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在旷野里》读书笔记

徐栩儒生

24年元月16日，收到当年第一期《人民文学》，编辑部附赠一册创刊号，有收藏价值。同样的，本期杂志里的长篇小说—柳青写于1953年的佚作也有收藏价值。

《卷首》称，《在旷野里》是一部以现实主义审美品格展现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火热生活的小说杰作，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堪称将人民立场、理想信念文学化、时代化的艺术榜样。文学史会记载、评述这部《在旷野里》，新时代会欢迎、研思这部《在旷野里》。

1978年10月《人民文学》发表了《创业史》第二部下卷的四章，据柳青自己计划说《创业史》有四部，《在旷野里》为其女刘可风提供给柳青研究会专家邢小利的手稿，从手稿、行文、内容等方面认真研读，仔细辩识，确定这部未被作家命名的长篇小说手稿为柳青所作，并与荐稿人李建军及编者商定发表时以《在旷野里》为作品名，期待新时代会欢迎、研思这部作品。下午读了邢小利的《柳青长篇小说佚作（在旷野里）考述》，了解了此长篇的由来。

又读李建军的《提问模式的小说写作及其他——论柳青的长篇小说（在旷野里）》。在本文中，李建军认为，从思想资源和写作方法角度看，长篇小说写作有二个基本模式：一个是论证模式的写作（即作家接受他者的思想观念，试图通过自己的小说作品，来证明某种思想的正确性和某种道德的合理性写作）。一个是提问模式的写作(即作家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思考展开的写作，是一种充满现实焦虑、反思精神和问题意识的写作）。柳青已出版的三部长篇小说《铜墙铁壁》《创业史》《种谷记》和己发表的中短篇小说，几乎全部是属于论证模式的写作，而《在旷野里》则属于后一种提问模式写作。他以为柳青是“用真诚而美好的态度来写作”，“这部小说就不同于那些纯粹的批判性作品，而是显示出明与暗、美与丑的平衡，最终显示出积极的态度和立场”。

《在旷野里》循着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外在的线索，讲述消灭棉花害虫的故事；一条是内在的线索，关涉干部的情感生活和权力观问题。循着后条线索，作者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次要问题——在新时代人们应该如何爱和生活?一个主要问题是——干部应如何克制权力带来的傲慢和任性，如何克服自己对权力和享乐的贪欲?前者是人物个人 的苦恼，后者是让读者看见作者自己对社会问题的忧患意识。

李建军认为，《在旷野里》的一个亮点和贡献是塑造了县长梁斌这个被“权力异感”扭曲的典型，与此同类的有公安局长郝凤岐、县委书记朱明山的妻子高生兰等。

李建军认为，长篇小说《在旷野里》显示着柳青极准确的叙述和极精确的描写，真实、具体、精确是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品质，也是柳青所有成熟的小说作品的突出优点。柳青的描写能力，不仅体现在人物描写上（通过人物外在的动作，来显现他内在的心情。他赋予人物不可见心心情以可见的形象。），也体现在对风物的描写上（在描写风景的时候，柳青的文字，就像巧匠手中特殊的画笔和颜科，点染出一幅幅令人陶醉的风景画。景物描写，他并不只用客观的绘画描写法，他还会选择诗意化、抒情化的方式来体情状物。" 单纯、简洁和质朴是柳青的语言风格。他还成功地处理了语言的雅俗问题，将方言融入规范的雅言，从而赋予自己语言以浓浓的乡土气息和家常的亲切感。他的描写方法和写作语言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陕西作家，特别是陈忠实和路遥。

为什么七十年前柳青不同意发表此小说呢?李建军的分析很有道理，原因不在技巧和艺术性上，在它所处理的内容和所提出的问题上。一是关于干部进城后的两性情感的叙述，更主要的是关于“权力异感”的描写，可能被严重地误读，甚至会引致严重的后果，所以此作便只合与衣鱼君为伴，安静地等待见光的那天。

当晚，我口诵了《在旷野里》的前三章文字，直接感受到柳青描写的精准和强烈的现场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