土司职守等。明以后，土司制度进入全盛时期，广西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多处于土司制度的管理之下。 人物故事纹菱式铜镜宋（1960—1279年）1955年桂林北门外宋墓出土浮雕工艺精湛。人物故事纹取材于唐明皇夜游月宫的典故。 严关窑“癸未”款海水双鱼纹印花碗模南宋隆兴元年（1163年）1964年兴安严关窑址出土碗模柄中空，印柄侧阴刻行楷书“癸未年孟夏终旬置造花头周三四记匠”十六字，“癸未年” 为南宋隆兴元年，“周三四” 是窑工的名字。 中和窑“嘉熙二年”款莲池鹭鸶纹盏模南宋嘉熙二年（1238年）1981年藤县中和窑出土印背刻文“嘉熙二年戊戌岁春季龙念叁造”一圈。“嘉熙”为南宋理宗赵昀的年号，“龙念参”是窑工名。这是中和窑址出土的唯一一件纪年器物。 永福窑青釉彩绘花腔腰鼓宋（960—1279年）1979年永福窑田岭窑址出土鼓身绘釉下褐彩花纹。鼓腔内书写人名“蒋四”“蒋小八”。瓷腰鼓始见于隋，盛于唐，延续至宋元。从目前的考古发掘来看，广西宋代的永福窑、中和窑、城关窑等均有瓷腰鼓烧造，其中以永福窑数量为最，还有专烧腰鼓的窑场。这一发现也印证了南宋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的记载：“花腔腰鼓出临桂职田乡，其士特宜鼓腔，村人专作窑烧之，油画红花纹以为饰。”南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中也记载“静江腰鼓，最有声脸，出于临桂县职田乡，其土特宜乡人作窑烧腔。”至今广西许多地区仍有使用腰鼓的习俗。 “桂州兴安县人吏赵昶”铭银盂宋（960—1279年）1934年兴安宝塔寺地宫出土腹部外壁錾刻铭文：“桂州兴安县人吏赵昶、唐谷、蒋玩、王彦、秦玲、蒋言、蒋欢、秦逵、黄冲、蒋华、蒋邵、张喜、侯钦、侯诰、蒋裕、侯勤、张盛、蒋显、唐任、唐谕、蒋见”，底部铭文力：“捐银龙一条、银盂一个入宝塔”。表明这群善男信女是一件银盂与一条银龙的捐赠者。 荔子碑（拓片）荔子碑南宋（1127—1279年）高179、宽130厘米《荔子碑》摘自韩愈缅怀柳宗元在柳州政绩所撰的《柳州罗池庙碑》碑文末尾部分的《迎享送神诗》，因句首有“荔子丹兮蕉黄”，故名。南宋嘉定十年（1217年）刻。碑为苏轼所书，写韩愈之文，颂柳宗元事，又称“三绝碑”。其文仿《楚辞·九歌》而作，配以乐曲供柳州百姓祭祀时柳宗元颂唱，其文惜柳侯大才，鸣“不为世用”，以事抒怀，寄意深刻。其刻石刀法恣肆狂放，深浅奇正，堪称一绝。其书气势雄浑，于温厚中出险辣，结字上率性而为，颇多变化，更兼自然之妙趣。王世贞赞其曰：“遒劲古雅，为其书中第一。”清人书评曰：“《罗池庙》健极，本唐人法而变其方整，本晋人韵而偏侧取势，摆宕有姿，大小长短，随方假其结体。此碑笔力扛鼎，结体雄健，似乎从颜鲁公《东方画赞》化出，肥而不肿，厚而不软，实为苏字大字之冠。”碑文：荔子丹兮蕉黄，杂肴兮进侯之堂。侯之船兮两旗，渡中流兮风汩之。待侯不来兮不知我悲。侯乘白驹兮入庙，慰我民兮不嚬兮以笑。鹅之山兮柳之水，桂树团团兮白石齿齿。侯朝出游兮暮来归，春与猿吟兮秋与鹤飞。北方之人兮谓侯是非。千秋万岁兮侯无我违。愿侯福我兮寿我，驱厉鬼兮山之左。下无苦湿兮高无干。秔稌充羡兮蛇蛟结蟠。我民报事兮无怠，其始自今兮钦于世世。 拓展：柳州罗池庙碑唐（618—907年）高124厘米、宽67厘米《罗池庙碑》为韩愈为柳宗元而撰，沈传师书，陈曾篆额，刻于唐长庆三年（823年），碑石久佚。罗池庙，又称灵文庙、柳侯祠，位于今柳州市中心，祀唐代柳州刺史柳宗元。韩愈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罗池庙碑》为其平生力作，曾国藩评为“情韵不匮，声调铿锵，乃文章中第一妙境”。