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文刊登《上海滩》杂志

云龙·现场

成绩报告单的故事我每次整理家中那只书橱时，总会小心翼翼地拿出已经泛黄，字迹也有点模糊的成绩报告单。我看着这些成绩单，再认真读一遍当年班主任余安娜老师写的“品德评语”后，就会想起40年前的往事。 我小学七年（级）后进中学。那时已处于“文革”中期。在“复课闹革命”中开始上课，便有了成绩报告单。当时不是5分制，而是“优、良、中、差”，后来才有了百分制。我的各科考试成绩基本上都在“优”或95分以上，加上我喜欢运动，在学校运动会上得过奖，是校足球队的队员，还担任一些学校工作，特别符合那个年代“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评估标准”。因此每年都被评为校“三好学生”。 那时，读书成绩好比较容易做到，因为考试前，各个科目都划定范围。比如考语文前，老师就明确告诉我们，考的是“看图作文”。于是，我和同学虞国铭从学校一楼到四楼，跑遍所有的教室、老师办公室、实验室、图书馆等，碰到大门紧闭的，搬个凳子，站上去，从窗口里扫视室内挂在墙上所有的图画。正式考试时，当老师在黑板上挂试题图画时，我和虞国铭相视一笑。这幅画，我们巳经看到过。已是有备而来，考试自然得高分。私底下，我俩为耍了一次小聪明而沾沾自喜。 中学时的好成绩，应当感谢我的班主任兼语文课老师余安娜。余老师非常关心学生的学习。每次学习新课前，她都要先朗读全文，而且朗读时非常投入，抑扬顿挫，声情并茂，完全沉浸在课文中。每当一篇课文读完，教室里总是鸦雀无声，同学们都沉浸在课文的情景中。直到余老师说“下面我们来分析这篇课文的时代背景”时，同学们才回过神来。 余安娜做我们班主任时，虽年届中年，却比年轻人还好学。那时，在教研室里，我经常看到余老师和其他几位老师利用中午休息时间，或画画，或练毛笔字，在那个批“白专道路”的年代，这是很难见到的。另外，余老师还要求我们利用寒假练写毛笔字。开学后, 余老师拿着我的毛笔练习本，在上早自修课时表扬我，并用我们刚刚学习过的文言文句子“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来夸我。让我高兴了一整天。后来，我也常常拿余老师的话教育女儿：“字要写得好，会终身受益的。” 2008年，我们另外二个同学相约去看望余老师。余老师很高兴，临走时送给我一本《“墨迹”—余安娜画集》，回到家一看。发现有杜宣先生为画集写的序，才知道，生于1924年的余老师曾就读于四川国立重庆师范美术科，是科班出身的画家。后来，还得知余老师年轻的时候就参加了革命。 我毕业后进了企业，很快迎来了文化补课热。首先是各个单位、行业自己举办业余补课班，我积极参加，力争把“文革”中耽误的时间“抢”回来，不久就有了张补课成绩报告单，那是纺织局发的。之后，我还参加了业余学校的中学补课。再次得到成绩报告单。我刚刚开始读业余中学时，学的是理科，期末物理考试只得了62分。这让我意识到过去学校里还是余老师教的语文课知识比较扎实，于是立马改换学文科。这几张成绩报告单，记载了我当年学习的真实情况，同时也反映出当时的社会背景。它们也是历史的见证。所以我格外地珍惜，几次搬家，丢掉了许多书和杂物，可这几张成绩报告单始终珍藏着。我曾一再将成绩报告单拿给女儿看。女儿读小学时看了成绩报告单，露出崇拜的眼神；她读中学时，看了后，似乎有点疑惑，欲言又止；后来她读大学了，再看成绩报告单时，就忍不住发出了揶揄：“你们哪个时候算什么读书啊！不要太容易噢！”是的，40年前后的读书环境确实不可“同日而语”。但时时刻刻想“减负”的女儿，永远体会不到在那个特殊时期，我幸亏遇上了余老师，才学到了一些有用的知识，让我终身受用。 （2015年第五期）