沈传师是中晚唐时期的书法大家，工正、行、草，皆有楷法。宋代著名书法家米芾称其书“如龙游天表，虎踞溪旁，精神自若，骨法清虚。”《罗池庙碑》是沈传师流传至今的唯一墨迹，可惜碑石久佚，仅存一册宋拓孤本，剪贴裱本，为中国书法史上的经典名作。碑文：尚书吏部侍郎赐紫金鱼袋韩愈撰，中书舍人史馆修撰赐紫金鱼袋沈传师书。罗池庙者，故刺史柳侯庙也。柳侯为州，不鄙夷其民，动以礼法，三年，民各自矜奋，曰：“兹土虽远京师，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则非人。”于是老少相教语，莫违侯令。凡有所为，于其乡闾，及于其家，皆曰：“吾侯闻之，得无不可于意否？”莫不忖度而后从事。凡令之期，民劝趋之，无有后先，必以其时。于是民业有经，公无负租，流逋四归，乐生兴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园洁修，猪牛鸭鸡，肥大蕃息；子严父诏，妇顺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条法；出相弟长，入相慈孝。先时民贫，以男女相质，久不得赎，尽没为隶。我侯之至，按国之故，以佣除本，悉夺归之。大修孔子庙，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树以名木，柳民既皆悦喜。尝与其部将魏忠、谢宁、欧阳翼饮酒驿亭，谓曰：“吾弃于时，而寄于此，与若等好也。明年，吾将死，死而为神，后三年，为庙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后堂，欧阳翼等见而拜之。其夕，梦翼而告曰：“馆我于罗池。”其月景辰，庙成，大祭。过客李仪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庙门即死。明年春，魏忠、欧阳翼使谢宁来京师，请书其事于石。余谓柳侯，生能泽其民，死能惊动福祸之，以食其土，可谓灵也已。作《迎享送神诗》，遗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东人，讳宗元，字子厚。贤而有文章，尝位于朝，光显矣。已而摈不用。其辞曰：荔子丹兮蕉黄，杂肴蔬兮进侯堂。侯之船兮两旗，度中流兮风泊之。待侯不来兮不知我悲。侯乘驹兮入庙，慰我民兮不嚬以笑。鹅之山兮柳之水，桂树团团兮白石齿齿。侯朝出游兮暮来归，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北方之人兮为侯是非。千秋万岁兮侯无我违。福我兮寿我，驱厉鬼兮山之左。下无苦湿兮高无干。秔稌充羡兮蛇蛟结蟠。我民报事兮无怠，其始自今兮钦于世世。朝议郎桂管观察使试太常寺协律郎上柱国陈曾篆额。长庆元年正月十一日桂管都防御先锋兵马使朝散大夫试左卫长史孙季雄建立。根据宋代欧阳修考据，《罗池庙碑》碑后题记“长庆元年正月建”。按《穆宗实录》记载：长庆二年（822年）二月，沈传师自尚书兵部郎中、翰林学士，罢为中书舍人、史馆修撰。同年九月，韩愈自兵部侍郎迁吏部。碑文所载柳侯死后三年罗池庙建成，第二年，韩愈才为柳州人书写罗池庙之事。柳宗元于元和十四年（819年）去世，至韩愈作碑时，应当是长庆三年（823年）。依据韩愈与沈传师的官职与此碑所记，碑刻不应在元年正月，大概是传写者误刻所致。 智城碑唐（618—907年）高164、宽78厘米《智城碑》位于南宁市上林县智城山智城垌，刻于唐万岁通天二年（697年）。由韦敬辦撰文，韦敬一制碑。碑文楷书，略带隶书笔意，前为序，后为7章颂诗。序为唐代骈体文，历述了智城山一带风光，颂扬韦敬辦的文治武功，颂诗为四言古体。全篇文字绮丽，声律调谐流畅，是记录隋唐时期广西壮族地区社会状况的珍贵史料。据碑刻记载，韦氏先祖原是京兆（今西安）人，因到澄州来做官，按唐王朝的指令招抚了附近的少数民族，被封为这里的刺史，后世代相传，繁衍为粤西壮族的巨姓。碑文自称“大首领”又兼任“廖州刺史”，是唐王朝对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政策的反映。碑中刻有壮族土俗字、武则天创造的异体汉字及简体字。能在短时期内习用武则天新字，可见，当时壮此地与中原地区关系密切。“廖州”之名史籍未见，应是武则天当政时澄州的更名，补充了史书《地理志》记载的不足。碑文：廖州大首领、左玉钤卫、金谷府长上左果毅都尉、员外置上骑都尉、检校廖州刺史韦敬辦智城碑一首并序：若夫仰观天文，有日月星辰之象。俯察地理，有岳渎山河之镇。赤城玄圃，辟崐阆之仙都；金阙银台，烈瀛洲之秘境。皆阴阳蓄泄，元气崩腾横宇宙之间；苞括群灵，眇邈出埃尘之外。自王子侨羽登霄汉，襟情与造化齐功，志想与幽冥合契者，欢得而跻焉。然则智诚山者，廖州之名山也。直上千万仞，周流数十里。昂昂焉，写嵩岱之真容；隐隐焉，括蓬壶之雅趣；丹崖崿，掩朝彩以飞光；玄岫廞巇，含暮烟而孕影；攒峰𡷽峭，椠碧雾以舒莲；骇壑澄渊，纫黄舆而涌镜；悬岩坠石，奔羊伏虎之形；落涧翻波，挂鹤生虹之势；幽溪积阻，绝岸峥嵘，灵卉森罗，嘉林仞。疏藤引吹，声含中散之弦；密篠承风，影倾步兵之钵。灵芝挺秀，葛川所以登游；芳桂丛生，王孙以之忘返。珍禽瑞兽，接翼连踪；穴宅木栖，晨趋昏啸。歌莺啭响，绵蛮成玉管之声；舞蝶翻空，飖飏乱琼妆之粉。尔乃郊原秋变。城邑春移，木落而天朗气清，花飞而时和景淑。则有丹丘之侣，玄圃之俦。飞羽盖于天垂，拖霓裳于云路，缤纷鹤驾，影散缑山之尘，髣髴龙舆，之水。兼乃悬瓢荷蓧之士，离群弃代之人，或击壤以自娱，时耦耕而尽性。清琴响亮，韵雅调于菱歌；浊酒沦漪，烈芳香于芰席。实乃灵仙之窟宅，贤哲之攸居。复涧连山，真名胜境。重峦掩映，氤氲吐元气之精；叠嶂纠纷，泱轧纳苍黄之色。壮而更壮，实地险之不逾；坚之又坚，信丘陵之作固矣。韦使君性该武禁，艺博文枢，观祸福于未萌，察安危于无像。往以萧墙起衅，庭树暌阴，蓄仞兼年，推锋盈纪。遂乃处兹险奥，爰创州庐，烈位颁曹，砥平绳直。周回四面，悉愈雕镌；绝壁千寻，皆同刊削。前临沃壤，凤粟与蝉稻芬敷；后迩崇隅，碧雾与翠微兼映；澄江东逝，波开濯锦之花；林麓西屯，条结成帷之叶；傍连短峤，往往如陻，斜对孤岭，行行类阙。表山内水，扼暴客之咽喉；涧户汤池，为奸冗之钤键。重门一闭，无劳击柝之忧。沟洫再施，永绝穿窬之患。故得冤踪退散，俱怀回洋之□；□则□□，□伸外御之志。重乃恩逾鲁卫，意洽金兰，同气之义实隆，股肱之情弥重。岂不恃名山之景佑，托灵岳之鸿威。□危躅于安扃，静灾涂于美术。至于小池浅渚，犹彰文士之歌，况乎崇岳神基，罕得缄于明颂，聊镌翠𪩘，勒此徽猷。庶地革□□□□□不朽。其词曰：天地寥廊，阴阳回薄。五镇三山，千溪万壑。积涧幽阻，攒峰磊硌。神化攸归，灵袛是托。其一。崇哉峻岳，上□于天。澄澹韫镜，𡷽峭舒莲。虚窗写月，空岫含烟。藤萝郁蓊，林麓芊苠。寻之无极，察之无边。洪荒廓落，咸归自然。其二。碧峤□□，□□□晰．玉室玲珑，冰泉澄澈。浮丘玩赏，子侨登谒。众化所都，群灵之宅。其三。峰岑隐映，岩穴杳冥。崩腾岸响，𫗋𫗇风声。□□□□，兰芷驰馨。田家酒浊，涧户琴清。烈真登陟，灵仙所经。超超忽忽，元气之精。其四。灵山作固，中连外绝。断岸成陻，孤峰□□。□□韬刃，穿窬罕越。因兹隔碍，咸归忻悦。其五。同气情申，阋墙讼息。尺布□□，斗粟分食。切切其心，怡怡其色。再洽股肱，□□□□。其六。川原泱轧，冈峦纷纠。险隘难踰，襟期易守。处之者逸，居之者久。永弃危亡，长归遐寿。作诫后昆，垂芳来胄。一□□□，□□弗朽。其七。维大周万岁通天贰年，岁次丁酉肆月辛卯朔柒日癸酉，检校无虞县令韦敬一制。 三千年来，中国古代瓷器的发展史从未间断，并在行进之路上不断求索创新、兼容并包。从素雅至纯的青釉到华绮瑰艳的彩绘，自然与人文在斑斓中交汇，造就了千光万象的釉彩之美。古人制器尚象，以物载道，瓷器的施釉绘彩是想象力的跃动，是创造力的焕发，无时无刻不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抽象玄妙或具象直白，自由超逸或规行矩步，所蕴涵的文化容量已然蔚为大观。最终，瓷器代表中国，成为世界舞台中璀璨耀眼的艺术标志与形意兼美的文化符号，一路独领风潮，在世界文明史中谱写卓绝的传奇。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馆藏瓷器颇为丰富，这得益于建馆以来历代博物馆人的精心收藏与社会各界的慷慨捐赠。此次专题展特从馆藏瓷器中遴选200余件（套）精品，将釉彩作引，以时代为序，雅俗同珍，以飨观众。中国古代瓷器的颜色釉，是将天然矿物中的金属元素如铁、铜、钻、锰等作为着色剂，烧制后瓷器表面呈现出不同色泽的玻璃质釉层，其中包括单色釉、花釉、结晶釉等。根据烧成温度大致可分为高温釉及低温釉两大类。世界上最早的颜色釉瓷是夏商之际出现的原始青瓷，直至南北朝时期，中国的瓷器生产一直处于青釉时代。北朝晚期白瓷的出现开启了唐代“南青北白”的瓷业格局。宋代颜色釉瓷以蓬勃之态开创了陶瓷美学的新境界。明清时期颜色釉瓷的发展更是达到了鼎盛，缤纷釉色，琳琅满目，或浅淡纯素，或深浓绚丽，幻化千般光华，尽显瓷釉大美。 仿汝釉六弦纹尊清雍正（1723—1735年）1961年上海市征集器底落青花篆书“大清雍正年制”三竖行款。仿汝釉是明清时期仿烧宋代汝窑青瓷的釉色。汝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首，以青瓷著称，釉面多有细碎开片，釉色素雅。 东青釉缠枝莲纹螭耳瓶清乾隆（1736—1795年）1959年北京市征集刻划花装饰，颈部饰蕉叶纹，颈根乳钉纹，肩部饰回纹，腹部为缠枝莲纹，下腹为海水纹，胫部为回纹和曲折纹。 珐琅彩百花纹五孔尊清雍正（1723—1735年）1960年北京市征集器型源自南宋龙泉窑五管瓶。器内施松石绿釉，器外以黄地珐琅彩绘饰，主题纹饰为蔓草百花纹，花团锦簇，一派群芳争艳盛景。底落青花双圈楷书“大清雍正年制”双竖行款。此类五孔尊在明清时期多作花器或陈设器使用。 粉彩梅竹图梅瓶清乾隆（1736—1795年）1960年关瑞梧、关锦梧、关桂梧三姊妹捐赠粉彩妙绘梅之傲骨劲峭，疏影冷香；竹之风骨坚韧，挺然有节，布局疏朗，笔触工细，极尽清隽风雅。 紫地粉彩勾莲八宝纹花觚清乾隆（1736—1795年）1961年上海市征集颈下落矾红彩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匾额款。此器是乾隆时期专为宫廷佛堂烧制的佛前五供之一。 粉彩凤耳百鹿尊清道光（1821—1850年）1965年南宁市征集器身以粉彩绘山峦叠嶂，溪流蜿蜒，群鹿穿行苍松古树间。底落矾红彩篆书“大清道光年制”款。百鹿尊创烧于乾隆时期，鹿谐音“禄”，意为祝颂高官厚禄，苍松百鹿也有长寿之意，可谓将鹿纹的祥瑞寓意推向极致。 在游人们中穿插着看展览，有些展品的时间区分不一定准确，无论怎样，也算是做了些记录，留给将来走不动路时的自己慢慢看吧。展馆的展品大概走了一遍，馆内还有其他展览，但是时至中午，老腿也觉得有些累，想坐下来休息一下，看看介绍展馆的彩页，但是服务台没有准备，工作人员让我看一下电子版的，结果封面的字就是糊的，打开里面的字根本没法看，显然他们对老年人不是很了解。看不了介绍，干脆到服务中心喝点咖啡吃点东西吧，反正需要休息一下，结果若想坐下来喝咖啡必须出展区（咖啡档位只卖油茶），也就是说，如果没看完还需要重新预约再进来。索性出去认真吃点饭吧，对自己好一点儿。桂小厨一菜一汤一碗饭，解决问题。一上午就这样愉快的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